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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土地征收賠償標準范文第1篇

失地農民是我國快速城鎮化過程中的必然現象，據悉我國目前有近4000萬失地農民，隨著我國城鎮化的繼續推進，這一數字還會繼續增加。失地農民因為其特殊性已成為影響我國社會治安穩定的重要因素。不同于發達國家的失地農民和我國進城務工人員，我國失地農民具有兩個明顯特征：第一“務農無地、就業無崗、社保無份”的“三無性”，第二被迫性，不同于發達國家征用土地的市場化賠償標準、公開聽證和協商性，我國失地農民在征地與否、征地賠償標準上存在著屈服于政府發展規劃和賠償標準的“被迫性”。基于這兩點特征，合理的安置方式成為保障失地農民生存發展以及維護社會和諧的重要課題。

二、文獻綜述

在失地農民生活保障方面，許多學者認為實行最低生活保障、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一攬子”的保障體系并不符合我國大部分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水平，因此肖黎明（2012）提出非均衡的發展思路，即以最低生活在保障和養老保險為突破口，逐漸向生育保險、工傷保險等發展。在失地農民安置方式上，我國先后經歷了農業生產補償安置、招工安置、貨幣補償安置以及社會保障安置等多種方式。目前，大多數地方政府由于操作簡單、后續問題少等原因傾向于貨幣補償安置方式，但大多數學者認為社會保障安置是解決失地農民問題的最好辦法。紀曉嵐（2011）分析了社會保障安置的不同模式，例如北京城保模式、青島農保模式、上海鎮保模式以及重慶商保模式等。但社會保障安置也存在問題，林寶（2008）對土地換社保安置方式的合法性、公平性和持續性等提出質疑，潘付拿（2015）也認為土地換社保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問題，土地和社會保障不應當是并列選擇，社會保障應當基于農民的公民權利而非以土地作為交換。

基于保護失地農民利益這一出發點，多元化的失地農民安置方式成為新的探索領域。金晶（2010）根據江蘇省失地農民的調查顯示失地農民就一次性貨幣補償、養老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等不同安置方式存在不同意愿，提出應當建立以社會保障安置為主的多元化安置方式，羅湖平（2010）提出基于政府、開發商和農民三者博弈的“G+D+F”的復合安置方式，安置方式涉及住房安置、補償安置、社保安置、就業安置以及生產用地安置等多種方式。雖然學者們提出了多元化安置方式的解決思路，但是缺乏具有針對性的安置方式結合研究。本文試圖探索基于農民土地功能偏好差異，以社會保障安置為主以土地安置、就業安置、土地入股安置以及貨幣補償安置等為輔的多元化安置模式。

三、土地功能及目前安置方式的問題

（一）土地的功能分析

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威廉?配第稱土地為“財富之母”，對于農民而言，土地具有多重作用本文將土地對于失地農民的作用歸納為就業、養老、資本三種功能。

首先是就業功能，多數失地農民由于就業市場有限以及人力資本投入不足等原因，務農是他們的主要就業方式和收入來源，一旦土地被征用，這些農民將面臨著失業以及難以再就業的困境。其次是養老功能，我國長久以來農村地區以家庭養老為主，其實質就是土地養老。最后是資本功能，這一功能在土地流轉政策執行較好的地區尤為明顯，農民將土地使用權轉移給承包商，獲得收益。同時，部分農民進入城市務工，土地對他們而言成為閑置資產，被征收后主要表現為資本功能。

（二）目前安置方式存在的問題

整體上看，社會保障安置模式存在如下問題：

第一、社會保障安置資金存在來源單一、出資比例不合理問題。目前社會保障安置資金主要來源于農民的安置補償費用，政府土地出讓金凈收益、財政撥款、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收益、社會捐款、國有資產變現等渠道資金來源缺失，這直接導致社會保障安置資金短缺。其次是社會保障安置資金出資比例與土地征用利益分享比例嚴重失調，在土地征用收益分配中政府是主要的受益人，而農民的收益最少，賈生華（2002）對浙江紹興的調查中顯示征地收益中農戶的收益僅占到15.66%，而地方政府占到63.79%，中央政府占到20.56%，雖然這一數字隨著時間和城市的變化會有不同，但是它反映的收益分配問題是值得重視的，由于政府在土地收益中是主要的受益人，政府應當承擔社會保障資金的兜底責任。

第二、社會保障安置水平低，一方面是大多數社會保障安置僅限于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等尚未覆蓋，因此不能解決失地農民看病難、就業難等問題，另一方面是社會保障補償金少，以浙江紹興市為例，失地農民每月僅領取170元保障金，這相對于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無異于杯水車薪，這也使得許多失地農民生活上難以為繼，成為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

