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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現代知識分子……從世界各地搜羅神像，玩起了裝點私人神龕的游戲，或者是利用一切種類的體驗創造一個冒牌貨，并謊稱它擁有神秘的神圣尊嚴，然后拿著它到書市上去兜售。這簡直就是欺詐或自欺。”[1]

——馬克斯·韋伯，《以學術為業》（1919年）

這真是一個“來不及學習”的時代。伴隨著數字科技的飛速發展以及傳播媒介的高度發達，數不清的新生事物、新生概念有如走馬燈一般，在大眾傳媒的競相炒作中一躍成為最熱門的時尚，然后在人們還沒弄懂其具體內涵和意義所指時，又驟然消逝于無影無蹤，讓人無從尋跡。這也許是“大眾文化”（匿名權威）向“分眾文化”（沒有時尚）過渡時期中的一大特有景觀吧[2]。這不，又一個新的名詞正成為高高在上的最新時髦——“知識經濟”披著神話般的裝束，泰然享受著萬人的瞻仰。而清華大學技術經濟學博士吳季松先生應時推出的新著《21世紀社會的新趨勢——知識經濟》也立即變成各大書店柜頭中最暢銷的新書，三個月內連印五次，十數萬冊頃刻脫銷。

想想也難怪，“知識經濟”這個新詞就字面上已經是太美好了，不要說國內的一般百姓為之歡呼鼓舞，就連一向最具反思與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聞之也由衷地欣然雀躍。當了幾千年的“窮秀才”，解放后又經歷了幾十年精神變物質的“窮過渡”，好不容易改革后終于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沒想到到頭來竟然還是那干“痞子流氓”以及不學無術的歌星影星、足球明星先“燦爛”了起來。不少知識分子被逼下海，拋卻仁義禮信而硬去習練一身的“匪氣”與“霸氣”，這其中摻和了多少荒唐的無奈感與辛酸之淚。現在總算好了，時代進步了，知識終于可以化為經濟了，嚴肅的思想和學術研究終于能夠得到應有的尊重與回報了。“知識經濟”這個被稱為“21世紀社會的新趨勢”的新生概念輕松地催發出潛伏在知識分子潛意識中的“柏拉圖情結”——關于理想國的千年古夢（在現代社會中經濟精英的地位完全可以與政治精英媲美），無疑已經變成了知識分子耳中來自救世主的仙籟，成為知識分子新世紀理想的安身立命的倚靠。

然而筆者恰好尚年輕氣盛了些，也不屬于“不求甚解”學派，總覺得天上不會隨便掉下個林妹妹，這個懸空出世的“知識經濟”也不大象是老天因憐見知識分子而靈機一動的新饋賜。那么在我們將其奉為又一個救世主而頂禮膜拜前是否有必要了解一下，這個極富魅力的名詞究竟是從那里來的？它的真正內涵又是什么？知識又到底是怎樣轉化為經濟的呢？我想只有先弄清楚其究竟是何方神圣，然后再歡呼雀躍、宣誓效忠也不遲。不要待到又一次煙消云散了無痕時，才發現原來竟又是一套“古今最要命的、最魅惑人的謊話”（尼采語）。

◎何為知識？

到底何為知識？要弄明白知識經濟的來龍去脈，似乎這是跳不過去的一環。吳季松先生在其新著中也專門辟出了一節來解答此問，他認為知識就是知道（Know）“6個W、1個Q”，即“時間”（When）、“地點”（Where）、“人物”（Who）、“內容”（What）、“原因”（Why）、“方式”（How）以及“數量”（Quantity）[3]。對這一頗似記敘文寫作要素的答案，我總覺得著實有些問題，如果我們學知識的過程就是知道無數個這樣的“6個W”和“1個Q”，那我想我們的學校更應該被叫做報館才對。這“6個W”和“1個Q”合起來充其量只能算構成一條信息，而不是知識。我知道以我目前的學識，是不夠資格來為“知識”下定義的，但為說明知識與信息二者的區別，特冒昧地將前人的論述加以我的理解記述于此：知識是用科學的方法（即分析、抽象和歸納的方法），在特定的、被考察的現實的領域，從無數條雜亂無章的信息中引導出一般的、典型的、普遍的，可持續的成體系的有意義的規律的闡述。信息可以靠告知而獲得，而知識只有通過思考才能理解、接受。如果我們的教科書是用來記載由“6個W”和“1個Q”所組成的那種“知識”的話，那么恐怕老圖書館保存著的重達幾十公斤、比人還高的合訂的《新民晚報》將會是最好的現代史教材。汪丁丁先生曾明確地指出，“信息并不是‘知識’，信息只是包含可能被知道的知識。當我們說我們擁有某項信息時，我們無非是在說我們已經提取出了那項信息所包含的知識。”[4]

