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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養老概念范文第1篇

關鍵詞：社區 社區養老保障

一、社區保障的定義

社區養老的社區服務，在國外一般稱為老年人社區照顧。20世紀60年代西方國家提出了“在合適環境中養老”(AginginPIace)的理論，首先在英國推行社區老年照護服務fConununityCarefortheElderly)。自此后，西方發達國家紛紛效仿，到20世紀80年代，已走向成熟。大多數學者從社會保障的角度為其進行定義。比較通俗的定義有：“社區保障就是社區承擔的社會保障事務”；“社區保障是社會保障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社會保障的執行層次”；“社區保障就是指社區的社會保障”；“社區保障就是社區組織自身為居民提供的各種保障”。有的學者認為“社區保障是根據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福利政策和居民的實際生活標準，以社區為單位，通過社區組織和社區居民的共同參與，為滿足社區成員的物質文化生活，圍繞各項社會福利事業和社區居民及特殊群體而開展的社會保障活動。”

以上定義從各個側面揭示了社區保障的含義，由于角度不同，對社區保障的認識、界定也有所不同。筆者認為，社區保障這一概念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上的社區保障是指社區組織承擔的政府交辦的各項社會保障管理與服務工作，以及社區組織通過優化社區資源專門為本社區居民提供的各項保障業務和服務。狹義上的社區保障專指社區組織通過優化社區資源為社區居民提供的各項保障業務和服務。因為社會保障作為一項強制性的社會制度，其責任主體是政府，而社區是一個群眾性的自治組織，社區保障不具備社會保障所具有的強制性、互濟性、社會性等特征，也不具備社會保障所具有的全部功能，如缺乏擴大內需功能、投融資功能等。所以，必須正確認識社區保障的含義及功能，以避免出現社區功能擴大化傾向，影響社區建設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總之，社區中的社會保障是本社區管理組織對社區內成員因各種自然和社會原因導致家庭生活貧困，根據國家的法律法規提供各種幫助，同時努力促進社區物質和文化生活質量不斷改善的制度。

二、社區養老的特性

1．社區養老模式的功能全方位性

所謂養老功能的全方位性，就是滿足老年人在養老過程中的各方面需要：(1)物質經濟上的供養需要；(2)生活照料和護理上的需要；(3)精神支持的需要，包括情感上的慰藉、充實精神生活的娛樂和教育、老年生活調適的心理輔導、應激——應對社會支持等；(4)保護生命的需要，包括醫療服務和治病藥物的使用。我國養老體系功能應兼具物質和精神兩重性。老年人的養老生活有各種具體而特殊的需要，涉及醫、食、住、行、樂、為、健、學。

2．社區養老的資源多元性

在傳統家庭養老模式中，對老年人的經濟奉養、生活照料和精神關懷由家庭提供，家庭是完成養老功能的資源所在；而社會養老模式的特點是社會提供養老資源。此兩種模式的養老資源均是單元性的。與我國現今社會經濟發展形態相適應的社區養老模式，其完成各方面養老功能的資源既來自個人、家庭，也來自社區、政府，因而是多元性的。養老體系的經濟供養部分可包括社會保障、社會保險、家庭供養、個人儲蓄、自我供養幾個層次；照料體系的構成也要涉及國家、社區、家庭和個人等多方面。社區今后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老年護理和照料功能。家庭作為老年人“長期生活的場所、一生的歸宿和晚年的倚托”，可以為老年人提供最符合其生活習慣和最感熟悉和安全的養老住所，而家庭成員則可以給予老年人他人難以替代的親情關懷和精神慰藉，因此政府理應制定必要的政策、采取適當的措施，鼓勵老年人居住在家中或在家庭式的環境中養老。

家庭養老概念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為合理制定政府養老支出財政預算，通過對養老保障需求的概念分解，構建起人均養老保險需求預測模型;根據1998-2008年福建省城鎮居民的消費支出和轉移性支出數據，測算了1998-2008年福建省城鎮居民的人均養老保障需求，并對2009-2020年的福建省城鎮居民的人均養老保障需求進行預測。

福建省養老保障體制改革已有20余年歷史，目前，形成了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為主要框架，輔之于老年人社會救助的‘較為完善養老保障體系。但是，福建省的養老保障體系仍然存在保障水平低、基金缺口大兩個顯著特點。為了合理制訂政府養老支出的財政預算，在對福建省人口預測研究較為成熟的前提下，有必要對福建省人均養老保障需求進行預測，以協調養老保障供給與需求。

本文通過對養老保障需求的概念分解，構建了人均養老保障需求測算與預測模型;根據1998-2008年福建省的城鎮居民消費支出和轉移性支出數據，測算1998-2008年福建省城鎮居民的人均養老保障需求，并對2009-2020年的福建省城鎮居民人均養老保障需求進行了預測。

