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經濟的宏觀調控和微觀調控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經濟的宏觀調控和微觀調控范文第1篇

2012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的下滑態勢有所加劇。多項經濟指標表現不盡如人意，各大國際機構紛紛下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全年GDP增長率“破8”的概率大幅上升。面對日益嚴峻的經濟形勢，許多市場人士認為宏觀調控急需加碼，以求在穩增長方面取得更大成效。但筆者以為，宏觀調控再出重拳并非當務之急。

一方面，宏觀調控進一步加碼的政策空間并不大。就財政政策而言，當前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并在全球范圍內迅速傳染的背景下，財政鞏固已成為全球主流趨勢，若此時大幅增加財政支出將面臨較大的市場風險、道德風險和聲譽風險。此外，雖然中國中央財政實力雄厚，但地方政府債務可持續性仍受到普遍質疑，以政府支出進一步刺激經濟增長的可行性較為有限。就貨幣政策而言，2012年8月，CPI同比增幅較上個月增長了0.2個百分點，短期通脹抬頭的壓力已初步顯現。而長期看，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將導致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食品價格上漲的可能性增大，全球流動性過剩格局不會輕易改變，中國長期通脹壓力也在不斷上升。在短期和長期通脹壓力兼具的背景下，中國貨幣政策在寬松方向上大幅加力的可能性也不大。

另一方面，值得強調的是，宏觀調控政策本身并非不給力，而是急需加強效果傳導。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爆發后，中國宏觀調控發力不小，但實體經濟尚未扭轉頹勢。這既與復雜嚴峻的經濟環境息息相關，也與宏觀調控的微觀傳導頗有關聯。作為宏觀調控的理論源泉，傳統凱恩斯主義在學術上的最大缺憾在于就宏觀論宏觀，近幾十年來經濟學領域的諸多努力集中于為傳統宏觀經濟理論構建微觀基礎。但在筆者看來，宏觀調控理論上的微觀基礎雖在不斷夯實，但在現實中卻并不牢固。宏觀調控未能快速改變當前中國經濟的失速態勢，易被忽略的一個原因是，五種宏微觀之間的博弈讓宏觀政策缺乏有效的微觀基礎。

其一，宏微觀之間存在“囚徒博弈”。博弈論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其核心是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這種情況也體現在宏觀調控的微觀傳導過程中。一些宏觀政策出臺的目標是符合集體理性的，但微觀個體卻會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來調整個體行為，致使調整后的行為未必符合宏觀政策本意。例如，2012年以來，監管部門大力整頓銀行業不規范經營，其目的是規范行業行為，還利于民，減小融資成本，助推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雖然政策已取得成效，但從微觀層面看，整頓不規范經營、不對稱降息和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在加大銀行業競爭的同時，也大幅提升了大型企業的議價能力和話語權。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源是有限的，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部分金融機構被迫將更多資源投入到對大型企業的業務維護上，中小企業得到的金融服務反而受到了相對擠占。

其二，宏微觀之間存在“吃飯博弈”。換句話說，無論宏觀調控政策如何陽春白雪，微觀個體包括企業和地方政府，都是需要吃飯的。從宏觀上看，中國經濟長期吃飯靠轉型，唯有轉型才能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但從微觀上看，地方經濟短期吃飯難轉型，為了轉型而轉型很容易滋生形象工程或風險隱患。微觀中國，很多城市、縣域存在產業集聚、經濟結構單一的特征。如果恰巧這個單一的行業屬于粗放增長的行業，屬于轉型壓降的對象，那么地方政府將很難真正做實轉型。特別是在當前地方政府的業績評價體系下，以短期“自發降速”換取長期產業結構調整空間的現實激勵并不大。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微觀企業，一旦為轉型而轉型，往往會盲目追求多元化，將眼光投入到房地產、民間金融等面子足、見效快的時髦領域，而這種超出其自身風險控制能力的多元化可能會成為隱患醞釀的溫床，甚至會對企業主業或地方支柱產業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