在此論斷上我還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信息與知識也不能簡單地化約為全集與子集的關系，知識并非完全地包容在“信息”概念中。羅素曾經將一個人所能具有的知識劃分為三大類。其一為個人直接體驗所得的知識；其二為通過其他人間接體驗所得的知識；其三為內省所得的知識。[5]蓋此善言我們不費力地便能將信息與知識的范圍界定開：信息這一概念至多只能包容羅素所講的第二類知識，只有這類知識是通過信息的交互流通來獲得的。如果不是筆者孤陋寡聞的話，似乎還沒聽說過至今為止的信息學能夠將人“頓悟”所得的知識，或稱“意識流”瞬間捕捉并破譯，再化作為可交流的“信息”吧！由此可見，知識與信息根本是兩個完全有著不同范圍與不同涵義的概念。

將“知識”的概念與“信息”故意混淆和等同起來的做法倒不是吳季松先生的創舉，早在八十年代初美國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在其暢銷書《大趨勢》中向人們描繪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發展的“大趨勢”時，就曾如此描述即將到來的“新的經濟秩序”：“我們不久就會以大量生產汽車的方式大量生產信息。在信息社會中，我們將知識生產系統化了，并擴大了我們的腦力。借用一個工業上的比喻，我們不久就會大量生產知識，并且這些知識是我們經濟的驅動力。”在以上所引句子中，我們注意到“信息”已成為“知識”的同義詞，在行文過程中索性完全地將其等同起來，似乎二者之間不存在重要的區別，而且我們從這些文字中還得到了“知識”正在被“大量生產”的印象。奈斯比特迫不及待地試圖用“知識價值理論來取代馬克思過時的勞動價值理論”，他預言“在信息社會，價值是由知識提升的”。由此他得出這樣的結論：知識在不久的將來注定要成為我們經濟生活的主要產品（或服務）。[6]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信息與知識從來就有著本質涵義上的區別，奈斯比特那些堂皇詞藻背后的立論基礎恰恰是混亂得很。按照“信息論之父”申農定義的“信息”概念，當一個觀察主體面對著被觀察的客體的最多的可能狀態時，或者，一個接收到的信號包含最大的完全隨機的噪聲時，客體或信號所包含的信息也就最大。可見，在申農這里的“信息”一詞，其只是作為通訊交換的純數量單位。對于信息學家而言，他關心的是如何在單位時間內傳輸更加多的信息，而不管傳輸的是事實、判斷，還是膚淺的俗話、深刻的學說。信息的計量與傳輸的內容根本無關，至理名言同淫詞穢語一樣都能成為被傳輸的信息，難道我們還要在學校里開設一節“淫言穢語”課來學習這方面的“知識”嗎？又如從外太空來的“3-k微波”明顯地是一種結構或信息，但我們目前仍不能破譯其涵義，對于我們不知道的東西，怎么能說是“知識”呢？知識本是人類的智慧努力的成果與結晶，其和個人意識的創造并與思維的質量密切相關，我也實在不明白它同裝配線上生產出來的汽車有何關系，即便這種關系是比喻性的。如果知識也能夠被批量“制造”、“生產”出來，并成為一種“商品”在市場上流通，那么我想作為顧客的人們應該“購買”誰生產的“知識”呢？是購買“售價便宜”的呢，還是買“售后服務好”的那一種呢？

