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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治理的概念范文第1篇

不平等的國際政治關系或資本邏輯的全球性擴張是制約全球性生態環境治理的關鍵要素。但是，長期以來，這是被一些環境人士和綠色學者極力遮蔽的論題。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烏爾里希?布蘭德教授的系列演講有助于我們更清醒地認識這一問題。

從西方肇始者葛蘭西的霸權（領導權）理論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國家理論出發，布蘭德教授提出“帝國式生活方式”或“奢靡式生活方式”（imperial mode of living）的概念。這一概念指認的是這樣的事實：通過無限占用全球性的自然資源、全球性的勞動力和過度利用全球性的生態環境，促進發達國家生活方式的普遍化，即以小汽車為代表的由化石燃料支撐的消費和文化的全球性擴張，資本主義國家在使“全球化的北方”成為“綠色資本主義”的同時，卻使“全球化的南方”陷入了生態環境危機。由于資本和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塑造、確證和推廣這一生活方式鞏固了自己的霸權地位，因此，全球性的生態環境治理就成為反霸權斗爭的重要場所。顯然，“帝國式生活方式”概念彰顯了根深蒂固的日常習慣、國家與公司戰略、生態危機和國際關系之間的關聯，是從霸權理論視角出發解釋帝國主義的南北關系的一種理論。在實質上，這一概念與美國生態代表人物約翰?福斯特和布雷特?克拉克等人提出的“生態霸權主義”理論是一致的，具有明顯的反帝、反殖民的左翼色彩。

生態危機的國際政治應對和治理是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維度。但是，一些國內學者回避以獲取利潤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制度在生態危機形成中的作用，不承認資本邏輯和社會制度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源。其實，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都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展開的，不可能不受到外部國際環境的負面影響。在參與全球化和對外開放中，資本邏輯自然會侵入我國的自然生態環境保護與治理領域。當代中國的生態環境問題既是現代化過程中滋生的問題，也是市場化過程中衍生的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態環境問題是典型的外部不經濟性問題。因此，在實行拿來主義的同時，必須防范和警惕資本邏輯的侵蝕。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我們既要虛心學習發達國家生態環境治理的先進經驗，也要旗幟鮮明地反對“生態霸權主義”和“環境帝國主義”。就此而論，從資本邏輯和社會制度的視角審視當代中國的生態環境問題，就是要避免重蹈西方國家的覆轍，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

正如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和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等人的“依附論”開創了“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一樣，現在，我們亟需創立“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生態學”。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生態學是研究南北問題和生態問題的內在關聯、復雜成因、化解之道的環境政治學或生態政治學的專門領域。布蘭德教授的“批判性政治生態學”就是在這方面作出的可貴的學術嘗試。現在，我們必須在的指導下，立足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實際，推進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生態學的研究。這樣，就可以為我國環境外交和國際交往的順利開展提供科學支撐，就可以為推動國際生態環境事務的健康發展提供智力支持。

[作者簡介：張云飛（1963― ），男，內蒙古豐鎮人，中國人民大學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與生態文明、與社會發展理論研究（北京 100872）。]

生態環境治理的概念范文第2篇

    【正文】

    一、從城鄉比較的角度看農村生態環境問題

    繼城市生態環境問題之后農村生態環境問題再次引起人們廣泛憂慮。近年來農村環境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遞增,成為引發社會矛盾,影響經濟,制約社會,涉及政治的重大問題。[1]由于農村生態環境問題晚發于城市生態環境問題,政府在生態環境治理的歷史上存在偏差,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農村環保設施幾乎為零,城市環境的改善甚至是以犧牲農村環境為代價。[2]不僅如此,農村生態環境治理也習慣于依賴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經驗而很少采取能反映自身特點的治理措施。因此,本文將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的邏輯起點建立在討論農村生態環境問題自身特點之上。

