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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控宏觀經濟的基本手段范文第1篇

【關鍵詞】中國；宏觀經濟；經濟發展特點

當前，我國經濟形勢相對于其他國家來說是比較復雜的，正在面臨著“雙重轉型”，也就是說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與轉型，以及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雙重轉型”的實施對我國當前發展形勢有著重要的影響，也是每一個人都需要予以重視的。對于我國的宏觀經濟，采取的措施主要表現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且宏觀經濟政策基本代表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方向，是經濟發展的大體走向。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就是“雙防”，也就是說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另一個就是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轉向全面的通貨膨脹。在宏觀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要重視其發展速度，并且集中精力確定穩健的財政政策，制定適當的收緊和適當的控制，從根本上解決通貨膨脹或是通貨緊縮現象的發生。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也應該通過各項會議的召開確定出宏觀經濟政策的整個基調，制定從緊的貨幣政策，防止經濟增長過熱以及通貨膨脹的出現。

一、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據調查，在2003年――2007年，我國的外貿出口呈現增長狀態，增長了差不多29.2個百分點，在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導致了全球性而金融危機，也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導致我國的外部需求也跟著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2008年，我國的外貿出口量在第四季度度的時候開始下降，平均增長下降4.2個百分點，這就情況的發生也就說明“出口”在幅度下降。而在此時，就需要對以往的政策進行改革，如果一味的維持原來的政策我國的投資增長就會被約束，也不利于國內的消費，特別是在買房或是其他生活或者工作的方面又會有一些不必要的限制。因此，就此問題來說，出口進口等會出現減速的狀態，并不利于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這時候在2008年，經過會議，協商之后決定實施“一攬子”計劃，也就是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

從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來看，積極的財政政策有助于將財政政策由穩健轉變為積極，這也就使得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發生了變化，轉換成了適度寬松。從很大程度上來說，這不僅是宏觀經濟政策方向性的調整，也是對于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而做出的適合宏觀經濟發展的措施，對于國家經濟的發展與國民收入都有很大的益處。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的方向性調整，讓我過能夠有效的、合理的應對國際方面的金融危機，也讓我過的宏觀經濟發展方向有了很大的調整，從根本上說，這是有利于我國經濟更好更快發展的一項措施。

二、我國的宏觀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

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在持續的調控下開始出現積極的變化，也就是經濟怎張速度不斷加快甚至出現較快的形式，增長的環境相對的比以前寬松，從而使得經濟效益比以前明顯，得到了明顯的改善，這就說明宏觀的經濟調控是有很大效果的。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通過宏觀的經濟調控也取得了比較然人滿意的進步，主要體現在形成了三大需求共同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這就為未來的經濟發展又好又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為中國經濟的最好發展迎來新的時機與機遇。

但是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也不是每一步都是這么讓人看好，也存在著諸多的問題亟待我們解決。比如：中國的經濟正在面臨著新的嚴峻的挑戰，也就是說存在著“三過”的現象，即運行速度過快、貿易額度過大以及貨幣投入量過大。這“三過”的伴隨發生會引起通貨膨脹的出現，也會讓增肌增長的過熱增長風險變得越來越大，對于整個宏觀經濟的快速發展構成一種威脅。中國的宏觀經濟發展也需要適應世界的發經濟發展速度，不能一味的運用以前的政策，在穩健的過程中也要做到快速發展，因為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很容易就會牽扯到像我們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世界性的影響是很難改變的，因此我們也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視，重視自身的經濟發展與世界的經濟發展狀況。

三、宏觀調控政策將進一步強化

近年來，政府將兩個“防止”作為經濟調控之中的重點和首要任務，同時，也運用相當大的力度將信貸調控目標進一步收緊，為的就是將調控手段進行創新的同時，讓我國的宏觀經濟發展越來越好，從而繼續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我國的穩健財政政策為哦國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幫助我國在國內外俄經濟發展中贏得好評，也讓我國國民的醫療、養老、衛生等方面得到很大保障。宏觀調控政策的進一步強化作為宏觀經濟的一大特點，不僅將我國的各項配套改革進一步完善，也在投資方面防止了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

四、結語

總而言之，國家的宏觀經濟發展特點是呈現止跌趨穩形式的，要注重經濟的發展方式，盡最大努力制定出適合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這樣不僅能夠更多的著眼于經濟轉型，也能讓我過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通過貫徹破產制度等制定新的調整方針，使得經濟M入新的發展態勢，爭取又快又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調控宏觀經濟的基本手段范文第2篇

關鍵詞：金融危機 房地產業 宏觀調控

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各國實體經濟造成強烈沖擊，并且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中國，我國房地產行業也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也遭受到了打擊。但我國的4萬億刺激計劃，又從另一個方面助長了房地產的泡沫化，在房價飛漲的情況下，中國基于我國在當前形勢的特殊情況對房地產市場進行了宏觀調控。目的在于使房地產業發展回歸到民生本位，保證人民群眾的基本利益。因此，分析金融危機下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效果引導房地產市場回歸理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手段及其作用