不幸的是，吳季松先生不經思索地從奈斯比特處“批發”來“知識即信息”的立論，在此基礎上作出了“人類正在步入一個以智力資源的占有、配置，知識的生產、分配、使用（消費）為最重要因素的經濟時代”的結論。也許吳先生自己也有些為其得出的這個古怪的結論而拿捏不準，于是他接著馬上寫道“從這個概念的形成也可以看出，先是政治家的敏感，后是學者的探索，再是記者的宣傳，后是科學家的研究，直至國家領導人和國際組織的正式采用，經過了30多年的時間，可以認為：這是一個科學的概念。”[7]經過了這么一大段文字的“壯膽”，吳先生終于肯定地宣布：“知識經濟”雖然在分類學上有些問題，但確確實實已經到來了！[8]

似乎我們可以將吳季松筆下的“知識經濟”看成是奈斯比特在《大趨勢》中提出的“信息經濟”概念稍加包裝后的“新瓶舊酒”。不過奈斯比特那空洞無物的“信息經濟”盡管迎合了當時不少欲擺脫經濟低谷的商界及政治家這些體制既得利益者們的需求，但早已經遭到了許多有遠見的思想家的猛烈批判。避而不談具體問題（譬如就業、福利等），而只管用無關痛癢的時髦詞句所涂抹出的未來艷麗圖景去填充大眾頭腦的空隙，這種做法的確能夠使政治家暫時擺脫許多具體的社會經濟問題所帶來的窘境以及使得一些商人們繼續大發其財，但是其對于實際的社會、經濟問題的解決卻是毫無益處，甚至還是極為有害的。美國歷史學家西奧多·羅斯扎克指出：“按未來主義者和他們的保守主義門徒的說法，信息經濟在美國的興起宣告了工業經濟壽終正寢，這種變化如此巨大且不可避免，就像是人無法控制的自然過程。但事實恰恰相反。向高科技的轉變是我們的政治領袖和企業巨頭精心選擇的結果。”“按照信息經濟過于簡單化的公式，我們幾乎可以相信，不久我們就可以以塑料軟盤為食，行走在鋪滿集成電路片的馬路上。”[9]顯然，吳季松先生也不甘心自己精心描繪的“知識經濟”圖景，只是原來奈氏那個大而無當的“信息經濟”的翻版。于是，他在定義“知識經濟”時，或者說將“知識經濟”這一新的時髦詞匯移植入中國語境時[10]，又刻意地添加了迎合國內主流意識形態的一筆……

◎誰是知識分子？

雖然“知識經濟”在大眾傳媒以及“專家”們賣力地宣傳下正大紅大紫，但要確切地為其作出準確定義和具體解釋卻并非易事。吳季松在談到“知識經濟”的由來問題時也不得不東拉西扯，從布熱津斯基筆下的“電子技術時代”到丹尼爾·貝爾的“后工業社會”；從托夫勒的“超工業經濟”、奈斯比特的“信息經濟”再到福萊斯特的“高技術經濟”；從他自己提出的“智力經濟”（姑且不論其真實性）到前不久聯合國研究機構提出的“知識經濟”的說法，這一大串眼花繚亂的抽象名詞的確能夠輕易地將非專業讀者蒙得暈頭轉向，只剩下唯唯喏喏的份。然后吳季松在借用奈斯比特描繪“信息經濟”的詞句上再加上一道神來之筆——“簡而言之就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時代”[11]的論述，以此作為那個即將到來的21世紀“知識經濟”的時代的具體內涵所指。看來，“知識經濟”一到了中國，馬上迅速地本土化，成為了目前我國意識形態主流關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論述的名副其實的西洋版。

如果“知識經濟”果如吳季松所言就是我們的治國方針：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那倒也是一樁幸事，至少它算是脫下了神話般的外套，開始現出原形了。[12]至此，許許多多對“知識經濟”欣喜若狂、歡呼雀躍的知識分子可以回復平常心態了——“知識經濟”并非新的救世主。“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立論基礎是與當年主席的思路一脈相承的：“大學還是要辦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學。”因此盡管在這所謂的“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分子恐怕離附在“皮”上的一層“毛”的境遇并不很遠。

