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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科技金融;融資約束;專業化;標準化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4)11-0063-06
一、引言
特定金融需求需要相對專業化的經營模式來滿足。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系分工的日益完善,不同行業呈現差異化發展態勢,傳統大眾化的金融服務難以滿足不同企業的發展需求。為此,商業銀行需要通過專業化發展為不同的客戶提供精細化、差異化和特色化的金融服務,在產品創新、風險管控和市場營銷等方面穩步推進,滿足市場和客戶特定的服務需求,實現商業銀行的持續發展。隨著金融業在現代經濟中發揮的作用日益重要,國內學者對銀行業專業化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肖遂寧(2007)認為,有效的差異化戰略能夠幫助銀行擺脫同質化競爭的壓力,提高利潤水平,贏得細分市場的客戶,最終在競爭中贏得優勢。同時,銀行業作為高度同質化的行業,產品、服務以及管理模式上的差異化效能已經越來越弱化,缺乏品牌和文化的差異化,銀行就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差異化。田惠宇(2010)提出,基于客戶分類分層和需求多元化,差異化服務是銀行業戰略轉型的不二選擇,專業化經營是商業銀行戰略轉型的有效途徑。
從金融需求角度看,近幾年,科技型企業發展迅速,對金融資源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但由于無形資產占比較高的輕資產特性以及商業銀行重抵押的傳統信貸機制性矛盾難以破解,科技型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一直存在。由此可見,科技型企業的金融需求是一種特定需求,通過商業銀行開展專業化經營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行路徑。2011年人民銀行和科技部等八部委聯合下發了《關于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加快實施自主創新戰略的若干意見》,明確要求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大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2012年齊魯銀行高新支行確立了科技金融的專業化發展方向,開始探索金融支持科技型企業的有效路徑,并于2014年率先榮獲濟南市“科技金融特色支行”稱號。該支行利用濟南高新區內科技型企業眾多的外部環境,采取專業化的經營戰略,加強對科技型企業的信貸支持,借助省、市兩級政府搭建的政策平臺,充分利用財政政策杠桿,開發出適合科技型企業的新型金融產品,成功解決了部分科技型企業,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同時,通過聚焦于科技型企業的信貸需求,有的放矢、突出特色,經營效益不斷提升,科技金融特色支行的品牌效應在濟南金融系統中不斷擴大,并逐漸向全省輻射。
現有文獻對商業銀行專業化發展模式的研究主要以理論研究為主,更多是從宏觀視角進行分析。本文擬以齊魯銀行高新支行為樣本,從微觀角度剖析商業銀行專業化發展的內外部動因和存在的問題,并對專業化模式進行深入分析,力求總結其中有益經驗,為我國商業銀行專業化發展提供一定的啟示。
二、齊魯銀行科技金融特色支行的運作實踐
(一)中小科技型企業融資困境
中小科技型企業在促進經濟發展、擴大社會就業、改善人民生活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長久以來,“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卻成為中小科技型企業進一步發展壯大的桎梏,盡管政府、銀行、企業等主體進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但其融資約束卻依然長期存在。究其原因,除了與一般中小企業相同的放貸成本高、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外,中小科技型企業資產結構特點與商業銀行傳統貸款模式的內在矛盾也是重要的原因。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信貸風險不可測。為規避信貸風險,《商業銀行法》第36條規定:商業銀行貸款,借款人應當提供擔保。但鑒于中小科技型企業的發展階段與資產結構特點,其信貸風險實際難以管控。首先,中小科技型企業大多處于初創期和成長期,都具有高成長和高風險的特征,發展過程中面臨太多的不確定性,經營失敗的概率大。一旦經營失敗,商業銀行只能被動地處置抵質押物來獲得補償。其次,中小科技型企業資產結構以知識產權、專有技術等無形資產為主,無形資產抵質押融資相對于有形資產不確定性強,且無形資產的評估價值更易受市場環境、科技發展等因素變化的影響,一旦出現信用風險,抵押物轉讓和變現價值更不確定。
2. 信貸責任認證難。從業務流程看,信貸業務不僅涉及銀行內部部門,包括信貸業務部門、風險管理部門、審計部門和會計部門等,也涉及銀行外部的資產評估機構等中介組織。一旦發生信用風險,內部責任難以認定,外部責任更難以追究。目前我國制定的無形資產評估總體標準操作性較差,專利技術各有特征,評估缺乏具體的量化標準,評估過程中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假如處置抵押無形資產的變現價值遠低于評估價值,中介機構是否承擔損失,責任如何認定,銀行追責難以實現。
3. 信貸產品設計難。間接融資市場中,資金供給方相對于需求方長期處于強勢地位,傳統銀行業機構聚焦“有形不動產抵質押融資”的信貸模式已十分成熟,且需求旺盛、風險可控。而科技型企業持有的知識產權、專有技術等無形資產價值差異很大,且其價值嚴重依賴于資產評估師的專業判斷,風險較高,無法契合現行的貸款模式。銀行自身沒有動力、能力為中小科技型企業設計專門的產品和制度。
(二)齊魯銀行的認識與思考
齊魯銀行于2003年在濟南市高新區成立高新支行,成立伊始,齊魯銀行就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務科技型企業,特別是中小科技型企業;如何實現銀行與中小科技型企業的互利共贏。經過十多年的發展,齊魯銀行科技支行最終確立并堅持科技金融特色支行的發展道路,主要基于以下的認識與思考:
1. 中小科技型企業信貸需求客觀存在。濟南高新區作為1991年確定的首批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是“超級計算中心”、“量子技術”、“云計算”、“三網融合”等具有國際尖端水平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基地。2013年,園區全年實現生產總值485億元,獲得各類專利授權2231件,研發總投入占到銷售收入的4%,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73%。高新區快速發展的背后,區內高新技術企業資金瓶頸卻從未消除。高新區孵化培育的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業進入再創業、再發展的快速成長期,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更加突出。
2. 中小科技型企業信貸市場未開發。齊魯銀行高新支行通過近10年的經營運作,已與濟南高新區內的552家科技型企業建立了業務聯系,但受限于人員配備、行內考核、配套產品等方面的缺陷,業務聯系大多集中在支付結算等領域,其規模、效益與其他支行相比,沒有太大的差異,并沒有享受到高新區快速發展的紅利。
3. 中小科技型企業信貸市場具有成長性。2014年上半年,濟南市高新區完成GDP、固定資產投資和地方財政預算收入分別為258.3億元、190億元和36.7億元,分別增長8.5%、25.2%和11.4%。全區擁有各類企業1萬余家,2014年全區新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達到182家,占全市近一半,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全區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73%,在全國115家國家級高新區綜合排名中位列第13位,科技型企業的快速發展衍生出不斷擴大的資金需求。
4. 開發中小科技型企業信貸市場需要特定技術。中小科技型企業信貸需求是可以通過特定需求來滿足的,但正如上文提及的,中小科技型企業融資約束是根植于其資產特點與商業銀行傳統貸款模式的內在矛盾。要實現對其信貸領域的開發,需要商業銀行設計專門的產品和制度,全面梳理內部機制,徹底解決導致中小科技型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限制性因素。
(三)齊魯銀行服務中小科技型企業的制度設計
中小科技型企業融資困境呼喚新的金融供給方式。齊魯銀行通過分析市場,認識到需求的普遍存在;通過外部制度響應和內部制度建設,構建了全新的中小科技型企業融資服務方式。
1. 外部制度響應。一是積極響應政府政策。2012年,人民銀行濟南分行營業管理部與市科技局、財政局、審計局等部門聯合出臺了《濟南市科技金融風險補償金管理辦法(試行)》,決定以政府風險補償金為切入點,實現引入市場化競爭機制,鼓勵商業銀行信貸支持科技型企業的發展,齊魯銀行積極參與,最終成為4家科技金融合作銀行之一。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改善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條件,完善風險投資機制,創新商業模式,促進科技成果資本化、產業化。齊魯銀行借此機會,積極協同濟南市政府職能部門、金融監管部門,對北京、杭州等地金融支持科技型企業發展情況進行了實地走訪調研,研討科技金融的運行模式。2014年4月,齊魯銀行高新支行被濟南市科技局與人民銀行濟南分行營業管理部聯合授予濟南首家“科技金融特色支行”稱號。
二是充分利用政府平臺營銷。受限于網點、資源等因素,齊魯銀行本身并不具備營銷優勢,但通過與濟南市科技局簽訂《濟南市科技金融風險補償金貸款業務合作協議》,與山東省科技廳簽訂《科技型小微企業融資服務框架協議》,利用省科技廳、市科技局聯合搭建的科技金融服務平臺實現批量搜索客戶、批量細分客戶、批量營銷客戶,降低批量營銷貸款操作中的人力物力消耗,充分利用政府“風險補償金”的杠桿作用,以“專業化”的精準服務應對“綜合化”的廣泛營銷。
2. 內部制度設計。一是打造特色隊伍,培養專業人才。科技金融特色支行專注于服務高新技術企業,成立專職服務團隊,開辟綠色服務通道,并通過集中培訓、專家授課、網絡教育等多種形式增強專業隊伍對高新技術產業的認識和了解,結合信貸實戰操作,有效提高銀行員工工作的熟練程度。同時,相對標準化的服務流程和服務標準的重復強化,促使銀行人員業務水平和業務能力不斷提高,緩解了工作緊張程度,從而降低發生工作失誤等經營風險的概率。銀行業務的單位操作成本得以降低,銀行整體勞動生產率得以提高,在銀行服務科技型企業這一特定領域,實現“低成本、高質效”的銀行服務。從齊魯銀行看來,特色支行專業化經營可以減少其對不同業務領域人力資源的需求,從而有效降低銀行內部的組織成本、人力成本以及不同業務部門和員工之間的協調成本,改善管理效率,提高業務活動效益。
二是實施特別授權制度。一方面,為規避因內部額度緊張而導致的無法按時放款問題,齊魯銀行在資金匹配上對高新支行進行了傾斜,保證科技型企業優先得到低成本信貸資金支持。另一方面,允許高新支行突破地域限制,借助山東省科技廳搭建的平臺,對接淄博、濰坊等省內其他城市的高新園區,給予特色支行上級管轄行500萬元異地業務特別審批授權。異地審批權的下放,與其他商業銀行省級管轄行不允許跨區經營的政策相比,提高了特色支行經營的靈活性,有利于擴大高新技術產業客戶群體,避免了支行因規模沖動而不對客戶進行區分。目前,已對接淄博、濰坊市的兩家國家級高新園區企業,完成授信1億元。
三是開發專屬產品。差異化的營銷平臺和信貸產品是避免同質化競爭、實現特色定位的基礎和根本。齊魯銀行推出了專門針對科技型企業資產特點的金融產品――“齊魯科貸寶”,其主要內容包括股權質押融資和知識產權質押融資,配套訂單融資等供應鏈系列產品。該產品創新操作模式,如見保即貸、銀投聯貸、銀保聯貸,在市場細分的基礎上,提出“量身定制”的概念,針對某一類型科技型企業,為其量身定制金融產品,更加適應科技型企業的信貸需求。
四是改進信貸管理機制。針對科技型企業輕資產結構的特點,齊魯銀行特色支行突破了傳統銀行針對科技企業依然以固定資產抵押為主要方式、擔保公司擔保為輔助手段的授信審批機制的制約,實施差別化的信貸管理機制,逐步完善適合高新技術產業特點的信用評級和信用評分制度,對具有長期合作關系且經過若干信貸周期檢驗的政策性融資擔保公司采取見保即貸,充分利用財政資金完善科技金融風險補償與激勵機制,不斷增強高新技術企業貸款的定價能力,較好地解決了高新技術企業“貸款貴”的問題。
五是確定合理的信貸責任認定機制。齊魯銀行遵循“盡職免責”的原則,只要信貸人員在貸前調查、貸中操作、貸后檢查中按照信貸流程操作,每一步都遵循了信貸流程的要求,即使貸款出了風險,形成了不良貸款,也不追究信貸人員的責任。這種做法最大程度地保護了信貸人員,只要勤勉盡職、不疏忽、不疏漏、嚴格按照流程操作,就不會承擔不良貸款的嚴重后果,信貸人員辦理科技型企業貸款的積極性普遍提高。
三、齊魯銀行科技金融特色支行專業化發展模式的啟示
(一)個性化、特殊化需求的標準化處理
