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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高庭艷作者單位：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

本文認為，雖然此前在圍繞電視劇出口貿易逆差的討論中，多以“文化貼現”、“產業結構”等角度為切入點進行分析。然而在本文中，旨在通過對政策制定的本身進行一番梳理與探究，試圖尋找出問題的源頭所在。

政策環境

早在2001年，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就頒布了第一項關于“走出去工程”的條例，即《關于廣播影視“走出去工程”的實施細則》（試行），確定了“走出去”的目標、任務和措施，即“五年內我國廣播影視節目在國外的落地和發行放映要有較大的進展和突破；十年內在國外能夠具有同西方大媒體競爭能力，明顯改善國際廣播影視領域‘西強我弱’的狀況”1。

隨后，政府在2004年相繼出臺了《關于促進廣播影視產業發展的意見》與《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關于進一步加強廣播影視“走出去工程”管理工作的通知》。一方面，總局在《意見》中強調要“積極實施‘走出去’工程”，并且要做大做強一批有影響力、有實力的對外產業品牌。另一方面，在隨后出臺的《通知》中，廣電總局又設立了一些門檻，比如明確要求“各廣播影視局（廳）、集團（總臺）今后應及時將廣播電視節目及電影出易、交換等海外營銷和廣播影視外宣工作的情況，及時報總局‘走出去工程’辦公室，以便總局掌握動態情況，統籌協調”2。

發展至“十一五”期間，《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應運而生，明確了未來五年中將著力發展的九類重點文化產業，其中，影視制作業名列第一位。然而，即便如此，除了在《綱要》頒布的同年數據顯示出我國電視節目進出口告別了逆差：國家廣電總局2006年電視劇進口總額為3806.00萬元，而出口總額為6472.81萬元3。從2007年至今，電視劇進出口貿易仍然無法揮別逆差的現象，此后所出臺的扶持政策也效果甚微。

媒體環境

據統計，近年來，我國電視劇的年產量基本穩定在550部以上、14000集左右，2007年年產量達到529部、14670集。目前，全國每天生產電視劇40集左右，播放電視劇的頻道占全國1974個頻道中的89.4%，電視劇廣告收入占全國各級電視臺廣告收入的50%以上，占電視節目播出總量的1/4強，收視總量的1/3。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的電視劇生產和播出大國4。

然而，我國電視劇的生產產量與銷售產量之間似乎總是無法劃上等號，并且一直在上演著自己生產，自己消費的喜感鬧劇。如果剔除掉技術層面的原因，目前產制模式這一塊內容是討論得最為熱烈的一個話題。在美國，體現為制播分離下的協同模式：即在制播分離的前提下，節目制作方分擔節目制作中的一部分資金風險，作為回報，他們可獲得自己制作的節目的二級和三級銷售權5。

反觀中國，早在1999年9月，我國也提出非新聞電視節目“制播分離”的話題6。到了2009年，制播分離改革成為廣播電視界的一件大事，原因是原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更名為廣播電視臺，并出資組建上海東方傳媒集團有限公司7。作為國內首家實現“整體制播分離8”的廣電體系傳媒集團，文廣此舉再次引發了針對制播分離的熱議。在我國，雖然有關產制模式的討論過程已經持續了很久，但是迄今為止，對于怎樣才算是“制播分離”的定義與概念仿佛仍處于較為混淆的狀態中。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在我們目前的媒介市場環境下，制作方與播出方的地位存在嚴重不平等，播出方往往持有國家特許的播出渠道，從而在區域內實現壟斷經營，出現對所謂的“國有”與“民營”企業不能一視同仁的情況。如此一來就導致了無法將政策加以落實與貫徹，故而，制播分離始終只能停留在“看起來很美”的構想之中。

自由貿易與保護貿易理論及政策

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就是政府對貿易行為不加任何干涉，使商品自由進出口，在國際市場上自由競爭9。奠定早期自由貿易理論基礎的是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斯密首先提出了絕對成本說和地域分工說，認為一國以其成本絕對低的產品參加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可以通過發揮各自的優勢，取得地域分工的利益。隨后，李嘉圖在斯密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比較成本說，認為各國不僅可以以成本絕對低廉的產品參加國際貿易，而且可以通過相對成本比較，發揮各國的相對優勢，從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中取得比較利益。保護貿易通常是指使用限制進口、扶持出口的辦法，旨在保護國內產業的政策。實行保護貿易政策，就是政府直接或間接干預對外貿易活動，在進口方面設置各種貿易壁壘，限制國外商品進入本國市場；在出口方面采取多種措施，促進和擴大本國商品進入國外市場，以達到保護國內產業、刺激國內產業發展的政策目標10。

他國國際文化貿易政策的選擇

美國的文化政策主要是采用對內放松管制，對外擴張的霸權服務政策。他的對內放松管制主要體現在國內三次比較重要的規制調整方面。其中，第一次政府規制是在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當時政府頒布了《1927年通訊法案》和《1934年通訊法案》，逐步確立了商業電臺的合法地位。第二次政府規制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其目的是為了遏制電視網的霸權以及扶持電視網以外的相對弱勢的獨立制作公司。第三次重大調整是《1996年電信法案》的頒布實施，從而深刻影響了當今世界電視產業的格局。此項法案放寬了對廣播電臺、電視臺所有制的限制，旨在通過為電視產業搭建一個環境寬松、各方利益公平競爭的市場大舞臺，從而促進了電視節目渠道的多樣化競爭。在亞洲國家中，韓國是典型的采取對內保護政策，對外強力推廣其文化產品的國家。從1998年開始，以金大中總統為核心的新政府正式提出“文化立國”的戰略，并將文化產業作為促進21世紀國家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

