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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范文第1篇

關鍵詞：東亞；貨幣金融；合作

一、引言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后，為刺激本國經濟增長，歐美國家普遍采取了量化寬松政策，這意味著向以美元、歐元作為其外匯儲備的國家征收通脹稅。東亞經濟的快速發展，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儲備，對美元的過度依賴，對美國經濟發展前景的擔憂，對目前國際貨幣體系的不滿再次引發了對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熱烈討論。本文在對東亞貨幣金融合作過程進行反思和對已取得的成果進行總結的基礎上，結合目前東亞貨幣金融合作面對的新形勢、新問題，試圖探究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新路徑。

二、東亞貨幣金融合作已取得的成果

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后，東亞各經濟體普遍認識到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以及其對美元的過度依賴，欲尋求區域貨幣合作成為東亞各經濟體的共識。1997年，日本提出組建總額為300億美元的亞洲基金，用于解決危機發生時的資金短缺問題。2000年，在“10+3”共同努力下，關于東盟各經濟體間的貨幣互換協議——清邁協議（CMI）簽訂。貨幣互換的總金額為10億美元，為進一步的貨幣合作打下堅實的基礎。2001年蒙代爾基于最優貨幣理論，提出建立亞元。2003年初始規模為10億美元的亞洲債券基金（ABF）正式啟動，2004年擴大亞洲債券基金二期的20億美元。2008年，“10+3”達成了CMI多邊化協議。2009年，“10+3”特別財長會議發表了《亞洲經濟金融穩定行動計劃》， 擴大了“清邁倡議多邊機制”（ CMIM） 共同儲備基金的規模，此次會議還要求建立獨立的區域經濟監控實體。2009年5月， “10+3”財長會議公布， 將于2009年底前完成總值1200億美元的區域外匯儲備庫的籌建。在發生金融危機時， 儲備庫以借貸方式向出現流動性困難的成員國提供資金幫助。

三、關于東亞貨幣金融合作路徑設計的思考

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究竟能不能“脫美元化”，合作的目標是什么，構建的思路是什么？

（一）需考慮“美元體制”的持續性

20世紀，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強勁的經濟增長趨勢，使得美國成為了以出口為導向的東亞各經濟體的最終市場提供者。東亞各經濟體為發展經濟，反過來又穩固了“美元體制”的地位。在美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和美元的比值穩定的前提下，這是一個相互促進和相互依賴的過程。即便是在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美國廣泛采取量化寬松政策，肆意將金融危機的損害轉嫁到以美元作為外匯儲備的國家的情況下，這種相互依賴的關系依然沒有改變。原因主要有：首先，國際貨幣體系的變更都是以國際關系格局的變更為前提的。目前，“一超多強”的國際關系格局雖然已經形成，但是短期內仍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取代美國成為霸權國家，美國通過其強勢的進入霸權實現了對那些向美國輸入商品和服務的國家的綁架；其次，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取代美國作為東亞地區的最終市場提供者。近年來東亞各經濟出口產品中美國所占的比重總體上雖有下降趨勢，但美國依舊是該地區最大的最終產品市場提供者。因此，東亞地區在短期內難以擺脫對“美元體制”的依賴。再次，美元依然是強勢貨幣。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即使是在人們一直討論美元長期貶值趨勢的情況下，每當全球性或局域性危機爆發時，不論危機產生的原因和地點，美元依舊是各國政府和投資者資產保值和規避風險的最終選擇，這里就有對選擇美元的無奈，也有對未來美元依舊堅挺的預期。歐元誕生后，也沒有改變這種狀況，特別是在歐債危機爆發后，強勢美元的性子更加凸顯。從2008年8月初到2009年5月初，美元指數上升接近15%。而且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房地產和其他資產價格暴跌，資產價格大幅波動，但國際資本向美國金融市場的流入并沒有停止。2008年，投資于非美國政府債券的其他債券的規模出現很大下降，但投資美國政府債券的規模卻達到約5080.65億美元，遠超過2007年2303.30 億美元的水平。2008年，美國資本賬戶仍然出現5465.90 億美元的順差。因此，現階段推進東亞貨幣金融合作最重要的背景就是“美元體制”的可持續性。

（二）需改變現有的合作路徑設計思路

一直以來，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路徑設計的思路主要針對如何解決和防范東亞經濟體資金短缺的問題。這次金融危機輕而易舉地擊潰了既已取得的成果，原因在于兩個危機的作用機制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產生原因不同。東亞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東亞個經濟體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經濟結構嚴重失衡以及金融體制建設的滯后和金融監管力度的不足。東亞各經濟體的經濟發展過度的依賴出口拉動，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當出口競爭力下降時，為避免本幣貶值，普遍采取提高利率的做法，引發了國際資本的大量流入，從而催生泡沫經濟，當泡沫爆炸時，外資大量流出時，本國外匯儲備不足以維持本國匯率時，本幣大幅度貶值，金融危機產生。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于，對新金融衍生品監管的有關的制度創新未能趕上金融衍生品創新的步伐，忽視了對創新使用新的金融衍生產品以獲取暴利的金融部門的監管，金融監管系統漏洞難以及時發現，影子銀行過度膨脹，當資產價格下降時金融體系就變得十分脆弱。其次，影響造成的結果不同。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的是東亞各經濟體的經濟支付能力；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影響的是東亞各經濟體資產價值的嚴重縮水。再次，應對之策不同。針對亞洲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其應對之策主要是如何解決東亞各經濟體流動性不足和支付困難的問題，清邁協議（CMI）以及之后的清邁擴大協議（CMIM）可以很好的解決了這個問題。針對2008年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此次金融危機的應對之策主要是各國、各地區應加強其金融體系的監督和管理，注重金融監管制度建設的及時與完備，這是東亞貨幣金融合作既已取得成果所無法解決的。當然，全球層面的相互合作是度過此次危機的必然選擇。最后，危機發生時外部環境不同。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 美國經濟正處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時期， 這也是東亞各經濟體走出1997年金融危機的重要的外在條件。而此次金融危機是由美國引發的，歐美經濟都處于近乎停滯的狀態，這對以出口為導向的東亞各經濟體走出金融危機是十分不利的。 所以，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方向應是危機的防范與經濟的共同發展。

（三）合理、準確地設定合作目標

迄今為止，對于東亞地區貨幣合作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已毫無爭議，早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人們就已達成廣泛的共識——東亞地區的貨幣金融合作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目標并不僅僅在于直接的應對經濟危機，更應該是謀求東亞地區經濟的共同繁榮與持續、穩定發展。鑒于東亞地區各經濟體之間的歷史文化、要素稟賦、經濟結構的差異，各經濟體對于危機的應對之策是不同的。所以，這種以直接應對金融危機為目標的合作機制不僅不會促進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進一步推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將阻礙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進程。同時，我們更要看到，危機是非常態的，經濟的發展、綜合實力的增加才符合各經濟體發展的要求。因此，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最高目標應該是東亞各經濟體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共同繁榮與穩定發展”。

于此同時，本文認為那些把“脫美元化”作為東亞貨幣金融合作路徑設計時的一個重要目標的做法也是不合理的。如上所述，“美元體制”在現階段是不可能消除的。歷史上所有國際貨幣體系的變革是一種霸權更替的結果。目前，東亞各經濟體無論從政治、經濟、文化還是軍事上都還不具備直接變革當今國際貨幣體系的能力。因此，若將“去美元化”或者說變革“美元體制”作為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目標會嚴重阻礙東亞地區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因此，“美元體制”的持續性仍將是現階段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大背景，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目標不應該是變革“美元體系”，而應該是在“美元體制”的可持續性下努力避免和消除美元體制對東亞地區發展所造成的不利影響，謀求東亞地區的持續、穩定發展。

