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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彝族全球化知識分子文化全球化民族主義文化例外母語

論文提要：本文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集中闡述彝族當代知識分子在全球化語境下，如何拯救與發揚在人類文化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彝族文化。

就彝族知識分子而言，繼封建社會退出歷史舞臺之后，漢文化、新文化運動、全球化這三大社會現象對彝族文化本身有著顛覆性的沖擊。尤其是全球化的大旗在古老的彝區，在彝族知識分子的內心獵獵作響。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彝族知識分子，他必須在泛文化的引誘和懲罰之中找到新的平衡點。也即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彝族知識分子，他必須具有準確的文化立場，自覺的文化覺醒，他才有可能在這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中完成自己的使命。

同時，他必須在拒絕與拯救這個看上去對立，實際上卻又相輔相成的環境下，完成艱難而優美的轉身。

第一章八千年彝文化五千年文明史

人類的文明史區區不過數千年，但在今天人類有限的認識里，人類已經實實在在地存在了數百萬年。這一事實，太陽一樣懸掛在我們頭上，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無論廟宇還是江湖，都不需要作任何解釋。所謂只有知識成為常識或者常識的一部分，人類文化歷史的長河，才將有可能滔滔不絕。

一：彝族概述

彝族是一個遠遠比今天中國教科書的陳述還要古老的民族。在這里，我更樂意這樣挑明：我們口口聲聲所說的一個民族的古老，實質上指的是其文化的古老。從廣大專家學者所認同的彝文典籍《西南彝志》①看，彝族具有比漢文化更加長遠的文明史。單是彝族在藥典、詩文方面的論述，就比漢文化早幾百上千年。最早記述彝族的漢語著作是距今兩千多年的《史記》，太史公用吊詭的筆法寫道：“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是親附。天子注意焉。”②這也是以漢文獻參考為主的專家學者經常所引用的史實。究其根源，文化的排他性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所謂的主流文化，指的也即是排他性最為鋒芒的一種文化。但是在中國，官方和學者認可的多種民族文獻中，彝族文獻已經深深地打上了無可回避的文化烙印。

從今天的世界版圖來看，彝族主要居住在中國、越南、緬甸、老撾、泰國。著名教授劉堯漢先生撰文指出：彝族向南遷移，同時他們也向北越過天山山脈，通過白令海峽進入美洲繁衍為今天的印第安人。可惜這一論述，因為缺少DNA之類的現代科技支撐而湮沒在學界。其實，任何一種文明都來源于人類自身創造，我們今天總是習慣站在自身創造出來的科學文化知識上推論一切，肯定和否定一切，這實際上是反科學的，至少，是狹隘的。因為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就發展到今天的人類文明而言，未知的世界遠遠大于而且總是大于已知的世界。我們用有限的已知來界定無限的未知，這的確過于一廂情愿。DNA是神奇的，碳14是偉大的，但是DNA的背后呢？碳14的背后呢？說白了，科學技術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人類社會，沒有哪一種文化，更沒有哪一種科學，能發現一切，能解釋一切。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政劃分：彝族主要居住在云南省、四川省、貴州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中國社會科學教授易謀遠先生洋洋大觀的《彝族史要》⑶，從人文、自然地理方面冷靜地敘述說：“彝族在形成為民族初期，經歷了由血緣關系向地緣關系轉化的過程。先是彝族先民希幕遮部約在商末周初時自旌中檄外入居于“邛之鹵”即成都平原達三十一代之久，與當地土著濮人融合，并與自西北遷來的昆夷發生通婚等聯系。”由上述引文可知：其一，易教授厘定的彝族人文歷史是在“商末周初”，其二，易教授厘定的彝族自然歷史主要是在今天中國的大西南。這與劉堯漢教授所推論的“亞美人種”不在一個層面。盡管易先生也承認“彝族的族稱統稱‘尼’，是古‘夷’字，即古東夷族的‘夷’，通‘彝’”。易先生圈定彝族先民遷入大西南后，彝族就成為一個地方性土著，它不可能象劉堯漢先生暢想的那樣縱橫在亞歐大陸上乃至于成為亞、美兩洲的人類始祖。歸結易謀遠、劉堯漢先生目前在學界最具有代表性的這兩種觀點，我們知道：彝族文明是古老的文明。從易謀遠說，其族源發韌于炎黃時代，文明于商末周初，往南亞諸國遷徙。從劉堯漢說，其族源可追溯到人類的始祖，文明于漢文明之前，遷徙分布于亞美兩大洲。

二：彝族文化的光芒

“人類的知識隨著朝代的流逝而擴大了，而文明也隨之復雜起來。”④泰勒這一線性的觀點，就具體的一段歷史來說，是毋庸置疑的。人類文化永遠存在于過去、現在、未來這三種形態。舉個例子，“眼鏡”這個詞，屢屢出現在古彝文典籍，貴州省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認為，這件讀書人的玩藝，彝族早在哎哺時期也即是人類最早的原始社會時期就廣泛運用于日常生活。排除其它歧義，如果古彝文中“眼鏡”這個詞與現代漢語詞義相同的話，那么我們可以推定，在歷史上，彝族曾經有過高度發達的文明。只不過這種文明，它雖然沒有像樓蘭或者龐貝那樣湮滅，但肯定曾經一度中斷。同樣是泰勒，他在巨著《原始文化》中略帶悵然的口吻說：“隨著世界社會的向前發展，最重要的觀點和行為可能漸漸地變成為純粹的遺留。它們的最初意義逐漸消失了，每一代記得它的越來越少。”⑸不僅僅是彝族，世界上具有悠久文化傳統的民族都存在泰勒所說的這種現象，這種事實。同樣，世界上具有悠久文化傳統的民族也都適用這種解釋。

