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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范文第1篇

(一)投資增長率持續高位

在歷史上,控制信貸和貨幣供應,總是構成宏觀調控諸措施中的最重要環節。然而,經過30年改革,社會資金的分布格局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研究顯示,就支持投資的儲蓄而言,居民儲蓄和企業儲蓄的占比已經難以軒輊,而政府儲蓄則已提高到占總儲蓄四分之一的程度。企業和政府儲蓄的急劇增長,使得社會投資離開了銀行體系而獲得了長期且穩定的支持。統計顯示,到2007年6月,全部固定資產投資中,來自企業自有資金的部分已經占總投資的58%,而來自銀行貸款的比重已經下降到18%。這種狀況顯示,欲通過管住“信貸閘門”來抑制高投資,已經逐漸失去了得以實施的基礎。

(二)物價上漲

統計部門的物價數據告訴我們,此輪物價上漲,主要歸因于食品價格的飆升,這便是當局強調“結構性物價上漲”的來由。熟悉宏觀經濟學和金融學的人們都清楚:對于這種來自實體領域和供給面的沖擊,既不能在貨幣面上找到原因,也很難從貨幣政策方面找到對策。畢竟對于豬肉,貨幣供應的增減、利率水平的高低,是很難影響到農民的養豬意愿和豬疾病的。

(三)房地產價格的持續上漲

仔細分析我國房價變動的因素便不難看到,存在重大缺陷的土地轉讓制度、不合理的房地產開發制度、扭曲的房地產市場的微觀結構等等,構成推動房價上漲的主要因素。至于同樣產生重大影響的對房地產的巨大需求,那也是局部市場的實際需求,與同貨幣供應相關的總需求還有著相當大的距離。

(四)股市“泡沫”

股票市場一向就是以相當夸張的漲跌運動來支持國民經濟發展的。如果人們以中國市場“不規范”為由來否定股票市場價格運行的這一規律,那么不妨看一看美國的例證。在那里,從上個世紀末以來短短幾年里,就已經發生了好幾次程度甚于我們的市場漲跌。若按照股價下瀉20%以上便構成一次“股災”來衡量,從2005年下半年才開始升溫的中國股市,在短短2年中便已經有了兩次股災。而廣大投資者平靜地接受了市場的波動,目前股市則依舊在波動中緩慢上升。

以上分析是想說明,當前國民經濟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多數并不發端于貨幣領域。貨幣面的寬松,固然提供了各種不利現象得以施其技的條件,但它并非唯一更非決定性因素。據此,我們理解,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的主要涵義,并不是要依靠它來“獨木撐天”,而是要通過對貨幣環境的適當控制,為解決問題創造必要條件。

二、創造使貨幣政策充分發揮效力的條件

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首先需要研究其入手問題。在人們看來,“從緊”是政策,而“使貨幣政策充分發揮效力”則是機制;兩相比較,機制無疑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們主張,2008年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固然包括在政策上至少保持2007年之態勢的涵義,更需要通過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來體現;而要做到這一點,唯有全面、加速推進金融改革一途。

可以從短期和長期兩個角度來探尋我國的金融改革之途。

就短期而言,需要做的是盡快清理貨幣政策操作的基礎條件。其內容主要包括:

一是切實加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創造使得貨幣當局能真正根據宏觀經濟運行的態勢來決定貨幣政策的體制和機制。

二是根據變化了的情況,盡快研究并公布我國貨幣供應統計的新口徑,最好是新增M3,并相應調整M1和M2的口徑。

三是盡快改革存款準備金制度,取消對法定存款準備金和超額存款準備金支付利息的做法,以使得存款準備金制度真正發揮約束存款金融機構資產運作行為的作用。

四是加速利率市場化改革,完善利率政策發揮作用的環境。

五是促使統一互連的支付清算體系建設,建立貨幣當局的信息優勢,以求獲得新的、更為有效的調控基礎和調控手段。

就長期而論,我們需要探討如下三個問題并尋求在體制上和機制上得到解決。

第一,清醒地認識貨幣政策的作用。貨幣政策是有用的,但是,貨幣政策的作用肯定是有限的,它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宏觀經濟問題。在這方面,黃達教授曾有過精辟的論述,他說:“給人的印象是,貨幣政策得心應手,是極有利的工具。但實踐證明,過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實現不了設想的目標,就是在強力貫徹實施中帶來很大的副作用。”事實正是這樣,諸如當前的物價上漲、投資率高懸、房地產價格的持續上升、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乃至國際收支長期順差問題,都不是貨幣政策能夠有效解決的。貨幣政策能夠做到的,就是保持貨幣金融環境的相對穩定,借以穩定全社會的預期,并為經濟體制的進一步改革和其他宏觀調控手段的實施贏得時間和創造適當的條件。

第二,認真研究貨幣政策范式的調整問題。調控貨幣供應量和調控利率均發生了調控效力遞減的事實提醒我們,現在已經到了認真研究轉變我國貨幣政策范式并創造條件實行它的時候了。在我們看來,如果要尋求借鑒,通貨膨脹目標制應當引起我們的關注。

第三,切實加強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中,兩大政策體系的協調配合問題主要應集中于如下四個領域:在調控貨幣供應量方面的協調;在發展金融市場特別是形成“核心金融市場”,從而形成基準利率方面的協調;開放條件下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協調;在兼有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各種項目上的協調。