與中國相比，韓國在國際文化產業進出口貿易中，表現為明顯順差的現象，尤其在廣播電視業方面發展極為迅猛。據統計，韓國廣播電視節目在出口方面從2002年之后就一直保持著優勢，平均每年以33%的速度增長，廣播電視節目進出口的比例從1997年1∶6.8上升為2003年的1∶0.67。其中，電視劇就占據了電視節目出口總額的93.6%11。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不管是實行自由主義文化政策的美國，還是采取保護主義文化政策的韓國等國家，在政策制定方面，都各自把立足點放在必須有利于本國文化的發展之上；在市場方面，都注重對國際文化市場的占領和爭奪以及重視文化與產業的結合。那么，我國目前電視劇作為文化產業中的生產大國，在對內政策與對外方針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在迂回前進中的我國國際文化貿易進出口政策雖然美國作為支持文化自由貿易政策的成功代表，一直在向全世界極力推崇其“自由化”的市場機制。但是，我們必須清楚地意識到，支持文化自由貿易政策的觀點固然具有理論上的優勢，然而，美國之所以能夠在文化產業方面采取看似“無為而治”的方法，這與他強大的綜合國力是無法割裂的。因此，在現實情況中，只有極少數的國家可以實行完全意義上的自由貿易。

由此可見，中國在文化貿易政策上采取保護主義的態度當然無可厚非。而關鍵在于，不管采取何種政策，首先在本國內要有一個開放透明的環境，在政府的適當干預下統一基調。即使如韓國這樣一個在國內處于完全壟斷市場的國家里，政府亦通過強制立法以及寬松的政策環境，來幫助與鼓勵國內電視臺和民營企業走出一條產業化的道路。但是，我國在這10年內先后所制定的“走出去政策”卻顯得畏手畏腳，有時候甚至是自相矛盾，政府主導作用不夠顯著。倡導現實題材，嚴控古裝劇的原因分析：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政策本身的矛盾2006年，廣電總局提出了要大力提倡現實題材作品的創作，而對古裝劇的制作播出則加以限制，原因是總局認為大批量的古裝劇制作存在盲從市場、爭占資源的現象，并且跟風和克隆問題嚴重。

與此同時，總局對一些題材好、劇本好、創作隊伍水平高、制作能力強的劇目給予重點關注，并且在備案、審查等環節給予支持。然而，關鍵問題在于，“好劇本”是如何被定義的，又是通過誰來界定的？既然之前古裝劇無論在國內市場還是國外市場都能夠占有一席之地，為何要對其實施嚴控政策？讓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就在2006年，總局不僅頒布了《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而且就在那一年，還召開了中國國際廣播影視博覽會，在那屆廣博會中新增設了“走出去工程”，著重介紹進軍海外市場的電視劇。其中，古裝帝王戲《越王勾踐》就是在此次廣博會上以“天價”將版權賣到日本，通過這屆廣博會，中國電視節目在海外市場的成交量有100萬美元12。

由此可見，所謂促進“題材比例的均衡發展”只可被視為一個比較片面的理由來看待，其隱藏在背后的真實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其一，雖然現在有些歷史劇在劇情內容上的確存在盲目跟風現象，甚至在劇名中時常被冠以“戲說”之名，然而，也正是這種“嬉笑怒罵”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觸及到了某些“灰色地帶”，是一種另類的社會民情的表達。其次，是對經濟利益獲得方面的思考。由于中國與韓國不同，已經擁有資源與規模十分龐大的國內市場，在這種得天獨厚般的優勢下，致使我們僅僅依靠自身的市場就可以消化掉每年產出的文化產品。也就是說，對于既得利益方而言，無論產品走出去與否，并不影響他們的收益，與此相反，若是產品營銷到海外了，或許反而會打破原有的利益鏈條從而阻礙了他們的生財之道。歸根結底，“好劇本”不是由市場決定的，也不是觀眾賦予的，而是由觀眾之外的意見所左右的政策導向來決定的。

結語

在“十二五”規劃中，政府提出要將文化產業放到世界文化產業格局中去考量，并且再次重申要科學評估國際文化產業發展目標，制定既有一定前瞻性又切實可行的未來文化產業發展策略，內外統籌，加快“走出去”步伐，擴大我國文化的覆蓋面和國際影響力。我們看到，在對待文化產業的規劃中，政府并沒有把戰略眼光調整到更高的位置。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府的扶持力度還遠遠不夠。致使文化產業，尤其是電視劇產業還根本無法擁有國際競爭力，更不用說要實現十年前所聲稱的要在“十年內在國外能夠具有同西方大媒體競爭能力，明顯改善國際廣播影視領域‘西強我弱’的狀況”了。有些學者在分析文化貿易逆差原因時說道：“我國目前還缺乏地方性法規及鼓勵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的支持和引導，如對文化服務貿易出口單位的稅收優惠、外匯優惠、版權優惠、收益分配優惠、出口風險擔保以及產權保護等方面的政策法規尚未完善”13。尤其在目前仍然明確以政府為主導的市場環境下，如果在政策制定方面依然瞻前顧后而無法做到客觀與面面俱到的話，那么，電視劇終將只能被禁錮在狹小的空間內為少部分人群提供自娛自樂的服務，而缺少了電視劇的文化產業自然也就成為了無稽之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