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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論文范文第1篇

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研究

一門學科的建立、發展與成熟離不開對其理論體系的探討與爭辯，體育社會學自70年代在我國發端以來，一直有部分專家專注于該學科理論體系的探討，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專家學者們就體育社會學理論基礎問題長期、深入的探討對該學科在我國的發展與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鋪墊與推動作用。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早期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爾后部分社會學領域和體育學領域學者認為它是社會學下的一門應用社會學。近年來，有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介于體育科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即它既具有社會學分支學科的屬性，又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也有學者提出了體育社會學只有一個學科屬性，即社會學的分支學科的觀點。孰是孰非，還需學界的進一步討論與爭辯。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學界形成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即體育社會現象是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并就什么是體育社會現象、構成體育社會現象的前提條件、什么樣的體育社會現象才有研究價值等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討論。

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認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學實踐活動中某些被公認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論、觀點、應用等在內的范例，范式可以用來揭示科學發展和科學革命的結構，為某一科學研究傳統的出現提供模型。［1］有人認為“范式”這一學術詞語已逐漸替代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學界大致持這一觀點，即實證與思辨研究是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軍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經歷了初始階段注重解釋主義(思辨)研究范式，發展階段具有實證主義研究范式色彩，現階段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與解釋主義研究方法相互滲透和融合幾個階段。［2］吳貽剛等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較單一，主要以結構功能主義為主，雖然也有一些使用了沖突理論的范式，還有一些運用了后現代主義范式，但總招來結構功能主義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與框架主要援引自社會學與其他相關學科，包括結構功能理論、角色規范理論、符號互動論、女性主義論、社會越軌理論、社會轉型理論、非政府組織理論、公共服務理論、社會排斥理論等。比如運用結構功能主義分析不同時代體育應完成的歷史任務和承擔的歷史責任，運用符號互動論分析體育群體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人與組織之間的互動以及組織與組織間的互動，運用角色規范理論解釋體育游戲與運動競技對參與者的社會影響，運用社會越軌理論解釋競技體育異化問題，運用社會排斥理論探討體育中弱勢群體體育、體育權利與公平問題等等。其中，運用結構功能主義來解釋體育現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論應用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個學科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近年來，問卷調查法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應用越來越普遍，有學者就體育社會學中與問卷調查方法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陳海燕對6種體育期刊1999－2003年間以調查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的論文進行分析后認為，多數研究者忽視了對研究方法的介紹，在抽樣調查中，抽樣方式介紹不明的占20．6%，在調查資料的處理、分析和表達方面，多數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觀解釋和說明上。［4］楊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問卷調查方法的使用，在問卷統計處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類統計分析，注重對現狀的描述;但從整體發展來看，呈現出由常規統計、單變量統計分析向多元統計分析發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釋研究發展的趨勢。［5］斯迪虎認為體育社會學因果關系的本質存在于決定論與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數理統計是關于體育社會現象之間量的相關分析，任何具體的量都有質的規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質的規定性以及數量關系背后的社會背景情況，就可能做出膚淺、錯誤的解釋。因此，體育社會學的數理統計中，即使兩個變量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系數，并且具有統計意義，也不能因此作出兩個變量間存在因果關系的結論，而應遵循數理統計與邏輯實證相結合的原則。［6］楊威的研究也贊成上述觀點，建議應注重信度與效度問題、抽樣方法問題(隨機不等于隨意)、統計分析問題(過于相信兩個變量間的統計結果分析，忽略體育社會現象間的復雜性)、結果的理論解釋問題(厚于資料收集與現狀描述，薄于理論分析與解釋)，并介紹了目前體育統計教材中鮮有論及的定類、定序變量回歸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實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從而提高研究成果質量。［7］除傳統的文獻調研法、問卷調查法、專家訪談法等外，一些學者逐步開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計算機技術相結合、典型調查、個案研究、田野調查等方法來研究體育運動中的社會問題，使體育社會學中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的運用向前邁出一步。

總體而言，關于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發展，但仍停留在借鑒與援引母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理論與方法階段。盡管近年來有學者介紹了西方國家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理論、視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從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流變”、“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形成與發展”、“西方體育社會學新流派述評”等，但具體應用還不多見，并且在應用過程中還需對援引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本土化的考量。

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的主要內容

隨時間與政策變化而有所側重。20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運動的社會功能、體育改革、體育娛樂理論、體育與大眾傳播媒介等主題上。9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群體及其互動、體育與生活方式、體育人口、假球與黑哨等社會問題、社區體育、競技體育異化、體育產業、中國體育事業發展問題、全民健身理論和實踐、體育體制改革等主題上。近10年來，體育社會學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民與農村體育、體育公共服務問題、北京奧運會、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等主題上。

農民與農村體育隨著黨和政府對“三農問題”的日益關注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號召的提出，農民與農村問題逐漸進入學者們視野，農民與農村體育問題也一躍成為體育領域的研究熱點，與此相關的課題立項、成果發表數量劇升。以體育學人最為看重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立項為例，2001年至2004年該基金沒有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立項，但從2005年開始，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的立項呈現出波浪式上升趨勢。這一研究熱點在整個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來越高，特別是最近兩年，學者們對農村體育和農民體育傾注了更多熱情，社科立項也向“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的相關研究作了較大傾斜(如圖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錄于中國知網核心期刊以“農民、農村體育”為命題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學者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就以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對不同地域農民體質與體育鍛煉現狀的調查分析與對策探討;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或和諧社會建設為語境的農民、農村體育發展問題的探討;農民、農村體育需求問題的探討;不同地域農村體育項目與文化的傳承、發展、出路、困境等，農村體育公共服務問題，農村體育發展對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影響等內容。總體來說，這些問題的探討豐富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主題，對農村體育的發展也頗有指導意義，但從理論上來看，采用問卷調查對現狀進行量的描述與分析偏多，通過實地調查與訪談結合量的分析闡釋現象背后的質的研究較少;研究對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較單一;宏觀研究偏多微觀研究較少;從實踐上來看，對指導農村體育發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體育公共服務問題隨著我國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公共服務問題受到政府、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體育公共服務問題也隨之受到體育界的關注而成為近年來繼“農村體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熱點。2001年至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立項頗多，2001年0項、2002年1項、2003年5項、2004年2項、2005年0項、2007至2008年各一項、2009年2項、2010年6項、2011年7項。2001－2011年中國知網核心期刊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論文共計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間總數的94.6%。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體育公共服務的內涵、現狀、困境、影響因素，體育公共政策供給主體、供給方式、供給模式、供給制度與制度創新，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運行與評價等內容進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理論，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或從社會學的視角分析目前我國建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存在的問題。應該肯定這些研究成果為促進我國體育公共服務理論研究與實踐發展做了重要的鋪墊。但目前我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研究在理論上尚未完全納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理論框架，在實踐上尚未使得這一“體系”規范、有序的運行。［8］甚至可以說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還未建立起來。因此，還需要體育社會學者們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作進一步的研究。