三、如何落實“從緊”的貨幣政策目標

(一)貨幣政策工具的選擇原則

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首先必須適當加快人民幣的升值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包括浮動范圍的擴大)。與此同時,匯率改革應勇于成為結構調整中矛盾的暴露者、推動者、而不能為結構調整所困擾。由于匯率改革不能一步到位,要兼顧結構的調整,因此,不要相信匯率的杠桿能自發產生出一個合適的貨幣供應量。故央行仍需制定一個適合實體經濟穩步增長的貨幣供應和貸款規模的參照系,運用多種政策工具予以對沖與調控。

在具體的實施中,政策工具無非是數量手段(存款準備金率等)和價格手段(利率)。何時選擇哪一個工具,首先是基于近年央行對沖操作的累積基礎。比如,選擇何時加息,除了考慮存款準備金等數量手段的采用頻率、力度和時滯因素外,既要考慮鼓勵發展直接融資、減少銀行風險、防止熱線加快流入的因素,又要考慮人們對CP1的預期、投資增長速度等因素,即利率不能升得太快或太慢。

國內外多種變量因素決定了央行在什么時點上選擇何種政策工具,在時間序列上如何進行多種搭配與組合。這并不如一些預測人士所猜測的,存在一定的交替規律。

(二)貨幣政策調控的數量目標分析

貨幣政策調控的數量目標中,專家認為,存款準備金率是否需要提高,不能用簡單的歷史數據來分析,目前我國已經超過了13%。為近20年來的歷史最高水平。但在當前流動性過剩、商業銀行利率增長水平較高的背景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還有上調空間。當前央行將法定存款準備金提高至14.5%,旨在回收超過實體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貨幣供應量,因此,與實體經濟保持穩定增長并不矛盾。這與1993年類似比例的存款準備金率作用不同,當時央行提高存款準備金是為了促進貸款,以貫徹產業政策進行結構調整。而2006年大多數銀行利潤增幅在30%以上,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對商業銀行的盈利影響有限。法定存款準備金的利率是1.89個百分點,銀行吸收資金的成本約3個百分點,即存款準備金的利息損失1個多點,這和整個銀行90%的資產都是利息收入相比,占比非常少。

從數量上看,除存款準備金制度、央行票據外,特別國債與特種存款將是可供選擇的手段。數量手段中,特別是國債、央行票據和特種存款的對沖交易,近年來更多地是采用了體現市場資金供求的利率,可以部分抵消存款準備金手段對銀行的負面效應。所以,只要有必要,一系列數量手段仍有用武的空間。

需引起關注的是,大量經過對沖后的央行票據、特別國債等,只要具有可流通性特征,商業銀行持有的將是具有與超額存款準備金相近而非具有法定存款準備金特征的資產。因為商業銀行頭寸緊張時,通過交易仍具有增加社會信用的作用。如果交易量大,屆時的數量手段調控出現不可持續的問題,或此類交易活躍,降低了市場利率,對央行的對沖操作力度將產生抵消因素。因此,央行在今后數量手段品種的選擇上,適當掌控好可流通的對沖工具比例非常重要。

(三)貨幣政策價格工具的適用

關于價格工具的運用,尤其是利率政策,建議:

第一,中央銀行應該充分關注貨幣市場對信用擴張的杠桿效應。2007年貨幣市場的成交量可能是2006年的一倍,這對我們的信用擴張有一定的影響。

第二,堅持正利率方向。中央銀行調控的各種變量要充分體現市場的供求,否則不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

第三,選擇適當的時機,縮小銀行利差,這可能對股市有一點影響。

【參考文獻】

[1]夏斌.從緊的貨幣政策應如何落實.中國金融,2008(1).

[2]金人慶.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平衡較快發展[J].財政與稅務,2005(1).

[3]陳共.穩健財政政策芻議[J].財政研究,2005(1).

貨幣政策范文第2篇

[關鍵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微效

1998年以來，針對國內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國內消費需求疲軟以及出現了通貨緊縮等突出問題，中央政府持續地適當地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等擴張性貨幣政策。這些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2000年市場物價漸漸轉穩，全年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上年上漲0.4%，改變了1998年來連續兩年下降的局面。分項目看服務項目上漲14.2%，居住上漲4.8%，食品除水產品﹑蔬菜價格上漲外，其他繼續下降。2001年1季度，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升0.7%，比去年同期高0.6個百分點，呈現出平穩并略有上升的勢頭。生產資料價格總指數繼續小幅上漲，一季度累計上漲3.5個百分點，糧食價格總體比較穩定，服務類項目調價已基本到位。但另一方面，分地區的居民消費價格上升不平衡，食品﹑衣著類商品價格繼續低位運行。工業消費品價格穩中趨降。4月份，衣著價格水平與上月持平，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價格﹑醫療保健﹑個人用品價格分別比上月下降0.3%﹑0.1%①。全年物價水平上升勢頭不強勁，通貨緊縮仍然存在，中國經濟增長仍然面臨著需求不足的約束。總體來講，貨幣政策收效甚微，沒有能夠達到預期的目標。

一、貨幣政策有效的條件

實現貨幣政策的有效是各國中央銀行力求實現的目標，而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密切相關，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靈敏有效是貨幣政策有效的基礎。下面便從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方面分析貨幣政策有效的條件。

