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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醫保論文范文第1篇

我國社會醫療保險制度規定，用人單位必須為所雇傭的農民工辦理醫療保險參保手續，并按規定繳納醫療保險費。當農民工和用人單位解除勞動關系后，可按靈活就業人員的參保規定接續醫療保險關系。2012年，農民工被雇主或用人單位拖欠工資的占0.5%，比2011年下降了0.3個百分點。2012年建筑業農民工被拖欠工資的占1.5%，比2011年下降0.4個百分點。這表明，近兩年解決和遏制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明顯成效。與此同時，2012年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狀況卻沒有明顯改善，農民工與雇主或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占43.9%，與2011年基本持平，外出農民工與雇主或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變化不大，沒有明顯改善，農民工參保率不容樂觀。此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的出臺，一定程度解決了農民工的醫療困難，但在實施的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由于這一措施主要針對農村常住人群，忽視了流動性強的農民工群體，使得農民工只能夠享受到原屬地的醫療保障，而無法享受在務工地點的醫療保障;農民工處于醫療保障制度的邊緣，城鎮社區衛生服務也沒有把他們的常規疾病納入管理之中，農民工生病了也只能報銷住院費用，門診醫療費用仍然要由自己承擔。醫療保險屬地化管理和醫療保障覆蓋面狹窄等問題是農民工難以享受到醫療保障待遇的重要障礙。

二、我國農民工醫療保險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需求層面

1.農民工收入偏低導致需求不足

收入水平是影響醫療保險需求量和居民參保積極性的重要因素。收入水平和醫療保險的需求量呈正相關關系。2013年，農民工月均收入是2609元，比2012年增加319元。從農民工居住情況看，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49.5%的農民工由雇主或用人單位提供免費住宿，同比下降了0.4個百分點;9.2%的農民工雇主或用人單位不提供住宿，但有住房補貼，同比提高了0.4個百分點;41.3%的農民工雇主或單位不提供住宿也沒有住房補貼。在當今物價水平較高、醫療費用昂貴的情況下，農民工的工資只能覆蓋基本生活開銷，根本擔負不起醫療費用。收入水平低是限制他們參加醫療保險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農民工對于醫療保險的需求比較低。

2.外部性導致需求不足

解決好農民工醫療保險問題對社會具有重大的意義，能夠推進城市化進程、統籌城鄉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維護公平正義，這在經濟學上稱為具有“正外部性”，農民工醫療保險的正外部性表明，這種產品產生的社會價值要大于農民工的私人價值，由于農民工實際享受不到這種外部受益或者說受益很小，從而導致農民工對醫療保險需求不足。需求曲線(D私人價值)并不反映一種物品的社會價值。由于農民工醫療保險的社會價值大于私人價值，因此社會價值曲線在需求曲線之上。在社會價值曲線和供給曲線(代表成本)相交點得出了最適量。因此，社會最適量大于私人市場決定的數量。由于農民工收入偏低導致需求不足的問題，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相交，雖然達到均衡量，但是農民工醫療保險的數量沒有達到社會最優的產量，所以可以通過有效措施來緩解需求不足的問題，增加農民工對醫療保險的需求。

(二)供給層面

1.企業與農民工之間的市場化勞動關系不平等

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農民工作為勞動力的供給方，在勞動力供求關系中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農民工自身文化教育水平不高，法律意識、維權意識淡薄，進一步加劇了供求雙方地位不平等的現狀。許多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很少甚至沒有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逃避企業責任，導致企業欠薪、工傷事故、盤剝農民工利益的事件司空見慣，從而使得農民工的勞動權益遭到侵害，越來越多的勞動爭議事件出現，導致勞資矛盾加深。

2.醫療保障項目與農民工實際需求相脫節

目前，各地實行的農民工醫療保險方案大體以“不建立個人賬戶，只建統籌基金”為原則，實行“建社會統籌、用人單位繳費、保當期大病”辦法，來解決我國農民工整體流動頻繁、勞動關系不穩定、社會保險賬戶接續困難等問題，但是，基金支付范圍只涵蓋大病醫療和特殊門診。然而，我國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占到農民工總數的70%以上，青壯年居多，這類人群身體素質良好，大病住院與特殊門診的概率相對較低，而常規疾病門診則不可避免。因此，農民工實際更需要的是常規門診的醫療保障，我國農民工醫療保障并沒有在小病醫療報銷方面做到足夠的覆蓋。

(三)農民工自身層面

我國農民工大多受教育程度較低，據調查，農民工初中及以下學歷達70%以上。受教育程度低一方面導致他們對現有醫療保障政策的缺乏了解和認識;另一方面導致農民工缺乏維權意識，與用人單位的“博弈”之中處于被動地位，在用人單位侵犯農民工合法醫療保障權益時，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識來保護自己。

(四)政府層面

國家對醫療保險方面的財政投入不足，是制約農民工醫療保險實施效果的關鍵因素。當前，我國農民工所參加的一部分醫療保險，不僅繳費比例高，而且采取以企業繳費為主的方式，這大大加重了企業的負擔，阻礙了農民工醫療保險的順利推進，并且從某種程度上也暴露了國家對農民工醫療保險投入方面的不足。政府對于農民工醫療保險不僅應該負有組織和管理責任，也要提供必要的財政支持。根據財政部的統計數據，2012年政府累計財政收入117209.75億元，全國性財政支出為125712.25億元，其中醫療衛生支出和社會保障與就業支出分別為2048.2億元和5753.73億元，兩者之和僅占財政支出的6.21%。政府在醫療方面的投入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較少，農民工個人的經濟負擔越來越重。長此以往，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富人幾乎壟斷了醫療資源，收入水平較低的農民工將無力承擔醫療保障費用，無法享受醫療資源，社會不公平現象會日益嚴重。醫療衛生事業是關乎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是民生的重大課題，本應得到政府的財政支持，然而，雖然近年來政府不斷推行醫療改革，但醫療投入還處于較低的層次水平，農民工“看病難，看病貴”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

