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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考察報告范文第1篇

第一，贏得支持：行政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商會成功運作的前提。香港、澳門經濟發達，民營企業密度大，行政特區對發揮好商會作用期望值高。一是行政特區主要領導出席商會安排的一些活動。二是在人員配備上有專職人員，負責協調、處理會員企業遇到的各種問題。三是由行政特區每年劃撥一定的經費，支持商會開展工作。

第二，擴大參與范圍：行政特區各職能部門對民營企業的各種檢查、收費、罰款等都要在行政特區政府監管、商會配合下進行。職能部門如果對企業進行收費、罰款，先找商會，商會在政策范圍內進行協調。如果雙方協調不一致，職能部門方可到會員企業行使職權。

第三，服務到位：一是對會員企業，商會要為其提供信息、項目、融資、法律、人才等多項服務內容，有針對性地對會員企業進行各種培訓，為企業規避風險、提高效益，提供可靠的依據。二是加強會員之間的交流。利用商會，搭建企業家之間交流的平臺。定期組織會員企業開展交流活動，談經營感受、市場開發等親身體會。工商聯和商會要做到：會員企業有問題在一起研究解決，互相信任，互相解決，在資金方面可以互相拆借。

第四，建立信譽企業：完善企業信譽評估體系，加強行業自律建設，是成功商會運作的有效載體。對企業的信譽評估，實行商會評定對社會各界公布，才可成為綜合信譽企業。

第五，達成共識：要教育和引導企業，對商會達成幾點共識。1、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不因為你不入商會就不存在競爭，就能保證你的市場份額；2、加入商會，本質不是挑起內部競爭，而恰恰是引導有序競爭，共同來抵制不正當競爭，還可以通過行業商會的協調，對行政特區政府提出要求，為會員企業辦理各種事務，共同規范市場行為；3、加入商會，就是為了打造某個行業的團隊精神，團結起來形成優勢，協調起來走出去與人競爭，取得市場競爭的主動權；4、可以增強地方知名度，提高行業知名度，有利于企業做大做強，有利地方的發展；5、可以爭得行政特區政府對該行業的重視，在政策、資源配置等方面給予支持。

和發達地區比起來，我們內地存在著明顯的差距，但是我們應該在現有的基礎上奮起直追，以快趕強，不辜負×縣人民的期望。我想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一）解放思想，提高認識。盡快彌補觀念上的差距，彌補因觀念差距帶來的理念、體制、環境等方面的差距；拿出發展的魄力，打破唯條件論，最大程度的優化我們的發展氛圍。

（二）要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管理是企業生存的根本條件之一，民營企業要競爭一流，持續發展，一定要在管理上下功夫：戰略管理要有全局；生產管理制度要追求效益第一；質量管理制度要讓產品完美無暇；企業文化管理使企業更具凝聚力。

（三）注重對人才的利用。企業做大做強離不開人才，以人為本，吸收并留住人才，才能使企業獲得更快發展。人才的忠誠，是企業用“心”換來的，只有用“心”，人才會安“心”。

考察報告格式 ·民辦教育考察報告 ·服裝企業考察報告 ·赴外地學習考察報告

（四）加大創優民營經濟發展環境的力度，嚴肅查處破壞經濟環境的案件和人員。

（五）拓寬融資渠道，打破土地制約瓶頸，為民營企業解決實實在在的問題。

融資考察報告范文第2篇

上世紀70年代以來，由于石油價格飛漲、礦石燃料儲蓄量的有限性及其嚴重的溫室效應，世界對可再生能源的興趣持續升溫，技術最成熟、經濟最可行的小水電尤其受到青睞。上世紀早期就積極開發小水電的西方發達國家，到70年代已經停止發展并廢棄了大量小水電站，這時又開始重新發展，包括新開發和恢復更新、改造舊電站。一批發展中國家，也紛紛制訂了宏偉的計劃，興建了一批小水電站。經過幾十年的運行，許多電站陸續開始老化。最近有一家“水電設備協會”（HEA）從在該協會登記的世界范圍小水電站機電設備訂貨清單中發現近10年來世界性水電站更新改造的潛力有了很大增長。特別是北美洲與歐洲一些國家的小水電站大多是在50年代至80年代建造的，它們所屬更新設備的份額在今后10年內估計將保持70％左右（見表1）。

從表1可看出，2004年的估計，北美和歐洲需要更新改造的小水電總容量達到680萬kW，這是個不小的數目。加上中、南美洲，中東及非洲，全球估計接近1000萬kW。他們對更新改造設備的投入按每千瓦100美元估計，共需10億美元。事實上，許多改造項目，每千瓦100美元是不夠的。

以上統計數字均未包括中國的。

中國小水電大規模建設始于70年代，許多電站迄今已運行10～30年以上不等。據前幾年不完全統計，大致情況如下（見表2）：

經初步了解，有更新改造、擴容需求的小水電站約為8000MW，這些電站普遍技術性能差，不同程度存在許多技術問題：如運行不穩定，長期在非優工況下運行，出力不足；或泥砂磨損與汽蝕嚴重，轉輪亟待更換；有的原設計、水文資料不足，使機組選型不當等等。

受世界銀行委托，亞太地區小水電研究培訓中心于2004年對新疆小水電改造規劃作了專題考察，提出了報告。詳情見本文實例研究之二。

2改造擴容工作需要有序進行

對舊電站的更新、改造、擴容和開發新電站一樣，也應當有序進行，而不能隨意、一轟而上。面對全球現有水電站需要更新、改造與擴容的巨大潛力，眾多的國際機構，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能源署以及國際水電協會等等都紛紛看好這個市場，給予了充分重視。他們注意到，更新改造對現有電站運行性能的改善、效益的提高、壽命的延長都能起到顯著作用。為此，世界銀行于2004年就委托法國電力公司水電工程中心研發、編制一套舊電站更新、擴容的規劃、決策大綱，用以促進現有電站的業主們對舊電站重新投資，予以更新。該大綱于2004年12月編制完成，其目的是幫助決策人員對水電站的更新擴容工作制訂出合理的規劃以及最佳的實施時間表。

這個大綱全名“大壩與水電站更新改造擴容的規劃與決策大綱”，可用以指導大壩與水電站改造擴容過程中的選站、審批、投資及實施等各個環節，使之有序順利開展并獲得較高的內部收益率（IBR）。大綱里所指的更新改造還包括大壩安全與水資源的優化利用。