其三，宏微觀之間存在“彈簧博弈”，這種博弈就像壓彈簧，此消彼長，不進則退。只有宏觀調控不斷施力，政策效果才會持續顯現，若宏觀調控不再施力，政策效果就不會繼續疊加，而一旦宏觀調控有所減力，往往會出現有違政策初衷的負向反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始終具有做大GDP、增加財政收入、提升地方品牌等多重誘惑，只要宏觀層面對房市調控稍有放松，甚至只要有些許“不強調”的跡象，微觀層面就有捂熱房市的本能沖動。2012年5月以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回暖很大程度上正是彈簧博弈發揮效力的體現。

其四，宏微觀之間存在“邊緣博弈”。宏觀調控畫了一個圈，而部分微觀實體，包括地方政府和微觀企業往往行走在宏觀政策的邊緣，或是在不斷試探宏觀調控的邊緣區域，這種行為往往會帶來諸多風險。例如，2011年中國民間融資市場經歷了一波非理性繁榮的快速發展，一方面是流動性緊張狀態下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也與民間融資市場政策監管的邊界不清晰有關。宏觀層面鼓勵民間金融力量的穩健培育，但由于規范性的民間金融尚處于起步階段，對民間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政策還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之中，這種初始階段的監控薄弱為民間融資市場創造了行走于邊緣的條件，表現為機構超速擴張和業務高杠桿運作，這種邊緣博弈帶來的非理性繁榮的風險在當前逐步顯現，并還將不斷釋放。

其五，宏微觀之間存在“專業博弈”。宏觀層面凝聚著專業思維，充斥著專業人士；微觀層面則缺乏足夠的專業資源。這種“專業屏障”往往成為信息不對稱下博弈均衡走向集體利益受損的重要壁壘。表現得過于專業的某些宏觀政策，會帶來三種非理性的微觀反應：一是不加理解、教條主義地執行；二是不加思考、加重砝碼地執行；三是不加重視、輕描淡寫地執行。這三種做法最終都會導致宏觀調控與預期目標相去甚遠。這種專業博弈發展到極致，甚至會引發金融危機。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本質上也是專業博弈的結果，前者是金融機構利用專業優勢過度開發房產業務、金融衍生品誘發的危機，后者則是政府部門利用專業優勢過度透支社會財力誘發的危機。

宏微觀之間的五種博弈令宏觀調控的效果顯現有所不足。筆者建議，針對囚徒博弈，宏觀層需要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充分考慮微觀效用最大化的可能選擇，并輔之以相應的配套政策引導微觀個體做出理性選擇；針對吃飯博弈，宏觀層需要將轉型深層次細化，讓每一個微觀實體都有落實轉型的具體指引；針對彈簧博弈，宏觀層需要在重點調控方向上加強政策意圖宣示和傳導，防止不必要的負向反彈；針對邊緣博弈，宏觀層需要加強對球行為的專向管控，并明確新興領域的政策邊界；針對專業博弈，宏觀層需要加強對宏觀政策的通俗解釋，并引導專業人士更多地向社會傳導基本經濟常識，減小專業性的信息不對稱。

經濟的宏觀調控和微觀調控范文第2篇

關鍵詞:中觀化;微觀化;總量調控;局部調控;方法論

傳統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國民生活中經濟活動跡象，采取的分析方法一般是總量分析。在研究經濟總量關系的問題上，總量分析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現代宏觀學發展今天這個規模已經有了70多年的時間，在經過各個經濟學派系之間互相的滲透和影響之后形成了現代完整的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并且對指導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傳統宏觀經濟學的不足之處

