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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門理論

（1）隨著交通運輸的日益發展，貿易往來和地區專業化生產也在區域中發展起來了。第二階層的人口開始出現，他們進行著簡單的手工業生產，為當地農民服務。由于鄉村手工業生產所需要的原材料、市場和勞動力全部是由農業人口提供的，所以手工業分布與基本階層農業人口分布直接相關。

（2）在大多數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第一階段往往是自給自足型的經濟。在這一階段中，當地居民幾乎完全與生活必需品的供給聯系在一起，基本上沒有貿易上的投資，人口是按照維持自給自足經濟所必須的資源基礎而分布的。

（3）隨著區際貿易的日益發展，區域也開始趨向于從原來粗放的畜牧業轉向發展系列農作物產品，如種植水果、生產日用農產品和發展蔬菜農場等。

（4）隨著人口的增長及農業生產和采掘工業生產效益的下降，區域被迫開始實現工業化。區域工業化的早期階段立足于建立在農林產品的基礎之上，主要發展食品加工、木材產品加工和纖維紡織業等。工業化的后一個階段則出現了諸如冶煉業、金屬材料加工、化學工業、建材工業等。

（5）在區域經濟成長的最后一個階段，區域實現了為出口服務的第三次產業專業化生產。這時，區域開始輸出資本、熟練技術人員和為不發達地區提供專業化服務。

據此，在部門理論看來，任何區域的發展都必須經歷兩個相輔相承的成長過程。一方面區域經濟必須經歷由自給自足的封閉型經濟向開放型商品經濟轉換的歷史過程。在這一轉變過程中，運輸成本下降起著關鍵性作用，因為只有運輸費用降低才使區際貿易成為可能。此外，要想區際間資源轉移獲得最大比較利益，還必須建立區際貿易基礎。另一方面，與此相適應，區域經濟必然要相應地完成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到第三產業的過渡。而其中最為關鍵的一步則是區域工業化戰略的實施。甚至在胡佛等看來，由農業、采掘業等初級產業向以制造業為中心的次級產業過渡被認為是維持區域持續發展的唯一途徑。部門理論由于系根據大多數歐洲國家區域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而總結出來的，符合大多數區域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和客觀規律。但該理論的弱點也是很明顯的，正如大多數評論家所指出的，并非什么地區經濟發展都必須經歷這樣的“標準階段次序”。

二、輸出基礎理論

輸出基礎（ExportBase）概念最先由城市規劃者們所采用，他們用它來預測地方化城市經濟的短期變化趨勢。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曾建立了一種能定量地對城市經濟進行預測的理論模型。在這種模型中，經濟被劃分為兩個部門，即一個輸出基礎部門（包括所有的城市外部需求導向的產業活動）和一個自給性部門（包括所有的城市內部需求導向的產業活動）。在這種模型中，通常假定自給性部門不具備自發增長的能力。但是，隨著外部需求的擴大，輸出基礎部門的擴張、并為地方經濟帶來額外收入時，這些部門也會隨之相應擴張。

輸出基礎思想后來被著名經濟史學家、1993屆諾貝爾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North）用來預測區域經濟的長期變化趨勢，從而形成了區域經濟發展的輸出基礎理論。諾思在其1995年所發表的《區位理論與區域經濟增長》一文中，根據把太平洋西北岸作為其實證研究的基地而得出結論：區外對木材、毛皮、面粉、小麥等產品需求的擴大，不僅會影響到那里的絕對收入水平，而且也會影響到諸如輔助性產業的特征、人口的分布、城市化模式以及收入與就業波動范圍等。他進一步指出，對區域輸出需求的增加能對區域經濟產生乘數效應，這不僅會導致輸出產業投資的增長，也會導致對其它經濟活動的投資增長。因此，按照諾思的觀點，一個區域要求得發展，關鍵在于能否在該區域建立起輸出基礎產業，而特定區域能否成功地建立起輸出基礎產業，又將根據它在生產和銷售成本等方面對其它區域所擁有的比較利益而定。