從西方銀行業發展經驗看,只有建立科學規范的標準體系,才能有效降低銀行產品和服務的復雜性和管理難度,提升產品的前瞻性和主動性,也才能更好地規范產品開發、營銷和售后服務,提高應變能力和運營效率。本案例中,齊魯銀行高新支行位于濟南市高新區,科技型企業客戶較為集中,具有高成長和高風險特性,且無形資產占比高,抵質押物難以衡量,科技型企業的這些特點都使得其對金融產品的需求不同于一般工商業客戶,商業銀行難以通過傳統的信貸產品滿足其融資需求。為此,該支行設計推出了專屬科技型企業的“齊魯科貸寶”信貸產品,并擴展了該類信貸產品的適用范圍和認知度,降低了單個客戶的貸款成本,實現了金融服務效率的提升。
“齊魯科貸寶”是齊魯銀行為科技型企業量身定制的金融產品,充分運用齊魯銀行作為濟南市唯一一家法人商業銀行的靈活性和便利性,突破了傳統商業銀行各項硬性要求和限制,并提升了科技型企業不良貸款容忍度。通過將科技型企業特點與齊魯銀行經營特色的有機結合,針對某一科技型企業特點,在不違背監管政策和齊魯銀行自身信貸政策的前提下,按照標準化的信貸流程為其“量身定制”融資方案。在科技企業的貸款戶數和貸款量大大增加的同時,由于齊魯銀行對風險管控進行了標準化建設,重新梳理并實行了更加嚴格的風險評估體系,因而沒有發生一筆不良貸款。這樣,該支行就把市場不能專業化的交易協調和風險決策活動,通過商業銀行內部分工進行標準化處理,并通過這種協調和決策的標準化帶來效率的提高和產品成本的降低。
(二) 營銷平臺的批量運作
商業銀行的規模經濟是指隨著銀行的業務規模、人員數量、機構網點的擴大而發生的單位運營成本下降、單位收益上升的現象,它反映了商業銀行經營規模與成本收益的變動關系。商業銀行作為特殊的企業類型,其規模經濟是經營效率、風險水平、治理結構等多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本案例中,齊魯銀行高新支行通過適度的專業化提高服務差異化程度,有利于提升核心業務的控制能力和風險抑制力,而且能夠快速感知并響應意外的市場環境及客戶需求的變化,更加靈活地適應成本結構和業務流程,在更高的生產力、成本控制、資本效率和財務可預測性水平上降低風險并開展業務,最終實現規模經濟效應。在實現了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專業化和標準化生產后,齊魯銀行高新支行進一步通過“科技型企業信貸工廠”綠色通道審批模式實現批量化加工,并與政府部門合作,通過搭建科技金融服務平臺,實現了對客戶的搜索、細分和營銷,在資源充分有效利用、組織和經營效率顯著提升的同時,單位營銷成本顯著降低。
2011年之前,齊魯銀行高新支行對公貸款平均利率為基準利率上浮30%,對科技型企業貸款平均利率為基準利率上浮35%。確立科技金融發展方向后,對公貸款平均利率依然為基準利率上浮30%,但對科技型企業貸款平均利率為基準利率上浮20%,對合作良好的科技型企業采用基準利率。盡管銀行貸款利率下降了,但收益卻較以往大大增加,主要是因為貸款企業的增加和貸款投放量的增加,提高了收益,降低了成本。這也是科技金融特色支行專業化、批量化發展業務的優勢所在。銀行與企業在科技金融上找到了契合點,實現了互利互惠,取得了共贏的局面。
(三)專業化品牌效應
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交易成本主要包括搜尋成本、信息成本、議價成本、決策成本和監督交易執行的成本。齊魯銀行高新支行為科技型企業設計了標準化的金融產品與服務,品牌影響力穩步提升,這使得科技型企業更容易獲取相關金融產品信息,產品與服務價格也更為公開透明,相關搜尋成本、信息成本、議價成本和決策成本顯著降低。
區域高新技術產業的集聚效應凸顯。集聚效應是指各種產業和經濟活動在空間上集中產生的經濟效果以及吸引經濟活動向一定地區靠近的向心力,是導致城市形成和不斷擴大的基本因素。最為典型的例子即美國硅谷,聚集了幾十家全球IT巨頭和數以萬計的中小型高科技公司。齊魯銀行高新支行科技支行模式的成功,一方面,可以推動同行業復制、模仿科技銀行模式;另一方面,可以為政府對科技型小微企業的財政支持提供可操作的投資渠道。在人民銀行及政府相關部門的引導和督促的基礎上,各家金融機構在金融支持科技型企業發展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和改進,全市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模式得以突破。截至2014年5月末,濟南市共有12家企業、2名非職務發明人開展了知識產權(專利權)質押融資業務,180項專利權質押融資額度累計近3.1億元。同時,一批符合科技型企業的特色產品和服務機制應運而生,例如招商銀行建立集市場營銷、授信審批、風險管理于一體的小企業專營化運行體制,開發“展翼通”系列產品,涵蓋上市貸、投聯貸、科技成果轉化貸、科技補貼貸等產品;北京銀行設立科技型中小企業專營支行,推出“信用貸”、“軟件貸”、“節能貸”、“智權貸”、“網絡貸”等科技類特色服務產品。濟南高新區科技型小微企業融資環境的改善,有助于科技型企業發展、壯大,密切銀企關系,吸引更多的科技型企業落戶園區,形成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實現社會整體福利的提升。
(四)同業競爭優勢
品牌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最初的品牌使用是為了便于識別產品。品牌迅速發展是在近代和現代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條件下產生的,品牌的使用給商品生產者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齊魯銀行高新支行確定專業化發展道路后,其科技金融合作銀行、科技金融特色支行成為顯著招牌,主打產品及授信模式更加符合中小高新技術企業的需求特征,社會知名度不斷擴大,在高新區內的科技型企業中形成了良好口碑。高新支行在漢峪金融商務中心、齊魯服務外包城、國家綜合性新藥研發技術大平臺和國家創新藥物孵化基地等科技型企業集聚地的宣傳營銷,為特色支行鎖定大批潛在科技型企業客戶群。隨著其獨具特色的專業服務產品的不斷推廣、宣傳,特色銀行品牌的傳播力和業務拓展能力得以迅速提高,提升了社會知名度、影響力和吸引力,不僅在濟南市高新區高新技術企業中奠定了良好的客戶基礎,影響力還延伸至山東省其他地市。
2011年以前齊魯銀行高新支行對于科技型企業的信貸支持力度較弱。2012年確立科技金融特色發展方向后,該行年開戶數、貸款數、貸款金額等指標較前期都有了倍增,并且隨著特色支行品牌的建設,這一趨勢正加速增長,特別是2014年獲得“科技金融特色支行”稱號后,上述指標在2014年上半年就基本達到上年全年的水平(見表1),科技型企業與齊魯銀行高新支行合作的意愿不斷增強,金融支持科技發展的力度持續加大。
四、結語
