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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法文化傳統形成基礎自然環境生產方式思維方式
在法治建設進程中,當我們改革舊有的法律制度,總會遇到無形的阻力頑強抵抗;當我們借鑒先進的法律制度,總需要有艱難曲折的本土化過程;當理論上完美的新法律制度被設計出來運用于實際生活,原有的習慣往往將其改頭換面得千瘡百孔……主要緣由是法文化傳統在起作用。因為“傳統不僅僅過去了,它還確確實實地現存著。它積淀在每個現代人的心靈深處,流貫于每個人的周身血液,外現于人的各種行為方式和人際關系,并物化在我們的社會制度、習俗、規范以及形形的物質和精神產品里。當代人無時無刻不置身于文化傳統的強大氛圍之中,感受著它的持久而深刻的影響,以致于歷史每邁出一步,都必須跟這種傳統勢力發生糾葛,時而以之為前進、發展的憑藉,時而又力圖擺脫它的羈絆。傳統和當代是一對相生相克的范疇:傳統制約著當代的進程,當代反過來改造和消融傳統……”[1]
與今日中國法制建設有千絲萬縷聯系的法文化傳統雖歷經幾千年的洗刷、積淀,依然仍保留著其獨特的品質,它的尚“禮”,鄙“訴”,重“刑”,輕“民”等等,仍在隱隱影響著當代人的法制心理。這些特質在法文化產生之時便初見端倪。可以這樣說,是中國法文化產生之源,決定了它日后的走向,正如人的性格在初生嬰兒身上便可窺見一斑一樣。決定中國特色的法文化傳統的形成的基礎因素是什么呢?
一、法文化傳統的形成基礎探析
最初的法由習慣演變而來,據《左傳》載,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的《禹刑》,便是啟及其后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的習俗陸續積累起來的習慣法。[2]在國家產生之前,氏族內部的人們在共同的生產生活中,為適應調整人們相互間關系的需要產生了習慣。不同的生產活動與生活方式,產生了不同的習慣。又是什么導致了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呢?
(一)自然環境因素
中國的地貌結構由西向東,依次為草原、荒漠,河谷平原(間以丘陵)及東南狹長的沿海地帶。上古時期的先民無力對抗東南部的大海,這里沒有留下多少先人的足跡;西部、北部遼闊的草原孕育了游牧民族,帶給他們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的生活。散居與不斷的遷徙決定了這里產生不了相對穩定的、主流的法文化傳統。再看中原以至江南河谷平原,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氣候適宜,優厚的自然環境很適于人的生產、生活。中國古代文明理所當然率先在黃河、長江流域綻放出燦爛的花朵。特殊的自然地理條件決定了中國文明的主體在河谷平原中產生。但這塊被東南的大海,西北的荒漠,西南邊的崇山峻嶺包圍的土地,與外界幾乎隔離開來,是相對封閉的獨立個體,使得中原文明一產生便帶有地域上的封閉性。
(二)生產活動因素
河谷平原為主的自然條件使發展農業生產成為必然選擇。此時的農業生產有如下特色:
特色一:生產力低下,面對自然界的種種突變,人顯得蒼白無力。先人們只能靠天吃飯,乞求風調雨順。夏人乞求“天”,商人乞求“神”,實際上神即是天,是“人”化了的天,并且商時的神與逝去的祖先合而為一稱為“祖先神”。“天”是先人們認為的獨立于人之外的超于人的主宰一切的力量,人們心中對它充滿畏懼,心甘情愿地服從它的支配,順從“天命”。
特色二:盡管自然界有許多突變,但四季的更替相對穩定,春耕、夏種、秋收、冬藏,人們的生活相對有規律地循環著。他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周而復始的封閉循環的生活方式。
特色三:常年耕作讓其中一些人總結出種植農作物的寶貴經驗,大大改善人們的生活,這些人獲得人們的崇敬,享有崇高的威望。并且“耕作在平原,則有平水土驅蛇龍的必要”[3],克服水患,獲得水利也是生產生活中的重大問題,這使類似“大禹治水”的事成為歷史美談。從史料記載中看治水似乎是禹一人的事,可我們清楚在當時的條件下,全民一齊與水斗爭都未必有效,一人治水哪能成功?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禹治水有功,取得大眾的尊敬愛戴與崇拜,進而被神化了。
特色四:農業以土地為基本生產資料,土地有肥有瘦,不同地域的土地適宜種植不同的農作物,辛苦勞作的農民等待著收獲,也等待著把這一年積累的經驗在來年中更好地適用。結果他們世世代代在一塊土地上生活,安土重遷。人最初的由血緣集合群體的本能因農業生產而變得更加穩固和發展。
(三)思維方式因素
對法文化傳統形成有最直接影響的是人的思維方式。中國以河谷平原為主的自然地理環境及隨之而來的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生產活動,使中國人呈現出溫和、持中,思維方式較封閉、保守,易順從、盲從,也更務實和守成的特點。由此決定了中國特色的法文化傳統的形成。
其一,溫和、持中。在天命、王命主宰一切的年代,作為社會的一員,人們相信命運天定;作為家庭的一員,所有家庭內部事務由家長決定。個體一出生,便有特定的身份與地位,有特定的生活方式與生活道路。處于統治地位的貴族無需努力,無需擔憂,坐享其成,享受著血緣帶給他們的安逸與舒適;處于被統治地位的人努力無門,血緣決定了他們世世代代都將是被統治者。不能有自己的主見,不能一意孤行,必須與群體認同便是社會對人的要求,人因此溫和而持中。
