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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經濟論文范文第1篇

2014年我國對外投資首次超過利用外資，我國將形成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的對外開放格局，有利于進一步推進實施“走出去”戰略，加快國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進程。我國對外投資起步晚發展慢，2003年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僅有29億美元，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0．45％，之后的對外直接投資以年均約45％的速度增長，到201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為1078．4億美元，是2003年的37．2倍，201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之比為1∶0．92，基本呈現進出持平格局。這一比例雖然低于發達國家1∶1．4，但已經高于發展中國家1∶0．5的平均水平，可見近年來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步伐不斷加快，成效顯著，我國也由此首次躋身世界三大對外直接投資國之一。2014年對外投資約1200億美元，超過利用外資水平，未來10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達到1．25萬億美元。今后將向著對外開放的“大進大出”格局轉變，這將意味著我國今后應繼續促進“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更大程度上參與到全球經濟競爭之中。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給我國帶來的影響作用，不僅可以進一步豐富和實踐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還可以帶動推進更多的企業“走出去”。目前伴隨著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作用也在不斷顯現。具體而言，其主要的影響作用表現為：一是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給投資國經濟帶來的最直接效應就是，伴隨著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增加而形成經濟增長效應。二是對外直接投資對技術進步影響。我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就是直接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投資主體的技術水平，形成逆向技術溢出效應。三是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對外直接投資通過轉移國內剩余生產能力，延長產業生命周期，一方面獲取更多收益，另一方面有利于騰出發展新產業的空間，促進新型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四是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促進效應。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規避貿易壁壘，使企業更方便的進行產品出口貿易，帶來正的出口貿易效應。可以預期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對外直接投資會不斷發揮其加快經濟增長、技術水平的提高、產業結構升級以及擴大出口貿易的影響作用。因此不斷擴大對外直接投資，鼓勵更多企業走出國門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所以要想使我國經濟更廣泛深入融入世界經濟，最大程度的享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好處，獲取更高的國際地位，就必須積極推動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推進“走出去”進程，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那么，伴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不斷發展，其對外直接投資到底對我國帶來怎樣的影響，其影響作用程度如何，近年來成為關注的熱點問題。而跟蹤研究的目的在于進一步加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進程，提高“走出去”的質量，為提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提供科學的決策依據。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經濟效應的研究狀況

關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效應研究，主要還是從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產業結構、技術進步等方面的影響狀況進行跟蹤分析。

（一）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探討

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國內外大部分研究持肯定態度，比如國外學者通過實證研究認為一國對外直接投資會同時增加投資國和東道國的國民收入，是一個雙贏的投資行為。因為發達國家向高度工業化國家邁進時期，對外直接投資為發達國家的資本和產品過剩提供進一步獲取高額利益的途徑，并且同時也有利于促進東道國的經濟發展，因此，旺盛的投資供需形成了當時的雙贏發展態勢。而關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探討，是伴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不斷增加而開始被跟蹤研究的。國內研究認為，對外直接投資不僅推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而且改變著中國經濟增長的方式，提高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對外直接投資通過技術溢出效應帶動了我國國內經濟的產出增長。由于我國區域差異較大，進一步分析各區域對外投資的效應也具有現實意義，比如認為我國東、中和西部經濟發展水平直接影響其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同時東、西部地區的GDP增長差異也由對外直接投資的差異引起。可見從不同層面說明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具有互相促進關系，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能夠促進本國經濟增長，另一方面經濟增長又能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供資金支持，但這種增長效應由于我國對外投資規模較小而處于較低水平。也有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主要體現在資源配置效應、資本積累效應、技術進步效應三個方面。肖怡楠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的貢獻體現在平衡國際收支上，對外直接投資能夠加快資金流出，從而適當平衡國際收支順差。吳建軍等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能夠促進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但也有研究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給投資國帶來的增長效應不明顯，表現為對外投資不是GDP增長的Granger原因，并且從短期來看對外直接投資對GDP的影響并不顯著，但長期則呈穩定的正相關關系。可見，多數國內學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有影響，但是影響不顯著，這一方面說明我國當前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較小，影響力較弱；另一方面我國當前對外投資流向主要是資源類行業，可能對我國當期經濟增長存在一定的時滯。所以，持續跟蹤研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一定現實意義。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技術效應研究

目前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技術效應主要從兩方面展開：一方面是通過衡量生產率的變動，體現技術溢出效應的大小；另一方面是關于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技術創新活動的影響分析。從對生產率影響看，國內學者主要是通過實證研究檢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技術溢出效應的存在性。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升存在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并且生產率的提升在我國存在明顯的地域差異，資本存量較高的東部地區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果明顯高于中部和西部。但也有認為這種促進作用小于國內研發資金存量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所以，自主研發才是提高技術水平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同時，還有得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生產率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的觀點。從對技術創新活動的影響看，研究普遍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的技術創新活動具有正的影響作用。白潔實證檢驗了1985年到2006年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我國R＆D投入和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發明專利和外觀設計表征的技術創新能力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對研發投入作用不顯著。也有學者加入技術吸收能力與國外研發資本存量溢出等指標，得出2003－2010年間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技術創新具有顯著提升作用。并說明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對國內創新能力的影響呈現出顯著的地區差異，但是持續對外投資會獲得更高的生產率及技術溢價。多數成果也論證了對外直接投資正技術溢出效應，而持不同觀點的認為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量還較小，產業和地區分布不夠均衡，導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技術進步的推動作用未能充分體現出來。可見，學者對于對外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的研究，多集中于以技術創新能力作為被解釋變量，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作為解釋變量，沒有考慮到國外研發資本存量對提升母國技術創新能力的關鍵影響。在驗證逆向溢出效應存在性時，忽略了之后效應。而且，多數實證研究忽視了技術吸收能力的作用，而吸收能力對于能否消化吸收外來技術至關重要。因此，繼續探究對外直接投資的技術獲取能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效應分析