    我國農村范圍廣闊,匯聚了水、土地、草原、森林、野生動植物等絕大部分自然資源。近年來,隨著城鎮化飛速發展,污染產業向農村轉移以及受農業生產長期破壞的影響,農村生態環境問題有加劇的趨勢。據2000年《全國生態環境質量評價》和2007年的《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我國森林資源存在總量不足、質量不高、過度采伐等問題;天然草原面積3.93億公頃,約占國土面積的41%,但有90%的天然草原出現不同程度的退化,而退化、沙化草原是中國主要的沙塵源;水土流失面積356萬平方公里,占國土總面積的37.08%;耕地質量退化趨勢加重,退化面積占耕地總面積的40%以上;農村環境污染嚴重,農村面臨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雙重威脅。和城市相比,農村生態環境問題不僅表現為土壤、水和大氣污染,而且還強烈地體現為草原、森林、野生動植物等自然資源數量和質量下降,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環境整體質量下降。自然資源因素不僅是農村生態環境遭受破壞的重要原因(自然資源的不當利用)也是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的重要體現(自然資源數量和質量下降)。具體而言,農村生態環境問題具有以下顯著特點:一是農村生態環境問題涉及區域廣,地區差異大。農村生態環境在整個生態環境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破壞對整個生態系統具有整體性和全局性影響。二是與農村工業比重低、農業家庭經營方式的現狀相適應,農村環境污染源小、數量多、分布廣,農業生產活動是造成農村生態環境破壞的主要原因,其中由于農藥、化肥的大量使用造成的面源污染比重較大,且有不斷上升趨勢。三是農村生產生活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程度高,農村生態環境破壞常常發生在自然資源利用中,如農業生產活動對土壤污染和土地退化、鹽堿化的影響;過度放牧造成草原荒漠化;濫砍濫伐對森林的破壞;過度狩獵造成野生動物種群下降等等。四是農村生態環境問題與農村生產、生活方式以及農村貧困密切相關。農民為了維持自己的生活往往不得不去破壞環境。[3]

    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的上述特點表明,其治理除了借鑒以工業污染防治主要體系的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經驗之外,尤其需要重視農村生態環境問題廣、散,農村生產活動特點和自然資源在生態環境問題中的地位。這些條件共同構成了分析民事合同治理的現實基礎。

    二、民事合同在農村生態環境治理中的現實歧向

    在環境治理中,合同很早就得到了運用,如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就創設了“橫濱方式之公害防止協定”。如今,行政合同在生態環境管理中被廣泛運用。近年來我國學者圍繞生態環境保護又提出了環境合同和環境民事合同。根據學者界定,環境合同是指“國家與個人以及個人與個人之間就環境資源使用權的確立和轉移達成的協議”,[4]環境合同概念的提出對于探索環境法上的合同具有重要意義。有疑問的是,環境合同將“國家與私人之間的環境分配合同”與“私人與個體之間的環境消費合同”[5]都納入環境合同范疇,如何協調現行具有環境內容的行政許可合同與民事合同之間性質和法律適用上的沖突?且“國家意志在環境合同中處于基礎性地位”[6]是否能夠涵攝環境合同中“私人與個體之間的環境消費合同”也不無疑問。環境民事合同顧名思義就是以環境資源利用保護為目的的民事合同。在張炳淳先生看來,環境民事合同“應用了合同的外觀形式,將環境資源開發利用、污染防治及污染損害賠償等事項通過合同加以約定,以確立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7]環境民事合同的提法仍然面臨合同目的、性質和法律適用等問題。以張文例舉的發電廠與二氧化硫回收單位簽訂的二氧化硫回收合同為例,該合同的締結并不一定是以“環境保護”為目的,完全可能是經濟人以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為目的的結果。該回收合同亦屬于民法上的一般民事合同而適用民法調整。因此,至少就目前而言,環境合同和環境民事合同的提法有待進一步論證而難以在生態環境治理上與環境行政相提并論。正是基于此,本文將農村生態環境合同治理的探索轉向一般民事合同。

