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技和社會正在以人類不可預測的速度發展，互聯網技術也是在科技社會發展大潮流中最接近人們生活的一項技術，互聯網技術的發達程度決定了其介入我們人類生活的程度。現在的生產活動和生活娛樂幾乎沒有一項活動能夠離開互聯網，互聯網技術與人類生活緊密相連，給我們人類生活的各方面提出了相應的挑戰和要求，其中就包括了對于公共服務標準化的要求，主要要求是公共服務應當通過標準化，以適應現代社會的互聯網技術化，從而提高整個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

關鍵詞：互聯網，公共服務，標準化

1引言

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人人都離不開互聯網，互聯網已經成為了這個時代的大背景。可以說我們整個社會已經進入了互聯網時代，就需要我們社會的各個方面都要跟上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速度，若是政府改革決策部門的思維落后于互聯網技術，那么與改革相關的制度和措施就沒法充分發揮其應有之效果；若是整個社會的交流互動沒有與互聯網技術相匹配，那么與社會相關的發展進程就會受到阻礙；若是公共服務沒有在互聯網技術下進行標準化變革，那么與公共服務相關的部門工作開展就會遭遇挫折，不僅如此，與公共服務相關的工作人員的工作效果和效率還會受到影響。

2公共服務在互聯網思維下的發展

公共服務的質量要想在互聯網時代下得到應有的保障，就必須以3種工作運轉模式來進行公共服務。因為在這3種工作運轉模式下，公共服務才能標準化地融入以互聯網為大背景的社會中，從而更好地為整個社會的人們提供應有之服務。公共服務標準化的3種工作運轉模式是工作思維模式和革新發展的工作思維模式，以及依法治理的工作思維模式。這3種模式都融合互聯網的思維模式，以這3種工作思維模式進行服務，能夠很好地確保公共服務在互聯網背景下的服務效率和效果，也能更好地推進公共服務實現標準化變革[1]。

摘要：通過對憲法誕生的討論，對憲法哲學建構的解讀，以及對憲法成長中功能和目的演變的描述，探析了憲法生長的環境和過程，并對中國憲法未來的憲政之路的完善提出了看法。

關鍵詞：憲法憲法生長憲法哲學憲政

一、憲法的誕生：國家經驗的總結

近代以來，人類逐漸開始以民族國家作為群體組織生活的基本單位，從而取代了早先以朝代國家為基本生活單位的生存格式。在其后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人類“每經歷一段苦難深重的生活，都要通過憲法來確定為消除苦難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及社會的基本形態，從而進入新的歷史階段。”正如主席所說：“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或者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后，頒布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這種情形如今似乎正在不斷地超越國家秩序的界限，地區性的聯盟和世界范圍的聯合國也都在努力尋求制定一部屬于自己的憲章或憲法。在此意義上，憲法無非是人們對以往歷史階段的生活經驗，尤其是國家層面上的經驗所進行的批判性總結，以期新的政權少犯些錯誤，統治得更長久。因此，可以說憲法正是隨國家的誕生和更迭而理所當然地誕生和更迭的。

對于由陌生人組成的人類公共社會來說，憲法無疑是重要的，甚至是必需的。原因首先在于憲法是一個國家內最高的和最有權力的政治階層所做的決策活動的結果，它構成了一個國家公法的核心；其次在于憲法蘊含了任何人都應當信仰的基本價值理念和道德規范；最后在于憲法提供了國家組織、運行的概括性范式。畢竟對一個國家來說，依憑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而自覺孕育出的憲法才是能在這個國家真正發揮作用，并且能讓這個國家以此為榮的有著無盡生命力的憲法。憲法中的任何舶來品，即便本身所包含的理念和制度設計看上去很美，但由于歷史土壤和現實基礎不同(甚至存在著天壤之別)，往往會因移植前的營養不良和移植后的水土不服，而在憲政的過程中變得暗淡無光或是面目全非。

基于此，公法學者所關注的憲法應當是視野上更為寬廣的憲法，而不應只關注現代意義上(18世紀以后)的憲法。也就是說，對憲法有關概念的理解始終要立足于人類社會長期歷史發展的過程。一旦我們認識到，憲法的本質其實是在總結前朝治國經驗的基礎上，用以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工具，那么在任何時候就不能再武斷地說封建社會(封建社會這個概念其實定義得并不準確，而封建二字本身也并不代表落后)沒有憲法，只不過它們的憲法還沒能發展到如今我們所擁有的憲法的層次。