房地產行業相對于其他產業來說，既是國民經濟中基本的生產和生活資料，同時又是一種投資產品，房地產行業的這種屬性，決定了房地產行業的發展與宏觀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一方面，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對房地產市場的供給以及需要產生決定性影響，從而影響房地產價格走勢。另一個方面，房地產業的發展與其他諸多部門的發展都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房地產價格對于宏觀經濟中的消費及投資都有深刻影響，因此對于整個宏觀經濟的發展也有著深遠的影響。在房地產行業資產在宏觀經濟中比例適宜時，則房地產行業的發展能帶動眾多相關產業的發展，進而促進宏觀經濟發展。因此，能夠保證房地產行業的發展與宏觀經濟的發展相適應，是保證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穩定協調的關鍵。

我國的房地產起步比較晚，因此整個房地產行業和市場還遠沒有達到成熟的程度。2005年開始重點控制房價上漲，國家為此出臺了一系列包括國八條在內的宏觀調控政策來打擊供給和消費中的炒作行為。但04年和05年這兩年的宏觀調控政策并沒有達到穩定房價的目標，因此，國家從2006年開始從金融、財政和住房保障等各個方面對房地產進行全面調控。2007年全年，國務院先后頒發了《關于取消部分地方稅行政審批項目的通知》、《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關于加強商業性房地產信貸管理的通知》、《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規定》等政策，同時金融機構連續六次加息，并且十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初步實現了房地產宏觀調控的目標，但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的到來，中央放松了宏觀調控的力度，并推出了4萬億投資的刺激方案，造成了房價新一輪的大規模上漲，從2010年開始，中國實行了包括限購在內的新一輪的房地產宏觀調控。盡管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并沒有明顯的效果。

二、房地產宏觀調控效果評價

中國在過去的這些年里，經濟發展主要靠投資、出口為主來拉動。在基礎設施建設還不完善的情況下，這種依靠投資來帶動發展的道路是中國發展經濟的必由之路。但是隨著我國多年來基礎設施建設的不斷完善，許多行業已經面臨生產過剩的局面。國家出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想利用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不僅加劇投資消費結構的失衡，而且使部分行業產能過剩更加突出，結構調整難度加大。由此可見，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國出臺振興宏觀經濟發展的政策仍然存在許多問題。這也是房地產市場起伏過大的主要原因，而我們對于房地產市場以限購為主要特征的調控，效果一直不明顯，主要原因在于。

1.我國宏觀調控政策出臺不合時宜

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外資正在迫切尋找新的利潤市場。我國房地產市場在經過房價持續上升的繁榮期之后，已開始出現價格回落及成交量萎縮的局面，正處于理性回歸的發展方向。這個時候政府出臺刺激政策，使之前的宏觀調控基本前功盡棄。在全世界經濟不振的情況下，中國房地產行業提前回暖，為外國資金提供了最佳選擇。中國的非理性需要增加和投機需求也刺激了房地產泡沫進一步膨脹。造成了兩年后嚴厲的樓市調控政策的出臺。但也未能從根本上遏制房地產泡沫化的傾向。

2.我國宏觀調控政策方向存在誤區

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國的出口環境惡化，投資環境不良，這樣的情況下，應對金融危機最有效的方式應該是推動消費來擴大內需。其中最根本的是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國家出臺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投資四萬億元的舉措，將大部分資金引向房地產行業，并且導致通貨膨脹。我國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將房地產也當作為國家支柱性產業是一個錯誤定位。

3.調控與當前的制度存在矛盾

自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一直處在一個不斷分權的關系過程中。但地方政府作為中央的下級機構，必須接受中央政府的考核機制。所以，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形成了一種長期博弈的關系。

我國中央政府都以GDP的增長作為考核地方政府業績的主要指標，因此，地方政府把拉動GDP作為首要任務。對于這一點，房地產業有著其他行業無法比擬的優勢。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考核體質和權力共同促使地方政府發展房地差經濟，進而推高房價。

4.調控的手段不適合

房地產市場調控的目的是使房地產市場正常發展，避免過度投機造成泡沫而損壞整個經濟，但現在的限購政策卻是以損害市場交易為手段的方法，其根本不能避免房地產泡沫化的原因，反而會造成未來房地產反彈的誘因。

調控宏觀經濟的基本手段范文第3篇

股市常被稱作是經濟的“晴雨表”。股價作為經濟預期的反映，一般要先于宏觀經濟的波動而波動。但2002年以來，中國股市與宏觀經濟持續增長的勢頭相背離，引起廣泛的關注。本報特約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傘鋒對這種背離的主要原因做了歸納分析，并得出啟示：從的角度看，隨著中國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應重視這種背離對宏觀經濟的負面，最大限度地發揮股票市場的功能，為宏觀經濟的穩定和發展服務。