今天，我們回顧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往往都是從其最外在的表現——儀式、歌謠、文獻典籍入手。通過具體的一個詞一個物的復原或復活，得以窺探出諸多游離在所謂常識以外的歷史文化。這也就是為什么燦若星辰的古埃及文明凸現于一件干巴巴的木乃伊，波瀾壯闊的黃河文明出彩于半坡一塊小小陶片。摩爾根曾經語重心長地表白：“既然我們已經有把握地說人類在地球上已生存了長久的年代，那么想對人類幾十萬年或更長一些年代中的生活狀況進行了解，那種好奇心就是理所當然的了”。⑥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通過一種特別的交換制度——庫拉，認識特羅布里恩德群島文化；J·G·弗雷澤通過意大利一種祭司職位的奇特規定從而對巫術的由來與發展給出了最為準確的答案；劉堯漢通過太陽歷演譯文明中國的彝族文化——這類例子枚不勝舉。也正是人類對其自身文化的不斷探索和創造，文明才得以在一代又一代的反思、判斷、展望中存在和發展。

敘事是一個民族的本能。優秀的敘事品格某種程度上反映一個民族的文化深度。同世界上許多源遠流長的民族一樣，彝族豐富的各類著述記錄和展示了彝族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就普遍流行于廣大彝區的《勒俄特依》、《宇宙人文論》⑦而言，其敘事品格遠遠優于漢文化的《后羿射日》、《吳剛伐桂》；就《指路經》、《梅葛》⑧而言，其內涵已經比肩于漢文化的《天問》、《招魂》⑨。如果說這種文化的類同不過是人類日常生活的共同反映，彝族之外的其它民族都有類似的傳說和記載，那么，彝族在天文、歷法等自然科學方面的卓越建樹，足以讓世界屏住呼吸。無論是被稱為天外來客的瑪雅人借助地球、太陽、天狼星為參照物而制定的卓金歷、太陰歷、太陽歷，還是蘇美爾人利用月亮的盈虧循環而發明的太陰（月）歷，其準確性和完整性遠遠遜色于彝族人的十月太陽歷。彝族太陽歷分一年為五季，每季以土、銅、水、木、火五行要素為名稱。一季分為兩個月，雙月為雌，單月為雄。以太陽運動定冬夏，北斗柄指向定寒暑。由此劃分出一年為十個月。每個月日數整齊，季節準確。其科學性和實用性遠遠優于現在通行的公歷。有沒有歷法，進一步說，有沒有一套完整準確的歷法，是一個民族文明程度的最為直觀的反映。當年梁啟超先生所提出的河流文明時代、內海文明時代和大洋文明時代，從今天的智識判斷，歷法是其觀點的基礎。而在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古埃及的太陽歷，距今六千年左右的古巴比倫太陽歷，距今五千多年的墨西哥瑪雅太陽歷，距今四千多年的古印度太陰歷，距今四千年左右的古中國陰陽歷等文明于世的歷法體系中——尤其是在中國的歷法體系中，由于歷史、文化的種種原因，長期以來，彝族太陽歷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從而造成世人對彝族文化的漠視甚至于誤讀。彝族曾經的光芒萬丈就這樣煙消火滅，不僅僅是彝族，也不僅僅是中華文化，這是整個人類文化的損失。二戰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歐美知識分子是不相信有印第安文明的，但是隨著博南帕克壁畫、《德累斯頓古抄本》及各種巧奪天工的水晶頭骨陸續發現，那些指指點點的手最終彎曲為一記耳光，響亮地打在他們自己的臉上。所以對于彝族文化，我們的認識和研究不應該局限在現有的文化狀態方面。

第二章幾次文化浪潮中的彝族文化

隨著時代的變遷，或者更為直接地說，隨著歲月的流逝，文化這一人類特有的現象，從最初的單一性慢慢融合為包容兼并的復合體。整個自然界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人類進入文明史之后，世界文化之林中，要找到完全沒有關聯的兩種文化，同樣幾乎不可能。任何一種文化都在人類生產生活活動中不斷相互影響和發展。在今天，愛斯基摩人的雪橇上掛著印第安人的弓箭，恒河的渡輪上搖晃著阿拉伯酒壺，中國貴州一個叫石門坎的偏僻山村里彝族老太太用純正美式口語背誦原版《圣經》，馬達加斯加島的中學教師家里掛著博什瓦黑巖畫⑩的拓片，甚至南太平洋叢林中的土著祭祀時叨念911這樣萬惡的詞匯，也不算什么稀奇事。要孤立地看待一種文化體系，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同時，每個民族都有其不可動搖和復制的文化核心。在中國，對于一統天下的漢文化而言，其無孔不入無堅不摧的力量，無論在政權更迭頻繁的封建社會還是文化空前多元化的今天，其霸主地位一旦被確立就不可動搖地屹立著。歷史上，中國是一個少數民族專政的國家，從夏桀到宣統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不管是哪一個民族掌權，漢文化一直是主流文化。作為統治中國時間最長的少數民族滿族，自一六四四年清軍入山海關進駐北京城到一九一一年愛新覺羅·溥儀的倉皇辭廟，前后長達三百多年的歷史。其文治武功，可圈可點。但是滿族入主中原的結果是，除了幾件附于人體走勢的旗袍，其自靺鞨氏稱雄以來的文字語言，完全淹沒在漢文化的大海。佛教和基督教，在世界上凡是它能落腳生根的地方，一般都沒有對方討價還價的余地，在漢文化面前，它們無一例外地屈服。這一切，對于彝族文化，恰恰是一個例外。