如前節所說，全球水電站更新改造與擴容的潛力約為1000萬kW（不包括中國），水電設備協會（HEA）估計，總需投資至少10億美元。這么大的投資規模必須在合理規劃指導下，有序進行。

水電站是一項長期投資、運行費用極低的工程，可以惠及幾代人。項目的初期投資一經歸還（如10年左右），這項水電資源所提供的財務、經濟、環境和社會效益幾乎可延續上百年，作為水與能源交換的一種主要方式，它可以成為全社會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工具。

雖然改造擴容工作可以使現有舊電站發揮最大效益，從而對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作出貢獻，但是電站的性能在運行年限內還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響，例如設計、施工和維修的質量。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并明確改造、擴容的具體內容及其定位。

一般說，正確的維護、修理對保證水工結構和機電設備的正常運行是十分重要的，但維修不能完全消除設施的老化過程，因此到了一定時段，為了避免電站收入減少，以及運行維修費用的增加，更新改造仍是必須的。國外有專家把維修和更新改造對電站性能的影響定性地畫出一幅曲線圖，形象地表示更新、改造的時間。如圖1所示，當電站性能降低到加速惡化前，就必須利用更新改造將其恢復到原設計水平；還可通過擴容等手段，進一步提高性能。如何確定這個點，就是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

更新改造與維修和新建項目都有很大不同。并有可能陷于二者之間而被忽視，使決策人不能正確估計改造擴容的方案在滿足水與能源增長的需求中的作用。這也是世界銀行要求開發這種決策方法的原因，使決策人能夠正確評估改造擴容的效益。

3改造擴容規劃決策大綱的框架

法國電力公司編制的這個決策大綱為改造擴容項目提供了一個實用的決策方法，用以選擇易于吸引投資、便于實施的優化項目。大綱的實施按下列6個步驟進行（見圖2）：

1）先對大壩和水電站作一個基本情況評估，包括擴容和性能優化方案的鑒定；

2）對已明確的水量和電力供應、以及安全、環保與社會發展的需求進行審查；

3）根據上述2個步驟所取得的資料，明確可能改造擴容項目的規模；

4）以多條件定性分析的方法對一批可能的項目進行篩選，選出一批數目適當的項目供研究；

5）以多條件定量的方法對選出的項目進行排隊，包括深入的經濟分析以及確定風險等級、社會與環境性能、融資的可能情況和實施的時間進度等等；

6）對首選的幾個項目編制一份實施計劃，包括時間進度、預期的融資安排、設備采購措施、初步工作計劃以及對可行性研究的任務要求。

上述大綱框架的最主要部分是各種需求的系統分析以及能否及時引入資金的情況，這二者影響最終結果。此外，這個大綱的方法也是為了將可比的項目數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從而盡可能精簡方案評估過程。

當然，這種方法并不能到處生搬硬套，而仍需要因地、因項目制宜，從明確主要目的開始，并對有些已經具備開工條件的項目多加考慮。

4改造、擴容的決策人與投資人需考慮的重點

除了上述決策方法外，法國電力公司還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議供決策人和融、投資方考慮：

1）為便于舊電站基本情況評估，業主應建立并保存正確的運行、維修記錄；

2）在決策過程中，應明確界定業主和運行單位各自應負的責任，以保證繼續維護與改造擴容工作的順利轉換；

3）非結構性措施如水管理優化等應予充分挖掘；

4）改造、擴容實施（施工期）的“機會之窗”應充分論證、確定（如影響和費用損失最小的停機時間）；

5）在充分利用設備供應商的現代新技術的同時，獨立專家在決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應予以重視；

6）采取與決策過程中不同階段相適應的創新、靈活的設備訂購方式；

7）為保證改造、擴容效益的持續性，還應建立一套新的健全的電站維護方案；

8）決策人在考慮新設施的方案時，還應同時研究現有設施擴容的方案；

9）對改造擴容的項目應考慮其現有環境與社會情況的處置，適當分配合作伙伴之間的利益、成本和責任；

10）應采用適當的規程以保證改造擴容項目的合理開發與實施；

11）對有些不能產生直接效益的改造擴容項目，如大壩安全項目，則需要多邊投資機構的支持；

12）必須提高各類決策人（如電力公司，有關部門和投融資商等等）對改造擴容的特殊效益的認識。

5資金籌集問題

改造擴容項目的內部收益率IBR是很有吸引力的，常可達到20％以上，可以說是典型的高收益項目。但是，水電站的改、擴工程在頭幾年內的資金流還是要比火電站等項目差，所以仍可能面臨資金不足的挑戰。從圖2的進程中看，選擇對投資人具有吸引力的項目是第4步（即項目篩選）所需注意的重要條件。

在水電站的改造、擴建項目中，采用公、私合作多渠道融資及分期投入的方式是可行的。對多機組的水電站，改造、擴建期較長，但只要在第一臺機改、擴完工后，即可先行投產，資金收入情況就會好轉。這種分期投產的方式可以減少對投資的需求，還可以降低工程成本。因此，項目業主應當充分利用改擴項目的這種分期投入的創新的方法。當然，在項目實施的初期，還是需要多邊投資機構（這是從國際上說。但從國內說還是要政府機構）的支持，而在部分機組投產后，就可由私營企業接管，繼續投資。對于一些資本金不足的私營企業，政府仍是重要的推動者和靠山。

6實例研究

實例研究之一：土耳其

土耳其具有世界水電資源的1％左右，土耳其電力總局（EUAS）和其他一些主管部門研究的成果表明，土耳其的技術經濟可開發的水電資源為3500萬kW，其中有340萬kW正在開發施工中。

土耳其電力總局擁有100多座水電站，總裝機容量1160萬kW，其發電量為全國電力的113。這些電站中，有的是早在1902年投產的，容量從0．2～240萬kW。直至2004年以前，還沒有進行過改造工作。2004年，土耳其電力總局委托法國電力公司水電工程中心（EDF-CIH）制訂一個規劃大綱并對優選的項目提出一份可行性研究報告。該任務從2004年7月開始，2005年3月完成，并另由法國電力公司未參與該規劃開發工作的幾位工程師對規劃大綱進行評估，以保證大綱為水電專家所理解，并有現實意義。

這個實例研究了在土耳其如何應用這個大綱，對決策有什么予期，大綱又怎樣指導具體改造擴建項目的實施。在完成需求審查和原有設施基本情況的評估等過程后，確定了5個規模不同的項目，從一項設備的改造到整個電網全部設施的更新。該5個項目為：