背離原因之一：上市公司的內在缺陷日益顯性化

中國股票市場產生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初期，是在計劃經濟的縫隙中、在政府的積極推動下迅速發展起來的。十多年來，中國股市承擔了為國有籌集資金和解困服務的角色，使國有企業改革的壓力得到了逐步釋放，保證了改革全局的順利推進，也有助于緩解國有銀行的壓力。

但是由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我國股市存在的理由就是要為國有企業籌資和解困服務，造成了中國股市功能的扭曲。比如片面強調為國有企業服務，從而把非國有企業排除在外，導致上市公司資源配置的低效率；片面強調籌資功能，忽視了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為了維護國有經濟的控制地位，產生了占總股本2／3的國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的問題，使股市的價格發現功能僅限于流通股。

在這樣一個功能扭曲的市場環境下產生和成長起來的上市公司也必然存在著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上市公司的先天不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股權結構的缺陷。由于片面強調為國有企業籌資服務，以及限于對國企改革、國有經濟和國有資產的認識，形成了國有股“一股獨大”的絕對控股地位和國有股、法人股不能轉讓和流通等制度，對后來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和股市的發展帶來許多負面影響。二是企業弄虛作假，包裝上市。企業上市和增發新股要靠政府的額度管理和行政審批，上市被看成是從政府手中獲取的資源，其關鍵不是依靠企業真正實現轉制和擁有優良資產，而是說服政府。這就導致了上市公司存在著較為普遍的包裝上市、打包上市和突擊改制等現象，政府也存在一定的尋租空間。這些企業雖然上市了，但仍然沿襲原來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和管理方式，企業的治理結構、激勵和約束機制沒有建立起來，盈利能力也很弱。2001年4月份以后，股票發行用通道制和核準制代替了原來的指標制和審批制。這雖然是制度建設上的一個進步，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革指標制條件下的股票發行的非競爭格局，股票發行成本依然居高不下。

同時，由于政府重視籌資而輕視治理，使上市公司在長期疏于監管和沒有退市壓力的市場環境下，養成了許多后天缺陷。這主要表現在：第一，上市公司管理層利用國有股所有者缺位，形成內部人控制的局面，損害出資人和投資人的利益；第二，一些上市公司的大股東通過無償侵占上市公司的資源，搞違規的關聯交易來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第三，上市公司披露虛假信息、虛報利潤，進行虛假重組來愚弄股民、抬高股價；第四，一些上市公司利用在股市上籌集的資金再投入到股市上去，通過賺取股價差來獲取短期收益等。

上市公司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直接反映在中國上市公司一年不如一年的盈利能力上（見表1）。

從上看，股票價格是上市公司預期收益的反映。中國上市公司收益的逐年惡化成為制約股價走高的一個重要原因。

背離原因之二：政府直接干預導致股價異常波動

中國股市從創建之初就帶有明顯的政府直接干預色彩。監管部門對上市公司、投資者和市場等習慣于頻繁使用行政式的直接干預，經濟手段和手段則處于從屬地位，不僅使用頻率低，效力也很差。

政策等的直接干預對股市的影響相當大，市場上幾次較大的異常波動全部是政策引起的。相反，沒有一項政策減小了市場的波動。

由政策來決定股市，以及政策本身的時松時緊、缺乏連貫性和透明度，必然會帶來信息的不對稱。在投資者以散戶為主的情況下，中國股市跟風操作的所謂羊群行為較其他市場更為普遍。這使股價變化趨同，從而加劇了股價的波動和股市的系統性風險。為防止風險的暴發，政府不得不對市場進行直接干預，這又帶來了股價的暴跌。過度投機和過度的政策干預造成了股市的異常波動，成為中國股市的重要特征之一。

證券市場內在機制的成長，與政府直接干預的沖突也越來越明顯。這些沖突表明，從穩定股市出發的政府干預非但不利于股市的穩定，反而還會造成股市更大的波動。比如，1996年在貨幣供給趨緩、宏觀經濟向好的形勢下，中國股市開始進入第二個周期第三波段的上升期。上證綜指從1996年1月的537.35點，到同年10月23日再度攀升1000點大關。10月份以后，股市上漲達到瘋狂程度。為抑制過度投機，管理層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連續12條政策。12月14日，滬深交易所宣布從16日起恢復漲跌停板制度。12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當日，滬深股市絕大多數股票以跌停板報收。

有關是否減持國有股政策的一波三折，是造成股市第三個周期第二波段下跌和此后走熊的重要原因。

背離原因之三：貨幣政策對股市與宏觀的不同

股票市場并不是貨幣政策的直接調控對象，但貨幣政策通過對貨幣供應量這一中間目標的調控，會對股市波動產生重要的影響，并且在股市與宏觀經濟運行不一致時可能會放大其背離程度。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最終都會反映在流入股市資金量的變化上，從而引起股價的波動。多年來，中國股市被稱為資金推動型市場（或稱資金市），就是指股價的上漲主要靠增量資金推動，而不像成熟市場那樣由上市公司的價值增值使股價得到提升。