其二,封閉、保守。在生產力低下的上古社會,農業生產靠經驗。很少有人會以一年的收成為代價去冒險種植新的作物或嘗試新的種植技術。并且自身的農業生產已能基本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人們沒有必要與外界交流。常年累月,人把自己禁錮于一定區域,思維自然就封閉且保守。這與游牧民族與海洋民族人隨時準備應付大自然的挑戰,不斷面對新的社會群體,人充滿斗志與銳氣不同。
其三,順從、盲從。農業生產憑借經驗,有經驗的人理所當然地獲得人們的崇敬,成為氏族的首領。同時積累豐富生產經驗的只能是年長者,這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依靠血緣維系的宗法制度的鞏固。既然是權威,其他的人則必須尊從。在社會上聽從國家,在家庭中聽從尊長,從整體上講二者又是一致的。順從成了中國人的又一特色思維方式。另一方面,順從也帶來盲從,俯首貼耳、察言觀色便是順從帶來的負面效應,成為我們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導致我們的民族缺少創新,個性缺乏伸張。
其四,務實、守成。由于命運與生俱來的,對于未來人無太多的期盼,大多數人只把注意力集中于眼前事物,守著已有的業績;農業生產,耕種多少收成多少,半點都偷懶不得,人只能實實在在,不能像商人那樣去投機鉆營。思維因而務實。
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國傳統法文化表現出法自君出、以禮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法律內容帶有強烈的宗法色彩及司法上的行政司法合一等顯著特點。
二、法文化傳統形成基礎三因素關系探析
可見,對中國法文化傳統的形成而言,直接因素是思維方式,中級因素是生產、生活方式;終級的根源是自然地理條件。但法文化傳統是動態延續的,在法文化發展過程中,三因素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首先,自然環境因素是三因素中相對最穩定的。一方面,地域范圍擴大的結果是中原文明吸收了周圍的少數民族文明。宗法色彩濃烈的中華文明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較先進的,所以不論作為征服者還是被征服者,最終的結果都是中原文明得以生存下來,繼續發揮其主導作用。另一方面,中原地區一直是中華民族最主要的居住地,至今聚集于此的人還占全國的大多數。再則,氣候條件在過去幾千年里的變化也無法改變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生產生活方式。因此中國法文化傳統在過去發展進程中的重大轉折,自然環境因素決不是起決定性的作用。
其次,“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清朝末年,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外部列強的入侵,西洋人的堅船利炮打破了中國封閉的、封建式的法律文化和法律體制,中西法文化開始了第一次較量。……蘇聯法學模式的影響和指導是對中國法制的第二次沖擊。……的改革開放,給中國法制的發展與繁榮帶來了生機,法律在開放的姿態中獲得逢勃的生命力,中國法制又面臨著第三次沖擊。”[4]綜觀歷史,這三次的確是中國的法文化傳統經歷的重大變化,但結果如何呢?清末西方法文化對中國傳統法文化的沖擊的結果只能是使中國法形式上披上西方的外衣,而實際上仍是走封建的老路子,封建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沒有得到根本的動搖與破壞。建國初期對六法全書的全部廢除,蘇聯法學的全面引入,照樣無法使“社會主義的法”融入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而給法制造成極大的破壞,法律留于紙上,現實生活中充斥著法律虛無主義的觀點。其原因在于中外法的觀念形態、價值判斷、行為模式上的明顯對立與差距,使舶來的法律與中國傳統法文化難以協調,在社會生活中難以找到有力的支點使其扎根。建構于商品經濟基礎之上的“法”是無法在自然經濟的土壤中生長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沒有也不可能通過社會革命而完全割斷,社會形態的變化對文化會產生影響,但無法更改傳統文化[5]。
最后,思維方式因素對立法有著立竿見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導、設計著一國法律制度。在一定時期確實存在著具有遠見卓識的先知先覺,可他們對未來的預見與超前思維,是脫離不了當時當地的社會生活的。思維方式是受人所生活的特殊環境制約的,它不可能成為法文化發展變化的終極因素。
所以,生產方式因素,即經濟基礎作用,在法文化的發展過程中起決定性的作用,是引起法文化變革的終極因素。幾千年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一直是中國最主要的生產方式,我們便可想象中國的法文化傳統有多么巨大的穩定性。正如亞當·斯密曾所說:“今日旅行家關于中國耕作、勤勞及人口狀況的報告,與五百年前客居于該國的馬可·波羅的報告,殆無何等區別。若進一步推測,恐怕在馬可·波羅客居時代以前好久,中國財富就已達到了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之極限。”[6]那的后開始實行的改革開放,對法文化傳統帶來哪些影響呢?