一、養老保險需要變量體系

養老保障是要在勞動者年老喪失勞動能力時，給予基本的生活保障，滿足其自身生存和安全的需要，這就要求確立適度的養老保障水平。確定養老保障水平應遵循兩個原則:一是使老年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不至于因為退出勞動力市場而大

幅下降;二是使老年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不低于社會平均的生活水平。

獲得養老保障需求的最佳途徑是通過社會調查獲得每個人真正需要的養老保障需求水平。其關鍵問題是如何準確地衡量個人的養老保障需求量。通過研究統計年鑒后發現:老年人的生活支出可以分為消費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表1)。

二、模型構建

(一)人均養老保障需求測算模型

1973年，Lunch在線性支出系統模型的基礎上經過一定的修正變換得出擴展線性支出系統模型。擴展線性支出系統(ELES)通過研究不同收人層次的居民對各大類商品消費支出的差異來分析消費心理和消費傾向，從而能較為準確地預測消費品市場需求的變化。市場需求的變化恰恰反映了人們生活需求的變化，因此，ELES模型適用于研究老年人的生活需求。

ELES模型有兩個基本假定:(1)某一時期人們的生活支出僅取決于該時期人們的收人和各種商品的價格;(2)人們對各種商品的需求分為基本需求和超額需求兩部分，基本需求與收人無關。因此，由該模型得出的基本消費需求恰恰滿足養老保障定義中的“基本生活需要”。ELES模型通常表示為:

三、模型應用

(一)數據來源

選取《福建統計年鑒》中“城鎮居民不同收人層次家庭人均現金收人”表中的“人均可支配收人”指標作為影響人均養老保障需求的自變量。年鑒中按照收人層次，將城鎮居民分為低收人戶、中等偏下收人戶、中等收人戶、中等偏上收人戶、高收人戶。并搜集所涉及到的消費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數據。

(二)計算結果

根據1998-2009年的《福建統計年鑒》上的統計數據，對(4)式中的分項目參數估計，根據參數估計的結果，計算出福建省1998-2008年城鎮居民人均養育老保障需求見表2。

人均養老保障需求的飽和值與人均可支配收人和替代率有關。由于本文所說的養老保障不但涵蓋了養老保險，還包括老年人救濟、企業年金、個人儲蓄、家庭養老等，替代率應大于養老保險制度的替代率，因此本文借鑒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測算結果，假設養老保障替代率的適度水平為70%。

根據1998-2008年福建省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人的統計數據，運用多項式擬合方法，得到2009-2020年福建省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人最大值為62 485元。因此，2009-2020年，城鎮人均養老保障需求水平飽和值為43 739. 5元。對(6)式進行參數估計，得到福建省城鎮居民人均養老保障需求水平預測模型:

根據模型求得2009-2020年福建省城鎮居民人均養老保障需求測算值，預測的結果用折線圖表示，見圖1。

由測算數據和圖1可知，福建省城鎮居民人均養老保障需求總體呈上升趨勢，需求值預測將由6 083. 04元，增加到13 355.39元，約增加到2. 20倍。

四、結論

本文從養老保障需求的概念界定人手，通過概念的分解推導出人均養老保障需求的測算和預測，根據福建省的經驗數據設定了模型的相關參數，并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無制度約束的養老保障需求是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包括消費性支出8項和轉移性支出6項，可以用ELES模型測算人均養老保障需求。

家庭養老概念范文第3篇

【關鍵詞】養老方式選擇策略；社會學；養老方式；南陽市

我國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在經濟及社會保障尚未做好準備的情況下提前步入老齡化社會，這使得傳統養老模式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如何有效地解決數以億計老年人口的養老問題已迫在眉睫。而我國傳統家庭照顧功能的弱化，養老機構的諸多弊端使得社區養老在養老問題中的應用研究有了現實基礎。

一、現階段城市居民主要養老模式

所謂養老方式就是老年人在面對現有養老資源的情況下所選擇的養老模式。它由一定的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水平決定并必然會隨著社會生活力和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發生相應的變化。然而這樣的概括又難以界定和厘清具體的養老方式。鑒于此，本文結合文獻研究，根據城市居民是否接受子女供養和養老依托地，把養老方式分成居家養老、家庭養老和機構養老三種方式。

（一）居家養老：居家養老是由先進國家傳來的一種新概念。他和傳統的家庭養老區別很大，居家養老的家作為一種載體存在，而家庭養老的家則是建立在家庭經濟基礎之上，其中的涵義完全不同。居家養老的享有獨立經濟來源的老年人擁有獨立住房，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大多脫離子女，可以依靠鄰里和保姆服務人員等。