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產業調整效應也存在觀點不同的研究，關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調整效應的驗證，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未能明顯提升我國產業結構，并分析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比例變化，僅與第二產業有正相關性。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進行宏觀績效分析，發現2009年以來的對外投資并未發揮出應有的效應，主要是由于2009年以后我國自身產業結構優化的進程也在加快。多數文獻的實證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具有升級效應，實際上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其優化效應影響會不斷增加。有的研究從分產業角度研究對外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得出的相似結論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第二產業具有明顯的升級效應，但對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實證結果有差異，也有認為我國第二、第三產業與對外直接投資呈正相關，第一產業與對外直接投資呈負相關［。但普遍認為對外投資與產業結構優化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可見，實證研究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有影響，但其影響大小、方向（正相關還是負相關）有不同。多數研究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存在，但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不佳，影響了對實證分析產業升級效果的全面認識。相信隨著研究方法的不斷規范，逐漸引入長期和短期影響，會使研究結果更客觀。

（四）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研究

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國際貿易效應研究觀點主要表現為，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替代作用、互補作用，或同時存在替代效應和互補效應，也有認為不存在替代作用和互補作用，可見其研究結果的不確定。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替代效應的最早始于蒙代爾，認為資本越自由流動，替代國際貿易的作用就越明顯。隨后國內外學者對這一觀點進行了延伸拓展，并不斷進行論證。實踐檢驗表明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替代作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替代效應則相對較小。進一步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大小決定其貿易替代的影響作用程度。比如，項本武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我國出口貿易規模的擴大，但對外直接投資對從東道國的進口也形成了替代效應。也有從長期關系來看，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初級產品出口和制成品進口產生替代，對初級產品進口和制成品出口產生補充。可見，在研究替代效應上并沒有得出明確結論，多數觀點認為在短期內存在替代效應，但長期則是互補效應，或者局部是替代效應，但整體不是替代效應。總之，得出具有替代效應的研究成果不多。支持對外直接投資存在貿易互補效應的分析認為，多數對外直接投資具有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的作用。以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的成果支持對外直接投資對投資國出口具有補充和促進作用。國外學者一般認為對外投資和貿易在發展中國家為互補關系，在工業化國家則不明顯。大量的實證結果也證實了上述結論，通過不同的計量模型得出的相似結論是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對出口貿易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但也有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盡管對出口貿易產生一定程度的刺激效應，但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仍處于較低階段，這種刺激效應還較為有限。而柴慶春引入時間因素后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在短期和長期中的表現不同，短期內直接投資的流量對出口貿易的影響不顯著，從長期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能夠促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可見，目前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互補效應有著相似的研究結果。關于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產生的替代效應和互補效應。從實證研究結果來看，多數認為互補效應處于主要地位，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起到創造作用，對進口貿易起到抑制作用。周昕通過引力模型對投資與貿易的關系研究，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既存在互補關系也存在替代關系，并且對零部件貿易的影響非常明顯。但總體而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均表現明顯的互補關系。也有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的替代效應和互補效應都不明顯。顯然是否存在貿易效應與對外投資規模密切相關，實際上到2010年之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開始大幅增長，今后對外投資的貿易效應會日益顯著。可見，以后的研究會以更長遠、更全面、更系統的視角探究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

（五）對外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研究成果不多而且觀點各異。有的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存在替代關系，并且資本替代勞動的現象較明顯，但同時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促進高新技術行業的就業，一定程度上可以優化就業結構。與此相反，也有認為總體上對外直接投資的就業刺激效應大于替代效應，對就業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其效果較小。比較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就業效應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就業效應不明顯，但增加了我國建筑業的就業崗位。從對外投資對我國三次產業的就業影響程度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第二、三產業的就業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效應程度較小，隨著投資規模的擴大會提高相應的影響程度。也有研究發現在短期內，我國對外投資對就業的替代效應大于刺激效應，表現出在當期對外投資會減少就業，從長期看對外投資與就業表現出長期正相關，有利于增加就業。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效應研究的展望

國外經濟論文范文第2篇

1.從學校角度來看

缺少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的保障機制。從表面上來看，各個高校都很重視校外實習基地的建設，但是，實際上，這種重視往往只是停留在口頭上。在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的過程中，學校既缺乏行之有效的運行機制和管理機制，也缺乏和企業進行溝通的正規渠道。學校不是通過官方渠道和企業協商有關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的事宜，而是通過實習指導教師的私人關系開拓校外實習基地。這樣做的結果就使得校外實習基地的可靠性和穩定性大打折扣，從而也使得校外實習基地的長期有效性受到影響。

2.從企業的角度來看

缺乏與學校合作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的積極性。在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方面，校外實習基地起著很重要的作用，這一點已經得到了企業的高度認同。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企業一方面抱怨畢業生動手能力不足，理論與實踐相脫節，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承擔過多的社會責任，缺乏與學校合作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的積極性。究其原因，主要包括：其一，高校大規模的擴招，使得畢業生數量的增長遠遠超過了企業的接納能力，受企業規模、辦公場地的限制，企業很難滿足畢業生的實習要求；其二，即便一些企業具備接納畢業生實習的能力，但出于經濟效益、商業機密以及生產安全的考慮，這些企業也缺乏接收畢業生實習的積極性。

3.從教師自身的角度來看

也缺乏建設校外實習基地的積極性。一般來講，校外實習基地的建設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通過官方渠道由學校主管職能部門負責聯系和建立；二是通過私人關系由指導教師以院系的名義負責建立。無論通過哪種途徑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由于學校缺乏對教師的有效激勵機制，使得教師缺乏對現有實習基地進行有效維護的積極性，更缺乏開拓新的實習基地的積極性，從而導致校外實習基地的建設難以長期持續推進。

