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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人際關系論文范文第1篇

本文將對超個人心理學理論體系中具有重大意義的并居于中心地位的問題加以探討，弄清這幾個問題的是非得失以及其如何導致整個理論體系的最終效果。這幾個問題是：超個人心理學的人生意義論，超個人心理學的意識論以及其科學觀。正是在這幾個關鍵性的問題上，超個人心理學都有所突破和貢獻的，然而同時，為了將其所主張的思想推向極致，超個人心理學在這幾個方面都犯了嚴重的錯誤，從而導致其理論上的根本錯誤。

一、超個人心理學的人生意義論

超個人心理學十分重視人生的意義或價值，并認為對人生意義的研究、探討是心理學無可逃避的責任。

人本主義心理學堅持人生的意義并認為心理學應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例如，馬斯洛就曾多次批評過傳統心理學的“脫離價值、價值中立的科學模式”，認為心理學如不涉及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問題，就不會為培養真正健康的人格（成員）發揮作用[1](p171)。超個人心理學堅持人本主義心理學的這一主張，并加以。這種發展使人本主義心理學所理解的人生的意義和價值變得更為廣大、永恒和崇高。正如李安德在其《超個人心理學：心理學的新典范》一書中所說的那樣：“多虧人本心理學的努力才把價值與意義重新引進心理學研究范圍，超個人心理學不僅肯定這一發展趨勢，還把價值與意義放在人類生活的中心地位。此外，超個人心理學特別強調超越個人興趣的價值與意義，并且打破傳統的忌諱，研究終極的價值與意義[2](p204)。

超個人心理學實現自己的這一主張的第一步是對當前流行的個人主義的自我觀念與相應的價值觀念的批判，認為社會上的許多問題都是由這種極端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念所引起的。李安德特別認真地列舉了前后曾任美國心理學會會長的七位著名的心理學家對流行的個人主義價值和意義觀點的嚴厲批評。這七位心理學家包括有：詹姆斯、墨菲、斯密斯、阿爾波特、羅杰斯、馬斯洛和堪拜爾(Campbell)。這些人大都批判了從個人主義來理解人生意義和價值的錯誤和危害，主張從超脫個體的更廣闊的范圍來理解人生的價值和意義。雖然這些人并非都是超個人心理學的同道者和支持者[2](p319-324)。

應該說，到這一步為止，超個人心理學家們的主張、立論都是正確的和無可厚非的。但在其努力的下一步即如何擴展對人生意義的理解上卻發生了重大的問題。

從其具體講，所謂人生意義不外是指人的生活活動所造成的結果和，一般說是指其積極方面的影響而言的。從此就可以分析出所謂意義的成分或構成要件。其中除了這種結果和影響本身以外，還有兩個方面的要件，即這一影響的始發者或制造者以及這一影響的承受者和評價者。由于人的活動是有目的有意識的，因此，影響和意義的發生常是人的有意識活動的結果。但它卻不以有這種意義的制造的目的者為限，因為無此目的的活動依然有其意義存在。意義的存在還依賴于這種影響的承受與評價者的存在。影響而無其承受者不成其為意義，其理極明。而如果沒有評價者，沒有對這種影響的覺察、審視和評價，也不會成其為意義。因為對于沒有覺察、評價能力的東西來說，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影響，但卻是談不上意義的。另外，還需要指出，上述的影響雖屬客觀存在之物，但隨其制造者與承受者及其間關系的變化，它的作用也會有極大的不同。

正是上述三個方面的差異造成了人生意義的差異。而在這三者之中，可以認為，正是影響的制造者與承受者兩個方面的差異對人生意義的差異有更大的影響。例如，對影響和意義的承受者所理解和認定的范圍，就對人生意義的大小和時間的持久性有重大的影響：當把影響和意義的承受者只設想或限制于其制造者個人本身的時候，人生的意義就會是極其狹小的或在時間上極其短暫的，如超個人心理學家所批判的極端個人主義者或我國上楊朱派所主張的那樣；而當把它擴展到他人、制造者所屬的群體乃至人類全體時，人生的意義就會更為廣大并在所經歷的時間上大為延長，如果進一步把它理解為和推廣到超出人類之上的某種精神實體時，則不僅人生的意義會得到無限擴大，在時間上也成為永恒的東西了。而從影響和意義的制造者一方來看，如果把它僅歸結為個體的某種偶然的行為，則其意義就會顯得平凡而不足稱道；而如果能使之歸屬為人類的某種普遍本性（如弗蘭克爾的“意義意志”），它就會顯得更為高尚和圣潔；而如果能把這種制造意義或影響的行為與某種超越人類的精神力量聯系起來作為其作用的結果，則這種行為及其所體現的人生意義，就將成為無上神圣的了。