背離原因之四：心理預期差異對股市和宏觀經濟的影響

股價的變化是投資者心理預期的反映。對股市的預期可以看作是對影響股價變化的所有變量的預測，這與消費者對宏觀經濟的預期并不完全相同。在中國股市處于第三周期的上升階段（1999年2月－2001年6月），股價波動與消費者信心指數和消費者預期指數的變化相一致，都表現為持續攀升（見圖3）。但從2001年中開始，轉入下跌階段的股市與較為穩定的消費者信心的變化發生了背離。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背離，是因為影響這兩個心理預期的變量并不完全相同。雖然包括股市漲跌在內的一些因素會對宏觀經濟的心理預期產生共同的影響，但投資者對股市的預期還受其他一些特定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往往與消費者對宏觀經濟的預期關系不大，比如上市公司結構、股市發育程度、股市擴容速度、對股市的直接干預等。

由于預期是多種復雜變量在決策者頭腦中的反應，預期的不穩定往往導致股價呈現不規則的波動，這比服從于成本定價方式的實體經濟的穩定性要差，也是股市周期與宏觀經濟周期在短期內出現差異的本質原因。從中國股市與宏觀經濟的現實情況看，反映在心理預期上，一方面投資者對股市的預期與消費者對宏觀經濟的預期，在2001年下半年以來開始出現背離，另一方面，2001年下半年以來消費者對宏觀經濟的預期也與宏觀經濟走勢出現了離背。

1、從規制的角度看，投資者對股市的預期與消費者對宏觀經濟的預期是相反的1995年以來，中國股票市場已經從單純強調的初創階段進入到發展與規范并重的階段，“在發展中規范”、“在規范中發展”已經成為中國股市發展總的指導方針，今后較長時期也不會改變。在這種背景下，投資者的預期是從放松到管制、從行政干預到制度約束。這種心理預期沖擊著，中國股市十多年來形成的注重投機而不是投資的盈利模式。監管越嚴格、制度越健全，留給投機者的機會就越少，大量資金就會從股市上撤出。

2、證券市場加速國際化對投資者心理預期的負面影響隨著證券服務業對外開放的起步、允許上市公司國有股和法人股向外商轉讓，以及QFII制度的實施，中國股票市場的國際化正在加速，對投資者心理預期的負面影響也越來越大。對投資者來說，這意味著投資決策的重大調整。過去10多年來在封閉環境下運行的投資決策和盈利模式可能因此失效，走向開放帶來的直接、是中國證券市場與國際成熟市場的差距將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涉及到上市公司股權結構、投資價值和價格的重新定位，涉及到整個市場投資理念的變化，涉及到市場分割走向市場統一，以及衍生工具不斷推出等問題。開放還意味著資金流動范圍，將從原來的與國際市場完全隔離逐步走向相對隔離，并最終走向全面自由流動；意味著投資者構成的變化和投資品種的豐富。顯然幾乎所有的投資者，對于這些問題將如何解決都缺乏一個明確的政策預期，也正是這種預期上的模糊，成為投資者無法做出決策的根本障礙，所以選擇等待和暫時離場觀望似乎是唯一的選擇。

調控宏觀經濟的基本手段范文第4篇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內容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當代各國政府調節宏觀經濟最主要的兩種手段，兩大政策各有特點，了解它們的作用機制，深入研究它們的協調機制有著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如何擺正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協調配合使用兩大政策，達到宏觀調控目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本文的結構是第一部分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差異，第二部分具體分析兩大政策的協調問題，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問題，并進一步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問題，第四部分總結全文。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差異

財政政策是指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而規定的財政工作的指導原則，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貨幣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動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

兩大政策調節的領域不同。財政政策調節的對象是財政收支，主要通過參與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分配來實現對國民經濟的調節。貨幣政策主要從流通領域出發對國民經濟進行調節。

兩大政策對收入分配，利率，產出的影響不同。財政政策通過轉移支付和稅收等各種政策可以直接調節社會收入分配。貨幣政策直接調節貨幣供應量。

表1：兩大政策對收入和利率的影響

兩大政策的效應時滯不同。從擾動出現到經濟政策產生作用的每個階段都存在時滯。這些時滯可以分為兩種時間層次：外部時滯，即政策行為對經濟影響的時間;內部時滯，即著手制定政策所花費的時間。

表2：兩大政策的時滯效應

兩大政策調節的主體不同。財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由中央銀行控制。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表明，只有將兩者有效地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常見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雙松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其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刺激投資，促進經濟增長; 消極效應是往往產生財政赤字并誘發通貨膨脹。

