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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發展中國家通常存在以農業為代表的傳統部門和以工業為代表的現代部門的二元經濟反差(Bardhan,P.andC.Udry,1999)。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經濟的一個特征是二元經濟結構比較顯著,促使結構轉化是實現經濟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然而,與這種要求不對稱的是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進程比較遲緩,結果“不僅嚴重制約著制度變革的傳導,而且直接影響著制度調整的空間”(劉元春、羅玉波,2003),在某種程度上,二元經濟結構已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性”因素(課題組,2005)。我國二元經濟結構轉化遲緩會影響諸多方面。在資源配置方面,二元經濟結構內生出分割的要素市場,傳統部門的勞動力不能與現代部門的資本有效對接,從而形成了勞動與資本的雙重過剩(王儉貴,2002),這說明增長還遠沒有接近生產可能性曲線的邊界。

在收入分配方面,二元經濟結構使市場的競爭機制和工資的拉平機制難以充分作用,現代部門不能通過涓滴效應惠及傳統部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僅難以縮減,反而有相對擴張的趨勢(約翰遜,D.G.,2004;蔡,2002;XinzhengShi,2002)。在地區發展方面,二元經濟結構不利于地區間的經濟互補,資本、勞動、技術等生產要素難以最優配置,誘發的往往是地區間的回波效應而不是擴散效應,以致于1978年以來地區差距呈現出一種先減弱、再增強的“U型”趨勢(范劍勇、朱國林,2002;林毅夫、劉培林,2003)。在增長方式方面,二元經濟結構使資本大量淤積在現代部門,工業增長大多采用投資主導的“馬克思類型”,而不是技術主導的“庫茲涅茨類型”(速水佑次郎,2003),工業增長伴隨著資本—產出比的不斷上升,人們有理由質疑此種增長方式是否具有持續性。在宏觀經濟方面,二元經濟結構致使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提高緩慢,這在蕭條時會通過抑制需求和投資而加劇通貨緊縮,在過熱時會因缺少來自農村的熨平機制而放大通貨膨脹。

此外,二元經濟結構還具有“繁衍”特征,整個經濟體系以產業為核心,會引申出區域、金融、技術二元經濟結構等次生產物,這些因素相互交織、彼此纏繞,共同構成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阻力。上述情況使人們追問:為何我國的二元經濟結構轉化比較遲緩。現有文獻對此沒有作出令人滿意的回答,一個原因是:這些文獻未能解釋二元經濟反差產生、或者說工農業存在生產率差異的實質性原因(高帆、秦占欣,2003)。當然,也不可能說明二元經濟結構轉變的趨向和要害是什么,這會影響到人們對二元經濟問題的認識深度,看來分析二元經濟結構的轉變趨向及決定變量是討論問題的切入點。基于此,本文采用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超邊際分析方法,試圖從分工演進的視角,對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趨向問題作出理論闡釋。本文第二部分是相關文獻的綜述,第三部分是模型及推導的命題,第四部分是對命題的檢驗,最后給出結論和政策含義。

二、文獻綜述

現有關于二元經濟結構的研究,大多將二元經濟反差看作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個特征性事實,主張通過適當的方式來促使經濟結構轉化。這樣,分析轉化路徑就成了現有文獻的研究重心,圍繞這個主題有兩條線索:第一條線索是古典主義思路,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馬爾薩斯陷阱”,農業中存在邊際生產率為零的剩余勞動力。在這個思路下,Lewis,W.A(1954)構建了一個二元經濟結構模型,此模型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兩部門之間存在著關聯效應:現代部門以低工資從傳統部門吸納勞動力———現代部門在工資和生產率之間獲得利潤———現代部門將利潤資本化并擴大部門規模———傳統部門的勞動力被不斷吸納,勞動生產率隨之提高,最終促使兩部門勞動邊際生產率相等。

出于對劉易斯模型忽視農業的修正,Fei,J.C.H.andRanis,G.(1964)顯示工業不是總能從農業中獲得剩余勞動力,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村不變制度工資提高之間存在著某種均衡,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外轉移本身以農業生產率的提高為前提。這兩個模型雖有差異,但都認為存在邊際生產率為零的剩余勞動力,強調通過傳統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現代部門,以實現結構的轉變和總量的擴張。這種理解對其后的結構轉變問題產生了深遠影響,直到現在,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模型仍是解釋二元經濟結構問題的主要依據。第二條線索是新古典主義思路,在反思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模型的基礎上,這種思路否定存在邊際生產率為零的勞動力(Schultz,T.W.,1964),認為新古典經濟學框架可以對經濟結構轉變中的剩余勞動轉移問題作出解析。據此,Jogenson,D.W.(1967)假定兩部門的勞動邊際生產率大于零,通過模型構建和求解,得出了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充要條件,此條件強調工農業的緊密關系,特別是農業發展對工業和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重要意義。

