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非制度生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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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孟憲平曹小春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
（1）與制度缺陷密切關聯。在好的制度和體制下，非制度化生存的活動空間和作用機會是極少的。反之，因為制度的約束力減弱，使一些人在行為時的規則意識減弱；因為制度理念發生變異，使一些人的心理減少了懼怕感；因為制度規則不完善，使一些人期待著較大的非制度化空間；因為一些現象造成了制度損毀，又使一些人放棄制度另行一套。種種現象，都表明由于制度上的空檔、“空殼化”，使一些制度內容成了擺設或墻上的風景。制度空檔造成的制度之間的不銜接，給非制度化生存以施展能力的空間，使行為主體能夠按照自己設計的一套方案或程序達到既定目標。制度缺陷造成的另一個負面影響是對人權的無視。人的權利，不論經濟權利、政治權利還是文化權利，在經受非制度化行為浸淫后，都會變得暗淡無光。在具體操作中，行為主體有時借助制度實施非制度化行為，有時違反制度實施非制度化行為，有時和制度若即若離貌合神離，靠心理權衡、利益取舍或貶抑他人演繹非制度化生存。經過一系列活動，使原本不完善的制度體系再次遭受重創，有益的內容也被一層層剝落，留下一些干癟的條文和硬性的規定，此時的制度已經是名存實亡了。因此，制度缺陷為非制度化行為提供了作用機會，非制度化行為的盛行又使制度內容一損再損，二者在交替中形成惡性循環。
（2）依靠利益博弈或潛規則來實施。利益博弈是非制度化生存的主要方式。對于非制度化生存主體而言，盡管它竭力想得到額外的收益，通常情況下卻不能明目張膽地公開搶奪，其利益獲取自有一套方式。一曰依靠利益博弈，這是最常見的形式。博弈形式可能平靜也可能激烈，可能公開也可能隱蔽，可能借助規則也可能逃避規則。其結果也有不同的形式，有雙贏的，有零和的，有單贏的或單輸的。二曰依靠潛規則。潛規則是制度外的規則，或者稱為不是規則的規則。潛規則是非制度化行為者的游戲方式，是行為主體為了順利實現自己的利益而形成的一種心照不宣的形式。就活動場所而言，潛規則可以存在于官場、商場、群體之間、階層之間；就活動主體而言，潛規則可以由個人操縱，也可以由“單位”操縱；就活動結果而言，潛規則可以盤活人脈，可以“絕處逢生”，可以“一本萬利”，可以“平抑差別”，可以使欺心者得利、忠實者破財，使德者受損、奸者獲益，使守法者減損資財聲名，使違法者增益不良財產，其為禍也，不一而足。于國，它有損形象；于社會，它有礙和諧；于人，它侵犯權利；于己，它求得私利。非制度化生存的這種特征，存續數千年，自古及今，形式輾轉，邐邐日新，危害卻未曾減弱，它總是在歷史的記憶和現實的表達中綿延。
（3）隨機裁量，手段各異。非制度化生存并沒有固定的范式，那些成為經典的內容，也只是為其它非制度化行為提供一種思路。行為主體也只是將它作為一種可以借鑒的參考材料來對待，這些經典不像法律條文那樣具有明顯的約束力。而且，行為主體在實施非制度化行為時，往往權衡周圍的環境因素，比照一些參考事例做出自己的分析。因為環境在變，形勢在變，參與人也可能在變，相應的行為決策和行為方式也在變。這使非制度化生存帶有明顯的隨機性，有利則行、無利則止是其基本原則。非制度化生存的手段也是隨機的，它不拘一格，形式靈活多變，不管如何，都試圖用不同的手段攻擊制度弱項，形成各色各樣的發展狀態。
（4）以損害國家、集體或他人權益為主要形式。非制度化生存大多是自利行為，其結果往往是損害他者利益。生活中，各種權益會牽動行為主體的每一根神經，促使他們對處境做出不同的反應，輕者違反規則，重者藐視法律，心理上的極端性造就了行為上的極端性。結盟型的非制度化生存，往往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之上，在共同的利益盟約下，行為主體把眼光集中在獲取利益上。由于結盟情況下，不可能在盟友那里獲得太多的利益，因此，第三方利益成了進攻對象。對抗型的非制度化生存所涉及的利益比較復雜，一方可以從另一方獲取好處，也可以從其他方面獲得益處。還有一種多元主體參與的混合型非制度化生存，其利益獲取方式更是多樣，這種形式可以看成是上述兩種非制度化生存的復合結果。
非制度化生存的構成要素
非制度化行為有自身的基本結構和表現形式，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所差別，但主要構成大體上是相同的。