第三、一元性問題，這里的一元性是指采取社會保障安置的地方政府沒有配合其他安置方式，盡管浙江等地按照失地農民年齡層不同進行不同的社會保障安置，卻形成了老人享受較高的養老保險，勞動年齡層失地農民被迫自己負擔社會保障費用，有失公平性。因此，無論是單一的貨幣補償安置、留地安置還是單一的社會保障安置都不足以保障失地農民的利益，因此需要探索以社會保障安置為主的多元化安置模式。

四、“社會保障安置+”模式分析

失地農民由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就業能力、自我認知、家庭經濟情況等不同，對土地的功能的認知和偏好存在巨大差異，目前多數政府在失地農民安置中采取單一化安置，這樣“一刀切”的做法忽略了失地農民個體間的差異性，無法滿足失地農民的需求。下文就失地農民對于土地的就業功能、養老功能以及資本功能偏好不同進行以社會保障安置為主的“社會保障安置+”模式分析。

（一）基于就業功能的“社會保障安置+留地安置+就業安置”模式

對于偏好就業功能的失地農民，地方政府可以考慮以社會保障為主兼以留地安置和就業安置方式。在社會保障安置方面，可以參考城鎮居民中自由職業者的社會保障統籌層次和標準對失地農民按照實際年齡和就業年齡繳納城鎮居民保險，以逐步實現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其費用應當由政府、村集體組織以及農民共同承擔，其中政府部門和村集體應當承擔70%以上比例。在留地安置方面，地方政府應為村集體組織留出一定的集體用地，留置用地的使用可以參考日本和荷蘭的發展經驗，集中建設失地農民社區住房，并在住房周邊建設社區服務中心、商業中心以及發展精細化農業如鮮花、蔬菜種植等。在就業安置方面，地方政府應當為失地農民提供免費、常規的就業培訓，同時應當為失地農民提供創業咨詢服務、貸款政策以及稅收優惠等促進失地農民再就業。對于征地企業為勞動密集型、成熟技術型企業，政府應當與企業協商承擔部分培訓后符合企業要求的就業指標，并通過企業和政府雙方為失地農民提供持續在崗培訓，降低失地農民失業風險。

采取“社會保障安置+留地安置+就業安置”模式應當注意三個問題：首先，地方政府要對農村集體留存地進行長期規劃，避免出現反復征地以及留存地碎片化，出現“城中村”現象；其次，應嚴格管理和監督地方政府征地程序和土地用途，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GDP增長存在“金融征地”即通過征用土地使企業向銀行套現，對農村土地征而不用造成資源浪費；最后，增加社會保障安置覆蓋面，目前大部分地區的社會保障安置以養老保險為主，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以及失業保險覆蓋率極地，很多地方政府在實行社會保障安置過程中甚至僅包含養老保險，這會使得失地農民成為社會發展的安全隱患。

（二）基于養老功能的“社會保障安置+貨幣補償安置”模式

土地在廣大農村地區特別是經濟欠發達農村地區承擔著養老功能，特別是對于已經超出勞動年齡的失地農民，沒有土地這一最后保障，將會面臨嚴峻的生存困境。因此對于偏好養老功能的失地農民安置可以采取“社會保障安置+貨幣補償安置”模式。

在社會保障安置上，應以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為主，政府部門可以參考重慶社會保障安置的商業保險模式，養老保險方面失地農民向政府進行申請，政府將申請人應得到的補償安置費交給商業保險公司進行操作，申請人每月向商業保險公司領取養老費用，醫療保險則按照商業保險方式和標準由政府和農民共同繳納費用，失地農民根據商業醫療保險標準進行報銷和賠償。這樣政府可以利用商業保險公司的專業性對養老基金進行操作，實現盈利最大化和管理專業化，同時補充商業醫療保險解決失地農民看病難問題。

除養老和醫療的社會保障安置之外，失地農民還應獲得相應的青苗費、地上附著物以及征地使用費等費用，這些費用應采取貨幣補償方式。貨幣補償方式有兩種發放方式，一次性發放和分期發放，地方政府可以借鑒臺灣地區的分期發放方式，失地農民按照得到補償費用的數額獲得一定數量的貨幣券，然后定期到政府部門換取現金，這樣可以大大降低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同時避免失地農民非理性消費。

