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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幣匯率

近年來,有關人民幣匯率問題已成為國際社會和學術界普遍關注的熱點,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例如,林伯強(2002)、施建淮和余海豐(2005)研究了人民幣均衡匯率及其錯位的測算問題,周茂榮與郭建泉(2004)、李揚和余維彬(2005)等探討了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在有關人民幣匯率變動對經濟影響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加豐富,盧向前、戴國強(2005)研究了實際匯率變化對進出口的影響,萬解秋和徐濤(2004)分析了匯率調整對就業的影響,張曙光(2005)分析了人民幣升值的成本—收益,何新華等(2003)使用季度數據和計量經濟學的協整方法,就人民幣升值將對中國宏觀經濟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模擬分析;范金和鄭慶武等(2004)應用社會核算矩陣的乘數法分析了人民幣升值的影響。劉艷輝、張靜及汪壽陽(2003)就人民幣升值的影響進行了描述性分析。到目前為止,應用可計算一般均衡(Computational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評價人民幣升值的宏觀影響的文獻尚不多見。與其他模型相比,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具有如下特點:(1)模型中具有多個相互作用的經濟主體和市場;(2)主體行為由最優化條件推出;(3)模型不是對某一計劃制定者的目標進行優化,而是確定一種分權均衡;(4)通常有非常詳細的部門劃分;(5)適合于政策模擬分析。并且,對于目前逐漸溶入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國經濟而言,匯率變動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應用一套綜合分析的方法進行研究。因此,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是研究這一問題的合理選擇。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自其產生(Johansen,1960)至今的40多年來,其重要性逐漸增強。起初,該模型的創建和使用僅限于高校和研究機構內,目前已被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政府用作標準的政策分析工具(DevarajanandRobinson,2002)。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開發了自己的CGE模型,一些跨區域的CGE模型也被建造出來。我國雖然在CGE模型的研究方面起步較晚,但發展勢頭迅猛,目前已取得了較豐富的研究成果(鄭玉歆等,1999;李善同等,2000;王慧炯等,2000;張金水,2000)。CGE模型將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由抽象的理論形式轉變成一個可計算的實用模型。它借助方程、變量以及經濟系統的真實數據,用模型語言復制出現實經濟系統后,可全面定量分析經濟政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CGE模型的一般均衡框架使它能描述多個市場和機構的相互作用,可以估計某一特定的政策變化所帶來的直接和間接影響,以及對經濟系統整體的全局性影響。而且,CGE模型通常對經濟系統結構有詳細的描述,這些結構包括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增加值的構成等。CGE模型可以包括詳盡的產業部門和居民家庭組。該模型的多居民組的特點使其能作詳細的消費者剩余和收入分配分析,而這對于本文的政策評價是非常重要的。人們一般認為,當價格、經濟結構和宏觀經濟現象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時,CGE模型是較為合適的分析工具。

目前,CGE模型已被應用于政策分析的許多方面,其中包括國際貿易、財政、農業、收入分配以及結構調整等。但應用CGE模型研究匯率問題的困難較大。首要的問題是,CGE模型中是否有真正意義的匯率?其次,如果有,匯率是一個“實際”變量?“宏觀”變量?“金融”變量?還是一個價格信號?Sherman(2003)對第一個問題給予了肯定回答。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取決于所研究的具體問題。自然地,應用CGE模型研究匯率問題的成果較少。Devarajan和Jeffrey(1990)提出了著重考慮貿易的兩部門模型。在此基礎上,開發了印尼的CGE模型(Robinson等,1997),并應用該模型研究了糧食政策和匯率變化的影響(Robinson等,1998)。

本文第二部分給出重點考察匯率變化影響的CGE模型;第三部分是匯率變化影響的機制———實際匯率的變化;第四部分介紹模型數據及模擬方案的設計;第五部分提供模型的模擬分析結果;最后給出本研究的結論。

二、重點考察匯率變化影響的CGE模型

本文的CGE模型是將1—2—3模型(Devarajan等,1994)推廣為多部門CGE模型。所謂1—2—3模型是指一個國家,國內生產兩種產品:出口品(E)和國內銷售的產品(D),三種商品是指出口品(E)、進口品(M)以及國內生產國內銷售的產品(D)。而1—2—3模型又是Saler(1959)—Swan(1960)模型的發展。1—2—3模型由于其簡單便于應用并且科學性強著稱,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們曾應用一個類似的模型對60多個國家的貿易改革的財政效應進行分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Shantayanan等,1994)。

