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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的弊端范文第1篇

（一）公共財政投融資力度不足

低碳經濟的投融資模式是一種雙體系，涉及投資與融資兩方面問題。縱觀發達國家的低碳投融資模式，其融資渠道通暢完善，方式靈活多樣，擁有著高度發達的金融市場。作為低碳經濟立法先行者的英國，其主要的資金來源于政府普遍開征的氣候變化稅（CCL）。在2004~2010年間，英國GDP從22208億美元上漲3.36%至22955億美元，而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7年間的下降幅度高達12.22%。碳稅作為一種刺激性經濟政策，已在丹麥、荷蘭、挪威、德國等全球范圍內推廣實施，實現了低碳經濟工作的規范化和系統化。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諸如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對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投入力度大，其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大都超2%，而我國直接用于發展低碳經濟投融資的資金卻遠遠不足，雖然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在逐年增加，從2008年的4937.03億元到2012年投資總額的8253.46億元，同比增長16.02%，是2004年的4倍之多，但是其所占GDP的比重低，僅為1.59%，只能夠達到控制環境惡化的目的。同時，我國政府的重視程度不足，法律力度不夠強化，缺乏碳減排的激勵機制，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穩定的投融資體制和強制性的減排約束。據統計，我國每年在節能環保市場上的投資不到1000億元，低碳經濟存在嚴重的投融資缺口，大約在2000億元左右。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所2009年的《2050中國能源和碳排放報告》預測，照目前的投資增長速度，到2020年，節能、新能源行業和其他環保行業至少有2萬億資金缺口需要彌補。

（二）商業銀行參與度不高

技術與資金是發展低碳經濟投融資的最關鍵的兩個要素，而技術的進步與發展也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這就要求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低碳經濟投融資體系的資金投入不僅要在量上得到改善，更要追求質的提高。以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為目的的綠色信貸，利用金融杠桿，推動了世界經濟由“高碳”向“低碳”的成功轉型。在支持綠色信貸投融資方面，美國、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紛紛實踐了赤道原則。赤道銀行提供了環境保護和風險評估框架，第一次確立了項目融資的環境與社會的最低金融行業標準，目前采用赤道銀行的機構以擴大至27個國家的67家機構，其業務總量占全球項目融資的85%以上份額，業務覆蓋100多個國家。而中國的第一家本土赤道銀行———興業銀行，雖逐步與國際標準相接軌，為企業節能減排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但其綠色信貸總額與總資產的比例僅有3.46%。《中國低碳金融發展2014年度報告》稱絕大多數銀行這一比例低于2%，資金缺口高達現有融資的20倍之多，遠遠不能滿足實際需要。目前，中國工商銀行、國家開發機構等金融機構都已研制出符合自身需求的投融資方案。但不能否認的是我國商業銀行對低碳項目的服務與信貸剛剛起步，融資渠道單一，融資工具創新不足，實施綠色信貸的內在動力不足，執行效果并不明顯。

（三）資本市場融資支撐不夠

資本市場是調整產業結構、拓寬融資渠道、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平臺。低碳經濟周期長、技術新、投入大的特點使得碳基金、碳保險、碳證券等融資工具應運而生。目前，國際上已設立約50家的碳基金用于節能減排和清潔能源發展，不僅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而且為低碳發展籌措了大量的資金。以英國為代表的碳信托基金，自成立以來已實現了1700萬噸二氧化碳的減排任務，節省了超過10億英鎊的能源支出。我國的碳基金始于2005年，剛起步不久，規模較小。具有低碳環保性質的上市公司數量少，低碳企業在主板和創業板上市困難，比例僅為10%左右。技術轉化資金不足，缺乏相關扶持政策，資本市場參與低碳經濟的融資程度不高。

（四）金融衍生工具缺乏

1997年12月，聯合國氣候大會在日本京都通過《京都議定書》，由此推動了全球碳交易市場的迅速增長。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2005年全球的碳交易額為108.6億美元，2008年迅速上升到1263.5億美元，增長了126.6%，2011年更是創下了1760億美元的新高。與此同時，碳交易量從2004年的0.94億噸爆炸式地增長到2012年的105.266億噸，漲幅高達110.99%，2020年的碳交易量有望達到440億噸。《全球碳預算》顯示，中國是碳排放量總量最大的國家，約占27%；其次是美國，占14%；歐盟占10%以及印度占6%。目前，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碳排放資源，是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國。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目前正在積極探索有關碳交易的衍生工具市場，歐盟氣候交易所（ECX）的排放貿易制度體系占到全球碳交易市場的68%，美國芝加哥交易所（CME）已成為全球自愿碳減排市場的典范。各種金融衍生品如碳期貨、碳期權等層出不窮，對資金的擴張起到了強烈的刺激作用，碳交易市場儼然已發展成為全球最具潛力的商品交易市場。目前，上海、北京環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污權交易所已啟動交易，但是從總體上來看，我國碳市場機制尚未成熟，碳金融衍生工具缺乏創新力度，買賣碳商品的定價權無法掌控，我國仍處于全球碳交易市場價值鏈的低端位置，尚未形成信息透明、統一標準化的碳交易市場。

二、低碳經濟投融資發展的作用方式

（一）作用機制

影響低碳經濟投融資發展的制約因素眾多，主要包括能源效益、供應安全、風險預警、運營機制和實施力度這5個方面。通過研究制約因素的作用機制，有利于趨利避害，通過采取合適的方案，不斷發展和完善我國的低碳經濟投融資體系。該研究問題分為3個相互聯系的層次，同一層次的因素既受上一層次因素的制約，同時又對下一層次因素起著制約作用。其中，最上層為最終目標層，即促進低碳經濟投融資發展；中間層為制約因素層，包含能源效益、供應安全、風險預警、運營機制和實施力度5個制約因素；最下層為作用對象層，即分別從社會、經濟、生態3方面探討對制約因素的影響。3個層次之間交互制約，形成如圖1的促進低碳經濟投融資發展的遞階層次結構。低碳能源、供應安全、風險規避、運營機制和實施力度是是維持社會健康運轉、促進經濟快速增長以及生態可持續化發展的“血脈”。能源結構的合理優化以及利用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探索挖掘節能環保的新能源，減少傳統化石能源的耗用，增加對風能、太陽能、地熱能等無碳能源的選擇與預測；近年來能源戰爭的爆發以及“煤荒、油荒、氣荒”的出現使得傳統化石能源不可再生的弊端日益顯現，人們更多地傾向于尋找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此確保有充足穩定的可再生能源的供給；信用風險、金融風險、市場風險的合理規避，能夠最小化對社會生活、經濟增長和生態優化的威脅，權衡好風險和收益的關系，保證低碳經濟投融資發展的“三性”平衡；節能減排政策、稅收優惠等保障機制與激勵機制的運用，如政府強制性對高碳產業采取減排措施，對低碳產業實施稅收減免、財政補貼等優惠政策，保障法律權利和福利權利等進一步地刺激了產業的低碳化和投融資的發展；創新與重視力度的加大，能夠活躍我國的低碳經濟市場，為我國低碳投融資的發展注入新生的活力與迸發力。可以看出，這三個層次構成了一種交互相織的網狀關系。人們對社會的要求、經濟技術發展水平以及對環境預期等因素的影響，都會使能源效益、供應安全、風險預警、運營機制和實施力度發生相應的變化，進而影響低碳經濟的投融資發展。研究層次結構的作用機制，可以得到制約因素對低碳經濟投融資發展的影響強弱，更加明確其在社會、經濟和生態在發展低碳經濟投融資過程中的重要性，并根據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不斷構建和完善我國的低碳經濟的投融資體系。