事實上，我發現昔日曾經流行過一陣的“專家治國論”倒正在死灰復燃，借著粉墨登場的“知識經濟”再次還魂，梅開二度。在時下分工越來越細、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的市場社會里，在工業理性精神導向下，一切社會問題都被統統化約為專業技術問題，于是一種寄居體制內部的“技術專家”便直上青云，大受歡迎。對于當前社會上日益增多的技術專家們，許紀霖先生曾深有洞見指出那是知識分子被文化工業的商品邏輯以及科技理性的發達而吞噬異化后的產物。“這些擔負著社會重大責任的技術專家，在專業領域堪稱權威，但只要越出雷池一步，便會顯得驚人的茫然無知。他們沉醉于瑣碎的技術或事務處理之中，不關心價值、意義、規范等符號系統的重建，人文氣息日益稀薄，超越性思考蕩然無存，在理性系統世界里只是一個非人格化的既定角色而已。”[13]依靠這些剝離個性的“單面人”（馬爾庫塞語）以完全工具理性化的方式去治理社會，其結果只能造成一種形式合理但實質不合理的局面。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說，這樣的社會就是一只“鐵的牢籠”，在此意義上他堅決斷言“專家在今天可被認為是無用的了，或者可以降為預言家的附庸。”[14]而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也曾經針對當時流行西方的“專家治國論”深惡痛絕地指出：“晚近西方技術專家根本不能勝任他的17世紀的擁戴者們派給他的愷撒這個角色。”[15]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所謂的“知識經濟”時代似乎仍只需要這樣的專家型“知識分子”，而具有公共關懷與批判精神的“業余型”知識分子卻還是不名一文。

通過吳季松先生為“知識經濟”時代定制的理想的“人才選拔標準”，我們依稀窺見了作者悉心勾畫出的21世紀“知識分子”的大體風采：1、高等數學（一些基本概念，例如微分方程）；2、在R&D[16]某一領域中的實踐（至少5年）；3、計算機的基礎知識（例如：關于算法語言的基本概念）；4、現代管理方法（例如：應用系統分析，矩陣管理法）；5、外語知識（閱讀英語的能力對R&D領域的任何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6、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特別是法律，經濟，本國歷史和科學史）。[17]總算作者還沒有忘記將經過其特定框選的“社會科學”放在了“標準”的最末尾，但是關于人文社科領域的文學、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美學、倫理學等等的學問知識卻只字不提，看來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早已經被排斥在吳季松精心構架的新型“知識分子”范圍之外了。黃平先生曾經把像這般地將知識分子吸納改造成體制內部的技術專家的過程稱之為“知識分子的非知識分子化”。[18]而依我看來，這樣的“知識分子”實際上猶如古代的農奴、中世紀的農民和近代的工人一樣，不過是充當相應時代的主要勞動力而已。不信就看看作者自己的話語：“知識分子在高技術企業中從事知識性的勞動，工人也知識化從事同種性質的勞動”。[19]這句話除了行文邏輯上有些語病之外，基本的意思倒還是不難理解的。

誰是知識分子，這個問題看來的確值得好好琢磨。數月前剛辭世的法國思想家利奧塔曾為知識分子作過如下定義：知識分子是那樣一些思想家，他們將自己放在人、人類、人民等位置上，是認同于普遍價值的一個主體，針對社會每一個人發言。[20]英國當代社會學家鮑曼也指出，“成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意向性意義在于超越某人對自身專業或藝術門類的局部性關注，進而參與真理、判斷、時代品位等全球性問題的探討。[21]而知識分子研究權威愛德華·希爾斯則表示道，知識分子永遠是神圣性的，對于普遍的神圣性的問題永遠感興趣，而且試圖作著自己的解答。綜上可見，知識分子必須要具有一種公共的關懷，因而必須是“公共的知識分子”（相對于那種“專業的知識分子”而言，也有稱“業余的知識分子”）。

