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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任兆鑫作者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服務貿易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基于因子分析的方法

(一)變量的選取及模型的設定

本文以服務貿易進出口額為因變量，選取人均GDP增長率(X1)、中國貨物貿易總額增長率(X2)、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增長率(X3)、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X4)、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學生人數增長率(X5)、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增長率(X6)、通貨膨脹率(X7)、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率(X8)共計8個變量為自變量(如表1所示)，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局公布的年度數據，并經過簡單的計算，樣本區間為1982—2010年。對上述8個序列進行相關性檢驗的結果如表2所示，可見8個解釋變量相關性較強，應予以降維。本文利用SPSS17通過主成分法進行因子分析，經過KMO檢驗，上述8個變量的KMO值盡管不高，但也達到了0．611，Bartlett球體檢驗顯著概率為0，說明可以進行因子分析。

(二)對變量進行因子分析

根據特征值大于1的條件提取公因子，SPSS17的因子分析結果表明公因子數量為3。從方差貢獻度來看，三者方差貢獻度分別為39．03%、20．97%和18．90%，總貢獻度為78．90%;從公因子對單個變量的提取程度上可以看出，有兩個變量的提取率在91%以上，兩個變量的提取率為80%～90%，3個變量的提取率為70%～80%，可見三個公因子不僅能表達8個原始變量的絕大多數信息，而且可以充分說明服務貿易的波動性。根據最大方差法對因子載荷矩陣進行旋轉，旋轉后得到原始變量與公共因子的相關系數矩陣(見表3)，可知:因子1與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率具有高度的相關性，這些因素主要表現了我國居民的購買力，進而反映了我國國內的消費需求總量;因子2與人均GDP增長率、外國直接投資增長率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增長率高度相關，這反映了我國總體經濟的發展情況(人均GDP表示量的增長，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變動可以表示GDP結構的變動)以及外資對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預期(FDI凈流入與我國經濟前景正相關);因子3與中國貨物貿易總額增長率、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學生人數增長率高度相關，兩者構成服務貿易發展的拉動力量———貨物貿易(帶動與貨物相關的服務貿易發展)和人力資本(形成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運用回歸法計算三個公因子的因子得分Fi(i=1，2，3)，并計算因子的綜合得分，計算公式如下：（略）。根據表4，從因子綜合得分可以看出:第一，1986年至2009年，各年的因子綜合得分都在(－1，1)區間內，但2010年的因子綜合得分為1．56，顯示當年服務貿易受到了較劇烈的正沖擊，這可能與政府提出“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政策有關;第二，因子對服務貿易的影響方向并不統一，有正有負，且基本正負相當。具體來看，1986—1991年、1996—2000年、2002年表現為負向影響，其他年份表現為正向影響;第三，從綜合因子得分排名來看，前十名有7個都在2004年以后，說明上述分析因素在近年來對服務貿易的影響越來越明顯。

在2002年之前，三個公因子對我國服務貿易發展情況總體來說存在負向影響，正向影響的年份僅有5年，且從單個因子的得分情況來看，三個公因子對服務貿易的貢獻在不同的年份各有不同。在1996年前，除個別年份(1986、1989年)，對服務貿易貢獻最大的是因子2，表現為出現正向影響的次數相對較多且正值較大，即使出現負向影響，其負值也較小。這說明1996年前，我國經濟處于高速發展時期，服務貿易更多地受益于我國GDP的高速增長和經濟規模的快速擴大，可以理解成伴隨經濟總量增長而增長。1996年以后，1997、1998、2001、2003、2007年，對服務貿易貢獻最大的是因子3，即貨物貿易和人力資本對我國服務貿易的拉動力量;其他年份對服務貿易貢獻最大的是因子1，即國內的市場規模，自2003年以后，因子1一直為正向影響且影響越來越大。對此，可做如下解釋:第一，自1996年開始，經濟規模的增長對服務貿易的帶動作用不再像之前一樣大，而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變動也可證明這一點。由此我們可以看出，2001年至2010年，我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一直徘徊在40%～44%，十年來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幾乎處于停滯階段。而同為金磚四國的印度、俄羅斯、巴西，2010年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分別為54．7%、60．6%、66．6%，遠遠高于中國的43．1%。由于經濟結構的停滯，我國服務業、服務貿易無法像之前那樣享受經濟結構變動帶來的紅利而高速發展。第二，自2003年開始，國內購買力和市場規模對服務貿易的影響日益加大。這一時期我國加入WTO，貿易自由化程度日益加強，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生產結構、消費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進而引起服務產品的供給和需求相應變化。國內服務業借助日益增長的國內需求迅速成長并打開了世界市場的大門。第三，貨物貿易和人力資本對服務貿易的影響沒有充分發揮出來，表現在統計學上就是因子3對服務貿易的正向影響和負向影響基本次數基本相當，沒有明確的趨勢。這主要是因為我國服務貿易的層次較低，貿易結構仍然以勞動密集型為主要特征，人力資本并沒有直接成為服務產品的生產力。另外，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之間的聯動機制不明顯，生產性服務業的不發達使生產商不得不進口國外的生產性服務，而貨物貿易商也主要利用國外的營銷渠道將我國產品打入國際市場，從而使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嚴重滯后于貨物貿易的發展。