一、彝族文化現象

彝族文化是自成一體的文化，從天文歷法到治國方略，從耕牧紡織到詩詞歌賦，其包羅萬象的構架，一直對抗著形形色色的文化沖擊。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先秦時代，在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的滿清文字獄時代，中原文化的主導和進逼，并沒有撕裂彝文化的長堤。如前所述，太陽歷的遺世獨立，充分彰顯了彝文化卓爾不群的獨立性和純粹性。

政治方面，由于彝族從來沒有形成和達到類似于蒙古族和滿族一統天下的格局，工業革命之前，嚴格說來，在漫長的冷兵器時代，彝族都是游藝于自己的文化體系之中。儒家、釋家、道家各種文化形態在中原輪流坐莊。廣袤的彝區，古老的彝文化依然按每年十個月的規律春種秋收。有人曾經歡天喜地撰文說彝人從奴隸社會直接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我個人認為，他無非是表達了類似于叢林人撿得一部手機就認為叢林人昂然進入了信息時代的臆想。我們只要對歷史稍稍回顧就不難發現，從天地玄黃到新文化運動的漫長歲月，粉墨登場的各種文化形態對彝文化并沒有改變和動搖。千百年來，在中原鬧得沸沸揚揚的文化爭執，一方面由于彝族沒有達到問鼎中原號令天下的政治格局，天下彝家的意識無法形成和膨脹。另一方面也正是這種若即若離的關系使得彝文化最大限度地免除了漢文化及其它文化形態的蠶食鯨吞。

宗教方面，彝族人萬物有靈觀以及對祖先無可比擬的認同和崇拜，使得抹平一切的佛教或者是三位一體的基督教，以及不同歷史時期各種討乖賣巧的教義、學說、思想方式被裝進彝人寬大的察爾瓦。這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現象。為什么這些所向披靡的宗教，碰到彝文化就裹足不前呢？甚至諸如法****之類的邪教，同樣絲毫沾不上彝文化的邊呢？薩義德尖銳地指出：“力量與合法性并存，一種力量存在于直接的統治中，另一種力量存在于文化領域。這兩種力量并存，是老牌帝國主義霸權的一個特點。在美國的世紀中，它的不同之處在于文化擴張范圍的突飛猛進。”⑾這一說法，對彝族文化而言，至少在新文化運動之前并不成立。實際情況是：彝族社會的公共知識分子——畢摩⑿，一直榮寵不驚地活在自己的文化王國里。《指路經》、神明裁判等傳統文化的音調和威儀，仍然回蕩在彝區古老而又年輕的天空。也即是說，在中原文化、藏傳佛教諸多文化形態之外，運行著生生不息的彝族文化。可以說，彝族文化現象，有力地詮釋了沒有一個種族能壟斷美和才智，沒有一個民族不是社會生活的中心之類的觀點。

二、新文化運動對彝族文化的沖擊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革命化的文化戰爭。對于老牌的封建文化帝國而言，這場以清洗封建思想為使命的文化革命，多少有些不可思議。從夢想千千萬萬代的嬴政到辛亥革命，其間上演的災難大戲：汩羅沉冤，焚書坑儒，烏臺詩案，戊戌喋血——幾乎每一場都讓中國士大夫意冷心灰，幾乎每一場都觸動了中國文化的神經。然而不管是起于廟堂還是山林，源于個人還是群體，這些一次次挑戰中國良心的洗劫，其舊文化的廢和新文化的立，沒有哪一次像新文化運動這樣具有劃時代意義。相比之下，歐洲十四世紀末的文藝復興，是一個漫長而拖沓的朦朧概念。作為中古時代和近代的分水嶺，文藝復興本質在于沖破教會的束縛，喚醒古希臘古羅馬的人文主義精神。此后，歐洲長時期陷入對中國文化的仰慕。偏僻島國日本平安時代的文化革新，不外乎是希望擺脫對中國文化的依賴和簡單效仿。

波瀾壯闊的新文化運動第一次叩開了有著八千年文化傳統的彝族文化大門。彝族內部各種泛文化思潮的爭斗以及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傲然獨立的彝族文化與漢文化的交流日趨頻繁和深入，過去對天下孰大孰小的好奇和傲慢，終于在穿上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兩件新衣的漢文化面前失去方寸。在云、貴、川廣大彝區的諸多畢摩、德古⒀以及眾多具有士大夫性格的土司、頭人，他們對發生在遙遠北京的新文化運動已經無法像先輩那樣無動于衷。這主要集中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語言文字的消解