(一)基本假設

本文以單位外幣的本幣價格表示匯率。根據2004年7月21日前我國匯率制度的特點和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的CGE模型基本假設如下:(1)人民幣名義匯率水平(R)是外生的,名義匯率通過實際匯率發揮作用(在第三部分討論);(2)本國的進出口品的世界價格是外生的(即服從小國假設);(3)貿易差額是內生決定的;(4)總吸收(Q)是內生的。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假設人民幣名義匯率水平外生決定,不僅可清楚地觀測匯率水平變化的影響,而且使得名義匯率水平的官方調整具備模型化的理論基礎。①

(二)核心方程②

本文的CGE模型由四類方程組構成:實物流方程組、價格方程組、均衡方程組和名義流方程組。

1·實物流方程組

實物流方程組主要描述的是國內外產品市場的供需情況。方程(1)為前沿生產函數,它定義了國內產出的可能前沿。在“1—2—3模型”中,由于國內產出按產品銷售地分為出口產品(E)和國內銷售品(D)兩種不同產品,并且假設這兩種產品之間存在一種常轉換彈性(constantelasticityoftransformation,CET)關系,所以,該函數為E和D的函數經過CET轉換后的方程,其轉換彈性為Ω。由于此處沒有考察中間產品,常量-X也可被視為實際GDP;同時,將-X設為常量,也意味著模型假設所有的原始投入要素(資本、勞動)都得到了充分利用。方程(2)定義了國內市場總供給。該方程形式為常替代彈性(constantelasticityofsubstitution,CES)函數,意味著國內市場出售的產品為進口同類產品M和國內生產產品D的CES綜合,其替代彈性為σ。

2·名義流方程組

名義流方程組描述以貨幣計量的各種經濟指標,如稅收收入、國民總收入、總儲蓄、總消費等。方程(6)定義了稅收收入,它是進口關稅、間接稅、直接稅和出口關稅[如果是出口退稅或補貼,該項為負值,由于在現實中,該項通常為負值,方程(6)直接列為減項]的總和。方程(7)定義了國民總收入,它是總產出、轉移支付和私人部門的國外匯款的總和。方程(8)定義了總儲蓄,它是國民總收入按儲蓄比例計算的儲蓄額、經常賬戶凈額和政府收支贏余(政府儲蓄)的總和。方程(9)定義了消費凈額,它是國民總收入減去儲蓄和直接稅調整后,并經價格調整后的凈消費額。

3·價格方程組

價格方程組描述的是實物流和名義流各種經濟指標之間的價格關系,包括國內外市場價格、產品生產價格(成本)、產品稅后售價以及匯率等指標。方程(10)定義了進口產品價格是國際市場價格加上進口關稅,經匯率調整后的價格;方程(11)定義了出口產品的價格是國際市場價格加上出口關稅,經匯率調整后的價格;方程(12)定義的是國內市場商品售價(含稅價),它是國內市場綜合產品價格〔方程(14)定義〕經間接稅調整后的價格;方程(13)則定義了國內總產出價格。方程(15)定義了基準價格(numeraire)水平。由此,模型所求得的各價格變量均為此基準價格的相對價格。

4·均衡方程組

均衡方程組描述的是CGE模型的各種均衡關系。在本模型中,這些均衡關系包括國內產品總需求與國內產品總供給均衡、國內市場綜合產品總供給與總需求均衡、經常賬戶均衡、政府收支均衡以及儲蓄—投資均衡等均衡條件。方程(16)定義了國內產品的供求平衡關系,方程(17)定義了國內市場復合產品的供求平衡關系;方程(18)定義了經常賬戶平衡關系;方程(19)定義了程序投資平衡關系;方程(20)則定義了政府收支平衡關系。