三、對今日中國法文化傳統處境的思考
二十余年的改革與開放使我國的經濟體制經歷了從單純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巨大轉變。初期計劃經濟仍是社會生活的主導,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均由政府指令性計劃決定,分配什么分配多少也由政府劃定。實際上是政府化了的自然經濟,經濟基礎未有根本性的改變,法文化變革并未到來。直到1992年中國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持續了幾千年的法文化傳統開始面臨全面挑戰。
其一,信息技術迅猛發展,人不再被局限于身體所能到達的地域范圍,網絡使人們可以在幾秒鐘內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全球化趨勢在不可阻擋地加強,地域因素的影響在變小,全世界的人們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成為一個共同體,彼此的命運休戚相關。地域因素正經歷一次空前變革。
其二,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在中國剛剛起步,不足十年的建設與存在了幾千年的舊體制的較量十分艱難,不時有破壞市場經濟的行為(甚至于是政府行為)出現。在全球一體化的浪潮下,我們在正在建設的市場經濟體制立即就得融入國際大環境中與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同場競爭,并要在競爭中求得自身的生存,難度之大,要求之高,變革之劇可想而知。
其三,伴隨地域因素與生產方式因素根本性變革而來的便是對人的思維方式提出的巨變要求。一種世界性的意識被要求植入我們的思維。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即將成為現實,入世后,“法律不僅是某一國家意志的表達,而且也是國際社會各成員之間相互利益和各自需求的協調”。[7]需要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意識,創建一種基于世界意識之上的法理學。這是有別于過去的全新的法律理念。
我們面臨的法文化變革是前所未有的。它發生在法文化傳統形成基礎的三因素同時劇變的情況下,它將是中國歷史上最全面的、帶根本性的、難度最大也最具挑戰性的變革。
(華東政法學院2000級中國法制史專業研究生。
[1]陳伯海:《中國文化之路》,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9頁。
[2]參見葉孝信主編:《中國法制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4頁。
[3]周谷城:《中國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頁。
[4]田成有:《中西法文化的較量與出路》,《法學》1995年第2期,第44頁。
[5]這里對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略作區分。筆者認為凡是某一代人之前的所有的文化可以統稱為傳統文化;而文化傳統則包括現時的文化,是對當時以至將來產生影響的文化。
[6]亞當·斯密:《國富論》上卷,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109頁。
【關鍵詞】傳統文化;地域文化;象征與隱喻
符號學,簡言之就是研究符號理論的科學,它研究事物符號的本質、符號的變化、發展規律及符號的各種意義。基督神學時期的圣?奧古斯汀將符號定義為“使思考超出對事物感官印象的東西”。生活中存在著各種符號,如一般符號中的圖像符號,語言符號中的聲音符號,設計符號中的建筑符號等。通過建筑符號所承載的傳統文化的再表達,可以使我們重新樹立建筑文化中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探尋一條保護歷史文化與現實城市發展的新路子。
1 建筑符號的定義
建筑本身的形式就具有其自身的符號意義,建筑符號在符號體系中屬于最復雜,含義最豐富的符號之一。總的說來,建筑符號就是將主觀領域中難以把握的經驗加以客觀化、形式化,使這種經驗可以被人們直接掌握、理解和接受。并且建筑在為人提供空間的同時,也傳達著一種場所感,使置身其中者產生獨特的感知。建筑符號的獨特之處在于建筑所提供的空間和功能性可以引導受眾的一定行為。然而,這種行為的產生也時刻受到歷史環境、背景的影響。在不同的時代,建筑所面對的人群具有不同時代特定的生活狀態和價值觀。受眾的改變、行為方式的改變都會推動著建筑功能乃至形象所傳達符號意義的改變。
2 符號的象征與隱喻
在建筑外觀所傳達的視覺刺激中,符號意義一般存在于其原始意義即外延意義。如中國古建筑的屋頂、柱造、臺基和游廊等。這些具體的符號具有鮮明的傳統意味和象征性,其內涵意義一般來自于其色彩、大小、地域所帶來的視覺感受。如厚重的重檐廡殿頂象征著皇家的高貴;而粉墻黛瓦則描繪著一副江南風情[1]。
建筑的空間所產生的場所感則帶來更深層次的象征與隱喻。中國傳統的圍合式外部院落空間已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深源文化背景,它暗含著中國人內斂、保守內收型的文化性格。其中由建筑外壁與周邊環境共同圍合而成的外部空間是中國傳統建筑不同于西方建筑的特色之處。在宮殿建筑中,建筑沿中心軸線排列形成充滿序列感的院落空間,給人威嚴、規整的感受;而在江南蘇州的文人園林中,采用樸素的自然軸隨意放置,產生輕松、愜意的庭院空間。不同于西方開放式的園林所傳達的信息,中國式的空間處理具有獨特的東方魅力,并顯現出獨特的中國式傳統空間文化符號。
建筑本身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符號中人造符的一種就具有鮮明的符號特征。不僅在于傳統文化符號所包括的古建筑、園林中,在當代建筑也發揮著重要的符號作用。從約會碰頭的標志到一個城市的象征,再到一個國家的形象,建筑在現代生活中的符號屬性也逐漸為人所認知和接受。