我們知道，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具有穩固性和民族性。隨著人類社會生活的發展，尤其是近現代以來，“隨著國家主義在歐洲的興起，語言成為創造國家一統的工具。政府通過一種語言代替另一種語言形成一統的國家文化……英語的發展，是以犧牲凱爾特語為前提。”⒁社會分工日趨精細和各種社會關系的日趨復雜，作為勞動成果的語言，一步步走上被同化和變異之路。可以這么說，語言成于交流，也敗于交流。人類的文明程度越高，語言的民族性就越低。當山坡上的彝人趕著牛羊下到城鎮交易的時候，其母語的厚墻無可回避地受到了剝離。但是，或者可以這么說，在新文化運動之前，漢語進入彝族語言系統僅僅是個別現象。當大大小小的彝族知識分子開始吟唱“關關雎鳩，在河之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⒂開始琢磨“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⒃彝族文化的盤石就無可避免地開始松動。一方面，我們為遠赴日本的余達父⒄能用漢語熟練地寫出“求師過海參新理，愍國回帆想大同”這樣的詩句感到興奮，另一方面，我們為一唱三嘆的彝族三段詩不再產生“有月亮的晚上，走路不要打火把，打火把月亮會傷心的”⒅這樣直逼心靈的作品感到羞慚和焦慮。各種社會力量的博弈，彝族語言文化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發展到了最后的臨界點。當人們陶醉于距今六千至五千年的半坡刻畫符號，距今四千六百年至四千三百年的巴蜀圖文，距今三千五百年至三千二百年的殷周甲骨文的時候，遠在八千多年前，彝族先祖已經掌握了成熟的古彝文字。用古彝文破譯包括甲骨文在內的各種天書符號的傳聞，不時見諸報端。貴州民族學院夜郎文化研究所曾經公布他們如何解讀關嶺“紅崖天書”（19）。

現在對于文字出現的權威說法，完全取決于出土文物的實證。這種學術上無處不在的眼見為實，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許多人類已經認同的文化現象，并沒有所謂人證物證的。再說，難道我們沒有翻出夜郎王印，夜郎王國就不存在嗎？畢竟人類永遠無法也不會把地球刨個底朝天。

從許多具有悠久歷史的語言文字被冷落一旁，而年僅六百歲的英文能夠挾先天的拼寫和讀音嚴重脫節的病體風行于世這一怪現狀，可以得出諸多與達爾文先生相左的結論。自從遠居他國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在中國大地風生水起，其拉枯摧朽的力量一夜之間將盤踞中華大地的封建文化推下神座，同樣具有濃厚封建色彩的彝族文化受到規訓和懲罰，那自然是難免的了。新文化運動使得漢民族的語言文字包括英文在內的他國語言文字加速了彝族語言文字的分崩離析和衰落。本來就曲高和寡的彝族文字終于退回到缺邊少頁的經書，客觀來說，是歷史的必然，同時也是彝族文字穿行于歷史風云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2、民族性格的消解

不同的思想文化造就不同的民族性格。時人常說的美國人幽默，法國人浪漫，荷蘭人粗獷，英國人陰沉，中國人和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的文化氣質。如前所述，新文化運動之前，彝族的士大夫階層憑其包羅萬象的經書就可以治理彝家天下。數千年留傳下來的祭祀、婚葬、賠償等制度，嚴格地規矩著彝人的社會家庭生活。語言文字的失守，古老的彝族文化不得不開始在多元文化中流浪。任何一個民族，一旦語言文字的純粹性丟掉，由其支撐的文化天空自然危機四伏。文化特性的喪失，對一個民族而言，表面上的相容與吸收掩蓋著滅頂之災。“假如人的知識是有限的，這是因為他陷于語言、勞動和生命的確實內容中，而毫無解放之可能性。并且相反地，假如生命重任、勞動和語言在其確實性中被給出，這是因為認識具有有限的形式。”⒇法國人福柯對此有過精辟見解。語言文字，尤其是語言，一旦它被產生，本身就處于不停的變化之中。而且它能夠通過任何形式的變化轉化為自身的變化。這種變化，最終以民族文化特性的支離體現出來。近一千多萬的彝族人，今天能熟練使用母語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一。最令人擔憂的是，能夠認同母語的不到四分之一，能夠以母語為驕傲的不到五分之一。隨著時間的流逝，彝族語言文字的空間將越來越小。一個文化特征消解之后的民族，它往往淪為一件擺設、淪為某些人混飯吃的一種形而上的符號。今天操著流利普通話西裝革履走在都市街頭的彝家兒女，其內心的荒涼和悲情，多年以后，也許它將成為彝族歷史上最為凄惶的一個時代。

三、文化全球化

對于源遠流長的彝族文化，如果說新文化運動只是零敲碎打的話，那么文化的全球化這劑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開出的藥方，毫無疑問將會使彝族文化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上世紀末小心謹慎的法國人憂心忡忡打出“文化例外”（21）的旗號，拒絕將民族文化列入一般性服務貿易，力求避免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下被同質化。在法國本土，捍衛和推崇法國文化的措施和行為，從國家機構到具體的知識分子，他們都付出了讓人敬佩的努力。法國人對其語言文字及文化藝術的迷戀，在二十一世紀幾乎成為一道眩目的風景。然而縱觀法國的文化作為，自紀德，薩特，加繆之后，可以說越來越風光不在。超級大國的對立，漫長的冷戰為文化的全球化提供了溫床，這不是以一個國家，更不是以某個知識分子的意志為轉移的。而相對于法國文化，彝族文化的生存空間更為狹小和惡劣，被全球化的形式更為嚴峻。