傳統宏觀經濟學因其存在著較大缺陷因此在實踐效果上一直不理想，在傳統宏觀經濟學體系中最明顯的缺點有兩個:一個是傳統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不夠穩定，沒有中觀層面以及微觀層面的理論作為基礎，因此在分析宏觀調控的問題時只能分析淺層次問題，對造成問題的原因無法進行深刻的剖析。許多經濟學家試圖只選取幾個微觀個體作為整個微觀經濟學的基礎代表，這是極不負責任的。微觀世界千差萬別、千奇百怪，絕不僅僅是幾個微觀個體可以代表的。因此，微觀世界的基礎并沒有被徹底地表現出來。除此之外，傳統宏觀經濟學還存著第二個缺陷就是它的分析方法依舊是總量分析方法。總量分析方法的分析視角較為局限，過于關注一些總量指標的同時過于簡單。脫離了微觀基礎的總量分析不可避免地出現研究面窄的問題。而在宏觀經濟學的數學化光環下，總量分析法顯得十分科學、嚴密，然而獲得的研究效果卻每況愈下。不可忽視的是，宏觀經濟學的發展重點應該是微觀化與現實化而不是靠數字的虛擬與空泛來堆積出虛偽的泡沫。

二、創新宏觀經濟分析方法的提出

在對傳統宏觀經濟學調控的缺點進行分析之后，我們根據新的宏觀經濟理論提出了新的分析方法。首先，在進行宏觀經濟學分析之前我們要確定國民經濟的運行軌道，確定四大產業之間的地位關系。其次，對能夠引起經濟波動的產業進行確認、分析。再次，既然明確了國民經濟的發展開始偏離軌道這個事實之后就是找到偏離軌道的原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對癥下藥，提出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這種新方法論的提出，在新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建立在這一方法論基礎上的總量分析方法與傳統宏觀經濟學中的總量調控思路也是截然不同的。在應對金融風暴以及經濟衰退上，傳統經濟學的宏觀調控一般采取的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也就是在解決經濟衰退的問題時需要先找到經濟衰退的源頭企業才能查明原因并且加以解決。

三、創新宏觀經濟調控的方向探索

因此目前對總量調控以及局部調控的選擇在傳統宏觀經濟學并沒有明確的說明，我們只能從表面上來觀察國民經濟的波動，在這個方面有著統一的認識也就是認為總需求是帶來經濟劇烈波動的原因之一。但是從另一個層面來說，這種觀點在系統角度是不成立的。整個系統的紊亂往往源于子系統的紊亂，同時子系統的紊亂也造成了整個系統的不協調。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傳統宏觀經濟學調控并沒有注意到這個原因反而去尋找子系統以及分系統的原因。在解決問題的時候不能只解決表面問題，釜底抽薪才是解決方案。在根治經濟風暴時必須要依靠兩個政策工具，一個是財政偵測，這個政策用來控制政府的投資。還有一個是貨幣政策，用來控制貨幣的流通量，從而控制通貨膨脹的速度，刺激人們的消費。擴大貨幣的流通量雖然能在短時間內擴大國民的需求，帶動經濟的增長，但是隨著貨幣數量的增多，總的貨幣流通量會超過商品的總價值，最終會引發通貨膨脹。當然，即使貨幣政策會引發通貨膨脹，我們也不能放棄這個方案。對經濟衰退不能聽天由命，進行消極的態度。違背客觀的經濟規律進行經濟干預是不對的，正確的做法是從從良調控轉變為局部調控。在調控過程中可以根據每一個經濟發展階段的主導消費需求不同采取相應的政策，我國的經濟目前處于重工業階段，在消費類型上主導以住房為主的消費品需求。換個角度說，無論是古典宏觀經濟學還是傳統經濟學，他們都停留以及漂浮在宏觀層面，離開宏觀經濟學的中觀以及微觀基礎，這兩個理論就像是無根的浮萍，隨著國民經濟的變化而變化。人類在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層面一般都是從膚淺的表面深入到深層次的探索研究，由表面的情況專業到實質的請款，由幼稚的開頭到成熟的本質。一步一步走向完美、完善。在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層面，與中觀層面以及微觀層面的結合必不可少，被并稱為宏觀階段、中觀階段以及微觀階段三個發展階段。從宏觀層面上來看，宏觀經濟調控被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是古典宏觀經濟學時期，而后期則過度到傳統經濟學時期。因此在宏觀經濟學調控時，不能僅僅局限于宏觀層面，這回使得宏觀經濟調控陷入困境之中。只有中觀發展才能給宏觀發展帶來出路。本文也在以上幾個方面進行了探討與嘗試，希望能夠起到指引作用。而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想要達到第三個階段，就必須督促我們的政府付出更大的努力，做大量浩繁的工作真正成為一門科學，并同時建立起堅實、系統的微觀基礎。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在國際經濟體中站穩腳步。