三、農民工維權與企業拖欠的博弈論分析

農民工維權有兩種可供選擇的策略，“維權”和“不維權”，企業也有兩種策略，“不拖欠”和“拖欠”。農民工維權方式包括向政府有關部門舉報、法院，向新聞媒體投訴，但這需要耗費一定的人力和時間成本，假定這些成本可以貨幣化為Cf。如果農民工選擇不維權，即不向企業要求繳納醫保，企業選擇拖欠的情況下，農民工付出的成本幾乎為0。假設企業在農民工維權時付出的成本為Ce1，拖欠醫保本身的成本為0，但是由于農民工維權行為可能造成企業名譽上的損失，同時也有可能引起政府的介入，這部分成本把它貨幣化為Ce2，于是產生了如下表1的博弈矩陣：在這個博弈矩陣中，有唯一的納什均衡(不維權，拖欠)，它與另一個矩陣(不維權，不拖欠)一樣為零和博弈，是有效率的。另外兩組博弈矩陣(維權，不拖欠)和(維權，拖欠)，它們的收益分別為－Cf和－Cf－Ce2，兩者均為負數，是無效率的。在現實社會中，一般企業都會采取“拖欠”策略，因為在“民工潮”時期，勞動供給大于需求，農民工總是處于不利地位?，F在假設Ce2＜Ce1，那么“拖欠”就是企業的占優策略，(不維權，拖欠)成了企業博弈的優勢均衡。這時，(0，0)這組收益矩陣對農民工毫無益處。另一方面，在企業實施“拖欠”策略時，就算農民工維權，企業也只損失Ce2，而農民工卻要為此付出代價Cf，在工資本來就微薄的情況下，農民工是無力承擔這種效率損失的，因此，無論哪種情況下，只要企業堅持拖欠，農民工總是處于不利地位。

四、解決我國農民工醫療保障缺失的對策

(一)提高農民工收入水平

要提高農民工的收入水平，減少直至消除各種歧視農民工的現象，實現外來農民工與本地戶籍人員的同工同酬、待遇均等。加強農民工的就業技能培訓，使農民工不僅能夠在城市中就業，而且有能力選擇薪水更高的職業、崗位，有能力在就業、創業中進入中高收入者行列。此外，還應為農民工提供全方位、高質量的公共服務，降低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切實提升農民工的生活水平。只有這樣，農民工才能在維持最基本生活需要的前提下，拿出一部分資金購買醫療保險，以保障未來的生活福利水平。

(二)加強對用人單位的監督管理

參加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是農民工正常享有的權利，然而用人單位是“理性經濟人”，認為讓農民工參與這類繳費性的社會保險，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人力成本。為了降低成本，用人單位在和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時，經常性地規避保險內容，容易忽視農民工的權益。政府和監管部門要完善法律法規，加強監督管理，對社會用人單位針對農民工的歧視和不公行為予以嚴懲。

(三)擴大農民工醫保項目范圍

民工醫保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弊端體制建設

農民工是指擁有農村戶口卻在城市工作或正在城市尋找工作的群體。農民工是中國特有的群體，是在我國二元結構的夾縫中產生的一種特殊階層。農民工問題是現階段我國社會的重大問題。本文在探討農民工醫療保障問題時使用農民工一詞，只是為了行文方便，并不代表作者贊同用農民工一詞來定義這一特殊階層。

一、農民工醫療保障現狀與弊端

1．農民工基本上處于無保障狀態

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調查分析，截止2005年5月，我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規模約為1.2億人，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約為1億。據有關專家的預測，未來一段時期內，如果政策不發生大的變化，外出務工農民的數量將以每年500萬人的速度持續增長。[1]但是，數量如此龐大的勞動群體的健康狀況卻已經到了令人擔憂的地步。農民工多從事城市里最臟最累和最危險的工作，從這個角度看，農民工是最需要醫療保障的群體，但是這個最需要醫療保障的群體卻游離在城市的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在農村，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剛剛起步還處于試點階段，在城市他們是“邊緣人”無法融入城市，享受不到城鎮企業職工的醫療待遇。在他們受到病痛侵擾時，多是拖延病情而不即使就醫。據2000年在北京的一份問卷調查顯示，36.4％的農民工生過病，13.5％的農民工生病在3次以上，生病以后，59.3％的人沒有花錢看病，而是硬挺過來，花錢看病的人均支出是885.46元，就業單位為他們看病的平均支出僅為72.3元，不足實際看病支出的1/12。[2]由此可見，農民工基本上游離于社會保障體系之外，雖然許多大中城市為農民工制定了一些醫療保障政策，但都存在種種弊端。

2．現行農民工醫療保障的弊端

第一、因為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民工生存在農村與城市的夾縫中，醫療保障權利得不到制度保證。戶籍制度是為了證明公民身份，滿足社會管理的需要。然而，作為中國短缺經濟與計劃經濟體制相結合的產物，戶籍制度被作為一種行政管理手段得到運用，并最終演變成“一個以戶籍制度為核心，包括教育、就業、住房、養老、醫療以及其他公共服務的城市居民身份的權利的制度”，“成為我國長期實行城鄉隔離政策的載體和核心。”[3]農民工生活在城市中，但其戶口卻是農村的。這樣就存在一個矛盾，他們既享受不到城市為市民提供的各種醫療保障，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又不能為其提供有效率的醫療保障。農民工生活在城市邊緣，已經成為一個新的弱勢群體。

第二，法律對農民工的權利的保護不到位，其醫療保障權利得不到法律保障。首先，長久以來我國許多的法律法規都對農民工存在立法歧視。如1999年國務院頒布的《失業保險條理》規定，失業主體僅限于城鎮企事業單位職工，農民合同制工人連續工作滿1年后失去工作的，只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支付一次性生活補助，不能享受城鎮職工的失業保險待遇。這種歧視性的立法制度，加劇了城鄉分化，人為地將農民工列入城市的低層階級。立法漏洞使侵犯農民工權利的行為難以被追究。同時，勞動合同立法缺乏程序性規定和救濟手段，缺乏對雇主拖欠工資等違法行為的制裁性規定，社會保險立法沒有明確農民工的權利。其次，我國缺乏農民工享受社會福利的實體法，現有的社會福利立法基本上停留在民政福利，僅關注老年人、殘疾人、孤兒和棄嬰。勞動法除了在第76條作了宣言性規定外，尚無法律法規對農民工的社會福利予以規定或者將農民工勞動福利納入調整城鎮原有職工福利體系，農民工享有的社會福利少之又少。另外，現階段的司法威嚴受到了極大的挑戰，法律的正常執行受到諸多不應有的阻撓。例如，河南省許昌縣人民政府因107國道擴建工程自1995年起拖欠該縣保安建筑公司工程款15.6萬元數年，到1998年6月，寫給該公司一紙欠條“完事”。2003年12月，許昌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許昌縣人民政府于判決生效后10日內償還許昌縣保安建筑公司工程款15.6萬元。但是，許昌縣政府“就是不還錢”，手持法院判決書的農民工仍拿不到自己的血汗錢。[4]福建省福州市晉安區鼓嶺鄉政府因續建該鄉柯坪水庫工程自1997年起拖欠農民工工錢及工程款34萬元，以種種借口欠款8年不還，工程處和農民討要工錢時，該鄉領導甚至說“該工程是上兩屆鄉領導辦的”，與他們無關。[5]行政力量過多的干預了司法力量，造成了農民工的權利即使有立法保障，也得不到正確的實施。對農民工來說，當政府失去了其應有的誠信，當法律失去了其應有的威嚴，他們在社會上生存的空間就會進一步被擠壓。當這種社會矛盾積壓到一定程度，很有可能產生巨大的社會動蕩。