一個民族的存在，除了政治、經濟、人口等，還有一個最為重要的因素就是文化。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指向和靈魂，也是這個民族存在的標志和發展的條件。在各種各樣的關于文化的描述中，基本上都離不開上述內容。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沒有任何一種文明形式能取代民族文化對于該民族的作用。這也就是為什么數百年來，猶太人雖然居無定所，但是世界各地都燃燒著其文明之火的原因。就彝族而言，彝族文化是彝族的核心，是彝族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稍微梳理一下全球化及聲名狼藉的文化全球化。

由人類創造，同時又是最沒有人性的東西，在文明時代，大約要算資本了。全球化實質上是以資本為核心的一種跨國界的逐利行為。靠資本武裝起來的全球化，一開始就包藏著文化趨同的禍心。它施以經濟上的引誘和制裁，傾銷其價值觀、生活方式，驅趕不同國家的文化進入叢林法則，從而同質、消融甚至殖民化其文化。歷史教育我們，即使是在以物易物的原始階段，必定有一方對交易的期望值遠遠大于另一方。商品社會，更不存在等同的期望值。總有一方具備同時也更容易得到交易的優勢和利益。換句話說，交易在本質上不可能達到真正的利益均衡。資本及利潤的流向往往由在交易中占優勢的一方決定。交易越頻繁，這種流向性越是殘酷赤裸和難以抗拒。作為二十世紀一大特征的全球化，其實人類進入資本社會的時候它就產生了。只不過最初它僅僅體現和取決于商品的稀缺性。這也就是某個時期鐵比黃金要值錢得多的根本原因。可以說一開始就建立在虛假的平等之上的全球化，其本質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知識分子口口聲聲的平等。隨著社會的進一步分工，交易也越來越趨向非物質化。而當文化成為交易的幕后推手或者直接成為交易主角，對于大多數被動交易方來說，毀滅性的夢魘也就開始了。全球化之所以直到上世紀末才在全世界范圍引起恐慌，也就是它剛好完成類似于從物質到意識形態方面的轉換。

作為商品的文化，其交易是沒有底價的，同時往往也是單向的。現實的情況是，一個學富五車的彝族知識分子，他可以在紐約時代廣場和東道主討論沃爾特·惠特曼，斯皮爾伯格，甚至以不容置疑的口氣否定格林斯潘，但是他不能談《勒俄特依》，不能談星回節(22)，甚至不能談羅貫中和八大山人。這種文化的不對等，迂回地揭開了文化全球化的面紗。北京大學教授王岳川(23)先生辛辛苦苦統計的結果是：20世紀中國翻譯了西方大約106800余冊著作，而西方翻譯中國20世紀著作僅僅千冊左右。這千冊著作中，有沒有彝文著作，答案應該是不難想象的。

新文化運動對彝族文化的沖擊以及中國的對彝族文化的破壞，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彝族文化。這一方面取決于彝族文化的根深葉茂，另一方面取決于彝族傳統知識分子的“不合作天性”。不管怎么說，洋洋灑灑幾十萬言的《西南彝志》能在比極端惡劣的歷史條件下保存下來，不由不令人肅然起敬那些遠去的畢摩，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守護者。

第三章彝族知識分子的文化立場

農業時代讓某人用二十只羊換一首《阿惹妞》（24）也許三親六戚都要罵他是敗家子，但是在今天，如果你拿兩千只羊能換回微軟的一個操作系統，那可是國家和民族的驕傲。說白了，問題的關鍵不是每雙腳上穿的是中國制造的皮鞋，也不是每一臺計算機上安裝的是微軟操作系統，真正讓人們恐懼的是隱藏在皮鞋和操作系統之后的文化。就四處搖旗吶喊的美國舉例，它真正征服世界的不是原子彈，不是派到世界各國去提著腦袋巡邏的大兵，而是好萊塢女星的媚眼，而是比爾蓋茨對于某一流行病毒的態度。人類的歷史已經不厭其煩地證明：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征服，最終取決于文化上的征服。而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滅絕，最初也是體現為文化的滅絕。

一、知識分子

什么是知識分子？西方有西方的論調，東方有東方的說法。無論是葛蘭西，班達，雅斯貝爾斯還是薩義德；無論是粱漱溟，顧準，陳寅恪還是季羨林，他們都有精妙絕倫的論述。我個人認同的知識分子是，其一：人類的良心。其二，對現實的批判。

歷史上和現實生活中有太多學富五車、名滿天下之流，比如在中央電視臺開講的那些侃爺。他們自身扮演的不過是一個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雞毛蒜皮的知識人而不是知識分子。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降，知識的獲得有太多的方式。甚而許多人在戰爭、自由、健康等非正常的生活環境下所發出的聲音，遠遠超過人們對于現有的知識分子的定義。負薪掛角，臥薪嘗膽等在中國家喻戶曉的故事，世界上任何一個有著文明影子的地方都在上演。人類一直從歷史、現實中多途徑吸收各種知識，并自覺地吐吶于社會。每個人短暫的一生說起來都是在為人類的文明做貢獻，精英階層倡導的歷史是人民的歷史，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人類的良心。它最本質地指出：知識人必須是一個道德人。同時這個道德人是在藝術、科學的探索中實現其價值。而且他不是波希米亞似地空談那些遠離世俗的玄奧問題，而是對不完美的社會生活傾注其關懷和憂慮。對現實的批判是知識分子最為顯著的特點，也是知識分子與知識人、道德人的本質區別。其批判性不受制于任何威脅利誘。他不是象牙塔里的文化堆積，而是對歷史、現實和未來進行蘇格拉底似的反思、詰問和判斷。他們對現實生活及現有價值的高度警醒和無情批判，尤其是對社會生活深層次干預，發出強烈的聲音，立場堅定地表明自己的態度。佐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上的控訴，饑腸轆轆的朱自清對白米面的拒絕，對縱橫全球的微軟說不的沙馬拉毅（25）——他們身上毫不含糊地閃現著知識分子的自覺和光輝。從這個角度而言，社會的革新，文明的進步來源于大眾，很大程度上卻取決于知識分子。