（二）家庭養老：家庭養老一種較為久遠的養老模式，老年人的經濟支持和日常生活多由子女照顧。城市居民和子女、家人在情感上的交流較為普遍，且由于家庭成員對老人的習慣和愛好都很了解，所以照顧的會比較周到，經濟成本較低，在經濟上比較理想。

（三）機構養老：機構養老分為很多種，他們主要是為老人提供護理、食宿和照料等服務。在養老機構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緩解子女的壓力，使老人得到較為集中的照顧和有秩序的生活，并且在養老機構中同齡人較多，老人日常交流娛樂并不受到影響，對老人的精神和身體都有益處。

二、養老方式的選擇策略優勢分析

居家養老在我國城市老人的家庭照顧的負擔沉重和機構照顧老人的成本過高、觀念未完全接受、質量參差不齊的情況下，積極發展老人社區資源，豐富服務項目，可以有效的解決城市居民的養老問題，對減輕政府負擔、鼓勵社會福利社會化具有積極意義，同時居家養老對家庭贍養進行有效的補充，是實現老有所養的重要舉措。它不僅僅是由有血緣關系所組成的狹義的家庭概念，而是在生活功能上，更具備人性化、人際關懷、情感交流，同時具備物質養老護理和精神養老護理條件的社會環境。在這樣的社區、家庭、環境中，社會人際關系層次更多，人際交往互動方式更為多樣，更能滿足人際互助與溝通的多元需要，而且它可以有效利用社區閑置資源，節約養老成本。社區養老所需的成本是三種養老模式中最為理想的。選擇機構養老的老人需要支付相當數額的費用，而家庭養老則需要犧牲老人子女的工作時間或是雇傭專門人員給老人提供日常的居家照料，也需要承擔不小的成本，因此，居家養老在經濟成本方面要比較高，對老人家庭經濟資本有一定的要求。

家庭養老模式是我國歷史上形成并延續下來的一種養老模式，是指由家庭成員為老年人提供資金、住所、所需和日常生活照料的一種養老模式。資料顯示，雖然老年人對晚年生活的場所可有多種選擇，如家庭、養老院、老年公寓等，但由于家庭養老具有在提供情感交流和心理需求上的優點以及養老觀念等因素的存在，家庭養老仍然是多數老年人的第一選擇，是現行養老模式中的主要形式。傳統的家庭養老形式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完全由贍養人或撫養人承擔，具體講就是老年人居住在自己的家里，由老伴、子女或親屬為其提供生活所有的照顧。在傳統的家庭養老形式中，老年人可以經常看到子女和家人并進行情感上的交流，同時，由于家庭成員了解老年人的生活習慣和興趣愛好，在生活的照顧上更全面、周到。

機構養老在日常生活中，它是家庭養老的一個重要替代物，而且是一個覆蓋范圍較廣的替代物，因為有很多的老人可以選擇它。但是由于機構養老發展的不均衡性，其質量參差不齊，檔次差別很大，在高端機構入住的多為具有較高的文化程度的老人，解決精神上的孤獨是他們選擇進老年公寓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低端機構的入住者多為家庭發生變故，生活不能自理、喪偶、經濟壓力等原因。可謂是一種選擇較為廣泛的養老方式。

三、結語

養老問題是整個社會存在的普遍問題，而養老方式的選擇尤為重要。因此，選擇一種適合自己情況的養老模式，十分重要。家庭養老這種模式抗干擾能力強，經濟要求低，在經濟資本較弱的狀況下，家庭養老的就非常必要。如果有較多的空暇時間并希望從事興趣愛好和娛樂活功，經濟身體狀況較好時，居家養老是種較好的選擇。身體狀況不佳，且經濟條件較差的情況下，機構養老很適合。而國家則要盡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積極推進養老保險改革，提高老年群體的經濟能力和健康水平。加大對公共福利設施，為適應社會的老齡化趨勢，老年社會福利事業應加快建設步伐，對養老機構增加投入，提高它們組織養老資源的能力。最后，政府應當鼓勵個人和企業等創建、經營老年服務設施，以靈活政策，形成社會多層面養老的格局。

參考文獻

家庭養老概念范文第4篇

關鍵詞：去家庭化；人口老齡化；女性就業

注：“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創新實踐項目”資助 立項號：2015SSCX068