北京奧運會研究2001年北京獲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權，引起國人的振奮，舉國上下為之歡慶，體育界更是如此。此后關于北京奧運會的報道不絕于耳，同時，學界對北京奧運會的相關研究也越來越多，從內容上看，涉及奧運理念，奧運會場館、設備，運動隊的備戰，奧運會對城市與社會的影響等問題，從時間上看，奧運會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術、條件等的準備性研究，奧運會后主要注重對奧運會各方面的分析總結和對我國體育事業發展方向的思考等問題。其中不乏從社會學的視角去研究與這一主題相關的問題，如“影響我國女性2008年奧運會成績的社會學因素分析”、“2008年奧運會與北京的流動人口問題”等等，這些研究對我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2008年北京奧運會結束后，這一研究熱點逐漸淡出多數學者們的視線。

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與退役運動員保障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從90年代初討論的高校辦高水平運動隊到“體教結合”，再到以學校、家庭、社會多元化培養的討論不曾停止過。由于退役運動員不再安排就業，沒有退役后的保障，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選擇從事體育運動訓練，特別是北京奧運會后，公眾的金牌意識逐漸淡化，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的培養面臨更大困境，體育界不得不再思考這一問題。主要集中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現狀調查、問題總結、對策分析、模式探討上，也有關于美國、日本等國家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介紹與比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或者視角來分析問題，如“美國學校培養競技體育人才的社會學歸因”、“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中不同層次利益整合的機制”等。通過對相關文章的梳理不難發現，對該問題的研究大多數學者都傾向于宏觀層面或中觀層面，對微觀層面的研究極少，比如通過個案研究，深層次追蹤不同年齡段的運動員對從事運動訓練的看法，隨著社會變遷與政策變化，家長對子女從事運動訓練的態度變化，從微觀層面探尋因果關系。

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介紹與比較研究除了上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來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成果介紹與比較研究頗多，這可能與早期的學者們呼吁應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強體育社會學譯著與成果介紹相關。在著作方面，國內有關學者翻譯了部分國外著作，如盧元鎮主持了《美國體育社會學》的譯介、清華大學組織翻譯了美國學者JayJ•Coakley的《體育社會學:議題與爭議》、金季春主持翻譯了《體育科學指南》等等;［9］在論文方面，有的探討了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論、視角等理論問題，［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來國際或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問題與發展趨勢，［17］［18］［19］有的對中西體育社會學研究內容與熱點進行了比較研究，［20］［21］還有的專門探討了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進程中的對外聯系。［22］這些成果使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們了解了國外同行們的研究現狀、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與參考，同時也有專家指出在借鑒與參考的過程中應考慮本土化的問題。

近十年來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特點

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通過對近10年來相關研究成果的閱覽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往往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不管是課題、畢業論文還是期刊論文，都熱衷于選擇大而難的課題，也傾向于選擇思辨性的課題而非實證性課題，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國處于社會急劇變革時期，體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觀視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國現行體育學各級課題規劃和評審導向中，微觀研究課題得不到重視，難于立項。此外，體育學各級課題資助金額小，難以完成以長期田野調查、訪談、觀察等方法為手段的資料收集與分析論證的微觀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濃厚的政策導向色彩從對近10年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幾個主題的逐年成果數量來看，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國家提出“三農”問題、提倡新農村建設、倡導和諧社會建設，則以此為背景的和與此相關的論文相繼涌現，并成倍增長，爾后逐漸冷卻。關于“北京奧運會”論題的情況如此，關于“陽光體育運動”論題的情況亦如此。北京奧運會后主席提出“向體育強國邁進”的戰略方針，則以“體育強國”為題名的論文不久便見于各刊物，中國知網以“體育強國”為篇名檢索2001－2011年論文共計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來總篇數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們的體育社會學研究緊跟政策，亦步亦趨，這雖體現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意識。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任務應以社會學視角分析體育中的社會問題，揭示現象背后的規律，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與方法，以供政府部門決策參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門做出某一決策后，再一窩蜂地去解讀某一策略的內涵，討論對與錯、可行性等等問題。

社會學論文范文第2篇

西方環境倫理思想的理論基礎十分豐富，動物解放或動物權利主義，施韋澤的敬畏生命思想，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對羅爾斯頓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羅爾斯頓環境倫理學思想正是現代環境倫理發展的必然產物。動物解放或動物權利主義的代表人物是辛格和雷根。他們在繼承前人的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動物解放或動物權利理論。辛格認為：一切物種均應平等，應把人類平等所依據的倫理原則推行到動物身上，同等地關心每一個存在物的利益。雷根在他的著作中認為，人們用來證明人擁有權利的理由與用來證明動物擁有權利的理由是相同的。每一個人之所以同等地享有這種權利是由于每一個人都具有一種天賦價值，具有這種價值存在物必須被當作目的本身，而不能當作工具來對待。奧爾多•利奧波德是生態倫理學的重要奠基人，他所倡導的“大地倫理”提出了將所有自然存在物以及作為整體的大自然都納入到倫理體系中的理論范式，“大地倫理”是生態倫理學發展史上較早自覺而又系統闡發人與自然生態系統倫理關系的思想體系。羅爾斯頓早年就被利奧波德的思想所深深打動，并直接繼承了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思想。羅爾斯頓在其傳記《一個走向荒野的哲學家》中這樣寫道：我開始閱讀利奧波德著作的時候，被他倡導的“大地倫理”深深打動。在他那，作為生態系統的自然并非任何不好的意義上的“荒野”，也不是“墮落”的，更不是沒有價值的。相反，她是一個呈現著美麗、完整與穩定的生命共同體。