    (一)民事合同在農村生態環境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從造成農村生態環境的原因來看,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是主要的原因。農村是自然資源的主要分布場所,農村生產生活對自然資源有很高的依賴性。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具有負外部性,如自然資源的破壞和浪費、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等。因此,自然資源的直接或間接利用是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規范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是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的基本出發點。我國實行的是自然資源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和農民集體所有。在自然資源二元公有制框架下,自然資源的利用往往是非所有人對他人之物的利用。《行政許可法》(2003)第十二條將有限自然資源開發利用作為可以設定行政許可的事項。但是對于行政許可后是否需要締結合同以及合同的性質并未做出統一規定。理論上存在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之爭。筆者擬從國家的雙重身份的角度進行分析。國家在自然資源的初次分配中具有雙重身份即所有者和管理者,國家基于管理者身份體現在對有限自然資源享有的行政許可以及事后監督上,而國家參與有限自然資源許可合同締結是其所有權者身份的體現,由此形成的合同屬于民事合同。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也將土地、林業、漁業、牧業承包合同糾紛以及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糾紛等都列為民事糾紛。自然資源轉包、轉讓、出租等合同的民事性質自不待言。自然資源民事合同是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權利取得的重要途徑,生態環境源頭控制目標要求我們在可能危及生態環境的合同締結時就應當著手對生態環境進行保護,因此自然資源民事合同在農村生態環境源頭控制中具有重要作用。自然資源民事合同而不是合同締結后第三方觀察到的單方行為是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的邏輯起點。欲從自然資源配置和利用角度進行規范以從源頭上控制自然資源利用不當造成的生態環境問題,合同的綠化是必不可少的。對自然資源配置和利用民事合同的綠化和監管就形成了民事合同生態環境治理的重要基礎。非因自然資源的直接利用產生的農村生態環境問題,如農村某些工業污染、居民生活污染和外來生物入侵等,民事合同仍然是其權利的取得、行使和讓渡的最重要的形式,農村生態環境治理同樣可以建立在諸如此類的民事合同之上。

    (二)民事合同在農村生態環境治理中的不當缺失

    基于生態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各國均采取政府主導的治理模式,我國農村生態環境治理也概莫例外。從1979年《環境保護法》(試行)頒布以來,經過三十年的發展,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已基本形成了以《環境保護法》為基本法,環境污染防治法和自然資源單行法為主干,以及大量的行政法規、行政規章構成的政府主導的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法律體系。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法律制度內涵其中。這些法律制度規定政府在包括農村在內的生態環境治理中的地位、職責、基本制度等,確立了政府在生態環境治理中的主導地位。如《憲法》(2004)第二十六條 第一款規定:“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環境保護法》(1989)第七條規定了生態環境保護的政府職能部門及其分工合作。不過,政府在農村生態環境法制建設上也存在城市化傾向。現行生態環境保護法律制度雖然對農村生態環境保護也有所涉及,但立法是以城市污染防治為中心,對農村污染嚴重的化肥農藥污染、農用塑料薄膜污染、養殖業污染以及自然資源的過度利用等缺乏具體規定。除了政府主導的行政命令環保監管模式外,民間環保組織是另外一類引人注目的監管模式。自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民間環保組織先后在西方一些國家建立起來,如自然資源保護協會、地球之友、綠色和平組織等。我國從1978年成立第一個官辦民間組織環境科學協會以來至2005年底,共有各類民間環保民間組織2768家,從業人員公有22.4萬人。[8]在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方面,民間環保組織扶貧解困,推動發展綠色經濟等也做出了一些有益工作。然而,作為農村生態環境治理市場模式重要內容的民事合同治理尚未建立。

生態環境治理的概念范文第3篇

【關鍵詞】礦山；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社會責任

1、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一個企業對社會應負的責任，社會責任要求企業不僅對自身負責，通常還需要承擔高于自身目標的社會義務。企業作為社會經濟的基本單元，其生存和發展不僅要靠自身擁有的資本、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同時還依賴于消費者、社區、公共資源、自然條件等社會生態環境，既是一個推動社會進步的主動者，同時又是一個依賴于社會生存的被動者。具有良好社會責任感的企業不以追求經濟利潤為唯一目標，在經營經濟利益的同時，主動對員工，消費者，社會，環境等承擔責任，可以獲得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會的美譽，這將大大有利于企業的自身發展。相反，如果一個企業只承擔創造利潤，對投資者負責的法律上和經濟上的義務，而忽略甚至拋棄了應該承擔的“維護和改善生存環境，造福于社會并有利于持續發展”的長期社會責任，那么這類企業必然難以融入社會，甚至會受到社會排斥，終將被社會拋棄[1、2]。

