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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歷史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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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歷史論文

貿易歷史論文范文第1篇

要探索傳統貿易理論(或比較優勢理論)與現代貿易理論(或新貿易理論)在中國現階段的適用性問題,首先必須從一般理論意義和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實踐歷程分析這兩種理論的適用性。

(一)兩種國際貿易理論前提假定

比較優勢理論的實質是自由貿易論,其基本理論立足點是古典和新古典經濟思想,考慮的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圍內最優配置經濟資源的問題。比較優勢論最根本的前提假定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這是一種典型的新古典分析方法。盡管新古典微觀經濟理論在理論史上遭到了眾多的批評,但其理論大廈歷經100多年的風雨卻從來沒有被摧毀過。比較優勢理論是新古典經濟理論在國際范圍的延伸,它所倡導的是基于國際分工基礎上的貿易互利論。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說,這種國際范圍內的自由貿易可以達到整體世界經濟的帕累托最優。因此,比較優勢理論具有堅實的理論根基。從理論的應用來看,傳統貿易理論較客觀地解釋了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現象。但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不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領域出現的新變化,如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同類產品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跨國公司在國際經貿活動中的作用空前加強、產業的規模經濟明顯等現象。

新貿易理論正是抓住了比較優勢理論的兩個基本前提對其進行否定,認為國際商品市場具有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兩個基本特征,從而合理地解釋了國際貿易領域的新現象。以古魯格曼、赫爾普曼、迪克西特等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其精髓和要義集中體現在規模經濟理論中。規模報酬遞增意味著廠商存在內部規模經濟,也即大廠商比小廠商有成本優勢,從而可形成寡頭壟斷或壟斷競爭的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在這種前提下,同行業廠商數目少,各廠商生產有差異產品,從而每個廠商一定程度上都是價格制定者而不是價格接受者。這就是說,假定消費者的需求偏好是異質的,那么即使在資源稟賦相似的情況下,各國出于規模經濟考慮來專業化生產有限類別的產品也必然產生國際貿易。即除比較優勢外,規模經濟成為國際貿易又一獨立動因,通常用來解釋行業內貿易現象。由新貿易理論必然邏輯推演出戰略性貿易政策,即一國政府借助研發補貼、生產補貼或出口補貼等政策手段,保護國內市場,扶植本國戰略性產業的成長,實現規模經濟,搶占國際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或者通過進口征稅攫取外國壟斷利潤。因此,戰略性貿易政策本質上是一種有限保護政策。

單純就理論本身的適用性而言,兩種理論的主要分歧點在于對國際商品市場結構的把握和判斷上。如果國際市場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那么,比較優勢理論就是絕對成立的;反之,如果國際市場是一個不完全競爭市場,那么,攫取壟斷租金必然成為各國或各經濟主體追求的目標,因而在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戰略性貿易政策有其合理性。為此,我們需要從國際貿易歷程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效果來進一步分析。

(二)從國際貿易歷程看兩種理論的適用性

反對比較優勢論的觀點主要來自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他們認為,比較優勢論的完全競爭假定不能成立,因而,比較優勢論雖然在短期內有利于世界資源的優化配置,但在長期內卻導致各國貿易條件的變化。具體來說,由于發展中國家主要出口初級產品,技術進步慢,需求彈性低,且規模收益遞減,完全競爭特征明顯;而發達國家主要出口技術產品,需求彈性高,且規模收益遞增,這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貿易就是一種“不平等貿易”,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日趨惡化,如果發展中國家一味奉行比較優勢論,將在國際分工中處于越來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貧困陷阱”(普雷維什,1950)。從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的情況看,確實出現了各國經濟差異越來越大的特征,因此,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實行有限的貿易保護政策存在合理性。問題是,實行有限保護政策是否就意味著完全否定比較優勢論的適用性?戰略性貿易政策是否可以完全替代比較優勢論,并作為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的基礎?我們認為不可。

第一,盡管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論”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但并沒有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產生實質性影響。相反,國際貿易規模變得更大了,各國經濟增長對對外貿易的依賴性更強了。以1996年為例,低、中、高收入國家外貿依存度分別達到了43%、52%和40%(世界銀行,1999)。研究表明,自50年代以來,在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有關的各經濟指標中,要數出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程度最高;而且,至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長期使其經濟增長率保持在高于出口增長率的水平上(瑟爾瓦爾,1983,第351~360頁)。這說明,國際貿易發展的歷史表明,盡管各國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程度不同,但均從中獲益卻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第二,盡管國際市場存在不完全競爭因素,但商品的競爭程度一般大于國內市常一方面,世界經濟的自由貿易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隨著各國間貿易壁壘的解除,自由競爭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面對眾多國際競爭對手的反應,某一經濟主體要想在一個廣泛的國際市場上長期控制某一類產品的價格變得非常困難,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因此,戰略性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相反,比較優勢理論在指導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戰略上更具有適用性。

第三,盡管戰略性貿易政策在理論上有助于發展中國家改善貿易條件,但實施的難度很大。從理論上看,

這一政策實施成功的關鍵在于行業的不完全競爭特性,至少在國內市場上具有規模經濟,但發展中國家往往既面對完全競爭的國際市場,又面臨條塊分割的國內市場結構;而且,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成功還取決于單方面采取戰略性行動,即假定外國沒有采取相應報復措施。顯然,這種理想狀態不可能達到,日本在鋼材業實施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就招致了美國的報復。相反,比較優勢理論不存在招致報復性的問題,它是一種“雙贏”政策。

顯然,無論從兩種貿易理論的假定前提還是世界貿易實踐來看,比較優勢理論對于指導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具有更強的適用性,而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前景并不樂觀。更具體地說,探討一種理論政策在某個國家的適用性問題,就是要研究這個國家是否具備這種理論或政策所要求的前提假設與實施條件。我們認為,中國現階段尚不具備戰略性貿易政策賴以實施的前提和條件。原因在于:

其一,行業及企業規模經濟不明顯。戰略性貿易政策所實施的行業要求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特征,這就首先要求這些行業在國內市場上具有規模經濟。據發達國家經驗,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對象包括商業航空部門、半導體、電信設備部門、汽車部門等。而在我國,這些行業地理集中度偏低,企業規模普遍偏小,達不到最小有效規模,不足以與國外同類部門相抗衡;另一方面,企業“遍地開花”,重復生產,過度競爭嚴重。國內市場的行政性分割造成了這些行業的規模不經濟。