（三）基于資本功能的“社會保障安置+土地入股安置”模式

城鎮化進程中的土地征用大多數為城郊地區，這些地區由于與城市聯系更為緊密，許多勞動力進入臨近城市務工，土地對他們而言等同于閑置固定資產，一旦土地被征用，這些失地農民更偏好土地的資本功能，因此可以考慮“社會保障安置+土地入股安置”模式。

這里的社會保障安置與“社會保障安置+留地安置+就業安置”相同，應將失地農民納入城鎮居民保障體系當中，由政府、村集體組織和農民自己共同負擔社會保險相關費用。土地入股安置應當由政府部門、用地企業、村集體組織以及失地農民對于征用土地股份比例、利益分配標準等進行共同協商，并簽訂土地入股安置協議。土地入股安置可以為失地農民提供長期穩定的收益來源，并降低政府財政壓力。目前的留地安置中失地農民僅參與企業利潤分配，但并未參與企業管理，在今年后的實施中應當通過民主選舉方式選擇失地農民代表進入企業股東委員會，參與企業管理。

農村土地征收賠償標準范文第2篇

一、城鄉一體化現狀

1.城鄉居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改善。隨著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城鄉居民消費支出持續增長，消費水平顯著提高。2013年，全省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14162元，比2010年增加3478元，增長32.6%，扣除價格因素，增長29.3%，年均實際增長8.9%。農村居民人均全年生活費支出為6814元，比2010年增加2422元，增長55.2%，扣除價格因素影響，增長48.9%，年均實際增長14.2%，增長幅度高于城鎮。2013年，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之比為2.08：1，2010年該支出比為2.43:1，城鄉消費支出差距縮小。城鄉居民生活質量不斷提升。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由2000年的38.4%下降至2013年的35.8%，下降2.6個百分點；同期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由44.3%下降至35.2%，下降9.1個百分點。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差距由2000年的5.9個百分點縮小到0.6個百分點,表明城鄉居民生活已經達到相對富裕的階段。城鄉居住條件進一步改善。2013年，城鎮平均每人居住面積達到30.0平方米，比2000年增加5.7平方米；農村居民人均擁有住房面積23.7平方米，比2000年增加5.4平方米。

2.新農村建設邁出新步伐。一是基礎設施建設實現新跨越。2013年，全省農村公路里程為14.41萬公里，比2006年增加1.79萬公里,增長14.2%。全省所有鄉鎮均已通公路；全省通公路的建制村比重由2006年的68.7%提高到2013年的99.3%，提高30.6個百分點。二是農村社會事業實現新進步。目前，我省農村中小學全面消除了D級危房，啟動實施了義務教育學校標準化建設工程，中小學生全面享受“兩免一補”政策，促進了城鄉教育資源的均等化。加強了農村貧困人群的補助，農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數由2006年的73萬人增加到2012年的119.4萬人，增加46.4萬人，增長63.6%。三是建設標準提升。結合省情實際，我省創新思路，確定了“星級管理、先建后評、以獎、一年一批”的新農村建設推進思路。2013年，全省改造舊村216個，同比增長6%;建成五星級村45個，四星級村200個。四是居住條件實現新改善。2013年，改造農村泥草房22萬戶，綠化村屯2383個。

3.城鄉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2013年，省級財政用于民生支出455.2億元，占公共財政支出58%，比上年增加5.6個百分點。城鎮新增就業78.83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43％。城市低保標準每人每月由301元提高到376元，農村低保標準每人每年由1718元提高到2181元。對500個貧困村實施整村扶貧開發，受益人口12萬。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扎實推進。2013年，全省新農合參合率達到了99.5%,參合人數較上年增加了70多萬人，新農合年人均籌資標準由290元提高到340元，其中各級政府補助由240元增加到280元。2013年，全省為300個中心鄉鎮衛生院、83所市縣中醫院配備急救車輛。實現基本藥物制度鄉村全覆蓋。

二、城鄉一體化過程中的矛盾和問題

1.城鄉二元結構特征仍較明顯。根據西蒙.庫茲涅茨的研究，目前通常使用二元對比系數衡量二元經濟程度，即第一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與第二、三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比率。二元對比系數理論上處于0-1(小數)之間，當為0時，表明第一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為0，經濟二元性最顯著；而為1時，第一產業和第二、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相同，二元經濟完全轉變成了一元經濟，經濟的二元性消失。發展中國家的二元對比系數通常為0.31—0.45，發達國家一般為0.52—0.86。從下表可看出，我省的二元對比系數由1990年的0.44呈下降趨勢，到2000年達到最低為0.14，然后呈上升趨勢，到2010年為0.2，二元對比系數一直處于比較低的狀態，二元經濟結構還比較突出。