社會責任是一個涵蓋廣泛的概念，不僅僅局限于慈善與捐款，還與商業盈利，用人機制，企業模式以及對待周邊的態度等等息息相關。這其中，企業的環境保護意識是社會責任的一個重要體現。參與社會環境保護活動，不僅是一種義務，更是企業持續長久發展的重要路徑。

2、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

礦山企業對礦產資源進行的大規模開采，不可避免會造成對周邊環境和生態的巨大破壞。以地表污染為例，大量排土場、尾礦庫的存在和使用不僅大量侵占土地，污染土壤、水體和大氣，還可能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并導致次生地質災害發生。如果不對這些工業廢棄物排放場地環境進行及時修復，貽患將長期存在甚至蔓延，不僅不利于企業的長期持續發展，還會給該地區及周邊環境造成長期的危害，從而惡化企業自身的生存環境[3]。因此，對礦山進行土地復墾和生態恢復既是礦山自身的企業責任，也是礦山企業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是一種利己利人的共贏選擇。

然而，開展土地復墾和生態恢復對礦山企業而言是一項艱難的抉擇，不僅工程浩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財、物，而且見效周期漫長，需要不懈的堅持和努力。在沒有充分的外界積極推動作用和剛性約束機制條件下，單靠企業自身煥發的主動性將是十分有限也是難以持續的。

如果企業無力承擔這份責任，又有誰來承擔呢？這又不免回到了公共利益受到侵害該由誰來買單這個被不斷重復提出的問題上。

“誰污染，誰治理”是一項國際通用的基本原則。在發達國家，法律普遍規定礦主有出資恢復生態的責任，土地復墾、生態恢復也被納入開采工藝審核。這種明確主體責任的機制能有效制約企業主行為，因此其復墾和生態恢復率普遍超過50%，英美等國家更超過80%。然而在我國，這一通用準則卻失去了其公允性。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有相關規定，如第六條：已經對環境造成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單位，應當按照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制定規劃，積極治理，或者報請主管部門批準轉產、搬遷；第二十四條：產生環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單位，必須把環境保護工作納入計劃，建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在生產建設或者其他活動中產生的廢氣、廢水、廢渣、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物質以及噪聲、振動、電磁波輻射等對環境的污染和危害，但是在現實中執行起來卻是困難重重。

3、原因分析

我國目前的礦山生態補償體系主要由廢棄礦山補償和新建、正在開采礦山補償兩部分構成。棄礦區和老礦區的生態環境補償由政府通過建立“廢棄礦山生態環境恢復治理基金”來實現；新建、正在開采礦山造成的生態損害由企業100%承擔修復治理責任。造成這種現狀的主要原因是歷史遺留問題使然。因為我國幾十年來經歷了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體制改革的雙重變化，大量企業所有制性質發生了改變，法律責任主體發生了遷移，但這類企業對其前身已經發生的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卻沒有依照“父債子還”原則承襲下來，加上不少企業關停并轉或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出局，導致所遺留的環境問題成為“無頭案”。對于這一類歷史遺留問題，除了政府和社會買單別無他法。

“低成本污染，高成本治理”是長期困擾我國環境治理的主要矛盾，也是導致許多礦區在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活動中忽視環境保護，礦山生態環境顯著惡化且趨勢不斷加劇的重要原因。目前情況是，在不少地方對待危害環境的肇事者和相關機構、人員采取了過度包容的態度，象征性的處罰有如隔靴捎癢。這無疑會促使這些企業在利益驅使下無視法律法規，完全拋棄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如果不能采取有力措施改變這種現狀，那么在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社會對待污染責任的追究處罰不力、狹隘的地方保護意識作祟的諸多不利因素共同作用下，寄希望于企業自覺自愿開展環境治理和生態恢復是沒有現實意義的。

讓人欣喜的是，近年來工礦廢棄地復墾和生態恢復已經受到政府和社會的高度重視，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全國也陸續涌現出一些礦山企業先行先試，在工礦廢棄地復墾和生態恢復領域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樹立了良好的榜樣。但由于過去欠賬太多，使得我國礦山復墾和生態恢復面臨長期艱巨的任務。目前我國工礦廢棄地復墾和生態恢復率不足30%，要達到國土資源部的規劃中的“力爭到2020年使大中型礦山建設基本達到綠色礦山標準”的目標，可謂任重而道遠。

