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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國家中貨幣的不穩定狀態一般由兩種因素的交織作用所造成——一個是，人們用作為價值標準的黃金來衡量的國家通貨沒能保持穩定；另一個是，黃金本身用購買力衡量時，沒能保持穩定。人們（如康利夫委員會）主要關注的一般是上述兩種因素的第一個。人們往往認為，恢復金本位，也就是說，使國家通貨按固定比率兌換黃金，無論如何也應該是我們的目標所在；認為爭論的焦點在于國家通貨是應當保持在戰前的黃金平價水平呢，還是應當規定得低一些，與當前的實際情況更接近一些？換句話說，就是必須在通貨緊縮與貨幣貶值兩者之中進行選擇。

這種說法未免近于草率。如果我們瀏覽一番近五年來價格變動的過程，我們就會明顯地發現：美國始終保持金本位，但是它也遭受了與許多國家一樣的損害，在英國，與黃金的不穩定性相比，外匯的不穩定性更是一個不安定的因素，同樣的情況甚至也出現在法國，意大利的情況也幾近相仿。另一方面，印度曾受到過外匯匯率的猛烈波動的損害，然而它的價值標準的穩定程度卻一直超過了任何其他國家。

因此，通過固定匯率的辦法并木能使我們擺脫通貨方面的困難；甚至可能會削弱我們的控制能力。關于通貨穩定的問題牽涉到好幾方面，我們必須逐一予以考慮。

1．貨幣貶值與通貨緊縮。在我們確定價值標準時，是使金價接近于現有價值呢，還是使它恢復到戰前的價值水平？

2．價格穩定與匯率穩定。國家通貨的價值穩定是應該依據購買力呢，還是應該依據某些國外的通貨呢，這兩者哪一個更重要一些？

3．金本位的恢復。根據我們對上述兩個問題的回答，金本位，不管它在理論上怎樣不完善，是不是為達到我們要求目標的可采用的最好方法呢？

一、貨幣貶值與通貨緊縮

為了增加以金或某些商品為依據的通貨的交換價值，可以實行降低國家通貨的數量與它所需要的以貨幣形式表現出來的購買力這兩者之間比率的政策，為方便起見，可以稱之為通貨緊縮政策。

我們也可以使通貨的價值穩定在接近于現在價值的某一點，而不考慮它戰前的價值，這樣的政策，可以稱之為貨幣貶值政策。

直到1922年4月的熱那亞會議上，公眾對這兩種政策之間的區別是不大清楚的，對兩者之間的尖銳對立，后來才逐漸有了認識。即使在今天（1923年10月），幾乎沒有一個歐洲國家當局作出明確表示，對于它們的通貨價值，要采取哪一種政策：是穩定幣值呢，還是提高幣值？許多國際會議建議認為，在目前水平下穩定幣值的同時，許多國家通貨的實際價值卻在下降，而不是在上升。但是，從其他方面的跡象可以判斷出，歐洲各國的國家銀行，在通貨政策方面，不論是實施得順利的（如捷克斯洛伐克），或不順利的（如法國），內心都期望提高它們通貨的價值。

反對通貨緊縮的簡單觀點可以歸納為以下兩點。

第一點，通貨緊縮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因為它的影響總是有害的，它會造成現有價值標準的變化，同時也會導致財富發生不利于企業、也不利于社會安定的再分配。我們已經看到，通貨緊縮將使財富由社會的其余部分轉移到食利者階級和一切持有貨幣權利的人們那里，這同通貨膨脹所引起的情況正好相反。特別是，通貨緊縮將使財富從一切借入者，即工商業者和農民手里轉移到借出者手里，從活躍分子的手里轉移到不活躍分子的手里。