其二,容易導致新的市場扭曲。戰略性貿易政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種對自由貿易的干預,它可能帶來兩種市場扭曲。第一,扭曲微觀經濟主體。中國正處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許多重要產業多屬于國有企業,尚未完全按照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內部轉制,企業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帶有行政色彩,企業現有的壟斷地位是一種行政性壟斷,而不是由市場競爭中自然產生的,企業缺乏技術創新的動力和壓力,無法實現規模收益遞增,因而不能勝任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微觀主體角色。在這種情況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強制性推行反而可能使行業或企業產生更多的政策依賴性,甚至引發大量的非生產性尋租行為,造成效率流失。第二,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全面實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補貼或經濟支持,這往往過多用稀缺經濟資源,導致過高的機會成本,從而削弱我國比較優勢產品的出口。同時,對戰略性貿易產業或企業進行壟斷性保護,讓其在“溫室”中成長,也犧牲了市場競爭的效率,不利于整個經濟的健康發展。

除了以上制約條件及招致外國報復的可能性大等因素外,戰略性貿易政策還需其他一系列苛刻的必要條件及應用領域限制。比如,鑒別戰略部門需要大量、及時、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誤都將導致極為嚴重的后果。由此可知,我國現階段不宜采用戰略性貿易政策,不但是經濟理論邏輯推演的必然,更是中國現實經濟利益保護所必需。

(一)比較優勢理論與中國現階段對外貿易地位相適應

第一,中國貿易的伙伴國多為發達國家??唆敻衤?1998)認為,“行業內貿易、行業間貿易的相對重要性取決于國家之間的相似性”,而國家之間的相似性可以用資本勞動比率這一指標來衡量。他的基本觀點是:國家之間若資本勞動比率非常相似,則行業內貿易占據統治地位;相反,若國家之間資本勞動比率截然不同,則所有的貿易都會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有資料顯示,與我國貿易的伙伴國多為與我國資本勞動比率差別大的發達國家或地區,中國香港、日本、美國、歐盟是我國的四大貿易伙伴。以1998年出口為例,當年我國出口額為1837億美元,對上面四大貿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國出口總額的73.3%,而對其他100多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及原蘇聯、東歐國家的出口所占比重還不到27%。由此可見,我國的對外貿易理應并且必然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

第二,中國出口商品更多地是面臨完全競爭的國際市場,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控價能力差。根據微觀經濟學理論,判斷市場結構是否屬于完全競爭類型關鍵在于兩點:一是進入市場的生產廠商數目;二是廠商是否為價格接受者。一般而言,生產者甚眾且產品之間差異不大的屬于完全競爭市場,最典型的例子是農產品市場;反之,生產者較少且產品之間差異大的歸于非完全競爭市場,比較典型的如汽車業、飛機制造業等。雖然我國在“八五”期間已基本完成出口商品結構由以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但我國目前出口的工業制成品中,絕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輕紡產品和一般機電產品,而精加工和高科技產品所占比重很少(徐復,1999),這意味著我國大多數出口產品仍屬于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由于不具備生產資料的獨占性、規模收益和專利技術等形成壟斷的因素,在國際市場上沒有控價能力。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盡管中國的主要出口行業如紡織、服裝、制鞋、加工裝訂業務等諸多產品,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產品雷同、產業相似、競爭角逐日趨激烈,但還是具有相當強的國際競爭力,而這些產品都屬于比較優勢產品。我們應該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站穩和拓展國際市常

(二)比較優勢理論在中國現階段仍具潛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逐漸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比較優勢理論伴隨著這種轉型而得以在外貿領域貫徹和適用??梢哉f,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外貿成就就是立足于比較優勢而取得的。具體現現在:第一,外貿結構逐步反映了要素稟賦。從進口品的結構變化看,農業密集型產品大幅度下降,資本密集型產品增長最快;在出口結構方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比重在1986年后較快增長,雖然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份額也在提高,但它的大部分生產是對進口原料和零部件進行加工、組裝,其中進口零部件占到出口值的4/5,因而這類出口實質上仍屬勞動密集型(張軍,1998)。第二,加工貿易充分利用了我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將我國勞動力同外商的資金、技術、市場相結合,貫徹和體現了比較利益思想。近些年來,加工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中比重不斷上升。由是觀之,我國已

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初步建立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模式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進口模式。

我們認為,目前,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貿易模式在我國還遠未發揮其潛力,仍有很大增長空間。從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貿易形式的轉換過程來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在勞動力成本未大幅上升以前,不宜轉換成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特別是對我國這樣一個勞動力充裕、就業壓力巨大的大國而言更是如此。如此我們運用巴拉薩顯示比較優勢指標進行衡量,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仍具有明顯比較優勢。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約為3.5,遠遠高于系數值為0.5的資本密集型產品。而香港地區、韓國、臺灣地區1980年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分別是6.98、4.95、5.24,這就說明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仍有很大增長空間。

當前,世界經濟正逐步走向全球化、一體化,各國的生產、貿易和投資日益融為一體。只有用比較優勢理論來指導各國的對外貿易實踐,才能順應這股國際潮流。要言之,無論是從經濟理論的邏輯推演還是從貿易實踐看,以比較優勢理論作為我國對外貿易的理論基礎,是中國現階段貿易戰略的理性選擇。

【參考文獻】

[1]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2]瑟爾瓦爾.增長與發展,金碚、李揚等譯[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3]世界銀行.1998/1999世界發展報告[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

貿易歷史論文范文第2篇

實踐教學是一種互動式、討論式、開放式、啟發式的教學形式,其主要特征是要能夠把現實的經濟問題要能夠較好地引入課堂,與枯燥單調的理論相結合,并激發學生公開討論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公開討論乃至辯論,把老師的單向講解轉變為師生的雙向互動。但是,現實中國際貿易的很多教師對實踐法的真正內涵缺乏真正的認識和領會,而只是將實踐教學簡單地理解為單證或者實務講授,缺乏對學生的實際操作和動手能力的培養。

2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新型實踐教學模式的實施方案

2.1加強實踐教學案例的選擇并及時更新案例庫通過上文敘述,我們已經大致了解到在實踐教學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那么,為了提高教學質量,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教師在對實踐教學案例進行選擇時,一定要充分考慮到案例的系統性、針對性等方面,盡可能保持實踐教學的豐富性。其次,教師還要選擇與國際經濟貿易熱點問題有關的教學案例,讓學生們自主進行探討交流,以此來對學生的分析能力以及社會適應能力的培養。其次,教師還要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對案例庫進行更新,多多采用一些研究性較高的案例,這就需要學校領導給予高度重視,加大對案例庫管理系統的建設,促使國際經濟貿易實踐教學工作的順利開展,增強學生們的學習興趣,讓學生們在對案例進行分析的過程中,靈活運用所學的理論知識,進一步提高自身專業學習能力。另外,教師也要盡最大限度的為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同時還可以采取情景模擬的教學方式,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到實踐教學活動中。