人口老齡化改變了勞動力年齡構成，在未來二十年，適齡勞動力比例將不斷減小，家庭撫養比不斷增高。隨之而來的勞動力供給短缺、家庭收入減少、撫養負擔過重都將給每個家庭以及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埋下隱患。從消極的角度來說，人口老齡化導致的適齡勞動力群體年齡老化和規模縮小，將給中國的社會經濟增長造成極大負擔。從積極的角度來說，人口老齡化現象客觀上擴大了老年服務產業的需求，并且，我國作為“超級人口大國”，結合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時間節點，未來10到20年，老年服務的市場需求將會相當龐大。

另外，維持勞動力的正常供給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對勞動力供給的制約，將間接的影響當下就業率處于劣勢的女性勞動力。

在此背景下，由于女性勞動力群體內部多樣性的客觀存在，人口老齡化現象在影響其就業率的過程中亦存在不同的邏輯路徑。本文旨在借助“去家庭化”程度這一概念，分析人口老齡化現象對不同勞動力市場的女性勞動力就業率的影響。

1 “去家庭化”概念的借鑒

艾斯平-安德森在其《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一書中將“去商品化”和“社會分層化”程度作為劃分福利國家體制的標準，許多女性主義學者指責其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還對針對女性的福利項目視而不見，帶有明顯的性別歧視傾向。女性主義學者認為盡管福利國家制度并不決定女性可以得到的工作機會，但國家提供的福利如對老人和兒童的照顧服務等都決定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脫離家庭。于是許多女性主義學者提出了更具性別敏感度的福利國家模型，其中為學界廣為接受的即是其“去家庭化”概念的提出。而安德森在此基礎上認為“去家庭化”通過減輕家庭的負擔，減少個體對家庭親屬的依賴，進而尋求個體的獨立[2]。

接下來探討這個福利國家體系中的概念在我國的適用性。福利國家既規范了生產方式中的資本關系，也規范了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分工[3]，從宏觀上來看，我國不屬于福利國家，因為有著不同于福利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但是，從微觀上來看，家庭角色的分工部分，我國存在借鑒福利國家模式的可能性。

“去家庭化”程度已然成為歐美國家衡量其福利體制產出結果的重要指標。雖然我國并非福利國家，但隨著我國養老、兒童等相關福利項目日漸市場化，社會保障體系下政府、市場與家庭的分工博弈愈發激烈，“去家庭化”這一西方福利國家語境下的產物在我國社會保障領域，尤其是對關于老人、兒童的照顧服務，以及女性承擔的家庭照顧責任大小等問題尤其適合我國情境的解讀。

所以，在我國“家庭化”可作為衡量政府和家庭對家庭成員生存和發展的責任分工的重要概念，專指一個人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家庭獲得福利支持，即“家庭”更多被看做為個人帶來風險和負擔的場所，而不是個人獲得福利和服務的場所。“去家庭化”則是指為了擺脫家庭帶來的各種風險和負擔，個人有意識地減少家庭生活和家庭關系對自己的束縛。

關于“去家庭化”程度指標的擬定，由于我國統計數據較OECD國家稍顯簡略粗放，故在指標擬定過程中不能全然參照西方學者的測量指標2。本文在此考慮我國語境，對我國“去家庭化”程度從老年人這一維度進行定義。

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體現為通過借助于老年服務產業，如養老機構等，能夠減小老年人對其他家庭成員的依賴到何種程度。故以65歲及以上老年人中入住養老機構的人數占總人數比例，以及養老產業支出占GDP比例等，作為參考指標。

2 人口老齡化現象影響“去家庭化”程度

伴隨著人口老齡化現象加劇，失能老人數量增多，家庭日益核心化，老年家庭趨向“空巢化”，致使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弱化，整個社會養老問題愈發迫切。并且，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并非家庭養老意愿的弱化，而是在客觀上子女是否有能力繼續家庭養老存在問題。因此，作為家庭養老的替代，社會化養老服務的需求日益增長，而社會化養老的普及即意味著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將不斷加深。

本文以全國23個省市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作為各省市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參考指標，并且采用“中國老年人健康長壽影響因素調查”（CLHLS）的截面數據，通過聚類分析方法對各省市“去家庭化”程度進行劃分。以下為我國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后，各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參考指標：

由數據可知，從單個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來看，23個地區中人口老齡化程度最深的是四川、重慶，程度最小的為北京、上海；從人口老齡化程度來看，23個地區可分為如下表三個梯度，從Ⅰ到Ⅲ，老齡化程度不斷減弱。

其中，福建和廣東“去家庭化”程度最高，其他地區“去家庭化”程度雖存在梯度，但第Ⅰ和第Ⅱ類差異并不顯著。基于此，結合上文老齡化趨勢梯度的劃分，我們可以看出：

不同于上文預期，福建和廣東地區老齡化趨勢與其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呈負相關。

北京和上海兩地區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減弱，老年“去家庭化”程度也相應降低。

四川和重慶兩相鄰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最深，但是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卻存在顯著差異。