在通貨緊縮下，主要的持久性結果是使納稅人受到壓迫，食利者獲得利益，然而在轉移期間，還存在另一個更加劇烈的干擾因素。假如實行的政策逐漸地提高國家貨幣的價值，用商品加以衡量時，使之比現有價值提高100％（比方說），這就等于告訴每一個商人和每一個生產者，在某一時期，他手頭的存貨和原料的價格將穩步下跌；同時還告訴每一個用借入資金來開展經營的人，在他的債務關系上，他遲早會損失100％（因為以商品作為衡量標準時，他必須用加倍的數目才能償還他所借入的資金）。現代企業經營所需的資金大部分是借來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勢必會使之陷入停頓狀態。對于任何一個企業經營者，這時暫且退出經營是有益的；對于任何一個打算支出的人，如果他盡可能地推遲這種行動，對他是有益的。精明、務實的人會把他的資產轉變為現金，擺脫風險，停止工作活動，賦閑在家園，靜候其現金價值向他預期好了的方向穩步提高。若公眾對通貨緊縮產生了可能性預測，將會導致相當糟糕的后果；一旦對通貨緊縮產生了確定性預測，將會出現災難性的后果。因為現代企業的經營機制，對貨幣價值的向上趨勢，相比于它的向下趨勢，更加不相適應。

第二點，在許多國家中，即使通貨緊縮是令人滿意的，實際上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指的通貨緊縮在充分程度上，足以使通貨價值恢復到戰前平價，因為這將使納稅人的負擔，達到令人難以忍受的程度。這種實際上的不可能也許會使這個政策成為無害的；如果事實上不是這樣，它會妨礙另一種政策的實行，將延長不安定狀態和嚴重的季節波動，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對企業造成很大的干擾。目前法國和意大利政府公開宣布的政策仍然是要把它們的通貨價值恢復到戰前平價，這種做法必然會阻礙在這些國家所進行的對任何通貨改革的合理探討。有些人——在金融界這種人很多——是別有用心，故意說這種政策是“正確”的，因此他們只得在這個問題上胡說八道。在意大利，正確的經濟見解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它已經相當成熟，足以用于通貨改革，但墨索里尼先生卻使用威脅手段，把里拉提升到它以前的價值。對意大利納稅人和意大利的企業而言，幸運的是，里拉并不聽從獨裁者的指揮，獨裁者根本沒有辦法使它俯首貼耳。但是這樣的空談卻能夠阻礙實在的改革。盡管人們也許要感到驚詫，這樣一個干練的政治家，為什么會主張實行這樣一種政策，雖然他是在虛張聲勢。如果他能夠理解這種政策，其內容用另一種、但意義相同的措詞來表達時不外是這樣：“我們的政策是要把工資削減一半，把國家債務負擔提高1倍，把西西里輸出桔子和檸檬時可以獲取的報酬減少50％?！?/p>

我們說，要把歐洲的多種通貨價值恢復到戰前平價既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也是實際上不可能做到的；然而多數歐洲國家卻把這種不令人滿意的不可能的事物作為它們的公開政策。那么，它們采取這一政策到底有哪些理由和論據呢？以下所列是其中最重要的幾點：

1．戰爭壓低了國家通貨的含金值，現在若聽任它處于這樣的低水平，那對食利者階級和其他固定貨幣收入者是不公平的，這實際上是一種毀約行徑；而恢復通貨價值卻是履行債務的公正舉動

通貨價值的降低的確對戰前固定利率證券持有人造成了損害，在這一點上是無須爭論的。然而，要做到真正的公平，也許不僅僅是恢復他們貨幣收入的含金值，而且也要恢復貨幣收入的購買力，這一價值尺度，事實上卻沒有人建議過；至于名義上的公平，并沒有被破壞，因為當初投資所使用的并不是金塊，而是當地的法定貨幣。不管怎樣，對于這類投資者如果能夠分別加以處理，在考慮到公平和滿足合理預期的情況下，采取權宜之策，那么就可以在這個問題上提供強有力的幫助。

但是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戰前固定利率證券的持有量早已淹沒于大量發行的戰時公債之中，整個社會已經同新的局勢大體上相適應。利用通貨緊縮的辦法來恢復戰前持有證券的價值，將意味著同時提高戰時與戰后發行證券的價值，從而提高了食利者階級的總債權，使其收入不但超過了他們應得的份額，而且在國民總收入中所占的比率將擴大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這時公平在正確衡量之下將偏向另一方面?，F在尚待清償的貨幣契約，其中絕大部分在簽訂的時候，貨幣價值與現在的價值比較接近，與1913年時的價值相差較遠。這樣的結果是，為了維護少數債權人的公平，卻對債務人中的大多數造成了極大的不公平。