1.人是非制度化生存的最基本要素
馬克思認為，人是社會活動中首要的基本的因素。社會活動都是人的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離開了人的活動，一切行為都會變得毫無意義。不過，在非制度化生存中，行為人一般不是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社會，而是以自己的“尺度”追名逐利。這里所說的人，可以是單個的人，也可以是一個群體。這些個體或群體的行為都受到當時環境的影響，又對環境發揮作用。不過，在非制度化生存中，人更多地是按照功利主義行事，往往以犧牲社會利益或其它人的利益為代價，表現出行為異化、心理異化和交往方式異化。一些人的心理中，可能只是為了顯示其“物理特性”，可能只是為了體現“經濟人”的功能，可能只是為滿足低級的欲望，也可能是上述心理的匯集。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在非制度化生存中，缺少了人的活動，那就既沒有編導者，又沒有了劇中人。人將自己的意圖和欲望納入非制度化活動之中，既為自己的利益追求去尋找場所和路徑，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社會的關系和狀態。在這里，行為人可以顯示出非凡的“創造力”，卻不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可以發揮“聰明才智”，卻不是為了社會的進步；可以“創造財富”，卻不是與社會共享；可以“樂于助人”，卻帶有明顯的功利色彩。所有這些，都與人的利益及人的活動掛鉤，在這一理念的引領下，行為人的關系就像黑格爾描述的市民社會一樣。“市民社會是個人私利的戰場，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場，同樣，市民社會也是私人利益跟公共事務沖突的舞臺，并且是它們二者共同跟國家的最高觀點和制度沖突的舞臺。”〔1〕309在非制度化行為主體之間，有些行為與黑格爾所描述的狀態是一致的，其利益關系就如狼與狼的關系一樣。這種關系是很少顧及人情的，“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大致可以描述其狀態。還有一部分人是帶著溫情脈脈的面紗的，它將親情、人情、關系、面子等融入其中，一方面顯示出對當事人的“同情”與“眷顧”，另一方面希望表達自己的憐憫之情和惻隱之心，這使非制度化生存表現出溫和的一面。在人的推動下，社會發展明顯地呈現兩條軌跡，一條是按照社會秩序和規范演進的路線，體現了社會主體對個人利益的合理性追求，這是歷史的主流，而且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會占據優勢地位。恩格斯認為，歷史是普遍理性的觀念發展史，是“民族的發展史”，也是群眾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進行活動”的歷史。另一條軌跡是按照非制度化的路徑發展形成的。這一路線已經延伸了數千年，將人類的利己主義傾向在社會的不同角落發揮出來，形成一種“灰色文明”，其影響當然是負面的。“在利益仍然保持著徹頭徹尾的主觀性和純粹的利己性的時候，把利益提升為人類的紐帶，就必然會造成普遍的分散狀態，必然會使人們只管自己，彼此隔絕，使人類變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2〕663。處于這樣的狀態，頹廢的不僅僅是社會，還有人的心靈。“同人的、精神的要素相對立的自然的、無精神內容的要素被捧上寶座”〔3〕25。由于異化，正常行為被扭曲了，私利占據了社會活動的大部分內容和場所，那種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受到巨大沖擊。
2.現實社會是非制度化生存的活動場景
其一是社會規范。非制度化生存不是在混亂無序的社會背景中毫無阻礙地推進的，它要受到制度的影響和約束。當制度功能相對強大時，非制度化生存的空間就會被壓縮；而制度影響較弱，則會給非制度化行為提供更多的作用空間。換句話說，非制度化生存總是在制度場景、制度平臺和制度氛圍中活動，它的效果是在制度背景下體現出來的。其二是社會習俗。社會傳統文化是非制度化生存的又一活動場景，它提供了非制度化生存的文化背景。非制度化生存必須在既有的社會心理習慣和約定俗成的慣例的影響，在長期積累下來的社會道德氛圍中活動。盡管社會道德、社會的行為習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著非制度化生存，行為主體卻不能將這些因素一概忽視，而必須在其影響下活動。其三是人際關系。人際關系是非制度化生存的主要媒介，人際的優劣、強弱、密疏，對非制度化行為的結果影響極大。一定程度上說，人際關系是非制度化生存中最微妙最不易把握的東西，是非制度化生存的最關鍵因素之一。