4.從師資隊伍的角度來看

能夠勝任實踐教學的教師嚴重不足。開展實踐教學離不開具有實踐教學能力的師資隊伍，因此，培養一支具有較強實踐教學經驗的師資隊伍是搞好實踐教學的重要保障。然而，在我國大多數高校中，從事教學的教師隊伍主要由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構成，大多數教師取得博士學位后直接在高校任教，缺乏在實際部門的工作經驗，雖然各高校已對教師提出了在實際部門進行掛職鍛煉的要求，但由于時間太短，再加之教師需分批派出，就目前而言，這個政策的執行效果并不理想。

二、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的路徑

在目前的教育體制沒有進行根本性改革之前以及現有的社會大環境下，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的有效路徑可從以下方面進行探索。

1.加強校企合作

目前，在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的過程中，各高校采用最多的方式是校企合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高校如果還按照計劃經濟的模式指望企業為其無償地提供實習基地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可行的做法是各高校在利用企業為其提供的實習基地的同時，充分發揮自身的專業優勢，為企業提供相應的服務，實現互利雙贏。

2.鼓勵學生參加各種形式的交易會

各種各樣的交易會也可以成為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校外實習基地的一個構成部分。各高校可以與主辦方協商，將這些交易會作為學校的校外實習基地，學生可以志愿者的身份為交易會提供服務，而參加交易會也可為學生提供實習鍛煉的機會。

三、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的長效機制

建立長期穩定的校外實習基地有利于高校的實踐教學的開展。然而，高校追求的目標和企業追求的目標是完全不同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找到高校和企業的利益契合點，使得雙方的合作具有長期性和可持續性，本文認為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嘗試。

1.國家政策的引導和教育主管機構的強力推動

為了能夠培養出適應社會需求的高級專業人才，實行產學研合作教育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途徑。然而，實行產學研合作教育，僅僅靠高校自身的推動是遠遠不夠的，國家必須在政策層面進行引導，教育主管機構負責具體落實，方可產生效果。最近幾年，在推行教育教學質量評估的過程中，教育部已經將產學研合作作為對高校進行評估的重要內容之一。

2.構建互利雙贏的利益驅動機制

國外經濟論文范文第3篇

1.丹麥的設計背景

1.1作為北歐國家的丹麥

北歐國家在地理、文化、語言、政治、經濟等方面具有很多的相似性和趨同性，歷史上這一地區的政治單元分分合合，相互交融，經過數世紀的演變才逐步形成現在這樣五個獨立的國家。作為其中一員的丹麥在各個方面表現出許多北歐特質，這些也深深地影響著丹麥的設計風格。

北歐國家地處偏遠的歐洲大陸北部，多屬高緯度國家，受海陸位置和西風環流的影響，這里比同緯度地區氣溫明顯偏高，但溫和的夏季仍然短促，冬季依舊寒冷而漫長。北歐地區屬于多云的地區，降雨量大，充沛雨水滋養了這里廣闊的森林。由于北歐地區的冰蓋消退的時間晚，這里的森林林木種類比較少，生態環境比較單一。除木材外，其他的天然資源比較缺乏，特別是礦產資源比較稀缺。

受地域環境的影響，北歐國家在歷史上較為遠離歐洲主體的成熟文化，但也形成了自身濃重的地域文化色彩。寒冷的氣候不適宜長時間的戶外活動，這使得北歐人不得不棲居于室內，也導致他們非常重視家庭的溫暖生活，講求舒適性和人情味。而久居室內的行為也形成他們較為平和、寧靜和細致的氣質特征。這亦影響到他們對材質的特殊關注和對精制細膩的細部追求。

在農業社會和早期的工業社會中，經濟社會的發展對資源和環境的依賴性很強。惡劣的自然環境和貧乏的資源使得北歐國家相較于歐洲大陸其他國家是貧窮和落后的，并一度產生了令人生畏的“北歐海盜”。能商則商，不商則盜，北歐海盜們無形中促進了歐洲大陸先進文明在北歐國家的傳播。然而落后卻不屈的民族往往能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保持著對自身文化的強烈認同。在十九世紀末興起的北歐民族主義運動中這種精神特別得到了充分體現，各國都不遺余力地挖掘和恢復自身的文化傳統，并將民族文化振興和國家經濟振興聯系在一起。

同樣，落后也無法阻擋北歐人對民主、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19世紀以來，北歐國家為擺脫貧窮落后的國家狀況而做了堅持不懈的努力，并終于在20世紀60年代擺脫了經濟上的貧窮，并建立起為世界所矚目的國家福利體制和社會民主制度，形成一個全民的、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高收入、高稅收、高福利，成為北歐國家的代名詞，而這也導致了北歐國家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民主社會結構，各階層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差距較小。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有著一種務實、平和、理性的工作和生活態度，講求工作的效率和資源的合理配置。他們要求一種穩定安寧的生活狀態并追求良好的生活質量和生活情趣，節儉經濟的同時又要優雅體面。而國家的藝術領域的審美情趣也正是由這些社會的主體來決定和影響著，于是設計沒有朝著貴族化和奢侈品的方向發展，而是體現出一種理性的大眾化和平民化傾向。

1.2作為北歐國家的丹麥

丹麥處在歐洲大陸的一角，與其他北歐國家相比，丹麥與歐洲大陸的聯系更加緊密。它的文化中既包含著北歐國家的共同特點，又相對更多地受惠于歐洲大陸的成熟文明，展現出更為優雅的一面。

丹麥面向英國和西歐的海岸線漫長，交流方便。歷史上丹麥皇室與英國皇室之間有著密切的通婚關系，貿易關系源遠流長，這使得英國的設計風格也對丹麥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相較于北歐的其他國家，丹麥的設計透露出更多的優雅、從容之感。