作者:宮松楊 單位:西安翻譯學院經濟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經濟的宏觀調控和微觀調控范文第3篇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布置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和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假如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功能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和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探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探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有關宏觀調控的探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熟悉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布置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和邊界新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和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布置(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新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布置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功能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布置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布置和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布置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靠等新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新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布置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新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布置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新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

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功能的熟悉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布置。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布置，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功能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靠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布置和外生的制度布置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布置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和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假如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布置。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布置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布置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重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重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布置，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預備金率、恢復中心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有關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功能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墒牵偃缃o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策略。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新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和政府的雙重依靠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

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和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假如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和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心銀行和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和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和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和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和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布置，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布置，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和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布置，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功能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功能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功能，其關鍵的新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新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布置，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靠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和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和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

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和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yy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新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和外生布置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重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新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新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和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功能(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有關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索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新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和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和體制收縮的矛盾。假如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布置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和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和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非凡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yy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布置，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假如到此為止，則很輕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布置，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新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假如宏觀調控功能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新問題；假如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新問題，內生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

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有關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和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有關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新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新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yy，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新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有關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和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新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功能，此時假如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和重視財政政策功能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

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四周，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有關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四周。新凱恩斯主義有關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和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四周。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假如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陬A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假如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熟悉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假如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功能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和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有關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绿m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和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布置，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功能對象和目標。有關宏觀調控政策功能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熟悉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熟悉市場經濟中市場和政府的功能。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布置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和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和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布置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功能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布置。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假如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功能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功能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和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假如依據功能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新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功能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的

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布置(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新問題嚴重，政府布置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向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和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假如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布置，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假如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新問題主要是結構新問題，但結構新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新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有關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和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假如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非凡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新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索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功能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

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熟悉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功能。然而，現實結果和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索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新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探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假如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非凡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有關長期經濟增長要依靠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布置的功能，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和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布置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楚的熟悉。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布置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新問題上的熟悉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谝陨系姆治觯覀儗暧^調控新問題的基本熟悉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假如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布置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非凡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布置。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功能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新問題。

經濟的宏觀調控和微觀調控范文第4篇

關鍵詞:市場經濟;宏現調控;市場價格;資源配置

中圖分類號:F12文獻標識碼:A

宏觀調控,許多人認為那是國家考慮的問題,與己無關。實際上,它距離百姓生活又是如此之近,或間接或直接地影響著每一個人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宏觀調控是為防止市場經濟自發過度波動的缺陷,通過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去調控市場這只“無形的手”,避免經濟大起大落,通過對貨幣、財政、外匯等收支總量的調節與控制,實現經濟宏觀總量平衡,保持經濟又好又快增長。

一、宏觀調控的必要性

第一,它是市場機制的內在要求。市場對資源配置一般是按價值規律的要求,通過靈敏的價格信號和經常的競爭壓力,協調供求關系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然而,在對保證經濟總體平衡,防止經濟劇烈波動,合理調整經濟結構;對于維護公平競爭,防止貧富分化;對于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等方面,或者勉為其難,或者無能為力。市場經濟本身存在缺陷,使得政府的宏觀調控尤為必要,糾正市場缺陷造成的種種損失和偏離,就成為政府干預措施的制定和實施的直接理由。

第二,社會化大生產和分工協作關系的發展要求統一的宏觀經濟調控。生產社會化,是指由分散的、小規模的個體生產變為集中的、大規模的社會生產過程。生產社會化的推進,把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在全社會范圍內聯結起來,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成為一個有機體。在這種條件下,社會生產若處于無政府狀態,單靠各經濟單位自發行為,就難以達到穩定、協調、持續地發展。所以,生產社會化要求,社會必須自覺地、有計劃地指導和調控國民經濟總體的發展。