超個人心理學的倡導者們就是從這種思路出發來行事的。超個人心理學者提出要求人類“從小我歸向大我”。他們認為，除了我們通常所體驗到的自我之外，還有一個超乎個體之上的高層的我。它也可以被稱之為“大我”、“宇宙我”或“普遍我”，它是我們自己以外的存在的“全體”。這種“宇宙我”或“大我”與我們的個體自我同樣具有有意識的性質，具有個體我所具有的那些優美的品性，只不過它具有更為廣大、根本和原初的性質。兩者相比，個體之我不過只是它在意識之中的殘缺不全的倒影，個體我的一切思想行為都是在它的指令或感召之下發生和實現的[2](p317-318)。經過這樣的一番提升工夫，個體之我也就成了這種具有意識性的宇宙大我的一部分，個體我對影響和意義的創造行為與承受評價等，都成了這種無所不包的永存的大我的意志和愿望的表現，因而人生的意義也就可以提升到無限寬廣、永恒和至高神圣的境界了。

這種作法是有效的，但也給超個人心理學帶來損失，使之受到理所應得的責難。因為，作為與宇宙同在的超人類的精神的、意識的本體是不可能存在的，而這種主張的提出是與整個科學發展所積累的事實相沖突的。同時，這種主張也使超個人心理學淪入與宗教為伴的境地。雖然超個人心理學家不斷申言自己與宗教的區別，強調相信來世和再生的只是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但是這種辯解只能是徒勞的。因為，承認一個超越整個人類之上的有意識的本體（如詹姆斯所稱為的宇宙意識流）的存在，這個有意識的本體不是宗教中的神又是什么？教人們相信一個超自然的、永恒的有意識的力量的存在及其對人的一切思想和行為的支配作用，其社會作用與一般的宗教宣傳有什么差別？因此，對某些超個人心理學家來說，即使他們不公開宣揚宗教中的人格神的作用，也不能使他們擺脫其為宗教的親密伙伴的尷尬局面。這樣，為了提升人生意義的廣闊性、永恒性和神圣性，而不得不放棄對其現實性上的要求。

在當代西方著名的心理學家中，弗蘭克爾要算是最重視對人生意義的研究了。因此，他的名字和言論也就極常為超個人心理學的有關的著作所引用。但是，弗蘭克爾與超個人心理學之間是有同又有異。弗蘭克爾與超個人心理學家同樣重視人生意義的研究并將它置于自己心理學理論的中心位置上，這一點使人們有理由把他們同樣地稱為意義心理學家；但是，他們關于人生意義的理解和說明卻有根本的不同。弗蘭克爾也將影響和意義的承受者從其創制者的個人加以擴延，但他所擴及的只是他人、個人所屬的人群以至全人類為止，并未擴展到一個超人類、超自然的精神實體；在人的有意義的思想和行為的內在依據方面，他也只是達到了人類本身所普遍具有的“意義意志”，并未提到其背后的超人類超自然的宇宙精神實體。而如果一切都還停留在“全人類”本身，就不可能有超個人心理的被推出并加以宣揚和推崇，因為作為整體的“全人類”是不能離開人類的個體存在的，完全沒有必要和可能引申出超個人，超出個體的腦，身體和心理的[3](p18、20-21、220)。從這些看來，弗蘭克爾并不是原本意義上的超個人心理學家，而頻頻地引用弗蘭克爾，也終將無助于超個人心理學擺脫其理論上的真正困境。

二、超個人心理學的意識論

超個人心理學理論的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其關于意識的理論。意識理論同樣是其整個理論的支柱，但與其關于人生意義理論的作用有異。如果說后者主要的只是為其整個理論提出的緣起的話，前者的作用則在于為其理論提供某些重要的例證和依據。

超個人心理學是以反對還原主義為號召而建立其意識理論的。因此，反對還原主義的有關理論闡述及其中的是非得失也無不在其有關意識的理論中留下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