與諾思的輸出基礎理論相對應，蒂博特在其于1956年所發表的《輸出與區域經濟增長》論文中也提出了相類似的“大宗商品輸出理論”（thestapleexporttheory）。該理論認為，特定區域經濟的發展，往往開始于該區域發現了一種諸如礦產品等特殊的自然資源，或者因為其自然條件特別適合于生產某種出口作物，在世界市場商品價格為既定的條件下，資本甚至勞動力將輸入該區域，于是供出口的“大宗商品”生產將發展起來，而地方工業和地區市場是隨著出口品生產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因此，按照該理論，特定區域要取得發展，必須以建立外向型的“大宗商品”出口產品基地的方式來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大宗商品輸出理論”可以被看作為輸出基礎理論的一種變種，也可以將其歸之為廣義的區域輸出基礎理論之列。

三、資源稟賦決定論

無論是部門

理論還是輸出基礎理論，均是從部門或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研究區域發展過程的，而較早從空間或區位的角度來對區域發展進行實證研究的理論可追溯到珀洛夫（H.S.Perloff）與溫戈（L.Wingo）所提出的資源稟賦決定論。

珀洛夫與溫戈在《自然資源稟賦與經濟增長》（1961年）等論文中，將諾思等人的區域輸出基礎思想作了進一步的推廣，并把制造業的建立看成是區域經濟出現增長的首要條件。在他們看來：企業家總是選擇使其生產利潤最大化的區位進行投資。為此，他們需要對不同區位的生產成本和收益進行比較分析，并相應地作出區位投資決策。就特定產業來說，由于不同區位的“自然資源稟賦”不同，取得其基本生產投入要素和接近產品市場的機會也將有所不同，相應地其成本與收益變量也就有所不同，從而企業家必然作出有利于某一特定區位而不利于其它區位的區位投資決策。并且一旦投資向某一區位傾注就會產生相應的區域乘數效應，從而加速經濟活動在特定區位上的集聚過程。

珀洛夫和溫戈通過對美國經濟從早期農業社會階段向先進的工業和服務業社會階段過渡過程的實證研究發現，隨著經濟上的日趨成熟，不同的自然資源都在區域發展中起著或多或少的作用；并且隨著不同區域自然資源稟賦之不同，這些區域也將出現或大或小的繁榮。一般來說，區域增長主要取決于區域生產國民經濟所需產品和服務的能力以及按競爭利益向區外輸出產品和服務的能力，并且這種輸出能力增長將導致區域經濟發展進程將通過乘數效應方式而得到強化。乘數效應大小將依賴于某些反映區域社會經濟特征的“內在”特征而定。在這些內在特征中，尤為重要的有：輸出產業的性質、地方產業關聯程度、勞動力的質量與數量以及工資水平、地方收入分配狀況等。但是，隨著區域經濟的擴張并出現自我強化和自我維持的經濟增長時，新的內在因素，如與社會分攤資本及與產業集聚相關的外部經濟、內部規模經濟等將成為決定乘數效應和經濟增長率的重要因素。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集中，將導致工業“核心地帶”的形成。而工業核心地帶的出現為經濟增長在全國范圍內的出現造就了基本條件，正是由于工業核心地帶的出現而使得新的外圍區得到連續的發展。即隨著所需投入量的擴張以及外圍地區新的“自然資源稟賦”的發現，經濟增長將逐步“滲透”到外圍地區。

珀洛夫等認為，美國東北部“核心地帶”的形成，最早即在于該地區擁有鋼鐵工業發展的“自然資源稟賦”，這一自然資源稟賦使得該地區在本世紀初發展成為美國的鋼鐵工業中心，并進一步在后來發展成為美國主要的制造業中心。而美國自1920年以來所出現的不同州之間人均收入差距縮小的整個趨勢中，核心地帶對外圍地區的“滲透過程”又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本世紀以來，隨著工業資本投資在美國西南部和東南部等落后“內陸腹地”鋪開，或者是從美國西南部和東南部等落后“內陸腹地”向美國東北部高收入地區的移民，州際間的區域差異已逐步縮小。