第三,經濟轉型期的特殊要求。我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還不成熟、不完善,受市場機制及其他因素的影響,經濟運行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過熱或偏冷趨勢,必須通過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來加以調整,從而使經濟發展速度相對均衡,處理好速度、比例、效益三者的關系。

二、宏觀調控面臨的挑戰

現時我國宏觀調控面臨的三大挑戰:一是如何繼續以穩妥措施鞏固宏觀經濟調整成果,使特定時期的宏觀經濟調控平滑轉入正常時期的宏觀經濟調節;二是如何促進消費合理增長,緩解主要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壓力,避免非理性的投資反彈;三是經濟結構調整問題。針對經濟局部過熱的宏觀調控暴露了我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體制和資源瓶頸問題,通過簡單填平補齊方式解決容易留下弊端,應通過制定科學的發展規劃,推進結構調整、體制改革和增長方式轉變從根本上解決。

今后一段時期,建議宏觀管理部門提高調控的前瞻性,發揮三大作用:一是密切關注宏觀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既要看到宏觀調控措施已經取得的明顯成效,又要看到宏觀調控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既要避免反彈加重調控,又要及早發現新的傾向性苗頭和問題,及時調控,創造正常發展的良好宏觀環境;二是改善調控機制,把握好宏觀經濟政策組合,掌握好出臺的力度時機和節奏。宏觀調控尚需努力,不能放松,當然宏觀調控也需改善,不能僵化;三是抓住改革投資融資體制的根本,繼續重點解決低水平重復建設和粗放經營問題,同時要盡快出臺投資調整目錄和支持國內民營經濟投資的政策措施,實現有限制、有扶持、區別對待,培育經濟的自主增長力量。

三、加強宏觀經濟調控的措施

第一,宏觀調控的主體是國家(含地方政府),那么加強宏觀調控前提之一就是政府行為的理性化。現在,宏觀經濟調控之所以存在各種障礙,各級地方政府行為的非理性化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諸如地方保護主義,人為地分割市場,造成競爭的不公正、不充分。鑒于此,轉換政府職能,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就成為加強宏觀經濟調控的題中應有之義。

第二,宏觀經濟調控措施的有效性依賴于健全的微觀基礎。市場經濟的主體――企業,如果沒有完善和健全的微觀機制,宏觀經濟調控體系再完善、再健全也就沒有了對應的著力點。因此,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切實將政企分開,將企業塑造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和法人實體,它才可能對各種市場信號有敏銳的反應,宏觀調控才可能真正落到實處。

第三,宏觀調控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其功能的正常釋放,要求計劃、財政、金融體制的改革配套,協調地運行。由于我國正處在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經濟體制的整體改革推進,必將制約和影響宏觀經濟調控體系的建立和完善程度,也從某種程度上加速和延緩經濟體制整體改革的進程。所以,宏觀調控體系的建立和健全必須放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整體背景之上進行。

總之,宏觀經濟調控不是萬能的,也有其局限性。宏觀調控必須在市場對資源進行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之上才能進行。宏觀調控從某種意義上的對市場和市場機制的管理,但管理絕非是代替,宏觀調控不可能也絕不能代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它只是市場對資源進行配置基礎之上的二次作用。

(作者單位:1.大連市旅順口區勞動和社會保障監察大隊;2.石河子大學經濟貿易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劉師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

[2]李書琴,劉卓良.關于宏觀經濟調控的幾點思考[J].理論探索,1995.2.