3.社會資源是非制度化生存的必要材料
實施非制度化生存，要么用金錢財物作為敲門磚，要么行為主體本身就擁有相應的資源。通常情況下，空手套白狼的游戲是很少的，“免費的午餐”只能是傳說中的故事。正因為如此，非制度化行為主體總是想方設法獲取資源上的優勢地位，并借助這一優勢來實現預期愿望。也正因為如此，有資源的人總是想充分利用資源并把這種資源優勢保持下去，沒有資源的則希望通過不同的方式挖掘資源來達到目的。在實際操作中，資源的類型不同，所產生的影響力也不同；資源的多寡不同，其效果也不一樣。弗朗西斯•福山曾用“社會資本”解釋人的行為關系：在人的社會關系和行為中，社會資本差異構成“信任半徑”，影響著人際輻射的效果。經濟學家格倫•洛里、社會學家伊凡•萊特也都使用過“社會資本”一詞，后來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和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擴展了這一名詞的含義。在中國社會中，“面子”和“關系”都可能成為社會資源，它們作為一種強勢文化符號，被突出為重要的價值規范，深刻地影響著正常的社會生活。但是，在一些場合，操作者不會把非制度化過程想象得那么復雜，而是憑感覺、憑經驗來運作。一旦有事，不是尋求制度保護，不是發揮制度的維權功能，也不是訴諸相關的法律，而是先檢索有沒有熟人、有沒有關系、有沒有門路，然后“打通關節”、打點“各路神仙”來達到目的。
非制度化生存的現實悖論
1“.人情”與“法理”的悖論
非制度化生存主體的行為選擇，首先是在人情與法理之間做出權衡。中國傳統社會是熟人社會，很多行為選擇離不開關系背景和人情因素。按照儒家的觀點，人的行為必須遵循儒家規范，禮儀廉恥是優先考慮的內容，長幼尊卑是不能忘記的原則，忠孝節義是做人的基本規范，這些內容在今天仍有積極意義。但是，當一些人把它看成行為方式的唯一準則，并作為現代社會行為的指導思想時，必然與當今社會的法理觀念形成悖論，因為現代社會中的法制理念是以法律制度來規范人的行為的。在法律語境中，一切人的行為方式又要放在法制天平上來衡量，一切人的利益獲取都要遵循法制原則。當傳統的人情觀遭遇現代的法制觀時，必然會產生觀念上的沖突和行為上的疏離。另一方面，在社會發展中，僅僅依靠嚴刑峻法實施治理也是不合適的。古代社會提倡的“衣裳之治”，現代社會提倡的以德治國，都是與當時制度并行的行為理念，我們現在講德治與法制結合也正是基于這種考慮。
2.“己”與“群”的悖論
非制度化生存中的“己”與“群”悖論，是個體利益和集體利益乃至國家利益的矛盾。單個行為主體對個人利益的追求，經常會形成對集體的威脅，尤其是可分配的資料不足時，對群體內其它主體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都是一種侵犯。而社會群體也在極力以制度化行為維護多數人的權益，在公權力的保護下形成群體與某些私利個體的矛盾。站在國家層面上看，國家要維護公民的利益，要實現公平、公正與和諧，必須從更高遠的視角審視每一個個體和群體的行為，并以一定的方式抑制那些不法行為的泛濫和蔓延，以保護大多數人的利益。這樣的情況下，國家公器與私人手段必然沖突，國家行為與非制度化行為必然矛盾，國家利益與某些私利必然存在悖論。
3.“私”與“公”的悖論
“私”與“公”的悖論是上一個問題的延伸。自有集體出現以來，財物就有了公私之分，而國家的出現，進一步明確了公私觀念和權利原則。朱熹曾講：“人只有一個公私，天下只有一個正邪”，“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4〕228可見，所謂“公”，意在強調社會秩序的合理性，當人們用這一標準來評騭社會的具體行為、思想和言論時，對伴隨著私人情感和私人話語的否定的是對于“私”的壓制，而私人對于公共秩序和制度的懸置，常常推動他們設法規避社會秩序的約束，形成了“公”與“私”的悖論。非制度化生存意在改變既定的公私界限，將公有資產據為個人財產，將他人財物轉歸己有，將社會利益異化為個人私利。另一方面，公共物品、公共權利和公共利益都被打上公有利益的印記，并被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公共物品配置要按照制度原則進行，公共權利的實踐要按照制度原則進行，公共利益的實踐也要按照制度原則進行。所有這些，都與私人行為之間形成一道鴻溝或籬笆，跨越鴻溝或翻越籬笆都會影響公私界限，都會在公與私之間形成糾紛，而填平鴻溝或拆除籬笆則會模糊公私界限，造成公私不分。公私關系中，一方堅持大多數人的利益，一方謀求部分人的利益，兩者利益的平衡點在哪里，是一個難題，因此二者的悖論是經常存在的。當屬“公”的領域占據主要空間，屬“私”領域中個人的思想難以成為共同的話語時，公私領域之間的緩沖力量就消失了，柔性的活動方式可能會轉化為剛性的制度原則，剛性的制度原則也可能轉化為柔性的活動規則。