2.2加強實踐教學的組織由于國際經濟貿易專業涉及的學科內容較多,學生需要學習的理論體系也相對復雜,再加之受到時間方面的限制,教師不可能將所有的章節都進行實踐教學。所以,教師在對實踐教學進行組織規劃時,一定要充分做好前期備課工作,制定明確的實踐教學目標,并將教學重點以及主導思想劃分出來,從而進行有針對性的實踐教學。其次,教師要選擇出合適的實踐教學案例,還要在實際的實踐教學過程中,幫助學生解決提出的疑問,盡量讓學生自己參與到案例的討論、操作和總結環節中,這樣有利于培養學生形成良好的自主學習習慣,同時也可以拓展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全面提高學生綜合素質能力。此外,教師要在實踐教學中對學生進行正確的引導提示,充分發揮實踐教學的重要作用,確保每一位學生都能夠學習到過硬的理論知識,進一步增強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

2.3及時反饋并評價實踐教學效果在傳統的教學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要分離并科學合理地建立實踐教學效果評價指標體系,盡可能做到教學目的、原則具體化為可操作性的標準或程序。合理的實踐教學效果評價體系能幫助老師獲得教學的效果,并能夠及時改正以使實踐教學效果向更好的方向發展。另外,通過反饋的效果及時了解學生的學習習慣、興趣,從而不斷完善教師的實踐教學。因此,必須科學合理地構建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教學效果的評價體系。

3明確國際經濟貿易專業實踐教學的最終目標

實踐教學,其實就是培養以動手能力、科研能力、創新能力和適應能力為主要代表的學生個人綜合素質,與素質教育是具有緊密的內在關聯的實踐教學為學生提供了較為開放的空間,創造動態的場景以及不斷變化、不斷發展的復雜社會背景,它除了是學生對課堂知識掌握的重要手段,能加深學生對某一門課程理論知識的理解以外,還能培養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分析問題能力、解決問題能力等綜合能力,有效引導學生進行自主創新,實踐教學是綜合性的教學,在推進學生素質教育,培養學生綜合素質以及實際操作能力,鍛煉學生創造性思維以及創新能力等方面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貿易歷史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題】比較教育研究

【英文摘要】China''''smainland

一、兩岸學歷互認問題的提出

臺灣“采認”大陸學歷問題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1997年10月,當時臺灣“教育部”首先對外宣布將“采認”大陸73所高校學歷,并開放島內青年赴大陸“念研究所”的決定。該政策在醞釀了五年之久后終于出臺,主要是基于兩岸合作與交流的加深、經貿往來的需要、課程專業互補性強、學歷和學位制度存在對等關系的考慮。該政策的出臺,曾獲得了臺灣民眾約95%的支持率以及大部分高教界人士的歡迎,正當眾多臺灣學子殷切期盼此類實施之際,臺灣方面隨即又宣布“暫緩承認大陸73所大學學歷”,并將此計劃“無限期擱置”。從“采認”的提出到“暫緩執行”前后不足70天。應該說臺灣“采認”大陸學歷政策的出臺,幾經波折,經過了臺灣“陸委會”以及“行政院”的反復審核,最終才由臺灣“教育部”正式提出。然而,轉眼之間學歷“采認”便成了“過眼云煙”,而且還多出了三條“暫緩”理由:其一,大陸有許多大學課程并不完整,課程安排也不具備嚴格的專業區分;其二,大陸許多大學辦學水平較低,又毫無國際聲譽;其三,兩岸學位制度差異很大,認可其學歷須經審慎研究和重新評估,等等。這一“暫緩”便是漫長的五年。不言而喻,兩岸高等教育之間存在的差異只是一種借口,而政治問題才是“暫緩”的真正理由。

就大陸對臺灣學歷“采認”政策的回應來看,早在臺灣單方面提出“采認”政策之前,大陸就在1985年以“聯合招生”的形式向港、澳、臺地區招收學生,而且“聯招”的院校從最先的7所增加到目前的150多所。當臺灣單方面提出“采認”大陸高校學歷政策之后,大陸方面也隨即做出了回應,提出“凡獲得臺灣大專以上學歷的臺灣青年,均可直接向大陸高校申請插班讀本科課程”的規定。事實上,該規定是在承認臺灣“大專以上學歷”與“大陸高校本科學歷具有銜接或對等關系”的前提下做出的具有善意的回應與表態。從實際操作層面上看,大陸方面推薦參與“聯招”港、澳、臺學生的高校,也都是國內最好、國際知名的院校,在學術積淀、辦學水平、專業設置和課程安排等方面,毫不遜色于臺灣的知名大學。即便是在臺灣“暫緩采認”大陸學歷之后,大陸方面也仍在繼續為臺生來大陸求學提供各種方便,其中包括:繼續放寬招收臺灣學生的渠道;不設統一分數線,由各校自主決定;審批權由教育部下放到各盛自治區的教育主管部門。大陸對兩岸高校學歷“采認”的基本態度是,積極回應,樂觀其成,創設條件。

盡管臺灣“采認”大陸高校學歷政策已擱置多年,但在兩岸都加入WTO的新形勢下,兩岸間的學歷“互認”是否有重新啟動的必要?可行性如何?政治問題能否與學術問題分開?等等,這些問題都是本文將要進一步探討的。

二、入世后兩岸重啟學歷互認大門的必要性分析

加入WTO后,高等教育的產業屬性日益明顯。各成員之間的教育服務貿易日益升溫:謀求開拓高等教育的國際或區域市場,吸引留學生和境外學生、加強合作辦學、運用信息技術實施遠程高等教育等,已越來越成為各成員方努力奮斗的目標,“無邊界的高等教育”[1]已初現端倪。事實上,“無邊界的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各成員方高等教育的質量保障和受教育者的學歷互認(資格認證)。鑒于兩岸都加入WTO的狀況,雙方是否能主動繞開意識形態問題,從學術的視角來探討兩岸學位、質量、水平和層次之間的對等問題是重啟兩岸學歷互認大門的一個必要前提。

(一)WTO中與教育有關的服務貿易形式及原則

WTO與教育有關的服務貿易形式有四種:其一為境外消費;其二為商業存在;其三為跨境交付;其四為自然人流動。很顯然,教育服務領域的條款,與金融、交通、航空等服務領域旨在消除關稅與貿易壁壘的條款不同,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消除各國以及區域間教育的封閉性和對外參與辦學競爭的限制,以圖建立開放的教育服務市場,使本國或本地區的教育服務市場對外開放,境外機構與個人可以平等地與境內機構和個人競爭,等等。