法國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曾就“業余者”與“專業者”做過一個分析比較：“如果以心智的性質或活動的本質，而不是以社會活動來判斷，‘業余者’并不比‘專業者’更稱不上知識分子。在現代的社會里，‘專業者’為數愈多時，‘業余者’就相對減少。”[22]而美國當代思想家薩伊德在其新著《知識分子論》（1994年）中更進一步地批評了現代所謂的“專業知識分子”。薩伊德認為“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其最重要的屬性就是“業余性”（amateurism），真正的知識分子“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和不可抹煞的興趣，而這些喜愛與興趣在于更遠大的景象、越過界限和障礙、拒絕被某個專長所束縛、不顧一個行業的限制而喜好更多的觀念和價值”。所以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是公共的、業余的。業余知識分子首先是意味著他們的動力是來自興趣、普遍的關懷，而不是利益和專業化。而且知識分子永遠是具有批判性的，是“對權勢說真話的人”。專業的知識分子遵從于知識體制，從來不具有背叛的反抗精神，甚至將知識作為稻梁謀。[23]在這一點上，美國社會學家古爾德納也曾反復地強調知識分子必須擁有一種“批判性話語文化”，并認為那是知識分子得以存在的文化背景。[24]黃平先生則在此基礎上尖銳而又深刻地指出，所謂的技術專家早已喪失了這種批判性的話語，“技術的一個內在特點，就是把人（技術性知識群體）訓練得穩重、精細、保守，從而使他們的工作往往更具有建設性而不是批判性。”[25]因此技術專家所能具有的只是技術上的形式主義，他們忠實地恪守于某一狹小的技術框架內。

除了上述對知識分子規范層面的定義之外，趙毅衡先生還曾經在經驗的層面上，通過對“知識分子”一詞詞源上的考察，指出這個本世紀初社會學所建立的概念，來自早期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所用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詞，指的是“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中關心文化價值并具有強烈的現實的與道德的批判精神的那部分人。具體就是指人文學科的參與者（例如哲學、歷史、藝術、文學、語言學等）以及一部分我國所謂“社會科學”工作者，但并不包括法律、經濟等社會實際運行的參與者（律師、醫生、經濟師等西方稱“職業人士”），更不包括科技工作者。[26]

可見，無論從現實的還是歷史的角度來說，那種缺乏公共關懷與批判精神的技術專家都是根本沒有資格擁有知識分子這一稱號的。吳季松博士重新命名知識分子的“壯舉”看來是缺乏任何知識上的合法性資源與學理依據的，若非一拍腦袋想出來的急性發明，這番用心良苦的另起爐灶之勇氣倒也應該“可嘉”了[27]。

以一種由意識形態控制下的知識體制生產的專業的知識、技術化的知識來替代原先批判性的、公共性的知識，用恪守于專業領域內的技術專家來全盤替代傳統的公共的知識分子，這才是粉飾一新后的“專家治國論”——“知識經濟”的真實使命所在。由是觀之，吳季松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的頗為振奮人心的論斷，諸如“擁有更多知識的人獲得高報酬的工作增多”、“創辦企業可以是博士論文”、“在知識經濟的社會中，有知識就是內行”、“知識經濟社會是知識化的社會，在知識化的社會中知識當然受到尊重”[28]等等，對于從事嚴肅的人文思潮與社會科學研究與批評的知識分子來說，無非只是又多了些花花綠綠的“空頭支票”罷了。

事實上，“誰是知識分子”與“何為知識”一樣，在問題的背后具有著復雜的內涵與脈絡，幾乎很難作一個籠統的定義式回答。而對于吳季松博士在20世紀末開出的答卷，我想東方自孔子始，西方自蘇格拉底始的千百位曾經為人類進步寫下過不朽篇章的偉大先哲們如若地下有知——21世紀他們統統將被開除“知識分子”之籍，恐怕都將氣歪了自己的胡子。無怪乎利奧塔老先生要搖頭嘆息在當代“知識分子已經死亡”！