1）更新135萬kW的柯班電站；

2）對幼發拉底河流域所有水電站全面運行情況的更新；

3）對薩卡耶河流域主要水電站的改造；

4）提高少數幾個主要水電站的水輪機效率；

5）改進少數幾個主要（有戰略意義的）水電站的服務設施，如擔任旋轉備用和全停電后的起動能力等等。

按照大綱工作步驟進行，柯班水電站被選為在土耳其進行改造、擴容的最佳項目。建在幼發拉底河上的柯班電站是土耳其第三大水電站，分兩階段建成的：柯班1站為4臺15．75萬kW，于1974年投產；柯班2站為4臺18萬kW，于1985年投產。

然后對柯班改造項目進行可行性研究，以確定項目的具體細節，包括所需成本與收益。該項目的改造任務為：

1）更新水輪機導葉以減少滲漏；

2）將柯班1站的發電機定子線圈更換為F級絕緣以增加機組出力；

3）將柯班2站的發電機定子接線恢復到原來的性能與效率；

4）改造頻率與電壓調節系統；

5）改造機組控制系統；

6）實施一套全自動控制系統。

根據評估結果，業主決定實施改造計劃，于2006年開工，2011年完工。編制工程設計與設備訂貨任務的咨詢單位已經選定。主要招標工作計劃于2006年底起動。目前，業主正在為此籌資。

“大綱”在土耳其改、擴項目中的成功應用，說明其實用性，可作為決策者的有力工具，并適應國家在時間和任務范圍方面的限制。該大綱可使改擴項目的決策和實施過程更為有效，并保證所選項目在水電對持續發展的一般貢獻范疇內發揮全面效益。

實例研究之二：中國新疆

受世界銀行委托，亞太地區小水電研究培訓中心于2004年派專家組對新疆小水電作了系統調查，并對20余座電站作了深入的考察。考察報告認為新疆現有119萬kW小水電站運行時間都已有20～40年，存在問題很多。經分析和初步規劃、篩選，提出了有必要改造、技術上可行、且今后有能力歸還貸款的15座小水電站，作為第一批改造項目，這批項目原有裝機總容量10．4萬千瓦，改造、擴容后可增容2．98萬kW，約為原有裝機容量的29％，需要投入資金約1億元，平均每千瓦投資3600元，遠低于當地新建電站投資6000～8000元／kW。說明更新改造的經濟效益是十分明顯的。

考察報告指出，現有小水電存在的問題為：機組性能落后，制造質量差；控制、保護設備陳舊，自動化程度低；機組部件磨損與汽蝕嚴重；有的設備嚴重老化，絕緣下降等等。并提出技術改造的規劃方案與原則。對需要改造的電站進行分類，采取不同改造方式。針對電站具體情況，因地制宜、進行優化設計，緊密結合和妥善處理各個電站的不可變或不宜改變的制約條件，在有限的投資情況下，盡量增加年發電量、提高電站經濟效益。不同電站大體分類如下：

1）需要對設備進行整體更換的；

2）主設備局部改造，輔機及電氣控制、保護設備整體更換；

3）對現在的實際水頭或流量比原設計大的或小的電站，可增容改造或減容改造。

改造規劃除對上述各類改造提出了詳細技術方案和措施，還對增容改造的電站提出了一些關鍵性技術環節。

從規劃的原則、實施細則及其可操作性來看，和法國電力公司編制的“大綱”，有許多相似之處，又有一些不同之處，可以互為補充。利用二者結合的方法，可作為今后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小水電改造規劃的指導，可能產生理想的效果。

參考文獻：

融資考察報告范文第3篇

一、招商及考察活動的基本情況

（一）簽約了一大批項目，招商引資成果顯著

招商考察團在上海活動期間，李新增、張修起先后出席了永城市、夏邑縣、虞城縣、梁園區、睢陽區、市直單位、柘城縣、寧陵縣、睢縣和民權縣的重點項目簽約儀式。我市有81個項目簽訂了合同和意向書，簽約項目總投資達40.6億元。其中簽約合同項目41個，簽約合同項目投資23.8億元；簽約意向項目40個，簽約意向項目投資16.8億元。

（二）參加了在上海市國際農展中心舉辦的首屆中國淮海經濟區綠色產品博覽會

這次由中國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上海市農業委員會及淮海經濟區20個市（地）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首屆中國淮海經濟區綠色產品博覽會。據不完全統計，全市共有870多種產品、161家企業、280多人參加了博覽會。我市在會上共發放各種招商項目簡介及產品說明書近1.6萬份，現場產品銷售1萬元，簽約貿易合同項目23個，簽約貿易合同金額2.67億元。

（三）召開了懇親座談會，以朋會商，敬商愛商，零距離結識了一批工商界朋友

招商考察團在上海活動期間，于9月8日在上海延安飯店召開了商丘市赴上海方向招商考察團懇親座談會。李新增、張修起還先后會見了上海德豐企業集團董事長王繼峰、中國海業投資控股集團執行董事董立人等37位工商界朋友，進行了深入的交流與洽談。

（四）召開了商丘市—楊浦區工作交流座談會

根據市委書記劉滿倉的安排，9月9日，李新增、張修起、門峰及招商考察團的市直有關單位負責人，在上海市楊浦區參加了商丘市—楊浦區工作交流座談會。李新增介紹了近年來商丘經濟發展情況。

二、關于招商引資工作的幾點體會

（一）進一步提高認識，力求思想觀念大解放

思想解放一些，發展就向前一步；思想超前一些，發展就超前一步。思想的大解放，才能帶來經濟的大發展和社會的大進步。全市各級、各部門要立即行動起來，對照先進找差距，理清思路定目標，要做到在六個方面比學趕超：一是在發展速度上比學趕超，樹立超常規、高速度、跨越式發展的新觀念；二是在膽略氣魄上比學趕超，樹立敢闖敢冒、大手筆、大舉措、奮勇爭先的新觀念；三是在機遇意識上比學趕超，樹立與時俱進、搶占先機、乘勢而上的新觀念；四是在工作標準上比學趕超，樹立自加壓力、永不自滿、爭創一流的新觀念；五是在發展環境上比學趕超，樹立敬商愛商、講誠信、講效益、講服務的新觀念；六是在氛圍導向上比學趕超，樹立重激勵、硬約束、嚴考核、有利于干事創業的新觀念。