（二）促進作用

隨著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亟待解決，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重視低碳經濟的規模化發展。雖然我國的低碳經濟起步較晚，而且面臨著多種問題，但不能否認的是，發展低碳經濟投融資促進了我國的社會穩定、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同時，低碳經濟投融資發展也雙向地對公共財政、綠色信貸、資本市場和碳交易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如圖模型所示，發展低碳經濟投融資體系的影響是相互的。投資低碳經濟能反向地加大公共財政的投入，構建和完善綠色稅收體制；實現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與國際社會的雙贏局面；促進多種融資工具的創新，增強資本市場的活力與競爭力；逐步提高我國在全球碳交易市場中的話語權，提升我國的碳金融衍生工具市場的國際化水平。與此同時，公共財政投入力度的加大為發展低碳經濟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綠色信貸和赤道銀行的規范促進了我國經濟結構逐步向低碳經濟轉型的步伐，資本市場規模的擴大拓寬了低碳產業的融資渠道，日益活躍的碳交易和推層出新的碳金融衍生工具也共同推動了和諧共生的低碳經濟投融資機制的發展與創新。

三、主要結論與建議

構建低碳時代并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我國低碳投融資模式的轉型已經到了關鍵時刻。針對我國低碳經濟投融資的發展現狀，分別從公共財政、綠色信貸、資本市場和碳交易四個方面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議：

（一）政府不僅應制定好低碳制度

更應加大監督與管理力度，運用宏觀手段激勵金融機構的融資和直接的資金供給，微觀上配套風險補償和稅收優惠等財政政策，積極發揮稅收杠桿作用，引導社會資金投向低碳領域。宏觀與微觀層面雙管齊下，投融互動，適時選擇不同的碳稅政策，適地實施差別稅率，實現低碳經濟增長方式在量與質上的雙向提高，統籌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低碳經濟投融資發展體系。

（二）商業銀行應繼續完善綠色信貸體系

主動接納并演變為赤道銀行，有效發揮資金優化配置的功能，為低碳耗能企業上市建立綠色通道，加快同國際市場相接軌的步伐，為我國在“十二五”期間在低碳經濟的投融資方面提供至少80000億元的資金準備，力求實現金融機構的自身效益和我國低碳經濟持續繁榮的共贏局面。

（三）我國應繼續發展和完善順符合中國機制的碳基金

在資本市場上促進碳金融與碳市場的發育，在制度層面上運營政策工具促進國際協調，增加低碳上市公司在主板市場的數量，鼓勵和扶持高科技中小企業進入創業板市場，多渠道籌措資金，支持低碳經濟結構轉型與升級，使我國的碳基金項目更好地融入到國際的資本市場中去。

（四）中國碳交易平臺的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

雙減政策的弊端范文第2篇

所謂政策營銷 (policy marketing)是公共部門利用營銷的觀念與活動使公共政策獲得公眾的接受和支持。我國鐵強化醬油項目的推廣采取的是政府和企業合作的方式，屬于政府政策行為的營銷模式。政府對具有鐵強化醬油生產資質的企業進行認定，然后給予相關推廣費用的支持，企業則根據自身的生產能力和銷售渠道協助政府進行推廣。

近年來，隨著調味品行業的不斷整合，調味品行業的競爭日趨激烈，越來越多的企業具有很強的品類創新意識，以推出更多產品來獲得增長。在這種觀念支配下，有的企業竟擁有多達近百個品項。這種模式造成調味品產品繁雜，相互擾亂，使得在今天商品種類過于豐富的市場上，消費者很難對這個鐵強化醬油形成整體印象，尤其是消費者在心智中還沒有形成標桿的情況下就要面對諸多選擇，比較的結果常常是感到困惑。

政策營銷之殤：鐵強化醬油營銷策劃力缺失

鐵強化醬油項目采取的政策營銷的最大弊端就是造成很多大一些的企業總在擔心自己的大量宣傳，都只會是“為他人做嫁衣裳”。這種行業內企業間綜合性的“近視”癥狀和營銷迷茫也是當前鐵強化醬油項目難以推動的主要原因。這也使得部分企業不愿在鐵強化醬油產品上過多考慮營銷策略和產品策劃。 這在種觀念下，企業過多依賴政府的投入和政府行為，而從不用營銷的思維去做鐵強化醬油，不能跳出政策營銷的局限，從做產品做營銷的視角去考慮鐵強化醬油作為一種新的產品功能該如何進行營銷策劃。當前市場上的幾款鐵強化醬油普遍缺乏營銷策劃力。

市場上幾種常見的鐵強化醬油分析

海天鐵強化醬油

海天鐵強化醬油的產品名稱是：鐵強化（金標生抽）；鐵強化（草菇老抽），這兩款醬油最大的優勢之處在于產品自然屬性的賣點突出，并非補鐵的賣點突出，也就是說，海天鐵強化將鐵強化的概念附著在了消費者認知度較高的具體產品上，將鐵強化概念附著在了草菇老抽和金標生抽上，消費者不認可鐵強化醬油沒有關系，但是消費者認可金標生抽和草菇老抽這兩個產品，“買也是買了，多一項補鐵功能豈不更好，”消費者這樣說。說明了海天對待這項鐵強化推廣活動是謹慎的，將鐵強化醬油的概念建立在已有的產品基礎上，靠銷售較好的產品來帶動鐵強化醬油的銷售和消費者滲透教育，既不影響現有產品的銷售，也能繼續推動鐵強化的推廣宣傳，這一策略是很多廠家沒有發現的，但是，從產品傳播角度來說他是失敗的，沒有達到鐵強化概念的傳播和消費者心智模式的占據

巧媳婦鐵強化醬油

巧媳婦鐵強化醬油的產品名稱是：補鐵醬油，巧媳婦補鐵醬油的優勢之處在于通過規格劃分了消費者對產品的心理價位差，1.3L規格比500ml規格單升價位買的劃算（1.3L合計9.77元/L；500ml合計13元/L）。其次是較多的促銷活動拉動。第三點是產品名稱的直白，避開了鐵強化專業晦澀的名稱。