由此可見，當通貨的貶值已經持續了一個很長時期，已經使整個社會與新價值相適應時，通貨緊縮造成的后果，甚至比通貨膨脹更糟糕。兩者都是“不公平”的，都會使合理的預期落空。但是通貨膨脹可以減輕國家債務負擔，可以刺激企業發展，在造成偏差的同時多少還有一些益處，而通貨緊縮卻無一可取。

2．將國家通貨恢復到戰前的含金值，可以提高國家的財政信譽，促進民眾對未來前途的信心

如果某個國家希望能夠把它的通貨在很早的時候恢復到戰前的平價水平，那么這個論點是不容忽視的。在英國、荷蘭、瑞典、瑞士和（也許是）西班牙可以這么講，但在歐洲其他國家就不能這樣講。有些國家，即使能把它們的法定貨幣價值略微提高些，也不可能使它恢復到原來價值，在這種情況下，這種觀點就不能適用。這個論點的主旨在于，必須滿足使貨幣精確地恢復到戰前平價的條件。以意大利而論，令里拉定位于100里拉兌換1英鎊的水平還是60里拉兌換1英鎊的水平，它的財政信譽并沒有什么區別；相對而言，能使里拉穩定在100：1的比率上要比在60到100之間波動不定的情形好得多。

因此，這個觀點的適用只能限于那些通貨的含金值與原來價值的差距（比方說）在5％或10％以內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這個觀點的確切意義取決于我們對下述問題所作出的是什么樣的回答。問題是，我們在將來，是否打算像過去一樣，把我們自己牢牢束縛在徹底的金本位上。如果我們仍舊認為金本位優于其他任何方法，如果我們對通貨前途的“信心”并不是取決于其購買力的穩定，而是取決于其含金值的固定不變，那么長期保持5％或10％范圍內的通貨緊縮，也許是值得的。這種見解，同100年前李嘉圖在類似情況下所表達的觀點，正相吻合。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決定的目標是未來價格水平的穩定而不是金平價的固定不變，那么就沒什么值得討論的了。

3．如果提高國家通貨的含金值，工人階級就會由于生活費用的縮減而受益；國外商品就會變得較為便宜；以金計價的外債（例如對美國的債務）在清償時也相對容易些

這個論點是完全錯誤的，它在實踐方面所造成的危害并不亞于上述兩個論點。這個論點認為，如果法郎的價值有所提高，那么用法郎支付的等額工資肯定可以多買些東西，用法郎償付的法國輸入品的價格會便宜得多。但是事實決不是這樣的！如果法郎的價值提高，它不僅可以多購入商品，也可以多購入勞動力，這就是說，工資將下降；用來償付輸入品的法國輸出品，在以法郎計量時，在價值上將同輸入品有完全同等程度的下跌。同樣，英國為償還美元債務必須移交給美國的一定數量商品的價值總量，最后結算時所依據的換算率無論是1英鎊合4美元還是戰前平價，是沒有任何差別的。這項債務的負擔決定于黃金的價值，而不決定于英鎊的價值，因為債額是以黃金計量的。貨幣不過是一種媒介物，它本身并沒有什么意義，它從一個人的手里流到另一個人的手里，收進了又分散了，當它在一個國家的財富總額中的任務完成之后就消失了。然而對一般人而言，想看清楚這一點卻并不容易。

二、價格穩定與匯率穩定

在某些限制條件下，一個國家的通貨與世界其他各國通貨之間的匯兌比率（為簡化起見，假定只有一種國外通貨），決定于國內價格水平與國外價格水平之間的關系，因此可以說，除非國內的與國外的價格水平都能保持穩定，否則匯率是不會穩定的。因此，如果國外價格水平處于我們的控制范圍以外，我們自己的價格水平或匯率將受到國外因素的牽制，我們不得不處于屈從地位。如果國外價格水平不穩定，我們就無法同時保持價格水平和匯率的穩定。我們只能在兩者之間選擇一個，而不能兼顧。