（二）轉變政府職能，加大環境建設力度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應再去做該由市場、企業、中介機構來做的具體事情，而應把主要精力轉到制定規劃、政策引導、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提供公共服務上來，更多地運用法律和經濟的手段管理經濟，從微觀管理向宏觀管理轉變，從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轉變，真正承擔起保障社會基本的秩序穩定和基本的社會安全的責任。通過切實加強政府自身建設和公務員隊伍建設，加快推進政務活動公開化和管理手段信息化，改革政府審批制度，簡化辦事程序，建立辦事高效、行為規范、運轉協調的行政管理制度，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為外來投資者及企業提供信息、咨詢、培訓、交流以及權益保障等綜合服務和信息平臺。這不僅是發達國家現代市場經濟的成功經驗，也是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功實踐，符合我市的實際。

抓環境就是抓機遇、抓開放、抓發展。抓好環境建設是取得招商引資成果的前提和必備條件。沿海經濟發達省、市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他們在發展民營經濟上“四不限”，即：不限制比例、不限制速度、不限制規模、不限制經營方式；對待民營經濟實行“三有”，即：經濟上有實惠、社會上有地位、政治上有榮譽；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實現“六個平等”，即：登記申報平等、稅賦平等、規模標準平等、融資貸款平等、市場準入平等、部門服務平等。結合我市實際，在市場準入方面，不僅要放寬民間資本的準入領域，而且要逐步取消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補貼、配套條件，以及對民營企業的價格限制，減少行政審批。政策環境、人居環境、人文環境等對民營經濟發展都很關鍵，而最長遠、最根本的是法治環境。只有這樣，投資商才樂意到你那里投資興業。

（三）以科學的發展觀統領招商引資工作

1.抓領導、層層抓。領導是做好招商引資工作的關鍵，要動員一大批干部（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領導干部）帶頭開展招商引資活動，帶頭聯系洽談項目，帶頭為項目落地搞好服務。通過領導干部發揮帶頭作用，使各行各業都上陣，全黨全民齊參與。

2.抓質量、高起點。項目是載體，項目的質量直接關系到招商引資的成敗。要根據國際經濟發展趨勢和世界分工，研究和論證一批符合本地產業特點的項目，論證一批事關商丘前途、對商丘經濟起到支撐作用的大項目，積極做好項目組織、儲備工作。重復建設、高耗能、高污染的項目要慎上

。

3.抓督察、促推進。招商引資工作不僅要量化到人，而且具體項目要責任到人，從主要領導到一般同志，要層層實行責任制，并認真督察落實。簽約的項目要一個一個地登記在案，明確分管領導和具體責任人，定期通報項目進展情況。

4.抓進展，重實效。項目落地開工建設是招商引資的根本，也是體現效果的關鍵。要千方百計提高簽約項目履約率、資金到位率、項目開工率。對簽約項目要一環緊扣一環地跟蹤服務。

5.抓客商，動真情。要走出去、請進來，廣泛聯系客戶，學會與國內外客商交朋友。對那些不僅已在我市投資，而且積極穿針引線，帶動其他客商來我市投資的，要建立特殊的聯系和感情。要注意發揮好商丘籍在外地經商大戶的作用，組織他們回鄉觀光考察，一是吸引其投資，二是由他們介紹外地商家來我市投資。

6.抓特色，求突破。突出打好我市交通便利、市場腹地遼闊的區位牌；土地、勞動力價格便宜，煤炭、旅游資源豐實的資源牌；工業配套能力較強、商貿流通繁榮的優勢產業牌。對于已有意向的大項目，要組織好重點攻關，力爭在引進“高、大、外”上有突破、有進展、有成效。

融資考察報告范文第4篇

【關鍵詞】P2P借貸 法理依據 文獻綜述

一、引言

近年來，互聯網金融發展得如火如荼，而且逐漸蔓延出互聯網企業集體淘“金”的燎原之勢（宋建華，2014）。互聯網企業與銀行間的滲透與反擊暫且不論，網絡融資正逐漸發展其規模，擴張其勢力（陳初，2010）。作為網絡融資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P2P網絡借貸”正快速發展，并為傳統銀行信貸帶來了不小的挑戰。英格蘭銀行執行董事安德魯?霍爾丹曾預言：“P2P借貸將會取代傳統銀行。”然而雖已聲名鵲起，卻是毀譽參半。譽者贊其曰“金融創新”、“普惠金融”；毀者斥之“非法集資”、“龐氏騙局”。

二、定義的研究

P2P借貸的定義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基礎定義和附加限定。其中基礎定義指的是對其屬性和媒介進行規范，而附加限定主要是在基礎定義上對借方、貸方與平臺提供方的角色、盈利方式等進行進一步的明確。

（一）基礎定義

P2P的全稱是對等網絡（Peer to Peer）。這種起源計算機網絡的點對點技術，指一種區別于中央網絡系統的，主要依靠用戶群（Peers）交換傳輸信息的信息互聯技術。其中，每個用戶具有節點和服務器的雙重性質。節點之間，依靠用戶群進行信息交換。P2P借貸指的是參照這種網絡結構建立的資金借貸。

P2P借貸的中文譯法為“點對點貸款”（史文才，2013），官方譯法是“人人貸”。現有的文獻中，對其定義不盡相同。林榮琴（2014）認為目前法學界缺少權威的定義。《中國銀監會辦公廳關于人人貸有關風險提示的通知》（2011）將P2P信貸服務中介公司界定為收集借款人、出借人信息，評估借款人的抵押物，然后進行配對，收取中介服務費的公司。第一財經新金融研究中心（2013）在《中國P2P借貸服務行業白皮書》中將P2P借貸定義為個體與個體之間通過網絡實現的直接借貸。

（二）附加限定

1.對于借貸雙方的限定。對于借貸雙方的限定主要集中在借貸雙方應是法人還是自然人這一問題上。

張廷宇（2013）和田東升（2013）都將P2P借貸限定為狹義的個人對個人的行為。張廷宇（2013）重點指出信貸的小額限定。田東升（2013）不贊同將P2P借貸雙方的范圍從自然人之間擴展至自然人與企業法人間或企業法人間。

然而第一財經（2013）認為貸款方應為個人，但借款方可以為個人或者法人企業。呂祚成（2013）則認為貸款方可以為自然人或具備放貸資格的金融機構，而借款方應為個人。張正平和胡夏露（2013）則更是認為借貸雙方皆可擴展至企業法人。