欣和鐵強化醬油

欣和鐵強化醬油的優勢之處在于兩個同規格產品價位差的區分明顯，一款是500ml欣和鐵強化（類似淑女瓶），一款是500ml小康鐵強化醬油，這兩款產品價格分別是：11.8元/瓶；4.3元/瓶，這樣的產品品牌的劃分策略顯示出了欣和在品牌產品定位上的區隔意圖，低端要銷量，高端要形象的策略。其中小康鐵強化醬油在同類同規格產品中，價位最低，所以，銷售較其它品牌鐵強化較好。欣和兩款鐵強化醬油也是失敗的，它沒有差異化區隔，就連醬油屬性的產品賣點都沒有提煉

玉兔女士鐵強化醬油

玉兔女士鐵強化醬油選擇的功能細分點是非常精準的，定位人群在女士，產品功能是鐵強化，產品屬性是醬油品類，定位相當精準，但是之所以推廣效果較差的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多數消費者不理解鐵強化概念，只有通過閱讀標簽標識后才有了認識，但是物品豐富的超市很少有人仔細看標簽，二是消費者不明白該產品的作為醬油調味品的核心功能賣點，例如做什么菜使用，產品特點是香呀還是鮮等

通過對以上主要的鐵強化醬油品牌的分析，可以看出企業對該款產品的營銷迷茫，對于鐵強化這款政策產品不知該如何操作，產品力缺失、市場研究力薄弱、營銷策劃力不足、品牌傳播力單薄……面對一個個硬骨頭上的軟傷，身處尷尬境地的鐵強化醬油該怎樣才能擺脫營銷迷茫？

筆者就長期的市場研究和實戰經驗，列出如下建議，希望能夠對鐵強化醬油的推廣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明確品類定位

以巧媳婦補鐵醬油為例：從消費者認知來看，“補鐵醬油”并非是一個很好的概念。消費者確實有“補鐵”的需求，也有人需要“強身”，但在人們看來，補鐵自然是專門補鐵的營養品最好，醬油也有海天、加加等名牌。巧媳婦“補鐵醬油”無論在哪一方面，都不是個好選擇。

“補鐵醬油”是個新概念，若要成功，就意味著要在補鐵品中確立“醬油”的新品類定位，或者在醬油中確立“補鐵”的新特性定位。這種搶先占位的前提，是目前的消費者，有著新品類/新特性的需求或需要。可是補鐵保健品的消費者，并不特別地需要一類“醬油”產品，吃醬油的顧客們，也沒不一定有專門的“補鐵”需求。因而無論在哪種消費者的心智中，都不存在“補鐵醬油”的潛在定位。 事實上，幾乎所有行得通的新概念，都是從更大的概念或需求中細分、深化而來，兩種產品“雜交”出來的新品種，常常只是聽起來美妙，而非真正實用有效。再來看巧媳婦“補鐵醬油”，既然兩邊都不“討好”，還是得回到醬油市場，看看有什么確切存在的定位。

二、占領消費者心智空缺

進一步研究消費者及競爭對手，了解到，補鐵保健品雖然多如牛毛，但就全國市場而言，人們心目中的強勢品牌也是幾乎沒有。而且，這類專門補鐵的保健品價格不菲。很顯然，巧媳婦要立桿見影地瓜分到醬油市場，主要從醬油市場的功能細分中切獲，應該結合消費者的認知和需求，剖析當前鐵強化概念的不足，予以新的更加突出的產品新特性予以滿足和填充，爭得顧客。

有目的地探究當前鐵強化醬油市場的不足發現，人們普遍不了解鐵強化的概念，對于補鐵醬油的概念也只是了解片面，不知道補鐵的真正含義是什么，而這一點，恰恰是巧媳婦補鐵醬油下一步需要占位的消費者空位階梯，可以給消費者以滿足。因為“補鐵醬油”含有充分的鐵元素，產品富含“生血因子”和“營養因子”(營養因子突出醬油特性，例如附以草菇老抽的醬油概念)，能有效持久地鞏固補血效果和改善貧血。

巧媳婦補鐵醬油提出“生血因子”+“營養因子”的補鐵新主張，切應市場消費者的新需要，形成自己“改善貧血，功效持久”的鮮明特點，搶占醬油產品的新特性定位。 巧媳婦“補鐵醬油”品牌圍繞“雙效合一，改善貧血，功效持久”的定位展開推廣。一方面，它老抽或生抽醬油的消費需求，能夠即時地切分市場；一方面，它堅持下去，可以讓關注缺鐵性貧血的人們知道有一個“雙效合一，功效持久”的產品，與普通的鐵強化醬油不同，巧媳婦補鐵醬油有自己的獨特價值。長此堅持，巧媳婦補鐵醬油會贏得“雙效合一，改善貧血，功效持久”的消費者認知，建立起強勢品牌。

生血因子產品賣點支持

1、中老年消費群體

據統計，老年人貧血發生率是50-55%，老年人生理功能下降，對膳食中鐵元素的吸收利用率降低，另一方面，老年人活動量減少，咀嚼消化功能衰退，每日進食的數量和品種受到限制，影響鐵元素的攝入量，血液是生命之源，對中老年人身體健康至關重要，關心老年人補鐵，顯得至關重要。

2、 女士消費市場

經、孕、產、乳，女性最容易貧血，俗話說：生個孩子三盆血，使產婦的真實寫照。月經期婦女每天大約損失18毫克生血元素；孕婦每天對生血元素的需求量高達30毫克；分娩時，女性250~300毫克的生血元素會隨著大量出血而流失，造成嚴重貧血；哺乳期，孩子要從母體中吸收大量的生血元素才能健康成長，所以，女性消費者市場的補鐵需求最為強烈。

3、 兒童消費者市場

兒童由于膳食結構不合理，經常會產生挑食、厭食的不良習慣，對于食物數量和品類的攝入較少，極易導致貧血。

營養因子產品賣點支持

調味品的基礎功能，產品富含人體所需的氨基酸態氮，涉及產品：味極鮮（生抽）：涼拌、蘸食、拌飯，草菇老抽（老抽）：富含草菇汁，熱炒、燉煮、烹調

消費者心智空缺定位點

生血因子+營養因子，雙效合一（定位）

低成本改善貧血（鞏固定位）

不添加防腐劑（鞏固定位）

通過補鐵補血，功效更持久（定位）

味極鮮：味道鮮美（鞏固定位）

草菇老抽：營養、醬香（鞏固定位）

減鹽產品（鞏固定位）

雙減政策的弊端范文第3篇

關鍵詞：宏觀調控 貨幣政策 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82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770(2008)04-019-04