作為一種產品藝術,建筑的形狀、色彩、材質、空間等等元素在實現了自身功能的同時也傳達著其符號象征意義。而這種意義,通過環境和文化背景、歷史背景來傳達。如理解宗教建筑就需要宗教文化背景,哥特式建筑的尖頂只有具有天主教信仰的信徒才能體會其救世主升天的宗教含義。同樣是門,在中國的宮殿建筑中卻具有不同的等級含義,其與中國傳統的君權神授的思想和儒家的等級觀念有著息息相關的聯系。
所以,進行地域性的設計必須對其所在地區的文化背景進行深入的了解,只有真正的理解外界的文化環境才能得到適合的建筑設計。
3 傳統文化與建筑符號的關系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建筑符在中國當代建筑設計中的廣泛運用,證明了傳統文化符號與建筑設計之間的密切關系,也說明了建筑的符號性表達。建筑作為一種具有使用功能的藝術創作,因其內部的使用性質往往具有更強的象征意義。比如天安門、太和殿就代表了皇家的權利;天壇、地壇等祭祀建筑象征了神圣與莊嚴;蘇州園林代表了中國的文化氣質等等。所以,一座建筑所在的地域、文化背景、使用功能都成為了它的表意符號。現代的符號設計就要理解傳統建筑的符號特性來表達自己的主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中就運用了天安門這一建筑符號
靳埭強先生曾說“我們不一定要畫上京劇臉譜,穿上龍袍,才能讓人認出是中國人。要在充分理解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延其意傳其神,讓傳統文化在現代標志設計中得到更新和拓展”。中國傳統的文化符號為現代的標志設計提供的源源不斷的思想養料,同時也需要時代的更新來延長它的生命力,傳統文化符號中的建筑符也不例外。只有深刻理解傳統建筑符的內涵,并且貼切的進行時代的創新,才能使中國的設計不斷發展。
4 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在建筑設計中的傳承應用
傳統文化符號經過漫長的歷史演進,經過時代、環境、條件的更迭往往其原始意義已經逐漸弱化,而其象征意義被保留并得到強化。在象征符號的表達過程中,中介是必要條件。相似性、傳承文化或文化解釋又是中介的必要條件。建筑作為象征符號表達的中介之一,其自身具有復雜的結構特性。勃羅德彭特將建筑深層結構概括為四點:
4.1 建筑是人類活動的容器;
4.2 建筑是既存環境氣候的調節器;
4.3 建筑可作為文化的象征,它從屬于一定時代、地域;
4.4 建筑是各種資源的消費者,它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
可見任何一座建筑都必然將生活形式頗為基本的某些文化客體象征表現出來, 若想做出既傳承地域傳統文化又符合當代審美理解的建筑就必須準確認識傳統文化符號的象征意義。對于傳統文化符號的理解,不能僅僅停留在形式層上;不僅要認識傳統文化符號的原始意義,更要把握符號的象征意義。在現代社會中,現代人的知識結構、生活方式、生存環境、價值標準都發生了進步與變化,對于傳統文化符號的理解也必然后產生相應的變化。梁思成先生早就提出,歷史上每個民族的文化都產生了它自己的建筑,隨著文化而興盛、衰亡。任何新的文化、包括建筑文化,都離不開歷史的沉淀和積累,只是我們怎樣去把握和傳承的問題。
2008北京奧運會為世界所關注,位于北京中心軸線兩側的“鳥巢”和水立方成為了萬眾矚目的焦點。而在它們的身邊矗立的一棟龍形的建筑更是奪人眼球,光彩不遜于前者。這棟龍形建筑就是北京大觀。大觀的建設者,將龍形這一藝術符號付諸于建筑之上,在大觀站起來的中國龍的造型中,體現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遠流長。
“龍”是極具中國代表性的文化符號,中國人自古將自己稱之為“龍的傳人”。龍在中國人的心中具有崇高的精神意義,它代表著威嚴與神圣,吉祥和幸福。在古代,龍是君權的代表代表的了至高無上的權利和地位。“”是一個集商業、辦公、旅館、居住于一身的綜合性建筑。如此復雜的功能就要求建筑外觀的大氣統一。建筑抽象的龍的造型,即氣韻古雅又線條流暢簡約,將傳統文化和現代審美和諧的組合。大觀正是用最簡單的線條、顏色和材質,成功地彰顯出東方文化雋永悠長的質感。
5 結語
一個時代的建筑,反映著這個時代人的審美,更深層次的是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精神。當今的社會,全球已經逐步在向“世界村”的概念邁進。經濟的互通,文化的交流,技術的覆蓋,信息的共享,使全世界的文化日趨同化。這是時代的必然,也是所有地域性文化的強大挑戰。誰能夠在跟上世界發展腳步的同時保持自身傳統文化的良性發展,誰就能使自身的文化永遠保持活力。而這就需要每一個設計師都對于傳統文化和現代建筑設計都有全面深入的理解。對于傳統文化符號在建筑中的應用應該充分注重實際,尊重地域文化,使用恰當的文化符號。應深入的理解建筑的功能性質,以及建筑的內涵,從而把握使用符號的方向。在選擇文化符號時,應全面了解符號的自身內涵和屬性,避免符號使用不當帶來的影響。同時,也要把握時代的脈搏,在運用的時候注意與現代審美意象的結合,推動符號語義的發展。
[關鍵詞]中華文明;儒家文化;中醫診療觀;形成;發展
[作者簡介]唐乾利,湖南中醫藥大學博士研究生,教授、主任醫師,供職于廣西中醫學院;陳小平,湖南中醫藥大學人文社科學院副教授,湖南中醫藥大學博士研究生;覃文璽,廣西中醫學院主治醫師,醫學碩士;何清湖(本文通訊作者),湖南中醫藥大學教授、副校長,博士生導師,湖南長沙410208
[中圖分類號]G03:R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434(2011)10-0086-04
《黃帝內經》的成書,標志著中醫學從巫醫一體的理論體系中獨立出來,形成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也同時直接指導著中醫診療觀的建立。在統治者推崇儒家文化的年代里,隨其重點的變化,中醫的診療觀或多或少的發生了演變,本文就其幾個重要的歷史時期作一初探,并就中醫學發展思路作一些初步思考,以期拋磚引玉。