丹麥與德國國土緊密相連，德國的設計思想也深深地影響著丹麥的設計領域。簡潔而嚴謹的形式、對功能的重視也突出地體現在丹麥的設計中。

現代主義設計思想也是從歐洲大陸傳播到丹麥以及北歐其他國家。然而由于地理位置相對偏遠，運動傳入丹麥時已沒有初期的氣勢，卻帶給了丹麥更多的思考緩沖時間，新思想與國家和民族的既有傳統相結合。于是丹麥的現代主義保留了功能主義與簡潔的形式，同時又軟化了過于冷漠生硬的線條，從而產生了更為柔和、更富于人情味和地域特色的現代主義。

2.丹麥現代景觀特點

2.1功能完善，形式簡潔平和，富有人情味

丹麥的景觀沒有華麗的裝飾，也不追求磅礴的氣勢，景觀的構成總是出于對功能的分析研究，這無疑是現代主義的設計思想。然而，丹麥的設計卻很少出現冰冷的直線，筆直堅挺的棱角總是被溫和的曲線所代替。正是這“讓線條帶一點點微笑”，使得丹麥的設計更帶給人一種溫情。而這其實是基于對功能的更廣泛的理解，是一種人文功能主義的手法。正如芬蘭著名建筑大師阿爾托所說，“技術功能主義只有擴展到心理學領域才是正確的。”形式服從于功能，形式也能夠完善功能。于是我們看到的是簡潔、平和、優雅和更具人情味的景觀。

位于哥本哈根博物館島的BertelThorvaldsensPlads就是一例。這是一個博物館前的廣場，南邊緊鄰丹麥國會大樓。在這里沒有復雜的活動要求，場地最大的功能要求就是對周圍古老建筑的烘托。于是設計師用了一個幾乎與地面平齊的淺淺的水池，池中是之字型的花崗巖條帶裝飾。沒有過多的元素，也沒有突出的標志物，景觀只是謙遜地融在建筑的氛圍中。但一個薄薄的水面，一個甚至會由于粗心而被忽視掉的藝術品，卻把丹麥設計的簡潔、優雅、精致、平和表現得淋漓盡致。陽光下，水池閃著濯濯的光，倒映著天空和周圍的建筑，歷史和現代在這里共榮。

Havnegade庭院則是一個居住區環境設計的實例。作為一個被建筑圍起來的三角形地塊，庭院完全是屬于這個組團建筑的居民的，更像是一個擴大了的私家庭院。從功能上講，這里要求的是可供不同人使用的豐富的空間。而從人文功能上講，則更強調一種生機和情感。于是設計師在這片庭院中只留下了一個重要特征——草坪上一道迂回曲折的山毛櫸綠籬。柔和而蜿蜒的曲線充滿溫情，而層層疊疊的綠色則圍合出一個個不同的使用空間，也將院子點染得生機勃勃。

而Christinansbro是哥本哈根Nordea銀行的新總部庭院，面向碼頭。由于建筑的安全私密性要求，這些庭院并不與辦公樓貫通。庭院的主要作用就是滿足公司職員視覺放松和思維放松的要求。設計師Sven-IngvarAndersson采用了兩種處理方式。一些庭院中鋪滿白沙，矮籬和三年一換的小柳樹在其上組成地毯般的圖案，筆直的石板條穿插其中。白色與綠色的搭配加強了視覺刺激，而小柳樹則增加了豎向上的變化和綠色感受，同時又不會過多遮擋來自建筑的視線；而另一些庭院則設計了極緩的水臺階，向碼頭方向緩慢跌落。建筑像從水中升起，而水又似乎流向大海，既加強了建筑與周圍環境的聯系，也暗示著曾經在這里出現的碼頭水面兩種庭院都沒有追求很強的視覺沖擊力，但十分簡單的處理手法卻使環境無比純潔，充滿禪意，也帶給銀行職員心靈和視覺的雙重享受。

2.2關注場地歷史

對歷史的關注和重視是一種態度，大到國家和民族而小到場地。在丹麥的景觀作品中，如果說國家歷史傳承和民族傳統是一個設計的背景、產生的是一種潛在影響，那么場地歷史則常常作為具體設計的一個契入點。景觀設計師總是探索用不同的方式將場地的歷史展現出來，并與現在的功能、形態等相結合，創造符合自身結構的新的景觀。

GammelDok曾經是一個船塢碼頭，但在20世紀20年代這里干涸了，并被覆蓋成為一塊陸地。現在這塊陸地周圍是建筑展覽中心、丹麥藝術工藝品中心以及政府外事部門的辦公樓。面對這樣一個曾經的碼頭，設計師JeppeAagaardAndersen努力挖掘場地歷史中“水”的特性，用一個切合原有水面形式的水池來暗示曾經的船塢，并用一個“半島”強化這種感覺。在曾經的木甲板的位置，設計師用枕木沙石鋪地，重塑歷史的路徑。而靠近水邊的地方則完全采用木平臺，仍舊與場地的歷史感受相呼應。整個形態處理簡潔、材料選擇古樸，設計沒有過多的處理手法，卻將場地的歷史特性展現得淋漓盡致。

2.3挖掘材料特性

丹麥的設計總是深入研究材料的內在特性，使材料以最佳的表現形式出現。地方石材的使用就是一個鮮明而生動的實例。

丹麥的景觀設計師喜歡使用產自北歐的花崗巖。在哥本哈根城市步行街的一系列廣場項目中，設計師沒有做過多的裝飾改造，許多廣場只是簡單地用花崗巖對場地進行重新鋪裝。這些花崗巖鋪地與城市的建筑協調統一，以一種謙和的姿態把主角的位置讓給建筑和空間，而又從豐富的細節中展現自己的精彩。

天然石材的豐富紋理、色彩和結構也帶給了設計師多樣的設計可能性。設計師抓住丹麥多雨的氣候特點，通過石材的使用使簡單的設計變得豐富，耐人尋味。雨中，天然石材（如花崗巖）的花色紋理比干燥時更加清晰、更加突出也更加美麗。丹麥的一些設計師選擇不同紋理和色彩的花崗巖來拼合場地鋪裝，并構筑小品，使場地更加生動有趣。