經濟的宏觀調控和微觀調控范文第5篇

一、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沒有市場，只有政府與企業的關系

我們過去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國有化，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長期執行計劃經濟。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和人民這兩個主體錯位了，是把國家作為創造財富的主體，把老百姓即納稅人的錢集中起來，然后通過財政投入到各行各業，認為這就是搞社會主義，認為國有的比重越高就越是社會主義。人民和企業是被動的，是“你要，我就干”，是國家制訂計劃，大家來執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經濟部門直接管理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來管理經濟，企業失去了自和活力，不是商品生產、價格規律和市場在起作用，結果宏觀經濟決策沒搞好，微觀經濟活動又管得死，使企業缺乏競爭力和應變能力，使社會主義經濟失去了活力，嚴重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1978年以前我們也搞過改革，但是沒有找對方向，沒有對計劃經濟進行改革。計劃經濟一個基本特征就是“統”，通過中央部門來搞集中統一的經濟，結果是一統就死。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后，就開始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逐步實行市場調節，所以我們十二大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為什么提計劃經濟為主，因為當時認為計劃經濟作為基本經濟支柱必須要堅持，不能動搖。到了十四屆三中全會覺得沒有商品經濟不行了，就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是還是有爭論，有的說，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主要是強調“有計劃”，不是指商品經濟，應該加強國家配置資源的作用。到了十三大提出來，“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計劃和市場是內在統一的”，又進了一步。但是90年代初又回潮了，有些人開始批判市場化改革的方向，認為不是搞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后小平同志到，講到計劃和市場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方法和手段，社會主義也應當可以搞市場經濟。于是黨的十四大就明確提出來，我們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了這么多年才明確改革的方向，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們不能動搖。

二、在改革探索中逐步認識市場和政府的作用

從現實來講，實踐證明我們搞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為什么今天中國有那么大變化，30年來，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這些變化就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就是市場化改革帶來的，是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帶來的。

但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我們也逐步認識到了市場不是萬能的，要將市場經濟與政府監管有機結合。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也有失靈的地方。我們搞市場經濟必須要加強政府的監管，沒有一個嚴格的政府監管，不可能是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跟政府監管必須是有機統一的。必要的政府干預是應該的。但是不能說主要是政府干預，不能主要靠行政的辦法調節經濟，配置資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是我們黨從十四大、十五大、一直到十六屆三中全會，經過反復的爭論才確定的。十四大的時候提出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到十五大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社會主義”四個字去掉了；到十六屆三中全會時表述為“更加充分地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為什么有這個變化？就說明一方面宏觀調控很重要，但是不是一個前提條件，不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都要宏觀調控。有的認為計劃手段就是宏觀調控，但我認為宏觀調控主要還是要用經濟的手段、法律的手段。政府的干預、政府的作用必須發揮，但是不能夠干預微觀經濟的東西。有人說市場化過了頭了，因此要加強政府的行政管控。我們的要素市場到位了嗎？我們的行政壟斷行業打破了嗎？還沒有，還需要加強市場化的改革?，F在我們總體上說不是市場化過了頭，而是市場化還不足的問題。所以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

三、政府職能的缺位、錯位、越位

近些年來，盡管在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政府職能已經發生了重要轉變，但這種轉變還僅僅是初步的，甚至在有些方面是滯后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充當了市場中一個重要的競爭主體的角色。目前經濟生活中出現的無序競爭乃至惡性競爭現象，其背后或多或少有著政府競爭的影子。政府過多介入市場的微觀層面，就難以站在全局的宏觀上實行全面統籌，就難免會削弱其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職能，甚至導致某些管理職能的扭曲。

在改革與發展中出現的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是市場不足？還是市場失靈呢？我認為，主要還是市場不足，改革不到位。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沒有擺正。主要表現在：一是“越位”。政府管了不少本來應由市場或企業管的事情，本來應該當“裁判員”的，它去當了“運動員”。二是“缺位”。政府本來應當有服務功能，搞好公共服務，提供公共產品。服務是沒有什么權，也沒有什么利的，所以往往不愿意干。它愿意干審批，因為有權也有利。三是“錯位”。擴大就業渠道，創造就業機會，理應是政府的職責，但有的政府部門卻分片包干企業，直接管理企業的下崗分流，至于投資主體錯位的現象也不少。

出路是什么？出路就是“讓位”。市場和企業能做而且政府不容易做好的事，政府應該讓位于市場。總之，要牢固樹立人民是創造財富的主人，政府是創造環境的主體的理念，樹立群眾的主體地位，樹立“凡是法律不禁止，大家都可以干”的理念。有了這樣的理念，政府就容易轉變職能，百姓就會有更大更多的創新空間。雖然部分審批還有必要，但大量的審批應撤除，讓市場去調整，讓群眾去創業。而政府必須依法行政，不能有隨意性，要成為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