人口老齡化趨勢處于中游的地區，整體上老年“去家庭化”程度趨向于較低的梯度。

圖 2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針對以上幾點，首先，探討福建和廣東地區與北京和上海地區人口老齡化對老年“去家庭化”程度的影響結果相左的原因。由圖2可知，雖然，近期該四個地區的人口老齡化程度相近，但是由于在我國步入老齡化社會初期，上海和北京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已經相對較高，故即使一直呈下降趨勢，整體老齡化問題也比廣東和福建更嚴重，而相應的為緩解老齡問題的老齡產業仍處于發展之中，所以“去家庭化”程度較低。不同于上海和北京，廣東和福建整體老齡化程度較低，主要是由于流動性大的年輕人比例較高，老年人進入養老機構的比重較大，故“去家庭化”程度較高，但是廣東和福建相對與北京和上海，老齡化問題仍在發酵過程中，預期會愈發嚴重。

四川、重慶同為人口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地區，四川“去家庭化”程度卻比重慶高。這主要是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其一，農村老齡化程度存在差異。相較于城市老齡人口，農村老齡人口選擇機構養老的比例較低，故農村老齡化程度越高，其“去家庭化”程度會相對減小。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重慶65歲及以上農村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達到14.51%，比四川的12.26%高過兩個百分點，并且，第五次人口普查時期，重慶農村老齡化程度僅比四川高零點三個百分點，由此可見，重慶不僅農村老齡化程度比四川嚴重，在老齡化趨勢上也更為嚴峻，故其“去家庭化”程度較低。其二，人口構成存在差異。老齡化程度反映了地區老年人口的比例，但是不能反映承擔家庭負擔的中堅勞動力的比例。中堅勞動力比例越低，意味著家庭養老功能越弱化，因為能夠親身承擔家庭照料責任的人數減少。故四川人口老齡化程與重慶相差無幾，但是四川的兒童及老人的總撫養比比重慶高出兩個百分比，這說明四川家庭勞動力負擔更重，親身參與家庭養老的比例更低，即選擇社會養老服務的比例更高，相應的“去家庭化”程度更高。

人口老齡化程度中等的地區“去家庭化”程度都偏低，這恰好反映了雖然我國已步入老齡化社會十多年，但與其配套的社會養老服務的發展并沒有跟上老齡化的速度，而“去家庭化”程度的梯度存在，亦證明不同地區在應對老齡化問題時存在非同步現象。綜上，人口老齡化影響了各地區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動了整體“去家庭化”程度的增加，但是，實際數據表明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還受到老齡化趨勢、地區人口結構、城鄉分布等因素影響，這也反映出各地區應對人口老齡化比較滯后，老齡化與“去家庭化”的正相關仍然不顯著。

3 “去家庭化”程度對女性就業影響

女性就業情況主要由兩方面因素決定，一為勞動市場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二為女性個人的就業意愿。這兩因素都不同程度受到“去家庭化”的影響。

以往關于女性就業問題的研究，多以地域、年齡作為劃分，顯少從勞動力所處市場不同的角度劃分。我國現階段的就業問題主要是勞動力類型、數量與產業結構轉型對勞動力的需求的不匹配。勞動力市場分割下，女性勞動力可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的中高端勞動力以及次要勞動力市場的低端勞動力，而“去家庭化”在影響決定女性就業率的兩因素時，對這兩類勞動力的影響方式是不同的。

關于對勞動市場需求的影響。“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如圖3，一方面能夠發展社會養老產業，創造大量適合女性的服務就業崗位，吸納低端女性勞動力，另一方面解除中高端女性的家庭負擔桎梏，削弱市場對女性就業的消極態度，進而在主要勞動力市場相對的提高女性勞動力需求。

目前全國65歲以上老人已達1.38億，占總人口的10.1%。對養老服務具有客觀需求的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到2015年底突破4000萬3。綜合多個地區養老機構護理員配備比例，半護理和全護理的配備比例分別為1：5和1：3左右，但是，當前全國養老機構人員不到100萬，其中，持有養老護理員資格證人數不足2萬，故需求缺口多達幾千萬。另外，關于老年人選擇養老方式的意愿的諸多研究表明，“養兒防老”這一傳統觀念的影響下降，經濟狀況較好、文化程度較高以及身體健康狀況好的老年人會傾向于機構養老。這就意味著對養老機構及護理員的需求只會愈發擴大。在產業結構轉型造成勞動力過剩的當下，如物流行業能成為農業和建筑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方向，而“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擴大了對女性低端勞動力的需求，一定程度上能作為女性中低端勞動力轉移的新方向，將部分緩解女性的就業壓力。