在戰前，幾乎整個世界都實行金本位，那時我們一致偏重的是匯率的穩定，而不是價格的穩定。那時如果由于完全處于我們控制范圍以外的一些原因，例如在國外發現了新金礦，或國外銀行政策的轉變，而使價格水平發生了變動，對于這樣的社會影響，我們是隨時準備屈從的。我們的這種屈從態度，一方面是由于我們不相信有人為因素（盡管是比較有理性的）在內的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價格波動事實上是比較緩和的。盡管如此，也出現過政策上改弦易轍的有力倡議。特別值得提到的，是歐文·費舍爾教授建議的補償元計劃（compensateddollar）。不過，除非所有的國家采取同樣的計劃，否則這個建議的實踐作用只是在于國內價格水平的穩定，而不是外部匯率的穩定。

價格穩定和匯率穩定的選擇中哪一個是正確的呢？應該說，各國的具體情況不一樣，不能一概而論。正確的選擇必須部分取決于對外貿易在國家經濟生活中所占地位的重要程度。雖然如此，幾乎在任何情況下，比較可取的似乎總是價格的穩定，假使這一點真的能夠實現的話。匯率的穩定則是自然而然的結果，而這一點又可以促進那些從事對外貿易的人們在業務上的效率和繁榮。另一方面，價格的穩定對于上述各種弊端的避免，意義是非常深遠的。各種契約關系與企業的預期，甚至在像英國這樣的一個商貿國家中，以匯率穩定為前提總是非常少的，絕大多數都是以國內價格的穩定為前提的。與此不同的反對意見認為匯率的穩定是較容易達到的目標，因為它所要求的只是在國內與國外采取同樣的價值標準；然而要把國內標準調整到使之相對于物價指數保持穩定，卻還是一個從未實踐過的、艱難的科學創新。

無論如何，對這種把恢復固定匯率作為一個爭取目標的未經深思熟慮的假說，還需要進行比平常更深一步的探索。目前多數國家采用同樣的本位制的前景非常渺茫，在這種情形下，特別需要作進一步的分析。當采用金本位時，我們可以同幾乎整個世界保持匯率的穩定，而其他任何本位制都顯得孤僻、反常，所以穩定和便利的確切優點就會支持保守派偏好黃金的心理。但是，即使是這樣，如果沒有另一種半偶然性的環境，商人的便利和對固體金屬的原始熱情這兩點，依我看來，并不能充分保證黃金王朝的存在，畢竟在過去許多年里，黃金所提供的不僅是匯率的穩定，而且是整體上的價格水平的穩定。事實上，在穩定匯率和穩定價格兩者之間做出選擇在過去并不是一件進退維谷的事情。只是后來情勢有了變化，在南非金礦開發的前夕，我們似乎要面對一個價格水平不斷下降的局面，當時的本位制與價格的穩定之間發生了嚴重矛盾，引起了對復本位問題的激烈爭論，而爭論實質上也反映了當時的不滿情緒。

近來在各個國家的價格水平之間，出現了巨大的或突然的差別，利用戰前的調節黃金國際流動的制度是否能夠處理目前的問題，實際上是有疑問的。在戰前制度下，一國與外界之間的匯率是固定不變的，國內價格水平不得不進行自我調整以適應這一標準（也就是說，主要由國外的影響支配），這種制度的缺陷是在行動上過于遲緩，感覺上過于遲鈍；在戰后制度下，價格水平主要取決于國內影響（即國內通貨和信貸政策），而對外匯率則不得不進行自我調整以適應這一標準，這種制度的缺陷是發生作用時過于迅猛，感覺過于靈敏，結果由于一時偶然的原因，就會導致劇烈的變動。但是，當發生了廣泛而突然的波動時，為了保持平衡的確需要有一種迅速的反應，這種迅速反應的需要正是戰前方式不能適應戰后條件的一個決定因素，而且它使每一個人對最終公布的匯率感到迷惑不解。

變動不定的匯率意味著，政治方面和情感方面瞬間的影響，以及季節性貿易間或產生的壓力，有可能導致相對價格的混亂。但是同時它也意味著，對無論何種原因造成的國際收支不平衡，調整匯率是一個最迅速有力的糾正方法，當國家的對外支出超過其所有資源時，它是一個相當有效的防范措施。