2.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層次較低。在義務教育方面，政府對小學投入上城市比農村多34.4%，對初中的投入上多38.4%，但實際投入要相差很多，尤其在師資力量、教學設備、校舍條件等方面還有很大差距。在公共衛生資源分配方面，80％的公共衛生資源集中在城市，城市衛生資源中的80％又集中在大醫院，而農村衛生服務和資源嚴重不足。2013年，全省共有鄉鎮衛生院996個，占全省衛生機構總數的10.4%，衛生人員數23203人，占9.3%。農村缺乏衛生技術人員，2013年，全省共有村衛生室11782個，執業（助理）醫師3593，平均每3.3個衛生室有一名執業（助理）醫師。在社會保障方面，農村仍未建立一套像城市那樣的社會保障體系，失業救濟制度仍限于城市居民，將農民排除在外。

3.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存在落差。一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規劃設計標準低。農村一些基礎設施的改造與建設，往往滿足于近期和短期的需要，缺乏長遠和前瞻性規劃設計，急功近利，帶來了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也給群眾的生產生活帶來影響；或者規劃設計不到位，不科學，影響產業發展，不能滿足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二是農村公用事業發展還不足。2012年，農村自來水普及為67.6%，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為70.7%；農村還有約50萬戶居民居住在泥草房中。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我省城市有62.8%居民家庭炊事燃料使用燃氣，而農村僅為2.5%。

4.財政及農村固定資產投資還不足。一是公共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偏小。2013年，全省各級公共財政總支出為3369.2億元，其中用于農林水事務的支出為461.1億元，占13.7%。二是農村固定資產投資額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偏低。2006-201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由2235.9億元增加到11453.1億元，增長了4.1倍，城鄉投資差額由1844.7億元擴大到9334.9億元，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由8.7%提高到9.2%，但比重仍比較低。5.縣域經濟總體實力還不強。從中郡縣域經濟研究所2013年的全國縣域經濟百強縣結果看，我省僅有肇東一個市進入全國百強，且列入推動類中，相當于第81位，而遼寧省有10個縣（市）、吉林有3個縣（市）進入全國百強。

三、影響城鄉一體化的主要因素

1.資源要素利益最大化導致流向不平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要素的有效流動和組合往往受經濟利益的支配?？陀^上，資源要素有向比較效益高的地區、產業和企業流動的傾向，以便爭取盡可能多的利益回報，這是市場經濟發展中一個基本的規律，具有客觀必然性。城鎮與農村相比，資源向城鎮工商業部門、企業集聚的經濟效益高于農村。盡管我省各級政府采取適當的制度安排、經濟政策以及行政手段對經濟要素加以引導和干預，但資源主體作為理性“經濟人”，其對資源要素流向地的選擇是十分明確的。資源向城鎮流動，向城鎮高效益的產業和企業流動是在所難免的。

2.戶籍管理體制壁壘導致城鄉差別待遇。一是社會保障制度雙軌制。我國在醫保方面存在新農合制度、城鎮居民醫保、職工醫保三種不同保障制度，存在不同類別人享有不同保障。在養老保障方面也存在新農保、城鎮居民社保、職工社保三種養老保障制度，而且職工養老保險又分為行政事業單位和企業單位兩種形式。二是城鄉居民“同命不同價”。我國法律中存在著所謂城鄉居民“同命不同價”的不平等規定，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農民的平等法律權益。比如在交通事故中，城鄉居民賠償標準是不一樣的。三是農村土地房屋產權的有限性。我國現行政策限制城市居民購買農民房產，農民不能用之抵押貸款。這種限制一方面限制城市居民的投資權，另一方面又使農民不能從房子交易中實現更大的利益，阻礙了農民的自由流動。

3.經濟社會政策與城鄉一體化發展存在偏差。一是醫療衛生服務差別大。三甲醫院在省市，二甲醫院都在市縣，一甲醫院在縣鄉，這個現實決定了城鄉居民看病方便程度不一樣。二是義務教育階段受教育權不同。我國實行是就近入學原則，但是每個學校硬件條件和教育質量是所有差異，特別是城鄉差距更明顯。三是交通運輸業待遇不同?，F在城市公交和農村短途客運是兩套系統，享受待遇完全不一樣。城市公交在政策上享有財政補貼，短途客運不享有；城市公交稅收享受優惠，短途客運不享有；在運營上，公交型車輛、停靠站點設置和超載似乎是城市公交的獨享的權利，短途客運則處處受到限制。