總體來看，實現這一目標面臨的關鍵問題就是資金缺口很大。近年來不少地方借助執行建設項目環保“三同時”的機會，陸續開始收取礦山自然生態環境治理保證金，明確了采礦權人對礦山生態環境保護與治理的責任，要求做到邊開采、邊恢復，以此制約采礦權人對采礦區環境的保護、恢復和治理。這在一定程度上對緩解了礦山生態修復的資金壓力起到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業內涌現了許多建立“礦產資源開發生態補償機制”的聲音，主旨是想通過政府行政手段建立一個包含相關法律法規、稅收政策、保證金征收制度在內的綜合機制，用于保障礦山自然生態環境治理的資金來源。

4、社會責任需要共同承擔

從目前的主流社會意識傾向和政策導向來看，用于保障礦山自然生態環境治理的資金應主要由造成污染的企業承擔，這樣做顯然符合“誰污染，誰治理”的所謂公平原則。但筆者認為這種主張有失偏頗。首先，礦業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礦產資源開發的目的不僅僅是礦企個體經營的需要，更重要的作用是支撐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其次，礦產資源開發對環境的破壞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停止開發，但這樣又會嚴重影響到其他行業和社會各個層面；第三，礦山自然生態環境治理后，受益者就局部而言是企業自身和周邊環境，從全局來看則是全社會。因此，基于以上原因，筆者認為礦山生態環境保護與治理不僅僅是企業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還需要全社會來共同承擔，只有這樣才能夠充分體現出“機制”對生態環境破壞者追責的嚴肅性以及受益者分擔成本的公平性。

根據發達工業國家的經驗，政府在生態環境恢復治理方面往往發揮著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依靠法律法規體系和制度建設確保資金來源；政府依據整體規劃和公平原則主導資金流向；對由于歷史原因造成的環境破壞和對民生影響力重大的治理項目主要由政府出資；對開展治理項目的企業或個人進行資金補償激勵，盡量減輕因治理帶給企業和個人的損失和負擔。另外，市場化運作模式也在生態恢復治理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目前排放額度或排放許可證交易方式已被部分國家接受和采納，通過排污企業與污染治理企業的交易行為，保障從事污染治理和生態恢復服務的企業的收益和積極性[4]。

這些經驗給了我們一條重要啟示，那就是礦山生態環境保護與治理是一件關系到全社會的事，需要全社會共同參與。只有建立起企業、中央和地方政府、社會公眾的全民參與機制，才能夠實質性推動礦山生態環境保護與治理事業發展，將履行礦山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的社會責任落到實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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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偉陽，肖.企業社會責任的邏輯[J].中國工業經濟，2011，10：89-99.

生態環境治理的概念范文第4篇

摘要：環境作為公共產品，無疑會遭遇到“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雙重夾擊。本文試圖引入社區作為環境治理的主體，通過分析社區中激勵優勢和合作優勢來論述社區如何成為治理的最佳主體，并提出借助社會、非正式制度以及法律的力量推動社區的環境治理。

關鍵詞：社區；環境；治理

我國經濟發展的霸道性和壓榨性所產生的惡果，一定程度在環境問題上凸顯而出，這種不計代價的發展使我們不得不冷靜下來思考如何治理“那片灰色的天空，和那條發著惡臭的河流”。為了解決環境問題和經濟低效率，學者們致力于研究誰是環境的最佳治理主體。目前無論是政府管制還是走市場激勵的路都無法“藥到病除”。我們看到的是NGO、民間組織和社區日益成為治理主體的新寵。而社區的角色在近20年的時間里，其角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它已成為治理最為炙手場。