因此，當國內與國外價格水平之間已經存在的平衡出現了劇烈波動時，戰前的方法在實踐中很有可能失敗，原因很簡單，就在于它不能充分迅速地促成國內價格的重新調整。從理論上講，如果允許黃金連續地、無限制地移動，直到價格的漲落達到了必要的程度為止，那么戰前的方法遲早總會奏效的。但是事實上，黃金作為實際通貨和硬幣的支持者，它的外流，在比率上、在數額上，一般是有限度的。如果貨幣或信貸供給額的縮減速度超過了社會和企業安排所能容許的價格下降速度，將造成不堪忍受的不利后果。

三、恢復金本位

到此為止，我們的結論是，當國內價格水平的穩定和匯率的穩定這兩者不能兼得時，一般說來，前者更值得爭??；如果出現了進退維谷的尷尬局面，也許幸運的是，爭取前者而犧牲后者是阻力最小的一個辦法。

恢復金本位（不論按照戰前平價還是某種別的比率）肯定不會使我們國內價格水平達到完全穩定的地步；如果所有其他國家也恢復金本位，也只能使我們的對外匯率完全穩定。因此，這個制度是否值得恢復，總體上取決于它能否為我們在這兩種理想目標之間提供一個可行的折衷方案。

那些主張實行金本位而反對采用進一步科學化體制的人們，其理由基于兩個論點：一個是，黃金所提供的是一個相當穩定的價格標準，過去的實際情況是這樣，將來也仍然會是這樣的；另一個是，鑒于管理當局過去在實際上一再表現出缺乏智謀，因此管理通貨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在這里，保守主義和懷疑主義結合起來了——它們往往是這樣做的。也許這里還加入了迷信的成分，因為附著于黃金的在色彩和形態上的魔力，到現在仍沒有消失。

在19世紀紛繁蕪雜的世界，黃金能夠保持其價值的穩定的確是令人不可思議的。在澳洲和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以后，金價的跌幅達到了危險的境地；在南非金礦開采以前，金價的漲幅又達到了危險的境地。然而在每一次危險中，它總能化險為夷，保住了自己的聲譽。

但是未來的情況與過去并不一定相同。我們沒有充分理由保證在戰前保持一種平衡狀態所依賴的特殊情況，在現在仍然繼續存在。要明白這一點，我們就應當分析一下，黃金在19世紀的表現之所以能夠令人滿意，基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第一，金礦發現方面的進展大體上正好與其他方面的進展趨于一致。當然這種相符并不是完全出于巧合，因為在那個時期的進展，其特征就在于對地球表層的逐步探索與開發，因此偏僻地區金礦床的逐漸暴露，也是情理之中的結果。但是這一歷史階段現在已經差不多結束了。從最近發現了一個重要金礦以后，已經過去了1／4個世紀。此后的物質進步，將有賴于科學與技術知識的發展，由此對采金行業造成的影響也許是間歇性的。采金的方法也許過了許多年都沒有重大的改進；過去曾有過許多夢想，想把賤金屬變成黃金；也曾有過許多騙局，說是從海底可以撈取黃金，將來也許會出現一位天才化學家，把這些幻想變為現實?？傊S金既可能會昂貴，也可能會廉價。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期望出現一系列的偶然事件使金價趨于穩定，未免有些過分了。

但是也存在另一種影響作用，它常常有助于金價的穩定。黃金的價值并不是由人類中的某一單獨群體的意志和行為決定的。由于黃金的邊際價值是由它在與其他事物相對照時的穩定的心理評估所支配的，因此，其供給中的很大一部分會自動地流入藝術市場或在亞洲被貯藏起來，而且這么大的供給額并不會造成市場泛濫。這也就是說，黃金有其“內在價值”，不存在“管理”通貨具有的那些危險性。決定黃金價值的多種多樣的獨立因素本身就是一個穩定的因素。世界上許多證券發行銀行持有的用以抵償負債的準備金，具有任意決定、變化無常的性質，但并不會由此形成一個難以捉摸的因素，事實上它是一個穩定因素。當黃金的供給相對充裕，流向這些銀行時，它們就可以把準備金比率略微提高一些，從而吸收了黃金的增量；當供給相對稀少時，它們從來就沒有打算把準備金利用于任何實際目的上，這樣，它們當中的大多數對這一變化泰然處之，允許準備金比率的適當下跌。從南非戰爭結束到1914年期間，南部非洲黃金中的大部分流入了歐洲及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但對價格影響甚微。