雙緊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此種組合方式的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抑制總需求，控制通貨膨脹; 其消極效應是容易造成經濟萎縮。

松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這種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產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貨膨脹。

緊的財政政策與松的貨幣政策可以在不降低產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兩大政策的組合

需要強調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個隱含假設就是不存在流動性陷阱，貨幣需求曲線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傾斜。

三、進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及其差異，探討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價格不變，內生變量是利率和收入(決定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同時均衡時的收入和利率)，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作為外生變量，影響總需求。只有在短期內，產出和利率在貨幣市場和商品市場才表現為固定的關系。從長期來看，這種關系不存在或者說不穩定。

第二，忽略了總供給對經濟的影響。在考慮總供給的情況下，從短期來看，總供給曲線是水平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能提高總需求，導致產出增加。但從長期來看，供給曲線是垂直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只能使價格水平上升，對產出沒有影響。

第三，本文沒有考慮開放經濟的情況。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三元悖論原則是國際經濟學中的一個著名論斷。根據蒙代爾的三元悖論，一國的經濟目標有三種：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這三者，一國只能三選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開放經濟條件下兩在政策的效果(資本自由流動下)

四、結論

從短期來看，擴張的財政政策提高計劃產出，導致產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擴張的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導致產出提高，利率下降。

從政策時滯來看，財政政策內部時滯較長，而外部時滯較短。反之，貨幣政策內部時滯較短，外部時滯較長。因此，貨幣政策適合于對經濟進行微調，財政政策在經濟危機下往往比貨幣政策更有效。

在考慮總供給的情況下，兩大政策都能擴大總需求，引起產出增長，價格上升。因此，當產出低于潛在產出時，兩大政策都合適;如果經濟已經處于充分就業，應當盡量少用兩大政策。

在開放經濟條件和固定匯率制度下，根據三元悖論，如果資本自由流動，財政政策完全有效，貨幣政策完全無效。

中國經濟現在通貨膨脹高，對外貿易失衡，根據本文的討論，適合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和從緊的財政政策，或者是從緊的貨幣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前者會引起經濟衰退，后者不會引起經濟衰退。

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協調研究

1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聯系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對宏觀經濟產生作用和影響，達到政府既定的目標。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屬于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波動是市場經濟的常態，財政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防范經濟波動，保持經濟穩定。經濟衰退與經濟繁榮狀態總會交替發生，引發諸如就業壓力大、通貨膨脹、投資波動、外貿失衡等嚴重的經濟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政策，間接作用于經濟，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狀態，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正是政府經常使用的兩大經濟政策。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具有一致性。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要達到的最終目標有四個：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這四個目標的本質都是要保持一國宏觀經濟的穩定。

(3)在一般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用，用以對付大的與拖長的經濟衰退，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的使用。貨幣政策則是通過貨幣供應量和信貸量進行調節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靈活的特點。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搭配，因而兩者可形成合力，對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發揮調控作用。

2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 財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財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與政府收支活動相關，主要有稅收、財政支出、政府投資、財政補貼和公債等。

(1)稅收。稅收是形成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國家調控經濟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廣泛強烈的調節作用。稅率的確定是財政政策實行調節目標的基本政策度量選擇之一。稅率的高低決定著一國財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稅負的分配是國家對于稅收結構的調整，其可以起到調節產業結構的作用。

(2)國債。國家發行國債主要目的是彌補財政赤字和發展社會公共建設。隨著信用制度的發展，國債的發行漸漸成為了財政政策的重要T具，具有調節貨幣供給、私人消費和投資的作用。國債的調節作用主要表現在：貨幣效應;擠出效應;收入效應。

(3)財政支出。財政支出是國家為了滿足一定的社會公共需要，對以稅收和發行國債等形式籌集來的資金的運用。一般性的財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務支出、政府投資支出，以及社會保障支出和轉移支付。政府的投資力度和投資方向對一國產業結構優化以及調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 貨幣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準備金率。存款準備金率是銀行存放在中央銀行或金庫中的準備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擴大或收縮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能力，加強央行的基礎貨幣吞吐實力，從而通過影響貨幣存量而對整個經濟產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響到各商業銀行利潤，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況下不常使用。

(2)再貼現率。再貼現率是商業銀行將其貼現的未到期票據向中央銀行申請再貼現時的預扣利率。再貼現意味著商業銀行向中央銀行貸款，從而增加了貨幣投放，直接增加貨幣供應量。再貼現率的高低不僅直接決定再貼現額的高低，而且會間接影響商業銀行的再貼現需求，從而整體影響再貼現規模。

(3)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發達國家將公開市場操作當作中央銀行調節基礎貨幣量的主要貨幣政策T具，通過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與指定交易商進行有價證券，調控貨幣供應量，以達到貨幣政策調控目標。公開市場操作業務具有市場化程度高、靈活性和微調性的特征。