關于對女性就業意愿的影響。筆者利用社會經濟地位指數4測量行業社會經濟地位，將所有行業劃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選取指數排名前十名和后十名的20個行業5作為勞動力市場分割的代表，通過對該20個行業從業女性進行抽樣問卷調查，研究“去家庭化”程度對女性就業意愿的影響。

“去家庭化”主要是改變女性的家庭承擔責任，由傳統的家庭勞務承擔者轉換為家庭經濟承擔者。在此過程中，女性就業意愿對角色轉換是否進行起到決定作用。同樣，整個社會的“去家庭化”趨勢也會影響女性就業意愿，進而又反作用于“去家庭化”趨勢。因此，筆者就影響的可能，提出以下幾點假設：

假設1：即使需要承擔“去家庭化”的經濟成本，主要勞動力市場女性更傾向于就業。

主要勞動力市場女性一般具有較高的學歷，并且會有相對穩定的家庭經濟基礎。女性主動就業既是對家庭經濟責任的承擔，也是出于對女性自我價值的認可。并且，“去家庭化”能更好的解除家庭養育責任對女性的束縛，緩解女性就業過程中來自于傳統家庭責任的壓力，處于更舒適的就業狀態。

假設2：面對“去家庭化”的額外經濟負擔，次要勞動力市場女性更傾向于回歸家庭，直接消除該經濟負擔。

次要勞動力市場女性一般學歷較低，并且家庭傳統養育觀念相對較重，所以與其通過外出工作來填補選擇社會養老服務而產生的家庭經濟缺口，該類女性更傾向于放棄工作，直接在家承擔傳統的養育責任，維持以家庭為主的狀態。

假設3：當“去家庭化”需要的經濟成本在可接受范圍內，“去家庭化”對女性就業意愿起正向推動作用。

如果政府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著力推進社會養老服務的發展，進而降低了家庭經濟承擔者選擇“去家庭化”所需承擔的額外經濟成本。選擇就業的收入所得在扣除購買社會養老服務之外仍相對可觀，并且能緩解就業過程中來自家庭責任的壓力，這將使女性就業意愿更加強烈。

針對以上幾點假設，對問卷結果進行統計，具體統計結果如下表：

由表4可看出，在面對“去家庭化”需要承擔的額外經濟負擔時，主、次要勞動力市場女性的確存在不同選擇。主要勞動力市場女性傾向于對就業意愿沒有影響，而次要勞動力市場傾向于有影響。但是，值得注意，有25.1%的主要勞動力市場女性認為經濟負擔會影響其就業意愿，這說明處于主要勞動力市場的女性并不意味著一定具有穩定的家庭經濟基礎。同樣，有31.4%的次級勞動力市場女性仍然選擇繼續就業，這說明即使在低端勞動力中，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也逐漸弱化其影響。

表5顯示，當“去家庭化”給家庭經濟帶來的額外負擔在可承受范圍內，主、次要勞動力市場女性都會傾向于繼續就業。但是，仍有28.4%的次要勞動力市場女性會選擇不繼續就業，其原因有“不認為服務價格能降到可承受范圍內”，“不需要出錢享福”等，多集中于傳統觀念的限制以及對社會養老產業的價格預期不樂觀。

表6可知，主要勞動力市場女性認可不親身承擔照顧責任能有利于就業的高達93.7%，并且多指出沒有過多家務負擔能緩解工作過程中的身心壓力。然而，次要勞動力市場有39.9%的女性與該觀點相左，其中部分指出，承擔照顧責任與工作同時進行并不會造成困擾，并且認為工作之余承擔照顧事項的“理所當然”。

綜上，由統計結果可看出，結果與上文假設基本相符。在關于“去家庭化”對女性就業意愿的影響中，經濟收入和傳統觀念等其他因素也存在一定影響。但是無論主要或次要勞動力市場，去家庭化”的趨勢會對處于就業狀態的女性勞動力的就業意愿起積極推進作用。

4 結論

本文利用“中國老年人健康長壽影響因素調查”（CLHLS）數據對“去家庭化”程度進行劃分，結合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與問卷調查數據，探討了人口老齡化現象對女性就業率的影響。研究表明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對“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有一定正向影響，但是我國各地區政府對人口老齡化的應對措施滯后于老齡化趨勢。“去家庭化”程度通過影響女性勞動力市場需求及就業意愿對女性就業產生影響。隨著“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社會養老產業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缺口愈發擴大，而數據顯示，各地區政府在引導女性勞動力進入該產業的措施并沒有起到實質效果。另外，“去家庭化”對主要和次要勞動力市場女性勞動力的就業意愿都有一定積極的作用。雖然，傳統家庭養老的觀念依然存在，但是，“去家庭化”能緩解女性承擔家庭勞務責任的壓力，整體上利于女性在就業市場保持良好狀態。故無論從緩解人口老齡化加劇造成的養老問題對社會穩定帶來的壓力，抑或解決產業升級過程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政府都需要加強我國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動社會養老產業的發展。