二、羅爾斯頓自然價值論的主要主張和特點

2.1自然內在價值是事物的某種性質

羅爾斯頓是把價值關系引入了兩個不同的評價系統。一種是自然系統，一種是人的認識系統。在他的自然價值論里他是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在自然面前的主宰方式的，但是他又認為只有人類這個靈長類動物才能擔任起守護地球的職責，于是他試圖在激進的自然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之間找到一個折中的支點。他認為自然生態系統才是最高的價值之源，人必須按照自然的規律來從事自身的活動；而自然生態系統創造了人這一萬物之靈就是為了讓人來維護地球這一整體的利益，他還把這希望寄于人類的明智和美德。

2.2價值從人走向荒野

羅爾斯頓在他的代表作《哲學走向荒野》一書中，提出了“荒野轉向”概念。“荒野”在其著作中是作為生態系統的自然的代名詞。傳統哲學和倫理學從人自身出發，往往只關注人自身的價值觀，而忽視了自然界的價值。其實，荒野自然是一個就有自組織、自動調節能力的生態系統。創造是自然界的本能，它是一切生命有機體的搖籃。荒野價值是一切價值之源，也是人類價值之源。羅爾斯頓說：生命是自然賦予我們的，我們有著自然給我們的腦和手，基因和血液的化學反應。可以說生命中有90％是自然的，10％是人為的。他認為，人之所以忽視荒野自然的價值，是因為人類認為自己具有其他自然物質所不具備的意識、能動思考、文化能力。同時，表面上看，荒野與文化是兩個并行的鐵軌，互不干擾，但是荒野與文化并不是兩個互相隔絕的世界。羅爾斯頓認為，對文化世界的強調不會導致對荒野的貶低。文化的人生存在于一定的文化環境中，文化的人生也存在于一定的生態環境之中，是荒野給予文化生命的支撐。文化之所以能獨立于世界，是離不開生態系統這個最原始的支撐的，當然，文化領域的發展與壯大也是離不開生態系統的完善的。也正是由于自然、荒野與文化的關系，所以人們總是樂見用各種自然之物來表意某種文化。諸如飛鴿是和平的使者，禿鷹代表著美國人的自我形象和自由之世界，獅子象征著英國、龍象征著中國……這些不管有多少原始的荒野被政府，人們仍需保留一些荒野，因為它可以襯出附和于它身上的文化價值。

2.3自然界的價值：工具價值、內在價值和系統價值

自然價值的爭論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自然價值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除了工具價值外，自然是否有內在價值。羅爾斯頓就在總體上把自然價值劃分為三大類：內在價值、工具價值和系統價值。羅爾斯頓環境倫理思想的核心就是自然的內在價值，他所說的“內在的”是與“工具性的”相對的，自然的內在價值是指某些自然情景中所有的價值，不需要以人類作為參照。潛鳥不管有沒有人在聽它，都繼續啼叫下去。潛鳥雖然不是人，但它自己也是自然的一個主體。在人類思想史上，“內在價值”是一個反映、概括和表達人作為大自然進化的最高產物、作為萬物之靈所固有的最高價值的一個概念，它為人類所特有并包含在人的本性之中。爾斯頓認為自然的價值是客觀存在的，并不依賴于人的主觀判斷，自然的價值是被人類發現的，而不是被人類創造的。傳統上人們把自然價值只是局限的劃分為工具價值與內在價值，而羅爾斯頓提出系統價值的概念，是對人與自然關系認識上的一次巨大的變革。羅爾斯頓指出將內在價值看成是某一個體所“自為決定”的價值是有問題的，他所說的自然中的價值是要把個體放在一個整體的生態系統內與周圍環境的聯系來確定其價值，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主體，也沒有任何一個客體是獨自存在的。每一事物都是以一定的角色在一個整體中體現它的善。所以，生態系統是價值存在的一個具有包容力的重要的生存單元，沒有它，有機體就不可能生存。

社會學論文范文第3篇

一、學生身體的社會化者

身體是肉體的存在，也是社會的存在。身體在社會文化建構過程中形成一定的身體技術，結成一定的身體符號，表征一定的社會文化，同時身體也是形成自我、表征自我的場所。社會秩序與個體自我統一呈現在身體上，身體成為社會化的紐結。

第一，體育教師是學生身體的類社會化者。一定時期的社會文化具有相通性，故身體社會化有相同的內容、有相通的形式。體育活動往往具有共同的結構，具有一定的情境和規則，往往關涉個體與集體的關系、規則的遵守，成功與失敗、競爭與合作等等當代社會基本的社會化行為和品質，因此，體育教師通過組摘要：身體是體育教育的核心，體育教育是一種特殊的身體活動。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身體社會學對身體提出了獨特的理解，身體是文化象征、被社會建構、被權力規訓，是實踐者，是軀干肉體。基于身體社會學視角，體育教師的角色應是學生身體的社會化者、解放者、形塑者，是身體實踐活動的組織者。關鍵詞：體育教師；身體社會學；身體織具有一定社會化意義的體育活動，傳遞一定時期的社會文化、價值觀和行為規范，并使學生在身體運動中體現基本的社會規范，如競爭、合作、遵守規則等。同時，體育教師通過民族傳統體育活動傳遞民族文化精髓，使學生在身體運動中運用并形成一定的身體符號、身體話語，表征一定時期的民族文化、類文化，如太極拳表征中華民族的堅忍、堅韌等品質。總之，通過一般的體育活動和特殊的民族傳統體育活動，體育教師將一定時期的社會規范和社會文化，也即類社會化品性作用于學生身體并經由身體表征出來。