我相信真正的知識分子并不會因為失去那個虛妄的“知識經濟”而深深介懷，他們堅守著人類的知識和精神的家園，承擔著社會公正的仲裁者、文化傳統的傳承者，以及知識共同體的立法者與共同體知識的闡釋者的角色[29]。千百年來，無數的知識分子合力為人類創建出了一個了可驚可嘆、博大壯觀的“世界3”（卡爾·波普語），這份功績是任何人都抹煞不去的。而在時下這個資本主義功利效率原則盲目擴張、科技主義肆意橫行的社會里，知識分子更是在為平衡韋伯所擔憂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緊張關系而默默奉獻著自己的綿薄之力。從事嚴肅的思想、學術研究以及公共的文化、社會批判，一向是知識分子實現職業價值和自我尊嚴的人生途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蔡元培先生于北大二十五周年慶典上的題辭一語道出了知識分子的社會價值與職責。美國當代哲學家羅蒂嘗言：“知識分子作為知識分子，本來就具有特殊而奇異的需求——希求不可名狀，希求崇高，希求超越限制，希求完全自由地應用語言、不受制于社會制度。”[30]“形不滿五尺而心雄萬丈，身居半室而欲以廣廈萬間蔽天下寒士”，這從來是知識分子的胸懷寫照。即使陋室敝屣、種種物質上的匱乏，對于一個知識分子而言，都決計比不上失去精神的關懷和超越的需求來得重要。在知識分子的靈魂深處從來都是向往“自由漂游”（曼海姆語）的，那種笑面寒窗拍欄吟哦“學海無涯苦作舟”的氣度才是知識分子真我的風采。真正的知識分子說道：“如果學問成了洪荒中的孤島，我愿乘最后一葉方舟前去。如果學問成了墓地，我愿作寒夜的守靈人。魔鬼來點最后一個人文學者的名字，我開門答應——我在。”[31]

◎什么是知識經濟？

“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基本上已經成為了當今世界各國的共識。幾百年來在資本主義的工業經濟下，急功近利的資本家們對自然資源進行著貪得無厭的掠奪，終于人類被迫面臨世界性的能源危機與嚴重的自然生態環境污染破壞的可怖一幕。二十世紀末的來自大自然的頻頻報復以及逐漸枯竭的能量資源都迫使清醒的人們意識到，再不加任何措施和限制地任意發展經濟、盲目追逐利潤的話，“世界末日”將不會再是宗教故事中的某個古老傳說了。所謂的“可持續發展”就是指尋求一條人口、經濟、社會、環境和資源相互協調的、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對滿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道路。當前“可持續發展”研究所面臨的最大兩項困境就是“動力問題”與“限制問題”。不可再生的能量資源，比如石油、煤炭等的日益枯竭構成了嚴重的動力危機；而厄爾尼諾現象、大量物種滅絕等等生態環境的衰竭與反常則成為了可持續發展需求滿足的最大限制。

“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嚴峻的全球性的重大課題而正式提出，無疑是極為實際而有意義的。然而，“可持續發展”這個嚴肅詞匯一到了某些大眾傳媒與“未來學家”口中，竟不清不楚地同目前的當紅時尚——“知識經濟”牽扯到了一塊。如果我在小學煉就的概括課文（現在流行叫“文本”）中心大意的技藝還不曾退化，這些傳媒和學家大致想表達這么一個意思：所有的自然資源都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因此依賴短缺自然資源的工業經濟是不可無限持續發展的經濟；而“知識”是可以再生的，人類的“知識資源”（也有稱“智力資源”、“人力資源”）是無限的，因此即將到來的“知識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經過如此一番的類比闡述，看上去倒挺象是有那么回事。既然理論邏輯已經順理成章了，那么剩下的問題就是：“稀缺自然資源如何支持從依賴稀缺資源的工業經濟可持續地發展到主要依賴智力資源的知識經濟”[32]。吳季松先生在提出這個問題后，似乎自己也覺得有些為難，是以一直到書末仍未對此問題作出任何正面的解答，只是文中匆匆忙忙地交代一句：“如何合理利用現有的有限資源，順利通過這一過渡時期，將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嚴峻課題。”[33]輕輕松松一句話，就把這一“如何過渡”的課題轉交給了“全人類”，至于作者自己嘛，或許是有更重要、更新潮的課題等著他去研究羅！