注釋

1.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1》

2.例如Korpi（2000）的一般家庭支持、雙薪家庭支持、市場取向的測量指標，Leitner（2003）的含蓄家庭主義和去家庭主義的測量指標。

3.數據來源：《老齡藍皮書：中國老年宜居環境發展報告（2015）》

4.社會經濟地位指數（socioeconomic index，簡稱社經指數SEI）是美國社會學家鄧肯（Duncan，1961）設計出的利用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來測量人們社會經濟地位的重要指標。其回歸方程是：SEI=-6.0+0.59edu+0.55income（edu表示職業的平均受教育程度，income表示職業的平均收人）。

5.行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最高的10個行業分別是：信息、咨詢業；房地產開發與經營業；水上運輸業；綜合技術服務業；食品、飲料、煙草和家庭用品批發業；文化藝術業；能源、材料和機械電子設備批發業；科學研究業；銀行業和其他批發業。行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最低的10個行業分別是：木材加工業；農林業；農副食品加工業；造紙及紙制品業；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其他交通運輸業；倉儲業；紡織業；印刷業和記錄媒介的復制以及煤炭開采和洗選業。

參考文獻

[1] 金雅昭，《福利國家的第四個世界？――基于“去家庭化”的東亞福利模式考察》，北京大學，2015。

[2] G?Esping Andersen，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 傅立葉：《從性別觀點看臺灣的國家福利體制》，載《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10年12月第八十期。

[4] 鐘曉慧，《是“去家庭化”還是“再家庭化”》，載《深圳特區報》2013年5月28日第B11版。

家庭養老概念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在綜述我國農村養老保障方式、面臨的挑戰和走向的基礎上，時我國農村養老保障方式未來發展趨勢提出了自我認識和看法。

    一、目前我國農村存在的養老保障方式

    研究表明，在歷史上，中國養老保障主要以家庭養老為主;1949年以后，中國養老保障制度呈現鮮明的城鄉二元哇。從經濟支持的角度講，農村養老保障經歷了50年代初的家庭保障，人民公社時期的集體保障，8()年代至今的以家庭保障為主、保障多元化三個時期。現在絕大多數學者都還認同目前在我國的大部分農村地區，家庭養老保障是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方式。但對家庭養老保障的具體涵義、其他輔助養老保障方式的構成及其作用并未達成一致看法。總體上講，我國現階段農村養老保障，依然是傳統的農業養老保障模式，即建立在土地保障基礎上的家庭養老保障。雖然有其它的一些養老保障形式作為補充，但是農村家庭養老保障依然是主導。綜合各學者的觀點，目前我國農村養老保障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家庭養老保障。家庭養老保障是一種主要依靠家庭成員的養老制度，在我國有悠久的歷史，也是我國農村最為普遍的養老保障模式，它與傳統農業社會的生產方式相適應。這種模式的典型特點是由家庭為老年社會成員提供物質保障、服務保障和親情關照。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到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農村家庭養老正在面臨著諸多挑戰，家庭功能因其規模的縮小而弱化;年輕人出外打工或因競爭壓力忙于工作和事業，無暇照顧老人;子女因思想價值觀念變化而導致“孝道”淡漠等等，這些都使得家庭養老方式困難重重，魚需其他養老方式的補充。

    2、自我養老保障。自我養老保障是老年人通過自己的儲蓄、退休金或者養老金等用來防老。一些農民或者為減輕子女負擔，或者意識到“養兒防老”已經不可靠，轉而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錢財上。他們盡可能省吃儉用，節約開支，盡最大努力儲蓄，以備老年之用。這種養老方式雖在一定程度卜減輕了子女和社會的負擔，但是其使用范圍較窄。對于那些低齡、身體健康并且有退休金或者養老金的農村老人比較適用，但對于大多數農村老人來講，由于沒有固定的收人來源，再加之疾病和高額的醫療費用使得自我養老無從談起。

    3、土地養老保障。土地養老保障是我國農村家庭養老保障中的又一重要形式。土地對于廣大農民來說，是就業保障、生活福利和醫療養老保障的可靠手段，是“衣食之源，生存之本”。關于農村土地對養老保障的經濟支持問題，學術界存在一些爭議。筆者認為，盡管土地收人對養老的經濟支持水平在下降，但是，可以通過土地經營方式轉換、土地流轉、產業結構調整等措施提高土地的養老保障功能。