臺灣“經濟部”官員吳文雅2002年7月12日對外公布,臺灣已經于6月30日對大陸等34個WTO會員提出初始開放清單,希望大陸及其它方面提前開放研究發展服務業、計算機服務業、管理顧問服務業等5個領域。但臺灣目前仍未向各成員方面提出開放臺內教育服務業的清單,也未做出任何承諾。而大陸方面,已成“境外消費”中的“出境留學或培訓”以及“商業存在”中的“合作辦學與培訓”等項,向WTO各會員做出了承諾,其它方面待時機成熟時也會陸續做出承諾。僅就WTO的規則而言,在WTO架構內,一旦會員之間互相開放高等教育服務領域,彼此之間就必須共同遵守WTO的基本原則:包括無歧視待遇原則(即最惠國待遇原則、國民待遇原則、互惠待遇原則)、透明度原則、關稅減讓原則、市場開放原則、公平貿易原則、權利與義務平衡原則等。值得一提的是,只要對成員方做出了承諾,就必須遵照WTO的原則辦事,包括對治見不同的成員方也必須信守承諾,不得另開爐社或人為設障。也就是說,在WTO的架構內,可以將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和學術問題區分開來。

(二)入世后兩岸重啟學歷互認大門的主客觀條件

從客觀需要來看:首先,人為因素可以不在WTO規定的基本原則內進行討論,因此在探討兩岸學歷互認問題時可繞開意識形態而專門探討與學歷互認有關的學術交流、留學問題和合作辦學等問題;其次,隨著兩岸對WTO各成員間的承諾的不斷增加,尤其是教育服務貿易的相互開放,兩岸之間的學術交流、項目分工、留學教育、技能培訓、教師進修、人員互訪、合作辦學等教育消費活動將會不斷增加,而這些活動的增加,通常必須以學歷、職稱、專業、質量的對等以及評價標準的對等為基礎和前提,因此這在客觀上也會促使臺灣方面松動學歷“采認”政策。

從主觀需要來看:學歷“互認”能使雙方獲利。大陸方面,首先希望臺灣“采認”政策的松動能給大陸高校帶來新的思維、新的技術、新的學科、新的項目、新的手段、新的方法和新的管理;其次,兩岸學歷“互認”后,可以為大陸帶來新的生源,從而提高大陸高校的資源利用率;第三,給大陸高校注入新的觀念、新的活力和新的學習群體,有利于學術思想的交流與碰撞。而臺灣方面的收獲是,第一,可以用較少的成本獲得相對多的人才回流,人力資源中最寶貴的資源是人才資源,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在制訂人才戰略并加緊對人才資源的爭奪;第二,兩岸學歷互認,有利于臺子女在兩岸間自由選擇就學與就業,方便更多的臺灣學子到大陸就學和經商,既緩解了臺灣的就業壓力,又為臺灣經濟的發展注入更多的資金;第三,學歷“采認”有利于兩岸學科的優勢互補和人才分工。比如,臺灣相對薄弱的中醫學和管理學科需從大陸方面獲得學術上的支持,而大陸方面相對薄弱的信息資訊學科,也可以從臺灣方面的優勢學科中獲得課程、師資和項目上的支持。從追求管理的最大綜合效應來看,兩岸科技人才的分工也十分必要,就象美國IBM大中華人力資源部總經理張臺杰所認為的那樣,“兩岸的科技人才各有強項、弱點,不過重點不在比較,而在全球化的擠壓使得跨國企業對人才的要求已經到了‘非常專業’的地步。與其擔心大陸人才會不會搶臺灣人才的工作,還不如回頭加速提升自己的專業?!盵2]

(三)重啟兩岸學歷互認的大門是基于現實的需要

從現實需要來看,自1999年臺灣以“臺灣、澎湖、金門、馬祖獨立關稅區”的名義加入WTO后,臺灣學子留學大陸的熱潮有增無減。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大陸在WTO以及經濟全球化的雙重壓力下,原本設限重重的服務業、金融業、保險業和通路業等,因受“外資”大舉沖擊,所需應對人才也大量劇增,因此,大量臺灣學子熱衷于到大陸求學,主要是放眼于大陸未來的就業市場,與前一代臺灣學子完成學業即返臺灣找工作的狀況大不相同。有些臺灣學生,在大陸讀完本科后,沒有馬上回臺灣就業,而是再到美國拿一個學歷,然后回去讓臺灣承認。這種狀況就像前臺灣“教育部”官員曾志朗所表示的那樣:“開放采認大陸學歷的時機,已經成熟到必須好好面對的時候了。已經有臺灣學生到大陸北京大學上學,之后再到美國耶魯大學念完書,然后回來問‘教育部’承認不承認,承認哪一個?這會變成一個可笑的問題?!盵3]

以上情況,若在WTO架構下加以技術處理,便可免尷尬與意外。由于學歷“采認”涉及雙方學位制度、學位評定、課程設置、學術交流、人員互訪、互派留學生以及合作辦學等學術權限等方面的問題,應該說是各成員高等教育機構間相互承認其資格的一種學術行為,其實質是課程、專業、師資、質量、層次、規格和水平的對接,與政治問題無直接關系。因此,這種對接實際上是與國際高等教育接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進程是不會因為某一環節出現故障而中止的。因此,當某一國家或某一地區的對接功能受阻,其它環節的功能將會設法取而代之。

(四)重啟兩岸學歷互認大門可共創兩岸教育雙贏

雖然臺灣方面至今仍未承認大陸高校的學歷,但在臨近加入WTO之前,兩岸間的民間教育交流已相當頻繁。2000年寒假和2001年暑假,臺灣至少有上百位大學生自費或通過民間組團的方式,赴大陸參訪知名大學。他們參訪大陸高校的目的主要有三:其一是參訪大陸高校并與大陸學生交流座談;其二是希望到大陸求學,尤其是攻讀法律、會計專業,以應對兩岸加入WTO、直接“三通”后的需求搶攤就業市常在臺灣,要選讀某些熱門專業并不容易,而大陸不僅大學數量多,而且相同的專業也多,就讀的機會也多,因此選擇“曲線救國”也算是一種不錯的選擇;其三是想通過求學到大陸經商或就業。臺灣近幾年經濟不景氣,就業困難,而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大陸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來大陸的臺商事業紅紅火火,這對許多想來大陸求學并在大陸發展的臺灣學生來說是個不小的誘惑。