當然，這些具體的問題“未來學家”們向來是不屑去研究的，回答這些問題會在許多有爭議的現實領域引起復雜的、令人不快的討論。他們關注的通常是更宏大的、一下子就能引起公眾矚目的新生概念以及以此作出新的預言。用華麗壯觀的詞藻、迎合時好的言語堆砌出未來的充滿新希望的太平盛世，在人們的一片歡呼聲中，似乎所有現實的危機、問題都會在那一剎那間迎刃而解。《21世紀社會的新趨勢——知識經濟》一書中所描繪的“知識經濟”的種種美好圖景已經成為許多人夢中的下一世紀的憧憬。什么“無污染并且取之不盡的知識資源可以供無窮多的人使用”啦，“知識財富可以私有也可以公有，但知識使用的人越多，其價值越高”啦，“知識經濟社會是法律保障下誠實的社會”啦[34]……我真不知道在吳季松先生的那些振奮人心的高論背后，生活在“知識經濟”時代消費“智力資源”、“人力資源”的人類，其最基本的需求如何滿足——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難道我們真的可以不向自然資源伸手，吃“塑料軟盤”、穿“皇帝的新裝”、睡在“鋪滿集成電路片的馬路上”？

看完那些夢幻般美妙的篇章后，如果你沒有馬上跟著“聯合國的喇叭”狂歡慶祝，或者隨同某些傳媒七嘴八舌地商討在當前“知識經濟”新形式下的斂財之道，而是去衛生間靜靜洗上把臉，你就會發現窗外的天空依舊陰沉、無數物種仍然瀕臨滅絕、高喊“世界末日”的影片照樣迭出不窮。在美好的、無污染而“可持續發展”的“知識經濟”面前，傳統的工業經濟并沒有退位，高科技的經濟依然是制造業的經濟。對于發達國家來說，即使工業資本輸出到國外（東南亞等），但工業制造仍沒有從經濟中消失，只不過是在同樣所有權下的國際化。環境污染、能源枯竭依然是兩把懸在頸上的利刃，人類現實所面臨的危機問題一個也沒有少。看來，“知識經濟”不是救世主，而是麻醉劑，它唯一的實際功效是使人們忘卻現實的困境，放棄所有的努力，而一起陶醉在世紀末的歌舞升平中。

什么是知識經濟？恐怕這本身已經是一個偽問題了。但筆者仍要明確地指出，知識與經濟并無特殊關聯，知識與財富、資本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概念。眾所周知，貨幣資本是可以轉移的。它的持有者可以根據市場需要或自己對市場需要的預測來決定往鋼鐵或石油或別的什么領域投資。但知識卻不是這樣，試問一個學倫理學的學者或學生怎么把他的倫理學知識“投資”到鋼鐵行業或石油行業中去呢？再有，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所有權與經營權是可以分離的。貨幣資本的持有者（股東）大可不必自任經理，直接參與管理過程。但知識分子似乎不能如此這般地使自己同他所擁有的“知識資本”相分離。知識分子無法有人，就算要運用知識或者是所謂的“知識資本”，看來他也必須得事必躬親。而國內研究知識社會學的權威黃平先生說得實在太好了：“作為人類智慧和經驗的積累的知識型態本身，是不可能像貨幣資本一樣可以‘自由兌換’的，不經過教育過程（其在現代社會常常是嚴格的通過各級學校的制度性強制過程）是不可能把知識‘買’到自己頭腦中去的。……說實在的，《圍城》里所說那種冒牌大學冒牌文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真大學的真文憑也拿到‘市場’上去兜售。……這樣教育出來的‘人力資源’、如此培養出來的市場，還有什么競爭力呢？”[35]在當前國內的語境下，如何切實地在經濟大潮洶涌泛濫的世俗導向中抓好教育，怎樣使“身在學堂心系洋房”的學子們腳踏實地地做好知識的積累與人格的煅鑄，我認為這才是真正有時代意義，直接影響二十一世紀中國現代化的課題，而所謂的“知識經濟”則根本就是一個虛妄的名詞，至多是傳媒時代下那些擅長預言“新趨勢”的未來學家們制造出的又一個極具誘惑力的神話。