二、彝族知識分子

宇宙、地球、人類起源這三大難題，到今天并沒有準確而統一的認識。人們的各種文化嘗試，都不過是某一特定文化體系下的解析和憧憬。西方的三位一體，漢文化的“龍師火帝，鳥官人皇”，彝族人的天地人神，千百年來，一直困擾著知識分子。然而從最具文化野心的培根、柏拉圖到語言文字、天文地理、醫藥農學、法律軍事、音樂美術、工藝建筑等無所不通的大畢摩阿蘇拉則（26），他們也無法做到對人類文化的全面解讀。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諸多源頭性的問題，人類由于時空及個體生命的局限，是不可能達到的。對于當下彝族知識分子而言，重要的不是與他人糾纏亞美人種是否彝人后裔以及半坡文字是否脫胎于古彝文之類的泛問題，而是接過傳統畢摩手中的經書，與世界構建新的文化關系。竊以為，應該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1、運用全球化的文化視野反對文化全球

在中國，現當代知識界和公眾所指的西方，并不是古希臘古羅馬的西方，而是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作為早期英帝國的殖民地，作為一個建國才兩百多年的美利堅民族，它對中華民族的影響可以說到了無以復加甚至是忍無可忍的地步。這個建國之初僅僅承認由四個民族組成而今迅猛增加到幾百個民族的合眾國，其全球化心態，王岳川先生一語中的：美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它國家不僅是殖經濟、殖語言，更多的是潛移默化的殖文化。作為生活在文化全球化空前泛濫的彝族知識分子，只有保持清醒的文化價值判斷，勇于文化擔當，才有可能談得上保護和發揚彝族文化。

對于彝族文化來說，如果說新文化運動是第一次沖擊，是第一次破壞的話，那么今天的文化全球化則是對彝族文化的支離分解。進一步說，我們能夠抵擋新文化的沖擊，能夠承受的破壞，但是我們有可能對付不了這場沒有銷煙的文化全球化。

在中國各少數民族中，彝族擁有的文獻典籍是最為豐富的。這些詳細記載和注解彝族文化知識的著述，在漫長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主要掌握在畢摩手里。這讓彝族文化失去廣大的群眾基礎，使得彝族文化的發展受到先天性的制約。當然，作為彝族知識階層的代表，奠定彝族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大家庭中的重要地位，畢摩是立下了汗馬功勞。自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廣大的彝族專家學者為彝族文化作了大量的工作。《西南彝志》的橫空出世及劉堯漢先生主編的多卷本《彝族文化研究叢書》的編輯出版，大面積地加強了彝族文化與漢文化的關系。可以說，汗牛充棟的彝文經典，對吳文藻，潘光旦，費孝通、林耀華等學者的學術架構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同時這些新中國的第一代專家學者，對彝族文化的研究也極大豐富了彝族文化。然而近年來，我們雖然出版發行了大量彝文化著作，但是在學術界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拿劉堯漢先生的《文明中國的彝族十月太陽歷》來說，盡管他翔實地考查推論出亞美裔人的前世今生，為人們作了精美的描述并為學者留下了大量想象的空間。但是由于缺乏DNA碳14之類的科技文化的輔助，其學說一直受到同行及擁有話語權者的懷疑和否定。盡管今天我們所擁有的條件和環境已經遠遠悠于劉堯漢時代，但是他在那個時代所碰到的問題，仍然橫亙在我們面前。說白了，我們同樣不具備解決的能力。缺少全球化的視野及對其他門類的科學知識的融會貫通，這是大部分彝族知識分子的軟肋。這個問題必須解決，并至少必須從我們這一代解決。要保護彝族文化和實現彝族文化的偉大復興，我們必須培養一大批能夠打通彝文化與漢文化的專家學者，一大批能打通彝族文明與其它文明的專家學者。不足二十萬字的《出非洲記》為什么讓東西學者面面相覷而奉為圭皋？原因就是在于斯賓塞·韋爾斯大量運用現代科學知識來證明其觀點。我不是民族學家也不是歷史學家，對于易謀遠先生關于亞美人種的質疑，我也只能簡單推想：當初古彝人既然能夠往南遷徙到今天的越南、老撾一帶（大海阻止了他們進一步南遷），他們往北越過中亞過白令海峽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在凡事講邏輯和物證的人類學范疇，其過于拘泥于眼見為實的學術風格是有按圖索驥之嫌，但我們為什么不充分利用大眾廣為接受認可的知識和手段呢？我看過《三星堆之謎與彝族文化的淵源》一書，大部分作者對三星堆和彝族文化的論述，僅僅停留在個人的自我感覺以及云云霧霧的歷史傳說，這自然很難得到其它學者的認可。