除了求學與搶灘大陸就業市場等好處之外,學歷互認還可以加速兩岸間的合作辦學。據悉,臺灣“元智”等私立大學曾表示想借入世之機,赴大陸專為臺商設EMBA班,因為臺商赴大陸做生意的人越來越多,在臺灣進修不便,于是規劃與上海交大、清華大學合作,借用其教室為臺商設EMBA班。此信息剛一傳開,包括“銘傳”、“淡江”等大學也都表示已在進行類似的規劃。臺大等“國立”大學也有意規劃比照辦理,有些大學甚至表示愿到大陸設分校。從發展趨勢來看,加入世貿組織后,兩岸間的直接互動,尤其是教育和文化交流會越來越多,學歷互認對雙方均有利:大陸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臺灣生源;臺灣學生學成之后則可以名正言順地在大陸經商、就業,也可以返臺就業。以上的分析表明,學歷“互認”雖對雙方均有利,但最大的贏家還是臺灣學生。

(五)重啟學歷互認大門有助于加速兩岸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進程

作為現代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特征,高等教育國際化趨勢有著深刻的經濟、社會、文化背景和教育理論根據。雖然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內涵極為豐富,但是,國家之間、地區之間人員的交流、項目合作以及為研究和教學提供國際化的環境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主要內容。要真正富有成效地開展兩岸人員與項目的合作與交流,相互間必須以一定的對等關系為先決條件:從高校內部環境來看必須在專業、課程、學術、學位和質量水平等方面實現對等和對接;從高校外部來看,則必須充分實現高等教育服務市場的開放,使高質量的教育服務能在各成員之間進行貿易和流通。可見,互認學歷將有助于加速兩岸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進程。

大陸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雖起步較晚,但由于較為充分地利用了“后發外生”優勢,因此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實現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跨越式發展。大陸近幾年來在轉變高等教育觀念、改革辦學體制、調整學科結構以及培養人才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大眾化的人才培養觀,以及多樣化的課程體系、教學方法和辦學模式正逐步取代傳統、單一的精英式辦學思想,富有成效的改革使大陸高校正朝著國際化的方向不斷地邁進。臺灣的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較早起步,教育市場的開放度較高,特別是在招生、轉學、聘請外籍教師、學歷對等、學位授予等方面早已和國際接軌,而且學校的招生、質量評估和學校聲譽大多由市場決定,政府直接介入較少。盡管兩岸在向國際化方面的差距已在縮小,但是一旦涉及雙方高等教育的對接與互動問題時,臺灣方面便表現出少有的敏感與被動,臺灣當局也由間接干預變為直接干預。相信入世以后,兩岸在創設高等教育國際化環境方面,會有更大的空間。

三、入世后兩岸學歷互認的可行性分析

兩岸在加入WTO后并不意味著學歷“采認”的相應條件就自然具備了。事實上,兩岸之間仍存在較大差異,但“”仍是世界各國在尋求學歷對等關系中所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經重申了這樣一個觀點,即“對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僅文化傳統、地方習俗、經濟社會狀況之間的相互作用,就足以產生該國特有的教育概念,因而試圖強加一個通用的定義是無濟于事的。”[4]學歷“互認”也一樣,強求完全的相同才“互認”,不僅不太可能,而且也沒有必要,才是務實的做法。

(一)兩岸學位制度存在的共性是學歷互認的基本依據

發端于歐美的學位與學歷對等研究,在東南亞也有廣泛影響。進入21世紀后,學位制度的對等研究,已逐漸成為各國和各地區間高等學校進行學術交流與項目合作的基矗中國大陸與各國之間的學位對等關系,最初僅局限于與前蘇聯、東歐以及部分西歐高校間的人員對等交換。20世紀90年代后,由于中國高校與周邊地區以及東南亞各國高校之間的學術交流、人員往來不斷增加,主客觀上都要求雙方必須以對等的學歷關系為基矗在此背景下,中國加快了對東南亞、香港以及臺灣地區高等教育學位對等制度的研究。

其中,對海峽兩岸學位制度和學歷方面的研究和比較表明,兩岸高等教育學位制度存在“許多共性”:1)兩岸高等教育均實行三級學位制:學士、碩士和博士;2)大陸和臺灣對不同級別學位的申請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學術能力要求。其中,大陸的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授予均有論文要求,而臺灣的學士學位授予并無論文要求,但博士學位的申請程序,則比大陸方面更為煩瑣;3)臺灣各級學位開設的課程有必修科目、主修科目、輔修科目和選修科目,而大陸各級學位開設的課程差別也不大,主要有學位課程(必修課)和非學位課程(含必修課和選修課);[5]4)大陸現行的學位是按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軍事學、管理學等12個門類授予,而臺灣則是以文學(文、史、哲)、理學、法學、商學、農學、工學、醫學和教育學等8大門類授予的。經比較表明,兩岸學科門類的劃分仍有不少共同之處,而且各級學位的授予都是按學科門類進行的。

兩岸同源不同流,在總體上學位制度具有相似的特點,若相對與美國等國的學歷互認而言,大陸與臺灣的學歷“互認”所涉及的文化、歷史問題更少一些,這在客觀上為兩岸間的學歷互認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在具體操作上仍會遇到一些客觀障礙,需要進行技術層面的處理。

(二)兩岸普通高教系統的共同性是學歷互認的基礎

臺灣的高等教育系統實行雙軌制:一軌是以普通高等院校為主線的高等教育系統,另一軌是以??平逃约奥毤几叩冉逃秊橹骶€的高等教育系統。每一個子系統內均有完整的升學和就業制度,前者以學術研究和升學為目標,也兼顧就業;后者則以就業為主,同時也兼顧一部分升學需要。到了研究所階段,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又相互交叉并打通。相比之下,大陸方面的普通高等教育系統要比專科教育和職技高等教育系統完善得多,因為大陸的專科教育和職技高等教育原本不是同一個體系,是近兩年才逐漸朝新的高等職業技術方向轉軌,因此,在人才培養模式、辦學思想、課程設置、職業培訓等方面與臺灣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從學歷對等的角度看,大陸的普通高等教育系統與臺灣的相比,更具有共同性。在實施對接過程中,可分期分批進行,先選擇一些已具備條件的高校為試點,試點成功后,再逐漸擴展到其它高校。

臺灣原“教育部”選定的73所高校,自1997年大陸高校進行合并以來發生了較大的變動,名單中的部分高校已與其它高校進行了合并,有的甚至更換了校名。臺灣前“教育部長”曾志朗在2001年4月表示“現階段很多中國大陸的大學進行整并,與前教育部長吳京公布預備采認的73所大陸學校有較大差距”,在過去的一年里,“教育部”已委托中原大學的2位教授,到中國大陸各地的學校進行深入調查了解,希望取得更完整的資料再做“采認”方面的探討。2001年5月,臺灣“教育部”高教司人士稱,“承認大陸學歷的準備作業已在積極進行”,“教育部”已初擬兩種方案,若采用寬松原則,將“采認”70多所大陸高校,若嚴格審查,則只能“采認”30至40所大陸高校,“學校名單已初步擬定?!盵6]