四、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路徑設計

東亞各經濟體歷史、文化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決定了短期內該地區不可能具備“最優貨幣理論”的前提條件，即共同的文化傳統與政治意愿和相似的經濟發展結構與發展水平。所以，東亞貨幣金融合作體系的建立必須是一個分步驟、分階段、多層面進行的過程。

第一階段，建立、健全危機防范體系。

繼續擴大和強化“清邁多邊擴大協議（CMIM）”取得的成果，建立制度化的金融機構即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主要負責設定共同基金執行標準、提供和管理區域性的緊急救助資金、評估和監督執行效果，各國的出資份額與該國在組織內表決權和可以申請的經濟救助資金之間掛鉤；建立一套早期預警指標，以便于及時發現和協調各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戰略，加強東亞各經濟體整體對危機的防范能力。同時，為實現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共同繁榮，可以依照財富基金的模式建立一個主要投資區域內金融資產的多國合作投資基金。此外，組建2個獨立于東亞貨幣基金組織的國家評級的非政府機構評級機構，這樣既增加評級結果的準確性又節約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資源。

第二階，組建東亞次區域地區的匯率聯動機制。

在經濟發展水平和貿易結構相似性相近的次區域構建一個共同貨幣籃子。在已經開啟東盟自由貿易的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文萊、印度尼西亞、新加坡和中國，構建分別盯住各自共同貨幣籃子的制度，實現次區域內的匯率聯動，限定東亞各經濟體幣值對中心匯率波幅以防范價格不穩定帶來的投機行為。次區域貨幣籃子的構建以“亞洲貨幣單位（ACU）”作為主要參考目標。這既可以增強整體區域對外匯率政策的協調性，又可以避免價格環境不穩定造成的區域內各經濟體間非良性競爭。

第三階段，建立東亞地區的共同貨幣籃子制度，組建東亞中央銀行。

首先，在次區域范圍內，實現貨幣的一體化，即用比較嚴格的固定匯率制度替代共同貨幣籃子制度。接下來，建立各次區域固定匯率與ACU的關系，形成東亞地區統一的貨幣聯動機制。最后，隨著東亞各經濟體的經濟發展和東亞匯率聯動機制的穩定運行，依據最優貨幣理論（OCA），就可以建立統一的東亞中央銀行，實現單一貨幣——亞元的構想。

這將是一個復雜和漫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必須按照“充分協商，平等互利”的原則，分階段多層面地進行，其最終結果還有賴于東亞各經濟體的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1]王敏.最優貨幣區理論視角下構建東亞貨幣區的可行性分析[J].西南農業大學學報，2012（10）.

[2]郭媚.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實踐與展望[J].財政金融，2011（15）.

[3]李曉.“美元體制”的可持續性與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路徑選擇[J].學術月刊， 2010（06）.

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范文第2篇

關鍵詞：有效需求不足；信用危機；過度消費；生產過剩

中圖分類號：f8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5-0025-07

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國內外學界對這場危機的實質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是，也有一些觀點，如果聯系危機發生的過程和現實，運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加以分析，就會發現其中的非科學性、荒謬性以及為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性。本文在對當前國內外學界一些觀點進行評析的基礎上，對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形式、特點及相關問題進行探討，以求真理。

一、國內外學界關于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實質問題的觀點及其非科學性

源自美國次貸引發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國內外學界對這場危機的實質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以下觀點值得關注：（1）此次危機在本質上是“有效需求不足”[1]、“儲蓄過剩”或“儲蓄相對于投資過剩”的危機[2]；（2）此次危機實質上是一場“支付危機”[3]、“具有高度傳染性的清償力危機”[4]或“信用危機”[5]；（3）此次危機的實質在于“過度消費”[6]；（4）當前的危機“是一場國家干預的危機”[7]；（5）“這場危機是盎格魯——薩克遜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危機，是華盛頓共識的危機”[8]；（6）美國危機的本質是“信心危機”[9]；（7）道德危機“可能是我們面臨的問題的癥結”[10]；（8）這是一場“資產負債表引起的風暴”或“資產負債表的危機”[11]等。

上述觀點，從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聯系危機的歷史和現實加以分析，就不難發現其中的非科學性。

拿“有效需求不足論”來說吧。早在19世紀初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西斯蒙第就有“群眾消費不足”的說法。但能否以“消費不足”來解釋危機的實質呢？答案是否定的。認為，“群眾消費不足”或“消費水平低是數千年來的經常的歷史現象”，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普遍的商品滯銷”，只是資本主義大工業時期到來之后“才變得明顯”。[12]“群眾的消費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剝削基礎上的社會形式，從而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形式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只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才使這種情況達到危機的地步”[13]。在說明當代資本主義金融和經濟危機時，應當承認“群眾消費不足”這個事實，但只能把它放在應有的從屬地位，而不能用它來解釋危機的原因和實質。從歷史到如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每一次都恰好有這樣一個時期作準備，在這個時期，工資會普遍提高，工人階級實際上也會從供消費用的那部分產品中得到較大的一份。”[14]“群眾的消費水平”可以作為“危機的一個先決條件”，“但是它既沒有向我們說明過去不存在危機的原因，也沒有向我們說明現時存在危機的原因。”[15]20世紀30年代，作為對“群眾消費不足論”的發展，凱恩斯又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論。按照凱恩斯的說法，有效需求由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構成。有效需求不足，系由消費太低和投資萎縮所致。消費太低和投資萎縮，則是由消費傾向、資本的邊際效率和靈活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規律決定的，由于消費太低和投資萎縮，結果導致生產過剩，危機隨之發生。經濟危機在實質上就是由上述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規律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發生的經濟蕭條或生產過剩的危機。此次危機在本質上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說法，實際上是19世紀初期西斯蒙第“群眾消費不足”論和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論在21世紀初期的再現，它不是把危機的原因歸結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而是歸結于人民群眾的“消費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掩蓋了危機的真正根源，歪曲了危機的實質，帶有濃厚的主觀唯心論色彩。

