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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中美關系開始實現正常化以來,兩國關系的發展經常是在進展與停滯、合作與對抗中來回擺動。這種不穩定狀態的出現,主要是中美間既在許多方面存在著矛盾,又在眾多領域有著共同利益決定的。冷戰結束以后,美國對華政策進行了較大幅度的調整,中美間新的矛盾與利益也正在凸現出來。

一、中美關系中的矛盾

中國同美國的關系可分為三個階段:1949年～1971年是對抗時期;1972～1989年是合作為主的時期;1989年6月以后是“若即若離”的時期,對抗不時占據主要方面。當前中美關系中的矛盾主要表現在人權、最惠國待遇、貿易不平衡、臺灣等問題上。

(一)人權問題

中美兩國社會制度、意識形態不同,發展程度也不同,在“人權問題”上必定各有自己的標準和理解。中國政府一再聲明,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系從來不是建立在共同的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基礎上,而只能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發展國家關系要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但美國從尼克松開始,歷屆政府對華政策中均帶有相當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但在80年代中期以前,出于當時“聯華制蘇”的戰略利益,美國就“人權問題”并沒有同中國正面交鋒,該問題在中美關系中一直處于相對次要的位置。

從80年代中期起,美國的決策層開始進行關于美中蘇大三角關系變化后對華政策走向的討論,這場討論已有中美關系分歧大于共同點的看法。美國決策層中開始強調中美兩國的制度差異。80年代末,布什就任美國總統,此時正值蘇聯東歐劇變的前夜,戰后形成的兩極格局正在走向解體。布什不失時機地提出“超越遏制戰略”,加緊了對蘇聯東歐的“和平攻勢”。同時美國對華政策中的人權因素明顯增強。1989年2月布什訪問中國,在與中國領導人會晤中提出“人權問題”,并私自邀請“持不同政見者”出席總統告別宴會。遭拒絕后,美方對此大做文章,使中美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公開化了。美國國會中的一些議員,對中國的“計劃生育問題”、“西藏問題”不斷發難。布什對華政策在“六·四”政治風波到來之前已轉向對中國施壓,將支持反對派作為對華政策的重要目標。隨之而來的“六·四”風波,美國便大幅度地調整對華政策,借口“人權問題”,帶頭對中國實行制裁。

中國在美國“人權問題”的強大攻勢面前,采取了一系列有理有利有節的對應政策,在國際上理直氣壯地講人權。1991年10月,中國公開發表了《中國人權狀況白皮書》,用大量事實向全世界公開介紹了中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司法等領域的人權狀況,從而對美國人權攻勢進行了有力的反擊。由于中國捍衛國家主權的堅定立場和靈活的內外政策,使西方不少國家先后解除了對中國的制裁。美國的對華政策從其長遠利益考慮,也不得不有所松動。布什總統曾連續否決國會把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同“人權問題”掛鉤的議案,宣布無條件地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使緊張的中美關系一度得到緩解。

克林頓上臺后,中美關系出現了新波折。克林頓基本上放棄了以往戰略大三角關系中對中國戰略價值的估計。他認為,“在冷戰時期,中國當時是一支牽制蘇聯的力量,美國的這種忍耐或許是有意義的;而現在,我們的對手已經改弦易轍,再打中國牌已毫無意義”①。克林頓將推行西方的“民主價值觀念”作為其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在對華政策上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因素。克林頓一上臺就主張將“人權問題”和最惠國待遇相聯系,并派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訪華,就人權問題向中國施加壓力,但沒有得逞。1994年5月26日,克林頓在美國經濟界的壓力下,不得不宣布繼續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并表示在以后年度審議時將人權問題與最惠國待遇脫鉤。但同時揚言在人權問題上繼續向中國施加壓力,包括采取同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接觸,支持人權團體,建立新的自由亞洲電臺等。美國還不斷采取措施使“人權問題”國際化、多邊化。自1990年以來,美國一再試圖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通過反華決議。1997年4月15日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53屆會議上,由美國、英國、丹麥帶頭提出的譴責中國人權狀況的議案,在中國代表團提出的“不采取行動”的動議以27票贊成、17票反對和9票棄權獲得通過后,又以不予審議的形式被否決了。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反華圖謀第七次遭到失敗。值得提出的是,以往6次提出議案的過程中,歐盟起了核心作用,而這次歐盟幾個主要國家法國、德國、意大利沒有參加提出議案,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也沒有簽署這項議案。這說明西方內部在這個問題上已存在深刻分歧。因此,美國為首的反華勢力比在往屆會議上敗得更慘。屢遭失敗,卻不甘罷休,這說明美國對中國實行人權干涉是其既定方針。