(三)市場導向和社會評價可作為兩岸高校學歷互認的共同評判標準

雖然臺灣學者對大陸高校以及大陸學者對臺灣高校的評價機構不同,標準也不盡相同,但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社會評價及其排行榜,仍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基本上仍可作為兩岸大學學術水平、人才質量、社會聲譽排名的基本尺度和共同標準。

就目前大陸向臺灣學子開放招生的高校而言,多數是國內一流,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的大學。這些大學基本上是經過兩個評價渠道而勝出的:一是通過大陸教育部所組織的“優秀評估”或“合格評估”,二是在社會和企業評價中排名靠前的高校。大陸目前的高校,并不像有些人所誤傳的那樣是“毫無國際聲譽”或“沒有進行嚴格區分”。事實上,自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會提出《展望與行動世界宣言》以來,大陸方面就對高等教育質量評估的傳統做法進行了調整:把原有的以學術標準為惟一評價尺度的評價體系,改為能體現多樣化趨勢的質量評估體系;既建立了國際公認的國家質量評估體系,又形成了能體現和保持地方院校特色的質量評價體系,使整個大陸的高校評估符合質量多樣化的要求。

臺灣的大學評估制度已實行多年,有官方評估也有民間評估,但臺灣歷來較看重民間評估,特別是以學生、社會及企業評價的形式出現的排行榜,尤其受到人們的重視與認可。因此,在兩岸學歷的互認中,可選擇兩岸具有共同性的民間(社會)排行作為試點,對社會排行相對靠前、分類排行較相似的高校,可先期作為學歷“采認”的對象。

四、結語

基于對以上相關問題的分析,得出以下基本結論:

首先,自1997年臺灣方面提出學歷“采認”問題以來,兩岸圍繞這一問題的“出臺”與“叫停”展開了多輪、多方面的探討,人們討論最多的還是臺灣是否以及如何“采認”大陸學歷。隨著兩岸加入WTO,這一問題終將變得越來越迫切:臺灣方面,公、私立大學“西進”、“登陸”、“合辦”的意圖越來越明顯,學生則基于就業與經商的長遠考慮,也大多睛睞到大陸高校就讀;大陸方面,通過學歷互認吸引臺灣學生到大陸學習可能是第一動機,加強雙邊的相互了解、互派人員以及學科間的優勢互補可能是第二動機,通過提供學習、就業和經商一條龍服務,間接地吸引更多的臺商、臺資到大陸來可能是另一動機。

其次,隨著兩岸的同時入世,兩岸經濟、文化、教育交流的日益增多,涉及學歷“采認”的人群、高校也將日益廣泛和增多,兩岸學歷互認的前景與趨勢應是“雙向”而非“單向”、“大范圍”而非“小范圍”地進行:包括臺灣承認大陸的學歷,同時大陸也承認臺灣的學歷;兩岸學歷互認的規模將由小變大,由幾十所逐漸擴大到幾百所,甚至覆蓋兩岸的絕大多數高校。

再次,考慮到目前兩岸還存在一些客觀及人為障礙,全面、大范圍的學歷互認目前仍較難實現。因此,可考慮在WTO的架構下,依據WTO的基本原則,并基于以往及目前對兩岸學位對等制度的研究成果,在雙方教育服務貿易準入條件與承諾的范圍內,采取相對靈活的措施,進行雙邊學界的對話與談判,先以部分高校為采認試點,各項關系理順之后再逐漸鋪開。

第四,現階段兩岸的當務之急,是雙方均要確定出第一批學歷采認的高校名單,以供對方采認時參考。從大陸方面考慮,有以下幾個方案可從中選一:其一是以臺灣前“教育部”圈選的73所高校為基礎,然后再進行增減;其二是以進入“211工程”的高校名單為基礎,從中再確定合適的學校為采認對象;其三是以2000年最新確定的向臺灣地區聯招學生的150多所高校為基礎擬定采認名單;[7]其四,以美國承認的大陸高校作為參照,確定采認對象。

第五,應從戰略的眼光來看待高等教育的“無邊界”趨勢及其發展特征,盡快建立兩岸學歷互認制度,積極謀求開拓雙方的高等教育服務貿易市常大陸的高等教育服務市場是對所有成員方開放的,而不僅僅只關照具有天時地利的臺灣。若臺灣方面不抓住機會,仍糾纏于一些不太重要的細節,那么座失良機將是不可避免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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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導報訊.臺灣人才仍具優勢[N].海峽導報.2002-4-8(24).

[3]林承鐸.希望臺灣早日采認大陸學歷[J].臺聲,2001,(1):12-13.

[4]盧曉中.高等教育:概念的發展及認識[J].高教探索,2001,(3):60-63.

[5]李澤或,武毅英.戰后臺灣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6.201-215.

貿易歷史論文范文第4篇

摘要: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可以為一國帶來壟斷利潤,但是在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著扭曲的規模經濟風險、競爭模式風險、資源競爭風險、信息風險、國外報復風險、政府行為的非理性風險等。因此在中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過程中應注意一些具體問題,以克服因條件的不完備而帶來實施效果的弱化。

關鍵詞:中國;戰略性貿易政策;風險

一、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內涵、

在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研究中,Brander和Spen—cer(1981,1984,1985)描述了政府如何將外國生產者的壟斷利潤轉移到國內生產者手中來,并得出結論:一國政府總存在出口補貼的單邊干預動機。他們運用“第三國市場”模型,分析了一國政府通過對生產者干預如何提高本國生產者從雙頭壟斷的共同出口市場中所獲得利潤的,在自由貿易和Coumot競爭的情況下,企業間會達成一個Coumot—Nash均衡,該產業最終趨于均衡狀態。但當有一方政府進行干預時,競爭就會演變為Stackelberg競爭,有政府補貼的一方廠商就會處于Stackelberg領導者的地位,而外國競爭企業則處于跟隨者的地位,外國企業會做出向本國企業讓渡市場份額和利潤的反應,此時,即產生利潤轉移效應。也就是說,政府已經承諾對行業的干預行為,并且外國企業也會認為,即使其拒絕退卻而使得轉移利潤失敗,補貼也會持續下去,此時的政府補貼成為可以置信的威脅。因此,政府最佳反應是給予一定的出口補貼。