四、如何正確理解宏觀調控

第一，如何理解宏觀調控。我感覺到有三點值得我們研究：一種說法，“目前進行的宏觀調控，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第X次調控”，把宏觀調控作為一種運動，好像除了這幾次以外其他時間就沒有什么宏觀調控了；另一種看法，認為宏觀調控就是砍項目，就是剎車；還有一種，把宏觀調控跟改革對立起來的，好像要宏觀調控就不要搞改革。我覺得以上三種都是對宏觀調控的一種誤解。首先，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要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深層次矛盾必須通過改革來解決，因此不應該把它和改革對立起來。應該通過宏觀調控來深化改革，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是一調控就不要改革了。其次，宏觀調控是一項經常性的任務，要不斷進行的，不能把它作為一種突擊運動，以行政手段為主的運動是不能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矛盾的。再次，宏觀調控不能搞一刀切，經濟運行中有投資過熱的領域，也有不熱的領域，因此要根據不同的情況，該抑制的就抑制，該發展的就發展，該緊的地方緊，該松的地方松，不搞急剎車，不搞一刀切，宏觀調控的目的是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第二，要從源頭上來改善政府宏觀調控的水平。源頭上就是我們原來講的對市場經濟的含義，應當與時俱進，原來的提法就是“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的作用”。這樣，把國家宏觀調控作為一個前提條件，好像配置資源的主體是政府而不是市場；好像資源配置是在政府作用下發揮市場的作用，而不是資源在市場配置的基礎上發揮政府的作用。因此，必須從源頭上完善宏觀調控。

第三，宏觀調控要更多地運用間接調控，盡可能少用行政手段。政府如何改革宏觀調控方式、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是當前和今后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一是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較高，傳統的行政方式進行調控所起的作用不會很大。二是長期以來由于計劃經濟體制所產生的主要是總需求膨脹的傾向，現在已經讓位給由于市場經濟體制所產生的供給過剩傾向。這就是說宏觀調控的背景和基礎發生了變化。因此，調控方式必應發生變化。三是依靠行政審批制度和管制來加強宏觀調控，容易造成權錢交易，容易抬高企業的準入門檻，造成某些行業的人為壟斷，提高某些行業的利潤。管制越嚴，利潤越高，地方的積極性就越高。四是行政手段容易加大改革和發展成本。因此，要盡量少用行政手段。

五、如何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

第一，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堅持科學發展觀。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發展不限于經濟范疇，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實現社會公正、制度文明與社會進步相適應，都應成為發展的重要內涵。因此，政府職能轉變不僅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制度前提，而且必然要求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市場、政府與公民、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要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必須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必須認識到，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在市場，企業和老百姓才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政府應該是創造環境的主體。政府的職能要轉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創造良好的環境上來，主要通過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和公平競爭，激發社會成員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增強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才能真正貫徹科學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堅持科學發展觀，還要求正確處理好集中與分散決策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傳統體制高度集中的弊端雖然被認識，但集中體制“能辦大事”的認識誤區依然影響深遠。而科學決策和執行存在多種約束條件，如信息對稱與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決策目標是多重還是“單一”的、長期決策還是短期決策等等，不解決約束條件問題，很可能大事辦不成，負面影響不小。市場經濟客觀上要求分散決策，政府存在很強的“集中偏好”，就難于根據走向市場經濟的實際進程切實轉變職能，反而會把不適當的決策“強加”給市場，甚至代替市場選擇。這顯然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第二，要充分認識轉軌時期政府主導型經濟的特殊性。政府與市場必須分野，但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相比，轉軌國家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發展職能，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對一個轉型中的經濟體來說，更需要論證的是：政府的哪些干預是現階段必須但長遠是要“退出”的，哪些干預無論現階段還是長遠都要“退出”，哪些干預現階段很“弱”而長遠是需要加強的，哪些干預是現階段和長遠都是必須的。只有回答了這些問題，才能真正解釋和處理好轉軌經濟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