［提要］本文主旨在于強調審計機關應從審計文化塑造的角度審視國家審計的發展。審計文化是國家審計的內在動力，我們應該樹立建造性審計的價值理念，形成“效益-真實-合法-效益”思維模式，提倡人性化的工作方式，營造高尚的精神境界，創造學習型的機關組織，從而實現國家審計在變革時代的創新和發展。

隨著國家審計所賴以生存的環境變化，一個現實而又急迫的問題擺在每一個審計人的面前：國家審計如何應對變革的挑戰？又如何抓住變革所賦予的發展機遇？筆者認為，應改變傳統的審計價值觀和思維方式，樹立全新的審計理念，塑造先進的審計文化，以科學的發展觀重新審視國家審計的職能定位，拓展國家審計的作用。

一、審計文化是國家審計發展的內在動力

審計文化是指國家審計在其組織職能的運行過程中所形成的風格和環境的總稱，它包括了國家審計的理念（價值觀和原則），思維模式和工作方式，遠景規劃和目標，審計人員的精神境界和作風等。審計文化是一個集合，它是國家審計整體素質的一種外在反映。從心理學和治理學的角度而言，審計文化的形成既能夠在國家審計自身機體內創造良好的氣氛，從觀念、精神和無意識層次調動審計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和忠誠心，使國家審計具有一種不斷創新的能力和凝聚力，又能夠在國家審計自身機體外樹立良好的形象，為國家審計的生存和發展創造適宜的環境，使國家審計表現出蓬勃的生命力。因此，對于正值變革和發展時期的國家審計而言，塑造何種審計文化，倡導何種審計理念，形成何種思維模式和工作方式，審計人員所具有何種的精神境界和表現出何種工作作風，將決定國家審計能否獲得更好的生存和發展空間，能否有效發揮其在國家政治經濟建造中獨特的保駕護航的作用。

（一）樹立建造性審計的價值理念，不斷尋求國家審計發展的增長點

價值理念是指導組織行為的一系列基本準則和信條，其所決定的是：什么事是至關重要的？什么是重要的？我們信奉什么？怎樣行動？一個組織所確定的各種政策，所進行的各種決策，所采取行動的方法和方式，都將受到組織所具有的價值理念潛移默化的束縛和影響，也都是組織所具有的價值理念的外在表現。因此，國家審計機關確定怎樣的價值理念，將牽系國家審計的發展方向。一個科學的價值理念，將牽引著國家審計在紛繁復雜的審計環境中正確把握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應該怎樣做，從而有效實現國家審計職能。

刑法結構是法定犯罪圈與刑罰量的組合，合理的刑法結構是刑法充分發揮其功能的前提和基礎，刑法一旦存在結構性缺陷，將難以對法益進行完整、有效、充分的保護。中國金融違法犯罪屢禁不止、大案要案時有發生的現象，已經表明刑法在遏制金融犯罪的實踐中遭遇困境，因此，有必要反思中國應對金融犯罪的刑法結構是否合理。

考察中國刑法關于金融犯罪的規定，很容易就發現其“厲而不嚴”的結構性特點。“厲”是指刑罰的苛厲，表現在金融犯罪的刑罰量偏重，許多犯罪的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甚至死刑。“不嚴”是指刑事法網不嚴密，主要表現在金融犯罪的起刑點偏高，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刑法將“違法所得數額較大”、“較大損失”或“重大損失”結果的出現作為區分罪與非罪的標準，實踐中對這種數額的要求往往掌握偏高，從而將大量的金融違法行為排除在刑法的規制范圍之外。

第二，刑法在金融犯罪領域設定了許多目的犯，將“牟利目的”或“非法占有目的”作為犯罪的必備要件，典型的有高利轉貸罪、賬外經營罪和金融詐騙類犯罪。這種制度設計帶來的問題是，實踐中不僅難以證明這些目的的存在，而且對于那些確實沒有惡意占有目的，卻明顯帶有欺詐性質的道德冒險行為，難以規范。

第三，某些金融職務犯罪的罪過形式不明確，如違法發放貸款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證罪等。理論上對這些犯罪的罪過形式是故意還是過失，存在諸多爭議，實踐中也難以正確把握。事實上，由于實踐中這些犯罪經常伴隨著商業賄賂現象，從而使它們既有可能由間接故意構成，也有可能由過于自信的過失構成，因此，故意或過失的單一罪過形式，可能會放縱一部分犯罪行為。