4.產業差異導致經濟發展差距。雖然農村經濟結構中有多種產業，但農業仍占主體地位。農業生產周期長，容易受自然條件影響，其弱質性決定與二、三產業比，增長速度低，產業擴張能力較弱。從宏觀和長遠看，農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降低是一個地區國民經濟發展到一個階段的必然結果。從需求看，農業增加值水平主要由居民消費水平，特別是由非農業居民消費水平決定，而不是由農業生產的供給能力決定。在現實需求水平不變的條件下，農產品總量增加，勢必造成供過于求，農產品價格下降時，食品類商品因需求彈性小，價格大幅度下降并不能引起銷售量的同比例增長，結果就形成了農作物增產農民卻無法增收的窘境。

5.法律法規不健全使城鄉一體化失去保障。資源要素配置中的問題與我國某些法律中存在的缺陷相關，如我國《憲法》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用”。但《土地管理法》未對“公共利益需要”作出明確的闡釋和界定，反而進一步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依法申請使用的國有土地包括國家所有的土地和國家征用的原屬于農民集體的土地”。也就是說，《土地管理法》的某些缺陷給城市擴張中多征濫占耕地、侵犯農民權益提供了方便。在征地范圍上，《土地管理法》將《憲法》規定的征地范圍從公共利益的需要擴大到包括非公共利益需要的一切用地項目。在征地程序上，農民完全處于被動和不平等地位，從土地征用的認定到補償費的確定和勞動力的安置，一切都由政府和用地單位說了算。這些勢必造成資源配置不當。

6.政府職能缺位和錯位放大市場機制的影響。市場機制不能解決所有的資源配置問題，存在市場失靈的區域，如提供公共物品，消除分配不公平，市場在這些領域的調節作用是失靈的，這就需要政府發揮宏觀調控職能。政府如果作為不當，不但不能有效矯正市場失靈造成的偏差，甚至放大市場機制的影響。一些政府部門，熱衷于招商引資，農業基礎設施、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和能讓農民受益的公共服務建設發展緩慢，不能有效進行符合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治理和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保護。政府職能的缺位、錯位，無形中制約了農村和農業的發展，加劇了城鄉發展的不平衡。

四、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路徑探索

1.清除與戶籍相關制度政策障礙。一是逐步取消現行以農業和非農業劃分的戶籍管理制度，實行以實際居住地登記為“居民戶口”的戶口遷移政策，建立城鄉一元化戶籍管理制度，放寬進入城鎮落戶的準入條件。逐步消除戶籍制度上附著的有關就業、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政策限制。二是加快農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制定和完善有利于統籌城鄉發展的土地政策。加大土地整治力度，把土地整治與城鄉發展一體化和新農村建設有機結合起來，與村莊規劃結合起來。

2.清理與居住地相關制度政策障礙。一是實施義務教育學校標準化建設工程，促進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大力改善農村辦學條件，整合農村教育資源，整體提升中小學教育質量和辦學水平。二是深化城鄉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建立城鄉醫療機構對口支援的長效機制，建立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保障機制，消除城鄉居民在享受醫療服務時報銷比例的差異。三是實行農村短途客運和城市公交同等待遇政策。農村短途客運在政策上享有財政補貼、城市公交稅收、可以適度超載等城市公交所有權利。

3.加快推進城鎮化，提高以城帶鄉水平。一是推進統籌城鄉規劃工作，提高規劃管理水平。做好經濟發展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城鎮體系規劃和村鎮體系規劃，積極推進城鄉規劃一體化。二是推進大中小城市帶動工作，提高以城帶鄉水平。三是推進村鎮水、路、電、氣、房等建設，提高新農村建設整體水平。加強農村道路村村通工程建設、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建設，加快農村新型能源建設，在大型沼氣、秸稈固體成型燃料集中供氣、淺層地源熱泵供熱、太陽能利用、節能住宅和節能爐炕灶等項目上實施規模推進。

4.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一是政府要做好該做事情。共贏經濟學理論強調了政府該做的四件事情。①通過征收資源稅的辦法保證任何自然資源都處于充足供應的狀態，并用資源稅建立人人平等享受普惠制的社會保障體系。②反壟斷。③管制負外部性。④控制公眾企業的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信息不對稱。政府要成為公平正義的經濟政策制度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具體的說就是城鄉規劃、環境保護、安全生產、產品質量、反壟斷、管制公眾企業信息不對稱、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保障社會安全、維護社會秩序等。二是遵循市場規律引導企業。要注意遵循經濟規律，尊重企業市場經營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