(二)最惠國待遇問題

中美間的最惠國待遇是1979年兩國建交后,根據中美貿易協定在進口關稅、手續費和企業業務方面雙方相互給予的貿易優惠條件。這種待遇是基于平等互利原則做出的對等安排。美國拒絕給予部分國家最惠國待遇的依據是1974年貿易法中的杰克遜———瓦尼克修正案。這一法案當時主要是針對蘇聯,企圖迫使蘇聯允許猶太人自由移民,否則就不給予蘇聯最惠國待遇。1980年～1988年,中國沒有受該修正案的限制,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每年基本上得到順延。1989年中國“六·四”政治風波之后,美國國會一些議員便不斷利用這一修正案干擾中美貿易關系的正常發展,把最惠國待遇問題同所謂的中國人權狀況聯系起來。1990年～1992年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連續三年,均經過激烈的辯論,堅持將最惠國待遇同“人權問題”聯系起來形成了議案。國會的議案雖遭布什總統的否決,維持了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但已干擾了中美關系的正常發展。

克林頓上臺后,1993年5月28日簽署行政命令,宣布將中國最惠國待遇延長一年至1994年7月3日,但對延長1994～1995年度的最惠國待遇附加了與“人權”有關的條件。這一行政命令不僅使中美關系再度受到損害,也使美國自身處于進退維谷的境地。時過一年,面對中國市場的巨大吸引力,克林頓政府從國家利益出發不得不宣布無條件延長1994～1995年度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并表示在以后年度審議時將同“人權問題”脫鉤。克林頓承認利用最惠國待遇對華施壓是失敗的,是“一種無望的手段”“根本上達不到壓服中國的目的”。最惠國待遇作為雙方貿易的奠基石,中國一向反對附加同貿易無關的任何條件。貿易就是貿易,在貿易問題上施加壓力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這一問題在美國政府和國會大多數人中已基本取得共識,使近兩年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問題得以無條件延長。但自脫鉤以來,在中美最惠國待遇問題上還有許多爭議,美國政府和國會中仍有一部分人堅持在對華戰略中打“最惠國待遇牌”,美國政府也一再拒絕考慮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在這種情況下,每年一度審議最惠國待遇問題必然引起一番爭論,也會不時成為中美關系中的熱點問題。

(三)貿易不平衡問題

美方提出中美貿易自1983年以來美國一直存在逆差,1987年以來逆差額逐年增大。據美方統計,1990年為104億美元,1991年為127億美元,1992年達150億美元,1995年達338億美元,1996年達395億美元。中國已成為僅次于日本的美國第二大貿易逆差國。美方認為,這種貿易不平衡狀況,原因在于中國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就此美國政府曾動用超級301條款,揚言在限期內如達不成協議,就要對中國輸美的106種商品加征100%的關稅。中國也曾提出反報復措施。后經雙方努力,雖達成了協議,未發生貿易戰,但反映了美方在貿易不平衡問題上的敏感程度。按我方海關統計,中國對美貿易有時也有逆差。如1990年我國逆差為14億美元,1991年為18億美元。雙方在貿易逆差上的爭執,主要是統計方法的偏差。中國按照國際慣例來計算運往美國市場的產品,中國出口至香港或東南亞國家又由它們轉口美國的產品,不算作對美國的出口。而美國的統計方法是把所有中國制造的產品都算作從中國的進口,不管這些商品是不是經第三地轉運的。反過來,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中國統計的貿易數字高于美國的數字,原因是中國的數字中包括經第三地轉運的部分,而美國的數字則沒有把經第三地轉運的部分計算在內。這里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香港及臺灣將一些勞動密集型產品轉移到大陸生產,然后再經港臺轉口美國。按美國方面統計,也就把這部分產品的貿易額記在了大陸帳上。但是我們并沒有得到這部分外貿盈余的全部好處。因為這部分產品,大多屬于來料加工性質,雖然在中國裝配,并打上“中國制造”的標記,實際上中國只收取總交易價7%～8%的加工費。由于統計方法的問題,造成雙方統計結果的差異。