但是這次大戰卻引起了巨大的變化。黃金自身已成為了一種“管理”通貨。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學會了貯藏黃金，但是美國積存黃金的動機與印度卻不盡相同?，F在大多數國

家已經放棄了金本位。如果黃金的主要使用者以實際需要為限保有黃金，那么黃金的供給將大大過剩。美國沒能讓黃金跌到其“自然”價值，因為它無法面對由此造成的黃金標準下跌的局面。因此，它不得不采用一項代價極其昂貴的政策，即把南非約翰內斯堡礦工辛辛苦苦挖掘出來的金子重新理在華盛頓的地底下。結果現在黃金的價值完全是“人為的”，金價的未來走勢幾乎完全取決于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政策。黃金的價值，不再是造物主主宰下的產物，不再由許許多多獨立行動的執政者和個人所決定。即使其他各國逐步回歸金本位，情勢也不會有多大改變?，F在的趨勢是采用某種變相的金匯兌本位，黃金也許會永遠地從人們的衣袋中消失，這種趨勢可能表明，目前金本位各國中央銀行嚴格需要的準備金數量將遠遠低于現有的黃金供給量。因此黃金的實際價值將取決于三四個最強大的中央銀行的政策，不管它的行動是相互獨立的，還是聯合一致的。在另一個方面，如果關于黃金在儲備和流通方面的使用恢復到戰前的習慣方式——依我看來，這一點的實現可能性較小——那么就會出現卡塞爾教授預測的結果，黃金的供給也許會嚴重不足，從而導致金價逐步提高。

美國也許會通過不再由造幣廠吸收黃金的辦法，使黃金喪失部分的通貨資格，對這一可能情況我們絕對不可以忽視。作為一項臨時措施，美國目前所實行的無限制接受黃金輸入的政策也許可以認為是有理由的，它能夠保持傳統，增強過渡時期民眾的信心。但是，如果把它作為一種長期的安排，那只能說是一種毫無價值的愚蠢行為。如果聯邦儲備委員會的目的在于保持美元價值的水平不受黃金流入或流出變動的影響，那么美國繼續接收那些既不需要又代價昂貴的黃金，到底有什么意義呢？如果美國的造幣廠停止吸收黃金，除了這一金屬的實際價格以外，它在一切其他方面的活動，仍舊同以往一樣照常進行。

因此，對黃金價值未來穩定性方面的信心，取決于完全相反的兩種認識：一種觀點認為美國簡直愚蠢透頂，還在繼續接收它并不需要的黃金；而另一種觀點卻認為美國聰明極了，接收黃金可以使它保持固定不變的價值。這種模棱兩可的事態在民眾的一無所知與聯邦儲備委員會的無所不知的共同作用下，也許還可以顯露真相。但是形勢是不確定的，對于那些對未來采用何種本位制仍處于徘徊觀望之中的國家來講，這種形勢是不容樂觀的。

對于主張恢復無條件金本位的人們來說，以上關于黃金穩定趨勢的討論部分地回答了他們提出的第二個主要論點，即認為這是避免“管理”通貨危險的唯一辦法。

謹小慎微的人們，在飽受了過去的經驗教訓以后，迫切要求價值標準的變動獨立于財政部長和國家銀行，這種心情是極其自然的。目前事態的發展為政治家的愚昧無知和輕佻浮躁提供了很大的機會，這很有可能在經濟領域內造成破壞性的嚴重后果。現在人們感覺到，就政治家和銀行家在經濟和財政方面知識的一般水平而言，任何革新都不可能實行，或者即使實行了，也不可能安全順利。事實上，穩定匯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限制財政部長的影響力。

人們這種謹慎、猶豫不決的心理是有充分理由的。不過僅僅依據過去的經驗，去判斷這些政治家和銀行家的能力，卻有失公道。我們過去所經歷的那些非金屬本位制，都不是冷靜態度下的科學嘗試。它們并不是在自愿的情況下采用的，是戰爭或膨脹的累積租稅造成的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那時國家財政已經處于崩潰境地，對于局面的穩定已失去了控制能力。在這樣的環境下，這些措施自然成了災難的伴奏和前奏。但是我們并不能由此推斷在正常情況下采取這種措施的后果。我就看不出關于價值標準的調節是一個特別難處理的問題，因為有許多高于社會所必需的任務，我們都成功地完成了，那么為什么不能成功地完成這件事呢？