第三，各個城市為農民工提供的各種社會保障得不到有效的統一。雖然國家還沒有為農民工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但各個地方政府已經意識到并開始認真對待這一問題。在過去數年里,不少地方開始嘗試將農民工就地納入城市社保體系,且越來越多的地方開始仿效。如山東省于2006年5月18日正式出臺《關于解決農民工醫療保障問題的意見》規定，全省城鎮用人單位都要按當地規定為雇用的農民工辦理醫保，參保登記保險費由用人單位繳納，各地要在今年6月底前出臺實施細則并付諸實施。但是這種地區性的政策無法滿足農民工流動性的需求。我國現行社保制度不能在城鄉之間實現有效對接，社會保險基金區域統籌與農民工跨省流動存在尖銳矛盾。而且，社保繳費基數和比例超出農民工承受能力。于是出現了一輪農民工退保的熱潮。另外，各個城市為農民工提供的醫療保障也存在諸多弊端。政府管理的漏洞與制度本身的不合理使這一本來保障農民工權利的制度難以實施。

二、建立和完善農民工醫療保障體制的重大意義

1．它保護了法律賦予農民工的權利，體現了社會主義平等和諧的宗旨

恩格斯曾指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個國家的一切公民，或一個社會的一切成員，都應當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要從這種相對平等的原始觀念中得出國家和社會中的平等權利的結論，要使這個結論甚至能夠成為某種自然的、不言而喻的東西?！盵6]憲法賦予了每個人法律上平等的權利，農民工卻因為現行政策享受不到其應有的權利?！妒澜缛藱嘈浴返?2條：“每個人，作為社會的成員，有權享受社會保障?！薄渡鐣?、經濟、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本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眹H勞工組織《社會保障最低標準公約》（第102號）規定，公約生效的成員國至少應當為本國工人提供包括醫療、疾病津貼、失業津貼、老齡津貼、工傷津貼、生育津貼等9項津貼中的3項保障。這些都是建立農民工醫療保障的國際法律保障，體現了國際社會對勞動者一視同仁的認可。在我國，農民工已成為產業工人的主要力量，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與城市無法分割，應當享有市民的權利，享有市民所有的社會保障。

2．對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有重大意義，為我國的經濟轉型提供了一定的幫助

有“專家估計，我國20世紀最后二十年9%以上的經濟增長率中，勞動力流動的貢獻占到1.5個百分點”。[7]農民工促進了城鎮化發展，以廣東省為例，農民工對廣東經濟發展的貢獻率高達25%。[8]農民工對城市發展所做的貢獻，可以說是“低成本，高效率”的。如果沒有廣大的農民工參與城市建設，我國的城鎮化和城市發展就不可能達到今天的規模。農民工為城市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卻長期生活在幾乎沒有任何保障的環境下，自身價值得不到認同，基本利益得不保護。建立覆蓋全體公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國家和政府的責任。農民工是社會成員的一分子，不是二等公民，他們理應享受經濟發展為每個公民帶來的各種保障和福利。

中國正經歷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但是相關的社會保障制度卻適應不了經濟的發展。中國政府一味的追求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卻忽視了社會制度的健全。中國每年高達9%的經濟增長是由出口支撐起來的。為了增加出口量，就必須降低產品成本，提高企業的競爭力。而廣大的農民工就是這一制度下的犧牲者。日本學者木下俊彥也建議中國政府須著手解決社會問題。“中國不應該只注重經濟發展，應解決棘手的社會矛盾。”[9]許多經濟學家都承認，中國不能也不可能一直靠出口拉動本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政府應尋找一種持續健康的經濟發展模式，即以內需帶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而拉動內需的首要目標是要提高人們特別是農民的收入。市場經濟不可能自動調整收入分配，在市場失靈的狀況下，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才能減小收入分配差距。而我國政府在收入分配調整問題上的失位，使得廣大的農民工的收入水平并不能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相應的增長。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成為我國拉動內需的最大障礙。解決好農民工醫療保障問題，有利于增加農民工可支配收入，同時有利于增加內需，從而有利于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穩定地發展。

3．有利于緩解社會矛盾，建立和諧統一的社會

當今我國經濟雖然取得飛速的發展，但社會制度建設的滯后，帶來了很多社會問題。廣東三省的治安狀況至今仍令人擔憂。其中流動人口犯罪占有相當大的比例。社會保障將農民工排斥在外，導致了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的歧視，在一定程度引發了農民工的仇視心理。另一方面，農民工在發生工傷事故后不但得不到相應的賠償，雇主不管農民工的死活，“將其解雇了事”，使農民工產生了對雇主和社會的報復心理，使公共安全存在巨大隱患。建立農民工醫療保障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城鄉分化帶來的社會問題，有利于緩解社會矛盾。

參考文獻

[1]唐新民．《城市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過渡性方案的路徑選擇》[J]．《思想戰線》2005年第6期第31卷．

[2]洪學英．《農民工醫療保障問題》[Z]．《合作經濟與科技》第302期．

[3]曾憲植．《我國農民問題探析》[N]．《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第73頁．

[4]張燕軍，張燕領．《八年欠債何時還》[N]．《法制日報》2004年10月26日第9版．

[5]陳則周．《福州晉安區鼓嶺鄉政府拖欠工錢8年不還》[N]．《人民日報》2004年11月2日第15版．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3頁．

[7]劉懷廉．《落實科學發展觀，解決好農民工問題》[N]．《光明日報》2005年4月7日第8版．

民工醫保論文范文第3篇

20世紀80年代我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隨后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和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脫離土地，走出農村，走進城市。當前，我國農民工的總數量達到2億之多。這些進城農民工，由傳統農業部門進入現代工業部門就業的過程中，工業社會化大生產中存在的工傷、失業、疾病等各種社會化風險決定了他們亟需完備的社會保險制度實現風險的分散。雖然這些年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有效地分散了農民工的各種社會化風險，對改善農民工生存與發展狀況起了重要的推進作用。然而，大量調查顯示，農民工的社會保險現狀仍然不容樂觀，參保率低、退?，F象頻頻發生，卻沒有適合農民工群體特點的社會保險政策分散各種社會風險。造成了農民工對社會保險需求與政府供給之間的矛盾與差距。因此，研究農民工的社會保險的需求與供給問題顯得尤為迫切，它直接關系到這一群體的生存與發展，關系到他們的成長與前途，關系到社會的穩定與和諧。農民工社會保險需求與供給的研究，從宏觀上來看，關系到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關系到農民工的城市化進程；從微觀上來看，直接關系到農民工的生存與發展狀況。本研究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險需求與供給進行研究，力圖為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險現存的問題提供一種新的思路，這一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城鄉一體化背景下農民工社會保險調查概況