把此次危機的實質說成是“支付危機”“清償力危機”或“信用危機”也是不科學的。首先，“支付危機

“清償力危機”或“信用危機”，只是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常見現象和重要組成部分，或者說只是危機的起點或爆發點，而非危機的實質和原因。“在危機期間，支付手段感到不足”，清償能力喪失，“這是不言而喻的。“[16]研究和揭示危機的實質，不能只看現象和發生的始點，而必須由此出發，深入問題的內部，揭示其內在的聯系和根據。“在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系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現金支付才有效，危機顯然就會發生，對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會出現，所以乍看起來，好像整個危機只表現為信用危機和貨幣危機。”[17] 事實上，“只要再生產過程不斷進行，從而資本回流確有保證，這種信用就會持續下去和擴大起來，并且它的擴大是以再生產過程本身的擴大為基礎的。一旦由于回流延遲、市場商品過剩、價格下降而出現停滯時，產業資本就會出現過剩”，“只要再生產過程的這種擴大受到破壞，或者哪怕是再生產過程的正常緊張狀態受到破壞，信用就會減少。通過信用來獲得商品就比較困難。要求現金支付，”“每個人都想賣而賣不出去，但是為了支付，又必須賣出去，”“正是在這個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銀行家的信用來說，貼現率也最高）的時刻，不是閑置的尋找出路的資本，而是滯留在自身的再生產過程內的資本的數量也最大。”“這時，由于再生產過程的停滯，已經投入的資本實際上大量閑置不用。工廠停工，原料堆積，制成的產品充斥商品市場”[18]。因此，整個經濟運行突出地表現出來的雖然是支付手段缺乏，清償能力衰竭，信用崩潰，但究其原因，卻是由生產過剩引起。經濟危機，實質上就是生產過剩的危機。這次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也不例外。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之后，房地產業即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支柱，為了加強房地產業，刺激經濟增長，美聯儲連續13次降息，實行擴張政策，結果房地產業迅速擴張，形成過剩局面。為了緩解過剩，銀行家、商家和美國政府沆瀣一氣，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居民舉債消費，結果使居民債務迅速膨脹。2006年，美聯儲為抑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又連續17次加息，致使購房者還貸負擔加重，市場需求急劇下降，房產價格急劇下跌，次貸違約率急劇上升，諸多貸款機構和投資機構相繼破產，危機隨之發生。這次危機也突出地表現為支付手段短缺，清償能力枯竭，信用崩潰，但危機的實質卻不在這些，而在于房地產業的過度擴張，生產過剩。“支付危機”“清償力危機”“信用危機”論，實際上只是“那些根據自身的個人需要來判斷危機的小資產者所想象”出來的幻境[19]，而非這種幻境背后的真諦。 實質在于“透支消費”或“過度消費”的觀點，其非科學也是顯而易見的。就這次危機來說吧，本來是由于美國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實行擴張政策，引起房地產業膨脹和過剩所致，是生產出了問題，而不是消費出了問題；本來是由于美國政府、銀行和商家為了推銷過剩的住房商品，相互勾結，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居民舉債消費，導致居民債務膨脹，債務鎖鏈拉長，最后由于政府緊縮政策，利率上升，購房者還貸負擔加重，次債鎖鏈破裂所導致，而不是居民透支消費、過度消費所造成；本來由于剩余價值規律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決定，一方面房地產業過度擴張，生產極大過剩，另一方面，廣大群眾，無力購買，不得不在政府和商家的引誘下，舉債購房和消費，而不是廣大群眾追奢求侈、豪華消費。把危機的實質歸結于“透支消費”和“過度消費”的觀點，割裂了生產與消費的辯證關系，是“消費決定論”在危機實質問題上的反映。

把“國家干預”或“華盛頓共識”說成是危機的實質的觀點，也不是什么新鮮異見，而是新國家干預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兩種經濟理論在危機實質問題上的反映。前一種理論以凱恩斯經濟學為基礎，以批判新自由主義理論、揭示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經濟運行過程中造成的惡果、以致引發危機的弊端為宗旨，主張以新國家干預主義理論和政策來拯救經濟，解決經濟崩潰問題。后一種理論，則是以斯密和李嘉圖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場理論為淵源，以經過改進了的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為基礎，以治理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滯脹為背景，以“撒切爾主義”“里根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集合體。這種理論是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即英美資本主義模式的理論基礎，主張以某些改良的經濟政策來治理危機，目的在于防止和避

免建立在西方經濟學假設和理論基礎之上、經過幾十年構建的資本主義“知識大廈”和“理智大廈”的轟然崩塌、危及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兩種理論觀點貌似相互對立，不可一世，但細究起來，卻有明顯的一致性。它們都把制度性危機說成是經濟體制或經濟模式危機，從而掩蓋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和剝削本質；都把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和政策體系的失靈當作危機的實質，回避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必然產生的、普遍而基本的經濟現象即生產過剩這一危機的實質；都把危機的責任推給對方，歪曲或掩蓋危機的真正根源和實質，帶有明顯的辯護性質。把危機說成是“信心危機”的觀點，同樣沒有什么新意，完全是在現代西方經濟學中十分流行的凱恩斯、庇古和拉文頓等關于“心理危機論”的翻版。這種理論認為，當資本家對社會和自己的經濟狀況充滿信心并抱有樂觀情緒時，就會增加投資，擴大經營規模，從而推動經濟的高漲和繁榮；而當資本家過度樂觀，對經濟形勢誤判，產生錯誤時，悲觀情緒就會油然而生，壓縮投資規模，導致有效需求減少，引發危機。把危機歸結為資本家缺乏信心，完全顛倒了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狀況與這種狀況在資本家心理上的反映即“信心“之間的關系，把屬于意識范疇的心理狀態說成經濟運行狀況的決定性因素，把危機的現象當作危機的實質，歪曲危機的根源和原因，以其荒謬的理由，呼吁政府通過財政“補貼”，對貪婪成性的金融財團進行“市場救助”，使之擺脫破產倒閉的境地。這種理論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基礎和階級本質是再明顯不過的了。

至于把危機說成“道德危機”的觀點，更是荒謬絕倫。認為，道德是一個意識形態范疇，是一定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思想、觀念、意識的產生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關系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的。”[20]“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21]。還認為，道德“在階級社會中，始終是階級的道德；它或者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或者當被壓迫階級變得足夠強大時，代表被壓迫者對這個統治的反抗和他們的未來利益。”[22]。“每一個階級，甚至每一個行業，都各有各自的道德，而且也破壞這種道德，如果它們能這樣做而不受懲罰的話。”[23]“在歷史上剝削階級的道德，都是虛偽的，都是剝削和壓迫廣大勞動人民的工具。”“絕大多數的人民都不過是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充當了一小撮特權者發財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過去的時代，實行這種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種各樣的道德、宗教和政治謬論來加以粉飾的”。[24]在這次金融和經濟危機中，華爾街金融巨頭似乎只是個人的行為，但歷史已經證明，這些個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的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25]華爾街金融巨頭的貪婪和道德缺失，決不是這些人的天性，而只能是資本的天性，或者說，只能是現存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天性。對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本質和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26]把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說成是華爾街巨頭的“道德危機”顛倒了物質和意識、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政治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上層建筑的關系，在世界觀方法論上“從天上降到地上”[27]，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的思維定式之中；三是在談論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時，不涉及資本主義制度，不涉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運行規律，或者故意掩蓋在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普遍的、基本的現象和特征，歪曲危機的根源和實質，自覺或不自覺地投入金融壟斷資本的懷抱，充當了壟斷資本的辯護人。列寧曾經說過：“當人們還不會從任何一種有關道德、宗教、政治和社會的言論、聲明和諾言中揭示出這些或那些階級的利益時，他們無論是過去或將來總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騙和自

己欺騙自己的愚蠢的犧牲品的。”[28]在研究和分析此次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時，這句話應當成為這些人的警鐘！ 危機也絕不是“資產負債表的危機”。誰都知道，“資產負債表”只是經濟或資產經營運作狀況的記錄，是經濟或資產運營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是經濟或資產運營的現象，而決非經濟或資產運營危機的根源、原因和實質。把作為經濟或資產運營狀況的記錄、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也說成是危機的根源、原因和實質，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就不浪費筆墨予以評價了。

二、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是什么

從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狀況以及危機發生的過程和特點來看，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在實質上，依然是一場生產過剩的危機。

從理論上看，自19世紀2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第一次生產過剩的危機發生以來，資本主義已經經歷了若干發展階段。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又由私人壟斷經過國家壟斷發展為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國際壟斷同盟為特征的國際壟斷。目前，國際壟斷已發展為以金融資本壟斷為龍頭，金融、經濟、政治、軍事以至意識形態話語權壟斷為一體的超級國際霸權壟斷的資本主義。與古典資本主義相比，當代資本主義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規定性仍然未變，引發危機的各種因素依然存在。這些因素雖有深化和發展，但它們作為系統性因素發生作用的結果，仍然推動著資本主義經濟不斷走向周期性過剩，引發危機。

第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特點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圍發散，日益具有普遍化的品格。商品關系的普遍化雇傭勞動制度以及剩余價值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性的動機，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突破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和走向無限擴張的激素，使資本主義始終不能走出生產過剩的怪圈。