誠然，如果有神靈在監護著黃金，或者上帝已為我們提供了一套現成的穩定本位制，那么為了進行一些略微的改進，我是決不會把通貨的管理權移交給那些可能是軟弱無能或愚昧無知的銀行委員會和政府的。但是這并不是實際情況。我們并沒有現成的本位制。經驗顯示，在緊急情況下，財政部長的活動是不能被約束的。最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在現代紙幣流通和銀行信用的世界中，我們無法逃避“管理”通貨，不管我們愿意還是不愿意。至于黃金本身的價值，是取決于中央銀行政策的，紙幣能否兌換黃金并不能改變這一事實。

上節所述的最后一句，值得再推敲推敲。它與戰前我們曾學習過的、教導過的準備金原則有非常大的區別。我們過去常常認為沒有一個中央銀行會如此大方，以至于保持超過它需要的黃金數量；或者如此疏忽，以至于保持低于它需要的黃金數量。黃金會不時地投入貨幣流通領域或輸出海外。經驗顯示，在這些場合下黃金的需要量大體上是與中央銀行的負債成適當比例的。在銀行方面，必須要把準備金比率提得高一些，以防萬一，并增強民眾信心。信用創造主要是以此比率為依據，并隨時加以調節。以英格蘭銀行為例，它在黃金潮流中隨波逐流，聽任黃金的流進流出，讓它產生“自然”的結果，不讓它受到關于阻止價格影響方面的任何觀念的影響。在大戰以前，這種制度就已經由于其中的人為因素而漸趨不穩定。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比率關系”已經漸漸與事實脫離聯系，而基本上成為一種常規，比這一比率高一些或低一些的其他比率也同樣可以完成任務。大戰打破了這個常規，因為黃金退出實際流通領域以后，消滅了處于這一常規背面的一個實際存在因素，而紙幣停止兌換黃金以后又消滅另一個因素。這時的準備金“比率”已失去了它原有的一切意義，因此以這一比率為依據來調整銀行利率的做法將是荒唐可笑的，結果在過去的十年里產生了一種新政策?，F在的銀行利率，盡管在使用上存在著不完善性和帶有試驗性質，但卻在為了企業穩定和價格的持續平衡而調節信用的擴張與收縮。至于利用它取得美元匯率的穩定——這與國內價格的穩定是不一致的——我們還存在著戰前政策的遺風，實行的是一種協調政策，試圖在這兩個不相一致的目標之間達到某種平衡。

對于那些主張回歸金本位的人們而言，他們并沒有意識到我們在實踐中已經逐漸形成了與以往不同的方針路線。如果我們恢復金本位，銀行利率也勢必回到戰前模式，讓黃金潮的漲落任意戲弄國內的價格水平，對于信用循環對價格和就業穩定的嚴重不利影響，也聽其自然，而不設法加以調節，主張恢復金本位的人們，是不是希望我們這樣做呢？或者，我們繼續進行關于我們現有政策的嘗試性革新，而置“銀行比率”于不顧，如果有必要的話，就讓黃金的堆積存量遠遠超過我們的實際需要，或者削減黃金存量使它遠遠低于必要存量水平，主張恢復金本位的人，是不是有這樣的想法呢？

以事實而論，金本位現在已經是一種未開化習俗的殘余。從英格蘭銀行總裁起，所有我們這些人現在主要關注的是保持企業、價格和就業的穩定；當不得不從其中選擇某一目標的時候，我們決不會為了過時的教條——其價值曾經是每盎司3英鎊17先令10.5便士——而犧牲這些方面。主張古老的本位制的人沒有察覺到這個制度離時代精神的要求有多么遙遠。一種管理體制下的非金屬本位制已經不知不覺地登臺亮相了。它的存在已成為既成事實。正當許多經濟學家在打瞌睡的時候，百年來的學術夢想已經脫去了峨冠麗服，穿上了破爛衣裳，悄悄地溜進了現實世界，而引它進來的就是那些離經叛道的財政部長們，他們時常受到指責，不過比起過去的循規蹈矩卻還是要有力得多。