Vejle交通站廣場（trafficterminal）就是這樣一個生動的例子。場地面積3000平方米。廣場上，一個橢圓形的淺淺的溢水池上立有一個名為“天梯”的淺浮雕柱，這似乎形成了廣場的全部。而其實，這個廣場最有特色的是石材鋪地。廣場的地面是由6種不同規格和顏色的石材組成，他們以不同的組合方式連接，形成了45種不同的圖案。特別是在雨中，各種色彩、紋理的相互穿插，清晰而明確，形成強烈的動感，好象水波在蕩漾，生動而有趣（圖9）

2.4關注細部、工藝精細

丹麥設計簡單，但卻絲毫沒有簡陋之感，反而處處體現出優雅和品味，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精致的細部處理和近乎完美的工藝丹麥有著悠久而聞名于世界的手工藝傳統，而資源的缺乏又使得丹麥選擇了以工藝作為國家發展策略。正如彭妮。斯帕克（PennySparke）在她的《設計顧問》一書中所說：“德國以科學之名銷售設計，意大利以藝術之名，斯堪的那維亞以工藝之名，而美國則以商業之名。”

丹麥的景觀設計中，作為景觀細部構成要素的燈具、座椅等設施常常是針對每個具體項目而單獨設計的。

JarmersPlads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廣場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保險公司總部大樓前。廣場采用了和保險公司大樓立面相似的材質、一致的比例關系，創造出一個完全的建筑室外客廳。灰色的挪威花崗巖板升起于地面，形成一個與建筑呈精確垂直關系的平臺。與建筑立面呼應的地面鋪裝劃分亦將座椅和燈具納入體系。簡潔的條形座椅與燈結合，使得每一個元素的位置都嚴謹而理性。而嵌于座椅內的燈不但散發出低于膝蓋的燈光，同時也將座椅的方向性、結構性突現，帶來場地與建筑的統一感除了燈具和座椅的細致，連接街道和廣場的花崗巖平臺的金屬樓梯如同一件高品質的工業產品，簡潔而精致為此項目而特意設計定制的產品與場地形成了一種相互依存的細部關系，展現了一種整體的統一。正是依靠這些精心處理的細部和極其精湛的工藝，才使得簡潔的要素和簡單的結構卻能顯示出優雅和品位。

國外經濟論文范文第4篇

2002年初日本經濟從低谷緩慢爬出，2003年初才擺脫危機狀態，經過2004、2005、2006三年的鞏固與擴大，如今有可能成為戰后日本經濟復蘇最長的一個周期。此次日本經濟得以持久復蘇的主要原因就是外需、內需兩大動力先后開動馬力、推動日本經濟。

復蘇的第一階段2002-2004年，來自中國的外需推動了日本經濟前期復蘇。據日本海關統計。2002年日本出口總額僅僅增加107.24億美元，但是對中國直接出口竟然增加了121.61億美元，這意味著日本當年對其他國家出口總體是下降的，但是對中國出口足足抵消下降的損失之后還有富余。

將日本對中國直接、間接出口增長因素全部估計在內，可拉動2002年日本名義GDP增長0.46個百分點。

2004年5月，我國政府出臺宏觀調控局部經濟過熱措施，當年10月從日本進口增長開始放慢，對日本經濟拉動作用才趨緩。可以說2002—2004年間中國因素對日本經濟擺脫衰退、走出谷底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第二階段為2004-2006年，此時企業開始擴張經營。90年代日本經濟進行結構調整、改革，企業嚴格限制新的投資。進入經濟恢復增長第一階段后，日本企業連續盈利，又看準了市場前景，投資逐步活躍，2002年企業實際投資增長為-2.9％，至2003年則躍為6.1％，2004年為6.3％。2005、2006年仍然保持較快增長。這四年日本企業投資比90年代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不僅如此，2002—2006年日本在就業、薪金方面情況也有好轉，2002年日本社會失業率為5.6％，2003年降至5.4％至2004年11月降至4.5％，出現明顯好轉，持續至目前最新統計，2007年8月已經降至3.8％，表明日本經濟持續衰退帶來的高失業率問題已經基本解決。考慮到日本企業雇用工增加，工作時間延長等，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實際金額從2004年起轉為小幅增長。如果認為2000-2003年日本個人消費實際增長處在低水平的話，從2004年起個人消費實際增長幅度出現放大趨勢。

據日本政府統計，2002年內需同比增加1.7萬億日元，而外需同比增加3.6萬億日元，外需帶動日本經濟實際增長0.7％，內需僅帶動0.3％。2003年日本內外需分別增加6.49萬億日元和4.09萬億日元，自此日本內需帶動經濟增長作用才超過外需。但是內需不足、外需依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經濟此次復蘇，第一動力來自外需。在外需持續大幅增長的情況下，日本企業經營業績出現根本性改觀。然后企業才開始擴大經營，增加投資、增加雇員。進而從更加深層次分析，可以看到外需肯定先是帶動出口產業復蘇，再逐步擴大到裝備制造業，又由制造業傳遞到服務業，實現三大產業全面復蘇。實現日本經濟再生產全過程復蘇。可見外需帶動日本經濟走出10年泥沼，足足花贊了近三年時間，一直滲透到日本經濟各個領域，發揮的是第一動力和原動力作用。而投資、消費帶動日本經濟復蘇發揮的作用僅僅是第二動力和派生性動力，即在第一動力“點火、催生”之后產生的動力。通過這次分析日本經濟復蘇過程，我們還更加深刻地認識到，2002-2004年外需啟動了日本經濟復蘇，同時還啟動了投資和消費，使其在經濟復蘇的第二階段發揮作用。2000年-2004年外需啟動，2004-2006年日外需和內需兩大動力同時發揮作用，使日本經濟復蘇得以持久。而后期占日本國民生產總值7成以上的個人消費和企業投資持續增長，實現了內需為主、外需為輔帶動增長的勢頭。但還沒有形成以內需為主穩定增長的模式，還不能稱為內需主導型經濟。