第二，體育教師是學生身體的個體社會化者。積極的自我意識的形成是個體社會化的重要內容和階段性成果。AllisonJames認為，身體與兒童的意識、思想、目標等是不可分割的，他們在對身體的評價與感受中確認著自我。[4]一方面，體育教師創設活動鼓勵、吸引學生參與體育運動，并對其體育運動能力給予恰當、正性的評價，促進學生形成積極的自我意識；另一方面，在體育教師的指導幫助下，學生自身的身體運動能力不斷提高，自我效能感因而進一步提升。

二、學生身體的解放者

身體是被權力規訓的，是被規則束縛的，是被壓抑的，學校也是對學生身體規訓的場域之一。體育精神、體育改革和發展需求、學生學校生活狀況與體育教學現況要求體育教師成為學生身體的解放者，成為學生身體的主動或被動解放者。

一方面，體育精神、體育改革與發展需求要求體育教師成為學生身體的主動解放者。其一，體育精神的內涵與價值要求體育教師應主動解放學生身體。體育精神是體育教學任務與內容的有機組成，甚至是更為重要的組成部分，[5]其基本精神是重視人的自身價值，重視人的權利、自由和尊嚴，樂觀自信，尊重、理解和友愛等。[6]因此，體育教師應關注學生主體性的實現，創設活動使學生身體自由、精神放松與歡愉，成為學生身體與精神的主動解放者。其二，當前體育改革與發展特點要求體育教師成為學生身體的主動解放者。當今體育的發展使人們越來越自覺地關注自身身體，休閑體育和健身教育的熱潮都是對身體主體性的自覺追求，尤其是當代青年身體的自主意識增強，他們強調身體表現活動的個性，使身體更開放、更主動地嘗試各種具有挑戰性與趣味性的運動形式。同時，當前對競技體育過于競技化所提出的人文關懷、對奧運會等大型賽事的異化現象的批判，其實質都是被身體束縛現象所引發，為了實現身體主體性的塑造，能夠讓體育回歸身體本身，遠離身體的工具性和中介性價值。為順應體育改革與發展需求，體育教師應成為學生身體的主動解放者。

另一方面，體育教學和學校生活中的規訓行為要求體育教師成為學生身體的被動解放者。其一，體育教學的任務、特點以及體育教師的強制型教學特點使體育活動中充斥大量的規訓行為，要求教師被動解放學生身體。對運動技能、技巧的掌握是體育教學的基本任務，其往往通過大量重復性的動作、分解的身體訓練方式、精確的姿勢或速度等結構性、標準化的活動方式進行，無形中是對學生身體的束縛與規訓；對學生身體進行特殊類型的練習，如武術、健美操等教育中的各種套路，是對人的多樣性進行規則化和秩序化的技術。體育教學呈現規制性特點，酷似一個“法制小社會”，約束、限制學生的身體。與此同時，從體育教師課堂角色扮演的總體類型來看，體育教師在課堂教學中“指令”性言語行為的過多使用，使幾乎所有的體育教師都帶有“強制者”的色彩，[7]不僅規訓學生的身體還約束學生的精神，因此教師應解放學生的身體與精神。其二，學生學校生活狀況期待體育教師成為學生身體的被動解放者。學校的時間、空間和活動中無不存在對學生身體的控制與規訓。控制每一段時間，讓學生的身體創造出更多的價值，去提高學習成績；教室這個物理空間不僅標示出場所（位置）和價值，還確保每個人的順從；教師將自己的部分權力讓渡給某些學生或家長，使對學生身體規訓的時間與空間進一步拓展。同時，教師不斷用“標準化”的身體模型要求每一位學生，處置那些不守規則的學生；大多數學生在繁重的學習任務中體驗到從未有過的痛苦、疲憊和勞累。[8]學校生活對學生身體的壓抑、束縛，甚至折磨使體育課成為學生放松、放風的活動，學生在輕松、愉快的體育活動中享有一段自由的時間和可以讓身體舒展的空間。因此，體育教師尤其是中小學體育教師，面對學生的學校生存狀況應首先有一顆理解之心，有一顆慈悲之心，創設活動解放學生的手腳、肢體和精神。

三、學生身體的形塑者

身體是被社會文化建構的，但不能因強調身體的文化象征意義、社會建構和社會實踐作用而忽視身體的生理特性。尤其是隨著后工業時代的來臨，越來越多的人把關注的焦點投向了對身體美的追求、對衰老身體的否定、對運動以及保持身體健康的重視。身體意識的全面覺醒更為重視作為肉體的身體，強調對作為生物性身體的形塑。其一，體育教師是學生身體形塑意識的激發者和形塑知識、技能的傳授者。一方面，體育教師通過其身體儀表魅力和身體運動能力，激發學生形塑身體的積極性和動力。另一方面，體育教師具備科學、專業的身體運動知識和技能，通過專門的講解或體育活動讓學生掌握形塑身體的知識、技能。其二，體育教師是學生身體的直接形塑者。體育是發展身體的教育，是增強體質的教育。身體塑造與學校體育教育的接軌，為學生身體的開發覓得一個合法化的場域。全面發展學生身體，促進學生身體各器官、系統功能的改善和有機體質量的增強是學校體育的中心目標。體育教師作為學校體育的組織者和實施者，其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個體差異和運動健身原理，通過體育教學活動對學生身體施加影響，使學生的身體形態、生理機能、身體素質和身體活動能力等得到鍛煉與塑造。四、學生身體實踐的組織者身體是實踐者，通過身體實踐活動形成一定的身體技術，形成表征一定社會階層的慣習和自我特質的活動方式。同時，身體也是肉體的身體，必須充分注重其生物特性的體現，要求體育教師成為學生身體實踐的組織者。