正是由于這些原因，一些開明的主張恢復黃金使用的人們，如哈特里先生，并不贊成黃金重新成為“自然”通貨，而堅決主張黃金成為一種“管理”通貨。他們只允許黃金回歸以后，成為一位立憲君主，其古代的專制權力一概取消，強迫它接受銀行議會的建議。目前起草關于通貨的熱那亞決議的那些人頭腦中的想法，對于哈特里先生對黃金問題的主張而言，是一個關鍵條件。他的打算是：“各中央發行銀行之間應保持連續的合作關系”（決議第三條），應以金匯兌本位為基礎形成一種國際常規，“目的在于防止黃金購買力的過度波動”（決議第十一條）。但是他不贊成在不顧“對于黃金購買力將來出現的困難是否做好了防備”的情況下，恢復金本位。他承認，“國際合作是不容易推進的，如果這一點辦不到，則目前最明智的措施似乎是集中力量于以商品為依據的英鎊的穩定，而不是把英鎊束縛在一種前途變幻莫測的金屬身上。”

看到這樣的建議，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非要把黃金拽進來呢？顯然，哈特里先生的這種妥協策略沒有強有力的理由支持，而主要是出于感情和傳統習俗的影響，英國人寧可除去君主的權力，也不愿意把君主本人除去。不過他沒有著重說明這一點，他舉了另外三個方面的原因：（1）必須用黃金作為一種流動儲備，用于國際債務余額的清算；（2）這種做法可以進行一種嘗試，而無須與舊制度完全隔絕；（3）必須顧及到黃金生產者的既得利益。在以下我自己的建議中，這幾點原因都基本上包括于內，因此在這里我就不準備詳述了。

另一方面，有些人把恢復金本位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國際合作這一點上，可我認為這種想法存在嚴重的缺陷。在世界黃金的現存分配格局下，恢復金本位就意味著，我們將不可避免地喪失自己對價格水平和信用循環的調整處置權，而屈從于美國的聯邦儲備委員會。即使在聯邦儲備委員會和英格蘭銀行之間建立了最親密、最誠懇的合作關系，但聯邦儲備委員會在權力方面，仍然會處于有利地位。前者可以忽視后者的存在而獨立行事；但是如果后者忽視了前者，那它隨著情況的變

化，很容易發生黃金存量的過?；蛘卟蛔?。不僅如此，我們事前就可以判定，美國方面到那時肯定會多有猜忌（因為他們的性情就是這樣的），疑心英格蘭銀行為英國的利益，而干預其政策或影響美國的貼現率。此外，為了對付世界上出現的過剩黃金，我們也必須承擔一大筆盡管是徒勞的費用。

在目前的環境下，使我們的行動自由屈從于美國的聯邦儲備委員會將是一種魯莽輕率的舉動。在緊要關頭，對如何在勇敢、獨立的精神下采取行動，我們還缺乏足夠的經驗。聯邦儲備委員會正在追求的目標是擺脫來自局部利益的壓力，但是這一愿望是否能夠全部實現，我們還沒有把握。不過它仍舊有可能屈服于激烈的低息貸款運動。對英國的行為表示疑慮，不但不能增強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地位，反而會大大削弱其抵御民眾喧嘩的能力。還有，除了政策的軟弱或錯誤會引起不良后果之外，即使英美兩國同時采取同樣的政策也不一定對雙方都有利。在大西洋的兩岸，信用循環的發展與企業的現狀有時是會出現很大的差別的。

我以為，居于首要地位的應該是價格、信用和就業的穩定，對于過時的金本位，我已經失去了信心。盡管它在過去對經濟局勢的穩定有過貢獻，但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卻懷疑它是否還能這樣，因此我不贊成恢復戰前形式的金本位。同時，對于哈特里先生關于與美國共同建立“管理”金本位的建議，我也表示懷疑；因為它保留了太多的舊制度下的弊端，而其優點卻喪失了，而且它還將使我們過于依賴聯邦儲備委員會的政策和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