一、社區與生態環境治理

德國的社會學家滕尼斯早在1881年提出“社區”一詞，并將其納入社會學研究范疇。他將社區解釋為一種由同質人口組成的具有價值觀念一關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富有人情味的社會群體。自此以后，社區的概念不斷的演變，先后經歷了“組織”論階段、“區域”論階段和“綜合”論階段。盡管學者對社區的概念莫衷一是。但是構成社區概念的因素是普遍認同。希勒里從1995年收集的資料發現，在已經存在的94個社區定義中，有69個認為社會的本質因素有三個社會互動、地區、共同約束[1]。社區作為一個非正式制度下的制度體系最突出的特征是文化機制，也是社區精神的層面體現。另外，社區中的社會機制，如社會關系紐帶和社會聲望是社區運行的劑，這些都是現代政府和市場關系中所缺失的，同時也是社區與政府、市場的區別之所在。社區既強調本土知識，又注意到特定地理空間上形成的生態環境共同利益。在生態環境管理方面，社區被描述為具有自己在長期的歷史中形成的本土知識的生態體系，任何保護行為要想成功或者更加有效，都需要這樣的本土知識的參與。社區成員作為資源擁有者與使用者的雙重角色，他們自主擁有資源時的激勵力量是任何別的主體所不具備的優勢，因此，社區參與生態環境治理既必然又有效。[2]

強調社區基礎上的環境治理是基于環境治理的“雙重失靈”的既有背景，雙重失靈是指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環境是典型的公共產品。環境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人人都可從自然環境中受益而不能排除他人從中受益。對于環境問題而言，由于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環境資源的公共性、環境資源產權不存在或難以界定以及環境信息的稀缺性與不對稱性等的存在，就使人們對環境的所作所為難以經過交易方式反映出來，于是環境問題就表現出某種外在的失靈。環境產權的難以界定為政府管制提供了依據，而政府不是萬能的，正如阿格拉沃與吉伯森所指出的，過去幾時年的經驗表明了，國家想要通過強制的手段來推行不受歡迎的發展與保護項目，管制人們的資源使用行為是，其能力是有限的。政府面臨著高額的管制成本、理性的有限性、監督缺位和尋租等問題，出現了政府失靈。“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同時存在就使得環境問題成為名符其實的“公地”。要促進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僅靠政府與市場的調控是不可能的，環境治理必須引進其他治理主體[3]。

二、社區治理環境的優勢分析

洪大用教授認為，以社區為基礎的環境治理（保護），是指：完整的社區擁有以社區為主體的保護；同時又可以向另外兩個主體延伸：向上可進入政府的保護活動中，往下又進入環境資源私有化的范圍。通過社區機制的建立，進一步擴大了環境治理的主體，明確了相關方面的責任，而且有效地整合了政府活動與個人行為，提高了環境治理效率[4]。社區是最容易達成相互合作的場所，社區的小規模、互動頻繁而容易通過溝通實現合作。社區中的人際關系、相互認同與團結程度高，人們之間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的一體化，而社區中存在的互惠機制加強了一體化的程度。此外，社區的社會機制讓違規者無法逃脫公眾的“法眼”，減少了“搭便車”行為，這是因為社區內監督日常化，匿名困難、輿論優勢產生了強大的外在力量讓社區的政策執行起來更透明、民主和高效。在社區中，選擇“搭便車”會使其失去社區中的人際關系和聲望。最后社區具有產生并維系社會文化的功能。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信仰、信念，這是社區成員共享的。正是它們不僅促使了規制的產生，而且成為這些規制背后的依據，這樣的組合促進社區合作，改善激勵。如，在文化價值上，在資源極度短缺時期，資源的價值的上升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是資源的純粹物質價值上升，人們對資源的需求增加；二是是資源被社區文化賦予某種神圣化的意義，人們對其的敬畏增加。在不同的價值觀引導下，人們的合作效果天壤之別。前者只會因資源稀缺，物質價值上升，導致人們爭奪，后者則會因其神圣的光輝增加擁有者的合作。這些核心價值成為社區的道德力量。經過長期的宣傳和存在，內化為社區成員自我約束的規則。環境管理作為社區的公共事務，每個人都有責任，這些共享的價值文化一方面強化個人的環境保護意識，減少個人破壞環境的行為，另一方面，督促個人監督他人的行為是否違規是否有利于利于社區的環境發展。總體來說，就是營造出一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參與式氛圍。將管理環境的權利下放給社區，意味著環境資源直接賦予社區。社區保護在激勵機制上的優勢與社區的地理空間密切相關，正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間上，塑造了環境問題上的利益共同體。利用社區成員關注其自身利益的要求，調動起他們的積極性，這就是所謂的激勵機制。社區產權相對于私人擁有的優勢是不需要完全私有時高額的交易成本。在由政府治理到社區“私有”的過程中，沒有進一步私有到個人，這是世界性的社區治理趨勢的另一面體現。資源屬于社區，資源又是社區成員的生存根本，社區成員可以從良好的環境中獲得利益。無論是作為個體的成員還是作為集體的社區，都有著共同的目的就是管理好環境，從中獲益。與政府機關作為公共利益人時所出現的監督問題，造就了政府管理的激勵不足，濫用公共資金、腐敗、將權力變為壓制手段而限制了社會成員應有的民主和自由相比，社區由于規模小，沒有正式權力體系，權力主要來源于民間，而顯得更民主，理性和具有責任感。