社會學論文范文第4篇

1.教育社會學視角下的語言測試社會維度 

2.教育社會學的本土研究和自主發展 

3.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教育社會學的發展

4.當代教育社會學研究的核心主題及理論建構

5.論學科體系中的教育社會學  

6.教育社會學研究中的本土方法論 

7.教育社會學研究對象探索中需要澄清的三個問題

8.價值中立與價值關聯的交織——教育社會學學科性質的一個內在焦慮

9.從二元對立到多元綜合——教育社會學方法論的歷史演變

10.教育社會學研究對象新論

11.“社會理論”的興起對教育社會學意味著什么

12.當代教育社會學方法論特征探析

13.從“純粹主義”到“實用主義”——教育社會學研究方法論的新動向

14.從教育社會學視角看基礎教育信息化的負面社會影響

15.當前我國教育社會學發展的三個基本問題

16.20世紀中國學者對教育社會學學科建設的探索

17.對國外教育社會學知識體系的思考

18.國外教育社會學的新發展

19.整合學術與職業的分離 構建適應行業需求的課程體系

20.我國大陸教育社會學研究的特點與演變(1979-2005)——基于對教育社會學重建以來概論性著作的文本分析

21.憂傷與憤怒:教育社會學的情感動力——以涂爾干、麥克拉倫為例

22.教育社會學的學科發展及其生存困境

23.中國大陸教育社會學二十年:回顧與反思

24.教育社會學就是研究“教育與社會關系”的學科嗎——從“教學要點”到“教學難點”

25.中國教育社會學“學科論”百年概要  

26.走入日常生活的教育社會學

27.馬克斯·韋伯與教育社會學研究 

28.中國教育社會學的發端——一種知識社會學的視角

29.我國教育社會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30.近十二年美國教育社會學的前沿主題與熱點領域——基于《教育社會學》雜志刊載文獻可視化分析

31.“誰的?”與“何以可能?”——教育社會學研究的兩種知識學設問

32.我國教育社會學理論創新的認識論困境及突破

33.陶孟和與中國大學教育社會學學科的發端 

34.涂爾干的實證主義與教育社會學

35.教育社會學本土化研究的反思

36.教育社會學的研究范式與模型建構 

37.雷通群與教育社會學“中國化”的早期嘗試——學術史的視角

38.論當代教育社會學與后現代主義的關系 

39.中國教育社會學的可能路徑:基于米爾斯的啟示

40.理解課堂教學權力——美國教育社會學和意識形態理論研究綜述 

41.教育社會學何為——教育社會學學科特質的再反思

42.教育社會學視野中的沖突理論述評

43.論教育社會學對知識社會學的接納

44.雷通群與中國教育社會學的學術傳統

45.有效教學:目標、要素及理想模型——一種教育社會學的審視

46.教育社會學的流變與智慧:由A.H.Halsey等人所編三本教育社會學文集談起

47.中國教育社會學研究的最新動向及評述

48.試論教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及學科地位

49.近20年來美國教育社會學研究的熱點論題與前沿演進

50.教育社會學視角下的學生文化  

51.論雷通群對教育社會學中國化問題的探討

52.教育社會學研究與發展的困境及應重視的問題

53.教育社會學理論的歷史與發展趨勢敘事的特征分析

54.教育社會學研究的困境 

55.21世紀初教育社會學學科建設的原創性探索 

56.文化再生產與社會再生產:圖繪布迪厄教育社會學 

57.教育社會學中的新制度學派:基于問題史的研究  

58.教育社會學的功能論和沖突論——兼論兩種理論對我國教育現狀的解釋

59.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學的理論基礎初探

60.回顧與展望:中國教育人類學發展歷程——兼談與教育社會學的比較

61.教育社會學拓展的可能空間 

62.Bernstein的教育社會學理論對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影響 

63.科爾曼、教育社會學及經驗研究——《教育社會學手冊》及其中譯本評述

64.成為“教育知識”:何以可能?——教育社會學視野下的教育知識變革

65.教育社會學“結構與行動”關系嬗變及啟示

66.論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學的學科視野 

67.困境與挑戰:教育社會學中的實證研究

68.信息化教育社會學

69.社會學視野中的教育

70.我國“擇校”現象的教育社會學闡釋

71.再生產·抵制·拓殖——新教育社會學的理論進展

72.教育社會學的“學術之味”——關于教育社會學的一個學科自覺

73.理論建構、學術共同體與社會基礎——當代中國教育社會學的前沿進展反思

74.論布迪厄教育社會學思想的理論淵源及理論框架

75.中國教育社會學的學術文化與精神遺產:以陶孟和為例

76.簡論教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

77.對教育社會學研究對象的再思考——基于教育促進社會進步的向度

78.關于教育社會學研究價值取向的反思

79.20世紀中國大陸教育社會學的回顧

80.臺灣教育社會學的發展策略:一份個人筆記

81.“藝術教育社會學”成為學的思考

82.教育社會學研究與發展的困境及應重視的問題

83.教育社會學斷想——教師角色理論探析 

84.素質教育三論——基于教育社會學的反思 

85.對我國教育社會學發展的思考 

86.論教育社會學研究的本土化

87.試談教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和研究對象

88.教育社會學百年進程

89.關于素質教育的幾點思考——基于教育社會學的反思

90.從“學科建構”到“問題解答”——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學研究的思路轉向

91.從對立走向融合——從安東尼·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反思教育社會學研究應注意的問題

