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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區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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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區建設

[摘要]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中,不但要重視中國同東盟各成員國之間的貨物貿易與對外投資,還要重視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匯率合作和貨幣融合。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的初期要以穩定人民幣與東盟各國貨幣之間的匯率為目標,與此同時,還要重視人民幣在自由貿易區內的自由兌換與區域化等問題的研究,使人民幣由區域化逐步走向國際化。

[關鍵詞]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匯率協調;貨幣融合

自從蒙代爾(Mundell)1961年發表了《最優貨幣區》一文后,國際貨幣合作與協調便一直成為經濟學界的熱點話題,歐洲貨幣一體化的成功和歐元的啟動為亞洲貨幣合作帶來了相應的示范效應。東亞金融危機讓東亞國家和地區意識到進行區域匯率合作是東亞貨幣的出路,是實現自己利益的必要手段。貨幣合作又必需通過國與國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來承載,縱觀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歷程,在自由貿易區建設初期除了強調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之外,還強調各成員國之間的匯率協調,維護區域匯率的穩定,以此來推動區域性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進程;在自由貿易區發展的高級階段,則會趨向貨幣一體化(歐元)或強勢貨幣逐步替代弱勢貨幣,由此來實現生產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動,從而促使自由貿易區向真正的經濟貨幣聯盟升級。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初期也必須要加強中國與東盟各成員國家之間的匯率協調,因為穩定的匯率機制可以降低國際貿易成本和跨國投資的風險,促進自由貿易區內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也使自由貿易區朝著健康、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一、東盟主要國家匯率安排的取向與構建東盟貨幣區的前景

對于外貿依存度很高的東盟主要國家而言,匯率制度是一個兩難選擇:一是由單一主要貨幣釘住匯率制轉向貨幣籃子釘住制。在實行貨幣籃子釘住制時,不僅應充分考慮貿易伙伴的重要性,同時要慎重地選擇貨幣籃子的組成,在此前提下,根據實際情況動態地調整釘住貨幣的權數、拓寬貨幣籃子的組成。二是根據克魯格曼的匯率目標區管理模型,制定各國匯率波動的區間。事實上,匯率波動的區間安排是界于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間的一種中間型匯率制度,在一定意義上集中了兩種極端性匯率制度安排的優點,不僅有助于實施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紀律,而且在資本流動性較強的國際金融環境中也提供了抵抗沖擊的靈活性。鑒于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啟動,東盟主要國家目前正實施一種較為靈活的匯率安排,即實行一種不公開的釘住貨幣籃子制度,其好處是貨幣當局可以避免根據事先公布的安排和主要貨幣匯率的變動而被動地進行頻繁的調整,同時可以避免在固定匯率制下本幣貶值給其他國家實行報復性措施以口實的情形。選擇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安排有利于貨幣當局依據未經公布的一籃子貨幣調整匯率,利用主要貨幣匯率的波動來掩飾本幣的有效貶值。

東盟的經濟體大部分為小型開放的經濟體,往往傾向于選擇固定比率制度。因為在這些經濟體內,匯率變動不大,可能伴隨著對實際競爭力的明顯效應。而且,在開放經濟體內,由于總的價格指數會比相對封閉的經濟體更為波動。經常的匯率調整降低了貨幣的流動性。作為這個標準的推論,經濟體的規模越小,它就可能更為開放,因此,東盟國家更傾向于加入貨幣區。在東盟十國中,經濟實力主要以原來的東盟五國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為主,它們在經濟發展水平、政府財政赤字、通貨膨脹率等方面比較接近,正在加快建立經濟一體化進程,各國存在較強的政治意愿,并存在較為成熟的合作機制。所以東盟核心國家在很多方面符合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將來可以實現較高層次的貨幣同盟。至于東盟四個新成員,它們與核心成員差距較大,經濟發展落后,政治上強調主權和不干預內政。所以,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它們不具備實行統一貨幣的條件。應當看到,東盟如能實現貨幣一體化,將有助于東南亞各國的金融市場的穩定,有助于經濟復蘇,對區域經濟和中國的經濟也無疑將起到正面影響。