珀洛夫等人的資源稟賦決定論將區域發展與自然資源稟賦以及區域乘數效應等因素聯系了起來，其理論思想與蒂博特的“大宗商品輸出理論”和諾思的“區域輸出基礎理論”具有某種類似特征。所不同的是，該理論已經將“核心地帶”與“外圍地區”等空間變量引入到區域經濟分析之中，并且所分析的對象已由孤立的區域經濟分析轉向綜合的區域發展分析，因而更接近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客觀實際。

四、經濟進步延滯假說

珀洛夫與溫戈的資源稟賦決定論已經將“核心”與“外圍”等空間因素引入到對區域發展的分析之中，而美國著名農業發展經濟學家、1979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T.W.Schultz）對“農業社區”與“經濟進步中心”即農村地區與工業城市中心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考察，并提出了區域經濟進步的“延滯假說”（theretardationpothesis）。舒爾茨最早在其于1950年所發表的《農業部門貧困的反思》一文中曾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正當美國經濟處于空前高速增長時，一些“農業社區”的生活標準還總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他最初在該文中所給出的答案是，這種相對貧困并不是由土地的自然特征來決定的，而是由農業社區與“經濟進步中心”的親疏性（Proximity）所決定的。他在1951年所發表的《土地經濟學構架：長期觀點》一文中，又將這種思想具體化為所謂的“延滯假說”，該假說的基本內容包括：（1）經濟發展出現于特定的區位基（locationalmatrix）上，經濟中一般存在著一個或數個區位基。（2）區位基一般以典型的工業化城市經濟結構為其基本特征，經濟發展往往出現在這些區位基的中心；基的中心一般都不會屬于農墾區而往往為工業化城市中心，但由于這種城市中心的崛起而使得一些農墾區比另一些農墾區處于更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區位上。（3）位于或靠近特定經濟發展區位基中心的區域經濟組織將運行良好，受惠于中心的農業區的經濟組織也將運行良好，只有遠離區位基的外圍農業區的經濟組織運行狀況比較差。

舒爾茨所提出的“延滯假說”后來由尼科爾斯（W.H.Nicholls）和唐（Tang）在南加利福尼亞、佐治亞和田納西等州進行了檢驗。其研究結果證實了“延滯假說”所作出的結論。他們根據統計資料分析發現，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發達的縣，其勞務市場與資本市場的效率也高，越靠近這些地區，農業生產效率越高，農村收入也更高，這些都是由于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對農業要素市場所造成的影響的結果。

五、區域創新擴散理論

無論是珀洛夫與溫戈的資源稟賦決定論還是舒爾茨的經濟進步延滯假說，均已經強調了“核心區”或“經濟進步中心”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而貝里（B.J.L.Berry）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實證考察了城市體系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區域經濟發展的創新擴散理論。

在貝里看來，城市中心在發展中的作用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創新的滲透作用，使經濟增長通過城市等級而逐漸向下傳播；二是增長利益的擴展作用，包括從核心區往腹地區及從大都市中心向城市間外圍區的擴展兩個方面。在他看來，增長起源于企業和家庭對創新的采用。區域不平等則是由于創新的收益效應為時間的遞減函數，并受擴散的門檻范圍所制約。因此，城市中心本身即能起著一種“發展作用”，因為它們能強烈地影響著不同地方創新采用時間的先后順序，而經濟變化的影響將按城市等級順序由高級城市中心逐漸傳播到低級城市中心。

貝里

認為，創新在大范圍內的等級擴散及其橫向擴展將帶來城市與區域的經濟增長與收入提高。或者說增長起源于創新通過城市等級順序的向下滲透以及創新向城市周圍腹地的橫向擴展。

從貝里的這一理論結論中可以推導出各種政策主張。一般說來，要促進區域成長就應該去加速創新的擴散，從而使創新逐漸滲透到貧困地區及小城鎮之中。而且如果城市中心“創新潛力”大小真與其本身規模及接觸創新采納中心之機會相關，那么應采取的政策措施應該是去促進外圍地區城市中心的人口增長，并改進它們同最大或最早的創新中心接觸可能性。