4.“身”與“心”的悖論
對于非制度化行為主體來說，“心”與“身”的悖論也是經常發生的。從心理上講，行為主體要承受各種可能的壓力。有來自精神方面的，成功的非制度化行為給人一種愉悅感，失敗的非制度化行為給人一種沮喪感；有來自經濟方面的，財大氣粗者可以不在乎花錢多少，只要達到目的就行了，經濟拮據者會權衡再三，不敢貿然出手；有來自道德方面的，有的人顧及良心和道德，有的人卻寡廉鮮恥。從行為來講，非制度化生存主體經常游走于制度和非制度化的邊緣上，也承受著被制裁的風險。心理有重負，身體有壓力，負罪感與疲憊感交織在一起，形成“心”與“身”的悖論。非制度化生存還造就一類“失意者”，其思想游移，態度冷峻，言語憤青，在追求中抒發心中的不滿，欲得而不能，欲罷又不忍，心中壘塊難以排遣，生出許多郁結。在他們心里，“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捍邊者，則目為粗才；讀書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視為俗吏”〔5〕43。
5“.權力”與“權利”的悖論
非制度化生存又是權利和權力的較量。在非制度化行為主體看來，“權力”力求獲利，并盡可能實現利益增殖；從制度視角看，權力應該維護利益，并盡可能要求實現社會公平公正。在社會發展中，“權力”與“權利”的關系大致有以下狀態：（1）“權力”維護“權利”；（2）“權力”損害“權利”。兩種狀態，將維權者和當權者的心態在非制度化行為中顯示出來，具有不同地位、權力、資本和資源的組織或個人，在社會舞臺上演繹出一幕幕活劇，使“權力”與“權利”的悖論深入到社會肌體中。對于非制度化生存的悖論應客觀看待，任何社會發展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不存在沒有任何代價的發展。“歷史向來在悲劇性的二律背反中行進，文明進步要付出道德的代價。”〔6〕5盧梭認為，人的自然本性是向善的，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私有制的出現，人背離了自己的本性，在道德上會日趨墮落。這也符合一定的事實，卻存在著極端傾向。康德把代價看成社會進步的實現形式和動力，他認為，“惡是歷史進步的動力，是善借以實現的工具。但歷史的最終目的是善，發展道路是通過惡達到善”〔7〕92。馬克思恩格斯更是辯證地看待社會發展中的不良現象，他們在考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發展與代價的關系時指出：“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件事物好像都包含著自己的反面……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8〕4。然而，面對非制度化生存的負面影響，我們不能消極回避，要積極探索應對非制度化行為的方式方法。
非制度化生存與制度化生存的界限及可能的轉化形式
在社會發展中，制度行為和非制度化行為總是共生和互棲的。二者的邊界有時分明，有時模糊，它們在利益、情感、道德等因素作用下形成了復雜的關系。而且，由于社會的變遷和人的認識變化，原來的制度可能被廢除，轉化為非制度內容；原來非制度化形式，可能會因形勢的變遷轉化為制度內容。制度化行為與非制度化行為的邊界是經常變動的，沖突和調適不斷地經常演繹著“異端思想”的蔓延與“主流領地”的捍衛，在邊界的清晰和模糊的變幻中顯示著制度的疏離或向心，它的存在與傳播使傳統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的防堤越來越脆弱了。在此，我們分析以下幾點：