二、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反應及評述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稱人民幣匯率不釘住單一美元。如何看待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各國反應及外電評論不盡相同。時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對中國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規定表示歡迎。日本內閣廳長官佃田博之認為這是中國經濟國際化的第一步,也是人民幣國際貨幣的第一步。馬來西亞央行即日宣布,允許林吉特匯率實行管理浮動,決定即時生效,林吉特匯率將由經濟基本面決定。韓國央行表示,如果美元對韓國的匯率過度下降,該國央行將采取強有力措施穩定外匯市場。而新加坡則稱不會改變現行匯率制度。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不僅可能成為中國貨幣政策框架的一個重要暗示,而且可能對全球的貨幣安排產生顯著的長期影響。從總體上看,亞洲沒有完全可兌換的貨幣。除日元以外,亞洲大多數規模較大經濟體的貨幣(人民幣、韓元、新臺幣、泰珠等)在資本賬戶內都不可完全兌換。這就意味著亞洲國家之間的大量貿易和其他金融交易的定價、開發票和結算都是以美元來進行的。貨幣不可兌換的另一個派生物是美元已經成為亞洲各個國家保護其與亞洲其他國家出口競爭的參考基準點,結果亞洲事實上成為美元區的一部分。隨著亞洲國家中央銀行實行相對干預的政策,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已經被減弱甚至被消除。隨著中國放松人民幣與美元的聯系,并繼續開放其資本賬戶,我們應該開始考慮亞洲國家貨幣開始表現得更像一個脫離美元區的貨幣聯盟,而不再是作為一體化的障礙。鑒于以上論述,亞洲作為一個整體與美元脫離聯系的步伐將非常緩慢。這一速度取決于亞洲希望且能夠多快地它們的貨幣完全可兌換。考慮到亞洲金融體系發展的不完善狀況,這一過程可能需要數年的時間。

與眾多表示贊同的意見不同,麥金農在2005年7月29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貨幣戰”指出,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改革措施對中國經濟來說不是一個“好消息”。具體存在以下五個問題:(1)中國貨幣當局在放棄了過去的貨幣政策對象(即“錨”)之后,沒有相應響應一個新“錨”,從而使自己的貨幣政策運作變得不明確起來。(2)中國經濟將可能出現通貨緊縮,因為人民幣升值會引起出口的經濟增長減速。(3)在大量“熱錢”進入中國的同時,國內貨幣市場將面臨“零利率流動性陷阱”,貨幣當局將發現在新形勢下難有作為。(4)人民幣升值不僅會影響出口,而且也會影響進口,尤其是通過影響國內投資和國內經濟增長而引起進口需求的減少,從而升值對中間貿易平衡的最終效應變得不確定(即不能斷定人民幣升值將使中國貿易順差縮小甚至轉為逆差)。(5)如果中國貿易平衡格局不因人民幣升值而出現顯著改變,來自國外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只會有增無減。

三、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匯率協調與人民幣區域化

(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初期的匯率協調

匯率協調機制的建立,一方面可以降低與各國貨幣兌換有關的交易成本和遠期拋補成本,同時間接地減少外貿企業內部關注地區內貨幣兌換和匯率風險的人員及信息成本;另一方面也會減少區域內未來匯率不確定的風險,從而降低決策成本,使價格體系成為進行正確經濟決策的更好的向導。因此,穩定的匯率必然會大大促進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即產生所謂的“貿易及投資創造效應”。Frankel、Schmukler、Serven(2000)提出了“依附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取決于其經濟、政治等對外依賴關系,因而應使其貨幣與某一關鍵國家的貨幣(錨貨幣)掛鉤,以穩定經濟發展,至于采用何種貨幣作為錨,取決于該國經濟發展、對外貿易、政治關系等。在這一理論基礎上產生的“名義錨”理論風行一時,主張對匯率確定一個目標,以此來加強中央銀行的貨幣穩定計劃。因此,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匯率協調、合作初期的原則應是:一是貨幣合作的可行性和穩定性;二是建立自貿區最優貨幣區的時效性和效益性;三是自貿區貨幣合作的權力制衡性。可以在建立統一目標系統框架后,分階段、多層次,高速度推進。