92.教育社會學學科建設的三重立場 

93.青少年行為偏差的教育社會學分析 

94.教育社會學的措辭學批判與反思性轉向——以常識問題為例

95.站在教育的邊緣思考——試論教育社會學的學科精神

96.誰的背后? 何謂背后?——教育社會學學科立場之反思

97.盧紹稷與教育社會學“中國化”的早期嘗試——基于學術史的視角

98.現代性: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學建構的起點

99.近代中國教育社會學學者群體及其特征

100.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101.關于社會轉型期教育社會學使命的思考

102.關于獨生子女家庭教育的幾點思考——基于教育社會學的視角

103.網絡教育的教育社會學批判 

104.當代教育社會學研究趨向透視

105.論教育社會學研究方法體系的構成 

106.論教育社會學的性質

107.教育社會學視角下的師生關系

108.布迪厄的教育社會學思想除魅——作為符號權力的文化 

109.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學研究對象發微 

110.我國高校教育社會學課程及教材狀況分析

111.教育社會學中的知識與課程

112.近代國外教育社會學在中國的譯介與導入

113.遠程教育社會學:從分支研究領域到分支學科

114.課堂師生互動的教育社會學探析——Leary課堂互動模型的引入與發展

115.教育社會學在蘇聯的形成與發展 

116.近代中國教育社會學的學科地位及影響

117.近代中國教育社會學學科要素之探討

118.略論教育社會學研究取向的轉變

119.學科視域下的教育社會學研究 

120.敘事取向的教育社會學研究——從教育現場到研究文本的轉換

121.質的教育社會學研究探析

122.芻議教育社會學學科性質 

123.“新”教育社會學產生的歸因分析

124.教育的新制度主義分析——一種教育社會學理論和實踐

125.教育改革社會學研究的興起及發展路向

126.教育社會學的方法論特征

社會學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題】理論探討

【關鍵詞】社會學前衛/大眾文化/微觀政治/當代藝術

【正文】

在2005年7月9日舉行的第2屆成都雙年展座談會上，評論家李公明教授與王林教授對展覽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李公明認為展覽具有嘉年華的特點，但藝術家還是對社會提出問題太少。他強調了藝術與政治的內在相關性，認為當代藝術應該有對世界的積極回應，承擔對社會進步與公平的責任，從而繼續尋求對宏大敘事的營造的可能性。

王林則對展覽中的青年藝術家的作品和展覽策劃提出了批評，他的觀點與李公明有相近之處，即“當代藝術家距離問題太遠”。他認為不能說新一代藝術家年輕就代表了這個時代的精神，當代藝術中的政治性不能回避，中國的前衛藝術從來沒有回避過政治問題，而一個不觸及中國當代社會問題的展覽是缺乏學術性的。對于兩位評論家的批評，展覽策劃人范迪安教授回應說：“當代藝術和大眾文化相關聯是我們討論的問題，說我們沒有考慮學術問題是不對的，技術和學術我們都要考慮。”（注：所引觀點見《成都雙年展學術座談會紀錄》，柳淳風記錄整理，尚未公開發表。）

范迪安的簡要回答提出了“當代藝術與大眾文化”這一重要問題，即對于當代青年藝術家的具有濃厚大眾文化特征和個性化日常經驗的藝術表達，應該如何認識？在對現代社會進行批判性反思的宏大敘事之外，當代藝術有沒有可能從其他方向切入當代社會？這一問題的提出，反映了我們對具有后現代主義特征的當代流行藝術的文化判斷，也提供了一種對過去二十年來由“八五美術思潮”所形成的現代主義思維方式進行反思的機會。判斷一個展覽是否具有學術性，不在于一個展覽是否涉及重大的全球性問題，是否具有一般意義上的現代性的反思批判，而是看這個展覽與當代社會的視覺關聯，以及這個展覽以何種方式組織和表達這種藝術與社會的視覺關聯。在某種意義上說，從大眾文化的角度觀察并表達當代藝術對社會現實的態度與呈現，正是新世紀中國當代藝術的重要課題。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并處在不算發達的現代工業與商業環境中的中國的大眾藝術，會有怎樣的特殊表達方式和視覺形態？這是我們作為策展人不能不關注的藝術趨勢。

1939年，格林柏格發表了他的最重要的現代主義理論名篇《先鋒派與庸俗藝術》，在這篇文章里，他注意到在同一社會可以并存著看起來似乎并無關系的不同事物，例如艾略特的詩與錫鍋街樂隊的流行音樂，勃拉克的畫與《星期六晚郵報》的版面，也就是所謂的“精英藝術”與“通俗藝術”的差異與并存。問題在于這種差異是否就是諸多事物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它是不是我們這個時代新出現的和我們這個時代所特有的？格林伯格認為，討論這一問題必須考察這樣一種關系：特殊個體經歷的審美經驗與社會歷史背景之間的關系。由此，格林伯格討論了先鋒派藝術對資本主義現實的社會批判與歷史批判的不妥協態度。這種對現實的勇敢批判卻導致了現代派藝術家對社會的自覺疏離，它既排斥革命的政治也拒絕資產階級的政治(當然，它無法拒絕資本主義的市場)。因此，先鋒派發展起來的真正的和最重要的功能是尋找一條途徑，在意識形態的混亂和激烈沖突中保持文化的運行。“先鋒派藝術家和詩人完全從大眾中退離出來，通過把藝術局限于或提高到表現絕對來努力保持自己高水平的藝術，在這種對絕對的表現中，要么解決一切相對性和矛盾，要么對這些問題不予理睬。于是，‘為藝術而藝術’和‘純詩’便應運而生，像逃避瘟疫一樣逃避題材和內容”（注：格林伯格：《先鋒派與庸俗藝術》，載《激進的美學鋒芒》，周憲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頁，第195頁。）。

先鋒派藝術將注意力關注于藝術語言和表達媒介自身，將經驗還原為“為表達而表達，表達比所表達的東西更重要”，這種專業上的專門化、精英化和對題材、內容的冷漠，疏遠了許多不能或不愿了解他們技藝奧秘的人。大眾對精英文化的漠不關心使先鋒派在當代文化的發展中由于缺乏群眾和市場基礎而受到生存的威脅。

在對先鋒派藝術在總體文化中的處境日漸艱難感到憂慮的同時，格林伯格注意到了工業化所帶來的另一種“后衛”藝術——庸俗藝術。根據格林伯格的歸納，它包括流行的商業性的藝術和帶有彩色照片的文學、雜志封面、插圖、廣告、通俗黃、喜劇、流行音樂、踢踏舞、好萊塢電影等(在今天，我們還應該加上電視娛樂節目、數碼影像、動漫、電腦游戲等)，這實際上就是我們現在熟悉的流行藝術與大眾文化，是一種為城市市民和住在城里的鄉下人所需要的消費文化，這些市民與民工對正統的文化價值無動于衷而又渴望某種文化娛樂，借以打發無聊與排遣城市生活的壓力。