芮曉武和劉烈宏（2014）從另一角度，限定貸款方應為擁有資金并有投資理財意愿的個人，即不認同從銀行貸款投入到P2P借貸中盈利的行為。

2.對于P2P借貸公司（平臺）在交易中所處角色的限定。關于P2P借貸公司在交易中所處地位分為中立與參與兩派。中立派認為平臺公司應該獨立于雙方之外，對雙方不施加任何影響，如田東升（2013）等；參與派則認為平臺應該提供相關的考察報告，如鄒志鵬（2012）等。

3.對于P2P借貸公司盈利方式的限定。P2P借貸公司一般以提供借貸雙方信息、收取中介費等方式作為收入來源，也有部分以提供借款人相關考察報告作為主要盈利方式，還有部分采用債權轉讓的模式，更多地是混合盈利的模式。

（三）最終定性

國際證監會組織（2014）將P2P借貸定性為“財務回報型眾籌”，這是與“股權式眾籌”并列為主要的眾籌方式。

黃邁（2009）對P2P借貸寄以厚望，認為其可以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是商業與公益的結合，實現了可持續發展。曉睿（2014）認為P2P借貸是撮合交易，借貸雙方自助地在該平臺上借貸需求，借由該平臺撮合而成交易。

許多學者提出：P2P借貸平臺是“準金融機構”。然而林榮琴（2014）指出當前中國并無任何一部商事法律精準地給出了金融機構的定義，更遑論相對于“金融機構”而言的“準金融機構”了。

張欣（2013）和李愛君（2012）等指出金融機構的兩大方向：提供金融服務、參與貨幣信用。他們認為P2P借貸平臺符合第一個特點――主營業務與金融服務業有關，但不符合第二個特點――平臺在交易中不是債權債務人，故而認為其不完全是金融機構，稱其為“準金融機構”。

陳哲（2014）指出唐靖（2012）關于“金融機構”的另一種定義，即認為直接參與貨幣信用是基礎，直接借貸關系是經營模式，還款逾期是風險。須同時滿足這三點才可稱為“金融機構”。然而由于P2P借貸平臺由于其不直接參與借貸交易，且其主要風險來源不是逾期還款，所以不是“金融機構”。因此，陳哲（2014）認為P2P借貸平臺應屬于“準金融機構”。

林榮琴（2014）從“金融機構”的分類出發，認定P2P借貸不屬于金融機構。但由其客觀上已經卷入金融活動，所以將P2P借貸平臺認定為“準金融機構”。

其他更多的由于沒有詳細區分“準金融機構”與“金融機構”等細化概念，將之統稱為“金融中介機構”，如禹海慧（2014）、呂祚成（2013）、鄒志鵬（2012）、辛憲（2009）等。

三、溯源、發展與相關研究

（一）追蹤溯源

毋庸置疑，成立于2005年的英國公司Zopa是全球第一家正式的P2P借貸公司。但追溯期本源卻有了不同的分歧，展示出了對于P2P借貸本質的研究上側重點的不同：

其一為“鄉村銀行”（Grameen Bank）。這是Yunus的得意之作。以此為根源的學者大多將之本質歸于小額借貸，并多從“金融脫媒”的角度看待P2P借貸。其二為“標會”。“標會”發源于解放前的福粵江浙一帶（李愛君，2012），后流行于北美華人社區。（王紫薇等，2012）。然由于風險管理困難與信用體系脆弱等原因，“倒會風波”時有發生。以此為根源的學者多將之歸于民間借貸。

（二）發展與相關的研究

1.國外市場的發展與研究。國外主要的P2P借貸平臺主要分布在英國、德國、美國等。代表性平臺主要有Assetz Capital， Auxmoney，Lending Club等。亞洲國家起步較晚。

國外對于P2P借貸的研究大多從2008年開始。早期多以介紹為主：Berger和Gleisner（2009）介紹了美國與德國網絡P2P平臺Prosper和Smava的建立。之后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個人的借貸成功率、機構的中介作用和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學者們認為借款者的個體信息和社交狀態對借款成功率會有顯著的影響，但行為特征的影響目前尚無統一結論。

第一，融資效率的影響因素――個體信息

個體信息指的是借款個體間的差異化信息，如財務狀況、種族等。這主要影響借款成功率。Freedman（2008）和Lin（2009）研究表明：信用等級越高的借款人的成功率也越高。Puro（2010）認為借款成功率隨利率與借款額度上升而下降。Collier（2010）指出除借款額度、借款人的信用等級外，競拍方式也有顯著影響。

Barasinska（2007）認定性別對成功率會有不可忽視的影響。這主要是因為女性比男性的借款者的違約率更低。Pope和Sydnor（2008）認為種族特征會強烈影響接待結果。Andrews（2008）對交易記錄進行分析的結果卻相反，認為借款者的膚色、種族特征與借款者的個人財務狀況相比對借款成功率的影響不足為道。

第二，融資效率的影響因素――社交狀態

Wang等（2009）認為社交狀態會影響同一平臺成員利益的平等性。Lin等（2009）發現借貸結果受網絡結構的影響并不顯著，受社交關系的影響較大。他們認為網絡社區的人際關系能夠有效的減輕貸款過程中出現的信息不對稱問題。Freedman（2010）認為線上P2P借貸相對地缺少某些借款者信息，如信用記錄、收入、職業等，但通過社交網站上的信息可以有所補充。Benjamin和Robert（2010）更是希望通過嵌入網絡社區里的個人聲譽，以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線下社交狀態對借貸行為具有巨大的影響。Freedman和Jin（2008）發現如果貸款方中有借款人的朋友或者線下聯系人時，貸款的違約率會下降。Gollier和Aghion（2000）認為建立群體擔保與懲罰制度可有效降低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

然而，Kumar（2007）發現信譽好的借款者也不一定就能按時還款。Greine（2009）認為借款人的社交狀態對于其違約率的影響不顯著。

第三，針對平臺的研究

Berger和Gleisner（2007）發現P2P借貸平臺對于借款人的信用狀況的改善上具有顯著作用。Kumar（2007）指出由于市場的理性，貸款人可以依據對借款人的分析，確定其事前借貸違約率，從而推定其風險溢價。

Samuel等（2008）認為由于利率差異的存在，信用等級較低的借款人可以通過平臺取得貸款，當借款人團體形成后，融資成本會進一步下降。

2.國內市場的發展與研究。國內的P2P借貸在2009年后開始有較快發展。第一財經（2013）指出：中國P2P借貸平臺已從2009年的9家增長到至少132家。

禹海慧（2014）認為2007年成立的“拍拍貸”是中國首家小額無擔保P2P網絡貸款平臺。海蓓（2012）認為成立于2006年的宜信是中國第一家提供P2P網絡借貸服務的公司。李愛君（2012）卻是在認同中國最早的網絡借貸平臺是“拍拍貸”的情況下，認為由兩個美國女孩開創的“我開”是最早開展P2P借貸業務的組織。

