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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養老的概念范文第1篇

【關鍵詞】 社區社區養老老齡化養老保障

在過去的30多年里，隨著生育水平的急速下降和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達到13.26%，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提高了近3個百分點。十年來我國總人口增長不到6%，但老年人口增加了44%，老年人口增長速度遠遠高于總人口增長速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1）。

與人口快速老齡化相伴隨的，我國城鄉養老問題日益突出，如何解決老有所養問題、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成為理論工作者和相關社會管理部門面對的重要課題，作為養老支持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社區養老”自然成為學者關注的重點之一，且相關研究成果數量眾多。根據從中國期刊網最新的檢索情況看，在1990―2010年的20年時間里，題目中含有“社區養老”的研究文章共有230篇之多。從的時間看，相關研究成果有迅速增加的趨勢：在2006―2010年期間發表的題名含有“社區養老”的文章共183篇，占過去20年相關成果總數的79.57%（見表1）。進一步對所檢索的文獻分析，我們發現，已有關于社區養老的研究存在“七多七少”的問題。

一、經驗研究多，理論探討少

從檢索的論文看，很多文章只是根據經驗材料，就一個或少數幾個社區養老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進行簡單分析，不少的分析文章大同小異，少有對經驗材料進行理論提升，甚至對什么是“社區養老”仍含混不清（李學斌，2008），大多數的研究可以說還處于初級階段。特別是對社區養老概念界定不清，對社會養老、家庭養老、社區養老、居家養老、機構養老等概念之間的關系與區別缺乏把握，嚴重阻礙了對社區養老研究的深化。經驗研究固然重要，但如果沒有理論的探討和提升，則會導致我們對問題的認識只會僅僅停留在表層，甚至可能影響我們對社區養老認識的正確性。僅以“社區養老”的概念界定為例，有人將社區養老定義為老年人在自己熟悉的社區安度晚年，還有人則將其定義為由社區提供養老支持，更多的研究則對社區養老的概念避而不談。由此可見，如果沒有對“社區養老”內涵和外延的明確界定，相關研究的對象和研究的邊界就不明確，得出的結論就可能似是而非。

二、定性描述多，定量分析少

在已有的研究中，絕大多數只是對調查材料進行一般性的定性描述，定量研究的數量很少，而且不規范。我們知道，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各有優缺點，即定量研究的不足制約我們對相關問題準確深入的認識。

在已有的相關研究中，不少研究極具“相似性”。有些關于社區養老存在的問題的研究，所用語言都是結論性的話語，但全文看不到直接的“論據”或間接的“論據”，缺乏可信度和說服力。

事實上，如果我們能在大量調查的基礎上，或借用已有的統計數據，對社區養老的地區差異和城鄉差異、對影響社區養老發展水平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因素進行定量分析，以及量化對比社區養老和其他養老方式下老年人的生活滿意度差異、代際關系差異等，對于深化社區養老的認識、促進社區養老的發展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三、城鎮社區的研究多，農村社區的研究少

從我們檢索到的有關社區養老的研究文章中，針對城鎮社區的研究占61.30%，而針對農村社區的研究只有9.57%，其余則是不分城鄉的一般性研究、或介紹國外社區養老情況等（見表1）。即使在那些“不分城鄉”研究的文章中，很多在字里行間仍透露著城市的氣息，本質上就是針對城市社區研究的。而另一些研究根本就將“社區”等同于“城市社區”，將“社區養老”等同于“城市社區養老”。這種研究內容的區域特點與我國人口城鄉構成特點不相符合。我們知道，我國農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大多數，而且，隨著農村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和發展，以及農村青壯年人口的大量外流，加上我國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不完善甚至缺乏，農村養老問題相對于城市社區更加突出，農村養老問題更應該受到學者的關注。

之所以出現社區養老研究重城鎮輕農村的現象，筆者認為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一是國內社會學對社區的研究本身就存在重城鎮輕農村的現象；二是與我國養老實踐傾向城市有關，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和其他涉老服務實踐在城鎮的發展明顯好于農村，在農村，家庭養老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雖然近幾年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迅速發展，但保障層次很低，覆蓋面也有待提高；三是可能許多研究者居住在城市，對城市社區的情況更為熟悉，或更便于調查研究。但是，所有這些不能成為我們的相關研究“輕農村”的理由，只能說明我們的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

四、福利傳遞的研究多，市場化和準市場化服務傳遞的研究少

在關于社區養老的很多研究中，研究者將社區養老等同于社區服務，而社區服務又等同于社區福利。事實上，服務可以是福利性的，也可以是市場化的或準市場化的，不同類型的服務各有優缺點，具有優勢互補性（關信平，2004）。在以往的社區養老實踐中，我國確實存在忽視市場化特別是準市場化服務的情況，這可能與計劃經濟的思維定勢和制度依賴不無關系。從西方福利國家的實踐看，自上個世紀后期以來，“商品化”成為許多國家福利改革的一個特點或趨勢。我國的福利發展水平遠落后于西方福利國家，但至少我們可以多研究西方國家福利發展的經驗與教訓，適度超前的、多角度的研究可以指導我們的社會實踐。關于社區服務傳遞方式的研究的單一性無疑會制約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