2007年12月5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2008年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重要作用。這意味著，隨著中國經濟形勢發生深刻的變化，作為宏觀調控重要手段的貨幣政策也出現了大“轉向”：伴隨中國經濟長達10年的穩健貨幣政策適時淡出，“從緊”貨幣政策正式走上前臺。貨幣政策向“從緊”的轉變，發出了強烈的政策信號，必將對中國經濟走勢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中國貨幣政策“轉向”的宏觀經濟背景

（一）深層次的內在矛盾使中國內、外部經濟同時失衡

中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著深層次的內在矛盾，主要表現在經濟長期處于儲蓄大于投資的內部失衡狀態。而1978年以來，人口紅利、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以及市場化改革是使我國儲蓄率一直處于相當高的水平、而且呈逐漸上升之勢的。

20世紀60、80年代的高出生率使我國適齡勞動人口比重增加,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又推動了勞動適齡人口就業。總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提高，尤其是勞動生產率較高的非農就業比重的增加使得整體的邊際儲蓄傾向上升。另外一方面，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卻使得勞動力要素價格低廉，其要素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資本密集型產業主導了經濟的發展，主要以企業利潤和政府稅收形式存在的資本要素收入比重不斷上升，隨之而來的是企業和政府高收入下的高儲蓄。

中國經濟的高儲蓄奠定了高投資的基礎,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深入發展則推動了投資的增長。另外，資源價格改革滯后下的要素價格低廉，貨幣當局管制利率下的資金成本較低，土地政策、地方政府考核體制等存在的弊端，都極大地刺激了投資的增長。然而，高速增長的投資仍然不能完全吸納高企的儲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金融體制尚處在進一步的深化改革進程中，債券市場的滯后發展、股票市場制度建設方面存在的弊端又極大地限制了直接融資的發展。以銀行占主導的間接融資體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國內儲蓄通過市場機制轉化為有效的投資，國內經濟運行長期處在儲蓄大于投資的內部失衡狀態。

從外部因素看，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國際生產力的重新布局使得發達國家把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轉向了新興市場國家，中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外貿結構和以直接投資為主的利用外資的方式，使得自身處于制造業的終端，承擔了許多亞洲國家的轉移順差。另一方面，2003年以來全球經濟全面復蘇，國際需求旺盛，而“人口紅利”使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還有“獎出限入”的外貿政策、進口替代的產業政策、出口導向的外資政策和“寬進嚴出”的外匯政策等，都使得我國凈出口額和貿易順差大規模增長，加上這個階段利用外資的增加，使得我國國際收支呈現“雙順差”，外匯儲備大幅增加。

（二）現階段的匯率機制使中國經濟的內在矛盾表象化

實體經濟因素帶來的國際收支順差，使得人民幣升值預期明顯，投機資本大量流入國內。特別是2002年以來，美元的大幅度貶值和聯邦基金利率的下調又加大了這種預期。由于套匯和套利雙重利益的驅動，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格局加劇，外匯儲備猛增(見圖1)，外匯占款也急劇攀升。

2005年7月人民幣匯制改革前，我國實行實際的盯住匯率制；2005年7月21日起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這種匯率制度下，央行不得不持續購入大量的外匯，以平衡市場上的超額外匯供應，致使外匯占款和被動基礎貨幣投放攀升速度難以遏制，銀行體系流動性迅速增加。可以說，缺乏彈性的匯率機制以貨幣形式表象化了中國經濟的內在矛盾。

2003年起，央行開始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采取了大量的“沖銷”措施，以加大基礎貨幣回籠力度。2006年起,更是加大了調控力度，重磅貨幣政策頻頻出臺。然而，隨著外匯占款的持續大幅增加，央行的對沖措施顯得越來越力不從心，銀行體系內流動性過剩，一系列問題隨之產生：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趨勢明顯；資產價格迅速膨脹，泡沫化危險凸顯；CPI逐月走高，全面通貨膨脹壓力顯現……。在這種背景下，中央適時做出了實施從緊貨幣政策的決定，要求嚴格控制貨幣信貸總量和投放節奏。

二、“轉向”后中國貨幣政策面臨的兩難處境

（一）“轉向”后的中國貨幣政策面臨內外平衡的艱難與制約

伴隨著從緊貨幣政策的實施，貨幣當局在利率這一操作工具的運用上面臨著十分尷尬的局面。

從外部因素上看，如果進一步提高利率，將增大由于國際資本的涌入、外匯儲備的增加所導致的貨幣供應增長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國際收支“雙順差”持續存在、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和人民幣升值三者相互交織、循環影響，在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必然加大貨幣投放壓力，成為通脹壓力的主要來源之一。另外，美國次級抵押貸款風波的爆發，使各主要經濟體的貨幣當局紛紛減息。在這種背景下，理論上應降低國內存款利率，減少投機資金無風險套利的機會，緩解外匯儲備和貨幣供應增長壓力，進而減輕由本幣投放過多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

然而，國內面臨著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這又要求提高利率，穩定通脹預期，防止全面通貨膨脹的發生：（1）我國經濟走上了快車道，由經濟持續增長和奧運效應引起的社會總需求有增無減，帶來需求拉動型通脹壓力；（2）導致國際國內農產品及能源、原材料等價格上漲的因素短期內不會消失，對這些產品的進口帶來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3）受世界經濟持續增長、全球流動性過剩、美元貶值、歐佩克限產、國際投機資金炒作等多種因素影響，原油、貴金屬及農產品價格持續上漲，各國均出現不同程度的通貨膨脹1，而經濟的高度外向性加大了我國輸入型通貨膨脹發生的概率。在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面前，要扭轉負實際利率局面，抑制消費和投資需求、穩定通脹預期、緩解通脹壓力，必須提高利率。但是，利率的提高又會因為內外利差，吸引國際投機資金的進入，進一步加快外匯儲備和貨幣供應增長，加大通貨膨脹壓力。可見，目前中國貨幣當局通過利率水平的調整來影響消費、投資需求，抑制通貨膨脹，調控宏觀經濟的自主性及有效性大大降低。

從匯率機制來看，由實體經濟因素帶來的對外貿易順差是近年來中國經濟一系列問題的內在根源和深刻經濟背景，而現行外匯管理體制和匯率制度使內在的經濟結構矛盾以外在貨幣表象的形式呈現出來。要想解決當前的一系列問題，從匯率制度看，就要增大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如此，多年累積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必然要集中釋放。在當前中國經濟內部失衡，經濟增長嚴重依賴外部需求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的大幅升值，如果處理不好，又會影響經濟的增長。尤其是，自美國次級抵押貸款風波爆發以來，全球金融市場持續動蕩，經濟擴張開始有所放緩2，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長面臨下行風險，這增加了我國外部需求的不確定性。如果此時人民幣貿然大幅升值，必將會因貨幣和實體雙重因素引起出口的減少，在我國深層次的內部矛盾尚未解決之前，這將會對我國的經濟增長造成較大影響。