2、批判地繼承和發揚彝族傳統文化

彝族文化是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樣，彝族文明是世界文明中不可分割的文明。倘若人類的文明主要由歷法、天文、文字來表現的話，那么，在世界文明體系中，只有印加文明、瑪雅文明、黃河文明等幾個為數不多的人類文明可以與彝族文明相提并論。下面我簡要地從太陽歷、向天墳、古彝文三個方面談談。

十月太陽歷是彝族文化中最為輝煌奪目的篇章。歷史已經證明而且還將進一步證明太陽歷是迄今為止人類最為科學的歷法。彝族先民早在數千年前就發明和掌握了完整的十月太陽歷。類似的成就，在廣袤的東方沒有第二例。而在具有天外來客之稱的瑪雅人那兒才發現相同的蛛絲馬跡。崇山峻嶺之中的彝族先民長期處于半游牧半農耕狀態，其階級分化最為緩慢，是什么原因使他們透過遮天蔽日的樹林而對太陽作出如此嘆為觀止的判斷和運用？河流孕育和誘發了世界上的幾大文明。通行于世的四大文明古國（實際上是五大文明古國），都是憑借江河之利，遂成文明之勢：古代中國憑據黃河長江，古代埃及得利于泥羅河，古代印度發祥于恒河，古代巴比倫起源于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相對來說，彝族對江河湖海的利用毫無任何優勢可言。但是處江河之遠的彝族恰恰取得了與其它民族殊途同歸的文明成就，對這一現象的反思和探索，我們做得很不夠。自一九八六年劉堯漢、盧央發表《文明中國的彝族十月太陽歷》以來，彝族專家學者對太陽歷的研究，區區不過陳久金、陳英、羅家修，王子堯等幾位學者。而且他們對于太陽歷，并沒有形成和取得相應的共識。彝族知識分子是走上了令人感慨唏噓的君子和而不同之路，但他們的各自為陣同時也為彝族十月太陽歷在世界歷法體系中獲得應有的位置無形增添了難度。

被譽為“東方金字塔”的向天墳，它不但是彝族特有的葬俗，也是彝族先民觀測天文星相的工具。保存在中國貴州省威寧彝族苗族回族自治縣鹽倉鎮的向天墳，每個墳群由大墳為中心，四周分布眾多小墳組成。其狀與北斗七星遙相呼應，且墳頂部的錐形封土堆均指向天上的某顆星星。向天墳有著劃分四季的實際功用。我所目及到的有關文章，大多停留在向天墳是彝人的特有葬俗，是天文臺這兩個層面。鮮有人對向天墳做縱深研究。死者為大，彝族是一個對死者抱有極大尊敬的民族，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們甘愿踏上火葬之后又土葬的先人墳墓觀天測地？如果僅僅是作為天文臺使用，那么，小小鹽倉鎮，需要縝密地壘建這么多天文臺嗎？我每次路過鹽倉，站在那個叫大墳梁子的地方，遠遠凝視高四十余米，周長二百余米的巨大土堆，總有無限的感慨和困惑。我們成天在喊保護彝族文化，弘揚彝族文化，但是我們的治學水平仍然蒼白地停滯在自己也說服不了自己的狀況。說難聽點，我們只是用花哩胡哨的西裝換下了畢摩的法衣而已。《金枝》一書，成于對一個祭司習俗的追問，可以說是邊緣得不得了的東西，但是J·G·弗雷澤一反英國人保守的天性，其目光遍及世界各民族，令人目瞪口呆的資料，清新的文筆，通暢的義理，井井有條的觀點使得該書一經面世便一步步登上人類學奠基之作的寶座。《撮泰極》是威寧板底鄉的一個古老劇種，堪稱為彝族戲劇的活化石。我去年到板底鄉的時候，扮演山林老人惹戛阿布的演員告訴我，他們現在根本演不了一出完整的撮泰極，原因是他們組織不到會跳撮泰極的十三個演員，他們也沒有十三套完整的戲服。他們不歸文工團管，也不是鄉政府的人，他們的活動僅僅是按照領導的需要作一些觀光化的、儀式化的表演。而我們專家學者對撮泰極的研究和推廣，除去職稱政績之外的稻粱謀，毫無半點樂觀可言。

世界上有兩種民族，一種是有文字的，另一種是沒有文字的。彝族屬于前一種。而在彝族內部，我們就有兩種不同的書寫系統。其一為老彝文，也就是傳統彝文。浩若煙海的彝文典籍均由老彝文書寫。其二為新彝文，一九五七年專家學者遵從領導意思，從成千上萬個文字中挑出八百一十九個彝文字元來訓化大眾。當年專家學者舉世罕見的慷慨大方，以及他們舉世無雙的歸納能力，不由不讓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當今世上，具有兩種文字書寫系統的民族，我想彝族是理所當然的老大。夾雜著某種國家主義及功利主義宰割傳統彝文的行徑，今天再去追究，意義已不大。然而，這不等于我們不進行反思，或者說不可以推倒從來。我們國家也曾經舉國之力推行第三套簡化字，期望點橫豎撇捺的漢字走上拼音化字母化的國際道路，短短幾年，也就成為歷史的垃圾，甚至作為民族的愚昧留在歷史的深淵。