一、原始儒學時期
先秦時期是以孔孟為主的原始儒學時期。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創始人,曾修詩書,定禮樂,序周易,作春秋。其中對周易的整理對后世儒家學者的影響極其深遠。儒家與易學有著直接的血緣關系,儒家是以《易經》為宗典、以孔孟思想為核心的思想學術派別。
《黃帝內經》是中醫理論體系成熟的標志,其成書時間與孔子的年代相差不遠,作為醫學理論的文字表述,其中的陰陽五行理念并非來自于儒家思想,相比之下,與陰陽家的理念更加接近,可惜陰陽家的典籍已全部失傳,無從考證。這些理念直接構筑著傳統中醫的陰陽五行診療觀念,故在先秦時期,儒家對中醫診療觀的影響并不非常明顯。
二、經學時期
(一)漢儒經學的建立及其主要思想
漢以后,依靠秦時耆老耳傳重寫經書。漢武帝即位后,采納了當時儒家董仲舒的意見,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改變博士原有制度,增設弟子員,有五經博士之說,凡不尊六藝、習孔子之術者悉去之,從此儒學獨尊,《詩》、《書》、《禮》、《易》、《春秋》五經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為崇高的法定經典,也是士子必讀的經典。漢代儒生們即以傳習、解釋五經為主業,重于在經典的字詞句中探求微言大義,自此經學正式宣告誕生。
漢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著書十余萬字,奠定了經學在中國2000年歷史上作為主流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核心的地位。其主要哲學思想既承傳了漢以前儒家的重視生命、以人為本的益生主題思想,又吸收了墨、道、名、法、陰陽、農等各家學說,不僅接受和發揚了荀子關于禮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論,而且還大量吸收了墨家“兼愛”、“尚同”的理論,乃至墨家學說中某些帶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董仲舒比較系統地發展和糅合了先秦儒家的“天人相應”的哲學思想、“中和”平衡思想和陰陽家的陰陽五行學說。這些思想不僅滲透于當時的社會生活實踐。使天人之學具有了理論和實踐的功能。而且成為漢以后儒家學說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二)儒學與中醫陰陽觀念的差別及儒醫形成的基礎
董仲舒整理的陰陽學說主要來自于《易經》,易經的陰陽主要以二的倍數增長,以一分為二為主體。《易經?系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道明了天地陰陽變化之理,但是《易經》的陰陽與《黃帝內經》里的陰陽并不完全一樣。
《黃帝內經?陰陽離合論》:“黃帝問日:余聞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今三陰三陽不應陰陽,其故何也?岐伯對日: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可以看到,在中醫診療體系中,陰陽的三陰三陽理論是非常獨到的創造,不與其他體系雷同,這在東漢末年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中所用的主要辨證論治體系就是三陰三陽體系中就可以得到證明。按照《易經》陰陽分法固然合于天道,但是因為取類的不同,對三陰三陽的診療觀還是形成了不小的沖擊,可以說從這個時候開始,中醫的診療觀開始出現了分歧。
由于儒家官學地位的確立,對于醫療體系乃至社會生活均產生了深遠影響,對醫療隊伍的組成結構也造成了新的變化,給后世一種醫療群體――儒醫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而儒醫這個群體是最終導致中醫學診療觀分裂的重要人群。漢以后的執業中醫的人群結構數據表明,兩漢至唐代52位著名醫家中,儒者多見。
(三)經學后遺癥
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陰陽五行學說、祥瑞災異說后來演變成為流行于西漢末并興盛于整個東漢時代的讖緯應該是董仲舒始料未及的。由于其理論中提供了讖緯之術的發展空間,同時在對政治措施的影響方式上,逐漸與讖緯神學合匯,尤其是王莽與劉秀在奪取政權之際公開利用,將若干讖語編為官書明白昭告;漢光武帝中元元年又正式“宣布圖讖于天下”,定為功令的必讀書,“言五經者,皆憑讖緯說”。儒生為了利祿都兼習讖緯,稱“七經緯”為“內學”,而原來的經書反稱為“外學”。使得讖緯的地位實際上凌駕于經書之上,從而讓讖緯之術發達起來。
讖緯的興盛對中醫診療觀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本來《黃帝內經》理論體系構建的傳統中醫診療觀已經脫離了傳統巫術鬼神占卜的概念,讖緯的興起直接通過官方把這些理念重新打回到中醫的診療觀中。這在后來的很多醫書記述中可以得到證明,從葛洪的《肘后備急方》到孫恩邈的《千金方》里都有很多讖緯術的記載。
延至東漢末年,人們得病不是先找醫生,而是找巫師,讖緯學泛濫極其嚴重。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序》中記載當時的人:“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栗,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張仲景對此情況痛心疾首,撰著《傷寒雜病論》正本清源,奠定構造了正統的中醫辨證論治體系,使中醫的診療觀在文字上規范下來,讓中醫學獨立于讖緯學之外,并顯現出不可比擬的臨床效果,這是張仲景至今仍被尊為“醫圣”的原因。
讖緯之學雖經魏晉以后屢被禁止,但仍然在民間流傳,明清時期還有很多醫書存在著這些記述。只是到了“”以后興起,傳
統學術退位,讖緯之學才開始真正斂藏起來。
