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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形成和發展由一系列違法犯罪活動構成，并且與我們的社會管理工作和群眾的日常生活緊密交織在一起，可以說黑社會性質組織就是社會控制機制弱化和缺陷的產物。因而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得到有效落實的前提下，很容易發現其存在，以及時常做好防范措施并取得犯罪證據。這樣，黑社會犯罪便失去了存在的空間。

關鍵詞：市場監管；黑社會；犯罪

關于黑社會性質組織，我國當前的通說是指“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稱霸一方，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的組織犯罪。”其突出特征就是“有組織地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其他手段獲取經濟利益；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多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通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或者縱容，稱霸一方，在一定區域或者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秩序”。

下面，筆者將通過對3起案件進行分析，力求在實證的基礎上探求市場監管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之間的關系以及相應的對策。

（1）向黑社會性質組織發展的犯罪團伙通過暴力、威脅或其他手段打壓、排擠競爭對手，以法外制度取代法定制度，形成以壟斷為主要形式的非法控制。市場監管者處于相關信息接收的第一順位，直接影響相關的防控工作。

案例：自1997年以來，遼寧大連人衣立糾集一幫無業人員，成立具有嚴密組織結構和紀律的黑社會性質組織。該組織以托運行業為依托，在江蘇省海門市與通州市相接的三星鎮疊石橋市場以及通州市川港鎮志浩市場一帶稱王稱霸，為非作歹，大肆進行故意傷害、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破壞生產經營等有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造成1人重傷、6人輕傷、2人輕微傷，嚴重破壞了當地托運行業的正常經營秩序，致使多家與其競爭的托運站倒閉。而衣立則吞并和壟斷了海門至武漢、襄樊、重慶等多條托運線路，牟取了大量錢財。

犯罪升級需要相應的犯罪能力。對普通犯罪團伙而言，要升格為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經濟實力的壯大是一個必要條件。一般來說，我國現階段的普通犯罪團伙成員大多為有前科劣跡者、低學歷低技能、社會資源占有少的社會閑散人員，由于缺乏先進技術、經驗等手段而難以在與商業對手的正當競爭中取勝。在這一競爭過程中較普遍的會出現一個由一般性治安違法案件（如毆打他人）發展到出現故意殺人、綁架等惡性刑事案件的區域性社會治安局勢惡化的過程。若無司法、行政力量公正和及時的介入，這一過程就會快速而堅決的進行，直至法外制度成為新的“正常”制度。在這一過程中必將會出現諸多反常信息。這些信息的官方第一接收人和處置者往往是相關市場的直接監管者如工商行政人員，這就決定了這些監管人員是相關信息的重要搜集者和提供者，若無他們的配合，公安機關打擊此類犯罪以及相應的預防工作都將會被嚴重滯肘。因此，市場監管工作是決定上述惡變過程能否被阻斷的重要因素。

（2）以暴力為主要內容的非法控制是黑社會性質組織重要的斂財手段，其侵害范圍不僅包括合法市場和行業還包括非法市場、行業，其侵害對象不僅包括一般性經營者，亦包括非法經營者。

案例：江蘇人姜德平從1997年開始，先后糾集部分刑滿釋放人員、無業人員和采砂船員，攜帶雙管獵槍、砍刀、鐵棍等兇器，在長江南京段棲霞、龍潭一帶江面出沒，襲擊江面上的采砂船，搶劫錢財。僅1997年10月到1997年底，他們就作案4起，劫得人民幣38500元。后發展到以暴力驅趕未經其許可的采砂船。從1997年到2001年間，他們以向采砂船收取“保護費”、“號頭費”為名，詐取船主79萬元。

獲取非法物質財富是當前我國一般性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預備軍”的主要目的。基于這一目的，任何能滿足其犯罪需要的市場和人員都有可能成為其目標，而合法市場的非法經營者和非法行業的從業人員往往本身即是市場監管工作的打擊對象，市場監管者在其工作中通常只履行其管理和處罰職能而對管理對象的合理訴求沒有給予關注，因而難以將其受害信息予以反映。同時，由于缺乏介于官方和不法從業者之間的強有力的中間性調控力量，受到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預備軍侵害的不法從業者個體往往只能以忍讓或者“以暴制暴”作為受害的反應，從而出現了“渉黑”勢力在控制非法行業或市場時如入“無人之境”的局面。

（3）市場監管工作由于其特殊性，決定了監管者往往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預備軍的重點腐蝕對象，從而成為阻礙司法、行政力量及時公正介入前述惡化過程的消極因素，甚至成為“保護傘”。

案例：1997年至1999年7月，原烏魯木齊火車南站工商所所長顧洋，接受茍韶榮、丁振新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的吃請，將原本由國家工商管理部門收取工商管理費的行政執法權交由韶榮公司行使，致使其在烏市五運司蔬菜市場、奇臺路果品市場內欺壓商戶、壟斷經營，起到了壯大、鞏固該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的作用。

菲利認為：“犯罪行為的發生絕不是人的自由意識命令的產物，而完全由于行為人處于某種特定的人格狀態和某種促使其必然犯罪的環境之下造成的。”作為市場監管者，其所面對的工作環境無疑是具有巨大誘惑力的，長期面對各種方式和程度的賄賂行為，加上存在種種缺陷的工作制度和法律規定，這種強烈的致罪型“罪前情景”無疑是導致其形成包庇等犯罪心理的重要外部因素。因此，設計一套科學嚴密的法律制度是促使這些監管人員真正成為“渉黑”信息的重要搜集者和司法、行政力量及時公正介入的必要條件。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應從以下二個方面來探求問題的對策：

（1）設立財產刑。“刑罰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殘折磨一個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業已犯下的罪行。……刑罰的目的僅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規誡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其最終目的就是在于牟取豐厚的不法財產性利益，所以即使對其成員科處長期自由刑，只要有與其相應的收益歸屬自己或其組織，那么抑制其犯罪動機是很困難的。因此，僅對該組織的成員處以自由刑是難以取得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的效果的。正如法學家帕克認為，適用刑罰的根據不是矯正，而是剝奪犯罪能力。他形象地比喻為“剝奪犯罪能力便是矯正這枚硬幣的另一面”。

（2）對于根據特定的社會形勢和對社會公益的可能危害程度，采取不同的策略應對非法行業、市場和一般性違法經營者。對于那些嚴重危害國民經濟的正常秩序和健康發展的行業、市場，市場監管部門應該集中力量迅速實施根本性的鏟除，這不僅可以有效維護正常的市場體系、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而且可以摧毀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及其預備軍的重要斂財場所。對于那些社會危害性不大，處于政策和法律邊緣的，筆者認為應該采取主要依托民間行業協會來進行市場監管。民間行業協會具有獨特的“穩定器”的作用，能夠具備特殊的協調與監管功能，而且這也是我國入世后的一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