2美國作用何在

如果深入分析，可以發現日本在中國投資或者租用企業，其制造的產品有—部分銷售到中國市場，另外還有相當一部分銷往美歐市場，筆者稱其為“面向美國市場的日本分支迂回出口”。不僅日本包括亞洲四小也模仿日本企業做法，將中國作為加工基地，將制造的產品轉口到美國、歐洲。如前所述亞洲四小在大陸制造的產品其使用的零部件也有些相當部分來自日本，筆者稱其為：面向美國市場的“亞洲四小分支迂回出口”，類似還有“美國分支迂回出口”。也就是說，在21世紀初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在亞洲演變出一個全新的國際分工體系。在這個體系里中國內地扮演加工基地角色，提供廉價土地、勞動力、廠房等生產要素，參與分工；日本扮演零部件、中間產品供應商和全球戰略經營角色；美則扮演市場吸收器和全球戰略經營角色；亞洲四小則扮演少部分零部件供應商和全球戰略經營者角色。而日本在新的國際分工體系里獲取利益有三大類：

一類在中國加工、在中國銷售，獲取低成本制造和繞過中國貿易壁壘實現間接出口；二類在中國加工向美歐迂回出口，獲取低成本制造和擴大對美歐出口，以及規避與美歐發生貿易摩擦的風險；三類向亞洲四小分支、美歐分支、美歐分支等在華經營的企業提供零部件、中間產品，獲取擴大出口、繞開貿易壁壘及分散貿易摩擦風險的利益。

綜上可見，亞洲新的分工體系提供的巨大外需是支撐日本經濟持續復蘇的主要動力之一。據日本海關統計，2007年2002年比，日本對美國直接出口占比由28.5％降至20.6％，同期對亞洲出口占比由43.1％升至47.8％，其中對中國出口占比由15.7％提高到20.4％，對亞洲四小出口占比仍保持在22.7％水準。

國外經濟論文范文第5篇

一、學術熱點：日本戰后經濟體制源于何時?

對戰后日本經濟體制形成于何時，日本學術界尚未達成共識。概括而言，主要有兩種論說，一種是“文化傳統說”，另一種是“戰后改革說”。前者認為：“日本的經濟制度具有日本固有的文化背景，根植于民族特性。日本型企業和官僚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江戶時代的‘藩’和‘家’。可以認為連帶意識和平等主義的根源，早在農村共同體中就已經存在。”后者則強調：“戰后的日本是在戰爭的廢墟上站起來的‘新生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質的差異，同以往的歷史沒有聯系。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們的生日是終戰日，我們的父母是戰后改革’。”由于“戰后改革說”代表了長期占據日本史學主流地位的“戰后史學”派的觀點，因此在日本最有影響。

但是，早在20世紀70年代，否定“戰后改革說”的動向在日本學術界已經出現。1977年，木神原英資、野口悠紀雄發表了《大藏省·日銀王朝的分析——總體戰經濟體制的終焉》一文；提出了強調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存在連續性的“假說”，認為“戰爭結束時，日本社會的形式和理念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另一方面，經濟體制，特別是作為實行金融統制之基礎的戰時經濟體制，卻基本上得以存續”，“支撐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體制，基本上是戰時總體戰體制的繼續”。1978年，中村隆英在《日本經濟——其成長和結構》一書中指出：“戰后和戰前，不是飛跨戰時聯結起來的。戰時形成、戰后繼續保持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技術、生活方式、習慣等，實在是出入意料之多。雖然這些東西在形成的時候，以后會變得怎樣沒人能夠預料，但它們卻構筑了戰后的企業形式、生產組織乃至生活方式。”1988年，山之內靖發表了題為《戰時動員體制的比較史考察——為了了解今日日本》的論文，認為日本為進行“總體戰”而進行的戰時動員，“形成了某種‘全體主義’。這種‘全體主義’，是形成戰后日本‘體制社會’的起點”。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日本面臨種種經濟難題為背景，諸多學者對戰后日本的經濟體制進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日本戰后經濟體制是戰時經濟體制而延續”的結論。1993年，岡崎哲二、奧野正寬編纂出版了由8位學者共同撰寫的《現代日本經濟體制的源流》。該論著撰寫者對日本金融體制、企業體制、勞資關系、業界團體、財稅政策、農業狀況等各經濟領域在戰時和戰后的變遷，進行了詳盡的歷史性考察和比較分析，指出日本至戰前30年代的企業統治，即由財閥家族確保股東的經濟體制，是盎格魯—薩克遜型的自由主義經濟體制。但是在戰爭時期，這一經濟體制轉變成了“日本型經濟體制”。正是這種轉型后的體制，構成了促使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制的原型。他們通過各項考察后最終得出結論：“構成現代日本經濟體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時期，為了對國家資源進行總動員而實施‘計劃經濟化’的戰時經濟的需要，以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而實施‘統制經濟’的需要而制定的。”1995年，山之內靖、J·維克特·考希曼(J.VictorKoschmann)、成田龍一主編了作為13位日美學者共同研究成果的論著《總體戰和現代化》。該論著同樣對構成戰后日本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幾個方面進行了頗為詳盡的考察，并最終得出結論：“戰后各項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戰時的各項改革是共通的，這些改革使戰前經濟體制的制度性基礎徹底解體……使戰后體制向戰前體制回歸的道路被封閉。日本的經濟雖然也算是市場經濟，但是其制度性基礎中，包含著在戰時計劃、統制經濟的基礎上導入的要素。可以說，日本的經濟體制是一種獨特的經濟體制。”問同一年，野口悠紀雄發表了《1940年體制一再見了，戰時經濟》(按：他所謂的1940年體制，即戰時體制)，考察了“1940年體制”即戰時體制的形成過程、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和“1940年體制”的關系、“1940年體制”的基本理念、日本經濟體制面向未來的選擇等幾個方面，明確指出了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的存續關系：“在戰前具有濃厚古典的自由主義經濟性格的日本企業和金融市場，在戰時經濟中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在的日本型企業、間接金融體制的原型，存在于戰時經濟之中。”

總之，20世紀90年代后，以日本經濟風光不再為背景，對日本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是否存在連續性的探討，構成了日本學術界一個持續的熱點，其影響波及日本現代史研究的各個領域。通過初步的歷史考察，筆者認為至少就日本經濟體制而言，戰時和戰后無疑存在連續性。

二、歷史考察：日本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是否連續?