格林伯格對庸俗藝術的生產模式做出了十分深刻的概括并且痛斥它對于志在創新的前衛藝術的巧取豪奪：“庸俗藝術為了自身的目的可以充分利用成熟文化所發現的東西、成果和完善的自我意識。它從這一文化傳統中借取技法、訣竅、策略、經驗方法和主題，并把這些東西變成一個體系，拋棄不需要的成分。它從歷史的積累起來的經驗庫存汲取自己的生命血漿。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今天的通俗藝術和文學曾是昨天屬于創新深奧藝術和文學的真正含義。”（注：格林伯格：《先鋒派與庸俗藝術》，載《激進的美學鋒芒》，周憲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頁，第195頁。）

今天，大眾文化已成洶涌潮流，藝術與市場的關系日益緊密，本雅明所預見的復制性藝術對傳統的手工技藝的經典藝術造成極大沖擊。我們對待大眾文化與流行藝術已不能再持一種簡單的批判與聲討，而應該更深入地研究當代藝術與當代社會的復雜的美學關系。

在我看來，格林伯格對于流行藝術的全面否定(雖然他也承認庸俗藝術有時也制作出某種有價值的東西，某種帶有真誠民間風味的東西)是站在美學前衛的立場上反對流行藝術對藝術語言的資源掠奪與形式上的自由挪用。但是格林伯格沒有注意到當代流行藝術對大眾思維方式與生活態度的深刻影響，這種影響對青年一代是如此重要與深遠，與之相比，一些知識分子在專業刊物上對流行文化的批判與聲討就如同在大海中扔進幾個石塊。社會生活的潮流激變使我們和80年代以及80年代的青年之間日益陌生，而他們正是當代藝術越來越重要的參與者與接受者。一個具體的例子是，在北京“798區”舉行的藝術展覽和活動中，我看到越來越多的陌生的年輕面孔，他們對藝術的定義和態度與我們已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點是在當代青年藝術家的創作中，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對于當代社會的切入與表達，有關藝術語言和技術表達的問題不再居于中心，而是讓位于對于現實生活和個人經驗的綜合性表達。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一定要尋找當代藝術中的前衛性，那么這不再是一種專注于藝術語言與媒介的“美學前衛”，而是一種重視社會生活變遷與個體感受的“社會學前衛”（注：關于這兩種前衛的概念與歷史，請參閱我的論文《前衛》，載《湖北美術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在這一點上，中國當代藝術在經歷了90年代中期的注重藝術語言的階段后，在某種意義上又一次回到80年代后期新潮美術對于社會、政治的關心與表達（注：藝術評論家栗憲庭有一句著名的話“重要的不是藝術”，說明了80年代中國前衛藝術的社會學性質而不是美學性質。）。區別在于，80年代青年藝術家對于社會、政治的變革熱情是在歷史與傳統的背景上所產生的理想主義的宏大敘事，而今天的青年藝術家更多地從個體經驗出發，在微觀沉潛的層面上折射出時代與社會的劇烈變化。

借用語言與文學的概念，如果說，80年代的前衛藝術還具有一種古典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情結，它的表述方式更多地像一種演說與宣言。這種演說與宣言，具有古典主義的宏大敘事特征，是一種單方面的自我表現，它所面對的，是藝術家想像中的文化傳統，作為一種叛逆與革命的對象，藝術家在自己的實驗藝術中象征性地完成了對傳統的批判與摒棄。

當代藝術中的價值觀發生了轉換，當代青年藝術家的表達方式更多地具有一種自語與對話的特點。觀察成都雙年展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70年代和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藝術家的普遍狀態。這一代與80年代新潮美術家的最大區別，在于他們沒有那種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英雄主義與救世理想，而是將個人的生活和大眾文化與影像圖像作為重要的藝術表達資源，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用異樣的眼光觀察物象，從中獲得異樣的感受。當然，這種感受沒有前輩畫家在作品中表現出的那種由堅定的理想與價值教育所形成的不容置疑的確定性，我們在這一代青年畫家的作品中看到若干游離與恍惚，曖昧與自戀。在他們的作品中，也會流露出無言的茫然和對前景的困惑，但從整體上來說，他們在作品中對于閑暇與享受的表達更具有一種對世俗生活的體驗、認同與投入。而他們在藝術表達方式上已經由于當代藝術信息的豐富來源和材料的多樣化，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與綜合性。

意大利藝術評論家奧利瓦在《超級藝術》一書中提出了“熱超前衛”(HotTransavanguàrdia)和“冷超前衛”(ColdTransavanguàrdia)的概念，這大概是借用了現代藝術中的“冷抽象”與“熱抽象”的概念。他所提出的這兩個概念不是平行的共時性概念，而是先后的歷時性概念，即“熱超前衛”的一代人以使用語言的方式來利用強調藝術價值的機會，這種語言求助于歷史，以此作為其分離于日常用語的標志。而當前的一代人卻采用一種綜合的、或然性的方法，即對材料和語言選擇中的固有難題做出直接的反應，哪怕這些材料和語言是根據同樣的疏離以及折中的能力來加以使用，奧利瓦稱之為“矯飾主義者的模仿”。他指出“時下的藝術家們按雙重意向來操作，即首先選用可辨認的事物，并將其加工處理，使之在與觀眾的目光相遇時起刺激作用；其次是采用形式化的場所和建設性方式，使之能夠以新近精煉出來的距離感和意圖來環繞其作品”（注：奧利瓦：《超級藝術》，毛建雄、艾紅華譯，湖南美術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頁。）。在這里，他實際上區分了早期現代主義的精致語言的前衛藝術與后現代時期受到大眾文化影響與滲透的缺乏修養的流行藝術。

當代藝術的傳播越來越依賴于藝術信息的獲取和藝術活動的配套操作，大眾媒介、收藏與市場日益成為具有評論價值的重要因素而發揮著影響力。當代藝術家已經意識到通過展覽與大眾媒介建立自己的符號系統即商品品牌識別系統，從而增加藝術神話的附加值的重要性。為此，選擇社會熟悉的大眾文化符號并對已有的傳統文化資源加以挪用，是一個與大眾和傳媒建立緊密的消費聯系的公關策略。