國內對P2P借貸實證方面的研究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國P2P借貸平臺公布的交易數據較少。郭弈（2011）研究表明：融資成本會受到信用評分、借貸額度、歷史紀錄等影響，并且認為Collier（2010）提出的競拍方式纏身的社會資本對融資成本的影響不顯著。借款成功率同融資成本一樣受上述因素的影響，然而社會資本卻可以有效提升成功率。

四、歸納分類

（一）平臺在借貸中所處角色

1.單純中介型。單純中介模式的典型代表就是2006年正式運營的來自美國的Prosper。該平臺通過收取提供融資服務的服務費獲利。交易成功的借貸雙方皆需繳納中介費。拍拍貸的經營形式基本相同，主要通過服務費獲利。其利率由借貸雙方競標決定。

辛憲（2009）認為“紅嶺模式”也應歸于此類：VIP會員保障金制度對于其高風險并無改善作用。而李愛君（2012）認為由于紅嶺模式獨特的三方擔保人制度應該獨立設立為一類。2.復合中介型。Zopa的責任除了單純的中介外，還承擔了信用認證、代追賬款等服務。主要通過服務費獲利。該平臺是現金少有的跨國平臺，自其于英國成立起，銳意進取，現已在美國，日本等地推廣。宜信甚至協助貸款人篩選借款人信息，交易雙方的撮合是宜信的主要業務所在，資金出借人無法查詢借款人員的詳細信息（錢金葉，2012）。

（二）平臺是否提供抵押、擔保

1.無抵押無擔保。Prosper的責任主要在交易過程，從收集信息到資金支付。然而對于每筆交易，Prosper都不予以任何的保障，同時也不需要任何抵押。

2.無抵押有擔保。Zopa的責任包含執行借款人的信用認證、雇傭機構為出借人追討欠賬等，即變相的提供對貸款的擔保。安心貸提供連帶保證。其對借款者有著嚴格的要求，不僅有地區的限制，而且還會進行實地的考察（李愛君，2012）。何曉玲（2013）認為紅嶺創投因其條件賠付、還款風險金、現場認證等也應該歸于此類。

3.有抵押有擔保。這是較具中國特色的一種模式，脫胎于小額信貸。但因為需要固定產或其他作為貸款抵押，所以作為這種形式代表的青島模式與溫州模式不是典型的P2P借貸公司（辛憲，2009）。

（三）特殊類型之公益型

作為公益平臺的代表，Kiva主要為發展中國家的收入水平較低的客戶服務（辛憲，2009）；“宜農貸”選取被主流金融機構忽視的農村女性作為目標用戶，并對收益進行了限制（何曉玲，2013）；“齊放”的目標客戶是在校學生（何曉玲，2013）。“我開”是一家純公益性的P2P平臺，主要以捐助為主，對邊遠地區的貧困戶提供貸款（何曉玲，2013）。服務費、廣告流量、培訓費是此類的主要收入來源（辛憲，2009）。

（四）特殊類型之社交型

Lending Club建立于2007年，將P2P借貸與社交網絡聯系起來，通過社交網絡間的高信任度、高傳播度來維系相對較低的違約率（辛憲，2009）。

五、存在之法理依據

2009年以前，許多學者對P2P借貸持否定態度。從貸款方角度，他們認定這種形式是一種“轉貸款”，而這種服務只能由商業銀行提供；從資金出借方角度，P2P借貸又被認定為一種“委托理財”，這也是由信托、基金等專業金融機構才可提供的金融服務，作為準金融機構，P2P借貸平臺實屬違規經營（黃邁，2009）。然而參照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起實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規定（2015）》），政府已事實上默認了P2P借貸平臺經營的合法性。

對于P2P借貸的信用風險，Steelmann（2006）將之歸結于無抵押的信用模式，Klafft（2008）認為風險較大是網絡匿名系統交易經驗的缺失造成的。辛憲（2009）提出將P2P借貸歸于民間借貸進行管理。根據《規定（2015）》，年利率在24%以內的民間借貸受法律保護，所以P2P借貸平臺只要不觸犯相關規定，沒有禁止P2P借貸的法律存在。

針對部分P2P借貸平臺涉及“非法集資”的問題，李鈞（2013）認資金流轉的行為是否基于已經形成的債權債務關系，是否信息對稱，是辨別是否是“非法集資”的關鍵。

史文才（2013）認為平臺如能夠及時劃付資金，不涉及挪用，則不觸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紅線；如果其對于資金的使用無非法主管目的和客觀行為，則也不夠成非法集資罪；由于P2P借貸屬于民間借貸，所以不涉及發行公司債的問題。

遵循著“法無禁止皆自由”的原則，否定P2P的借貸存在是不符合依法治國的國家基本方略的，違背了憲法賦予公民的結社權與財產權。

六、文獻評述

從已有的文獻中可以看出，國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個人的借貸成功率、機構的中介作用和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等方面，認為：借款者的個體信息差異與社交狀態對借款成功率影響顯著。P2P借貸平臺發揮著重要的磨合作用，顯著降低了因信息不對稱帶來的無效損失。

國內對于經營模式的研究獨樹一幟，而且經過幾年的發展，中國的P2P借貸已經逐漸顯現出自身獨特的一面。中國的P2P借貸平臺從中國實際出發，將國際前沿經驗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創造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產品。數年前還是空缺的社交P2P借貸現在也已經興起，中國特色模式也日益蓬勃，這個行業在迅速的興盛起來，然而對于有些問題的研究仍不夠深入：

第一，已有的研究對于P2P借貸的定義、特征等基礎理論的研究相似度太高，缺乏獨立性，不能起到為制定政策指路的效果。

第二，對于P2P借貸的實證研究雖然由于數據等問題難以開展，但仍應在以公開的數據上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第三，P2P借貸現在仍存有很大的問題，尤其是監管方面，但對于參照何種方式進行監管，尚無相對統一的結論。相關的研究不具有完整性、系統性、可實踐性。理論體系與實踐的結合也存在欠缺。目前無論是P2P借貸發源的英國還是發展的最好的美國都尚無較好的監管措施，在無從參照的情況下更應該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爭取研究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監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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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考察報告范文第5篇

關鍵詞:境外上市;羊群效應;制度解釋

Abstract:In order to research the herding behavior in overseas listing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Linyi,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ase from five different aspects, and suggests that multi-layer capital market should be constructed.