理論上來講中央銀行從操作貨幣政策工具到對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產生影響的過程由三個階段構成。第一階段是影響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即基礎貨幣和短期利率；第二階段通過操作目標的變動影響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即貨幣供應量和長期利率；第三階段是通過中間目標的變動影響最終目標，即穩定物價、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這個傳導機制可用圖1說明。

圖1

從圖1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來看，貨幣傳導機制實際上分屬于金融領域和實體經濟領域。中央銀行通過金融工具影響中介目標繼而影響金融市場的融資條件和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放款行為，并通過他們的變動繼而影響到實體經濟領域即引起企業和居民資產結構的調整以及投資和消費的變化，從而改變整個社會的產出和價格。其中，企業和居民的行為是貨幣政策傳導的經濟基礎，是決定性因素；金融機構行為是影響貨幣政策傳導的中間環節，也是關鍵環節；金融市場建設和中央銀行是影響貨幣政策傳導的市場基礎和政策因素。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就對這四個方面提出了相應的要求。

首先，要求央行比較強大，足以干預和控制整個金融市場。在利率市場化的條件下，能有效地將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聯系起來，并能引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放款業務；其二，在金融市場方面，要求一個市場容量大、信息傳遞快、交易成本低、交易活躍持續的貨幣市場和一個規模較大、競爭充分、市場一體化程度高、運作效率高、市場預期良好的資本市場，要有比較完善的金融機制；其三，在金融機構方面，要求商業銀行等商業性金融機構作為金融企業真正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以市場為導向，以成本為約束，以客戶為中心。其四，在微觀經濟主體方面，要求工商企業是真正獨立的市場主體和法人，居民個人具備較成熟的消費理念和消費行為。

二、貨幣政策微效的原因

隨著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改革,我國已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中介目標--最終目標”的間接傳導機制和“中央銀行—金融市場—金融機構--企業居民戶”的間接傳導體系。但在中央銀行、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微觀經濟主體層面上的存在的諸種障礙卻導致了我國貨幣政策的微效。

（一）中央銀行層面上的障礙

中央銀行是唯一代表國家進行金融控制和管理的特殊金融機構，是有銀行特征的國家機關，是國家的銀行、銀行的銀行、發行的銀行、管理的銀行。它通過運用貨幣政策工具來傳導貨幣政策。

1、存款準備金。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改變金融機構的準備金數量和貨幣擴張乘數，從而達到控制金融機構的信用創造能力和貨幣供應量的目的。自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改革了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將法定準備金賬戶的備付金賬戶合并為法定準備金賬戶。我國的存款準備金率從13%降低到8%，再到目前的6%②。

2、公開市場操作。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上買賣有價證券，用以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1999年，中國基礎貨幣的主要供應渠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公開市場操作成為中央銀行吞吐基礎貨幣的主渠道。全年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凈投放基礎貨幣1920個億，占全年基礎貨幣投放的52%②。

3、再貼現機制。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再貼現率和規定貼現條件來影響市場利率和貨幣供給和需求。從1998年3月起再貼現利率成為獨立的利率體系，不再繼續與同期再貸款利率掛鉤。同時下調再貼現利率并延長再貼現最長期限。1999年，中央銀行頒發了《關于進一步改進和完善再貼現業務管理的通知》，進一步改進了再貼現業務的方式，擴大其范圍，使年末余額達500億，增長51%②。

三大政策工具的操作力度雖然很大，貨幣供應量的增幅也較高，但其實際效果卻遠遠低于預期水平。貨幣政策傳導在中央銀行層面上遇到的障礙主要是我國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但同時實行利率管制，利率并未完全市場化。我國雖然放開了同業拆借利率的上限控制、銀行間債券市場利率和票據貼現利率，逐步擴大貸款利率波動幅度，但是我國仍然是以管制利率為主的國家，包括存、貸款利率在內的多種利率仍由中央銀行代表政府制定，影響了利率對資源配置的結構調整作用。從我國目前來看，按照風險收益對稱原則，中小企業和某些大企業的高風險業務貸款利率應偏高，但由于利率管制必然造成了銀行對中小企業的“惜貸”現象，同時，政策性的偏向導致資金高度集中于國有大企業，這成了不良資產上升和經營風險加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利率管制的另一個后果便是使貨幣市場的基準利率難以發揮作用，影響了貨幣政策信號的傳導。此外，在公開市場上，由于資金寬松導致央行收回資金容易，投放資金困難；在外匯市場上，外匯儲備受貿易逆差影響和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政策約束，央行只能被動地買賣外匯，銀行結售匯差構成了央行在外匯市場上的數量限制，導致公開市場操作對利率控制乏力，利率機制作用難以發揮。

（二）金融市場層面上的障礙

1、貨幣市場。1984年，我國建立同業拆借市場標志著貨幣市場的起步。到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統一規范的貨幣市場格局，但總體來講仍不成熟，缺乏足夠的中介機構和市場參與者，交易品種或缺，金融工具和手段創新滯后，貨幣市場缺乏流動性，地區分割的銀行間分隔嚴重，交易不活躍，貨幣政策傳導缺乏廣度，低速低效。貨幣市場業務主要集中于同業拆借市場和債券回購市場，而這兩個市場交易量不夠大，無法大量吞吐證券，限制了公開市場操作的力度，繼而影響了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幅度。票據市場上由于社會信用機制不健全，商業票據使用不廣泛，再加上票據數量有限，主要是銀行承兌匯票，基本沒有商業承兌匯票，再貼現始終未形成規模，影響了再貼現政策工具的實施力度和廣度。