三、理學時期
(一)儒學思想的分野
宋以后。以五經為主干的章句訓經學因自身僵化而陷入絕境,熙寧變法失敗后社會矛盾激化,佛學南禪宗改革運動的思想浪潮沖擊,使得教條經學的專治局面開始發生振蕩。疑經之風逐漸興盛,排《系辭》,毀《周禮》,疑《孟子》,譏《尚書》。儒家文化隨之發展成為一種以儒學為宗,吸收佛、道思想。將天理、仁政、人倫、人欲內在統一起來,走向政治哲學化,為統治者提供更為精細的理論指導。以適應增強思想上專制的需要的學說,也因此成為南宋之后的官學。
儒學這時主要分化出兩支,一支是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理學。程朱理學堅持“性即理”的根本觀念,主張“宇宙之間,一理而已”,以“理”為本體、以“窮理盡性”為方法。朱熹則是儒家理學集大成者,其所著的《四書集注》也成為元明以后中國科舉考試的教材。另一支是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心學。陸王心學則堅持“心即理”,主張心外無物,是以“心”為本體、以“發明本心”或“致良知”為方法。《四庫全書簡明錄》記載:“朱子無極之辨,陸九淵攻于前,格物之說,王守仁軋之于后,諸儒各爭門戶,垂數百年。”
儒學的內部爭端體現出明顯的思辨性,引經據典皆為闡述自己的觀點,并不固守經文本義,這些思想上的變動對中醫學的診療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是直接導致了后世中醫診療觀上的分裂,形成中醫的學術分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醫家類小敘》:“儒之門戶分于宋,醫之門戶分于金元。”這不僅概括儒與醫各自學派分立時間,也暗指了儒之門戶分于宋,與醫之門戶分于金元之間有著密切關系。
(二)儒醫大量產生。改變了原有的醫療隊伍結構
宋朝時候,國家對醫學非常關注,不僅帝王本身熟悉醫學,而且還不斷下詔書指導全國的醫事活動。《宋會要輯稿?崇儒》:“伏觀朝廷,興建醫學,教養士類,使習儒術者通黃素,明診療而施于疾病,謂之儒醫,甚大惠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儒醫在官方的提倡下正式形成潮流,不少士大夫親自整理收集驗方、家藏方,如陸游的《集驗方》、蘇軾和沈括的《蘇沈良方》、司馬光的《醫問》,高若訥的《素問誤文闕義》及《傷寒類要》等書。名儒范仲淹“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名言對此更是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促使大批儒生加入到醫學領域之中。由于儒醫本身社會地位相對較高,在中醫群體中占比例增大后,其學術觀點直接影響到中醫學界的觀點,中醫診療觀的蛻變亦因此而生。
(三)金元四大家的產生標志著傳統醫學診療觀的分化
金元時候。中醫的診療觀開始出現明顯的分野,出現了“金元四大家”――劉完素、張從正、李東垣、朱震亨,他們對《黃帝內經》各執一義,先是河間學派劉完素以“火熱論”病機創立了“寒涼派”:張從正師劉完素發展出“以血氣流通為貴”的“攻下派”,李東垣尤其重視脾胃成“補土派”;朱震亨倡導“陽有余陰不足”建“滋陰派”。4人中至少有3人和儒家扯得上關系。張從正著書叫《儒門事親》,李東垣曾從師于當時名儒翰林學士王若虛、馮叔獻,朱震亨則是師從朱熹的四傳弟子許謙學儒門理學,其書《格致余論》亦含有“格物致知”之意。他們都反對“集前人已效之方,應今人無限之病”,這些都是受宋儒疑經和部分理學思想影響而生的。由此可知,中醫診療觀的分野與宋朝儒學的門戶分別有直接的相關性。
(四)理學后遺癥
隨著儒家理學的“窮理”深入,逐漸出現了空談理論,不尚實際的風氣,這也對中醫診療也影響很大。到了現在,隨著西方思潮的涌入,社會大生產分工的深化,出現了只談理論不會臨床的中醫理論家,也許或多或少的還是和理學的遺風有一點關系的。
心學的修習方法必須是德才兼備。智慧過人者方能成功。其發展到最后竟然成了“小人無忌憚”,尤其是把“醫者意也”發揮到極致之時,其流弊更是直接導致了診療的隨意性,沒有規范。沒有章法,診斷上沒有精準的判定,療效上沒有確切的估計,中醫至此便逐漸衰弱,使西醫學乘虛而入占據了主流醫學地位。
四、結論與思考
綜上所述,儒家文化作為我國傳統文化。長期占據官方的統治地位,對中醫的診療觀念有著極深的影響。儒學的幾個重要時期的思想演變造成了中醫診療觀的變化,尤其是宋以后儒家分野,造成金元時期中醫診療觀的分野。但最終醫學仍是醫學,既不是哲學也不全是文化。中醫學是中華傳統文化,尤其是在儒家文化的變化中伴生發展的一門經驗實用學科。從某種意義上說。唯一檢驗醫學理論是否正確的標準就是臨床療效,不論診療觀如何發展變化,能指導臨床治愈疾病的理論才是唯一正確的理論。
中醫獨特的發展模式決定了其獨特的學科屬性。中醫學對人體本身和人體科學本身以及防病治病都具有獨特和卓越的見解,是一門符合自然科學和唯物辯證法基本規律的醫學科學。沒有古代的中國哲學,就沒有現有形態的中醫學理論;沒有儒家文化,就沒有不斷發展的中醫診療觀。可以說,中醫學是在中國哲學思想的影響和指導下,在儒家文化影響下,通過歷代醫家長期的醫療實踐與不斷的積累,反復總結而逐漸形成的具有獨特風格的傳統醫學科學。中醫既屬于自然科學的范疇,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屬于哲學和文化的范疇。因此,在中醫的發展過程中,還需要從文化、哲學的角度來審視和研究中醫學的現代化發展,必須進行方法論及診療觀的變革。