Key Words:overseas listing,herding behavior,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4-2265(2009)07-0027-04

一、引言

臨沂市是全國聞名的小商品城基地,這里的小企業、民營企業發展迅猛,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成為臨沂經濟發展的一大特色。面對中小及民營企業融資困境,臨沂市民營企業更是另辟蹊徑,自發選擇到境外上市融資,并不斷被復制和模仿。據調查,臨沂市企業在香港和新加坡扎堆上市,上市企業數量在山東省17地市中位居前列,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還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新加坡市場臨沂板塊”。面對這種特殊的金融現象,需要解釋企業為何選擇在境外上市而不是在境內上市?為何境外上市的企業聚集在臨沂而不是其他地區等一系列問題?為了摸清這種特殊的金融現象背后的基本動因,我們從五個方面對該現象進行了研究。在臨沂這種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占主體的城市,深入研究企業境外上市偏好根源,是一個既具有現實意義又具有研究價值的課題。本文以此為出發點,以期能從中找到某種借鑒和參考。

二、臨沂市企業境外上市概況

2001年3月14日,以金鑼集團大眾食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眾食品”)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為“新交所”)掛牌上市為標志,臨沂市首家企業境外上市取得成功,同時也實現了山東省企業在新加坡上市零的突破。該公司上市募集資金約6000萬新元,折合人民幣3億元,為企業的擴張、發展提供了寶貴的資金支持。其后,聯合食品于當月26日也在新交所上市,成功融資1.67億元人民幣;2004年7月震元紙業在新交所首次公開募股1.64億元人民幣;2004年9月中國利達在新交所上市,IPO融資額近1億元人民幣;2005年12月羅欣藥業于在香港創業板成功上市融資2860萬人民幣;2006年2月魯洲集團在新交所上市后,IPO融資額達到了1.12億元人民幣,臨沂市民營企業由此掀起了一場在境外上市融資的浪潮。

截至2009年4月,臨沂市上市企業累計達到21家,其中境內上市企業4家,境外上市企業17家;占山東省境外上市企業(62家)的27.4%。據統計,僅在新交所上市的企業中,臨沂就有10家,占全省新交所上市企業總數的43.48%,占全國新交所上市企業總數的15%,成為山東省境內17個地市中境外上市企業最多的城市。

三、案例企業境外上市羊群效應的動因解析

境外資本市場對企業盈利情況、財務狀況、大額交易等信息披露要求更加嚴格,操作也更加透明,對于企業來說面臨的外部硬約束也更多。但為什么案例企業“舍近求遠”反而選擇境外上市呢?經過細致調查發現,案例企業選擇境外上市主要基于下幾方面考慮:

(一)深厚的民營企業基礎及其融資困境

通過對山東省17地市企業對比發現,臨沂市民營企業占比較高,具有比較深厚的民營企業基礎。據調查統計,臨沂幾乎沒有大型國有企業及國家政策重點扶持的企業,而作為全國聞名的小商品城,其民營經濟卻發展非常迅速,成為當地經濟持續穩定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融資難問題一直是制約我國民營企業發展的瓶頸。資金是企業的血液,雖然國內各方在為民營企業搭建融資平臺方面一直不懈努力,但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狹窄、融資額度小、條件苛刻等現狀改觀不大。在國內金融市場上,無論是銀行貸款還是股票融資、債券融資,對民營企業的條件要求都比較嚴格,門檻相對來說也較高,而且程序繁瑣、前后所需要的時間長。如果通過國內資本市場融資,融資是否能夠成功暫且不說,即使成功,由于拖的時間太久,等到企業籌夠資金也許企業最好的發展時機已經錯過。這種“重國企、輕民企”的情結,導致了民營企業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渠道不暢,因此,為了緩解融資難困境,從案例企業的角度出發,被迫選擇“曲線上市”途徑,通過境外資本市場上市從而籌集資金。

國內外理論界的大量學者關于企業境外上市的動機研究結果表明,融資是企業境外上市的主要動因。Licht(2003)認為,海外上市的首要目的在于獲取融資,提升公司治理的效應微弱;崔遠森(2004)認為我國企業境外上市普遍具有較強的融資動機;仇小敏(2005)認為中國企業的海外上市可以歸納為財務動機和處于行業競爭力的考慮,而且又與上市地點的規范和文化差異相關。通過對案例企業的調研發現,案例企業在國內資本市場上艱難的融資困境,是導致其通過境外資本市場上市融資的主要動因。

(二)第一次境外上市的偶然刺激

2001年3月14日,大眾食品在新加坡成功上市,融資近3億元人民幣,次年通過二次配售新股再次融資4.4 億人民幣。與此同時,企業的影響力也明顯的擴大,大眾食品的“名利”雙收示范效應在臨沂迅速擴張,讓苦苦尋求資金來源的企業看到了境外上市給他們帶來的機遇,激發了其境外上市的熱情。

繼大眾食品成功上市后,臨沂許多企業也陸續選擇了在新加坡、香港等境外資本市場上市。如2001年在新交所上市的聯合食品,2004年在新交所上市的震元紙業、三禾永佳動力,2005年在新交所上市的山松生物、在港交所上市的羅欣藥業,2006年在新交所上市的銀光化工、中國軸承、久泰能源、在港交所上市的阜豐發酵、2007年在馬來西亞上市的燁華焦化,這些通過在境外募集外資,企業規模也日益壯大,上市企業的財富效應得到了充分體現,許多上市企業的創業者成為千萬富翁、億萬富翁。這些企業的示范效應,使得臨沂市民營企業乃至山東省的企業看到了通過境外資本市場迅速擴張的效力,激發了民營企業通過境外上市實現股東財富最大化的欲望。臨沂市許多企業相繼嘗試境外上市模式,在臨沂轄區形成了“上市―示范效應―再上市”的良性循環。

(三)上市融資激勵后企業境況的巨大變化

境外上市為案例企業開辟了一條新的融資渠道,使企業及時獲取了其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支持,為其發展贏得了寶貴的時機。以臨沂市第一家境外上市企業――大眾食品為例,該公司主要從事肉類產品加工生產和銷售分配業務,隨著生產能力迅速膨脹,資金成為公司發展的最大制約瓶頸。為了能夠為企業發展籌集充裕的資金,金鑼集團決定上市籌集資金,但是國內上市復雜的手續和漫長的審批過程使得金鑼集團失去信心,經過積極籌劃和運作,最終選擇新加坡交易所掛牌上市,募集資金約6000萬新元,為企業的擴張、發展提供了資金支持。目前,金鑼集團已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生豬屠宰加工和肉制品生產基地,2007年實現銷售收入201億元、利稅15.3億元。