2、股票市場。中國股市的投機性強，長期沒有退出機制，其股指變動與經濟走勢呈現出明顯的異動狀態，股市泡沫膨脹，股票價格難以產生財富效應，隔斷了相應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3、債券市場。債券市場特別是國債市場上種類不多使公開市場缺乏載體，另一方面交易不旺，以調控基礎貨幣為目的的公開市場業務缺乏交易基礎，嚴重阻礙了貨幣政策工具作用的發揮。

由上可見，貨幣政策的傳導路徑由于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不成熟而顯得過窄。

（三）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層面上的障礙

商業銀行是依法接受活期存款，主要為工商企業和其他客戶提供短期貸款并從事短期投資的金融機構。它最大的特征便是具有以派生存款方式創造和收縮存款貨幣的能力。在我國，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尚未發展到成熟階段，利率并未完全市場化，使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缺乏必要的條件，以至收效甚微。央行只能采取貼現率、窗口指導、利率管制等其他調控工具，這就使商業銀行的行為對貨幣政策的效力具有更大的作用。在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占有全部金融機構80%以上的資產和負債，因而商業銀行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反應程度便成為貨幣傳導機制上的關鍵。目前來講，在商業銀行層面存在的傳導障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商業銀行的壟斷性。中國政府通過存貸款利率、限制競爭、限制資產等一系列金融約束政策，為國有商業銀行創造了“特許權價值”的租金機會，維持了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貨幣政策由工、農、中、建四大商業銀行的行為所左右。他們之間的競爭并不充分屬于寡頭競爭模式，在一些事情上容易形成一致的默契和行動，很可能與貨幣政策方向不一致。另一方面，四大商行對中央銀行貸款的依賴程度下降，使中央銀行很難通過調低再貼現率和再貸款利率來刺激商業銀行的融資欲望及活動。

2、商業銀行有風險約束，而無利潤約束。理論上講，商業銀行屬于金融企業，應該根據收益性、流動性和安全性三性來經營業務尋求最佳組合。在我國，但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因素造成了商業銀行有風險約束，卻無利潤約束。

第一，風險約束。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由于金融體制改革滯后，導致商業銀行積累了高比例的不良資產，銀行貸款回收比較困難，貸款周轉速度慢，經營風險大幅上升，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監管下，風險防范意識和措施大為增強。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中央銀行多次下調利率和準備金率，降低商業銀行的融資和貸款成本，商業銀行也不愿意增加貸款，而是根據自身對經濟狀況的估計和判斷，調節自身放款行為，從而改變了貨幣派生機制，影響了信用創造和貨幣供給。一方面，商業銀行對風險較大的中小企業采取“慎貸”、“惜貸”，即使有較好的項目也放棄掉。對信貸人員普遍實行貸款終身責任制，讓信貸人員對新增貸款負有100%收貸收息責任，一旦出現貸款逾期，便要求工作人員下崗清收，導致信貸人員產生故意不發放貸款的傾向；另一方面導致大量資金偏向信用較好的大城市、大企業，有悖于我國貨幣政策的多元化導向。大企業貸款過度集中，資金閑置，中小企業卻資金嚴重不足，大大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同時加劇了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的過度集中，使不良貸款比率呈上升趨勢，造成傳導機制在商業銀行層面上的惡性循環。此外，由于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券相對企業貸款而言，收益穩定且風險小，被商業銀行視為優質資產，不愿出售，從而限制了中央銀行大規模吞吐債券，嚴重影響了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效果。

第二，無利潤約束。我國國有銀行并沒有真正建立起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治理結構和激勵機制。因此，商業銀行在國債市場上壓低價格購入大量國債；存款充足時，并不急于擴大貸款業務，在目前信貸風險較大時表現猶為突出，寧可把資金放在央行備付金上，分行不計成本吸收存款，形成“重存款，輕貸款”傾向。存款、貸款和資金結算為商業銀行三大傳統業務，其中存款為主要資金來源，貸款為資金的主要運用渠道和主要利潤來源。在目前通貨緊縮，央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宏觀環境下和商行本身不良貸款居高不下的現實下，商行重視貸款營銷，擴展優質貸款業務，進行金融工具創新，改善金融服務將起到更大作用。但商業銀行卻似乎把存款業務作為主要工作。自身而言，仍然是大柜臺、小市場的人力資源配制方式；將發放貸款和開展中間業務視為爭攬存款的手段；對信貸人員實行權責不對稱的貸款終身責任制，缺乏貸款營銷激勵機制；金融工具單一；負債品種和資產品種單一；對貸款采取機械的審批方式；對大中小企業貸款申請的審貸模式相同，從貸款申請、審貸員審查、基層行審查、上級行貸審會審查、抵押、擔保、公證到貸款到位經過十幾道手續，歷時一周到幾個月，有悖于中小企業數量少、周轉快、頻率高的資金需求特點。以上都導致貨幣政策傳導速度下降，信號減弱甚至失真。

商業銀行之有風險約束，而無利潤約束導致了增加貨幣供應量刺激投資的主渠道不暢，同時造成對冗員、機構臃腫、低效的容忍，人為地增加了貨幣政策的傳導環節，降低了貨幣政策的傳導速度，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效果。