Krugman(1984,1987,1992)設計了一個模型從保護幼稚產業的角度進行了戰略方面的分析。他通過一個含有一種機會的非正統假定,從根本上改變了分析的焦點,該假定使一個國家通過限制進口的戰略部署來實現另外一種福利。其分析依賴于兩個基本要素:賣方的國際壟斷和規模經濟。對于賣方的國際壟斷,類似Brander和Speneer的分析,他假定有兩個企業,一個國內企業和一個外國企業,每個企業只生產單一產品,企業之間進行Coumot競爭,但有一點的差別是,Brander和Spencer僅分析第三國市場,而Krugman的模型允許產品向多個市場銷售,這樣,國內和國外市場由于政府的政策就有可能被分割開來。其結果是獲得了一個多元市場的Cournot模型。對于規模經濟,他通過給予本國生產者在本國市場上擁有特權的地位,這樣,本國生產者可以獲得一種較外國生產者在生產規模上的優勢,這種規模上的優勢即使在沒有保護的市場上也將轉化為較低的邊際成本和較高的市場份額。規模經濟的獲得有靜態的規模經濟、動態規模經濟以及干中學。而當一國政府把外國生產者從開放的市場中擠出的時候,干預行為會在競爭雙方的邊際成本上引起相反的變化,結果是國內生產者產量擴大,邊際成本繼續降低,而外國生產者產量減少,邊際成本增加,這樣就形成了從產量到邊際成本再到產量的循環的因果關系鏈條,而這一循環過程就形成了進口保護和出口促進的機制。

二、我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風險分析

1、扭曲的規模經濟風險。規模經濟是戰略性貿易政策存在的理論假定,但在一些國家和一些行業卻存在很大的扭曲。在相當多的國家和行業,規模經濟的存在實際上并不是該行業存在著高效率與低成本,而有可能是政府壟斷的結果,在中國就存在這種大量的情況。盡管目前我國國內市場巨大,規模經濟明顯,但是全國并沒有形成統一有序的國內大市場,這種分割的國內市場嚴重阻礙著一些行業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所需要的規模經濟。另外,Markusen和Ven—ables(1988)以及Horstmann和Markusen(1986)認為,如果該行業是自由進入的,出口補貼給本國企業帶來的利潤會誘使新的企業加入,這將會造成行業集中度的降低,提高行業的平均成本,從而降低利潤轉移效應。對于中國來講,如何設定行業準入機制,既保證行業的一定寡頭壟斷來保證規模經濟的存在,又要保持企業的競爭能力,也是戰略性貿易政策能否獲益的重要因素。

2、微觀基礎的缺乏風險。在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中需要通過一定的市場途徑來進行。如果一國不存在微觀基礎,或者國內市場處于分割的狀態,就會影響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效果。缺乏國內市場運行傳導機制,政策就缺乏實施的渠道。目前中國,正處于經濟體制轉型中,市場主體、市場機制及市場體系等因素發育不全,創新機制還沒有有效建立,在我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缺乏企業和企業家的推動。

3、競爭模式風險。Eaton和Grossman(1986)指出,根據戰略貿易模型的Cournot競爭假定,每一廠商的最佳產出是假定對手的產量給定而推測出來的,但是,如果廠商進行的是Bertrrad競爭而非Coumot競爭,那么最佳政策應該是出口稅而非補貼,因為出口稅可以使得本國廠商做出不與外國廠商打價格戰的承諾,這樣,兩家廠商可以維持較高程度的合謀;另外,他們認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只有一個本國企業,如果本國企業的數目大于1,在確定政府干預政策時會出現相互矛盾的傾向,這種矛盾會存在于以出口補貼來轉移利潤的動機和傳統的為改善貿易條件而施加出口稅的動機之間,所以,只有當本國的企業數目不太大,出口補貼才是合理的。如果寡頭雙方致力于不變的推測變量,而且每一廠商的推測變量與其競爭對手的實際政策的反應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轉移到國內公司或利潤轉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貿易政策成了一種最優政策。

4、資源競爭風險。Dixit和Grossman(1986)放松了經濟中只有一個寡頭行業的假定,考慮了存在多個寡占行業的情況。他們研究了與一種固定供給資源相關的幾個壟斷性行業的情況,稱之為“科學家”,其研究表明,當國內出口行業面臨共同的外部環境,具有相同的生產能力時,被補貼廠商大量使用國內競爭性稀缺資源“科學家”,對其中一兩個行業進行補貼,會把國內競爭性稀缺資源“科學家”從其他行業轉移到被補貼的行業,從而使得被補貼行業的出口增加是以其他行業的規??s小和出口萎縮為代價的,其代價往往要高于利潤轉移效應,因此自由貿易仍然是最佳選擇。在中國很多行業都存在類似的資源競爭狀況,如何化解不同行業對于同一資源競爭的狀況將是中國戰略性貿易政策能否順利實施及實施能否獲益的關鍵。

5、政府行為的非理性風險。政府干預論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團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當進行微觀經濟干預時,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這些集團隨時準備獲取更大的利益,而成本卻由大的分散的集團承擔,他們不能獲得有關政策的所有信息。結果,政策的干預經常被誤導。因此,進行經濟決策時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強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經濟手段,必然會降低國家福利。政府為了履行政策的承諾對廠商提供補貼時還存在著一個固有的道德公害問題。國內廠商會發現追求補貼比追求生產行為有更高的收益,這樣只能增加依賴性。這種追求補貼的做法屬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尋求非生產性利潤的行為,是一種典型的尋租行為。

6、收入分配風險。Gruenspecht(1988)和Neary(1991,1994)認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隱含了出口補貼和企業利潤被同等對待的假定,政府并不關心國內收入的轉移支付,但在實際生活中,籌集補貼資金會給經濟帶來扭曲的成本,這意味著1美元公共基金的機會成本大于1,另外兩國企業的成本也被認為是一致的。Gruenspeeht和Neary分析了這種情況后得出結論,只有當公共基金的機會成本不太高時,出口補貼才是合理的。另外,政府的有效干預不可避免會產生有害的再分配效應。出口補貼將有助于把收入從社會其它方向轉移給被保護行業的所有者和雇員。因為,受補貼的行業一般是高科技行業,這種收入的轉移將或是表現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練技術工人的工資增長或是股東超乎尋常利潤的增加。

7、信息風險。Qiu(1994)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對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的風險進行了分析。他首先假定外國企業的成本是公共知識,而本國企業有可能是高成本也有可能是低成本,本國企業完全了解自己,但外國企業和本國政府不了解。得出結論,在信息不對稱時,如果企業進行的是Coumot競爭,那么政府傾向于設計分離政策,分離政策具有信號作用和信息甄別作用,提高社會福利。但如果企業進行的是Bet-trand競爭,政府將選擇一個統一的政策,允許本國公司隱藏其信息,這樣,利潤轉移效應較大。Wong(1991)、Brainard和Martimort(1992)以及Collie和Hviid(1993)也對不完全信息進行了類似的研究,從中可以得到一些共同的結論,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政策對于信息依賴的重要性。而政府要獲得這些信息卻是幾乎不可能的。