（一）調查目的。本次調查的主要目的在于對目前農民工社會保險需求與供給現狀有一個較為全面的了解。需求層面主要包括農民工社會保險的參保情況，對社會保險的了解程度、需要程度，對現行政策的滿意程度、意見和建議等方面。供給層面主要包括政府機構、社保機構、企事業單位等用人機構在社會保險供給上所取得的成績、相關的制度與措施，存在的問題與困難等。

（二）調查對象。本次調查主要采用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相結合的形式。研究小組成員對宜昌市制造業、建筑業、服務業的農民工進行了隨機抽樣調查，共發放問卷207份，其中回收有效問卷193份。受調查對象中，男性占75.6%，女性占24.4%，年齡在18歲至55歲之間。從行業分布情況來看，建筑業領域農民工居多。受調查對象的學歷主要集中在小學及以下，初中兩個層次。

（三）調查內容。調查問卷共設計五十個問題，內容分為基本信息方面，如年齡、性別、行業、婚姻、受教育情況等，和社會保險需求方面、供給現狀方面。社會保險需求與供給現狀根據社會保險種類分為五個部分：養老社會保險方面，醫療社會保險方面，工傷保險方面，失業保險方面，生育保險方面。從五個險種分別考察農民工對每種保險的了解情況，需要程度，參?，F狀，政策滿意程度，意見和建議等。

三、城鄉一體化背景下農民工社會保險需求狀況與影響因素

（一）需求狀況。從五種社會保險總體來看，農民工對五種社會保險的重視程度各不相同。37.3%的農民工認為養老保險最重要，32.6%的農民工選擇醫療保險更重要，20.2%的農民工表示工傷保險最重要，而選擇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最重要的農民工分別占4.7%和5.2%。而單獨考察每一種社會保險，在養老保險方面，農民工對其需求強烈，有73.8%的受調查者明確表示需要或者非常需要養老保險，只有11%的受調查者認為不需要養老保險；而且絕大多數受調查者對養老保險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主要表現在提高現行養老金水平和降低領取養老金的繳費年限兩個方面。72.5%的農民工表示愿意多繳納費用以提高現行養老金水平，28.3%的受調查者明確指出國家需要改進養老保險金水平；34.2%的受調查者認為領取保險金繳費年限太長是參加養老保險最大的障礙，同時30.5%的農民工表示國家需要改進養老金繳費年限。醫療保險方面，農民工對其訴求也非常強烈，78.8%的受調查者認為需要或非常需要醫療保險，僅僅只有2.1%的農民工明確表示不需要醫療保險。而當被問及生病時會采取的措施，有40.9%的農民工選擇會立即上正規醫院檢查、治療；選擇去街頭小醫院、私人診所，自己去藥店買藥，不到萬不得已不去醫院的比例分別占18.1%、33.7%、7.3%。另外，受調查者對簡化報銷手續，增加醫保范圍內藥品種類提出了較為強烈的需求，79.9%的受調查者認為需要改進現行醫保制度關于這方面的內容。農民工對工傷保險的需求程度就更為強烈，81.9%的農民工都需要或非常需要工傷保險；其次就是對簡化工傷保險報銷程序的需求較強，占到了60.7%。同時59.0%的受調查者希望擴大工傷保險的保障范圍和保障人群，使更多的農民工受益。相對于前三種保險，農民工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方面的需要程度較低，明確表示需要或非常需要這兩種保險的受調查者分別占63.2%，52.3%，認為不需要的占19.2%和20.2%。在失業保險方面，41.4%的受調查者認為失業保險補貼比率低，32.3%的受調查者希望可以提高失業保險給付金額度。而在生育保險方面，64.8%的受調查者表示生育保險的產假達到需求，23.4%的農民工希望擴大生育保險就醫規定范圍內的藥品、醫療服務設施，20.9%的農民工希望擴大生育保險的覆蓋范圍，使更多人受益。

（二）影響因素分析。通過調查和分析，影響農民工社會保險需求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對社會保險的了解情況。在調查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不少受調查者并不了解社會保險或某種社會保險，甚至存在誤解。調查數據顯示，只有5.7%的人表示非常了解養老保險，7.3%的人表示非常了解醫療保險，而對于工傷、失業、生育保險，僅有5.7%、4.1%、3.6%的受調查者明確表示非常了解。相對應的，受調查者中不了解或只了解一點點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保險的分別占63.7%、57.5%、58.5%、77.7%、76.7%。農民工對社會保險的不了解或者誤解直接大幅度降低了他們對社保的需求程度，也影響到他們合法維護自己的權益。第二，收入狀況。收入是影響農民工參保能力和參保意愿的重要因素。農民工的參保意愿一般與收入成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收入越高,其參保能力和參保意愿就越強。調查發現，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人群當中，有1.0%的人沒有參加任何種類的保險；月收入1001-2000元人群當中，有5.2%的人沒有參加任何種類的保險；月收入在2001-3000元的人群當中，有5.2%的人沒有參加任何種類的保險；月收入在3001-4000元的人群當中，有1.6%的人沒有參加任何種類的保險；月收入在4001-5000元的人群當中，有3.1%的人沒有參加任何種類的保險；月收入在5001元及以上的人群當中，有0.5%的人沒有參加任何種類的保險。由于農民工之間收入差距并不是十分明顯,因此收入與農民工的參保意愿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在我們調查數據當中并沒有明顯地體現出來。也就是說。在收入相差并不懸殊的情況下，收入對于農民工社會保險的需求的影響并不是特別明顯。第三，行業的差異。由于不同行業的農民工其職業穩定性和面臨的風險不同，也會影響到農民工對不同種類社會保險的需求程度。建筑業的農民工由于工作強度大、工傷風險高，希望參加工傷保險比例較高，服務業則相反。用人單位的性質對農民工參保率也有很大的影響，一些用人單位會主動為農民工購買社會保險，大大提高了社保的參保率。第四，婚姻狀況。養老保險方面，已婚農民工的參保率（67.0%）高于未婚農民工（49.3%）；醫療保險方面，已婚農民工的參保率（90.4%）也大幅度高于未婚農民工（71.2%）；而在工傷、失業、生育保險方面婚姻狀況對于社會保險需求狀況沒有顯著的影響。第五，工作穩定性。調查數據顯示，隨著每年更換工作的頻率由1次及以下逐漸遞增到6次及以上，受調查者養老保險的參保率由60.3%逐漸下降到6.9%；醫療保險的參保率由60.2%逐漸下降到7.5%；工傷保險的參保率由56.4%逐漸下降到12.7%；失業保險的參保率由60.5%逐漸下降到0%；生育保險的參保率由64.9%逐漸下降到0%。明顯可見，農民工參保率與更換工作的頻率成反比，也就是說工作的穩定性直接影響農民工對社保的需求狀況。