面對持續增長的外匯儲備和外部壓力，貨幣當局只能采取保守的方式，逐步增加匯率的彈性，人民幣以持續小幅的形式升值，這就使得中國貨幣當局陷入了內外失衡的尷尬境地。一方面，人民幣升值預期基礎的持續存在和升值預期的自實現機制使投機的國際資本“偽裝”成經常項目或者其他渠道涌入中國；另一方面，現行匯率制度下，為避免大幅升值對實體經濟造成的影響，央行只能吃進外匯，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許小幅升值，貨幣供應總量相應增加，這會使國內巨大的通脹壓力雪上加霜，并與“轉向”后的貨幣政策緊縮性取向背道而馳。

（二）“轉向”后中國貨幣政策面臨兩難處境的原因分析

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指出，經濟條件的開放程度，特別是相應的匯率制度將會對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獨立性產生巨大影響。目前，中國經濟對外開放度不斷提高，對外依存度也很高，外部經濟狀況和政策變化成為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重要變量。特別是利率、貨幣供給量、貨幣流通速度等內部經濟變量越來越緊密地與匯率、外匯儲備等外部經濟變量聯系在一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獨立性因此受到越來越大的沖擊，從而使得“轉向”后的中國貨幣政策面臨內外平衡難以兼顧的兩難處境。例如，現行匯率制度下，外匯儲備的內生性增加了貨幣政策的實施難度；國際收支順差使得外匯儲備迅速增長，貨幣當局被動增加基礎貨幣投放，而這又通過貨幣乘數成倍地放大了貨幣供應總量，這大大增加了貨幣政策實施的難度，降低了其政策工具的選擇自主性和空間。

然而，在更深層次上，經濟體制、制度、發展階段等因素造成了我國經濟儲蓄大于投資的內在結構性矛盾，這使得我國內、外部經濟同時失衡。要根本解決現階段涌現出來的問題，必須改變中國經濟內在的結構性矛盾，這涉及到政府體制、經濟管理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等各個方面的改革，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單獨的貨幣政策所能為。現階段的匯率制度表象化了中國經濟的內在矛盾和內、外部經濟的失衡，這一問題的解決必然涉及到外匯管理體制、資本監管制度和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深刻變革，而這項改革，又要以中國經濟內在矛盾的解決為前提，否則，會影響到整個經濟的增長。另外，現行貨幣政策的“多目標”――既要照顧到必要的經濟增長，還要承擔起抑制通貨膨脹的重任，也使得貨幣政策在操作中捉襟見肘，陷入上述兩難的尷尬境地。

三、“轉向”后中國貨幣政策的操作建議

在當前的形勢和背景下，如何順利地實現“轉向”，更好地發揮從緊貨幣政策的作用，考驗著中國貨幣當局的宏觀調控藝術和調控水平。從中長期來看，解決現有的一系列問題，涉及中國的金融體制，特別是外匯管理體制和匯率制度的變革；而在更深的層次上，中國經濟內在結構性矛盾的化解和經濟內外部失衡狀態的消除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一）“轉向”后貨幣政策的近期操作思路

第一，堅持“對沖”操作大方向，注重數量型工具有效運用。從緊貨幣政策在近期的實施過程中仍然有必要堅持“對沖”操作的大方向，在操作工具的選取上要更加注重數量型工具。因為目前，在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方，央行已沒有太大的主動性：對金融機構的再貸款已經降到了最低；央行所持有的政府有價證券數量非常有限。因此，只能更多地在負債方進行調控，即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包括：①繼續利用央行票據對沖流動性，引導貨幣市場利率。在之前的“對沖”操作中，央行票據作為沖銷操作的主要工具扮演了重要角色，作為一種主動、靈活且可大規模操作的金融調控工具，在目前“對沖”金融工具缺乏的情況下，央行票據依然是“對沖”的重要手段。②特別國債對沖流動性作用或加大。除將繼續利用央行票據“對沖”流動性以外，央行還可以將持有的特別國債逐步賣出以調節貨幣供應量，緩解流動性偏多的難題，從而充分發揮特別國債作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結合點的功能。③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空間不斷被壓縮，但并未完全消失。在2007年的“對沖”流動性操作中，存款準備金率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雖然考慮到部分商業銀行流動性已經偏緊，中間業務尚不能擔當商業銀行主要利潤來源的重任，央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空間正在不斷被壓縮，但并未完全消失3，存款準備金率作為貨幣政策工具仍然有繼續發揮作用的可能。

第二，價格型政策工具運用趨于謹慎。在全球減息4的背景下，內外利差的加大會加劇熱錢流入及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因此，在價格型政策工具的運用上應該更加靈活審慎。相對于2007年，利率政策在2008年貨幣政策中的作用可能有所弱化。價格型政策工具的運用，應根據國內外宏觀經濟和金融形勢變化，主要發揮其在抑制需求膨脹、穩定通脹預期中的作用。同時，為防止貸款利率過高對實體經濟增長產生過大的沖擊，可選擇不對稱加息的方式，更好地發揮利率的作用。

第三，加強“窗口指導”和信貸政策引導。2006年和2007年中國人民銀行各季度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都提到要“加強窗口指導和信貸政策引導”。這預示著“從緊”貨幣政策在實施中一個比較明顯的特點是央行將再次把計劃控制信貸納入調控工具中。“轉向”后的貨幣政策在未來一個階段的主要目標就是要回收流動性、控制信貸投放，以使經濟增長節奏放緩、通脹壓力逐步釋放。而央行利用控制商業銀行信貸的“閘門”，有利于貨幣當局掌握調控的節奏和力度，且相對容易達到既定目標。當然，這種帶有行政性的調控手段往往會遮蔽市場信號，只能作為臨時和輔的操作手段。

第四，加強與財政政策的配合。在國內消費不振的情況下，以穩健的財政政策配合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有利于緩解通貨膨脹壓力，同時避免國內經濟衰退和失業率上升。在這一政策選擇前提下，通過財政政策加強對民生領域的公共財政支出，同時采取配套政策增加城鎮低收入家庭和農民的收入以及轉移支付力度，引導和拉動消費需求，有助于減輕“從緊”貨幣政策引起的投資和出口需求的減少對經濟帶來的不良影響。

（二）夯實開放條件下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

從長期來看，要提高從緊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必須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增強利率和匯率的彈性，利用利率――匯率之間的內在聯動機制，增強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調控的效果。