美國藝術史家T·J·克拉克注意到前衛藝術的這種復雜性，也就是前衛藝術與“現代性”的關聯：“在1860年—1918年間作為藝術的一些前后聯系，前衛藝術的豐富性可以依賴它給予平面性的這種復雜和兼容的價值——必定從其他地方而不是從藝術中得出的價值——而重新得到描述。它將使那種平面性作為‘大眾化’的同義詞——因而將某種東西精巧地、清晰而顯著地構想出來。或許它表示了‘現代性’，因為平面性意味著用幻覺召喚出的廣告、商標、時髦畫片和照片的純粹兩維性。”（注：T·J·克拉克《克萊門特·格林伯格的藝術理論》，見《波洛克及其之后》，紐約哈珀與勞出版公司1988年版。）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看待這種與大眾文化具有血緣關系的流行藝術？還是在成都雙年展的座談會上，陳瑞林教授的觀點對我們可能會有啟發，他認為：“我們不需要對藝術家提出過多的要求，現在主流的意識形態的消解，家長里短也能推動社會的發展，實際上改變社會的還是大眾藝術。改變社會思維方式的還是流行藝術。我對大眾藝術、實用藝術比較感興趣。讓民眾感受藝術，也是好的。大家不要太刻意，現代藝術是很寬松的。”（注：所引觀點見《成都雙年展學術座談會紀錄》，柳淳風記錄整理，尚未公開發表。）這一觀點反映了后現代主義思想對中國知識界與藝術界的影響，流行藝術已經并且將會獲得更為寬容的發展環境。

在后現代主義看來，今天已經不再存在具有重要意義的先鋒派，也就是說，不再有令人震驚的藝術和受震撼的社會之間的那種張力，這是一種普遍的觀點。它證明了在西方社會，先鋒派已經取得了勝利，社會本身已經接受了創新與變革，但這恰恰導致了“前衛”的制度化，并賦予它不斷推陳出新的任務。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注意到西方藝術經過現代主義的前衛洗禮，已經獲得了一種文化沖動力，即藝術“已呈現出一種追求新穎和獨創性的主導性沖動，以及尋求未來表現形式與轟動效果的自我意識，這就使得變革與創新的設想本身遮蓋了實際變革的成果”（注：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79頁。）。

后現代主義者認為前衛已經死亡，理由是在當代藝術中，形式革命的空間已經發掘殆盡。而前衛藝術極端強調的個性在現代社會中具有很大的虛幻性，個人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福柯認為，現代主義強調的主體性并不存在，所有的主體性都是虛幻的，個人在整個社會的權力關系中存在，為這種關系所分類、排斥、客觀化、個體化、約束以及規范化，個體接受社會權力的制約和社會規范，自覺內化，這是一種被動的“生產性的主體”。但福柯也強調個人要從被他人改變轉向自我轉變，從而發展出以分散、多元對抗統一性的“微觀政治”。“微觀政治”是反體系性的、反中心的、多元化的，是強調主體行動的自覺性的，“必須把政治行動從一切統一的、總體化的偏執狂中解救出來，通過繁衍、并置和分離，而非通過剖分和構建金字塔式的等級體系的辦法，來發展行為、思想和欲望”（注：福柯：《反俄狄甫斯序言》，轉引自道格拉斯·凱爾納《后現論——批判性的質疑》，張志斌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頁。）。

在福柯的著作中，主要討論的是現代社會中的個人如何被分類、排斥、客觀化、個體化、約束和規范化，個人處在全方位的社會權力網絡體系中，每一種人際關系都是一種權力關系，個體似乎處于悲觀的無助地位。但在福柯的晚期，他注意到了這一點，從強調“統治技術”轉向強調“自我技術”，即強調個人如何被他人改變轉向強調如何實現自我改變，他呼喚一種在社會微觀層面發展起來的多元的自主斗爭，用一種后現代的微觀政治學概念取代了現代的宏觀政治學概念。通俗地說，當分散的個體不具有對整體社會中心權力的控制權時，他可以通過個性的自由與解放來獲得對自我的控制權。這種“微觀政治”以兩種反話語形式獲得自己的批判性策略：一種是“話語政治”，即邊緣群體通過抵制將個人置于規范性約束下的霸權話語來解放自我，獲得自由；一種是“生物性政治”，即個體擺脫規試性權力的束縛，通過創造新的欲望形式和形式來重塑軀體，從而顛覆規范化的主體認同和意識形式。將“”與“欲望”提升到一種文化與政治的高度來切入社會，是當代藝術對于傳統價值的一種和平顛覆的后現代策略，這就要求我們對當代藝術中的“”和“欲望”從社會學的角度還原它在現實生活中的大眾基礎，這也是我們了解行為藝術與身體藝術的一個切入點。

展覽現場

在我看來，當代藝術對于社會的切入，正是從個體與微觀的層面上，對傳統價值與觀念的解構與重建。由此，無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當代青年藝術家在認同、參與、體驗甚至享受當代生活的外表下，正在發展出一種對傳統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具有解構性的藝術圖像系統。以卡通一代、張小濤、楊帆、UNMARK、曹靜萍、陳可、羅丹、吳雪蓮、孫皓、牟柏巖、陳昕等人為例(更早一些時期，四川的陳文波率先使用塑料式女性形象表現商業復制對當代生活與個人情感的模式化塑造)，他們的作品都反映出我們時代的社會變遷與卡通文化、數碼影像對當代青年的深刻影響。在與青年藝術家的交流和對話中，我注意到，正是通過流行文化的符號，他們的個性化日常生活經驗得以表達，在這種表達的背后，是一代青年價值觀與倫理觀在微觀層面的張力性沖突，以及他們在這種沖突中試圖重塑自我的努力，福柯在《論倫理學的系譜學》一書中說“我們必須像創造藝術品一樣創造我們自己”，也許我們可以將這句話轉換為“我們必須在藝術創造中創造自我”，這種重建主體性的努力是為了爭取個體的自由，所謂“自由”，是指個體可以擺脫對一個已逝世界的懷戀，或者說可以不必在今天重新復制過去的規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