四、城鄉一體化背景下農民工社會保險供給狀況與影響因素

（一）供給狀況。中國戶籍直接與教育、社保、醫療等諸多福利掛鉤，城鄉二元戶籍制的弊端明顯。近年來，社會逐漸形成共識，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常住人口，為人們自由遷徙、安居樂業創造公平的制度環境。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有效地提高了農民工的參保率。國務院總理還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會議確定，出臺居住證管理辦法，分類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完善相關公共服務及社會保障制度。保護農民合法權益。但調查過程中，我們發現農民工社會保險供給現狀仍不樂觀。調查數據顯示，只有51.8%的受調查者與用人單位簽訂了合同，35.8%的受調查者沒有與單位簽訂合同。當被問及是否有過參加社會保險后來又退保的情況時，80.8%的農民工選擇了沒有發生過這種情況，但有19.2%的農民工明確表示有過退?，F象。而在發生退?，F象的農民工中，有15%的受調查者退保的原因是收入不能保障持續交納保險金，19.2%的受調查者擔心交了保險金以后不能收回來，39.4%的被調查者是由于換工作或流動時辦理起來很麻煩，25%的農民工覺得社會保險起不到什么作用。養老保險方面，參保率為60.7%，參保者中，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占54.1%，參加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占45.9%。絕大部分農民工每年繳納的養老保險金為100元左右。醫療保險的參保率則十分可觀，高達83.4%，其中64.4%的受調查者參加的是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30.7%的受調查者參加的是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絕大部分農民工每年繳納的醫療保險金為60元。與養老和醫療保險相比，工傷、失業、生育保險的參保率均比較低，分別為28.5%、19.7%、19.2%。從調查數據我們看到，農民工社會保險供給與需求相比，仍然存在著嚴重的滯后現象，政府、社會以及用人單位對于農民工社會保險的供給還存在著許多不足和缺陷。養老保險方面，當被問及中央確定的基礎養老金標準是否合理，29.0%的受調查者認為不合理或非常不合理。另外，25.4%的農民工對《農民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辦法》中規定的農民工個人繳費比例不滿意。醫療保險方面，17.6%的受調查者認為醫療保險的繳費比率不合理；當被問及參加醫療保險有沒有減輕生活負擔，15.5%的農民工表示醫療保險費用加重了經濟負擔，57.0%的農民工表示減輕了經濟負擔，但是效果不明顯。而工傷保險方面，58.5%的農民工認為上班單位不愿意承擔責任，沒有為他們辦理工傷保險，受工傷后，選擇自己出錢醫治與和雇主私了的農民工分別占20.2%、23.3%。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方面更是亟待提高，有70.5%的受調查者在失業期間依靠以前攢的錢，維持一段時間，只有4.0%的受調查者是依靠失業保險生活。

（二）影響因素分析。影響農民工社會保險供給的因素，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面分析。

1.政府及社會保險機構方面。第一、法律體制不完善，政府監督落實不到位。大部分用人單位沒有與農民工簽訂合同，所以并未履行為農民工辦理社保的職責。相關政府機構對此監管不力。第二、社會保險宣傳教育不到位。農民工由于本身知識水平有限，無法了解辦理的程序，而社保本身宣傳的不到位致使農民工社會保險知識嚴重缺失。第三、部分社會保險辦理機構執行力不夠，效率低下，使得本就程序復雜的社保辦理變得更加困難，農民工因此而不愿辦理。實際上因為本身程序復雜農民工辦理的意愿就降低了。

2.用人單位方面。用人單位不負責，不愿分擔農民工保險負擔，不給農民工買社會保險。由于競爭的激烈，部分企業利用農民工的對自身狀況的低要求，試圖通過降低勞動力成本來提高價格競爭優勢。使得農民工無法獲得企業應該給與的社保。

3.農民工個人方面。第一、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長期存在與農民工高流動性之間的矛盾，一方面農民工的高流動性與社保手續跨地區轉移方面的限制使農民工的參保意愿下降，另一方面農民工社保體系未能實現區域對接、城鄉對接，這最終給農民工社會保險的辦理設置了障礙。第二、農民工社會保障意識淡化與缺失。由于農民工自身處于弱勢狀況，對工作的迫切，對待遇的低要求，以及文化程度較低，農民工大部分對是否有保采取了無所謂態度。第三、農民工的非正式就業方式阻礙了農民工及時有效的獲得社會保險。

五、城鄉一體化背景下農民工社會保險供需矛盾及其協調解決

（一）供需矛盾。將城鄉一體化背景下農民工社會保險供給與需求兩方面結合起來考察，我們可以發現，目前農民工社會保險供需之間仍然存在著較大的矛盾，突出地表現在數量上的供不應求和性質上的供需脫節。從需求現狀可以看出，農民工對于社會保險總體需求非常強烈，但現實中社會保險覆蓋率供給不足導致了農民工社會保險參保率偏低，覆蓋率偏低，也就是供不應求。而從社會保險的供給現狀來看，社保的現實供給沒有充分滿足農民工的實際需求，導致供給效率降低。如，15.5%的農民工認為醫療保險不僅沒有降低他們的生活負擔，反而加重了經濟負擔。這種供需脫節的現象進一步激化了社會保險供需之間的矛盾。

民工醫保論文范文第4篇

[摘要]訴訟保險通過商業活動以使訴訟風險向社會分散，從而減輕了國家財政負擔并提高了訴訟救助的效益，有力地促進了公民接近正義。我國可以并且應當移植訴訟保險制度，理由有：在經濟學上，訴訟費用具有可保性；在法律上，現行的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制度都有其不足，而訴訟保險正好可以彌補二者的不足；現有法律規范的缺失、學理研究的不足、傳統無訟價值觀以及專業人員的缺乏，均不能成為移植的障礙。具體制度構建可以從保險模式、保險責任范圍、保險費率、賠償限額以及設立法律規制措施等方面進行。

[關鍵詞]訴訟保險制度；制度移植；制度設計

接近正義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訴訟領域興起的一股潮流，至今仍方興未艾。針對不少公民因為無力支付訴訟費用而被阻擋于法院大門之外的現狀，現代各國設立了各種援助制度，訴訟保險制度(legalexpensesinsurance)即為其中之一。那么，我國是否能夠并且應當移植該項制度呢?若然，具體制度又該如何設計?本文擬對此作一研究，以求教于同行。

一、訴訟保險制度概述

訴訟保險是指投保人事先購買確定的訴訟險種，當其就承保范圍內的事項與他人發生民事訴訟時，有權要求保險公司按照約定向被保險人支付一定訴訟費用的一項保險法律制度。訴訟保險制度最初產生于19世紀的法國，其雛形是1897年成立的“醫療糾紛基金”(SouMédical)，該組織要求其成員每天認捐一個“蘇”(Sou，法國輔幣名，相當于1/20法郎)，而認捐“蘇“的行為相當于今天的購買訴訟保險行為，凡認捐的成員都可在日后與他人發生法律糾紛時，通過組織的力量獲得法律幫助和經濟援助。1917年法國魯曼地區出現的“汽車運動保衛制度”(DéfenceAutomobileSportive)即是現代意義上的訴訟保險制度誕生的標志。隨后，德國也設立了“德國汽車保險制度”(DeutscherAutomobileSchutz)，并將訴訟保險的范圍逐步拓展到其他財產性民事糾紛領域。到目前為止，歐洲各國普遍建立了訴訟保險制度，并在巴黎設立了歐洲保險委員會，其成員國包括奧地利、比利時、法國、德國、丹麥、意大利、英國等。