三、匯率變動影響的傳導機制

(一)簡化的模型

為便于分析匯率變動影響的傳導機制,上述的CGE模型進一步簡化,將(1)和(2)重寫為:-X=G(E,DS;Ω)(21)QS=F(M,DD;σ)(22)方程(4)和(5)改寫為一階條件形式:ED=k2PePdΩ(23)MD=k1PdPmσ(24)CES和CET中的各種份額參數反映在方程(23)和(24)中的常數項中。另外,可將方程(23)和(24)視作任意出口供給和進口需求函數的局部近似。如果使用異質函數,方程(23)和(24)將包括收入效應。省略進出口關稅,將進出口品的國內價格方程分別簡化為:Pm=R·πm(25)Pe=R·πe(26)另外,我們將改寫貿易平衡方程,將貿易差額(B)定義為出口盈余的一個比例(λ-1):λ·πe·E=πm·M(27)B=(λ-1)·πe·E=πm·M-πe·E(28)貿易平衡B=0,意味著λ=1。方程(21)—(27)構成一個方程組,其中包括8個變量:E、M、D、Q、Pd、Pe、Pm以及B。如上所述,本文的模型選擇Pd為基準價格。參數(或稱作外生變量)有:πe、πm、λ、σ、Ω以及-X。引入對數差分dlog(X)=X^=dX/X記號,對方程(23)—(27)求對數差分得:M^-D^=σ(P^d-P^m)(29)E^-D^=Ω(P^e-P^d)(30)^πm+M^=^λ+^πe+E^(31)P^e=R^+^πe(32)P^m=R^+^πm(33)

(二)匯率的傳導機制

本文使用Edwards(1989)的實際匯率定義,實際匯率(Rr)是名義匯率(R)乘以世界價格指數(π)除以國內價格指數(P):Rr=RπP與含有單一的可貿易品的模型不同的是,本文的模型區分了兩種不同的激勵機制:消費進口品對消費國內產品、生產出口品對生產國內銷售產品。事實上,本文的模型中有兩種實際匯率,第一個是進口實際匯率:Rr=R·πmPd=PmPd,它反映了消費可貿易品對消費不可貿易品的激勵。第二個是出口實際匯率:Rr=R·πePd=PePd,它反映了生產出口品和國內銷售品的相對利潤。因此,本文的CGE模型分別考察了需求實際匯率和供給實際匯率,它是Salter-Swan模型的推廣。當我們選擇國內價格為基準價格時(P^d=0),對方程組(29)—(33)求解名義匯率變化率,得:R^=1(σ+Ω)[(^πm-^πe)-(σ^πm+Ω^πe)-^λ](34)方程(34)是關于匯率變動的核心方程。它表示在P^d=0的假設下,對于給定的世界價格和外資流入的變化,均衡匯率的匯率變動。我們考察均衡價格水平縮減(priceleveldeflated,PLD)匯率(Devarajan等,1994),記為PLD匯率:R^-R^d=-(σ^πm+Ω^πe)σ+Ω+(^πm-^πe)σ+Ω-^λσ+Ω(35)PLD匯率世界通脹率貿易條件貿易平衡方程(35)右邊第一項表示調整均衡PLD匯率的世界通脹率,第二項是國際貿易條件的變化,第三項是貿易平衡的變化。改寫方程(35)來考察均衡PLD實際匯率的變化:R^r=R^-P^d-(σ^πm+Ω^πe)σ+Ω=(^πm-^πe)σ+Ω-^λσ+Ω(36)通脹率差異貿易條件貿易平衡常規的購買力平價法僅考察國內外通脹率差異的影響。在實用中,常規的購買力平價法忽略了貿易條件的影響(假設經濟處于貿易平衡狀態:^λ=0)。方程(36)表示實際匯率根據貿易條件和貿易平衡改變。以下對可能出現的各種情形進行討論。

情形1:^πm=^πe=^π≠0,^λ=0,這種情形下R^r=0,R^=P^d-^π。實際匯率不變,名義匯率反映國內外通脹率差異。這時,常規的購買力平價成立。情形2:替代彈性和轉換彈性其中之一趨于無窮大時,模型退化為標準的小國模型,其中所有商品都是可貿易品。當σ→∞時,P^d=P^m;Ω→∞時,P^d=P^e。因為這兩種情況的國內價格由外生的世界價格決定,實際匯率與貿易平衡無關。匯率對決定相對價格沒有影響。情形3:彈性小于無窮大,并且^πm=^πe=0,^λ>0。貿易赤字增加,導致實際升值R^r<0,這是“荷蘭病”情形。情形4:考察進口品的世界價格上升,對應貿易條件惡化情況(^λ=0,^πm>0,^πe=0)。這時,國內產品的價格是上升還是下降依賴于進口品和國內產品之間的替代彈性σ。如果σ<1(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典型情形),不可貿易品的均衡價格下降,Pe/Pd上升,實際貶值。為了支付更為昂貴的關鍵進口品的費用,國家的資源將從不可貿易部門轉向出口部門,出口創匯成為關鍵。相反,若σ>1(這是發達國家的典型情形),實際升值,貿易額下降。情形5:如果^πm≠0,^πe=^λ=0,R^=0,則P^d-P^e=P^d=(σ-1)(σ+Ω)^πm;如果^πe≠0,^πm=^λ=0,R^=0,則P^d-P^e=-(σ-1)(σ+Ω)^πe。其影響是對稱的,勒納對稱性成立。