社區可以被看成是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的產物，它代替了政府與市場而成為更有效的治理主體。從這層意義上講，它是工具性的。社區特有的激勵結構，又促使我們利用它來作為保護環境資源的最有效手段，這是它工具性的體現。但是最終，社區超出了工具的范圍，社區擁有的文化價值構成了一個包含物質內容與精神內容的生存空間，而不像市場，除了經濟、效率與正式制度這些沒有“人情味”的概念外，見不到更為豐富的社會內容與文化成分。（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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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簫代基，鄭惠艷，吳佩瑛，錢玉藍等.環保之成本效益分析——理論、方法與應用[M].臺灣.俊杰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2：66 - 71.

[4]洪大用.中國民間環保力量的成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生態環境治理的概念范文第5篇

1•政策性財政稅收支持資源型城市生態重建的理論分析

環境治理與生態重建的理論基礎。環境治理與生態重建所具有的公共產品特性,由于這些產品具有公共性和外部性,按邊際成本定價的市場規律失效,其價值實現和補償難以通過正常的市場交易實現,資金的循環鏈被中斷。實踐中,生態環境價值的外部正效應從技術角度講難以用貨幣準確計量,造成生態效益實現中生產成本補償的困難。加之生態環境效益具有的公共產品性質,使得生態環境效益的產出可以不需要所有權發生轉移。這種生態環境產品消費的非唯一性,使得在成本彌補時缺乏特定對象,無法保證預付資金的回流。

可持續發展和公平理念。有些自然資源提供基本的生命支持功能,這些自然資源的損失常常是不可逆轉的,這就要求當代人應杜絕資源利用可能導致的成本和不可逆性超過一定的程度,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協調一致。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生態環境破壞問題,各級政府需要承擔一定的責任。在這方面首先需要解決的指導思想就是政府應該合理補償生態領域多年的歷史欠賬,在投融資方面的涵義就是需要通過政府財政手段來籌措部分建設性資金,用來支持生態環境保護工作。

2•資源型城市生態重建的財政政策體系建設

資源型城市,尤其是資源漸趨枯竭的資源型城市,一方面經濟發展緩慢城市稅基薄弱,另一方面財政支出壓力大,同時需要應付大量失業問題、環境治理問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諸多問題。資金是資源型城市轉型中的瓶頸制約,在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過程中,發揮政府財政政策的主導作用。

2•1加大資源型城市生態市建設的財政投入,編制生態市

建設重點項目年度投資計劃將生態市建設重點項目優先納入國民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和財政預算。足額安排新建、擴建、改建項目的環境污染治理資金。加大對林、草、土地、水資源建設及環境保護與監測等項目的投資力度。調整財政投入結構和投入方式,充分發揮公共財政在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方面的引導作用,采取建立政府引導資金、政府投資的股權收益適度讓利、財政貼息、投資補助和安排前期經費等手段,使社會資本對生態建設投入能取得合理回報,推動生態建設和環保項目的社會化運作。建立多元化投融資機制多渠道籌措資金,鼓勵國內外企業、社會和民間資金投入生態市建設。改革城鎮污水、垃圾處理投資、建設和運營體制。

2•2增列環保支出預算科目,建立財政環保投資增長機制

我國財政環保投入由于在國家預算中不被單列,因而既不利于計算也不利于監督,更不用說保證其占預算總支出的比例了。為此,建議在國家財政預算科目中單列環境保護支出項目,在此之下具體分列新建項目防治污染的投資、老工業企業污染治理投資、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生態環境保護投資、環境管理能力建設投資等項目,并立法規定其支出額度和增長幅度,以確保國家在環保問題上的宏觀調控力度。