訴訟保險在形式上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單獨式(Stand-alones)，是指與其他保險類別沒有聯系而獨立存在的訴訟保險；二是附加式(Adds-ons)，是指在其他險別上附加的訴訟保險，其投保對象主要是房地產和機動車訴訟；三是合作式(Cooperatives)，是指從事傳統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與專營訴訟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合作開辦的訴訟保險。

訴訟保險的保險范圍通常包括法院費用和律師費用，并以后者居多。保險公司承擔的訴訟風險包括合作風險(riskofcooperativeagreement)和異議風險(riskofdisagreement)。在合作風險中，訴訟風險主要是由訴訟進程時間不確定而產生的風險，在其承保范圍內，將來可能發生的理賠金額是能夠預測的，但在異議風險中，訴訟時間和訴訟費用都很難預測，其原因在于，投保異議風險的案件在發生時間上具有不確定性。例如，人們無法預測交通事故發生的確切時間，也很難預測為此進行民事訴訟所需的訴訟費用。正是由于異議風險的存在，才促使當事人希望通過訴訟保險方式來分散個體的訴訟風險負擔，這也是訴訟保險制度得以產生和發展根本動因。

訴訟保險是一種將訴訟風險進行社會分散的法律制度，其主要適用對象是介于富人與窮人之間的中產階層。有學者認為，當權利受到侵犯時，訴訟保險的被保險人提訟的傾向性大于未投保者，就此而言，訴訟保險具有促進潛在權利顯現化、形式權利實質化，進而實現法的支配和法律平等的“公器”功能。此外，訴訟保險還具有副位功能，即通過向當事人介紹律師以及擴大有訴訟經濟能力人的范圍，以普及法律服務，進而促使律師業務更趨于合理化。

二、我國移植訴訟保險制度的分析

(一)經濟分析。保險學中的風險是指損失發生及其程度的不確定性，其構成要素有風險因素、風險事故和風險損失，三者的關系是：風險因素(如火災隱患)的客觀存在導致了風險事故(如火災)的產生，風險事故的產生引起了風險損失(如財產毀損)，風險則為三者的共同作用結果。面對訴訟風險，我們可以作如下解釋：人們進行經濟交往必然產生利益沖突，沖突的客觀存在必然導致發生民事訴訟，訴訟費用作為一種經濟損失隨之產生。由此可見，訴訟費用風險在構成上完全具備可保風險的基本要素，從而對訴訟費用予以保險是可能的。

有風險就要進行管理。訴訟費用具有可保性并不意味著非保險訴訟費用風險就無法進行管理，這里還有一個最優選擇問題。常見的風險管理方法有控制型(如回避、預防等)和財務型(如自留、轉移等)兩種，保險屬于財務型手段。每一種風險管理手段均有其適用范圍：當損失程度高但損失頻率低時，可選用風險回避；當損失程度低且損失頻率也低時，可選擇風險自留和損失預防；當損失頻率和損失程度都高時，就應選用風險轉移和損失抑制了，此時，保險為最佳選擇。

(二)法律分析。就訴訟費用導致的“權利貧困化”，學者們設想了各種解決方案，有的主張取消審判費用，完全由國家財政負擔，是為取消主義；有的主張由國家對確有經濟困難的人員實行司法救助，減免其審判費用，此為減免主義；還有的主張實行法律援助，減免當事人的律師費用。

先就取消主義來說，其理論基礎是：解決糾紛、保護私權是國家的責任，現代國家又都是租稅國家，故訴訟費用應當由國家財政負擔。但是，制度構建往往是相關制度原理相互競爭的產物。就訴訟費用的負擔在國家與當事人之間如何分配而言，還應當考慮國家財政負擔、民事訴訟的性質和原理、防止當事人濫用訴訟權以及制裁民事違法行為等因素。就此，學者們多持受益者負擔原則，即審判制度的維持不是完全依靠一般的公共稅收，實行公共負擔原則，而是要求當事人也負擔一部分。由此可見，取消主義不可行。

再就減免主義而言，司法救助是對審判費用的負擔在國家與當事人之間進行的調整，將本應由當事人負擔的部分費用轉由國家暫時或最終負擔。但從上文可知，這種轉移是有限度的。因此，減免主義亦有其局限性。

現代各國多將法律援助定位為國家責任，由此出發，法律援助只能是有限的。目前，我國的民事法律援助只能適用于我國公民，團體組織不能申請，但現實生活中并不乏經濟困難而又亟需法律救濟的團體組織。其次，申請人確因經濟困難，無力支付律師費用時才能獲得法律援助。最后，法律援助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也制約了其功能的有效發揮。例如，雖然從理念上說法律援助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但具體的制度構建和實踐都抹上了濃厚的行政色彩，出現了強調國家利益和國家政策而忽視當事人權利的總體趨勢，隔斷了法律援助與保障當事人權利之間內在的固有的聯系。因此，法律援助制度也有其不足。

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制度屬于國家對公民實施的“他律性援助”，并且其主要適用于經濟困難群體，中產者是被排除在外的，于是就可能導致中產者雖難以支付訴訟費用，但卻無法獲得援助，而成為真正的“權利貧困者”。而受制于國家財力等因素，訴訟免費主義也行不通。因此，有必要探索一種既不增加國家財政負擔，又具有廣泛適用面的新型制度。訴訟保險制度正是這樣一種制度，它具有以商業活動為基礎來達到公共目的的復合性格，為促進公益性調整與私益性調整相互結合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口。