齊魯銀行高新支行的實踐表明,科技型企業特殊的融資需求可以通過商業銀行專業化的方式來滿足。商業銀行的專業化發展有利于降低社會總體融資成本、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同時也避免了銀行間的同質化競爭,契合了實體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據此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結論:第一,標準化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風險。通過內部制度建設、外部制度響應,積極建立產品、內部分工協調與流程的標準化,將個性化、特殊化的需求進行標準化轉換,實現規模化處理,有利于在提高效率的同時降低風險產生的可能性。第二,通過平臺批量運作,降低了交易成本,實現了規模經濟。在標準化的基礎上追求更大的業務量規模,有利于降低單筆業務的交易成本,并進而為企業減負、為銀行增效,實現銀行與企業的雙贏。第三,注重品牌建設,增強自身美譽度。品牌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有利于吸引客戶,能夠為品牌擁有者帶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增強自身聲譽,確立高水平的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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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ized Operation of Specific Financial Service: Qilu Bank’s Case of Branches Characterized by Technology Finance
Subject Group of Operation Offices of PBC Jinan Branch
(Operation Offices of PBC Jinan Branch,Shandong Jinan 250021)
關鍵詞:離岸金融市場;經濟影響;意義
中圖分類號:F83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07)06-0039-03
離岸金融市場最早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末的倫敦,初期曾稱歐洲美元市場,后來稱歐洲貨幣市場、境外金融市場,是指非居民之間以離岸貨幣進行各種金融交易的國際金融市場。離岸貨幣是指在貨幣發行國國境之外的該國貨幣。離岸金融市場使國際金融活動在時空上提高了自由度,極大促進了全球范圍內低成本、高速度資金流動體系的形成,一經產生便在全球范圍內迅速發展起來。
一、離岸金融市場對國際經濟的影響
(一)離岸金融市場對國際經濟的積極作用
隨著離岸金融市場的發展,它在國際經濟與國際金融市場中的重要性和影響力越來越大,為全球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金來源,在推動世界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促進金融市場的全球一體化,優化資金資源配置。離岸金融市場打破了過去國際金融市場之間相互隔絕的封閉狀態,消除了地方和部門對金融資本的壟斷,使各國金融中心相互聯系起來,國際融資渠道更加暢通,促進了國際資金流動和國際金融市場的一體化。這種一體化又促進了全球信息的對稱性和一致性,提高了金融市場的效率和公平,為各國之間充分利用閑置資金和籌集經濟發展所需資金提供了有效場所和條件,優化了世界范圍內資金資源的有效配置。
2、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離岸金融市場的存在使國際銀行業可以24小時連續營業,縮小了時空距離,形成了國際借貸資金高速運轉的全球流動體系;離岸金融市場的低稅或免稅等優惠措施以及批量交易,降低了全球資金交易成本;跨國銀行的不斷對外擴張有助于加強全球金融市場的競爭。國際資本在競爭狀態下以低成本、高速度流動,提高了資金的使用效率。
3、緩和國際收支失衡。世界各國的經常項目逆差中有很大比例是通過離岸金融市場籌資來解決的。例如,在數次世界石油價格暴漲過程中,離岸金融市場都很好地扮演了產油國及其他順差國盈余資金向非產油國融通的角色,成為石油進口國經常項目逆差赤字彌補的重要資金來源,緩和了國際收支的嚴重失調。
4、推動跨國公司國際投資的發展。離岸金融市場的資金成本低、快捷方便、提供的資金量大,自然成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重要融資場所。而跨國公司規模大、實力雄厚、信譽較高、貸款風險相對小等優勢使得離岸金融市場愿意對它們放款。離岸金融市場提供的大量資金為跨國公司在世界范圍內進行大規模的投資、收購和兼并創造了有利條件。還有一些跨國公司也有意利用避稅港型的離岸市場避稅,以攫取更高的利潤。
5、培育金融創新。由于離岸金融市場管制松、競爭激烈、風險大,為金融業的持續創新提供了較好的環境,同時又刺激了大量國際清算和風險防范創新工具的產生,如貨幣互換、遠期利率協定、浮動利率債券等。
(二)離岸金融市場對國際經濟的消極作用
1、增加了國際金融市場的脆弱性。離岸金融市場由于管制松弛,自由度高,資金調撥容易,對國際政治經濟動態反應異常敏感,在當今普遍的浮動匯率制度下,各國匯價波動頻繁,匯率起伏較大,引起巨額國際游資到處流竄,迂回在匯市、股市、房市間,加大了金融市場的風險,影響了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和世界經濟的發展。另外,離岸金融市場借貸業務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存款一般是短期而貸款趨向長期,存在著存貸資金期限結構上的不合理。這個市場不設存款準備金,缺乏最后貸款人作為最后融資的支持者,加上其內在的信用擴張能力,一旦出現較為集中的客戶提款,就可能造成銀行資金不足而出現銀行倒閉的危險,嚴重的可能引起連鎖反應,引發國際性金融風波。對離岸金融監管的不力,也可能導致離岸金融市場成為非法資金逃稅、犯罪分子洗錢、籌集活動資金的場所。
2、影響各國推行貨幣政策的效果。
二、離岸金融市場對市場所在國或地區的影響
(一)正面影響
1、提高本地金融業的經營水平。
2、促進本地金融業融入國際市場。
3、東道國可以通過離岸金融市場直接吸引境外資金來彌補本國外匯資金的不足,還可以從稅收和本國離岸銀行業利潤以及其他費用收入中獲得相當的外匯收入。
4、有利于本國政府加強對本幣的掌控。
5、促進本地生產和就業,樹立形象與聲譽。
(二)負面影響
1、在一定程度上沖擊國內宏觀經濟的穩定和貨幣政策的效果。
2、加大了金融管理當局的監管難度。
三、我國發展離岸金融市場的戰略意義
1、有助于積極合理地引進和利用外資。
2、有助于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加強對境外人民幣的掌控。
3、為我國巨額的外匯儲備資金提供出路。
4、有利于形成我國合理的經濟全面發展的戰略布局。
5,有利于促進我國金融體制的改革,提高我國金融業的經營水平。創立離岸金融市場有利于縮小我國金融市場與發達國際金融市場之間的距離,是一條較好的實現我國金融業國際化的過渡性發展途徑。離岸金融市場要求開辦地擁有較好的基礎設施以及較高水平的從業人員,這有利于提升當地金融生態環境及金融專業人員的素質和技術水平;離岸業務的開展將使東道國與國際市場接軌,中資金融機構可以在家門口學習和借鑒外資金融機構的先進管理經驗,培養熟悉國際金融業務的專門人才;通過與外資銀行的競爭,可以鍛煉隊伍,轉變機制,提高整體管理水平,有助于本地銀行業的發展,進而促進我國金融體制改革,提高我國金融業的整體經營水平。