“厲而不嚴”的刑事立法難以有效遏制金融犯罪。

一、法學理論教學的現實情況

教育部制定的法學專業課程有14門，法學理論課程以法理學為代表，同時在各個部門法中也都涉及本部門法的相關基礎理論教學。法理學雖然不是具體針對研究某一部門法學或某一項法律制度的學科，但對學生以后學習憲法、刑法、民商法、訴訟法、經濟法、國際法等部門法學具有方法論的指導意義。就法學基礎理論本身的學科背景來看，它以人文社會科學為背景，在大學生的相關背景知識空白的情況下來講授這樣一門專業性很強的基礎理論一直是法學教育的重點。同時由于理論教學內容本身的抽象化、理論化、體系化，使得如何在課堂上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生動形象地講授法學原理理論成為教學時的難點。授課老師認為法學基礎理論難講，要講清楚，講得淺顯易懂不容易；學生認為法學基礎理論難學，抽象晦澀，內容龐雜，體系難以理清。在理論法學的教學過程中，是漸漸向學生展示法學理論自身豐富而深邃內涵的過程，格言似的語言展現的是精妙的原理和崇高的精神，曾有學生深深為博大精深的法學理論所著迷，并說法學的基礎理論是一件令人嘆為觀止的藝術品。然而這件藝術品并非沒有瑕疵，一方面，我們看到了法學基礎理論作為以哲學為背景的法律中的基礎學科所展現的深奧理論；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法在社會實踐運行中與現實生活的沖突碰撞，司法、執法過程也時常遇到各種困難。應當清楚看到，法學理論課程是法學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對于培養學生的法治觀念，提高他們的法律素質，增強法律意識將具有根本性、基礎性的作用，也是法律職業者要做好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等工作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

二、法學理論教學的困惑所在

即使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治國方略的確立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戰略任務提出的當下，在法律體系日漸完善、法學教育日臻成熟的情況下，仍然避免不了在法的運行過程中所面臨的諸多困境和考驗，這些矛盾的出現同樣給法學基礎理論教學提出了課題。

困境一，法理學以哲學為背景進行研究，具有抽象性、概括性的特點，這樣就不免與現實產生距離。法學基礎理論的學習可以為以后其他部門法學科的學習，提供一般規律性的法學方法論的導引作用。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法學基礎理論的導引性就顯得很乏力，各個部門法在解決實際問題時依托立法及司法解釋的運行來完成，反觀法學基礎理論對司法實踐的指導則明顯微弱得多，表現出處理各類問題層面上的滲透力不足。然而，法學基本理論作為一種指導性的學理，其干預力應當在廣度上、深度上都是完整的，但事實是法學理論在指導的深度上只停留在了理論層面，在進入實際操作層面發生了斷層。這就導致了法學基礎理論在作為法律職業準入資格的司法考試中處境尷尬。以每年全國性的司法考試為例，司法考試的應然狀態應當是法律人由理論層面向實踐層面發展的一個關節點，而恰恰在這個關節點處，法理學發生了斷層。從而發生了一種奇特的現象——平時所學習的法學基礎理論知識在司法考試中通常不是標準答案，而司法考試中的參考答案在真正法學理論中又經不起推敲，這一點在法理學中表現尤為突出。擔負選拔優秀法律人才、意義重大的司法考試中的應試法學理論與真正的法學理論之間產生了的巨大沖突。而這種狀況的出現，也值得法學基礎理論教育進行深刻的反思。

困境二，我國法學基礎理論教育起步較晚，無論是在法律文化積淀層面、還是法律價值內涵、技術制度層面都與西方法理學有一定的差距。在教學活動中，許多法律著作通常的寫作模式都是：就一個問題列舉許多西方學者觀點，論述其優缺點，最后提出馬克思主義法理學是怎樣認識的，在批判其他觀點的狹隘性、局限性過程中提出后者怎樣具有超越性。但是，這種觀點無非是以上各種觀點的總結和捏合，并沒有太多的創新和高明，即所謂的“折中說”。誠如學者說：“所謂‘折中說’，即是沒有學說，因為根本沒有自己的觀點。”如果我們的法學教育習慣在這樣一種亞健康的思維模式下發展，總是在批判他人觀點中尋找快感，在整合他人觀點中獲得成就感，那么，我們的整個法學教育就真的很難步入法律的理想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