1996年5月2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外經貿部吳儀部長的文章《客觀評價中美貿易平衡問題》。文章分析了影響中美貿易統計的客觀性因素后,指出:“與一般的雙邊貿易不同,中美兩國貿易中存在很高比例的轉口。據中方分析,中國對美出口的60%和自美進口的30%,是經過以香港為主的第三方轉口進行的;而據美方資料分析,中國貨物只有20%直接運往美國,而80%都是通過第三方轉口到美國的。由于中國對美出口的產品構成和貿易過程的特殊性,出口貨物經香港轉口的平均增值率高達40%。中國對美出口的主要產品如玩具和服裝的轉口增值率甚至超過了100%。”②正是中美貿易的這種特殊情況,使貿易統計的客觀性和貿易統計所反映的兩國之間貿易關系的真實性大打折扣。中國對美出口的60%是經過香港轉口到美國的,轉口過程中所包含的高比例增加值被計入美國的進口統計。另外,美方對華出口商品的一部分是通過海外分支機構出口的,而未統計在美出口之中。因此,美方的貿易統計夸大了美方貿易逆差的幅度,僅轉口因素以1995年為例,美方就夸大了約130億美元。實際上,美方并不存在對華巨額貿易逆差。

中美兩國處于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兩國之間的貿易關系反映了兩國經濟關系的互利性和互補性。中美貿易關系的發展對雙方都是有利的。美國政府尋求貿易平衡應該取消對華貿易制裁及其它種種限制與障礙,為美國出口創造良好的條件和環境。而不要出于非經濟的因素,借口貿易不平衡問題向中國施加壓力。

(四)臺灣問題

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中的核心問題。在臺灣問題上一直潛伏著引發中美沖突的危險。

自1972年中美上海公報發表后,美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就奉行一種“雙軌政策”,即在承認只有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又始終將臺灣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來對待。1979年1月1日,美國同意遵照中國政府提出的“斷交、撤軍、廢約”三原則,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系。美國只保持同臺灣在商務、文化方面的非官方關系。中美關系有了突破性的發展。但不久卡特政府又以國內立法的形式制訂了《與臺灣關系法》。在親臺勢力影響下,該法不少條款是與建交公報相抵觸的。特別是將“中美建交的前提是基于臺灣前途將以和平方式解決”、美國將“繼續向臺灣提供防御性武器”等內容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為美國政府繼續介入臺灣問題,推行其“雙軌政策”提供了“合法”依據。

《與臺灣關系法》成為中美關系前進途中的重大障礙。里根上臺后,主張充分實施《與臺灣關系法》,特別是在售臺武器問題上,1981年下半年幾乎發展成為兩國關系史上的一次嚴重危機。在當時美蘇對抗的格局下,為避免由臺灣問題而影響中美“戰略關系”,1982年里根政府同中國簽署了《八·一七公報》,在售臺武器問題上美國有所收斂。1992年9月2日布什在得克薩斯州競選時,竟然置《八·一七公報》確認的售臺武器必須逐年減少并導致最后解決的原則于不顧,決定向臺灣出售150架F-16戰斗機。并宣稱這一決定符合《與臺灣關系法》,公然將《與臺灣關系法》置于《八·一七公報》之上。布什政府采取倒退中美關系這一步驟的因素很多,但大背景是冷戰結束后,美國政界和戰略學界的人士認為,中國的戰略地位大大下降,美中關系的方程式已顛倒過來,現在是中國需要美國遠超過美國需要中國。因此,無所顧忌地干涉中國內政。克林頓上臺后,允諾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支持臺灣加入關貿總協定,支持臺灣進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4年4月28日,美國國會通過的對外關系《授權法》,公然聲稱要幫助臺灣提高國際地位。更為嚴重的是,美國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嚴重警告,允許李登輝1995年6月訪美。這是中美關系自建交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倒退。此舉,破壞了兩國關系的基礎,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多年來的事實證明,在臺灣問題得到較好處理時,中美關系發展就比較順利。反之,兩國關系就波折迭起,麻煩不斷。中國人民在臺灣問題上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立場是非常堅定的,任何在臺灣問題上干涉中國內政的企圖都是中國人民不能容忍的。