經濟學理論試論海南省發展離岸金融業務的相關政策建議
一、引言
離岸金融(Offshore Finance)是指設在某國境內但與該國金融制度無甚聯系,且不受該國金融法規管制的金融機構所進行的資金融通活動。傳統的離岸金融業務包括貨幣信貸、投資、結算、外匯買賣、黃金買賣、保險服務和證券交易等金融業務。伴隨著新一輪全球性經濟衰退,各國對游資監管力度加大,離岸金融業務的發展前景逐漸黯淡,離岸金融業務也積極尋求著轉型發展之路,在此背景之下,海南省發展離岸金融業務的相關研究更顯必要、緊迫。
二、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發展的宏觀環境
(一)天然優勢的地理區位
海南省位于華南和西南陸地國土和海洋國土的結合部,內靠我國經濟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外鄰亞太經濟圈中最活躍的東南亞。海南省獨特的地理區位優勢對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首先,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立亟需大量的資金及金融服務的支持,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能有效滿足此類需求;其次,毗鄰香港有利于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的加快發展,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的興起能有效輔助、鞏固香港確立全球離岸金融中心的地位;最后,海南省與祖國大陸間的天然屏障可以作為防范省內與大陸境內金融系統協同干擾的“防火墻”。
(二)增長迅速的國民經濟
(三)發展迅猛的金融行業
(四)持續加快國際化進程
隨著海南省國際旅游島建設進程的不斷深入,海南省抓住與國際市場、機構、法人等接觸的契機,推動海南省產業升級轉型。一方面,海南省不斷強化自身在中國-東盟自貿區內的核心地位,加強與東盟國家在旅游、交通、商貿等方面的互惠合作,另一方面,海南省尋求與歐美等發達國家在旅游、金融、環保等領域的交流。
三、海南省離岸金融的模式選擇
通過對現有國際離岸金融市場模式特征及要素需求的考量,不難發現海南省省域內要素不滿足內外一體型關于區域建設環境的需求。而避稅港型模式本身即為了讓離岸公司機構規避母國關于稅收等非運營支出而誕生的一種形式,且隨著近年來全球性受游資沖擊而導致的全球、區域性金融危機頻發,黑市洗錢現象不絕,現階段相關國際組織、合作國聯盟加強對此類模式地區的監管,從而使得一些區域離岸市場“形同虛設”,不僅如此,海南省較其他避稅港型地區并不具有明顯橫向競爭優勢,因此本文認為海南省不適宜避稅港型模式。
剔除了以上兩模式后,本文側重與海南省選擇以內外分離型為基礎的適用性模式。首先就內外分離型模式而言,海南省現階段國際旅游島建設亟需相應配套資金的支持,據中國發展改革委員會相關專家的測定,海南省國際旅游島至少需要15萬億元資金的注入建設,而相對于海南省入不敷出的財政資金而言,數目之龐大猶若星河,因此本文認為海南省應采用單向滲透型的離岸金融市場模式(OUT IN),即允許離岸市場內資金有限滲透到在岸市場的模式。但受限于現階段海南省金融軟硬件實力,初期階段仍以內外分離型模式,待業務發展到一定規模檔次,再權衡利弊適當沖破“屏障”,施行有限滲透的策略。 四、海南省離岸金融市場發展目定位
(一)助力海南省經濟增長產業升級為核心
必須遵循關于“十二五”時期的規劃路線,從而進一步助推海南省經濟增長、產業升級等改革目標的實現升華規劃中關于相關產業發展的理念,拓展海南省經濟、產業發展的可行域,創造海南省與國際優秀產業、高新技術接觸的契機,爭取將海南省提升為“離岸金融-旅游服務”復合型海島特區。
(二)開展以境外人民幣離岸業務為內容
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能夠跨越國界,在境外流通,成為國際上普遍認可的計價、結算及儲備貨幣的過程。盡管目前人民幣境外的流通并不等于人民幣已經國際化了,但人民幣境外流通的擴大最終必然導致人民幣的國際化,使其成為世界貨幣。
(三)形成“港瓊”離岸金融犄角為目標
香港作為全球范圍內重要的國際化金融中心,離岸金融業務規模大、服務水平高、市場監管有效性強。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就其本身規劃而言,具有濃烈的地域性特色,因此可以有效完善犄角內“業務池”構建,且海南省離岸金融的發展可以有效減緩香港受指向性游資的沖擊,發揮犄角規模優勢,有效規避相應風險。
五、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的內容框架
(一)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品種遴選
1.銀行類離岸金融業務
一是離岸存款業務。可接受開立“非居民”的美元、港幣等可自由兌換貨幣的存款賬戶,亦可接受開立人民幣非自由兌換貨幣存款賬戶。
二是離岸結算業務。海南省可以依托離岸金融機構為平臺,開展一系列如客戶辦理匯兌、接受和開立信用證、提供保函、光票托收、跟單托收等業務。
2.證券類離岸金融業務
海南省證券類離岸金融業務也應選取金融機構債券、利率掉期(SWAP)等為主的相對低風險性業務為主,從而做到降低風險,有限提升市場流動性。
3.保險類離岸金融業務
開展有利于海南省海洋產業發展的船舶險種,根據海南省特殊海洋、漁業狀況,推陳出新具有離岸屬性的創新型保險品種。
(二)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監管體系
1.離岸金融機構準入及退出機制
海南省離岸金融機構的準入應遵循“機構規模優先、良性內控優先、業務面廣優先、效率服務優先”等原則,準入機構在進駐省內以前應具備外匯匯兌、業務辦理、業務結算等基礎性資質,并在此基礎上報備國務院、國家外匯管理局、海南省政府等相關機構審批、備案等基本程序。
2.離岸金融業務范圍約束性
主要監管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的五項原則主要:一是審慎性原則,以風險相對較易控制的業務為主;二是可操作性原則,即以簡單可行出發,以傳統業務為主;三是靈活性原則,在監管下適度放寬業務選擇的區域;四是鎖定交易性原則,通過賬戶的分設和嚴格管理,確保離岸業務的有效監控;五是差別監管原則,對外資銀行及中資銀行進行區別性管理。
(三)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優惠政策
1.稅收優惠政策
借鑒國內外離岸金融市場的稅收優惠政策,結合海南省實際,對在離岸區內開展離岸服務外資金融機構,可考慮在2020年以前按10%稅率減征所得稅,免征印花稅,對風險較大的離岸貸款實行專項貸款風險準備金,由金融機構申請,報外匯管理部門備案,同級主管國稅機關審批后準予在所得稅前扣除;對金融機構高管個人所得稅按三免兩減半征收。