第一，利益糾葛引起的邊界變化。學術界大多都贊成這樣一個觀點，即利益沖突是人類社會沖突的最終根源。當社會制度在調解利益關系方面的功能減弱時，便會滋生出一種替代形式，它在調解利益關系、調整利益格局中會起到另一種影響和作用，它在經濟利益調整中以占有物質為基礎，在政治利益調整以保有地位為目標，在文化利益調整中以思想支配為目標。通常情況下，在發生利益糾葛而又沒有良好的制度規范時，資源配置會有利于強者一方，各類利益主體的互動，使利益邊界移動，出現臨界現象或越界現象，使弱者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時，不同權利主體也在力爭達到利益最大化，希望充分表達自己的權益。就主觀愿望講，一些權力主體也希望主動跨越制度邊界，形成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態勢，這會造成權力主體之間、公權與私權之間、實然權力與應然權利之間的沖突。
第二，制度缺失引起的邊界變化。制度在調解社會沖突中起到降低社會交往成本、提供基本信息和實施必要監督的作用，實際上為人的活動設定了一個權利邊界。但是，非制度化行為往往跨越這一界限，形成一些人的特權現象，人為地擴大了不平等。由于制度缺失，不擇手段地爭奪各種權力的行為必然產生沖突，形成權力異化，導致權力腐敗的滋生和蔓延。由于制度缺失，一些行為主體會不擇手段地牟取私利，采取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式爭取主動機會。我國體制改革初期的“雙軌制”就是明顯事例，雙重模式和雙重規則的相互制約造成制度的一些功能紊亂。伴隨制度邊界的移動，社會邊界、信仰邊界、道德邊界、符號邊界、文化邊界和利益邊界亦發生變化，有的形同虛設，使一些人可以“出入自由”、隨心所欲。到了這個時候，改劃內容、調整格調已成為重振制度雄風的必要手段了。社會主體的意識邊界是一個具有豐富層次和內涵的“色譜”，這個邊界的擴張或壓縮，邊界的涵化和濡化，邊界的交叉和重疊，都互相映照。它們一方面在自己的實踐中，以新的認識和理解不斷突破制度界限，將制度的滯后特征暴露出來，另一方面又在自身的發展中，不斷矯正制度偏差，修復制度空缺，形成新的制度體系。
第三，價值變遷引發的邊界問題。各種社會主體在活動過程中，存在著價值觀念的差別，由此引起不同的社會行為，這是社會的普遍現象。非制度化行為中，社會觀念尤其是傳統社會觀念會形成非正式制度，它是傳統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基礎上的意識形態和風俗習慣構成的文化體系，與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文化行為存在著差異。表現為：政治理念和社會運行規則存在矛盾，社會期望和社會現實存在矛盾，舊觀念與新思想存在矛盾。傳統社會中存在的迷信權威藐視法律的行為，把非制度化生存作為實施各種行動的便利渠道，而現代社會的“快餐式”特征和后果直接激勵了一些人的違規行為。一些人眼里，求助法律保護不如尋找關系有效，遵守制度規范不如實施土政策有效，依照程序辦事不如請客送禮有效。這樣一來，思想上的共鳴造成行為方式上的互動，心理上的欲望轉化為在場的博弈。
第四，社會轉型帶來的邊界變化。社會結構轉型中，引起各種行為主體對利益格局作有利于自身的調整。這種調整有的是在國家法律法規內進行的，有的是在非法情況下展開的，違規辦事與依法辦事形成了不同的行為分野。“各種社會優勢資源過于集中在某一群體或個體身上，導致了社會整體結構縱向分化嚴重，不平等性增強，在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產生廣泛的矛盾和沖突，成為危害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9〕20社會分化中，各種利益主體的“搶灘登陸”，不是我們期待的“軟著陸”，而是爭奪地位和生存空間的“攻城掠地”，是對制度界限的超越。
總之，制度化與非制度化的沖突與邊界移動源于二者的差異性、變動性、互動性和開放性。差異性導致不同行為主體在結合或摩擦時能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在邊界處以一定的方式控制著能量的釋放流動〔10〕，這給解決制度沖突提供了一個線索。變動性為主體跨越邊界提供了機會，“由于邊界可能不斷地發生變化，穿越邊界往往終究不完全是某個個體的事情。因此，當某個沖突主體跨越某種社會分界線時，邊界沖突將會產生，新的集團便會形成，并且由此明確他們之共有某種與眾不同的性質。”〔9〕66互動性影響著行為關系中的透明度、參與度等，給邊界沖突注入豐富多彩的實踐內容，在主體推動下形成不同的演化和組合。開放性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取向，建立一個合理開放的反饋機制，使社會主體活動保持良性動態和能量交換，乃是對邊界沖突的良性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