六、區域發展倒U字型假說

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一直困擾著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區域經濟發展過程。那么，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的趨勢將如何，不少學者對此進行過研究。其中，影響較大的研究應該首先應歸功于杰弗里·威廉遜在實證研究基礎上所提出的區域發展“倒U字型假說”。他根據其在50年代對24個國家有關區域差異的國際性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得出結論：在國家發展的早期階段區域收入差異將會不斷擴大，但是在達到發展過程的某一點后區域差異開始縮小。

由于威廉遜把區域人均收入作為指示器，將權變系數作為度量區域收入差異之工具，通過對24個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區域不平等格局的經驗考察得出了驚人的結果。即當這些國家按其發展水平進行“排列”時，我們可以發現，區域不平等格局呈現為倒“U”字型狀，其中，如巴西、哥倫比亞、菲律賓與波多黎各等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到達了倒“U”字型的頂端。威廉遜又將橫斷面分析法擴充到對單個國家區域收入差異變化趨勢的分析上來，并從24個國家中的16個國家中取得其所需的一年以下的短期數據。其結果是，這種趨勢分析進一步證實了所假想的格局：人們預料富國各區域之間會逐步趨同。事實上，它們也正在走向這個階段，而不是趨向于區域收入差距的擴大，而窮國正相反，它們以區域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為特征。

威廉遜的發現是引起區域發展理論家發生爭執的重要源泉。然而，他所得出的結論，即“在發展的初期，區域間以收入差距擴大和‘南北’二元性增強為特征；在國家成長和發展較為成熟的階段，則以區域間趨同和‘南北’問題消失為特征”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被區域發展理論家所接受，并把它看成是發展中國家將會出現的或應該通過政策干預使之出現的模式。

七、經濟增長空間影響論

以上我們已經分別考察了部門理論、輸出基礎理論、資源稟賦決定論、經濟進步延遲假說等區域發展經驗理論，首先對此一系列理論進行總結的是美國區域規劃學家約翰·弗里德曼（JohnFriedmann），他在其1966年所出版的《區域發展政策》一書中，通過匯集這樣一組研究成果而把它們綜合成“經濟增長空間影響”的八條命題，這些命題可以依次簡單地表達為：（1）區域經濟是向外界開放并受制于外部影響的；（2）區域增長是由外生力量所誘導的；（3）輸出部門向自給部門的增長傳播取決于該區域的社會政治結構、地方收入分配結構及其區域收入開支狀況；（4）地方領導是成功地適應外部環境變遷的關鍵，而領導素質取決于區域發展的實踐經驗；（5）區域經濟增長可以部分地看成是企業布局問題；（6）經濟增長趨向于在城市區發祥地產生，并通過該發祥地來組織相關的區域經濟；（7）勞動力流動將對經濟增長的福利效應施加一種均衡力量，但也可能出現相反的情形；（8）區域經濟的持續增長將推動著空間經濟向逐漸一體化的方向發展。這些命題大部分均可以分別在諾思、珀洛夫、舒爾茨等人的著作中找到理論依據。據認為，這八條命題由于綜合了各家之言，因此它為區域規劃者提供一種區域發展過程的標準考察方法。

八、結束語

上述區域經濟發展理論思想基本上來源于對歐美區域經濟發展過程的實證考察結果，因此，這些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普遍適應性；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理論產生的特定環境條件。比如，諾思即曾告誡人們，他所討論的輸出基礎與區域增長之間的關系僅僅符合于下列兩種情形：（1）資本主義制度下成長起來的、以追逐最大利潤為目標、生產要素能相對地自由移動的區域；（2）未受人口壓力所約束而成長起來的區域。珀洛夫等人的觀點也基本上是以利潤最大化假說及資本可以自由流動的假說為基礎的。盡管尼科爾斯曾提出過，他對工業化與地方農業收入間相關性分析所取得的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適用于“不發達國家”的實際，然而舒爾茨卻又把“延遲假說”局限于象美國那樣的情況，即“在數十年內，整個經濟的增長與發展達到了這樣一種高度，以至實際人均產量不只是少量的增加，而是實現了成倍的增長”。顯然，在舒爾茨的這一假說中他對短期預測持較為謹慎的態度。因此，當我們將這些理論用于分析和規劃區域發展實踐時，一定要切合本國或本地區的國情或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