第二，作為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剩余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依然存在，其作用的力度越發增強，以其強制性的內在動力和外在壓力，推動資本以無限的規模和深邃的內涵進行擴張和發展，從而使資本主義生產不能不具有過剩的趨勢和特點。

第三，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雖然經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多次改良和調整，仍未得到解決，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導的國際體系蔓延和擴展，演變為經濟全球化與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這一矛盾的深化和發展，必然導致資本、生產和貿易的無序擴張，經濟結構的失衡，資本剝削的加強，貧富差距的拉大，勞動與就業、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等經濟運行的各種矛盾在對抗中進一步發展，不斷把世界經濟推向結構性過剩和全面過剩，走向危機的深淵。

第四，資本主義的發展，壟斷規律的產生和作用，使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為壟斷資本主義。但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存在，壟斷雖然限制了自由競爭，但并未消除競爭，反而使競爭更加劇烈，具有壟斷競爭的特點。壟斷競爭的產生，使競爭的對手、競爭的內容、競爭的手段都發生了變化，競爭的程度更加慘烈，破壞性更加巨大。各壟斷組織為了擴充自己的經濟實力，加強自己在競爭中的地位，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無不利用自己雄厚的資本和先進的生產能力，進行生產規模的擴張。這樣，就不能不使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進一步深化和發展，從而使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無政府性和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的不平衡性迅速增長，供給與需求、生產和消費的矛盾進一步加劇，生產過剩的局面進一步發展，危機發生的機率進一步增大。

第五，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自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以來，這一規律作用的深度、廣度和強度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頂點。這一規律的作用，不僅導致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國際壟斷同盟的產生，而且也引起各國壟斷同盟實力對比的變化。實力對比的變化，不僅引起各國壟斷同盟之間更加劇烈和更加殘酷的競爭，而且還引起資本主義各國之間對經濟領土乃至殖民地的爭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新殖民主義出現，雖然許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在名義上獲得了獨立，但壟斷資本在經濟和政治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陰影依然籠罩在世界的上空。資本主義瓜分世界是靠“實力”說話的，而實力是隨著經濟發展速度的變化而變化的。各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護和鞏固自己在國際上的壟斷地位，必然會運用雄厚的資本和先進的生產

能力，推動經濟的擴張，使生產越過市場的界限，走向過剩。

第六，在當代國際經濟政治格局中通行的是霸權規律。美國作為一超獨大國家，處于霸主的地位。美國利用國際貨幣體系實質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權，不斷向國際市場輸出美元，吸收發展中國家的物資輸出，從而提高國內的消費水平和對外資產的控制權，同時又利用貿易霸權大肆提高高新技術產品和高端產品的價格，并以國家安全為由，制定相應法規嚴格限制這些產品的出口；而發展中國家為了賺取外匯和引進外資，求存圖強，又紛紛采取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這樣，就必然導致美國國際收支赤字越來越大，廣大發展中國家手中結余的美元越來越多，從而不得不循環回美國用以購買其政府的債券。這樣，就不能不造成美國的債務過剩、國際流通中的美元過剩和發展中國家用于出口的商品過剩。在美國國內，為了構建“一個人人擁有住房的社會”，美聯儲又推行了信貸擴張政策，結果推動了房地產業的擴張和金融機構之間、金融機構與居民之間債務鎖鏈的延長。房地產業和金融業的擴張，又帶動了建筑、建材、鋼鐵、汽車等相關產業的發展。這樣，不僅造成以房地產為龍頭的各項產業的全面過剩，而且還造成了信用膨脹、流動性過剩、投機過剩、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過剩、債務和次級債務過剩。這樣，國際經濟與美國國內經濟的各種過剩就相互作用、相互結合，導致此次深重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

從現實來看，在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過程中，生產過剩的內涵與馬克思在《資本論》及相關著作中所揭示的相比，顯著地擴大了。馬克思依據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危機的情況，認為生產過剩一是指商品的生產過剩[29]，二是指資本的生產過剩[30]，其中商品的生產過剩是指“作為按一定的利潤率剝削工人的手段的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過剩”[31]，而資本的生產過剩實質上“就是危機中出現的產業資本過多的現象，即產業資本的過剩”[32]。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中，生產過剩雖然也包括商品的生產過剩和資本的生產過剩，但商品的生產過剩除了包括生產資料商品和生活資料商品等物質商品過剩之外，還包括金融商品和金融衍生商品過剩。而資本的生產過剩，除了馬克思所說的產業資本過剩之外，還擴展到金融資本和以各種有價證券形式出現的虛擬資本。 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實質的生產過剩，在形式和規模上也有了較大發展。

第一，貨幣過剩。2001年以來，美聯儲為了防止因互聯網產業泡沫破裂和“9·11”事件所導致的經濟持續衰退，放寬信貸管理，實行擴張政策。2001—2003年間，連續13次降低利息率。同時，還利用短期標售、定期證券借貸、一級交易商信貸等貨幣政策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場的多個子市場注入流動性；利用貼現窗口直接向商業銀行貸款，鼓勵社會客戶從銀行大量提取現金；結果使流通領域的貨幣量超常增長[33]。美國貨幣的超量發行，又通過一定渠道傳染到歐盟和世界各地，結果，又導致國際流通的貨幣過剩。據統計，至2006年底，在全球流通的紙幣，美元為7 600億，歐元為7 600億[34]。國際流通貨幣過剩，使世界各國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通貨膨脹，推動了許多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諸如石油、糧食等價格大幅上揚。

第二，房地產過剩。2001年之后，為走出經濟衰退的低谷，美國對產業結構作了相應調整，把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加大對房地產業的投資，企圖以房地產業帶動經濟增長，結果使房地產業迅速擴張，樓市價格迅速上漲。據統計，2000—2006年許多城市住房價格上漲幅度超過了100%，住房價格總水平上漲了60%以上[35]。到2007年初，美國房地產市場總值約達21萬億美元[36]。但好景不長，從2004年6月起，美聯儲為了控制流動性過剩，抑制房地產業過度擴張，實行緊縮政策，連續17次加息，結果又使房地產市場一落千丈。到2007年，美國全年新房銷售量僅為77.4萬套，比上年減少24.8%，舊房銷售量只有562.5萬套，比上年減少12.8%，新房開工率比上年低24.8%。[37]美國房地產業由盛到衰，處于崩潰的境地。

第三，金融過剩。房地產業的擴張，帶動了金融業的發展，刺激了金融創新業務的增長，從此次以“次貸”為始點的金融創新來看，涉及此類業務的金融機構有2 500多家，全球45家大銀行和證券商都卷入其中。2007年，美國次貸金額有1.2萬億美元～1.5萬億美元，經過包裝之后，其衍生品證券在二級市場流通的總規模達到1

0萬億美元，其中國際市場流通額占2 / 3以上[38]。據國際清算銀行2008年3月公布的調查結果，在金融創新的推動下，全球金融衍生商品總值從2002年的100萬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萬億美元，為全球gdp總額48萬億美元的10倍多，其中近300萬億美元在美國。[39]金融資產也呈現出迅速增大的趨勢。1980年，全球金融資產價值僅為12萬億美元，與當年全球gdp相當；1993年，全球金融資產價值為53萬億美元，是當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全球金融資產價值為118萬億美元，約為當年全球gdp的3倍；到2006年，全球金融資產總值則高達150萬億美元。[40]美國金融資產的規模更是大得驚人，2006年美國金融資產市場規模達到46萬億美元[41]，2007年美國金融資產占世界金融資產總量的34%、世界gdp總額的25%、世界貿易總額的11%[42]。龐大的金融商品和金融資產規模與實體經濟的規模形成了鮮明對照，過剩的程度可謂登峰造極。