四、數據與計算

CGE模型的數據要求主要包括兩類信息:第一類是某一年的總體信息,如國民經濟核算信息、居民家庭收入與支出、投入產出系數、稅收、貿易以及國際收支數據。第二類數據包括國際貿易彈性、貿易政策參數、替代彈性以及阿明頓加總函數等系統的重要參數。對于第一類數據,我們首先使用《中國統計年鑒,2003》公布的最新的中國2000年17個部門的投入產出表,其他數據均來自相關統計年鑒。至于第二類數據,關鍵的參數是進出口彈性的設定,本文參考范金等(2004)、Cerra等(2000)以及BrenderAdi(1992)等文獻構造而成。對于一些從文獻中不可得的參數,我們使用計量方法估計。至此,我們構造出中國2000年17個部門、分城鄉兩個居民組的社會核算矩陣原始表。進而應用跨熵(cross-entropy)技術(Robinson等,2000)對此原始表進行平衡優化處理,得2000年的中國社會核算矩陣平衡表。本文在CGE模型中運用對比實驗,它是比較靜態分析方法的實證模擬。這種實驗首先假設模型中的經濟系統處于一個在給定政策框架下的一般均衡狀態,利用給定基期的數據計算出模型中的各種參數值,從而使模型的數值正好能夠重生成基期的數據(即標定)。通過比較基期年數據和政策參數變化后的模型解,我們可以對不同幅度的人民幣升值進行對比分析。

五、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影響的模擬分析

應用上述模型,我們就可以模擬各種幅度的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宏觀經濟、不同產業的影響。

(一)宏觀經濟影響

人民幣各種升值幅度下對主要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根據模擬結果,我們將人民幣升值對宏觀經濟的總體影響概括如下：

1·人民幣升值10%將使實際GDP下降0·73個百分點。但這種影響是非線性的,隨著人民幣升值幅度加大,對實際的負面GDP影響也在快速上升,當升值20%時,實際GDP則下降近2·2個百分點。與此相反,當人民幣升值5%時,實際GDP僅下降0·29;而當人民幣升值2·5%時,實際GDP僅下降0·08。

2·由于假設投資和資本存量保持不變,GDP的下降只能來自于勞動力使用的下降,即就業的下降。例如,當升值10%時,就業下降1·01%。由表中可見,就業變化具有和GDP相同的趨勢,這可能和生產函數的設定有關。

3·本幣的升值直接作用于貿易品的國內價格,從而使進出口數量呈明顯的變化趨勢。但不論是進口,還是出口,它們的變化也并非和匯率之間表現出線性趨勢,即進出口對人民幣匯率的彈性是變動的:隨著升值幅度的加大,出口下降的幅度在加大,而進口并未顯著上升。這是因為本幣的大幅度升值的直接后果是使本國出口大幅下降,產生巨額貿易赤字,致使國際收支狀況惡化,本國經濟萎縮。失業率上升,國民收入下降。

4·人民幣升值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呈現有趣的現象。當人民幣僅升值2·5%時,城市居民消費不降反升0·04個百分點,但農村居民消費下降0·06%。這是因為本幣升值增加的進口消費品的購買者主要是城鎮居民,而升值帶來的進口農產品的增加會損害農民的利益,加大城鄉差距。而當升值幅度進一步加大時,所有居民消費均快速下降。

5·稅收與GDP呈現相似的變化態勢。由于我們假定政府支出固定,本幣的大幅升值使政府收入快速下降,自然會使財政赤字上升。

綜上所述,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宏觀經濟總量的影響雖各有千秋,但有一點是確定的,人民幣小幅度升值(比如5%以下)對宏觀經濟總體并無大的影響,而大幅度升值對宏觀經濟的危害極大。