3 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的實踐

我國改革開放已經歷經了30多年的實踐，實踐表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對于加快我國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國政府采取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實踐中，還有很多要素制約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從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我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保持穩定出口的同時，出臺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擴大國內需求，并取得了較好的政策效果。進入后危機時期，我國宏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越來越繁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領域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互補的聯動效果，避免政策運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經過2009年的經濟刺激政策，使得我國國民經濟在2010年實現了高位穩定增長，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經濟轉變為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擴大內需和防止通貨膨脹。政策組合繼續保持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方面由極度寬松轉變為適度寬松，而年末則調整為穩健偏緊，在產能過剩和房地產等領域緊縮性政策的調控力度明顯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使用的實踐進行總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已逐漸向市場化調控方向轉變。在發展公共財政的總體結構下，從財政政策影響經濟的方式以政府投資性支出為主，逐漸轉變到通過公債、稅收、轉移性支付等多種工具的綜合運用。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貨幣政策的制定實施，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信貸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開放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特征。

第二，在財政貨幣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強至弱，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強。改革開放最初，國家進行宏觀調控是以財政政策為主導，而貨幣政策幾乎沒有作用，隨著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貨幣政策的核心模式轉變為通過對信貸規模的控制從而影響貨幣的供給。

第三，目前的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關注總需求管理，主要以經濟的穩定為目標。我國面臨著經濟發展與體制轉軌的雙重任務，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在長期來看，還必須關注金融制度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優化，以及以結構性調整為目的的供給管理等層面，這也是當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4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建議

4.1加強政策制訂的預見性與時效性

從過去來看，我國財政貨幣政策搭配的變化比較頻繁，財政貨幣政策的實行存在時滯問題，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預測能力，為政策調控及協調打下余量。

4.2財政貨幣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針對性

財政政策應更多地利用區別對待的方式，利用財政收支來控制資金流向，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同時通過稅制和社會保障措施，提高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有效調節整個社會收入構成。貨幣政策應當著重考慮未來經濟的走勢，避免出現通貨膨脹，通過各種手段抑制經濟過熱，在調整結構方面，貨幣政策應當通過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方式，推動經濟均衡發展。所以，在實施財政貨幣政策配合時，一定要注意兩者具有針對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靈活運用貨幣政策調控工具

要全面發揮貨幣政策工具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場，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大力發展短期融資工具，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使利率成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加強金融機構間的資金融通，實現金融機構間資金的良性循環。

4.4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提高政策效果

調控宏觀經濟的基本手段范文第5篇

關鍵詞：金融市場；宏觀經濟；馬爾科夫區制轉移模型

中圖分類號：F83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5）06―0118―03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作為金融市場的代表，中國股票市場自從建立以來，經歷多次大起大落。上海證券綜合指數曾經在2007年10月16日迎來歷史最高點，隨后逐漸震蕩下滑且震蕩頻繁。一直以來，中國股票市場波動較大，這意味著風險較高，而高風險需要高收益來補償。可以說，中國的股票市場具有波動大、風險高等顯著特征。與此同時，中國的宏觀經濟則以平穩的速度逐漸增長，那么中國宏觀經濟波動能否很好地解釋股票市場的風險？中國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是如何相互影響？如果以系統性的角度看待中國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這個系統將呈現怎樣的特點？本文以上述幾個問題為線索，對中國股票市場風險和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展開研究。

以往，許多國外學者從理論研究到經驗論證，或是從實證計量到規范分析，針對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相關性展開了多方面研究，這些研究通常將股票市場作為金融市場的代表，進而研究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相關性問題。Fama（1990）用美國股票市場股票 1953 年～1987 年間月收益率、季度收益率以及年收益率研究了收益率和未來的實際經濟活動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兩者高度相關，并且從長期來看股票收益率的波動受未來的經濟運行狀況影響。Hamilton（1996）則提出了雙變量的狀態轉移模型，從模型角度假設存在一個潛在的單變量（描述經濟運行狀態的變量），這個單變量可以決定經濟增長率與股票波動性，研究結果發現總體的經濟變量有助于股票市場波動性的預測。Harris（1997）根據更多數據，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上述關系分別進行了研究，其結果表明發達國家的股票市場與宏觀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的正向關系，而發展中國家的股票市場與宏觀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非常弱。

國內學者展開相關研究稍晚，其中趙振全、張宇（2003）基于多元回歸和 VAR 模型系統研究了中國股票市場和宏觀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的關聯性。他們的研究指出，相同時期兩者具有較弱的關聯，宏觀經濟波動解釋股票市場波動的能力也較弱。與此同時，股票市場波動對宏觀經濟波動的預測能力弱于宏觀經濟波動對我國股票市場波動的預測能力。而丁志卿等（2008）從非政策視角從理論上研究宏觀經濟對股票市場影響的傳導機制，進而分析股票市場與宏觀經濟關聯性，并總結宏觀經濟向股票市場傳導失敗的原因。學者李政（2009）經研究認為，中國股票收益率與宏觀經濟走勢之間的關聯性較弱，不能通過中國股票市場有效預測宏觀經濟發展勢態。