第一，徹底改革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在強制結售匯制和現行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下，外匯儲備的迅速增加導致貨幣供應連動性急劇增加，帶來了巨大的貨幣供應增長和銀行體系內的流動性過剩壓力。基于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下國際資本的涌入對匯率失衡的放大，現階段要大力加強資本流入的控管，加強對短期國際資本的監控，外匯資金流入、結匯的檢查以及企業和金融機構短期外債的管理，阻斷國際投機資本的涌入渠道，以保證緊縮性價格工具的實施效果。對于存量外匯儲備，應該更加有效和多樣化地使用，實現商品輸出向生產輸出和資本輸出的轉變。同時，必須改革中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為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提供體制保證。這就需要放松對外匯的管制，藏匯于民，將原先由貨幣當局獨攬外匯資產的格局改變為由貨幣當局、其他機構和廣大企業和居民共同持有外匯的格局，有效隔斷外匯儲備增長同貨幣供應的僵硬聯系。關于匯率制度，應進一步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適度擴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波動區間，以減輕央行的“對沖”壓力。從長期來看，增大人民幣匯率浮動范圍，最終實現完全的浮動是當今開放經濟條件下，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和自主性的最終選擇。當然，這要以中國內在的經濟結構調整為基礎。只有中國經濟基本消除內部失衡，改變經濟增長嚴重依賴外需的模式，匯率的自由浮動才有可能。否則，不僅會使多年累積的升值壓力集中釋放，使中國以資源環境為代價換來的外匯儲備大幅度貶值，而且還會因為對出口部門的較大沖擊，引起經濟的衰退。所以，現階段更加現實的選擇是擴大人民幣匯率的彈性，選擇適當時機引導人民幣一籃子貨幣實際有效匯率小幅升值，降低進口成本，促進國內企業更多利用國外技術設備、資源和加快“走出去”步伐，提高出口門檻，壓縮國內落后產能通過出口繼續生存的空間，加大推進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優化升級。

第二，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暢通利率匯率聯動機制。市場化的利率機制和富有彈性的匯率機制緊密協調，是建立靈活有效的金融宏觀調控機制的基礎。而利率市場化的真正意義就在于將市場化利率引入實體經濟，使得資金引導實體經濟資源的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國外資本流動對國內經濟政策的制約。而匯率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是減少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更清晰地反映主要市場參與者對匯率走勢的判斷，讓其在匯率形成中發揮主導地位。隨著利率、匯率市場化的推進，資本項目管理體制應當逐漸適應二者的變革，促使利率匯率市場化聯動機制的形成，從根本上增強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政策的靈活性、自主性和有效性，更好地促進經濟的長期、均衡和可持續發展。

第三，簡化和統一貨幣政策目標、調整貨幣政策范式。長期以來，央行貨幣政策已不堪重負。首先是貨幣政策必須平衡經濟增長和穩定物價，其次是資產價格泡沫、匯率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等，貨幣政策也得程度不同地兼顧。這就很容易使貨幣政策顧此失彼。因此，必須簡化和統一貨幣政策目標，調整貨幣政策范式。自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許多國家的貨幣政策都在向“通貨膨脹目標制”進行轉變。從該貨幣政策模式實施的理論和實踐來看，這一制度框架比其他貨幣政策框架更加廣泛和全面，能使央行充分關注金融的運行和實體經濟的運行。雖然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需要多方面的條件，這些條件目前我國還不完全具備，但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把抑制通脹作為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似乎是相對合理的選擇。

注：

1 2007年10月份美國消費價格指數漲幅達到3.5%，歐元區漲幅達到2.6%。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均出現了較高的通貨膨脹率。據統計，2007年9、10月份消費價格指數漲幅超過5%的國家和地區主要有俄羅斯（10.8%）、南非（9.7%）、阿根廷（8.6%）、越南（8.1%）、印度尼西亞（6.9%）、印度（6.7%）、中國大陸（6.5%）和中國臺灣（5.3%）。

2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全球經濟增長率將從2007年的4.9%（估計值）降至2008年的4.1%。其中，主要經濟體美國經濟增速明顯放緩，歐元區經濟面臨下行風險，日本經濟增長也將有所減緩,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也將會從2007年的7.8%（估計值）回落至6.9%。

3 盡管現在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已經達到了14.5%的歷史高點，商業銀行還保留著一定比例的超額存款準備。

4 2007年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三次下調，年內累計降息達到1個百分點。2008年1月21日，30日，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分別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下調75基點和50基點至3%。英格蘭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2007年12月6日下調官方利率25基點至5.5%，為兩年來首次降息。2008年2月7日，再次下調官方利率25基點至5.25%（參見“中國人民銀行2007年第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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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雙減政策的弊端范文第4篇

2011年美國債務余額上限危機是對2008～2009年金融危機的一種延續。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美國政府赤字大幅度上升，舉債度日成為日常行為。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余額為13.58萬億美元，GDP占比約為94％，同年年底一舉突破14萬億美元。2011年2月22日，在可供發債余額僅剩2180億美元的時候，美國國會未就提高上限達成一致。2011年5月16日，美國國債終于觸及國會所允許的14.29萬億美元上限。

美國財長蓋特納當時表示，由于采取了一些緊急措施以維持借債能力，美國政府支付開支最多延遲至2010年8月2日。屆時政府若不提高債務上限或削減開支，就會開始債務違約，無法償還美國國債債券本金和利息，可能讓國際金融市場陷入更加混亂狀態。最終2010年8月2日美參眾議院通過了關于通過提高本國債務上限和削減赤字的法案。與此同時，8月5日國際評級機構標普又將美國長期信用評級由“3A”級降至“AA+”級。

最終的結果并沒有實質上解決美國的財政赤字問題。如果政府倉促采取緊縮措施，削減力度過大，步伐過快，就可能妨礙經濟復蘇；但如果延緩還債，任由國家債務累積到極限，則預示著更大的危險。

新國際貨幣體系中固有的弊端

19世紀70年代，以美元為貨幣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走向崩潰。美國政府擅自單方面放棄了“雙掛鉤”責任(美元與黃金掛鉤，全球貨幣與美元掛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1976年通過了“牙買加協議”。其核心：一是多元基準貨幣，二是浮動匯率制度。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僅沒有降低美國的國際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合法地使美元擺脫了限制超發的國際義務，并可以利用匯率浮動的機制，限制和干預其他國家的經濟、金融，甚至政治事務。

美國在新型的貨幣體系政策下，結束了長達幾十年的國際凈債權國地位，成為國際凈債務國。美國依仗著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每年占用他國的資本來滿足本國的消費，且這一趨勢日漸擴大。但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一旦美元失去國際信任，或遇到其他國際貨幣的挑戰，國際資本凈流入將會減少，導致沒有足夠的資本支持其對超量進口商品的消費；二是，如果美國國內消費無節制膨脹，超過國際資本凈流入所能提供的支撐，則經常賬戶項下赤字將無法彌補，就會造成嚴重的國際收支失衡。