2.費率優惠政策
論文摘 要:在金融學教學過程中引入案例教學法,可以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能動性,要求師生課前做好充分準備,課堂上精心組織和互動,體現學生在課堂教學中的主體地位,同時也有利于提高教師的教學、科研等綜合能力,最終達到提高課堂教學質量的目的。
案例教學法(Case Study Approach)是由19世紀7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克里斯·哥倫布·朗戴爾(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1)教授首創的一種教學方法。案例教學法是根據教學大綱規定的教學目的要求和教學內容的需要,運用典型案例,在教師的指導下,通過啟發學生獨立思考和集體協作,對案例所提供的信息和問題進行分析研究,提出見解,進行分析和決策,借以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一種互動式教學方式。在國際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金融理論和金融知識的更新速度加快,金融市場運動規律更加復雜,金融工具形態也多元化發展,傳統的、單純的傳授理論知識的教學方法很難適應當今金融世界的這一變化節奏。為提高教學質量,培養學生的分析決策能力,筆者認為在金融學課程教學中應引入案例教學法。
一、新形勢下金融學教學面臨的考驗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金融機構朝多元化方向發展,金融業務種類不斷出新。生機勃勃的金融實踐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但同時也對金融學科的發展提出了新的問題,為了適應現代金融經濟發展的需要,有必要對金融學教學進行改革。
20世紀70年代以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和金融管制在國際范圍內的放開深刻地影響并改變全球金融業的面貌。這兩個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再加上互聯網等新技術在金融行業中的廣泛使用,使目前的金融產業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的金融學所蘊涵的知識結構已經明顯地落后于金融實踐發展的要求。必須對金融學教學內容和課程設置進行比較重大的調整,以適應現代金融經濟發展的需要。必須將金融電子化、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工具等新興課題的最新研究成果融入新的教學內容。與此同時,金融學還應當強化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加強對開放條件下金融經濟運行新型金融產品、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的研究,及時將金融學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融入教學活動內容之中,從而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金融學理論和實踐的需要。
二、在金融學課程教學中應用案例教學法的作用
(一)有利于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
心理學實驗證明,常人通過聽覺獲得的知識能記住15%,通過視覺接收的信息量為25%,而利用聲光同步設備,把聽覺和視覺結合起來,能記住的內容高達65%。案例教學法利用多媒體教學進行教學,通過呈現聽覺和視覺材料,再經過分析討論,能使學生更好地掌握和理解金融理論知識。案例教學是一種動態的開放式的教學方式,它以案例為載體,向學生傳授理論知識,通過對案例的分析,加強對理論知識的學習和運用,使學生不斷提高事實判斷和邏輯推理的實際能力。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中更多地呈現的是個體學習,而合作學習則是現代教育的發展趨勢。在案例教學的過程,通常需要教師和學生的合作、學生之間的合作,在合作中互相溝通,在溝通中增進合作,從而增強了與人合作共事的能力。
(二)有利于提高教師的科研和教學水平。
案例教學是教師和學生的互動式活動,對教師的綜合素質要求則更高。教師不僅要有廣博且豐富的專業理論知識,還要了解相關學科的知識;不僅要了解國際金融業務的實際操作,還要熟悉國際上相應的政策法律法規,要具備較強的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同時還要密切關注國際經濟的風云變幻,以便給學生提供最及時實踐案例。因此,教師通過案例教學,可以把案例中所反映的問題或得到的啟示升華到理論高度來認識,這樣既提高了教師的專業素質,同時也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從而提高了整個專業的教學質量。
三、案例教學中學生和教師的角色定位
從總體上來說,教師是教學過程中的引導者,而學生是學習主體,是課堂的主人。教學的一切活動都必須以強調學生主動性、積極性為出發點,引導學生進行積極思索,自主實踐。案例教學中首先要分成若干個小組,以小組為單位閱讀案例,了解案例的相關信息,將相關數據進行整理分析,抓住關鍵問題思考問題,小組內部進行討論和交換意見,提出看法和觀點。在小組討論結束后,各小組派代表宣讀各自的案例分析報告,小組之間再進行相互提問和答疑討論。
教師在案例教學中要擔當導演的角色,對案例的整個教學過程進行組織和統籌。通過有效的控制討論過程,提示思考線索,提供分析方法,適時對學生加以引導,以保證討論不偏離主題;同時注意調動學生的興奮點,活躍課堂氣氛,要鼓勵每一個學生,爭取都有機會參與討論,并發表自己的觀點。在案例教學中,教師要通過提出問題的方式引導討論的方向。當今國際經濟形勢瞬息萬變,國際金融業務操作也不斷創新,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說哪個方案最優,或者說哪個方案不可行。因此,在學生遇到困難時,應給予適當鼓勵和幫助;當學生取得階段性成果時,給予認可。鼓勵學生積極充分參與進課堂教學中。對學生的閃光點要及時給予肯定.教師通過對學生的暗示、引導、激發和肯定,增強學生的主觀參與意識,增強學生的自信心,提高學習積極性。對于學生提出的各種方案,甚至表面看是“異想天開”的方案,教師要善于從中看到學生創造性思維的閃光點,拓展學生的思路。
四、案例教學法在金融學教學中的實施過程
案例教學的基本條件是要有合適的典型案例,教師必須搜集、選擇案例,并對案例進行整理,使之適應于教學內容和教學目的。為保證案例教學的順利實施,教師作為課堂教學的組織者,必須要對案例教學的全過程進行整體的規劃和控制,具體分為以下幾個步驟:
首先選擇合適的案例,并進行編寫。金融學案例在案例教學中居于核心地位,課堂教學的開展是借助案例來實現的,因此對設計好的案例進行正確地分析是保證案例教學成功的關鍵。選擇好合適的案例后接著要展示案例,展示案例的時間比較靈活,既可在講授知識之前展示,也可在講授知識之后展示,要視具體情況而定。然后是組織學生進行案例分析,以提高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最后是教師總結和評定成績。首先肯定學生積極參與積極討論的態度,同時指出其中的不足,然后重點闡述案例所涉及的理論知識及個人看法供學生參考,并要求學生結合案例討論所獲得的主要觀點,對照個人的分析找出差距和改進之處,最終形成案例分析書面報告,教師再對呈交的案例分析報告加以點評,打出成績,發還給學生本人,這樣既可以使學生知道自己問題分析的準確程度,又可以讓有疑問和進一步思想的學生繼續和教師探討。
金融學教學偏重于理論的講述,作為經濟學的基礎學科,教材側重于制度性規定,操作性不強。如果僅講述課本理論,要求學生進行簡單記憶,內容繁雜、須記憶內容眾多,不易理解。因此在教學中應通過案例教學法,將基本概念與實際生活緊密聯系。用所學理論知識,在專業領域的更廣闊范圍內,分析現實問題,尋找一般規律和方法,獲得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案例教學法作為對傳統教學模式的改革和創新,有利于提高教學質量和師生的綜合素質,符合社會發展對人才培養的需求。在教學過程中,要把傳統教學法和案例教學法予以綜合運用,以保證在采用案例教學時取得最佳的教學效果,使學生真正在金融學的學習過程中既能很好的掌握理論知識,又能為以后的實際操作工作打下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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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非正規金融;高利貸;借貸糾紛
[中圖分類號]F83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36X(2013)08-0070-03
非正規金融在世界上是一種普遍存在的金融現象,國外對于非正規金融的研究由來已久。國際上一般認為民間金融就是“非正規金融”,是指在政府批準并進行監管的金融活動(正規金融)之外所存在的游離于現行制度法規邊緣的金融行為。其存在表明,正規金融無法完全滿足現實和潛在的金融需求。我國非正規金融產生于體制轉軌的過渡時期,是經濟體制和金融體制不健全和不完善的產物。馬光榮(2011)使用中國農村的調查數據發現,在正規金融越不發達的地方,非正規金融對民營經濟發展發揮的作用越大。非正規金融活躍發展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值得關注與深思的是,國內市場曝光的各種“跑路潮”和“非法集資”也在日益加劇。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非正規金融違規借貸大案要案頻繁發生呢?目前對于借貸糾紛中的現實成因也有了各種研究與探討。王勁松(2004)認為,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融資困境產生了對非正規金融市場的需求。民間資本為非正規金融市場提供了資金供給,從而使得非正規金融市場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壯大。但是。從所有制結構來看,非正規金融機構發展相對滯后,這不僅影響到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正常發展,而且削弱了貨幣政策的調控作用,并造成非正規金融的風險累積(錢小安,2003)。另外,通過大多數文獻研究均發現,非正規金融市場利率持續地高于正規金融市場利率,從而使整個金融市場的利率呈現出二元結構,這種利率二元結構正是誘發非正規金融違規借貸的重要因素。本文以2011年110件非正規金融違規借貸案例為基礎,分析目前非正規金融中違規借貸的成因,希望能為未來非正規金融的健康發展提供理論分析基礎和政策建議。
一、非正規金融違規借貸的原因分析
(一)高利貸是直接原因
李丹紅(2000)將非正規金融劃分為三種形式:友情借貸(白色借貸)、灰色借貸(中等利率水平借貸)和黑色借貸(高利貸)。所謂“高利貸”指的是索取高額利息的貸款,盛行于中國舊社會,最常見的有所謂“驢打滾”利滾利,一些人以暴富的心理參與其中,在利率鏈上層層加碼,使得雪球越滾越大,風險越積越重,最終導致資金鏈斷裂,當事人或跑路或失蹤。除此之外,部分放貸人和資金掮客以高息為誘餌大量吸收公眾存款,再以更高的利率放貸賺取高額利差,這也大大地增加了非正規金融的風險。從最低一層的日息到民間錢莊、當鋪、小額貸款公司,甚至信用社、城市商業銀行,每一層較上一層都在不斷放大貸款利率水平,高額利息勢必加大企業融資成本。一旦實體經濟不堪重負,金融泡沫破滅,資金鏈斷裂,就會在金融市場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引發關聯方連鎖反應和市場危機。
(二)私營企業融資供不應求是根本原因
Tsai(2001)基于實地調查的研究發現,中國的私營企業在創立和發展過程中一直主要依靠非正規金融進行融資。林毅夫(2005)在1996—1997年對中國的私有企業所進行的調查中發現,有88%的企業表示從未從正規金融體系獲得貸款。根據保育鈞(2006)等人的《中國私營企業研究》課題組2006年中國第七次私營企業抽樣調查數據,我國私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舉足輕重,但私營企業的外部融資問題依舊沒有大的改觀。雖然近年國家號召銀行增加中小企業貸款,但增加的貸款大多落在有較強實力的“中等企業”上,而真正需要金融支持的私營企業仍然貸款困難,幾乎90%的規模以下小型企業和95%的微型企業沒有與正規金融機構發生借貸關系。正是由于正規金融的“抓大放小”,保守放貸,再加上信息不對稱,致使私營企業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取貸款的概率微乎其微,于是非正規金融的介入緩解了這些企業所面臨的各種金融困境。
(三)金融體制不健全是重要原因
我國經濟金融體制處于過渡時期,市場缺乏足夠的監管,并且資金分配體制也存在一定的問題。政府的經濟活動擴張越強,私人部門在正規金融市場受到的擠壓程度就越強。林毅夫指出,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在融資約束模式方面由于預算軟約束的存在而有著明顯的差異。由于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的存在,其融資成本相對于非國有企業而言要低。此外,從現階段來講,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與銀行準備金率的提高以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持續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非正規金融環境。同期,為減少壞賬,各家銀行開始全力同收企業貸款。于是企業不得不以更高成本進行融資,甚至“拆東墻補西墻”,這嚴重影響了非正規金融市場宏觀環境的安全與穩定。