第四，投機過剩。隨著貨幣過剩、以房地產業為典型的生產過剩、以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炒作和次貸規模的增長，各類資本家不斷遭受“資本太多”的痛苦。最大的金融機構和投資銀行為了擺脫困境，便對債務抵押債券（cdos）和結構性投資工具（sivs）等金融工具進行層層包裝，借助信用評級機構的虛假信息向社會出售，進行欺詐活動，于是投機活動便猖獗起來，以致造成投機過剩的局面。據《華爾街日報》披露：2007年3—7月，花旗債務抵押債權等用于欺詐的金融工具，規模之龐大，在高峰期竟達390億美元。自2007年8月以來，投機觸角又急劇向石油、小麥、大豆、大米等市場擴展，結果導致市場各類商品包括運輸價格迅速上揚[43]。有人估計，在美國，僅房地產市場的投機泡沫就達8萬億美元[44]。難怪有人把美國經濟稱作金融投機經濟[45]。

第五，債務過剩。由于美國過剩的經濟靠貸款刺激消費來消解，居民消費靠信貸來支撐，國家和地方財政虧空靠發行債券來彌補，結果使美國經濟淪為債務經濟。截至2006年，美國國債已達10多萬億美元[46]。2000—2004年，家庭債務余額達11.4萬億美元[47]。2006年，美國內外債務余額為53萬億美元，為當年gdp的1.6倍[48]。日益繁重的債務負擔，給美國經濟罩上陰影，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從直接原因來說，系由美國債務過剩及其鎖鏈斷裂釀成。

第六，虛擬經濟過剩。上面所列過剩，除房地產過剩以外，均屬虛擬經濟范疇。毫無疑問，金融、投機、債務過剩的發展，推動整個虛擬經濟向過剩發展，1973年以來，隨著美元與黃金脫鉤，貨幣、信用和資本日益虛擬化起來，加上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政策的推動，金融資本急劇膨脹，虛擬經濟加速發展，日益脫離實體經濟這一物質基礎。據統計，1952—1979年美國金融資產流量與gdp之比為257倍；而1980—2007年則迅速增長到418倍。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比，20世紀70年代為40%多，到90年代則接近90%。金融部門獲得的利潤，20世紀70年代還是非金融部門的1 / 5，到2000年則達到70%左右[49]。長期以來，在美國gdp中，由實體經濟創造的份額逐年下降，1950年為61%，2007年則為33.9%。同期，虛擬經濟創造的gdp，則由11.37%上升到20.67%[50]。虛擬經濟的過剩，給實體經濟造成日益繁重的壓力，當實體經濟不堪重負時，必然崩潰而發生危機。

第七，對外貿易過剩。上面說過，美國利用國際貨幣體系實質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權，向世界輸出大量美元，吸收發展中國家的物資和商品，以提高國內的消費水平和對外國資產的控制權。同時，美元本位制及其霸權又使美元成為國際貿易中的結算貨幣、外匯資產的儲備貨幣，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了引進外國資本和先進技術，振興民族經濟，紛紛采取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戰略，于是，便引起了這些國家外貿產業的迅速發展、出口產品的生產過剩。外貿產業的迅速發展和出口產品的生產過剩，又帶動了相關產業的迅速發展，結果導致了國內經濟結構的失衡和全面的生產過剩，從而使本國對外貿易依存度不斷提高，變成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為中心的外圍依附性經濟。按wto和imf的數據推算，2003年，全球平均貿易依存度接近45%，其中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為38.4%，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則高達51%。而我國2004年和2006年的外貿依存度則為68.4%和65.51%，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1]。在如此國際貿易格局中，美國發美元，外國賣商品，美國貿易逆差加大，外國貿易順差攀升，美國

進口過剩，外國出口過剩。一旦美國經濟過熱，對內實行緊縮政策，對外實行保護政策，遍布全球的生產過剩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就會爆發。對外貿易過剩，是2008年發生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一個突出特征。 經濟危機所表現出來的現象和特點，雖然千奇百怪，變化多端，但萬變不離其宗，生產過剩仍然是普遍的、基本的、一般的、具有實質性的現象和特征。事實證明，此次危機的實質不能是別的，只能是與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對應的生產過剩。任何否認、掩蓋、歪曲和偏離生產過剩這一實質的觀點和做法都是不妥的。

三、結論和啟示

生產過剩這一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本質特征，并不是直觀地呈現在人們面前的，而是運用抽象法，通過對金融和經濟危機過程一系列現象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出來的。許多西方經濟學家由于其階級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示生產過剩這一危機的本質特征。而我國一些崇拜西方的學者，在此次危機的實質問題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研究當代資本主義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現實，正確認識和把握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必須堅持和運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歷史階級的產物。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由于那時人們追求的不是交換價值而是使用價值，根本無所謂過剩的生產。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后的一個很長時間，由于生產力仍處于較低水平，市場狹小，經濟結構仍具有自然經濟色彩，經濟過程中的各種矛盾因處于萌芽狀態而未突出并發展起來，因而也不存在生產過剩和生產過剩的危機。只有到了資本主義大工業時期以后，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發展，社會化程度有了顯著提高，封建所有制關系已經解體，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尤其是大私有制所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已經成熟并充分展開，剩余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成為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主導規律，各國經濟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資本主義制度帶有國際的性質，生產過剩及其危機才得以發生。生產過剩隨著資本主義統治的產生而產生[52]，生產過剩及其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顯著特征”[53]。

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永恒伴侶和不治之癥。自資本主義脫離幼年時期而進入大工業時期以來，生產過剩及其危機的幽靈一直環繞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周圍。“資本主義的所有政黨，資本主義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動家，從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經試用自己的力量‘預防’或‘消滅’生產過剩的危機”，“但是他們都失敗了。”[54]“問題不在于資本主義的領導者或政黨，雖然資本主義的領導者和政黨在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55]，而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生產過剩及其危機就不能“消除”。要消除生產過剩及其危機，就必須消滅資本主義制度。

有人可能會以我國經濟被卷入這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出現結構性生產過剩特點為由，懷疑上述論斷的真理性，這顯然是不對的。事實上，我國經濟之所以被卷入這場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出現結構性生產過剩的特點是由我國所處的國內外經濟環境造成的。從國際上看，全球化的發展、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的實施，在使我國分享世界經濟、科技發展成果的同時，也使我國經濟融入國際壟斷資本主導的現代國際經濟體系之中。這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出現了問題，我國經濟也難以獨善其身。從國內來說，當前，我國的所有制結構已是公有制為主體、公私經濟并存；在經濟規律體系上也是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規律與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規律并存。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失衡，出現生產過剩，甚至發生危機有時也難以避免。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要使我國經濟少走彎路，減少震蕩，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就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鞏固、發展和壯大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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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57頁。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555頁。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6-547頁。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3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頁。

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范文第3篇

關鍵詞:金融危機；中國石油；經濟發展

自從2000年美國互聯網政策失敗之后，政府頒布了各種減稅政策，導致幾年間美聯儲出現大幅度的減息，這一現象也間接的刺激了房地產以及信貸消費，但是也間接的一番了一系列的通貨膨脹壓力，最終導致金融危機。在金融危機環境之下，中國石油經濟發展遭受明顯的影響。對此，如何順利的度過金融為，為綜合性建設能源經濟便成為首要任務之一。