有好事者統計，互聯網上的信息流，英文占百分之九十七，法文占百分之二，中文還好，占了千分之幾，算是保了氣節。由此看出，彝族語言文字的問題，迫在眉睫。彝族文字的衰落，不在于新文化運動，不在于，不在于全球化，而在于它天生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而在于新老彝文的人為分裂。用外地的多樣性掩蓋內部的支離破碎，以犧牲彝族文化的人性和神性為代價，這不僅是恥辱而是犯罪。如果文字統一不了，仍然是各自為陣，各種版本的彝漢字典，彝英字典、編碼系統出現得越多，我們越是容易迷失，容易自我崩潰。某種程度而言，我們相當于在黑暗中遠征。我們越是努力，對彝族文化的毀壞就越大。

小結

日本學者三島紀由夫坦言“保護民族文化就是保護傳統精神”，在各種偽文化泛濫成災的今天，克服語言、文化障礙，從整個人類的文明著眼，正視并積極掌握和運用新的科學文化知識，有意識地梳理彝族文化同其它文化之間的關系，高屋建瓴地從全球視野下解讀彝族文化，努力將彝族的習慣、信仰、價值觀上升為民族意志，鑄造民族性格，從而完成彝族文化新的戰略部署，是我們每一個彝族知識分子的文化使命，同時也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作為一個彝族知識分子所必須恪守的文化立場。

當務之急是創造和掌握新的認同機會，利用全球化浪潮，先在彝族內部實現文化共識。具體言之，通過我們還沒有泯滅的文化自覺，首先在彝族內部實現文字統一，然后才有可能談彝族文化的統一，才有可能與全球化分庭抗禮，才有可能在這場文化危機之中完成我們優美而艱難的轉身。

彝族文明，這是一個中國的馬爾維納斯，一個退無所退的凡爾賽。作為一個彝族知識分子，沒理由不反躬自問，更沒有理由袖手旁觀。好在，古老的彝族文化并沒有完全將我們拋棄，它仍然躲藏在各個地方的圖書館，它仍然游蕩在哀勞山、烏蒙山、大小涼山之間，它仍然守候在老畢摩干裂的嘴唇背后。上個世紀，我們錯過了彝族文化高度統一的黃金時代，今天，是時候了，是我們重新找回那段一度失落的文明，是我們實現光榮與夢想的時候了。

曾經一度滅絕的希伯來文，在埃利澤·本·耶胡達幾個知識分子不懈努力之下得以恢復。為什么不呢？我們。

注釋：

①《西南彝志》，彝族的大百科全書。彝語原名為《哎哺啥額》。全書共分六個志：一、創世志；二、譜牒志；三、地理志；四、天文志；五、人文志；六、經濟志。彝文計有37萬余字，400多個標題。彝漢對譯本共26卷。貴州民族出版社，2004年。

②《史記·西南夷列傳》。

③《彝族史要》，（中國）易謀遠，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④《原始文化》，（英）愛德華·泰勒，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

⑸同④

⑥《古代社會》（美）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商務印書館，1997年。

⑦《勒俄特依》：彝族創世史詩。流傳于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境內。《宇宙人文論》：是我國第一部用漢文譯出的彝族古代哲學文獻。成書約在唐朝中葉至北宋末年。闡述彝族先民對宇宙起源﹑人類起源以及萬物產生和發展變化的認識；論述陰陽、五行﹑干支以及人體部位和氣血經絡等；講解天文歷算知識等。

⑧《指路經》：彝族給亡者舉行祭祀活動時吟誦的一種特定的古典經文。其內容是為亡者的靈魂指路使之返回遠古時代祖先居住的地方與祖先團聚。集天文、地理、歷史、文學藝術等為一體，是研究彝族歷史源流、宗教文化的重要經籍。《梅葛》彝族長篇史詩。流傳在云南省。為彝語的音譯。本是一種曲調名。全書分創世、造物、婚事、戀歌、喪葬四部分。

⑨《天問》：屈原代表作。所問都是上古傳說中不甚可解的怪事、大事。《招魂》屈原作品。

⑩博什瓦黑巖畫：唐宋時代的佛教遺跡。其中最為珍貴的是“南昭王出行圖”。位于四川省昭覺縣。

⑾《文化與帝國主義》（美）愛德華w薩義德，三聯書店，2003年。

⑿畢摩是整個彝族社會中的知識分子。既掌管神權，又把握文化，既司通神鬼，又指導著人事。是彝族文化的維護者和傳播者。

⒀德古是彝族人對知識、品德、能言善辯、有威望的智者稱呼。

⒁《出非洲記》（美）斯賓塞·韋爾斯，東方出版社，2004年。

⒂“關關雎鳩，在河之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⒃“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

⒄余達父：彝族杰出詩人、法學家，曾就讀于日本江戶和佛法律大學。

⒅“有月亮的晚上，走路不要打火把，打火把月亮會傷心的。”：彝族著名三段詩⒆“紅崖天書”。位于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山巖上那些仿佛文字的古怪符號，蘊藏著無窮怪異，穿越時空的非凡意義。

⒇《詞與物》（法）米歇爾·福柯，上海三聯出版社，2001年。

（21）“文化例外”：最早源于上世紀90年代初，在關貿總協議的談判中，法國人意識到國家和民族文化獨立的重要性，提出反對把文化列入一般性服務貿易。

(22)星回節：彝族火把節。

(23)王岳川：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

（24）《阿惹妞》：彝族追求自由、幸福的愛情為主題的抒情詩歌。

（25）沙馬拉毅：彝族著名學者，“沙氏輸入法”創始人。

（26）阿蘇拉則：彝族畢摩宗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