政策建議

從以上對我國服務貿易影響因子的分析可以發現，近年來我國服務貿易最大的動力源于日益增長的國內市場需求，這構成了國內服務業發展的市場基礎;最大的問題在于停滯不前的經濟、貿易結構。實現服務貿易的“十二五”目標，一定要充分發揮各項因素對我國服務業的帶動作用，通過經濟結構的調整來改善貿易結構。具體來講，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一)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長期以來，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問題就是國內消費需求不足。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10年我國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僅為35%，遠低于美國的71%，也低于同為金磚四國的印度的57%。2010年我國最終消費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也降至2004年以來的最低，為36．8%。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一要以增加勞動收入份額為切入點，調整初次分配格局。我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勞動要素長期受供應數量和經濟結構等因素抑制，其收入份額遠低于資本等其他要素。改變這種初次分配的格局，必須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為“初次分配要兼顧公平與效率”，把“蛋糕”切好。二要以調整社保繳費比例為切入點，調整再分配。我國近兩年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表現為政府對居民部門的擠出，但在社保繳費時，個人和企業卻承擔了過多的責任。世界銀行近日報告指出，2008年中國勞動者平均稅率(含個人所得稅和社保繳納)是45%，幾乎是世界上的最高水平，比美國等國高將近一倍。因此，應適當減輕個人和企業社保繳費負擔，而讓政府承擔更多的責任。

(二)進一步調整經濟結構

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服務業的比重隨著經濟發展而不斷上升，當一國服務經濟產值超過該國GDP的60%時，該國就進入了服務經濟狀態。然而，我國的經濟發展卻表現得與此規律大不相同:盡管我國目前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服務業的比重卻處于較低水平，產業基礎薄弱，大大制約了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發展服務業是我國改變經濟發展模式、調整經濟結構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國經濟轉型的目標是經濟增長從“兩架馬車”拉動轉向“三駕馬車”拉動。在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尚未完全褪去、全球經濟復蘇尚在襁褓之中的今天，過多指望出口和消費拉動我國經濟增長是不現實的。尤其在調整經濟結構的過程中，相比于消費、出口，投資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因此，在“十二五”期間，應堅持市場化導向，盡快出臺一些優惠政策，打破服務業的壟斷局面，引導外資和民間資本向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流動，并建立配套的法律法規，規范市場行為，形成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同時，應以大力發展與上游商品研發、下游商品營銷相關的高附加值生產性服務業為切入點，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我國貨物貿易的優勢，提高我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同時也有利于建立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的聯動機制，更好地實現協調發展。

(三)增加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

首先，教育本身就是服務業，發展教育產業及相關的文化產業，讓更多對東方文化心馳神往的外國友人來中國求學，可直接促進服務貿易的出口;引進外國高端人才來我國從事教育、科研等工作，在直接促進我國服務貿易進口的同時，也能提高我國教育產業的整體水平，間接地促進服務出口。其次，以電信、金融、商業咨詢等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是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其最重要的資源就是高等教育培養的人才。在自然稟賦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日益淡化的今天，人才是發展一切產業最重要的資源，完成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必須有與現代經濟結構所匹配的人才結構。最后，教育的公平性，尤其是教育機會公平，是避免“貧困陷阱”，改善中低收入人群生活水平，縮小社會收入差距，提高全社會購買力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