二、中美關系中的共同利益

中美關系除存在矛盾的一面,還有相互需求、相互合作的共同性一面。美國學者哈里·哈丁在其著作《美國和中國1972年以來的脆弱關系》中指出,中國同許多與美國有直接利害關系的重大問題分不開,這些問題包括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保持西太平洋的均勢,保護國際環境,管理全球經濟,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建立維護全球和區域安全的新體制等等。無論我們對中國的政治制度持何看法,忽視這樣一個國家都是愚蠢的。中國政府一向重視中美關系,認為同美國在許多問題上,特別是在維護全球和地區安全問題上,在保護國際環境等全球性問題上,在經濟貿易和科技文化交流等問題上,都存在著共同利益。

(一)安全利益

中美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維護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都負有重要責任。冷戰結束,中美蘇三角關系雖已不存在,但安全因素仍然在中美關系中占有重要成份。因為冷戰后的世界并不安寧,原有的一些問題還未消除,新的沖突熱點又已出現。隨著美國實力的相對下降,它不得不更多地借助聯合國的影響來處理一系列的國際及地區問題。如果沒有中國的適度合作,美國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如在海灣危機問題上和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上就是例證。在解決核不擴散和全球環境保護問題上,美國也需要中國的合作。

中美兩國在維護地區安全方面的共同需求更加明顯。美國的著眼點已開始從大西洋地區向亞太地區轉移。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是至關重要的。目前,美國對亞洲的出口已達1300億美元,占全部出口總額的40%。美全國有250萬個就業崗位與向亞洲出口直接相關。亞太地區已成為美國經濟的巨大來源地。但這個地區的經濟大國日本,不僅在亞太市場上具有同美國爭奪的優勢,而且正不斷增加國際預算,擴充軍備,積極發展戰略力量,政治、軍事獨立性進一步增強。在爭奪亞太主導權的斗爭中,日美矛盾的一面在上升。另一大國俄羅斯在這個地區仍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近年來,美俄合作伙伴關系亦遇到了麻煩,俄羅斯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正在實施。朝鮮半島北南雙方繼續保持分離狀態,并不斷出現緊張局勢。這些均構成了對美國在亞太利益的威脅。中國的發展也是同亞太地區的安全和穩定密不可分的,中國正致力于同亞太地區的所有國家友好相處。中國與日本的友好合作關系進一步發展和擴大;同俄羅斯已建立起新型的雙邊關系,兩國經濟、政治及軍事關系已全面發展;中韓建交,中國與朝鮮半島的聯系增強,對穩定朝鮮半島局勢的作用加大。美國無論是防止日本獨占亞太市場,還是牽制俄羅斯在該地區的發展以及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不考慮中國的影響,不同中國進行合作是不可能的。前助理國務卿理查德·所羅門1992年2月25日在一次講話中曾指出,雖然對美國和中國構成威脅的蘇聯已經崩潰,然而,美中兩國仍有共同的戰略利益。美國五角大樓和軍事企業界一些人士也指出,“蘇聯瓦解后,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下降了,但在區域戰略中的地位卻上升了”。③克林頓總統1994年5月31日在《洛杉磯時報》撰文說,我們必須從我們在亞太地區的范圍更廣的利益的角度來看待我們同中國的關系。美國是亞太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否決權,它是亞洲乃至全球安全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一些方面,美中兩國具有同樣的重要利益。④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伯杰1997年8月15日訪問中國時強調,中美關系是極其重要的一種關系,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一個國家,今后10年的發展將對我們的未來產生重大影響。可見,中美有著共同的安全利益。