沿著這個思路,Todaro,M.P.(1969)、Harrist,J.R.andTodaro,M.P.(1970)、McIntosh,J.(1975)、Dixit,A.K.(1978)在勞動邊際生產率為正的條件下,從城鄉就業的角度分析了二元經濟結構轉化問題。這些模型將預期引入分析中,指出收入差距不能描述勞動力轉移的決策機制,必須將對城市就業預期和收入水平差距結合起來,才能確切地刻畫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特別是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過程。以上兩條線索對人們理解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是有益的,但古典主義思路先驗地假定存在邊際生產率為零的剩余勞動力,新古典主義思路放棄了這個假設,但卻將市場完備假設直接應用到分析中,這些顯然與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有偏差。更重要的是,上述思路主要討論城鄉勞動力的轉移,即結構轉化的方式,而沒有考察二元經濟結構的產生原因和轉化方向。由于忽視了二元經濟結構從何處來,到何處去,因此,古典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只揭示了事物的“一個片斷”,而不是具有系統性和動態性的“全部圖景”。

區別以上的研究思路,還有學者從經驗上剖析了結構轉變問題。例如,配第注意到工農業勞動者的收入存在顯著差別,其后克拉克分析了20多個國家的時間數據,并概括出“配第—克拉克定理”: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人均收入的進一步提高將使勞動力流向第三產業。此后,庫茲涅茨(1985)的統計分析表明:長期來看,農業在GDP中的份額和在總勞動中的份額有顯著下降的傾向,而工業和服務業所占的份額則趨于上升。區別于庫茲涅茨的統計歸納法,錢納里等(1988)采用了投入—產出法,但經驗分析的結論大致相同,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配第—克拉克定理”。近來的文獻除了討論產業轉型的趨向之外,還附帶分析了產業結構轉變的資源再配置效應(Murphy,K.etc,1989;Yasusada,M.,2002;)。上述研究盡管側重點不同,但都認為經濟結構轉變的基本指向是工業化,且這種轉變會通過資源再配置而產生增長效應。這些對經濟結構轉型的研究具有歸納性質,它們“對結構變動已經小心地做出了許多經驗性的概括,……但依然是事實,而不是自命使用或發展出任何理論的著作”(Pasinetti,L.L.,1993)。

這些研究沒有推演出一個邏輯的解釋思路,因此,不能在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下說明結構轉變的諸多方面。例如,結構轉變意味著工業化,但現有文獻用“勞動剩余和工業部門的外生進步來解釋工業部門的擴展”(楊小凱,1998),這不能令人滿意,工業化應是二元經濟結構轉變的一個內生產物,不能由其他外生因素加以解釋。對經濟結構轉化方向的討論,應將服務業的興起內生化,但現有研究沒有在二元經濟結構轉化、工業化和服務業興起之間建立起有說服力的內在機制。最后,產業結構轉變會連帶到空間布局的改變,這兩者應在同一框架下得到說明,然而,現有文獻要么只注重產業結構方面的變化,而沒有考慮在此基礎上的空間結構變化,要么是分割開來,用不同的理論框架來解釋經濟發展中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問題。概言之,現有的二元經濟理論著重討論傳統部門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而產業結構轉型理論部分地說明了結構轉變,它們都沒有在理論上邏輯一致地解釋二元經濟結構是如何產生的、其轉化趨向和影響因素是什么。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現有文獻從資源配置角度出發,而忽視了組織演化特征,前者只涉及資源在既定部門之間的配置,后者卻包含部門從無到有的拓撲性質。事實上,結構轉變意味著經濟體出現了不同部門,人們在部門間進行重新選擇,這是一個資源配置問題,更是一個分工演進問題,可見,分工演進是理解二元經濟的一個基點。

在經濟思想史上,Smith,A.(1976)將分工理解為促使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并提出了一個猜想:“農業上生產力的增進,總跟不上制造業勞動生產力的增進的主要原因,也許就是農業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此后這種注重分工演進的思路被Marshall,A.(1920)、Young,A.(1928)等所繼承。特別是,楊小凱(1998)構建了以超邊際分析為方法論基礎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復興了古典經濟學中的分工思想,為形式化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提供了可能。基于此,高帆、秦占欣(2003)揭示了二元經濟反差確實源于兩部門不同的分工水平,這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斯密的猜想。既然二元經濟結構源于兩部門不同的分工水平,那么問題就歸結為:隨著分工組織的演進,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化趨向是什么。分工組織的演進將使經濟結構轉化體現出兩個方面的特征:一是在產業領域的工業化以及服務業的興起;二是在空間領域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這兩個方面的轉化不是獨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并存在著內在次序。如果上述猜測能得以說明,則從分工視角就可以更好地揭示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化趨向。