由于儒家文化占據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統治地位,毫無疑問儒家文化影響著中醫學的發展,而中醫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屬于中國古代自然科學范疇,又以中國古代樸素的唯物論和自發的辯證法思想即氣一元論、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為哲學基礎來建構理論體系。并建立了中醫學的元氣論、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等,并使之成為中醫學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顯然,中國傳統自然觀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關于萬物始基的元氣本體論;另一方面則是宇宙形式的天人合一論。正是這種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元氣本體論和天人合一論,才使中醫學形成對生命和疾病的認識方式和理法方藥的獨特體系,尤其在中醫診治方法上,也無不富有傳統自然觀的特質。元氣論以及陰陽學說等哲學思想給予了中醫發展強大的指導武器。在這種思潮下,中醫學形成了一套整體的理論體系,強調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與宇宙息息相關,人體無時不受社會環境的影響。主張“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
首先,培訓圍繞“孝悌”,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從心開始,從家庭開始”的口號,培訓的每一個環節和每一個內容都圍繞這一主題。的確,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每個家庭健康了,何愁社會不健康呢?正如人身體的每一個細胞、每一個組織健康了,身體能不健康嗎?培訓內容講到“家和萬事興”,而家庭和諧的首要標準是“孝悌”。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禮儀之邦”,歷代王朝都很重視“舉孝廉”,人們心目當中也是以“孝敬”為榮,以“不孝”為奇恥,這次的每個培訓內容都與“家庭”和“孝悌”有關,契合了人類最基本的感情,使大孝者更加自勵,中孝者愈益自勉,小孝者猛然自省,不孝者幡然醒悟,大不孝者無地自容。所以“孝悌”培訓緊扣人們心靈深處的老弦,觸動人們最敏感也最脆弱的神經,提起了一個近幾年被社會冷淡、被大家遺忘又熱切盼望找回來的感覺。所以這樣的培訓是大家熱切期盼和急切需要的。
其次,這個培訓的組織者、倡導者和老師們都是“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這個培訓的發源地“安徽省廬江縣湯池鎮”,是中華傳統文化培訓的起源地,這個鎮子經過三年中華傳統文化的教化使犯罪率為零,基本達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程度,可見其神奇的魅力。任教者有世界著名的佛教大師、國內外知名學者、部分一流大學博士和全國部分成功的教育工作者。這些教師的培訓都是“無償”傳授,幾次培訓都是一些做慈善事業的企業提供贊助,還為培訓者免費提供食宿,不帶任何政治目的和經濟企圖。他們是真正的奉獻者。一些青年和中老年中醫為培訓者免費推拿針灸,現場傳授健身、養生方法,這些“義工們”為你端飯盛湯,為你掃地整床,為你指引帶路,你的疑惑和困難人家都提前了如指掌,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全是“免費的午餐”,我覺得即使一個鐵石心腸的人也會被感動的,何況我們這些即將迷途的羔羊?真是“以身示范、善莫大矣”,因此,最好的老師是做得比說的還好的人,最好的領導是做的比說的多得多的領導。
第三,學會“孝悌”就會提高了人們的思想道德水平。 “孝”就是尊敬父母長輩,并且“視諸父,如己父”,“悌”就是尊敬兄長,并且“視諸兄,如己兄”。 一個孝敬自己父母的人那他必定也會尊敬別人的父母和其它長輩,敬老愛老的晚輩,必定會按照父母的教誨做人做事,古人說“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那“聽了老人言”,掌握前一輩人的生活勞動經驗為我所用,必定會少走彎路,甚至像牛頓一樣“站在前人的肩上看得更遠、走的更快。”聽從父母兄長的話,家庭必定長幼有序、其樂融融,不會搞得“兄弟相殘、父子相欺”,以至于爾虞我詐、烏煙瘴氣。像“孔融讓梨”一樣,“本子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事情也就會少之又少,社會不就和諧了嗎?一個尊敬父母和兄長的人,他走向學校就會尊敬老師,聽從老師的教誨、知道父母的辛苦,必定會勤奮學習回報父母和老師,成為一個積極向上、品德高尚的學生。走向社會,他也必定會成為一個遵紀守法的人,服從單位而后服從領導的人。這樣的人多了單位也就和諧了,這樣的單位多了,社會就和諧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達到這樣的境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工作一定會大踏步邁進。
第四、在當前經濟社會推進“中華傳統文化”,必須結合實際情況,必須穩步推進。近日,沙雅縣第三小學啟動“傳唱感恩歌曲,誦讀圣人經典”活動,師生興味盎然。這是全校師生學習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政協十一屆四中全會報告中關于“中、小學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論述的具體行動。
關鍵詞:傳統文化;現代;中國;室內設計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積累而成的寶貴財富,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在現代室內設計中融入傳統文化,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對傳統文化的弘揚和發展,滿足了人們對民族傳統的情感依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及實踐意義。室內設計工作者在把握傳統文化內涵的基礎上,不斷進行研究和發展,結合現代設計理念,從傳統文化思維、神韻、文化符號等方面進行借鑒,實現對傳統文化精神和內涵的傳承,提升現代化室內設計水平。