1金融危機下中國石油所面臨的挑戰和問題

因為金融經濟影響，當前我國石油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開采難度不斷提高，開采的成本、風險以及投資不斷提升。中國石油為了達到國家對于石油資源的需求，不僅僅是在勘探方面需要進行創新，還需要提高在投資方面的程度，并做好大批大油氣田的開發，穩定我國每年的石油開采量以及儲備量。但是，因為石油開采的進度不斷深入，開采的難度以及開采的風險也在不斷增大，這也間接的提高了開采的成本和投資需求，同時見效也更不如從前。第二個方面是油氣銷量與價格相反。因為我國成品油與天然氣的定價是由國家進行控制，雖然通過多次調整與改革之后，油氣價格的變化和國際之間基本保持平衡，但是仍然存在油氣價格倒掛的問題，尤其是在原油價格不斷提高的情況下，煉油業務的經營利潤會不斷下降，這也間接的影響著石油勘探環節的經濟效益。第三個方面是國際化的開發風險不斷提高。近些年，伴隨著世界貿易組織的影響，我國石油出口量不斷提升，自從2008年開始，海外的原油產量就已經突破了6000多萬噸，天然氣已經達到67億立方。伴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對于石油的需求量不斷增加，這也間接的提高了我國對于國際石油的進口需求。但是，因為國際政局的波動，導致許多國際上的油氣開發項目存在許多的風險，尤其是在人身安全方面，導致整體發展并不舒暢。

2金融危機下如中國石油經濟發展改進措施

2.1堅持核心業務

石油企業中的油氣業務是最為根本的業務，是確保企業經濟價值的基本保障。中國石油應當是注重建設多個大規模油氣生產基地為主，以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為例，應當將業務的重點、核心放在石油的開采方面，確保企業能夠具備充足的經濟基礎。

2.2推動國際化發展戰略

針對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石油經濟必須堅持國際化的戰略發展方向，并通過經營的規模化促使金融危機所呈現的風險變的最低。我國石油已經在海外建設了多個油田，這也是我國國際化發展戰略的一種直接體現。

2.3嚴格控制投資項目

自從2009年之后，我國石油領域就一直在堅持投資就是成本的理念，想要確保經濟的發展，就需要堅持提高企業管理效果，提升投資源頭的控制，同時做好投資過程和結果的管理。近兩年，伴隨著我國石油業務的不斷擴張以及石油生產規模的不斷增加，再加上原材料價格的不斷上漲而導致的建設成本提升，我國石油投資的規模也在不斷增大，基本上每年的增長率可以達到4%。對此，就需要在不斷的擴張過程中嚴格控制擴張的因素，從而確保金融危機不會影響到我國石油經濟。

2.4堅持低成本發展戰略

想要確保石油經濟的穩定發展，在成本方面采用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必然的。對此，就需要在成本方面采用行之有效的控制制度，尋求最佳的節能減耗措施，真正做到全過程、全企業以及全方位的成本控制。與此同時，還需要做好成本的職能管理，需要做到周期性、安全性、穩定性、優質性的成本控制與管理，從根本上實現成本的節約，并完善責任的制度，提升投資的效率以及效益。于此同時，為了更好的實現成本管理，可以借助激勵、獎懲等方式對企業每一個層面進行成本管理，從而確保企業的低成本戰略得以全面實現。

2.5注重并購重組發展戰略

首先，需要注重重組整合的發展戰略，做好國有經濟的布局以及調整，促使國有企業的結構得以不斷的完善和優化，提高中國石油企業的內部結構，推動我國石油企業與其他企業之間的和諧。其次，需要做好國際性的購并，充分應用國際化的油價回落，大宗商品價格的下降以及資產價格的不斷下降等機會，在世界范圍內做好戰略性的投資以及并購的可能，推動企業長遠發展。再次，需要持續提高股權投資的發展管理，同時采用行之有效的股權投資優化企業在戰略發展方面的協同性。最后，注重股價波動對于石油經濟的影響，應用國家政策的支撐或者是回購上市企業的方式，做好當前股價的控制，借助市場化的方式，確保石油股價的穩定性。

3結語

綜上所述，我國石油必然會遭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在這一環境之下，應當正確的分析企業所面臨的困境和挑戰，并明確自身的戰略發展定位，同時堅持核心的發展理念，確保核心業務的穩定發展，并且結合國際化戰略發展目標，采取低成本、嚴格控制投資、注重并購重組、調整能源結構等途徑，持續、穩定的推動我國石油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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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范文第4篇

拓展微排經濟、發展微排金融存在的問題

黑龍江省金融發展現狀要求發展微排金融，構建以全國為基礎符合黑龍省發展特點的新型碳金融體系。但是，黑龍江發展微排經濟也存在著諸多的不利因素。

第一，目前，黑龍江省銀行業金融機構數量偏少、信貸投放權限較小，金融不良資產的國有企業占比例高、資產量大。全省國有經濟比重高達88％，高出全國平均水平35個百分點，不良貸款的存在導致金融機構虧損嚴重，信貸資金長期沉淀和無效占用，嚴重制約了金融機構的信貸投放效能，同時由于經濟深層次矛盾制約和銀行體制、機制、管理上的問題影響，信貸風險仍然嚴重。黑龍江省大項目建設、國企改革、新農村建設、縣域經濟、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發展等重點工作的信貸需求無法得到有效滿足。同時，地方銀行業金融機構受資本金、經營范圍等因素限制，支持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有限。

第二，黑龍江當前微排發展水平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從人均GDP和產業結構上來看，全省的人均GDP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在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的比重為52.5％，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48.6％；而第三產業的比重為34.4％，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40.1％。所以目前全省的經濟發展水平還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經濟發展還相對落后，但同時也潛含全省發展微排經濟有著巨大的空間，更應抓住機會加快發展。通過對人均碳排放、碳生產率、單位GDP能耗三個指標的比較分析，目前全省的微排發展水平落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還處于萌芽階段。這除了受全省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滯后的影響外，還與全省長期以來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有關，能源的利用效率不高。要想改變這一現狀，發展微排經濟，就必須在加快經濟發展的同時，優化能源消費結構，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第三，資源導向型發展模式不利于經濟結構向“微排”化轉型。高耗能企業的大量存在，以及在經濟結構中的重要地位決定了全省經濟結構的“微排”化轉型將是一個長期和漸進的過程。能源消費結構單一，煤炭消費經濟模式依然突出。煤炭仍是黑龍江省當前的主要能源，存在利用效率低、污染重的特點，在開采和利用過程中對環境有不可逆轉的破壞。2006～2010年，全省規模以上工業煤炭一次消費占全省工業生產能耗的比重依次為64.4%、66.1%、68.7%、68.3%和70.5%；而能效利用較高、污染相對較小的原油能耗比重卻逐年下降，比重依次為19.6%、18.5%、16.3%、16.3%和15.4%，可以看出工業發展對煤炭的依存度依然很高。

第四，農業集約化快速發展、農村生產方式的轉變及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加速，并伴隨產生對農村生態環境巨大的壓力和負面影響。由于鄉村發展功能與產業結構的變化，鄉村旅游快速興起帶來大量的垃圾堆積，污染鄉村周圍的河塘與耕地。由于缺乏污水處理設備，河流溝渠大面積變成了臭水溝。而污水澆菜、污水養魚，又帶來了食品安全問題。農村的環境污染，目前正沿著點線面，對城市形成包圍。

第五，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滯后，金融生態環境欠佳。金融體系現狀與碳交易所必需的金融生態條件存在巨大差距，金融機構參與碳金融的廣度和深度有限，同時對碳金融認知度低，企業不了解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蘊含的巨大價值；金融機構對碳金融交易規則、操作模式等知之甚少；相關人才和技術儲備不足，缺乏專業的技術咨詢體系，金融機構無法有效識別項目風險和交易風險。碳金融理財業務尚屬空白，無力開發、設計此類新型理財產品。