3、商業銀行的集權管理。商業銀行系統內隨著一級法人治理結構的建立，管理權限過于集中，極大地削弱了基層商業銀行的業務拓展能力，遏制了基層商行發放貸款的積極性。商業銀行集中管理權限的主要方式有：以經濟手段或管理手段上收信貸資金，采取拉大上存資金和上貸資金利率差距的方法，迫使基層行資金上存，限制基層行資金運用，嚴格限制其貸款規模，基本全部上收基層銀行的貸款權。商業銀行的集權管理一方面不利于商行根據經濟運轉形勢即使調整貸款業務和其他業務，另一方面抑制了金融創新，使貨幣政策在商行內部傳導時就出現信號減弱，再經轉向影響實體經濟領域時，貨幣政策效果進一步打折。

4、商業銀行發展意識不強，傾向于減少或收回貸款。在這種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機制下，盡管央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但由于乘數效應的作用導致貨幣供給的多倍緊縮，同時基層商行只注重爭奪已形成的優質客戶，缺乏基本客戶群的戰略意識，不注重與企業建立捆綁關系互相幫助促進企業發展，提高貸款質量和償還率，只看到中小企業的經營風險和困難，使許多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項目得不到及時的貸款支持，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

而其他的中小金融機構，出現嚴重的信譽不對稱。公眾普遍認為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信譽高于中小金融機構，將資金高度集中于四家國有商業銀行，使之資金充裕，不需要再貸款甚至返還央行貸款，產生一定的緊縮效用。而中小金融機構雖比較靈活，經營業務較廣，金融工具創新頻繁，但融資道路曲折。同時，1998年后，國內有相當部分中小金融機構出現支付危機甚至資不抵債，有部分信托投資公司和城市信用社以關閉或解散的法律形式實現市場退出。原農村鄉政府部門辦的“農村基金會”要全部清理和撤并。貨幣政策傳導

機制中的機構本身就存在活力不足，使縣及縣以下的經濟活動缺乏活力。

（四）微觀經濟主體層面上的傳導障礙

微觀經濟主體企業、居民個人等是貨幣政策傳導的最終環節。此層次上的障礙綜合表現為企業、居民個人對貨幣政策信號反應遲鈍，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

1、企業方面。一方面由于供給相對過剩，引起物價下降，宏觀經濟環境并不樂觀，企業對市場前景并不看好，非意愿存貨投資增加，投資意愿不強；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國有企業未建立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缺乏面向市場的研發、營銷和管理機制，產品市場占有率低，盈利條件和償債條件都難以滿足貸款條件。中小企業規模小，資本金不足，缺乏有效的抵押和擔保等問題，再加上信息不對稱、銀行的風險約束和無利潤約束，使企業難以獲得間接融資。市場準入限制也使直接融資困難重重。中小企業游離于貨幣政策外，企業難以得到貸款，整個社會投資難以，而這又引起悲觀性的經濟預期，從而形成微觀經濟主體層面上的惡性循環。

2、居民個人方面。從1994年開始，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醫療社會保險制度、城鎮住房制度以及養老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使居民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增加了，預期支出上升。這使得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下降，儲蓄傾向提高。對居民消費意向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有59.4%的城鎮消費者由于未來支出預期的增加而增加儲蓄。從儲蓄目的看，仍有59.3%的城鎮消費者是供子女上學，而用于買房、養老和醫療作為儲蓄目的的消費者分別為43.6%、42.6%和41.4%。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制度改革和外部環境的影響使許多企業效益呈現下降趨勢，居民預期收入下降，也加強了儲蓄傾向。

在消費信貸方面，雖然近年來央行相繼出臺了《關于發展個人消費信貸指導意見》、《汽車消費信貸管理辦法》、《個人住宅貸款管理辦法》、和《關于助學貸款管理若干意見的通知》等政策措施，積極推動消費信貸業務的發展，但由于傳統生活習慣的影響，居民對消費信貸的認識還存在偏差。調查發現70%③的被調查者認為貸款消費有悖于傳統美德，仍然傾向于通過儲蓄來實現消費升級，阻礙了消費信貸業務的發展，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另一方面，消費風險即消費品的價格、質量、相應的服務及其可能帶來的效應的不確定性增加了消費的機會成本，從而推遲了部分居民對消費品的購買，部分地抵消了貨幣供給增加的消費支出效應，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傳導。

三、實現貨幣政策有效的對策

綜上所述，央行的利率管制，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性、風險約束、非利潤約束以及管理權限的高度集中，企業、個人的悲觀性經濟預期等等都成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上的障礙，最終導致貨幣政策收效甚微。為提高貨幣政策效應，需要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企業制度、社會保障體制等的改革，不斷完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1、探尋利率市場化的最佳途徑，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建立起以中央銀行利率為基礎、貨幣市場利率為中介，由市場供求決定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水平的市場利率體系。

2、培育參與貨幣市場的中介機構，增加進入貨幣市場交易的交易主體，弱化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市場影響力及對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控制，減少或消除市場分割的無效率狀態；加快金融創新，增加貨幣市場的交易品種，擴大貨幣市場的交易方式，從而提高貨幣市場交易工具的流動性和貨幣市場的有效性；加快票據市場的發展，完善票據市場組織體系和運行機制，促使區域性乃至統一的票據市場的形成和發展。