三、模型與命題

在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模型中,經濟主體被認為既要生產、也要消費。因此,假設在一個經濟體中,每個經濟主體以生產者—消費者的角色出現,作為生產者,他可以在生產三種產品x、y、z之間作出選擇,其中x為農產品,y和z為工業品;作為消費者,他有需求多樣性的特征,需要同時消費這三種產品。

四、實證檢驗

前文從分工視角出發,針對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化趨勢提出了3個命題,這些命題只有通過實證檢驗,才可能成為有說服力的理論。按照重演律,一國的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之間有比較確定的關系,后來國家將會“重演”現行國家的歷史過程,而在任一特定時刻,經濟水平不同的國家就“等于”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同一國家,可以用某時刻多個國家的截面數據“替代”時間序列資料。首先以2002年40個國家或地區為樣本,①SCL:人均全員勞動生產率,RJS:人均國民生產總值,YCB:第一產業占比,ECB:第二產業占比,SCB:第三產業占比,FNB:第二、三產業占比之和,CSH:城市化率,其中SCL和RJS的單位是美元,其余指標的單位是%。以上數據來自《國際統計年鑒2004》,由于缺少美國和日本2002年三次產業占比數據,我們用2001年的數據來替代。考慮到二元經濟結構轉變直接表現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此,用全員勞動生產率SCL來表示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化程度。

用Eviews3•1統計軟件來觀測SCL和RJS間的關系,結果是:RJS=-156•7151(-0•401744)+0•472172SCL(32•94868)R2=0•966181R2=0•965291D-W值=1•930847F值=1085•615回歸方程下方括號的數據為t檢驗值,此方程的各統計量能夠通過檢驗,且R2和調整后的R2分別為0•966181和0•965291,說明SCL可以很好擬合或解釋RJS,因此,用RJS來替代SCL是合適的。下面以RJS為解釋變量,以YCB、ECB、SCB、FNB、CSH為被解釋變量,回歸方程是:YCB(ECB、SCB、FNB、CSH)=C+αRJS隨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RJS的提高,第一產業占比將趨于下降,其α值為-0•000567,但第三產業占比和城市化率將上升,其α值分別為0•000872和0•001328,這三個回歸方程的各個統計量能夠通過檢驗,且擬和程度較高。一個例外是:在RJS提高的過程中,第二產業占比趨于下降,其α值為-0•000305,這可能與多數國家已完成了工業化并開始轉向服務業有關,另外,此方程的回歸結果也不理想,R2為0•144907。因此,我們放棄這個回歸結果,轉而用第二、三產業占比之和、即非農產業占比FNB來模擬,結果α值為0•000569,回歸方程的擬和度也有很大提高。這意味著:從國際經驗來看,二元經濟結構的確表現為一個工業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服務業的興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過程。

同樣還可以利用我國的資料進行分析。我們采用2003年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截面數據,RJS:人均國民生產總值,YCB:第一產業占比,ECB:第二產業占比,SCB:第三產業占比,FNB:第二、三產業占比之和,CSH:城市化率。其中,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三次產業占比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4》,城市化率的數據來自《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04》,在該年鑒中缺少2003年各地的城市化率資料,因此用2002年數據來替代。仍以RJS為解釋變量,以YCB、ECB、SCB、FNB、CSH為被解釋變量。2003年在我國的31個省區中,隨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RJS的增加,第一產業占比YCB不斷下降,其α值為-0•000567,這和國際的變化趨勢是吻合的。第二、三產業占比ECB和SCB在上升,其α值分別為0•000175和0•00392,不過,第二產業占比ECB的擬和程度不太理想,其R2和調整后的R2僅為0•040948和0•007878。我們仍采取第二、三產業占比之和FNB來模擬,其α值為0•000567,且擬和程度也有大幅度提高。

從城市化率來看,系數α為0•001488,略高于國際經驗中的0•001328,而且判定系數較高,說明我國RJS的增加會在很大程度上導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上結果說明:與二元經濟結構轉化對應的是工業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服務業的興起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這也表現為一個人均國民收入水平不斷增加的動態過程。值得說明的是,在高收入國家,工業的產值和就業占比在下降、而非農產業的產值和就業占比在上升,表明這些國家的工業化過程已基本完成,或者是在國際分工中已完成產業布局,對經濟發展起帶動作用的主要是服務業,在此過程中,城市化水平也在持續上升。所以,城市化的確與工業化及在此基礎上的服務業的興起緊密相關,試圖在工業化薄弱和服務業落后的情況下強制推動城市的發展,這種努力從長期來看效果是極其有限的。在結構轉變的過程中,由于工業化和服務業的興起,分工演進不僅使更多的勞動者進入現代部門,而且農業部門也由于“輸入分工”而被“現代化”,這樣兩部門的分工差異有縮減傾向,勞動者的人均真實收入有收斂趨勢。如表3所示,美國在1880—1990年農業在GDP中的占比由27%降低為2%,農業的就業份額也從50%下降到3%,說明二元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徹底轉變,與這種轉變相伴隨的是:農業與非農業的工資比率越來越接近于1,農產品的相對價格也表現出同樣的趨勢,地區之間的工資也有顯著的收斂傾向。