金融支持微排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

從目前金融支持微排經濟面臨的問題來看，政府和金融機構都必須要做出努力并見予行動才能解決。政策體系的完善是首要任務，金融機構自身也要增強支持經濟的動力，創新產品與服務。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構建高效的碳金融市場，增強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故鑒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完善支持微排金融的政策體系。對于我國來說，應當通過立法形式確定節能減排的約束性指標，并逐級分解到地方和重點企業，確立完善的監測和考核體系。確立財政支持政策，制定有關環境風險等級的評定標準，建立“綠色信貸”目錄指引為銀行的相關業務的發展服務，并且要求以設立項目的環保標準來規范項目的實施。借鑒國外支持微排金融發展的相互配套、嚴密完善的政策體系，建立完善的氣候變化數據庫，健全碳交易監管和法律政策，提高我國在國際碳交易中的地位，為微排金融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地方政府要著眼于大局，給予微排金融的發展以政策的鼓勵和支持。建議利用赤道原則來作為銀行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準。執行赤道原則需要自主制定環保原則的能力以及相應的獨立執行的能力，這些能力則是建立在銀行內部相關機構設置和人員配置的基礎上。國家要制定政策促進銀行加強內部機構設置和人員配置，提升其能力以便更好地執行赤道原則。

第二，加強微排金融衍生產品創新和服務多樣化。要實施對微排經濟的金融支持，就必須加強微排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首先，學習國外的成功經驗。例如，荷蘭銀行首先設計氣候指數和水資源指數，然后推出收益與其掛鉤的氣候理財產品和水資源理財產品。其次，積極探索發展與碳排放權掛鉤的理財產品。例如，商業銀行可以推出掛鉤微排消耗的基金，開展碳權的質押融資貸款等；保險公司可以推出有關碳排放的保險。最后，發展碳信托類產品。其設計理念是為那些具有環保意識和微排金融知識的企業設立碳信托投資基金，將這筆資金投資于具有CDM開發潛力的項目中，通過這些項目的開發獲得相應的核證減排量（CERs) 指標。而通過發展碳指標交易、碳期權期貨來完善微排金融的服務。同時，金融機構還可以為企業提供投融資咨詢、擔保、信托、租賃服務。中國農業銀行推行的清潔發展機制融資顧問業務就是一次有益的嘗試。總之，金融機構自身必須要做到創新機制靈活，提高創新能力，創造出適合中國國情的新型微排金融產品和服務，促進微排經濟蓬勃發展。

第三，掌握碳排放交易市場的定價權。全球已經形成以碳交易為主的市場體系，掌握碳交易價格定價權是爭奪話語權的關鍵。2009年國家發改委為CERs制定了最低交易價格8歐元/噸，試圖打破中國CERs賤賣的困局，但是這是不夠的。若要掌握碳交易市場的定價權，就必須加快微排金融的建設。中國的微排金融建設還處于初級階段，政策、法律、設施、人才等各方面都比發達國家落后。只有國家積極扶持，金融機構積極進取，才能趕上發達國家。而要改變目前在碳交易產業鏈中的低端地位，就要建立自己的微排金融市場，與發達國家一起在碳交易二級市場上爭奪。碳交易的定價權與碳交易是以哪種貨幣結算有重要作用，所以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使其成為碳交易的結算貨幣是必需的。

第四，提高金融機構對微排金融的認識。微排金融是一個潛在的巨大市場，為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了巨大的商機。要提高金融機構對微排金融的認識：首先，要使得金融機構能夠認識到“微排金融”的價值，意識到如果做好與其有關的業務，能得到多大的回報。只有先意識到這點，金融機構才有動力發展微排金融業務。其次，金融機構要了解到微排金融市場的操作模式，以及項目是怎樣開發和運行的。只有了解了規則，金融機構才能正確地開展業務，不會盲目發展。再次，金融機構需認識目前微排金融需要哪些產品和服務，迅速確立自己的市場定位。例如，商業銀行可以發展中介服務。中國目前作為碳排放權的出售方，與國外機構的談判往往處于劣勢地位，因此需要對項目比較了解的中介服務。商業銀行可以發展這方面的業務，增加收益。最后，建立統一的溫室氣體排放限額交易市場。中國要想實現通過市場化來支持微排經濟的發展，就必須建立一個可供國內企業之間進行交易的市場。世界最著名的碳交易市場是歐盟排放交易體系、英國排放交易體系、美國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和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的溫室氣體減排體系，這些交易市場為我國提供了很好的經驗。我們通過吸收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多層次的溫室氣體排放限額交易市場。

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范文第5篇

【關鍵詞】金融危機 金融發展結構不平衡 公允價值 虛擬經濟

金融危機的爆發,引發了金融界和會計界的許多爭論。本文將透過眾說紛紜的金融現象和會計行為,分析和過濾金融界與會計界存在的問題,尋找引發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目的在于吸取教訓,把危機的損害程度盡可能地減小。更重要的是達到識別、防范和控制金融危機發生。

一、引發金融危機的因素分析

(一)不平衡的美國金融結構

美國銀行、基金、保險等金融機構,在房地產價格開始回落時,受到沒有穩定收入或信用級別低下的所謂“次級住房抵押貸款”的借款人(美國銀行將消費者的信用等級分為優級和次級)斷供,引發了次貸證券及其他金融衍生產品價格急劇下降,使投資機構損失慘重,同時出現了“蝴蝶效應”,從美國迅速蔓延全世界的各地區,最終引發了這場具有世界影響的國際金融危機。

筆者認為,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只是引發本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線,即使是美國不出現次級住房抵押貸款,也會有其他的導火線引發一場金融危機。筆者通過收集美國金融態勢及背景的相關數據,從中分析并折射出美國發生金融危機的非偶然性。

1.按美國2007年公布的統計數據:連續26年的經常項目逆差,從1982年的55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8 000億美元。當年美國GDP為12萬億美元,但境外債務為13萬億美元。實際上美國已走進借債度日、寅吃卯糧的光景,是一個資不抵債的經濟強國。

2.仍按美國2007年的統計數據,美國GDP中依靠實體經濟份額,已經從1950年的62%下降到2007年的34%,而由虛擬經濟份額則從1950年的11%上升到2007年的21%,可見美國逐步成為虛擬經濟膨脹的去工業化經濟大國。

3.由于美元從金本位制轉變為法幣制,美元的發行不再受黃金儲備的約束,而發展中國家則以低成本、低價格出售商品給美國,換來的美元再購回美國債券或其他金融產品,美國需要償還債券時,只要多發行美元即可,因此,美國成為高額舉債、美元貶值的經濟富國。

4.美元目前無可爭議地被認為是世界貨幣體系中的主體,也就是當今世界金融處于單級美元貨幣體系中,當美元受不到約束時,將會自由泛濫成災。目前美國GDP在全球所占比例約為25%,但美元卻占到全球外匯儲備的64%,結算總額的48%,交易總額的83%,可以看出作為美國經濟實力象征的GDP對美元充當世界貨幣角色地位很不相稱,但憑借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很容易將自身的危機轉嫁給全球。

5.美國政府在“9.11事件”后,為避免經濟衰退,刺激經濟發展,采取了壓低銀行利率的舉措,以鼓勵資金流向投資和消費。2000年到2004年美聯儲25次降息,聯邦基金利率從6.5%降至1%,與此同時房價不斷上升,使房地產市場高度活躍,因而促成了美國房地產泡沫生成。相應地,金融機構在金融創新名義下,推出了形形的高回報資產證,次貸證化率由2001年的46%升到2005年的74%,美國政府為了防止消費過熱,美聯儲從2005年至2006年的一年內加息17次;利率從1%提高到5.2%,于是房地產泡沫破裂,從中折射出美國政府對市場經濟下金融態勢的干預。