3、證券市場上，改革企業上市的準入條件，大力發展中小企業的二板市場和地方及場外市場，建立多層次的證券市場體系；鼓勵金融創新，增加交易品種，從而為公開市場業務提供良好的市場基礎；對股票市場進行科學管理，促使其健康發展，真正發揮“經濟走勢晴雨表”的作用；將債券市場發展為包括各類機構投資者參加的市場，并結合其批發市場和零售市場，以提高運行效率。

4、深化國有商業銀行體制改革，努力建立“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我約束、自求平衡、自我發展”的現代金融企業制度，推動商業銀行的股權多元化，使商業銀行真正確立起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從而促使商業銀行加強成本管理與利潤考核；建立風險與收益相對稱的激勵機制，將機構收入和個人收入與銀行的利潤直接聯系起來，提高風險投資的積極性，以發展方式防范和化解風險；適當放權，改善內部管理方式，增強基層銀行的積極性和靈活性。

5、加快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改變經營觀念，真正面向市場進行經營，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和獨立法人，不斷增強其競爭力，從而改變資產負債率過高的現狀。

6、進行配套改革，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立、健全社會信用制度，改善宏觀經濟運行環境，建立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從而改善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預期，拉動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

7、努力發展消費信貸，在發展消費信貸機構的基礎上，擴大消費信貸領域，改善信貸服務，增加消費信貸投入。

注釋：

①王寧：《中國貨幣政策調控機制發生歷史性變革》，載《經濟學消息報》，2001-03-02。

②王燕等：《緊縮未見根本改善貨幣政策尚需積極》，載《經濟學消息報》，2001-06-15。

③王訊：《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障礙的調查研究》，載《金融研究》，2001年第5期。

參考文獻：

⑴謝平：《新世紀中國貨幣政策的挑戰》，載《金融研究》，2000年第1期。

⑵陳學彬等：《1999年貨幣政策效應分析及2000年貨幣政策建議》，載《金融研究》，2000年第2期。

⑶王國松：《中國利率管制與利率市場化》，載《經濟研究》，2001年第1期。

⑷江其務：《論新經濟條件下的貨幣政策傳導效率》，載《金融研究》，2001年第2期。

⑸萬解秋等：《貨幣供給的內生性與貨幣政策的效率》，載《經濟研究》，2001年第3期。

⑹許詳秦：《論我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和產出效應》，載《金融研究》，2001年第4期。

⑺周駿：《貨幣政策的幾個問題》，載《金融研究》，2001年第5期。

⑻王訊：《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障礙的調查研究》，載《金融研究》，2001年第5期。

⑼王寧：《中國貨幣政策調控機制發生歷史性變革》，載《經濟學消息報》，2001-03-02。

貨幣政策范文第3篇

眾所周知，流動性不足是資本市場的大忌。“降準”同樣有利于為商業銀行釋放信貸壓力，保持暴利。為了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保持對于基礎金融行業一定的制度支持和政策紅利，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和基礎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當然，穩健的貨幣政策，應確保市場預期在一定程度之內持續向好。

然而自2011年歐債危機以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傳導作用，同樣影響了周期性行業股票的市場表現。而周期性行業，由于資產規模導致企業財務負擔沉重，相對于市場流動性預期，一般總要超前一些。

自“十一五”期間的股改和匯改至今，從信貸、貨幣、資本、金融與財政的增量循環，正好走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上升周期。最終，是以政府財政收入的大幅增長而告結束。

金融改革與利率市場化的初衷，主要是解決“政企不分”，并且切斷政府對于信貸總額的行政分配。而事實上，近年來的信貸超發表明，金融與財政在深層次的、由政府所主導的“分工與合作”，并未得到改善。

當然，政府貨幣政策直接干預利率，事實上是必須存在的。在此期間，當銀行希望擺脫行政干預的同時，就會失去政策的保護。

嚴格地說，一個社會，你有一個怎樣的貨幣供給結構，就會有一個怎樣的投資結構。事實上，考慮到目前市場的流動性不足，以及政府財政的強勁，人們有一個很自然產生的問題是：這么多投資效用到底如何？

由于信用不足，不動產資源不足，中國小微企業拆借資金的實際成本其實不低。據了解，大多數小微企業的借貸成本高于國企至少50%左右。

最近10年，貨幣超發，政策性投資的力度不可謂不大，但收效甚微，原因在于資本市場的弱勢遲遲得不到改善―10年來，股票指數徘徊不前，股市在國家經濟高速的貨幣化進程中，也被GDP和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遠遠甩在身后。

如果貨幣政策更多地關注小微企業，更多地支持小微企業，實體經濟方不至于除央企和國企之外，民營企業積弱不振，始終面對流動性不足的“老問題”。

3月12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兩會記者會上，對此的解釋是：“從理論上講，存款準備金率的空間可以非常大，現在是20%出頭，但我們也有過比較低的時候，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存款準備金率只有6%。從國際上看，其他一些國家的存款準備金率還有過更低的水平，因此空間很大。”

貨幣政策范文第4篇

近年來，尤其是1998年以來中國貨幣政策調控機制的改革出現了突破性進展。以取消對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的限額控制、改革存款準備金制度和擴大公開市場業務為標志，中國貨幣政策調控基本實現了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的轉變。這一轉變是本世紀中國金融業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之一，屬于制度變遷的范疇，在中國金融改革和金融發展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一、貨幣政策目標