總之,從經驗分析來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二元經濟結構有逐漸縮減的趨勢,與此相對應的是工業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服務業的興起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這證實了本文模型推導的3個命題。模型推導和實證資料的一致性表明:二元經濟結構轉化在實質上是一個分工問題,交易效率提高、分工組織演進能夠提高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和人均真實收入,從而體現出二元經濟結構在產業和空間上的轉化趨向。

五、結論及拓展

對于二元經濟結構問題,發展經濟學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和產業結構轉型理論作了一定的說明,然而這些研究沒有在理論上邏輯一致地解答二元經濟結構的產生原因和轉變趨向是什么。由于二元經濟反差源于兩部門不同的分工水平,因此,二元經濟結構轉變必須在分工演進的視角下才可能得到解釋。基于此,本文利用一個逐漸放松條件的新興古典經濟學模型,說明了隨著分工組織的演進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經濟結構轉變體現為一個工業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服務業的興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過程,這樣就內在一致地說明了二元經濟結構轉化在產值、就業和空間等諸方面的特征。進一步地,促使分工組織演進和分工水平提高的是整個社會的交易效率提高,而交易效率提高又依賴于交易費用的降低,這些理論的討論能夠得到經驗數據的支持。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其經濟體系的二元經濟結構特征非常顯著,在某種意義上,促進二元經濟結構轉變是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關鍵。如果本文的理解是正確的,那么對我國的經濟結構轉變而言,本文的結論就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二元經濟結構轉變應回應促進分工組織演進這個主題。本文證實了分工演進決定著二元經濟結構的轉變程度,現實中人們對這點的認識似乎尚不到位,遂使二元經濟結構轉化遲緩,并在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地區發展、工業增長和宏觀經濟等方面表現出消極效應。未來我國促進二元經濟結構轉變應著力提高整個社會的分工水平,為此,交易效率提高、交易費用下降將至關重要。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技術層面,例如:政府提供公共品,投資必要的基礎設施,完善市場秩序,拓展信息渠道,降低行政壟斷行業的進入壁壘等,從而為交易效率的提高準備必要的前提;二是制度層面,例如:改變“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模式,改革戶籍制度、土地制度、財稅制度、社會保障制度、農村金融制度,甚至教育、醫療和培訓制度等等,不斷降低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交易成本,努力消除農村勞動力向農業內外的非農部門流轉的制度性壁壘。

二元經濟結構轉變應在產業發展中有內在層次性特征。二元經濟結構轉變,表現為工業化及服務業興起的過程。以工業為代表的現代部門相對于以農業為代表的傳統部門,具有較高的分工水平,因此工業化能夠促使分工組織演進。工業化有兩種實現途徑:一是現代部門的擴張,二是傳統部門的改造,后者為工業化提供了支撐,它本身也是工業化的題中應有之義,所謂農業產業鏈的延伸、農村工業的興起等都是工業化的過渡形態。在工業化過程中,交易頻率的增加和交易范圍的拓展要求服務業的興起,以前人們往往只看到工業和服務業的并列關系,而忽視了它們內在的依存關系,事實上,工業化和服務業的興起不是一種并列的、替代的關系,而是一種有序的、互補的關系。在工業化發展不充分的情況下,服務業的興起也就無從談起,通過政府力量強制地發展第三產業往往也是事與愿違。在這方面,殷醒民(1999)曾對上海“退二進三”的產業戰略規劃作了反思。

二元經濟結構轉變在空間上應體現出區域差異性特征。工業化和服務業的興起,會要求節約交易費用,以提高交易效率和促進分工演進,這要求交易伙伴在空間上相對集聚。可見,城市化是對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工業化和服務業興起的回應,工業化和服務業興起會推動城市化的發展。尤其是,隨著分工水平的提高,城市化也會表現出一個從小城鎮到大城市的動態次序。所以,對城市化思路的選擇應立足于產業發展,只有在工業化和服務業興起的基礎上,“農村城鎮化、城鎮城市化”才是一個有效的轉變次序。進一步的,關于我國的城市化發展模式,理論界有三種觀點:大城市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和小城鎮模式。根據本文的理解,我國各地的工業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服務業興起狀況各不相同,因此不存在統一的城市化模式,立足本地、突出產業發展的自發帶動作用無疑是理想的選擇。據此,可以將全國按照產業發展狀況分成若干區域,通過多層次、非均衡、自發演進的方式來推進城市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