另外,還有資本主義制度下,美國的金融體系與模式、經濟發展與擴張方式、資本的經營與積累途徑以及金融創新及其產品的衍生理念等方面,美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的環境及背景的影響、滲透與制約等效應,也是引發金融危機的重要因素。

從以上對美國金融狀態的數據可以看出:實體經濟產值同虛擬經濟產值的比例、GDP同負債總額的差距、美國的世界貨幣地位同資產實力承受能力的匹配程度、美國金融發展創新同金融管理調控的不平衡、不對稱態勢,才應該是美國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

(二)不完善的公允價值會計計量

金融危機的爆發,引發了金融界與會計界對公允價值計量的爭論,正好反映了公允價值會計計量在當代金融和會計領域、功能、效果的雙重性及自身的不完整性,值得思考。

1.公允價值計量的優勢。理論上公允價值計量的本身,并不能給金融機構和生產企業帶來收益和損失,它只是最能真實體現企業財務狀況的計量手段。公允價值計量以市場價格為依據進行反映,相對于歷史成本計量模式具有更及時、更透明、更合理的屬性。FAS157財務會計報告規定如果不能直接從公開市場取得價格,可通過估值模型進行估值一般采用市場、收益及成本3種方法進行估值,尤其對債權抵押證券多采用收益法進行估值,應該說是一種科學合理能被認可的實用方法,基本上解決了由于市場的低迷或缺失而引發價格缺位的問題。公允價值會計計量比歷史成本計量更具有對金融創新、經濟發展的適應性,因為它著眼于資產在當前和未來的市場價值,而歷史成本計量則多著眼于以會計主體的投入成本,尤其當前金融創新加快,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空前活躍,這些產品由于不要求初始投資,無法用歷史成本反映。只有公允價值才能對價格頻繁變動的虛擬產品進行有效的確認計量,也惟有公允價值會計計量才具有這種優勢。

2.公允價值計量的缺陷。這次金融危機中,公允價值計量受到許多負面評價和指責。客觀地分析這些負面評價,也有出于公允價值自身所具有的缺陷。公允價值計量金融資產時,主要依靠活躍的市場體現準確和公正,但也可能脫離了歷史成本計量,因而推動了投資和借款。當金融危機來臨之際,又會夸大了金融產品的損失,放大了次貸危機的深度和廣度。由于公允價值隨市場波動而變動,價值變動的隨意性也大。在市場低迷時,由于時刻對金融產品重新估值,已不能反映產品的真實價值,因此形成惡性循環。具有泡沫時助漲,危機時助跌的“順周期”效應。由于公允價值在估值中存在一些不確定或難確定因素,在操作中需進行假設,如果參數因素及數據選擇不合理,將使結果偏離實際,也就是價格偏離了價值,傳達出錯誤信息,會誤導金融機構和投資者,因此除具備科學合理的估值數學模型外,還需要有較高的職業判斷能力,以保證價值的可靠性。可見公允價值的公正性在一定程度上依托于市場環境、相關風險和職業能力及素質上。

二、我國發展虛擬經濟和應用公允價值的思考

(一)協調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平衡發展

實體經濟始終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國家和社會整體經濟實力的象征,也是總體經濟發展的支柱。由于商品交換的發展出現了貨幣和信用,并促成虛擬經濟的產生。虛擬經濟是建立在實體經濟基礎上的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依托所進行的經濟循環活動,雖然虛擬經濟是實體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但它不涉及物質和精神產品,只具有虛擬資本,按照“以錢生錢”的規律,相對獨立地運行于金融市場。由此可理解,如虛擬經濟運行狀況良好,則能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為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支持,并能推進社會資源優化配置和企業整合重組,有助于轉移和分散經營風險,發揮深化改革的作用。若虛擬經濟過度發展和膨脹,則會使實體經濟處于不穩定狀態,掩蓋了經濟過熱現象,導致泡沫經濟的形成。我國虛擬經濟目前并沒有形成美國那樣的任意發展甚至失控狀態,但當看到資本經營對經濟發展和金融繁榮能有如此推動作用時,應該研究制定相關政策法規,通過調控手段及時合理地推動虛擬經濟同實體經濟有序、按比例、匹配、平衡發展,以改善當前我國虛擬經濟在世界金融市場中相對滯后的現狀。

(二)完善公允價值會計計量環境

我國已結合國情制定了操作性較強的公允價值會計計量應用指南,強調了公允價值的充分披露,同時劃定了它的計量對象和使用條件,但是這些規定遠不能滿足公允價值計量在我國的有效實施,要對實施公允價值計量創建和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和氛圍,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制定一個比較全面、系統的公允價值計量操作規范或規程。要將金融危機以來,由于公允價值計量本身缺陷應采取的對策內容,納入操作規范或規程,作為對現有具體準則和應用指南的補充,以進一步指導和保證公允價值計量的準確性及可靠性,尤其要約束估值工作的隨意性。

2.建立公允價值的審計制度和內部控制制度。審計的主要任務是對實施公允價值計量是否遵循相關準則和規范,應用中是否有違反程序、方法等的不當操作,有沒有出現人為差錯,總之要對公允價值計量偏離實際的原因進行審計。審計工作應該由有資質的會計師事務所及專業會計師承擔。金融機構和公司的內部控制機制要涵蓋本單位運用公允價值會計計量的內容,因此在制定內部控制計劃和設定控制目標時,都要納入針對公允價值會計計量的專題目標,當然也可以把控制目標納入到公司的會計總目標內,以達到公允價值計量的運用處在可控狀態中。

3.構建運用公允價值會計計量的評價考核體系,制定相應的評價準則或規范,同時建立起運用公允價值會計計量的監管機構,且機構要具有法定職能和相對獨立地位。準則與機構的組合,既可以按章行使監督職能,促進公允價值計量的實施,又可對計量準確度進行考核評價,使公允價值會計計量處在有效的監管與評審控制狀態中。

4.設立公允價值會計計量的評估咨詢服務事務所。這個事務所要獨立于任何金融機構和公司,由一批對公允價值計量研究深入、經驗豐富的專家組成,是一個接受委托進行有償專題咨詢服務,或承擔常年顧問的事務所。由于其獨立性,可以發揮客觀、公正、并具有職業判斷能力的作用。

5.完善公允價值會計計量信息披露,對金融危機的揭示和防范具有重要作用,真實及時的會計披露,有助于避免和減輕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和嚴重程度。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的許多投資者反映,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財務報告不夠透明,甚至難以看懂,投資者要求在看到公允價值的同時,還能知曉各項數據的選取方法,以增加信息的可信度、透明度。所以應對公允價值估價模型選擇、參數確定以及數據采集依據等都如實披露。雖然具體準則與要求對某些計量對象要補充相關說明,但在執行中往往被忽略,所以應提高報表和表外附注說明所披露內容的廣度和深度,同時還要注意語言表達清楚明了。

6.積極培訓公允價值會計計量專業人員。在具有會計專業知識和豐富經驗的會計人員中,進行公允價值計量業務知識培訓,主要從3個方面入手:一是提高職業判斷能力,除了要積累豐富的實務經驗外,還要具有一定的數學和精算水平,要鍛煉分析、判斷、綜合和總結的職業思維和科學素養;二是加強職業道德教育,提高思想道德境界,強化法制意識,樹立實事求是的誠信、認真職業操守;三是具有扎實的金融會計方面的基礎知識和實務經驗,更精通于公允價值會計計量的專業知識,并能敏感于新鮮事物,獵取前沿學科知識、熱衷信息情報收集。

主要參考文獻:

[1]吳曉求.金融危機引發對重大理論問題在認識.中國經融.

[2]徐海慧.國際金融危機大起底.國際金融報,2009-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