(二)部門影響

人民幣升值5%和20%的對各部門的影響效果。總體來看,升值幅度越高,對各部門的影響就越大;而同一幅度的升值對不同部門的影響又不同,具體數值見表4。總體而言,制造業受到的影響較其他行業大,能源行業受影響也較大。制造業是我國出口的主要行業,也是吸納勞動力大軍的主戰場。因此,制造業出口受阻將對我國極為不利,不僅僅使出口下降,而且會使目前嚴峻的就業狀況雪上加霜。目前中國的宏觀經濟狀況已不同于2000年,能源又再次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約束,人民幣升值將降低能源進口的本幣成本,緩解能源短缺壓力。

六、主要發現、局限性及改進

本研究以2000年數據為基準,應用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綜合評價了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現將主要發現總結如下:

1·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實際GDP增長的影響(即中國實際GDP對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不是線性變化的,而是呈現出擬指數的快速上升趨勢。也就是說,實際GDP對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不是常數。例如,當人民幣升值5%,實際GDP下降0·29%;而當人民幣分別升值10%和20%時,實際GDP分別下降0·73%和2·18%。

2·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進出口的影響的模擬結果與理論觀點和直觀判斷是一致的。升值降低進出口品的人民幣價格,從而出口下降、進口增加。但進出口貿易額對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也不是常數,它們的絕對值也是隨著升值幅度的加大而加大,即隨著升值幅度的加大,出口更快速下降,而進口也上升較快。

3·人民幣升值對就業不利,這也與人們的直觀判斷和理論分析是一致的。但就業下降幅度也是隨著升值幅度的上升而上升。

4·人民幣升值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不同。極小幅度(2·5%)的升值會導致城鎮居民消費上升,加大升值幅度,使城鎮居民消費下降。而對于農村居民而言,任何升值都是不利的。可見,升值會加大城鄉差距,不利于農村扶貧。

5·人民幣升值對不同部門的影響不同,受沖擊較大的是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對此應引起高度重視。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可得出的基本結論是,人民幣的大幅度升值(10%以上)對中國經濟整體不利,而小幅度的升值(5%以下)對中國宏觀經濟的負面影響甚微。可見,此次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既緩解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巨大的國內外壓力、形成了更為靈活的匯率機制,又形成了微乎其微的負面的宏觀影響。因此,此次匯制改革是一正確的選擇。不過,我們的計算結果也表明:有關部門要設法避免10%以上幅度的人民幣升值,因為人民幣的大幅度升值對中國宏觀經濟整體不利。

本文應用CGE模型模擬分析了人民幣升值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無疑,本研究還存在一些局限性有待進一步改進。

首先,本文將匯率看作是一種宏觀經濟變量,即相對價格,而非金融變量。因此,我們的模型僅僅考察匯率變化對中間產品市場和最終產品市場的影響,而沒有考慮金融市場。而金融市場受到的沖擊可能更大,這是本模型的一個主要的局限。其可供選擇的改進的方法之一是建立中國金融社會核算矩陣,進而建立中國金融CGE模型。這是作者正在研究的一個新的課題。

其次,雖然分析政策變動對福利的影響是CGE模型應用的主要成功之處,但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顯的。其主要體現在:外部經濟環境對政策變動帶來的沖擊存在應變性,從而減緩或抵消政策變動的沖擊。外部經濟的這種應變性使模型結果對政策變動效應預測的精確性大打折扣。事實上,這個問題也是CGE模型體系本身的局限性之一。正如鄭玉歆和樊明太(1999)指出:“CGE模型雖然以其理論結構的嚴謹性而頗具吸引力,但它本身并不能提供有價值的預測工具”。因此,本模型要解決外部環境的應對性對模型結果的扭曲問題,也應該參照與其他宏觀經濟模型連接的辦法,使這種應對性通過連接的其他宏觀經濟模型間接地反映到CGE模型中。

再次,盡管本文的實驗結果與其他學者的計量分析結果基本一致(何新華等,2003),但本文有關不同幅度升值的部門影響的政策實驗的部分結果不具有一致性,甚至一些結果很難解釋。例如,人民幣升值10%,出口僅下降1·9%;而當人民幣升值20%,出口下降21%。這可能是由于系統的非線性作用機制,具體原因有待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