五、政府主導的研究多，居民參與的研究少

重政府主導，輕居民參與，這既是當前我國社區養老實踐的問題，也是相關研究的不足。事實上，社區居民參與對于社區養老而言具有重要意義：其一體現的是公民權利。公民，是社區的主人翁，凡涉及每個公民利益的公共事務或公益事業，公民都有權參與。其二體現的是一份責任。社區是全體社區成員的社區，建設社區是每個社區成員責無旁貸的義務。其三體現的是一份力量。將所有社區居民的力量集聚起來，人多力量大。其四體現的是智慧。人多智廣，人多主意多（資芯，2010）。固然，在社區養老方面，政府的主導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沒有社區居民的充分調動和參與的社區養老決不是真正意義的社區養老。

除了政府主導和居民參與之外，社區養老的研究還應該更多地關注社會力量的介入，包括一些盈利或非盈利組織、自愿組織等在社區養老中的作用。社會組織是社區養老的重要力量，他們進入到研究者的視野也是理所當然。

六、供給導向的研究多，需求導向的研究少

與政府主導相對應，我國社區養老服務更多的是供給導向型，需求導向明顯不足。這種現象一定程度上與社區養老需求狀況以及對需求導向型服務的重要意義的研究不足有關。加強社區養老需求導向型服務的研究，可以指導社區養老服務形式、服務內容的實踐更具有針對性和有效性，避免資源的浪費，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

七、重復性研究多，創新性研究少

嚴格地說，既然是研究，就應該是具有創新性的。但如前文所述，縱觀國內有關社區養老的研究，重復性的研究、“相似性”的研究很多，不少“研究”大同小異，有的甚至是人云亦云。一些文章讓人懷疑作者僅僅是為“發表”而寫作，缺乏學術追求和社會責任。如果這種現象不能得到改變，即使我們“研究”的數量上去了，但研究的質量并沒有提高，研究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會大打折扣。

值得說明的是，“多”和“少”是相對而言的。上述分析中，對于前六個方面的“多”和“少”，我們所說的“多”的方面，也并不是說我國的研究在這些方面已經足夠和完善，更不是說我們的相關研究“過頭了”，而是為了更加突出六個“少”的方面的研究太過不足。今后關于社區養老的研究，既要深化對六個“多”的方面的內容的研究，更要加強對六個“少”的方面的領域的探討。

至于最后一個方面的“多”和“少”，則是與學術風氣、學術道德等聯系在一起，更是值得學術界乃至整個社會關注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1號）[EB/OL].人民網，2011-04-28．

[2] 資芯：淺析城市社區建設中的居民參與現狀[J]．經濟研究導刊，2010（12）．

農村養老的概念范文第2篇

【關鍵詞】農村養老；互助養老模式

中圖分類號：C9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5）09-021-01

近年來，黨和政府對養老問題高度重視，養老模式已初步建立了模式框架。但已有的解決問題方案忽視了對農村自身資源的有效開發利用，特別是老年人群體智力體力資源、人情資源以及社會資源。如若這些資源能被有效開發，將有助于更好地解決我國的養老問題。

一、農村互助養老模式概述

互助養老是通過老年人鄰里互助、親友互助等靈活多樣的形式，在互助過程中實現精神和生活照料方面需求的滿足。我們可把農村互助養老理解為：以村莊為單位，將該區內的老年人以及無工作人口進行吸收登記，通過年輕的照顧年老的、健康的照顧有困難的方式實現老年人群體間相互照顧和慰藉，從而低成本、高效率地解決農村養老問題。

農村互助養老依照養老居住方式可以分為：1.集體養老院養老，政府出資在農村集體建造社區養老院，服務人員統一到養老院服務；2.居家養老，老年人依舊住在自己家中，服務人員上門服務。

在服務人員的設定上，可根據老年人年齡大小分為：第一層為年齡最長者以及生活不能自理者，他們可優先享受養老資源；第二層為年齡稍長但生活能自理的老人；第三層為年紀較輕有閑暇時間的人。其中第二層次人群可視自身情況有選擇地為第一層人群提供日常生活上的照料；也可發揮年齡層較接近的優勢經常看望第一層人群，豐富他們的精神生活。同時第二層人群也享有養老資源。第三層人群基本同第二層人群相似，但他們可幫助一、二層人群完成較重的體力活，由于他們暫時不需享受養老資源，因此他們可將所做的服務按比例換算成物質補償。

綜上可以看出，互助養老模式不僅能基本滿足老年人生活照料和精神生活的需求，減輕我國養老壓力，還能實現傳統孝道復興，在村落和社區里形成尊老愛老的風尚。

二、農村互助養老的可行性分析

（一）外部扶持優勢

在老齡化社會加劇的今天，國家號召社會各界共同承擔起這項重擔。互助養老模式的外部優勢在于：政府支持，和社會各界給予的支持。

1.“新型農村養老社會保險”的貫徹與落實。雖然目前“新農保”在具體執行和運作以及養老金支付壓力方面存在很多問題，但“新農保”的開展和全覆蓋為中國廣大農村人口尤其是老齡人口的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