但是各國還沒意識到美元地位的脆弱性。美國債務是以美元為計價單位，人們只看到了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基礎性地位，而忽視了新型經濟體下多元貨幣之間的相互影響制約。此輪金融危機以來美元不斷貶值，國際地位每況愈下，但其仍然是國際貨幣流通的主要幣種。美元的發行實質上只是起到一種安撫作用，由于美國政府沒有發幣權，只有發債權。美國政府只有用未來稅收作抵押發行國債，到私有的中央銀行――美聯儲那里做抵押，通過美聯儲及商業銀行系統發行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作為商品交換和賬目結算的媒介，美元的實質就是一紙債務憑證。而手握發幣權的中央銀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其實質是金融寡頭們的行業協會，以美元、美債作為戰略經濟儲備貨幣的風險性就顯而易見。

此外，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其債務主要來自于美國人的高消費觀念、美國社會的高福利待遇。消費者支出作為美國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為美國經濟發展帶來積極作用，也埋下了債務隱患。為滿足大眾的消費欲望，政府一方面增發鈔票，提高全民收入；另一方面，為了保證執政黨在選舉中的有利地位，采取持續性減稅政策，使得財政收入難以維系，預算赤字逐年高漲。而高福利待遇又滋生了民眾的懶惰情緒，進而影響實體經濟回升，導致國家償債能力不能與持續增長的債務同步。美債的量變最終引發質變，使美國政府難以承受當前債務，不得不違約償債。而國家債務是以國家信用為擔保的，一旦違約，會導致國家信用大幅降低，在全球經濟中威信大減。

另外美國雖然仍舊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是世界經濟的領先者，但是也不能對其經濟前景預期盲目樂觀。眼下奧巴馬政府在經濟方面陷入歷屆政府前所未有的兩難境地。美國經濟自身還存在致命弱點，就是對制造業的輕視。根據美國政府勞工統計局的最新數字顯示，過去10年中，美國制造業共減少了600萬個工作崗位。制造業的衰退使得美國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嚴重依賴進口，完全依托于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的發展，因此美國的貿易逆差現象十分嚴重。

美債危機中的機遇與挑戰中國在美債危機中面臨的挑戰

第一，人民幣繼續升值。美國債務危機爆發，國際貨幣美元必然大幅貶值。由于人民幣的匯率和美元長期綁定在一起，所以人民幣必然對美元大幅升值，對所有的非美元貨幣(由于貿易、國際油價、金價都是以美元結算)將會貶值。此外美國救市計劃的一大舉措就是打開印鈔機，現在又開始實施零利率政策，這必然使人民幣對美元更進一步升值。

第二，輸入性通貨膨脹加劇。中國的普通民眾將會繼續忍受低工資，高物價之苦。中國的外向型經濟策略主要依賴出口，所以中美貿易順差巨大，也就是美元進多出少，中國政府手中有大把的美債。而政府要對沖掉進入的熱錢就要讓央行按照現行匯率印6.4倍的人民幣，這讓中國實際流通貨幣比名義上高出了許多。同時由于國際貿易、原油、金價等統統都是以美元作為結算工具的，所以美元的貶值必然造成農產品和原材料價格的上漲，中國勢必會受到輸入性通脹的影響。

第三，中國財政縮水在所難免。2008年9月以來，中國就一直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2011年5月中國再度增持73億美國國債，持有份額達約1.16萬億美元。一般美國回購國債就是對經濟不滿意增加美元，增加貨幣流通性。美國現在債臺高筑卻還頻發國債就是為了彌補財政赤字以提高債務上限實施的方法，實質是借新債還舊債，只能解決一時之需不能實際解決問題。也就是說，如果美國不斷提高債務上限，那么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危機就不可避免了，與之相應的是我們手中的大量美債就會不斷蒸發縮水。

中國在美債危機中面臨的機遇

第一，人民幣升值能夠迫使中國改變現有的貨幣政策，特別是匯率政策。調整現行的經濟政策，在重視出口的同時擴大內需，增加消費和對外投資。

第二，人民幣升值意味著依靠廉價貨幣政策和低人力成本的經濟模式必須結束。優化產業鏈勢在必行，美債危機使中國的大量出口企業重新洗牌，淘汰一些技術落后、生產力低下的企業，取而代之的是高新技術產業。以往和內陸出口企業比起來擁有優勢的沿海出口企

業的優勢也會下降，這對于內陸出口企業的發展也有幫助。

第三，美債危機為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上個世紀80年代的日本也是以出口為主的外向型經濟。但就在日本經濟飛速發展時，美國人的一個“廣場協定”狠狠的給了日本一拳，日本金融泡沫被戳破導致股市大跌，加上此后的亞泰金融危機，日本經濟在復興之路上走了很長一段時間。不過必須提出的是日本經濟轉型恰恰是在上世紀90年代改變的，日本人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和西方接軌，在重視出口的同時也重視內需和消費，同時擴大對外的投資。而且日本人的消費習慣和理念也產生了改變――和西方接軌。因此這一輪的全球經濟危機從某一方面來說，不失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和國際大環境接軌的好時機。

美債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啟示

此次的美債危機對于中國經濟來說，面臨著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未來我們在維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基礎上，外匯儲備應適當多元化，更多的配套實體經濟，通過分散投資、靈活應對發達國家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可能帶來的風險。

適當減持美國國債。中國持有巨額外匯儲備和美國國債，美元貶值會直接導致我國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和8000億美元美國國債的實際價值縮水。因此我們對財富基金的構成要重新劃定，美元、英鎊、法郎、日元等，要有適當的比例，一旦美債發生變故，不至于全體“罷工”。

同時，要加強本國的黃金儲備。黃金相比一般資產，具有持久的保值能力。在紙幣信用危機，特別是美元大幅貶值的情勢下，黃金儲備更顯得重要。由于黃金本身的特質，作為國家，要大大增加，并要長期持有，以減少經濟動蕩帶來的巨大沖擊力。

加大對外投資，用美債在美國進行投資。目前中國持有的2.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受美元貶值影響，資產縮水風險較大，可以考慮將投資目標轉向海外，在美國投資。不僅可以減輕國內流動性帶來的壓力，同時讓美元國債回歸美國，使其減少資產縮水的風險。在美國投資辦廠，成本并不比在國內高。在成為美國公司廉價工廠多年之后，中國企業近年開始顛覆外包方向，轉而到美國投資設廠。

逐步推行結構性減稅政策，實施稅制改革。在經濟形式放緩時，為了擴大內需，可實行結構性的減稅，提高企業利潤空間，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這不僅有利于企業增加投資、擴大供給，也有利于居民增加消費，擴大內需。推行增值稅轉型改革，不僅能夠通過對經濟的提振改善企業的生存環境，更能夠直接減輕企業稅負，促進利潤的提升，促進經濟復蘇。