    4、社會養老保障。社會養老保障是依靠社會力量及社會化的制度來進行的農村養老保障方式。目前我國農村主要的社會養老保障方式包括:農村養老院養老保障、各種形式的養老保險、養老儲蓄保障等。社會養老保障由于其動用的力量廣泛，制度性強，因而是下一步應該重點發展的養老保障方式。但現階段其發展還很不完備，如由于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各種農村養老院的入住率很低;各種形式的養老保險、養老儲蓄受到利率變化影響大，沒有與物價指數掛鉤，難保將來支付的養老金能夠維持基本的生活;目前開展的社會養老保險帶有濃厚的商業保險性質，政府財政難于提供保證，其基金操作不能有效控制風險等等。

    由此可見，關于農村現行的養老保障方式，家庭養老、子女養老、自我養老、土地養老和社會養老等不同的概念被提出，并被賦予不同的內涵與理解。我國的養老體系正處在破舊立新的構建過程中，涵蓋城市與農村、正規與非正規、制度與習俗等多層面，在此基礎上學者們的紛繁觀點就可以歸納為兩條:(1)我國農村現行的養老模式是家庭養老;(2)在不同地區，針對不同老年群體，我國農村的現行養老方式又呈現多樣性。

    二、我國現行農村養老保障方式面臨的挑戰

    農村現行養老保障方式有其存在的客觀必然性和歷史淵源。目前，以家庭養老為支柱的養老保障方式一直在我國農村的養老制度中起著主要支撐作用，其存在基礎在于農村經濟發展落后、家庭規模大和子女多、傳統孝道思想以及小農自然經濟意識束縛等條件所決定。但是，隨著急劇的經濟和社會變革，這一局面正發生著明顯的變化。一是經濟基礎的變化，如今傳統家庭養老方式已失去了其經濟基礎，如同米特羅在《歐洲家庭史》中所描述的“農民經濟是一種無貨幣經濟，以致于贍養老人只在家內是可行的，提供實物在超出一定距離時就會是不可能的，因為這需要用現金支付并用此錢購買食物，而在前工業時代，在農業地區中，這兩個都是不存在的”。二是思想價值觀念的變化，它對家庭養老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有學者歸因于子女不愿養老，認為家庭養老的問題并不在于子女數的減少或子女外出打工無人贍養，而是在有人贍養的情況下，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依然比較低劣，這主要是子女不愿養老引起的;也有學者認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年輕人價值觀如今在變化，老年人獨立意識也在增強，老年人不愿意依附年輕人來養老。經濟條件的變化也被認為是一個影響因素，如人均收人增長，存款儲蓄上升，就為農村家庭養老“子女供給型”的轉變創造了條件。從養老需求的角度來講，老年人口扶養比增大，老年人口高齡化加劇的現實，使家庭養老資源需求上升，進而也對家庭養老提出了挑戰。從現有研究來看，盡管觀點存在分歧，但認為社會經濟變革的大背景，會對農村人口的養老方式造成影響，已成為學界共識。筆者認為，一方面社會經濟。變革對農村人口養老保障方式的影響是從多角度、多方位綜合實施的，家庭規模與結構的變化、生產方式、行為方式以及思想觀念的變化都是交織在一起的，共同作用于養老保障主體與養老保障客體，通過養老保障環境影響養老保障態度和養老保障方式，最終形成新的養老保障要求和效果，也許對老年人有利，也許對老年人不利，取決于不同的影響因素發揮作用的最終合力;另一方面社會經濟變革會對農村現有的各種養老保障方式造成程度不一的影響，不僅影響到家庭養老保障，也會影響到自我養老保障的具體實現方式，并對集體養老或社區養老以及社會養老產生新的需求。

    三、未來我國農村養老保障方式發展方向的選擇

    關于農村養老保障今后的發展方向，學術界目前的觀點有同有異，相同的觀點是一致認為傳統的農村家庭養老保障盡管難以維持，但鑒于中國國情和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家庭養老還保障將在較長時期內保持下去，繼續擔當農村養老保障的主要力量，同時要輔之以多種形式的其他養老保障方式。

    然而，在以下兩個方面，學者們的看法并不一致，一是家庭養老保障今后在農村較長時期的繼續維持，是無奈之舉，還是主動選擇?如果是前者，就應該盡早找到替代家庭養老保障的其他行之有效的辦法;如果是后者，就應該想方設法使家庭養老保障發揚光大。二是未來要在較長時期內維持家庭養老，在目前危機重重的情況下，應該采取怎樣的具體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