二、非正規金融違規借貸的文獻調查
(一)調查方法
為了研究我國非正規金融違規借貸的現狀,對以上原因加以解析和論證,研究者對2011年非正規金融所發生的違規借貸案例進行了全面網絡搜索調查。主要利用鳳凰網、FT中義網和新浪財經等各種網站,輸入關鍵詞:非正規金融、民間借貸糾紛、違規借貸和跑路潮等,按省區分類搜索和歸集。共收集到2011年有效案例數110件,案例的基本情況如表-1所示。筆者依據有效案例的涉案金額及利率、案發時間、案發企業性質及所在行業、案發原兇及結果等因素做了相關統計分析。并對各省區市違規借貸與其市場化指數進行了相應的比較分析。
(二)結果分析
首先,對各案例的涉案金額及利率的分析結果如下。如表-1所示,據統計,2011年總計涉案金額約317億元,數額之大足見非正規金融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重大影響力。另由統計得知,110件案例中有合計33家企業涉案金額上億,占據總案例數的30%。8家企業涉及金額在10億元以上,占據總案例數的7%。涉案金額最少的也有5萬元,其中單位或個人平均涉案金額高達2億多元。案例中有遠遠超過一半的違規借貸糾紛源于高利貸。110件案例中年利率超過100%的大有所在,最高年利率達360%,遠遠超過國家的規定標準。正是由于受高利率的誘惑,更多的民間資本盲目參與投資,這進一步縱容了各種非正規金融。文獻調查顯示,類似“驢打滾”利滾利,以拖欠款項為理由提高利率或者提高利息款額的現象也屢見不鮮,更有甚者在支付本金中預先扣除高額利息。
其次,從省區分布來看,浙江、廣東、江蘇、山東、河南、內蒙古、福建和安徽均屬借貸糾紛較嚴重的省區。這些省區案例合計99件占據總數目的90%,涉案金融累計占據總涉案金額的82%,其中浙江涉案38件為全國之最。這些省區基本分布于東南沿海區域,開放較早,私營經濟發展較快,其中一些城鎮,私營經濟已經成為推動當地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依據國民經濟研究所樊綱等人(2006)的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得知,在不考慮直轄市的情況下,以上糾紛嚴重省區的市場化指數均較高,其中浙江、廣東、江蘇2003—2005年平均市場化名列前茅。另一方面,以上110件案例中有98家屬于私營企業,接近總案例數的90%。此外,據國家統計,2010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其中東南部有405家,占據總數的80%以上。東南沿海地區民營或私營經濟之所以能夠得到如此迅速的發展,與非正規金融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最后,從時間分布來看,2011年涉案數第一季度6件,第二季度16件,第三季度45件,第四季度43件。從總體情況來看,非正規金融違規借貸案例大體呈遞增趨勢。第一、二季度違規借貸不明顯,2011年下半年涉案數明顯增多。三、四季度合計案例數為82件,幾乎占據全年案例數的4/5,案例曝光數也明顯增加。其中,浙江、廣東、江蘇、山東、河南、內蒙古、福建和安徽等違規借貸多發省區,三、四季度合計案發數平均占據全年總數的3/4以上。例如,進入2011年9月后,浙江在高利貸與銀行的雙重擠壓下,跑路事件開始波及眾多規模較大的企業,眾多溫州老板跑路,更有甚者跳樓,并最終引發一場地區性的金融危機。
三、結論與建議
基于上述成因分析,研究者提出以下相應的對策與建議。
(一)規范借貸利率和轉貸利差。規避高利貸行為
完善和規范借貸人行為。首先,適當地降低放貸人準入門檻。低門檻會吸引眾多公民想得到放貸人的合法資格,從而把更多的民間資本納入到法律規范中來。一旦放貸人合法資格普及、規模化,游離于灰色地帶的高利貸也就沒有了生存空間。其次,《放貸人條例》應禁止支付復利,禁止以被拖欠款項為理由提高利率或者提高利息款額,禁止在支付本金中預先扣除高額利息。最后,可以適當考慮提高銀行人民幣存款基準利率,使得手中有閑錢的公民積極將錢存入銀行。由大銀行轉貸給小額貸款公司,由小額貸款公司再放貸給有資金需求的私營企業。由于小額貸款公司善于發放貸款,這一方面大大減少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減少了非正規金融市場的套利空間,從而可以降低借貸利率和風險,進而減少違規借貸行為。
(二)拓寬私營企業融資渠道,平衡非正規金融需求
首先,增加轉貸比例,引導小額貸款公司健康發展。《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指出,小額貸款公司從銀行業金融機構獲得融入資金的余額不得超過資本凈額的50%。茅于軾(2010)指出,根據經濟學證明,在一定范圍內增加轉貸比絕對是利大于弊。例如,可以增加農村資金的供給,幫助更多的私營企業獲得企業發展所需的資金,還能降低借貸利率,這些對完善非正規金融市場的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其次,成立私營企業發展基金。國家各金融部門應該積極參與金融機構合作共建資金“蓄水池”,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私營企業發展基金管理的專業性,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還可以增加可貸資金,降低貸款難度,規范借貸行為。最后,成立私營企業政策性銀行。這樣的銀行應該是一種公益性的金融機構,不以盈利為目的,從事公益金融,以服務和支持私營企業發展為目標。
(三)加強金融監管,引導非正規金融健康發展
高小瓊(2004)認為,研究非正規金融必須從制度角度著手,法律法規制度對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宏觀金融環境的變化,包括各種政治制度的轉變是影響非正規金融違規借貸的重要原因。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金融轉型時期,加強金融監管迫在眉睫。因此,我們必須將非正規金融活動加以陽光化與合法化,使其由“地下”走向“地上”。陽光化過程中正確區分“黑色”非正規金融與“灰色”非正規金融,對于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的“黑色”非正規金融部分要嚴厲打擊。要嚴格抑制純屬詐騙性質的非正規金融,堅決取締如洗錢、逃匯、賭博等非法融資行為;對于合理但不合法的“灰色”民間金融部分應當加以正確的引導,使之合法化并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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