2•3優化支出結構,正確確定投資重點,保證對生態產品的有效投資

財政積極投資于生態產品供給,應側重于追求生態效益和長期效益,手段上應以直接投資為主,輔之以財政補貼的形式。在投資取向上,主要有“三個方面”、“一項重點”。“三個方面”是指:一是對生態品的修復性投資。二是對生態品的改善性投資。三是對生態品的保護性投資。“一項重點”是指大力發展生態農業,促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2•4進行財政援助,設立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專項資金

資源型企業一般都負債較大,根本補充不了進行經濟轉型所緊缺的資金,因此政府需要設立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專項資金,以改變當前資源型城市資金緊張的現狀,同時注意政府投資導向應偏于率先建立資源開發補償機制和衰退產業援助機制。設立針對資源枯竭城市的財力性轉移支付,重點用于完善社會保障、教育衛生、環境保護、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專項貸款貼息等方面。財政資金將根據工程進度和質量分期撥付。項目建設資金要專款專用,統一管理,項目建設完成后,組織審計部門對資金使用情況進行嚴格審計。

3•資源型城市生態重建的稅收政策體系建設

目前資源型城市普遍存在著基礎設施建設嚴重落后,歷史欠賬較多,生態環境治理任務繁重等問題。因此,國家應在財稅方面給資源型城市更多的優惠,給資源型城市的積累和發展留下一定的空間。

3•1以可持續發展為原則,改革現行資源稅

現有資源稅的設計理念無法有效遏制資源日益枯竭的危險,與可持續發展模式下的經濟與社會政策背道而馳。國外的資源稅大都通過特定的稅制設計,使稅收參與資源價格形成過程,從而有效地遏制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采和生態環境的破壞,維持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資源稅應該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視野下重新定位,站在生態環境建設的視角下,體現由于資源開采而產生的外部性成本的補償,這不僅應包括對當代社會成本的損失,還應包括后代獲得資源能力損失的補償,真正體現可持續發展觀,從而平衡地區、城鄉、行業各方面的利益關系。

3•2開征生態稅

嚴格地講,我國目前還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生態稅。因此,我國實施生態稅制的第一步可考慮將現行的一些宜于以稅收形式管理的環保收費項目納入征稅范圍,根據環境保護的需要逐步設立生態稅。(1)環境污染稅。在資源型城市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環保資金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有必要改排污收費為征稅,對排污企業課征污染稅。(2)水污染稅。對直接或間接排放廢棄污染物和有毒物質而造成水體污染的活動或行為從量征收,其目的在于減輕和防止現有水資源的進一步污染和毒化。(3)大氣污染稅。主要包括二氧化硫稅和碳稅。(4)固體廢物稅。可先對工業廢棄物征稅,然后逐步考慮對農業廢棄物、餐飲服務業廢棄物征稅。把現行的污染收費制度改為污染征稅制度,使污染者的外部成本內在化、法律化,既有利于污染者真正認識到他要對污染付出法律責任和經濟代價,而不是在承擔政府的某種“攤派”,又有利于稅收的征管,降低征收成本。

3•3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環境稅

從概念上說,環境稅是指對開發、保護和使用環境資源的單位和個人,按其對環境資源的開發、利用、污染、破壞和保護程度進行征收或減免的一種稅。征收環境稅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對環境資源的定價,改變市場信號,降低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污染排放,同時鼓勵有利于環境的生產和消費行為。因此,從理論上說,環境稅的主要功能是刺激降低污染的行為,而不是創造稅收收入。我國建立真正的環境稅可考慮下列兩個實施方案。一個方案是建立廣義的環境稅。環境保護是全體公民的義務,良好的生態環境具有“公共產品”特征,受益者是全體公民,按照“受益者付費”原則,對公民征收廣義的環境稅是可行的。可考慮在現行城市維護建設稅基礎上加征一個環境稅,或者在商品最終銷售環節加征環境稅。另一個方案是對污染產品征稅。目前我國對污染排放征收排污費,但是對污染產品卻沒有相應收費(稅)。由于污染產品的使用對環境具有污染作用,有必要對其進行控制,因此可對污染產品開征產品稅。可以考慮的污染產品稅包括產品稅、含磷洗滌劑差別稅、散裝水泥特別稅和高硫煤污染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