雙減政策的弊端范文第5篇

關鍵詞：增值稅;抵退稅額;消費型



1國內外研究現狀

近幾年增值稅在世界上得到快速發展，一些國家為了給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紛紛利用增值稅取代過去傳統的流轉稅，而已經實行增值稅的國家，也在不斷總結經驗，進一步完善稅制。

發達國家大多采用的是先進而規范的消費型增值稅。從法國開始,增值稅首先被歐盟創始成員國所采納。歐盟的增值稅是一個比較完善的稅種，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1）征收面寬廣；（2）允許納稅人進行最廣泛的扣除；（3）對出口商品統一實行零稅率，對進口商品按國內商品稅率統一征稅；（4）實行逐環節征稅、逐環節扣稅的辦法。

發展中國家在實施增值稅的道路上步伐艱難，處于一種不成熟的階段。比如大量的非洲國家還在實行法國老式的生產稅或英國老式的制造商銷售稅。

我國在意識到生產型增值稅的很多弊端后，于2004年在東北地區部分行業實行試點，今年7月1日起，國家又在中部地區六省份的26個老工業基地城市的8個行業中進行擴大增值稅抵扣范圍的試點，把增值稅由生產型轉為消費型，轉型將有待在我國全面推行。無論從國際上通行的做法來看，還是從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出發，增值稅從生產型向消費型的轉變對經濟與稅收等方面都會產生重大影響。但在實施增值稅轉型試點三年以來，已經暴露出許多問題，我們應該研究增值稅轉型對財政收入的影響，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對集資的促進作用，以及對企業可能產生的效應，這將有助于我們認識增值稅改革的復雜性和規律，以便盡快尋求完善我國增值稅制度的合適途徑。

2增值稅轉型的現狀

自1994年我國采用生產型增值稅后，由于這種稅率相對較高，對產品重復征稅，妨礙了企業的技術進步和產品升級，降低了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影響了民間投資。因此，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及我國經濟陷入投資不足的困境開始，要求將生產型增值稅轉型為消費型增值稅的呼聲就不絕于耳。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施增值稅轉型的決定，此后國務院決定在東北三省的8個行業先行試點，對這些行業新增機器設備的固定資產的稅金給予抵扣。2007年中部地區增值稅轉型共有26個城市被納入擴大增值稅抵扣范圍試點范圍。

3增值稅轉型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1)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固定資產存量問題難以解決。增值稅轉型使稅基減少，從而帶來稅收收入的大幅減少。巨大的存量資產所含稅額，對國家的財政收入有嚴重的影響。如果對于這部分稅額采取不予抵扣的方式，又會出現存量固定資產與新購進固定資產在抵扣上的銜接問題，以及新辦企業與老企業之間存在著不公平競爭的問題，不利于企業兼并等資產重組的進行，因為被兼并企業原有的固定資產不能抵扣，經營好的企業在同等條件下寧愿購買新的固定資產，而不愿實施兼并。

(2)增值稅轉型過程中產生就業的壓力。目前我國國企改革的重要舉措就是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大量的下崗分流人員的再就業崗位都是餐飲、商業服務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生產型增值稅相對抑制了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鼓勵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但是增值稅轉型將刺激企業技術改造，引進先進的生產設備，相應的工作人員就會減少，這必將帶來更多的人失業下崗，對社會穩定和職工就業產生很大的影響。

(3)增值稅轉型的配套措施尚不到位。增值稅轉型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政策配套措施。但目前有些政策滯后，有些政策不配套。如企業購進生產用的車輛目前因不能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而無法獲得抵扣。實施增值稅以來，對專用發票管理力度不斷加強，但憑現有的管理手段還不能杜絕利用增值稅專用發票偷稅行為的發生。享受“免、抵、退”稅政策的產品出口型企業，無法計算增值稅增量，稅務部門按季退還企業增值稅時，附征的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附加費等是否退還尚不明確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專用發票管理壓力加大，稅收收入流失的風險和壓力加大。(4)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將面臨兩難風險的嚴峻考驗。實行增值稅的轉型主要面臨著兩大風險。①國家的財政收入的保障；②企業承受能力的限度。將生產型轉為消費型，勢必要求基本稅率做出相應的調整，國家財政收入方面的風險才基本上可以化解；另一方面，各行各業納稅人之間的稅負則將由于資本有機構成的高低不同而發生此減彼增。基礎工業、高新技術企業資本有機構成高，稅負下降，傳統技術的加工工業資本有機構成低，稅負上升。后者在當前經濟結構調整中面臨困難比較多，承受增加稅負的能力弱，欠稅增多，增值稅運行的磨擦系數加大。

4完善增值稅轉型的對策

(1)完善增值稅會計核算方法。增設固定資產明細帳，以明確區分含稅與不含稅固定資產。對于新購的符合增值稅抵扣范圍規定的固定資產，應按不含增值稅價格記明細帳，而對于以往固定資產和不符合增值稅抵扣范圍規定的固定資產則記入含增值稅明細賬。為提高企業會計信息的可比性，企業在紕漏企業會計信息時，應將由于實行增值稅轉型對企業資產計價的影響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利潤影響數在報表附注中補充說明。這樣可以保證會計信息的客觀、真實，并隨著增值稅制轉型的不斷深入而擴大，達到完善增值稅會計核算制度的目的。

(2)適時由“增量抵扣”向全額抵扣過渡。增值稅增量抵扣政策的設計，對于緩解財政收入壓力，確保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是有利的。但是，增值稅轉型的最終目標應是固定資產購進所含進項稅金全額抵扣，避免重復征稅。因此，增值稅轉型改革中應按終級改革目標所需條件進行下一步試點和全面推廣，這樣才能發現問題，總結經驗，完善改革。

(3)調整稅率。消費型增值稅擴大了可以抵扣的進項稅金,造成實際繳納的增值稅稅金的下降。從東北試點不難看出,我國增值稅轉型后一年將減少稅款約700億元人民幣左右。但這并不意味著要提高增值稅稅率以維持稅收總量,因為減少的稅收可以消化:①從轉型中消化；②從適當提高某些行業的營業稅率中消化；③從降低企業成本,提高企業利潤水平,從而提高所得稅稅基,增加所得稅比重的增收中消化。

(4)扶持小規模納稅人。目前,小規模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偏高,增值稅轉型后應減少小規模納稅人的稅收負擔。首先應該調低稅率,統一稅賦,在實踐中采取類似營業稅的簡化措施。其次適當調低小規模納稅人的界定標準,緩解兩類納稅人經濟交往中在價格、稅負上的矛盾。同時,進一步降低小規模納稅人的征收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