(三)其他條件分析。根據西方的實踐經驗，訴訟保險制度能否獲得成功，主要取決于三個條件。一是保險公司在接受當事人投保前，應當對將來可能發生的訴訟費用數額進行準確預測；二是存在一定的保險市場份額和一定數量的保險公司；三是有一批符合資質的訴訟保險法律專家。先就條件一來說，根據我國現有法律法規，審判費用是較容易預測的。律師費用雖然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但隨著近年來各級司法行政部門和律協陸續出臺律師收費指導性規定，并要求律師履行收費告知義務，目前律師費用大體上是可以預測的，現實中發生的律師費用糾紛，主要是律師未能善盡職責或未能履行費用告知義務所致。因此，訴訟費用是可以預測的。再就條件二而言，雖然我國至今還沒有訴訟保險方面的法律法規，訴訟保險制度還缺乏法律支持；法律界和保險界對訴訟保險的學理研究也不夠；許多公民的法律維權意識還不強，但是，這并不會妨礙訴訟保險市場的產生和發展。恰恰相反，法律規范和理論建樹往往是在實踐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以后才出現的。認為我國公民的維權意識不強可能影響訴訟保險市場的成長，則更是沒有道理。目前，在沿海發達地區，盡管法官們普遍超負荷工作，案件積壓仍較為嚴重，即使是在內地，案件也不在少數。傳統無訟價值觀對公民訴訟意識的影響并不像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大，許多人在權利受到侵犯之后沒有訴諸法院，往往是在利益權衡——尤其是對因司法腐敗等因素可能導致司法救濟低效甚至無效予以考慮之后作出的理性選擇。至于訴訟保險還要求具有一定數量的符合資質條件的法律專家，這個問題的解決應該也是不難的，現有法律從業人員經過一定時間的培訓就能勝任。

三、建構我國訴訟保險制度的具體設想

(一)模式之選擇

國外的訴訟保險模式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市場模式。即公民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自由決定購買何類險種，并且可以在保險條款約定的法律服務費用的額度范圍內自由選擇律師，保險公司則根據事先商定的法律服務明細表約定的金額支付保險金。二為政府指導模式。其最大特點是由政府確定訴訟保險制度的具體內容，險種的設置及其收費標準以及市場化程度等均須經政府許可或確定。該模式主要適用于帶有公益性質的訴訟，如勞動保護訴訟等。三是利益協同模式。其最大特點是將全面成功報酬制與保險制度有機結合起來，以促進律師業和保險業的利益最大化。在這種模式下，保險公司向被保險人理賠之后便取得了向律師收取一定費用的權利，訴訟保險制度依靠預收的保險費和律師業務的恢復額兩部分資金進行運營。

上述三種模式各有優缺點。市場模式雖然具有保險關系各方權利義務明確的優點，但可能發生“市場失靈”現象；政府指導模式雖然能夠發揮政府調整市場的作用，但可能影響保險公司的積極性；至于利益協同模式，雖然可以提高各方的積極性，但利益最大化的動機可能導致保險公司和律師過于追求商業利益從而損及接近正義目標的達成。本著揚長避短的原則，筆者以為，應當區別不同險種而采用不同的模式：對于非公益性的訴訟，可以采取市場化模式和利益協同模式；對于公益性較強的勞動保護和醫療訴訟等，可以考慮采取政府指導模式；而對于環境侵權和消費者權益保護訴訟等主體眾多但利益分散的訴訟，可以采用利益協同模式。

(二)具體制度設計

1.保險責任范圍和除外責任。總體而言，訴訟保險的責任范圍包括當事人在訴訟中支出的各種費用，包括審判費用、當事人費用和人費用。但因戰爭、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產生的費用、因被保險人的不當行為而額外增加的費用以及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的簡單案件的訴訟費用除外。

2.保險費率。保險費率的確定應當分別不同險種，根據各類險別的風險大小和損失率高低來確定，然后采用表定法綜合每一被保險人的具體情況對基本費率進行修正。為了減少管理費用，在經營了一段時間之后，可以采取經驗法，依據最近三年的平均保險費確定當年的保險費率。計算公式如下：

M=(A-E)C/E

在上述公式中，A代表最近三年的平均損失，E代表適用的預期損失，C代表依據經驗確定的可靠系數，M代表修正系數。

3.賠償限額和免賠額。訴訟保險的承保對象為訴訟費用，其數額大小往往很難準確預測。因此，訴訟保險沒有保險金額的規定，而是采用由保險雙方約定賠償限額的方式確定保險人的責任限額。賠償限額的確定方式有三種，即每次賠償限額、累計賠償限額及每次賠償限額和累計賠償限額相結合。由于訴訟保險的保險標的一般較小，故而一般不宜對作為起賠點的免賠額進行規定。大型企業間的訴訟保險除外。

(三)法律規制措施

由于降低了當事人的訴訟成本，訴訟保險致使訴訟費用的預防和懲罰功能相對減弱。因此，便可能發生當事人濫權的現象，如缺乏準備、提出過高的訴訟請求、和解率下降以及上訴率升高等。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進行規范。措施之一是由保險公司聘請法律專家為當事人提供法律咨詢，幫助當事人評估訴訟成本和訴訟收益，以決定是否或提出多大的訴訟請求額等。措施之二是由保險公司對當事人的進行訴前審查，但審查標準不應過于嚴格，只要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不是沒有依據，均應允許其提訟。為了防止保險公司利用提供法律咨詢和訴前審查侵犯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法律應當賦予當事人救濟權利。對保險公司拒付保險金不服時，當事人可以自行委托律師對拒付理由進行調查直至提訟。

參考文獻：

[1]廖永安，等.訴訟費用研究——以當事人訴權保護為分析視角[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

[2]袁彬.訴訟保險：二十一世紀新型訴訟救助[J].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4，(2).

[3]王亞新.日本民事訴訟費用的制度和理論[A].王亞新.社會變革中的民事訴訟[C].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

[4][美]李本.中國的律師、法律援助與合法性[A].許傳璽.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法律發展[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民工醫保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 農民工 醫保關系 轉移接續。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逐漸加快，工業化程度越來越深，農村出現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他們在從事農業生產之外，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紛紛涌入城市從事第二、三產業的勞動。對這種“身在城市從事非農業工作的農村戶口的工人”，我們簡稱為農民工。由于我國城鄉二元體制在一段時間內的長期存在，農民工在城市從事最艱苦的工作，卻不能完全融入城市醫療保障體制，大部分農民工在家鄉參加的新農合醫保不能在各省市地區之間自由轉移接續。

一、農民工醫療保險轉移接續的含義。

“農民工”一詞最早出現在 1984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通訊》中，隨后這一稱謂因比較準確、簡潔、符合我國國情，并且約定俗成而被廣泛引用。借助于一般社會常識，我們主要從職業與地域方面來界定農民工：一是職業，農民工從事的是非農職業，或者以非農工作為主要職業，他們的絕大部分勞動時間花在非農活動上，他們的收入中相當一部分來自非農活動；二是地域，農民工來自農村，是農村人口。

醫療保險是指當勞動者因患病、生育或身體遭到傷害時，社會對其所需要的醫療費用提供的物質幫助，是屬于社會保障的一個種類。農民工醫療保險實際上是針對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因疾病、生育或遭遇意外傷害時，對其需要治療和花費的醫療費用提供補償。農民工醫療保險接續轉移就是要在適應農民工不穩定性的基礎上，使其即使在短時間的失業期仍能夠獲得所迫切需要的基本醫療保障。

二、城鄉醫保關系轉移接續的國際比較。

城市化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國外也有許多進城務工人員，下面有借鑒性的分析和研究幾個國家在進城務工人員醫療保險轉移接續方面的做法，總結其經驗教訓，對解決我國當前面臨的社會實踐有所啟示。