本文將根據馬爾科夫區制轉移模型，選取中國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數據，構建中國“股票與經濟”系統，參考以往學者研究方式，描繪中國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的周期關聯性和變遷軌跡，并提出政策性建議。

二、MSIH（M）-VAR（p）的模型構建

在此，我們對MSIH（M）-VAR（p）模型進行簡要介紹。首先考慮一個最基本的線性k維p階向量自回歸（VAR）模型：

yt=v+A1yt-1+…+Apyt-p+ut（1）

其中，yt=（y1t，…ykt）′代表k維的內生變量向量，t=1，…，T，v代表截距項，ut～ND（0，）誤差項，假設誤差項ut服從正態分布，則ut～NID（0，）。然而，當向量yt中具有“結構性突變”的非線性特征時，方程（1）所示的線性VAR（p）模型將無法準確刻畫時間序列中存在的非線性特征。鑒于此，我們在上述線性VAR（p）模型中考慮非線性的“區制轉移”特征。具體而言，假設向量yt潛在數據生成過程的各類參數依賴于不可觀測的離散變量st，其中，st∈{1，…，M}，即st代表M種不同的區制。并且，st服從不可約的、遍歷M種區制的馬爾科夫過程，其轉移概率pij=Pr（st+1=j|st=i），Mj=1Pij=1，i，j∈{1，…，M}。

如果在方程（1）所涵括的截距項v以及誤差項ut里的異方差中均引入區制變量st，則能夠構建MSIH（M）-VAR（p）模型：

yt=v（st）+A1yt-1+…+Apyt-p+ut，ut～NID（0，（st））（2）

其中，V（st）=Vt，t∈（1，…，M），（st）=στ，τ∈{1，…，M}。在本文中，向量yt的維數2，即yt=（sci，gdpt）′，scit和gdpt分別代表股票指數和GDP增長率的時間序列。經過數據處理后，確定了模型的VAR 階數為 1階，根據檢驗選擇的模型是MSIH（2）-VAR（1），即“兩區制”滯后1階的馬爾科夫區制轉移模型。最終在該模型基礎上構成了中國“股票與經濟”系統，并依據系統總體增長速度劃分為“低速增長”狀態（regime=1）和“高速增長”狀態（regime=2）。

三、實證分析

GDP增長速度是最重要的宏觀經濟變量，也是各國政府制定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重要參考指標，而經濟增長也是政府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目標。而股票市場作為金融市場上比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非常具有代表性。長期以來，中國股票市場上并沒有編制統一的能反映股市整體運行狀況和總體趨勢的股票價格指數。但是以往的大量研究表明，上證綜指和深證成指在中國股票市場上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和同步性很高。因此，本文基于中國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上證綜合收盤指數季度數據刻畫了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特征，并基于中國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季度數據刻畫了宏觀經濟運行軌跡。并且得到了“股票與經濟”系統的區制劃分及平滑概率均值、“兩區制”馬爾科夫區轉移概率矩陣以及區制屬性和模型各參數的估計結果。

為了深入了解“股票與經濟”系統的動態變化特征，我們運用技術對數據進行處理后，得到了中國股票指數序列與GDP增長率序列的時間變化路徑。具體表現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06年第四季度期間，GDP增長率無較大波動，保持在0.15上下至0.05左右的區間內，而2007年～2009年，GDP增長率先快速上漲，在2007年第四季度達到最大值，隨后急劇下降，在2009年第一季度達到最低點0.0533。少量上漲后GDP增長率在2010年和2011年保持在較穩定的水平，2012年～2014年則在較低的增長率水平下保持穩定。中國股票市場則在2001年～2007年間處于上下小幅度震蕩。其后，在2007年～2009年，先是大幅度上漲，接著由于美國次貸危機的波及，國際金融市場的信心大受打擊，中國股票指數也劇烈下降。2009年后，雖然有小幅爬坡，但整體依舊呈持續走低趨勢。統計數據顯示，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間內的“股票與經濟”系統基本上在“低速增長”狀態與“高速增長”狀態之間游弋徘徊。具體而言，在2004年第一季度至2008 年第四季度以及2010年第二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期間，系統處于“高速增長”狀態，其他時段則均處于“低速增長”狀態。此外，我們發現無論是處于“低速增長”狀態還是處于“高速增長”狀態，描繪“股票與經濟”系統增長率高低的平滑概率始終較為穩定并大致保持在1.0 左右，這說明中國金融與經濟總體受外部力量沖擊時的預警功能相對完善。統計數據顯示兩個區制均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其中“股票與經濟”系統維持“低速增長”狀態（regime=1）的概率為0.9218， 呈現出較高的穩定性。維持“高速增長”狀態（regime=2）的概率為0.9183，略小于低速增長狀態的維持概率（0.9218～0.9183）。對比兩種狀態下的維持概率，顯然中國“股票與經濟”高速增長狀態較為不易維持。系統高速增長區制向低速增長區制轉移的概率為0.0817、低速增長區制向高速增長區制轉移的概率為0.0782，這說明中國的整個經濟金融系統更傾向于由高速增長區制向低速增長區制過渡。估計結果可以看出，模型的參數回歸結果較好。股票指數在系統處于“低速增長”狀態時的方差（1.895899），顯著低于“高速增長”狀態的方差（5.016926）。而GDP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在系統處于“低速增長”狀態時GDP的方差（0.026688）顯著高于“高速增長狀態”的方差（0.009910）。我們可以看出，當股票指數增長率較高時，通常存在較大波動性與較大不確定性，而在股票指數增長率較低時，穩定性更好；GDP增長率較高水平下，波動性與不確定性較小，在GDP增長率較低水平下，則存在波動性較大、不確定性較大的現象。也就是說，中國股票市場在快速發展的同時穩定性有所欠缺，相對而言中國GDP的高增長狀態更加穩健。