8、國外報復風險。Collie(1991)指出,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很容易引起對方國家的報復,尤其是在知識密集性行業。這樣,即使政策是有效的,也只是一方受益另外一方受損,世界總體福利水平并沒有上升,而只是全球福利的再調整。這種報復更可能發生于知識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中,那里與世界市場相關的規模經濟被這些新理論的支持者假定為更具意義,因為,這些產業被普遍認為是至關重要的。

三、我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應注意的問題

總體上看,中國存在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條件和可能。具體說,市場化的總體推進程度已達到60%以上,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發揮主導作用,政府有獨立的決策能力,信息完備性比較差,但有改進的可能,并且在中國有一些特定的寡占行業,如汽車等行業(胡昭玲,2002)。但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因條件的不完備而帶來實施效果的弱化。具體實施過程中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在已經加入WTO的背景之下,必須正確處理好應用戰略性貿易政策與貿易自由化及遵守WTO規則的關系。中國在加入WTO后,在適應WTO規則的同時,受到自身經濟實力的限制,不可能實行完全的自由貿易,應根據實行戰略性貿易政策的要求,對某些不完全競爭和具有規模經濟特征的行業實行一定的關稅保護或其他產業政策進行支持,但也必須確定適度的保護時間和保護強度。

貿易歷史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網上教學設計;情境教學法;新聞情境

《國際貿易原理》是電大開放教育會計學專業本科的一門選修課,主要講授國際貿易領域的基礎知識和一般原理,其理論性、系統性和專業性強的特點十分突出。傳統的網上教學設計常常讓學生在學習這門課程的時候,由于對這樣的經濟學理論課程感到復雜深奧、晦澀難懂,因而產生畏難情緒。同時,感覺經濟學理論學習和現實生活有距離,很難學以致用,從而失去學習的興趣。這些都會給做好本課程的教學工作提出挑戰,要求教師對網上教學設計不斷創新。筆者在近年來的教學實踐中,依據情境教學法和對本課程開放教育學員學習情況的客觀分析,嘗試規劃并逐步實施一套基于新聞情境的網上教學設計。

一、網上教學設計的依據

(一)情境教學法

受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思潮的影響,國內外許多學者從建構主義的視角出發,重新思考知識和學習的性質以及教育活動諸要素,表現之一便是情境教學(contextualteachingandlearning)成為教育理論界的焦點之一。情境教學法是指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有目的地引入或創設具有一定情緒色彩的、以形象為主體的生動具體的場景,以引起學生一定的態度體驗,從而幫助學生理解講授內容,并使學生的心理機能能得到發展的教學方法。情境教學法的核心在于激發學生的情感。

新聞情境是可創設的一種情境。教師可以通過在網上展示與課程相關的新聞文字和圖片或播放新聞視頻,引導學生進入新聞情境中,了解和理解新聞,并對新聞事件做出合理的分析和判斷。學生在這種切身的體驗過程中,會主動探求必要的理論知識,并無意識地自覺加以運用。

(二)本課程學生分析

參與本課程開放教育學習的學生絕大多數屬于在職的成人,利用業余時間學習,工學矛盾突出;文化素質、學習素質普遍較差,學習的主動性和自信心不足,不習慣獨立自主的學習方式;大多數學生以通過考試為最終學習目標。另外,會計學專業的學生學習本課程缺乏足夠的經濟學知識準備。學生希望降低學習門檻,節省學習時間,取得學習效果。

二、網上教學設計的規劃

(一)明確教學目標

通過基于新聞情境的網上教學設計,充分調動學生的情緒進行體驗式學習,充分發揮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主動性,對本課程中不同層次的知識點和能力要求,達到識記、理解和運用的不同標準。并在這一過程中,逐步提高學生的學習素質。

(二)劃分教學模塊

教師根據本課程的教學內容和要求,劃分出I、II、III三大教學模塊(如下圖)。

I是教學體驗模塊,包括新聞素材、新聞背景、新聞關鍵詞、新聞解讀、和新聞評價5個子模塊。合理選擇新聞素材十分關鍵,既要能夠迅速有效地將學生帶入新聞情境,又要能夠盡可能多地涉及到課程教學內容。新聞背景的提供是課程教學內容的主要載體,既為學生完成新聞情境的體驗活動提供幫助,又向學生展示了本課程的相關知識要點。將新聞素材中出現的本課程中的重要概念設為新聞關鍵詞,讓學生識記這些專業術語。新聞解讀幫助學生真正讀懂新聞,不僅看到事件的表象,還能理解表象背后的更深層次的含義。

新聞評價讓學生無意識地自覺運用經濟學理論、觀點和方法,表達意見和立場。

II是教學目標模塊,這是一個虛擬模塊,在課程網頁上沒有相應的實際內容,包括情境創設、知識要點、識記、理解和運用5個子模塊,與I的5個子模塊一一對應,與III的子模塊息息相關。它既是是教師在創設新聞情境時的教學目標,也是要求學生達到的學習目標。

III是教學效果反饋模塊,包括選擇題、名詞解釋、判斷題、辨析題、簡答題、論述題、案例分析等多個子模塊,表現為不同類型的習題及參考答案,體現了識記、理解和運用等不同層次的教學要求。教師可以從學生的答題情況了解教學效果,學生也可以通過答題了解自己的學習效果是否達到預期。

(三)填充教學模塊

以下是筆者提供的一個范例,僅供參考。

說明:由于模塊II是虛擬的,因而只列出模塊I和模塊III的填充范例

三、網上教學設計的實施

在電大在線平臺上,可分別或同時在課程論壇、課程網頁和多媒體資源展示區實施基于新聞情境的經濟學理論課程網上教學設計。

(一)在課程論壇發起討論

教師可以在課程論壇上定期或不定期地發起主題帖,提供新聞素材和新聞背景,標出新聞關鍵詞,引導學生通過論壇討論跟帖的方式參與新聞解讀和新聞評價。這種實施操作的采用了師生互動的模式,教師持續的對討論的引導和控制顯得至關重要。雖然沒有習題,但學生在論壇里的表現可以作為教師檢驗教學效果和完善教學過程的重要依據。

(二)設置“課程新聞榜”欄目

教師可以在課程網頁上設置“課程新聞榜”欄目,在欄目內以時間為序或以教學內容為序,分設若干個文件夾,文件夾名稱即為新聞標題。每個文件夾中設置上述模塊I和模塊III,供學生進行體驗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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