按照《現代日本經濟體制源流論》中的論述，戰后日本經濟體制具有五項特征，即：(1)不是股東，而是經營者的“企業所有和經營的關系”；(2)以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企業內工會為代表的“企業內的雇傭關系”；(3)以下包制或系列企業為代表的“企業間交易關系”；(4)以銀行借貸為中心的“和金融市場的關系”；(5)以行政指導為中心的“企業和政府的關系”。如果我們認同該論著對戰后日本經濟體制之特征的概括并逐項進行歷史考察，那么當不難發現，這些特征都是在戰前呈現雛形、在施行戰時計劃和統制經濟時期最終形成、在戰后得以延續的。

就第一項特征而言，戰前的日本企業也曾經是股東。但是1937年的爆發，使前此日本“股東”的古典資本主義企業經營模式受到了極大沖擊，“使日本企業在大約30年的時間里，完成了從極端的股東，向極端的從業人員180度的轉變”。曾赴美就職、后任日本電源開發總裁的高琦達之助，在1954年曾對他1916年和1947年兩度回國時獲得的不同印象作了生動描述。對前一次印象，他這樣寫道：“我首先沒有料到的是，第一，在會社從業員不知情時，會社的股票已經從A大量流向B，而在股票流動時主要經營首腦已發生更換，經營方針很不穩定。第二，經營首腦主要不是著力鞏固會社的基礎，而是竭力博取股東的歡心和獲取高額紅利，以及竭力使股價上揚。”對第二次印象，他卻這樣寫道：“股東的權益完全被無視，事業的經營由從業員執其牛耳，恰好同我大正五年(1916年)第一次回到日本時截然相反。”

日本經濟體制的第二項特征同樣是戰時的產物。在戰前，日本的勞動力流動曾經相當普遍。在明治時代，熟練的機械工人在全國到處流動的狀況，至大正時代仍得以繼續。大正年間大阪市的《勞動調查報告》曾這樣寫道：“不管怎么說，我國勞動者的最大缺點，就是在同一個企業里工作的時間太短。這種狀況無疑使我國工業不斷蒙受極大損失。”沒有終身雇傭，也就沒有與之密切相關的年功序列。但是，同樣由于的爆發，為了擺脫通貨膨脹的困境，日本政府對經濟進行了戰時統制，并了一系列法令。其中對形成終身雇用和年功工資序列產生重要影響的法令，有1939年頒布的《從業者雇人制限令》、1940年頒布的《從業者移動防止令》和《工資統制令》。前兩項法令禁止隨意招募員工和隨意離退職，使職業流動現象幾近消失，后一項法令則不僅擴大了工資中的定額部分，而且使基本工資定期、自動提高作為一種慣例在全國迅速普及。1939年3月，作為施行上述法令的具體措施，日本政府又規定了“初任給”，即對剛參加工作的員工的工資數額，根據地域、年齡、性別進行統一規定。另外，自1939年9月開始，又施行“工資凍結”，即一律不準擅自加薪的工資統制。1942年，日本政府又頒布了《重要事業所勞務管理令》，規定在某種條件下，如果獲得厚生大臣的許可，企業可以不施行“工資凍結”。所謂的“某種條件”，就是制定加薪規則，事實上，日本政府“規定一年一次必須以所有從業人員為對象，按照最高、基本、最低基準額進行加薪””2)。如尾高煌之助和中村隆英所指出的：“正是因為經歷了這一過程，年功序列工資和根據工作年限升職制度，在全國得以普及。”構成“企業內的雇傭關系”另一個側面的企業內工會，也是在戰前工人運動的推動下呈現雛形，在戰時最終形成的。在這方面，為戰時經濟需要而組建的“產業報國會”，可以說是戰后企業內工會的母胎。按照中村隆英的觀點：“戰后按照占領軍的指令迅速組成的許多工會，均以該組織(產業報國會)作為母胎。”“按企業形成并存續至今的日本工會，事實上只不過是戰時產業報國會等組織變換了一下名稱。”

日本現代經濟體制的第三項特征(同時也是日本制造業的一大特征)也是在戰時形成的。在戰前，日本的大企業即使零部件一般也自己生產，并不采取下包的形式。但是，由于戰爭，很多企業的生產規模急劇擴大，作為一種緊急措施，不少企業采取了將部分產品，特別是零部件交中小企業生產的“下包”方式。由于這種緊急措施不僅強化了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關系，提高了中小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并且使中小企業因能夠比較穩定地獲得訂單而減少了破產和被大企業擠跨的風險。所以，下包制或系列企業在戰后作為一種理想的生產方式而得以保留。例如，根據美國學者約翰，多爾的研究，至20世紀60年代末，向豐田汽車公司供應零部件、作為其子公司的企業，40%以上都是在戰時通過下包制，和豐田公司構筑起這種關系的。”