一、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及其在室內設計中的應用
(一)儒家的文化思想
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主流,在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論學說,成為中國民族文化的主體,一直影響并主導著中國文化發展的歷程。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核心思想,是在實施仁學、推行禮樂進程中形成的,指處理任何事情時都要堅持中正的法則,應用到室內設計中體現在,對居住室內空間裝飾設計時,過多的裝飾會顯得俗膩,不做任何的裝飾又顯得消沉,而恰如其分的裝飾就會令人賞心悅目,這構成了中國傳統室內設計的基本哲學內涵。“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學理念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例如中國傳統的“四合院”建筑,古典園林中亭、臺、樓、榭等均體現了這一點,在室內設計引入自然景物,注重室內外環境和空間的聯系,與自然環境融合,達到天人合一的審美境界。
(二)道家的文化思想
以老莊思想為核心的道家文化是中國文化主流之一,道家文化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發展起著至關重要作用的。在老子《道德經》中提到的”道法自然”是道家文化思想的精髓,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道家文化思想滲透到文學、美學與藝術等領域,對室內設計也有深遠影響,改變了室內空間設計所表達的內涵,成為了現代室內設計領域的重要思想,例如在室內空間上運用隔斷,將不同空間的裝飾互相引入、滲透,創造出虛實相結合的意境美;利用建筑的門窗,將室外大自然的景色引入室內,使室內空間能映入自然風光;在裝飾材質上綜合利用原始、本色、質樸的材料,給人一種回歸自然的美感。
(三)佛教的文化思想
佛教文化與儒、道并稱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組成部分,倡導通過個體的直觀體驗和深思熟慮的思維方式達到精神上的一種超脫和自由。佛教思想崇尚自由,超越本身局限,充分挖掘自身潛能、不斷豐富自我,擺脫世俗,最終達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我國的佛教文化思想,滲透了濃郁的佛教審美因素,具有濃厚的審美追求的內涵,成為審美追求的目標。在室內設計中,佛教文化思想所倡導的審美是簡約之美,如室內設計中色彩的處理多以沉靜色彩或接近自然材質的原色,再結合白色來呈現,同時在家具與陳設上,力求簡約、利落的組合,營造出“閑寂、幽雅、簡樸”意境的禪意室內空間環境,給人以心境平靜的精神享受。
二、現代室內設計對傳統文化的借鑒
(一)從傳統文化思維方面借鑒
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的文化思想,強調事物的辯證統一,以及自然觀上的“天人合一”,形成了中國特有的整體與辯證的思維方式。將這種思維方式轉化到室內設計上,通常會促進創意的形成,一個好的思維創意能夠加強人類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和應用。例如,我國民居建筑布局上講究“對稱”格局,現代室內設計注重運用各種“隔斷”造型等,均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諧統一、彼此關聯的思維方式。在室內設計過程中,設計師應將自己的創作思維和中華民族傳統的自然觀、哲學、思維方式等方面緊密聯系,融會貫通,從而創作出具有傳統文化內涵,符合現代人審美取向的室內設計作品。
(二)從傳統文化神韻方面借鑒
縱觀中國傳統藝術發展史,意境的創造十分重要,不論是繪畫、雕刻等藝術,還是建筑、園林等藝術,都蘊含著對“意境”的追求。“在室內設計過程中,設計師應立足本民族的傳統文化,深入研究和提煉其精神、思想觀念、審美習慣等方面的內涵,領悟其藝術神韻,創造出符合現代人審美觀念的室內設計作品。特別是當下,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呈現多元文化現象,更需要對中國傳統的藝術形式進行借鑒與運用,延其“意”,傳其“神”,注重兼收并蓄,融會貫通,形成具有時代特征的室內設計。
(三)從傳統文化符號方面借鑒
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具有典型文化內涵的圖形和紋飾,包括象征性圖案、古代傳統圖騰、傳統宗教紋飾等。這些傳統文化符號經過歷史的沉淀,具有極強的文化內涵,將其作為設計元素融入現代室內設計中,運用現代的設計語言來詮釋其文化內涵,創造出具有傳統文化內涵的現代室內空間環境。在現代室內設計中借鑒和應用傳統文化符號,注重功能與形式的完美結合,結合現代的科學技術,運用新材料、新工藝,使其內涵具有延伸、拓展與新的突破,從而使新與舊、古與今形成密切的聯系,創作出具有民族文化內涵的室內設計作品。
三、結束語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和精神,是中國現代室內設計所要傳承與創新運用的堅實基礎和獨特法寶。從傳統文化探討現代設計的發展方向,要求設計師從傳統文化思維、傳統文化神韻以及傳統文化符號等方面進行借鑒與傳承,創造性的運用傳統文化來開辟中國現代室內設計文化藝術之路,形成具有民族文化內涵的室內設計。
參考文獻:
[1]譚秋華.淺析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傳承[D].南京師范大學,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