綜合來看，基于“雙階段”馬爾科夫區制轉移模型而得到的平滑概率值計算結果進一步印證出，隨著中國金融改革不斷深化及中國宏觀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股票指數序列和GDP 增長率序實發生著顯著的狀態變遷，中國金融與宏觀經濟整體在“低速增長”狀態和“高速增長”狀態之間不斷轉換。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這十余年間，回顧中國金融市場開拓歷程、中國宏觀經濟的發展經歷，我們不難發現每次“股票與經濟”系統結構突變所處的背景以及其中的緣由。2001年～2003年，中國金融市場政策在由規范發展向規范化、市場化、國際化轉變，股票市場也受到了某種程度的抑制，同時經濟增長也產生投資過快、通脹壓力加大等系列問題。2004年伊始，伴隨著銀行信貸制度的逐漸完善，房地產市場以更加充沛的力量崛起，股票與經濟系統增長情況好轉，爬升至“高速增長狀態”。而2009年，由于美國次貸危機的波及和影響，全球金融市場陷入泥濘之中，為了抑制通貨膨脹同時保證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中國宏觀經濟更是面臨著嚴峻挑戰，一直到2010年第四季度，“股票與經濟”系統一直處于低速增長狀態。可見，“股票與經濟”系統的區制轉變反映了中國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的晴雨變換，證實了兩者在同一系統內呈同步變化趨勢，我們需從宏觀經濟的增長速度角度窺見中國金融市場結構變化的關鍵時點，為金融風險的防范提供有力幫助。

四、結論

本文采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數據，根據非線性的Markov區制轉換VAR模型，構成中國“股票與經濟”系統。該系統存在兩個區制，區制一為GDP增長率與股票指數低速增長階段，區制二為GDP增長率和股票指數高速增長階段，基于以上內容展開了分析金融市場同宏觀經濟的關聯性。總體上講，“股票與經濟”系統的兩個增長區制在概率分布、持續期、波動性等方面存在差異性，具體結果如下：

1.“股票與經濟”系統能夠較為貼切地描繪中國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的發展動態。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間，中國“股票與經濟”系統基本上在“低速增長”狀態與“高速增長”狀態之間游弋徘徊。

2.無論中國“股票與經濟”系統處于“低速增長”狀態或是 “高速增長”狀態，平滑概率始終較為穩定并大致保持在1.0 左右，這說明中國金融與經濟總體受外部力量沖擊時預警功能相對完善。

3.風險與波動方面，GDP增長率與股票指數所顯示的情況不同，股票指數增長率較高時存在較大波動性，而GDP增長率則相反，在GDP增長率較高水平下存在較小波動性。這說明中國股票市場在高速發展的同時穩定性有所欠缺，相對而言中國GDP的高增長狀態更加穩健。

4.中國“股票與經濟”系統低速增區制的維持概率稍高于高速增長區制的維持概率，高速增長區制到低速增長區制的轉移概率高于低速增長區制到高速增長區制的轉移概率。這說明中國“股票與經濟”高速增長狀態較為不易維持，并且中國的整個經濟金融系統更傾向于由高速增長區制向低速增長區制過渡。

綜上，保持股票和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對于當今的中國社會非常重要，同時，中國經濟環境受到沖擊后的恢復能力也有待提高。因此，一方面相關監管機構應審時度勢，準確判斷中國股市所處的區制狀態及其波動性特征，利用經濟政策手段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當金融市場顯露出較強的下滑趨勢時，應該及時積極地采取宏觀調控，緩解金融市場的動蕩和危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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