作為日本經濟體制的第四項特征，即主要通過向銀行借貸，而不是發行股票或企業債券融資的“間接金融”體制，更是戰時的產物。在明治時代，日本企業基本上是依靠股份和企業內部資金儲備進行擴大再生產的，屬內部金融時代。在這廣時代，由于財閥占有礦山開采和對外貿易等高收益產業，擁有充足的資金儲備，因此一般均以企業內資金進行再投資，擴大再生產。不受財閥支配的一些產業，如棉紡織業和鐵道運輸業，則依存于以股東的股份擔保金額支撐的內部金融機構。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正式進入了重工業和化學工業的迅速發展期，以往通過內部金融機制籌措資金的做法逐漸捉襟見肘。于是，企業通過外部籌措資金的做法開始被普遍采用。日本金融體制開始呈現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二者并重的狀態。不過，當時主要仍以直接金融為主。1937年爆發后；隨著日本當局金融控制的全面強化，日本進入了“時局金融”時期，上述情況開始發生顯著變化。據統計，1936年，日本企業通過發行股票籌措的資金，占其資金總額的63.8%。但是戰爭爆發后，這一比率逐年下滑，再至1939年占33.6%，至1945年則僅占0.61%。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向銀行借貸作為取代股票發行籌措資金的方式的比重，則自1939年呈顯著上升趨勢：1936年為40.6%，1945年達到93.2%，即企業已幾乎完全以向銀行借貸作為基本融資方式。”不言而喻，間接金融體制是在戰爭時期形成的。

最后，以行政指導為中心的“企業和政府的關系”，不僅是戰后日本經濟體制的一項重要特征，也是“東亞模式”的兩大特征之一。但同樣必須指出的是，盡管在實現近代化的歷程中，日本政府在推進產業發展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在以前，日本政府事實上并不直接、全面地介入民間的經濟活動。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概覽當時一系列“統制立法”，我們便不難發現，日本政府在戰時經濟活動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仍是保護、扶持乃至救助民間企業。只是為了發動對華侵略，日本當局開始真正將國民經濟轉人“戰時經濟”，才通過各種方式和手段，廣泛介入民間經濟活動，密切企業和政府的關系。“正是在這一階段，戰后政府和業界團體雙向關系或者說行政指導體制的原型，開始出現”。

三、福兮禍兮：如何認識日本“戰時經濟體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一般認為，戰后日本經濟的發展，主要得益于因日本向和平國家轉型而擺脫了軍費負擔，以及農地改革、解散財閥、禁止壟斷、勞動立法等經濟民主化政策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但是，按照野口悠紀雄的觀點，日本經濟所以在戰后迅速恢復并馬上實現高速增長，主要歸因于在戰時形成的經濟體制。他這樣寫道：“‘日本型企業’的各種特征，對經濟高速增長的實現，起了發動機的作用。”“正是由于實行了金融統制，才可能對資本集約性戰略產業實行重點資源分配，才可能在作為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支柱產業的重工業和化學工業中，實現工業化。就這個意義而言，可以說在金融體制中維持‘戰時體制’，是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最大原因。”不過，野口悠紀雄對“戰時體制”的評價，絕不僅止于肯定它的積極作用，絕不意味著他稱頌乃至推崇這一體制。相反，他認為這一體制已經落后于時代要求，應該退出歷史舞臺。他明確指出：“迄今為止，雖然日本政府幾度試圖進行改革，但是這一體制依然沒有改變。在日本走向未來的今天，1940年體制已經成為一大桎梏。”

野口悠紀雄的觀點，有助于啟發我們對日本創造經濟“奇跡”的進一步思考。眾所周知，1968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了英國和德國，成為僅次于美國和蘇聯的世界第三經濟大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以此為背景，西方國家的政界和學術界開始探尋日本為何能創造“奇跡”，而上述現代日本經濟體制特征的核心內容，曾被視為日本創造“奇跡”的要因。

首先，將日本經濟“奇跡”的產生，主要歸因于日本特有的企業用工制度和機制的觀點，曾經倍受推崇并非常流行。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埃茲拉·沃格爾于1979年發表的《日本名列第一：對美國的教訓》，就是這方面的代表。沃格爾在該論著中通過對日本戰后的政治、經濟、科教和社會生活作了詳盡的考察后得出結論：日本所以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日本企業擁有一大批愿意為企業盡心盡力的職工；而日本企業所以能擁有這樣的職工，就是因為日本企業具有“對企業忠誠，對工作熱愛，以及為企業獻身”的激勵機制。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和外交家埃德溫·賴肖爾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馬里厄斯·詹森也認為：“終身雇用制度在日本發揮著良好作用。”“年功序列制度，也為經濟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日本的雇用制度和工資制度顯然對該國的工會發展產生影響。”

其次，就間接金融體制而言，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在日本戰后的經濟恢復和高速發展時期，銀行一直充當了資金的提供者和企業經營風險監督者的角色。所以，盡管戰后日本經濟發展速度驚人，企業規模急劇膨脹，但整體上金融秩序井然，沒有出現大的金融動蕩。之所以如此，戰時形成、戰后延續的金融體制具有穩定性，是一大要因。寺西重郎提供的一個數據為此提供了證明：在戰前，銀行破產是尋常的現象，1902年至1919年的18年間，經營出現破綻的銀行年均24.6家，1920年至1932年的13年間為43.5家，1933至1945年的13年間為7.8，但是在戰后，直至70年代，沒有一家銀行倒閉。

再次，認為日本經濟“奇跡”的產生，主要得益于政府和企業間的“密切協作”的觀點，也曾經盛極一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70年美國學者吉姆斯·阿布格倫在《探討日本式經營——株式會社日本》一書中提出的“日本株式會社論”。在該論著中，阿布格倫將日本比喻為一個綜合企業——日本株式會社，日本政府是“總公司”，各日本企業是分公司。雖然阿布格倫的原意，是諷刺日本依靠官民一體的體制追求經濟利潤，但是，這一比喻，又被視為官民密切協調發展經濟的范例，是“東亞模式”獲得成功的一條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