貨幣政策調控機制的轉變首先表現在，在非常復雜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中，中國貨幣政策始終堅持“保持貨幣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目標。

字串4

一般來講，一個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基本目標有四個：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這也曾是許多國家的貨幣政策目標。然而，這四者之間的內在沖突，嚴重削弱了政策效應。許多沉痛的教訓，尤其是80年代西方國家“滯脹”的歷史終于使人們認識到，中央銀行的主要職責是創造一個穩定的貨幣環境。在這四大目標中，中央銀行只能選擇穩定通貨作為其政策目標。9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的貨幣政策目標相繼完成了從“多目標”到“單目標”的轉變，即以穩定物價作為貨幣政策目標的基本取向。1993年以前，中國貨幣政策目標是雙重的，即“穩定貨幣，發展經濟”。1993年，國務院確定了“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自此，中國人民銀行一直為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而努力。1994年，通貨膨脹率曾達到建國以來的最高水平，零售物價指數達到21.7％，消費物價指數達到24.1％。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銀行堅決實施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積極采取各種政策措施治理通貨膨脹，取得了顯著成效。1996年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軟著陸”。1998年以來，經濟中出現了物價水平持續走低的現象，到1999年12月份為止，全國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連續27個月和21個月負增長。為抑制通貨緊縮趨勢，中國人民銀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適當增加貨幣供應量，支持經濟增長。去年上半年,經濟形勢出現了重大轉機，社會需求全面回升，帶動經濟加快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8.2％。通貨緊縮得到有效緩解，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開始止跌回穩。字串2

近年來，中國的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都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但同時經濟運行中的矛盾也日漸突出，多年積累的金融風險開始暴露。在新的經濟環境中，中國人民銀行如何運用貨幣政策工具，保證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是對新的貨幣政策調控機制的考驗。不僅需要嫻熟的調控藝術，而且需要堅定的信念。

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中國貨幣政策調控機制變革的另一重要標志是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體系的建立和完善：一是取消了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的限額控制，建立了以基礎貨幣為操作目標、貨幣供應量為效果目標的中介目標體系；二是公開市場業務成為中央銀行吞吐基礎貨幣的主要渠道；三是利率市場化改革取得重大進展。

1、基礎貨幣。基礎貨幣是流通中的現金和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的總和，是銀行體系貨幣創造的基礎。中央銀行可以通過調節基礎貨幣影響貨幣供應量，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經過三次變化：

第一、再貸款。1984－1993年，對國有商業銀行的再貸款曾是中央銀行投放基礎貨幣的主要渠道，中國人民銀行由此提供的基礎貨幣約占基礎貨幣增量的80％以上。其中，1993年為84％。近年來，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98年和1999年分別為24％和－9％。再貸款規模的縮小，一方面與近年來國有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充足有關；另一方面，也是貨幣政策主動調整的結果。因為再貸款與實際經濟活動較少直接聯系，是一種純信用性的合約，并帶有一定的信貸分配色彩。今后隨著我國公開市場業的發展，中央銀行再貸款的規模將繼續趨于縮小。字串6

第二、外匯占款。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之后，外匯占款一度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1994年，外匯占款增加

額在基礎貨幣增加額中的占比達到78％。1997年之后，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1998年，這一占比為13％，1999年為28％。實際上，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政策目標約束下，外匯占款不可能成為中央銀行主動調控基礎貨幣的工具。

第三、公開市場業務。1999年，中國基礎貨幣的主要供應渠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公開市場操作成為中央銀行吞吐基礎貨幣的主渠道。全年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凈投放基礎貨幣1920億元，占全年基礎貨幣投放的52％。公開市場業務的發展，使中央銀行可以通過金融市場調節基礎貨幣，影響貨幣供應量，從而在全社會范圍內合理配置資金。

2、貨幣供應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沒有明確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一直使用的是信貸計劃和現金計劃。1996年，中國人民銀行正式將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開始公布M0（流通中的現金）、M1（狹義貨幣）和M2（廣義貨幣）三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指標。正確地確定貨幣供應量增長目標，是中央銀行的一項重要任務。就1999年貨幣政策執行的情況來看，貨幣供應量指標有兩個突出的特點：

第一、貨幣供應量增長達到預計目標。1999年M2增長14.7％，M1增長17.7％，流通中的現金增長20.1％，基本達到了預期目標。

貨幣政策范文第5篇

筆者：副行長先生，我們了解到巴西中央銀行以通貨膨脹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對此我們很感興趣。您知道，我們中國人民銀行是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的。各國在貨幣政策操作上，選擇通貨膨脹目標制的還不多，能不能就這一點談談您的看法。

斯瓦茨曼：的確，目前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中央銀行還不多，新西蘭中央銀行是第一個采用的，巴西是新興市場經濟體中最早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之一。

你們也許知道，從1994年到1999年，巴西采用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匯率作為貨幣政策操作的名義目標維持了幾年時間，直到1999年，巴西發生了貨幣危機，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被迫取消，此后以什么作為貨幣政策操作目標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問題。

當時，巴西中央銀行也考慮過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的模式。但是我們看到墨西哥貨幣危機發生后，墨西哥采用的貨幣供應量目標制的實踐并不成功，因此，我們轉而選擇了通貨膨脹目標制。