其他案例企業也通過境外上市方式達到了融資的目的,如聯合食品于2002年5月配售新股,再籌集9420萬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幣合4.44億;大眾食品2002年7月,配售新股再籌集9400萬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幣4.43億元;山松生物2005年12月在新交所上市后,IPO融資額折合人民幣達到4億多元;中國能源2006年12月在新交所上市后,IPO融資額折合人民幣也達到了近2億元。如果這些企業僅僅依靠自身積累,這些資金可能需要5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夠積累到,而市場格局是瞬息萬變的,等到那時市場格局也許已發生很大變化,籌集的資金不能發揮其最佳功效。因此,通過境外上市融資,企業可以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加速發展,從而走在競爭對手的前面。

此外,境外證券交易所對上市企業實施嚴格的管理制度,包括信息披露制度、退市制度、分紅配股制度等,從多個方面約束上市企業規范管理,同時境外上市對增強企業的國際合作機會、提高企業知名度、增強企業綜合實力等方面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例如于2005年12月在香港創業板首發上市的羅欣藥業,其研發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每年開發新產品70多項;于2006年12月21日在新加坡成功上市的久泰化工,募集資金10.6億元,對于久泰化工的集團式、跨越式發展將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上市后,久泰化工以質量管理體系、環境管理體系和職業健康管理體系規范企業生產經營全過程,企業邁向高速發展的快車道,目前已發展成為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世界生產能力最大的二甲醚生產企業。

(四)簡單的學習模仿成本

Stoughton,Wong and Zechner (1999)提出,如果公司的經營者發現在一個股票交易所有相當多的本國公司上市,那么公司經營者會得出結論:模仿這些企業將會獲得好處。如果這些在該交易所上市的企業又和公司處于同一個行業,那么他們更有理由進行模仿。

與上述理論相一致,通過對案例企業調研發現,臨沂市大多企業也是出于節省成本、少走彎路、盡快成功上市的考慮,因而選擇了“踩在前人的肩上”方式上市,即對成功上市企業的境外上市模式進行學習模仿。例如,在大眾食品于新加坡成功上市不久,聯合食品也如法炮制,成功在新加坡上市,并融資7590萬美元。通過簡單模仿境外上市流程也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這讓迫切需要資金的企業找到了一條境外上市的捷徑。

鑒于境外不同的資本市場情況各不相同,如果企業對各個境外上市地進行考察,不僅時間、精力都達不到,而且也不一定會有效果。但對于處于同一地區的企業群體來說,其文化底蘊相似,企業之間信息交流成本也較低,因此通過對成功案例進行學習、研究,并將其上市經驗進行加工、提煉從而進行模仿相對而言較為容易,成本也比自己重新摸索上市方式低,而且成功機率也較高。因此,從理性角度出發,許多案例企業會考慮走學習模仿上市之路。

(五)民營企業境外上市的低門檻及簡單流程

雖然我國一直在為降低民營企業上市門檻、提高民營企業上市機會而努力,但是效果往往不盡如人意,門檻問題依然是民營企業境內上市的痛處。目前我國股票發行實行核準制,但我國現行的核準制并不像國際通行意義上的核準制,限于現階段我國證券市場的實際情況,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股票發行只能實行標準控制和規模控制相結合的核準制。因此,上市額度作為一種稀缺的資源而言,往往會將其分配給由國家信用作為隱性擔保國有大中型企業。國內證券市場長期以來實行嚴厲但并不合理的發行管制,導致眾多企業競爭有限的上市資格,在滬深交易所上市困難重重( 齊春宇,2001)。

相對于境內資本市場而言,境外資本市場上市條件較為靈活,有利于企業成功上市。雖然境外不同證券交易所各有其獨立的上市規則,但其規則往往有多種標準可供參考,上市門檻相對較低,上市條件也相對靈活。

通過對案例企業上市方式的統計,結果顯示案例企業以選擇造殼上市方式居多。這是因為:隨著上市企業數量的增加,股市中可供選擇的殼資源越來越缺乏,而且造殼上市是直接上市、買殼上市、造殼上市這三種方式中成本最低、風險最小的一種上市方式。民營企業境外上市,上市步驟明晰,操作更加透明,最主要的是在程序及環節上相對來說也更加簡單,以赴香港及新加坡上市為例(參見圖1),一般只需要6-9個月,而且有大的中介機構做推介。而在境內上市,至少有一年的上市輔導期,而從發行申請到核準還要經歷漫長的排隊等候。由于我國上市的審批手續復雜和上市掛牌時間漫長,這些無形中也提升了企業境內上市的隱性成本,也是案例企業更傾向于走境外上市之路。

此外,新加坡、香港等境外上市地點為了吸引內地企業境外上市,紛紛采取優惠措施。例如,新加坡為了加強本國的競爭力,采取了到新加坡上市的海外公司視同本國上市企業一樣,一視同仁制度,港交所則研究放松首次公開招股盈利要求、縮短供股時間表及簡化程序等措施,以吸引更多企業來香港上市。臨沂市地方政府也對上市的企業在土地出讓、房產過戶、各項費用收繳等方面給予政策支持,給上市企業予以獎勵,這些優惠措施的實施對于境外上市偏好形成也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四、結論

綜上所述,臨沂地區眾多民營企業,在國內上市無望、融資渠道不暢而又迫切需要資金的情況下,大量具備上市條件的企業被迫選擇境外上市并呈現出明顯的羊群效應。

這一現象既是市場力量自發驅使的產物,也是企業自身利益訴求選擇的結果。境外資本市場作為我國機制尚不健全的國內資本市場有益補充,在加快企業上市步伐、降低上市成本、減少政策障礙等方面為我國企業成功實現境外上市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但是,這一現象也映射出國內資本市場有關民營企業上市制度上存在的一些缺陷,例如,門檻過高、程序過于繁瑣等。因此對于民營企業上市方面,應該適當放寬上市門檻管制、適當簡化審批程序、適當降低上市費用等,為企業國內上市創造良好的條件。同時我們必須采取措施加快構建多層次的國內資本市場,為民營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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