(二)經濟貿易和科技文化教育方面的利益

中美兩國,一個是發展中的大國,一個是經濟、科技發達的大國,兩國都有廣闊的市場,經濟互補性很強。中國正致力于加速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更注重同美國在經濟、文化教育方面的合作。美國的資金、技術及管理經驗,對推動中國的發展無疑會起重大作用。而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又補充美國的大眾市場,也有利于美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據世界銀行一份調查報告說,如果美國政府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可能減少42%至96%,而為了支付取代中國產品的比較昂貴產品的價格,或是彌補對中國商品征收的更高的關稅,美國的消費者可能每年要多支出140億美元。顯然,中國對美出口已成為美國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目前,兩國貿易額已達400多億美元,比1979年增加了數十倍。中國是美國小麥、磷肥、木材的主要銷售市場,是美波音公司的第四大用戶,也是美國計算機、工業機械等產品的最大買主之一。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逐年遞增。中美各自的一些產品對對方市場的依賴性已初步形成。在投資方面,截止1995年6月底,美國對華投資項目已達17784項,協議金額2359億美元,實際投入887億美元⑤。美國已成為中國最大的投資者之一。199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已達67795億元人民幣,年增長率97%,進出口總額達2899億美元,年均遞增15%。中國經濟正在持續、快速地發展,發展的重點———交通、通信和能源等領域,正是美國的強項。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對美國有著非常大的吸引力。正是中美在經濟利益上的一致性,為中美關系的改善和發展帶來了歷史性機遇,并成為雙邊關系的核心。

中美之間還在科技、文化教育領域進行廣泛合作。雙邊科學技術議定書涉及到30多個部門和機構。中國達10萬多人的留學生和學者到美國接受高級培訓和從事研究工作。同樣,也有眾多的美國學生和學者來中國學習和從事語言研究、參加科研合作項目或在高等學校任教。中美之間的科技合作和文化教育交流,不僅促進了兩國科技和經濟的發展,增進了兩國專家、學者之間的了解,而且也有力地推動了兩國政治關系的發展。三、尋求合作,不搞對抗是中美關系健康發展的前提

中美間存在分歧,也有諸多共同利益。如何盡最大可能消除分歧,維護和發展共同利益,是中美關系走上健康發展道路的關鍵所在。1993年11月中美首腦在西雅圖會晤時一致認為,中美關系應從長遠的觀點和更廣泛的范圍來對待。在許多問題上,中美是有共同利益的。中美之間的分歧可以通過平等對話與逐步協商來解決。1994年10月主席會見來訪的美國國防部長佩里時指出,中美之間應該“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⑥。西雅圖首腦會晤后中美關系有所改善。特別是1997年以來,中美關系基本保持了改善和發展的勢頭。

長期以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既受制于人權外交,又受制于國內經濟。比較而言,經濟因素對中美關系起積極的推動作用,人權因素只能起消極的牽制作用。從克林頓政府第二任期的對華政策來看,受制于經濟因素的程度越來越大。1997年2月4日克林頓連任總統后首次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指出,一個孤立的中國大陸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雖與中共仍有廣泛的歧見,但美國必須與北京增加接觸和交往,才能解決雙方之間的重大問題。近來美國政府一再承諾遵守美中之間的三個“聯合公報”及執行“一個中國的政策”。克林頓政府的對華政策比第一任期時有了明顯的進步。過去“理想主義”色彩重,過分地強調民主和人權;現在強調對華政策的核心是全面接觸和交往,找到了雙方解決和減少分歧的途徑。這對中美兩國尋求合作,避免對抗,進一步改善和發展兩國關系無疑是非常有益的。

從長遠看,中美之間在許多領域是能夠找到共同點的。因此,只要兩國從全球和亞太地區的戰略高度,從未來的角度來看待中美關系,超越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分歧,“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就會得到維護和發展,分歧通過平等的、富有誠意的對話和協商得到逐步解決,中美關系就能健康、順利地向前發展。1997年10月主席訪美,1998年克林頓總統也將訪華,以兩國領導人的訪問為契機,中美關系一定會好起來。中美健康、穩定的關系將邁入21世紀。

注釋:

①③王日庠:《中美關系向何處去》,第119頁、167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②《人民日報》1996年5月21日。

④《人民日報》1994年6月3日。

⑤宮力:《中美關系熱點透視》,第286頁～287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6。

⑥《人民日報》1994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