中國向貨幣籃制度過渡,然后與東盟國家采用共同的貨幣籃,這在技術上說并不困難。因此,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設想的一攬子目標區爬行釘住方案的基本框架包括以下內容:(1)確定參與方相互間的均衡匯率以及波動的大致幅度,同時明確機制參加方維持匯率穩定的義務。(2)自貿區內實行釘住美元、歐元和日元的一攬子貨幣的匯率制度。至于這幾種貨幣在自貿區各國貨幣籃中的權重,考慮到貨幣合作的特點和降低實施貨幣合作的難度,各國在初始階段可以根據各國的貿易方向和政策偏好有所側重,不要追求“一刀切”。經過一段時間的過渡期后,將“錨定貨幣”的權重由各個國家或地區根據自己的對外貿易比重自行選擇的權重過渡到根據整個后貿易整體對外貿易的比重來確定的權重。(3)區內各個國家宣布一個釘住一攬子貨幣的中心平價水平,并自行確定平價浮動的范圍,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共同確定波動幅度。(4)每個國家或地區依然可以保持原有的名義匯率制度。比如印度尼西亞保持爬行釘住匯率制度,這將大大降低各成員國制度轉換成本、減少貨幣合作的阻力,從而迅速推進貨幣合作的進程。(5)實行“可調整釘住匯率制”,允許各成員國根據本國經濟基本面的變化和匯率失調程度的判斷,調整中心平價水平或者是平價波動范圍;或者制定某種調整的規則,根據規則來做出自動調整,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固定匯率制或者釘住匯率制下因匯率僵化而誘發的投資沖擊。這就從制度上保證了自貿區匯率機制的安全性和穩定性。(6)建立一個類似歐洲短期融資安排的融資機制以幫助成員國家對抗貨幣投機,防范投機沖擊、穩定外匯市場,保護匯率制度,或者就此建立自貿區貨幣基金。

(二)人民幣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區域化

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趨向成熟以后,著眼亞洲統一貨幣建設,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要確定機制化的“貨幣錨”,即以人民幣和日元共同組成雙錨,這是由日本現有的經濟、科技、金融等綜合實力和我國經濟規模、發展前景及其市場潛力等因素所必然決定的。在此基礎上,以這個貨幣錨為核心構建成特殊的雙層框架:一方面日元和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保持相互的匯率的相對穩定。另一方面其他參與方貨幣不直接與美元掛鉤,而與日元和人民幣掛鉤,隨日元和人民幣對美元的上下浮動而波動。這個框架基本可達使參與方面貨幣的匯率波幅不大,且對美元匯率有調控的聯合浮動,為地區經濟的穩定發展創造條件。

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以及巨大的市場潛力對東盟特別具有吸引力。據預測,中國未來20年的經濟增長率年均為7.2%。東盟貨幣區與人民幣貨幣區的融合,除了經濟發展上的需要外,還有地利、人口、地緣上的優勢。據統計,東盟地區有50多萬華人,形成一張覆蓋東南亞的“華人經濟網絡”,這對兩大貨幣區的融合將發揮積極的作用。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這個“華人經濟網絡”將發揮巨大的作用。中國與東盟山水相連,湄公河黃金水道的開發,中國一東盟陸路交通的貫通,將把中國與東盟連接為一個統一的市場——至少是地理意義上的,到2010年,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時,就將變成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市場。但如果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定位僅僅是貿易與投資自由化,而沒有較高層次的貨幣合作和各成員國宏觀經濟政策統一協調,就如同建在流沙上的大廈,隨時都有被中斷和倒塌的可能。

四、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我們不但要重視中國同東盟各成員國之間的貨物貿易與對外投資,還要重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匯率合作和貨幣融合。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的初期要以穩定人民幣與東盟各國貨幣之間的匯率為目標,以避免匯率的劇烈波動而給自由貿易區內的貿易與投資帶來負面影響,甚至引發金融危機。與此同時,還要重視人民幣在自由貿易區內的自由兌換與區域化等問題的研究,建議中國央行加強同東盟各成員國央行之間的溝通與協作,在廣西南寧設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金融中心或各國央行聯絡機構(因為南寧已成為中國-東盟博覽會的永久性會址),主營自貿區內的人民幣跨境業務,把目前人民幣在東盟各成員國“民間的”、“非正式的”流通盡快提升到貨幣政策及正式金融層面的融通,積極推動人民幣在自由貿易區自由兌換,使人民幣與東盟貨幣區盡早融合,促使人民幣由區域化逐步走向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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