可是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在當時也面臨許多困難，最主要的問題在于缺乏適應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基礎設施：缺少相應的專家隊伍，缺少對通貨膨脹預測的技術，以及如何和公眾溝通的經驗。特別是，通貨膨脹目標制畢竟是很新的東西，如何讓市場知道我們的看法及我們會為此做些什么，這些都是巴西中央銀行面臨的考驗。

為此，我們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比如在六個月的時間內，在中央銀行內部設立了專門的研究部門，為通貨膨脹目標制提供技術支持；在向公眾傳遞我們的預測判斷上，借鑒了其他國家的做法，每個季度都發表中央銀行關于通貨膨脹預期的報告；同時，貨幣政策委員會的會議紀要也在會議后的一周公布，并且在公布時字斟句酌，十分小心。

交流是雙向的，我們在向公眾公布我們的看法的同時也了解到了市場上的各種預期；我們用多種模型去分析私營部門對通貨膨脹的判斷，同時也召集私營部門的經濟學家開會聽取他們的意見。同時，我們也把市場判斷加以歸納，每周公布一次市場預期，讓市場傳遞他們的預期。

在操作實踐中，在通貨膨脹目標體系下，中央銀行面臨著時時干預外匯市場的壓力，而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捍衛匯率水平有時是和通貨膨脹目標相矛盾的。但是既然確定了通貨膨脹目標制，我們調節利率圍繞的就是通貨膨脹水平，而不是為了調節匯率水平。

總體情況看，巴西央行實行同行膨脹目標制的實踐效果還不錯。這幾年，雖然通貨膨脹的實際水平還高于我們的目標，但是呈現出了逐漸下降的趨勢，2005年通貨膨脹率是5.7%，預計2006年和2007年大概會達到4.5%的水平。

筆者：貴國這幾年通貨膨脹率一直較高，2005年通貨膨脹率是5.7%，但過去幾年雷亞爾卻升值了30%，這似乎是個矛盾，如何看待雷亞爾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情況？如何解決貨幣內外支付能力的不一致性問題？

斯瓦茨曼：首先，我們要對名義匯率升值和實際匯率升值加以區分，這兩者相互關聯，但表象不同。從2003年開始，雷亞爾的升值對巴西的對外貿易沖擊很大，導致外貿順差減少了。但在另一個方面，雷亞爾升值使得巴西的債務風險下降了，一年期債的價格從過去的Libor加350點降到220～230點左右，反映了外國投資者愿意購買巴西債，資本流入的增加彌補了貿易流入的減少。影響匯率升值有兩個因素：一個是外匯多了，導致名義匯率上升；另一個，由于通貨膨脹，也導致實際匯率升值。由于國內存在通貨膨脹，雷亞爾實際匯率升值，因此我們要判斷匯率變化對經濟的實質影響有多大。我們看到，盡管雷亞爾升值，但我們的出口仍然上升，貿易順差會有所下降，估計會從440億美元降到400億美元，但從債的價格上，可以看出外部仍對雷亞爾抱有信心。

巴西的貨幣政策是以通貨膨脹為目標，只要匯率變化沒有傷害到實體經濟，就只能任由匯率的市場變化。而另一些國家，如俄羅斯、阿根廷等，他們為保護對外經競爭力，力圖保持很低的名義匯率。但是由于國內利率水平較低，通脹上升，導致實際匯率升值。

筆者：在巴西的商場到處可見消費信貸。如一條褲子、一件襯衫的價格標簽上，通常標明“3×**雷亞爾”的字樣，表明一條褲子、襯衫也可分三次付款購買，這是否表明消費者過度借貸？對此該如何管理？

斯瓦茨曼：在巴西，任何信貸行為，只要進入金融體系的，就有緊密的跟蹤統計。在巴西金融體系下，對消費貸款有專門的檢查，主要是為了防范風險，主要看其風險撥備是否充足。

至于您所說的這類消費貸款在巴西消費貸款中占比很小。在巴西，消費貸款占GDP的比重僅為3.1%，說明巴西消費者不存在過度借貸的問題。目前，也出現了有人以工資收入做擔保來取得貸款，無論如何消費信貸的風險值得我們警惕。

后記：2006年4月3日，我們中國人民銀行代表團在巴西參加泛美開發銀行年會時，利用會議間隙，專門拜訪了巴西中央銀行副行長亞歷山大?斯瓦茨曼先生,以上文字就是當時的對話內容。

參加這次拜訪的代表團全體成員除筆者以外，還有人民銀行駐美州代表處首席代表蔣鋒，總行國際司中央銀行處負責人曹莉，開發機構處負責人卜郁，總行辦公廳王靖國，曹莉做的翻譯。

拜訪是在巴西中央銀行貝洛奧里藏特分行的十一層、副行長先生的臨時辦公室內，他也是來此參加泛美開發銀行年會的。貝洛奧里藏特這座城市，建設在丘陵之上。分行大樓座落在一片山坡上，灰色的主體建筑，茶色的玻璃窗，外觀古樸而又莊重。

窗外，遠處一片翠綠的山坡上，綿延地矗立著幢幢白色的高樓，樓群被成片的紅色屋頂的別墅群隔開，天很藍，真的很藍，是北京難以見到的清純的藍。藍天下的白云，悠悠地飄浮著。

副行長的個子很高，禿禿的頭頂已無一根頭發，戴著一幅白色的無框眼鏡，白襯衫配著藍底花格領帶，講話時，常習慣性地把手放在腦后，時而向上仰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