傳媒的特點就是希望聲音永遠是高調的、嘩眾取寵的、與眾不同的，因此它所需要的不是一種理性的、溫和的思想，而是極端的、偏激的、華麗的文本與聲音。而所謂的研究“未來學”的專家們為了迎合傳媒，成為某類文化明星，所以不在學理上下功夫，而是徜徉于美妙的修辭世界，起勁地煽情、做秀、唱高調。他們生產的東西可能會成為愛好時髦者競相追逐的奢侈品，但是任何一個有冷靜頭腦，會獨立思考的人便會發現在那些漂亮的修辭背后，只是一個很空蕩的靈魂，一個蒼白的手勢。法國思想家福柯曾非常戲謔地稱這類未來學家為“全能知識分子”，并對這批特別喜好扮演預言家和指導者角色的專家們表示出發自心底的深惡痛絕，以及毫不留情的嘲諷。

記得韋伯嘗言：“渴望獵奇的人應該去電影院，雖然在目前的研究領域內，這一類文學形式的東西在各種著述中也觸目皆是。這樣一種態度距離這些十分嚴肅的研究的意圖何啻千里。”[36]在其著名的演講“以學術為業”中，韋伯進一步地強調：“學術界的先知所能創造的，只會是狂熱的宗派，而絕對不會是真正的共同體。”[37]因此他正面地告誡我們，一個以學術為志向的知識人，便絕對不可以再去充當新時代先知的丑角了。他應當做的，也是唯一能夠做到的，僅僅是力求保持“頭腦的清明”并努力傳播這種清明，即使成為別人眼里的“苦行者”。一個“祛魅”中的世界絕對不應再次“返魅”，若想信奉神，只能無條件地將理智作為犧牲獻上，而若想獻身于學術，就必須勇于直面“令人不快的事實”，任何倫理的虛飾，不但是對現實的歪曲，而且意味著逃避對行為后果的責任。[38]淺薄的樂觀主義從來同悲觀主義一樣，不但絕無益處，而且還是相當有害的。對于這些聲名遠播于國內外的“未來學家”們，我只想將胡適先生那句名言稍作改動后贈上：“多研究些問題，少制造些神話”！

當然，辛勤鼓吹“知識經濟”的專家們也并不是一點貢獻都沒有，我想當街頭巷尾飄來一些“前衛”的家長教育孩子“將來是‘知識經濟’時代，不好好讀書就肯定沒有飯吃”之類的語重心長的話語時，吳季松先生和他的追隨者臉上應該露出欣慰的笑容吧。

一九九八年七月于滬南天驕創作室成稿

一九九九年元月十二日于滬西隅居改定

題注：這篇文章主要寫于九八年六至七月份。那時侯國內已經出版的較為全面系統地談論“知識經濟”的著述只有吳季松博士的《21世紀社會的新趨勢——知識經濟》，因此筆者就主要以該書作為批評文本。而恰巧與此同時，“知識經濟”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青睞，因此本文甫一誕生便是“不合時宜”的文字，也成了一些雜志主編手中“燙手的山芋”。半年多來，“知識經濟”果然平步青云，紅得無以復加。數百篇歌功頌德的贊美文章、幾十種抄來挪去的相關著述，蔚為世紀末國內文化圈的一大景觀。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其間仍是有不少學者以嚴謹的研究態度對待“知識經濟”，并做了不少工作，比如質疑和梳理“信息”與“知識”的關系等等。然而究竟何為“知識經濟”直至今日還是一筆糊涂帳。“看看社會科學界從事知識經濟的人有多少，看看新聞出版業這樣一個大產業，每年幾百億元的營業額，幾百萬人的就業，這些人不是從事知識經濟嗎？他們的產品中知識含量不高嗎？”看到以上仲大軍先生的一席慷慨陳辭（《粵海風》98年第6期51頁），筆者強烈地感到自己那篇半年前的文字還未“過時”，于是厚臉翻出來略加修飾，以期拋磚引玉，將問題引向更深處。

注釋：

[1]馬克斯·韋伯：《以學術為業》，《學術與政治》，47~48頁，三聯書店1998年版。

[2]關于數字科技帶來的網絡社會分眾文化的特點的詳細論述請參見拙文：《后現代文學的斑馬線》，《粵海風》，1998年9~10月號。

[3]吳季松：《21世紀社會的新趨勢——知識經濟》，16頁，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年版。

[4]汪丁丁：《知識的經濟學性質》，《讀書》，1995年第12期。

[5]轉引自汪丁丁：《知識社會與知識分子》，《讀書》，199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