（一）德英醫保關系及轉移接續。

德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醫療保障制度的國家。1881 年德國頒布《黃金詔書》，開始對工人因事故和傷病造成的經濟困難進行保障。1883 年德國國會通過《疾病保險法》，規定保險費用由雇主和雇員共同承擔，雇主承擔其中的絕大部分。1972 年，德國頒布《農民醫療保險法》，該法規定，法定農業醫療保險機構有義務為農民及其家庭成員提供醫療保險。只要是繳納了一定費用的農民及其共同勞動超過 15 年的家庭成員都可以是醫療保險的受益人。同時，政府為減輕農民負擔為農民醫療保險提供津貼，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民的具體承受能力確定。德國的醫療保險實行法定強制參與，其醫保體系由社會醫療保險和商業醫療保險共同構成，其中社會強制保險覆蓋了德國 91%的人口。

英國的農村人口流動始于工業革命時期。為解決大量人口從農村涌入城市，英國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從 1871年通過了《地方政府法》到 1948 年英國國會通過并實施了《國民救助法》，該法規定沒有收入或是收入太低的英國居民，可以領取國民救助金。1948 年，英國建立了國家保健服務制度，對包括農民在內的全國居民實行免費醫療保健服務。

由此看來，德英兩國都建立了健全的醫療保障體系，在轉移接續方面，人口流動到異地只需辦理相應的變更手續。

（二）日本醫保關系及轉移接續。

日本是亞洲最早實行醫療社會保險的國家，早在 1916 年日本出臺的《工場法》就規定，15 人以上的工場，場主應當為雇員提供療養費。1938 年，日本制定的《國民健康保險法》首次針對包括農村居民在內的自雇人員，這標志著農村居民開始有了基本的公共醫療保險。到 1961 年，日本強制實施全民醫療保險制度。20 世紀 50 年代以后，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日益頻繁，為了較好的解決轉移接續問題，政府設計了“多層次的醫療保障+全國統一管理”的制度體系。日本全國各級政府都設立獨立的醫療衛生主管部門，實行“戶籍隨人走”的制度，人口流動的同時享受當地的所有福利，從而實現了轉移接續。尤其是出臺了網絡戶籍登記制度之后，醫保關系的轉移接續更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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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醫保關系及轉移接續。

美國是商業最發達的國家，但是 20 世紀 30 年代的經濟危機使得社會保障成為現實和緊迫的問題。1935 年，美國國會通過的《社會保障法》和 1939 年通過的《立法補充》奠定了美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二戰后美國的醫保水平不斷提高，直至克林頓執政后，首次提出建立全民醫保計劃，并且主張由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保險費用?？偟膩砜矗绹鴮嵭械氖鞘袌鲋鲗Ｊ?，政府僅負責老年人、貧困人群和特殊群體的醫療衛生服務。在商業保險的前提下，各地都建有醫療保險分支機構，公民醫療保險的轉移接續不因地域的變化流動產生影響。

三、我國農民工醫保關系及轉移接續的緊迫性和改善對策。

首先，流動人口的固有特性要求基本醫療保險關系能夠轉移接續。流動人口的突出特點是流動性強以及由此引發的低收入、行業的高危性。較低的工資收入使大多數流動人口面臨醫療服務供給不足、異地報銷困難等問題。患病后流入到地縣級以上醫院就醫者不到 70％，近一成選擇回老家治療，僅有26.8％的參保人員表示可報銷部分醫療費，超過六成的人員仍需全部自己支付?？梢?，現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未能對流動人口發揮應有的保障功能，流動人口的基本醫保需求并沒有得到滿足。其次，實現流動人口基本醫療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是保證制度持續運行的內在要求。各地外來人口退保頻發的現象表明，醫療保險關系無法跨地區轉移接續尤其是無法跨省轉移接續是主要原因?？梢?，醫療保險關系跨地區轉移接續的范圍擴展程度將直接影響參保人數的增長和覆蓋面的擴展程度，從而影響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持續發展。特別是在我國醫療保障體系面臨城鎮化、就業形式多樣化和勞動力流動日益頻繁等諸多因素挑戰的形勢下，實現流動人口醫療保險關系轉移接續對制度持續運行的重要性愈發突出。

最后，城市化發展目標迫切需要建立流動人口基本醫療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機制。我國正在實施的城市化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戰略的主要目的是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但醫療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機制的缺失嚴重阻礙著城鄉之間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從而延緩了城市化進程。2010 年 10 月 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的頒布，使人人享有社會保障的權利有了法律支持，流動就業人口理應在社會保障方面享受平等的待遇。因此，建立和完善醫療保險關系轉移接續的制度政策，維護流動人口的醫療保險權益，理應成為醫療保險制度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

受我國戶籍制度的影響，城鄉社會經濟發展二元化分立長期存在，直接影響了農民工醫療保險轉移接續的順利完成?！渡鐣ｋU法》規定了我國公民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分為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三類。該法的第二十九條第二款規定“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和衛生行政部門應當建立異地就醫醫療費用結算制度，方便參保人員享受基本醫療保險待遇”。第三十二條規定，“個人跨統籌地區就業的，其基本醫療保險關系隨本人轉移，繳費年限累計計算”。但由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致，具體政策和細化制度各有差異，配套措施尚未完善，致使農民工醫療保險轉移接續水平仍然比較低，尤其是跨統籌區域轉移轉移接續時，顯現出較差的便攜性。

為更好的解決實際中農民工醫療保險轉移接續存在的問題，實現十七大提出的“人人享有醫?！钡膽鹇阅繕?，我們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立法上，雖然《社會保險法》對醫保關系的轉移接續有所規定，但是這些規定過于籠統，缺乏實際可操作性，還需進一步制定《醫療保險法》、《醫療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法》等一系列基本法律，在立法層面實現統一的權利分配和制度設計，克服不同利益集團的沖突。第二，在具體操作上，加強政府職能，由政府主導制定符合本地方具體情況的制度框架，在現存醫保關系轉移接續由市（縣）級統籌的基礎上，逐漸提高統籌層次。建立廣泛的信息共享系統，克服局部地區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在統一的信息網絡管理下，實現各地的醫保信息兼容，提高農民工在不同區域間流動時醫療保險的便攜性。第三，構建行政、司法、社會監督三位一體的監督體制。農民工的醫療保險轉移接續制度的運行是一個復雜的體系，涉及很多個環節和專業性很強的業務辦理，單靠某一種監督方式顯然不能對這一制度的運行形成有效的全面的監督，因此需要依靠行政、司法和社會的多種手段、多種途徑進行，才能保證這一制度的合理運行。

參考文獻。

[1]李昌麒。經濟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楊紫煊。經濟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教育論文" target="_blank">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鄭功成。中國社會保障改革與發展戰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