2.子女支持是重要支持之一。這類支持中主要包括資金支持，如寄發生活費，給老年人購買所需物品，老年人生病時需醫療保險支持時給予國家不能給予完全支持時則需要子女的支持等。

3.在醫療保險費用方面獲得的支持。在參加醫療保險期間如果老年人生病并且產生了巨額的醫療費用時可以為老年人提供補償醫療產生的費用的保險。農村老年人參與的保險一般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農村合作醫療保險。

（二）內部自身優勢和可行性

1.“孝”文化在農村養老文化中依然占核心地位

目前，在我國大多農村還是血緣和地緣相結合的狀態，傳統孝道在農村思想和文化中依然占據主導地位。同時，多數村落中村民都有或親近或疏遠的親屬關系，這就更進一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從而很容易將村民帶入到互助養老即將要扮演的角色中。另外，農村老人健康化。農活是每個農村人必不可少的一項工作，經常勞作使得農村同齡老年人比城市同齡老年人更加健康。

2.傳統契約精神在農村互助養老的作用

“契約”意為同意交換或同意約束。認為，契約的完成是權利和義務的清算。隨著契約精神在中國農村的廣泛化，將契約精神運用于農村養老互助模式中去的極大契合與優勢。農村是一個地緣和血緣相結合的傳統社區，在這里人情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人情背后也就是契約精神的體現。對于農村養老模式，我們同樣可以采取相似的方式，將契約精神植入互助養老模式中，利用其本身優點有效地約束參與互助養老人群的行為，增加心理信任感，從而提高互助養老模式的穩定性。

3.農村剩余有效勞動力得到再次利用

隨著城市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和社會流動的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轉移到城市。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輸出多為城市中重體力工作，年齡稍長者便不能勝任。這些中老年剩余勞動力，不能承受城市重體力工作，但除了生活能夠自理以外又具有多余精力照顧他人。此類勞動力便是互助養老模式構建過程中最為重要的人群。他們能夠通過這個模式建立實現自己的個人價值，在互助中實現自助。

參考文獻：

[1]朱傳一.開拓互助組合養老的新模式[J].中國社會工作，1997（1）.

[2]白峰.“互助養老”演繹養老新概念[J].社區，2011，15（11）.

[3]，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4]陳競.日本公共性社區互助網絡的解析[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 2007（1）.

農村養老的概念范文第3篇

【摘要】農村老人特別是空巢老人的增多使社會面臨著極大的養老壓力。農村空心化導致農村空巢老人社會資本的雙重缺失。農村互助養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農村養老的社會資本，但社會資本的負效應阻礙了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的健康發展。因此，要通過不斷努力，優化和培育老人的個體社會資本，加強培育農村社區社會資本，推動農村互助養老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 社會資本； 雙重缺失；農村；互助養老； 培育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3 年度河北省科學技術研究與發展計劃項目（編號134576293）、石家莊市科學技術研究與發展指導計劃課題(編號135790395)的階段成果。

【作者簡介】趙志強，石家莊學院馬列教學部，博士，研究方向：農村養老保障、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

一、引言

如何解決農村老人，特別是空巢老人①的養老問題，一直是社會各方面的頭疼問題。目前，河北省率先探索出了農村互助養老模式，在農村社區建設“互助幸福院”，部分緩解了農村空巢老人的養老問題。這種模式是以“集體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務”為特征，可以做到“村集體辦得起，老人住得起，政府支持得起”，讓農村老人實現了家門口養老。這種模式剛剛開始推行，還在發展中。如何深化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的發展，使其能夠有效地發揮作用，是一項亟待研究的問題。本文運用社會資本理論，通過對河北省的實證研究，對農村互助養老模式進行深層次的探討，以期推進農村互助養老的良性發展。

二、文獻回顧

首先提出社會資本概念的是已故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關于社會資本的概念、分類、構成及度量，前人已做過大量的研究和探討，在此不再贅述。不同的研究者從各自的學術追求與研究范式出發，對社會資本概念做出了不同的界定。筆者綜合了各學者對社會資本的界定，認為社會資本是指存在于特定共同體之中的個體或團體之間的聯系，以信任、互惠、規范和合作為基本特征，個體或團體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和其關系網絡可以給他們帶來的影響。

在關于社會資本的研究中, 多數研究者有意無意地斷言社會資本對個體行動或集體行動具有正面影響，對社會資本發揮作用的條件及其負面影響卻往往忽略不計。

現有文獻關于社會資本與互助養老的研究并不多見。袁同成研究了我國古代以義莊為載體的農村家族鄰里養老模式，提出當前農村可以用NGO（非政府組織） 的形式來代替義莊，發展現代新型的家族鄰里互助養老，以充分培育和激活鄉土社會中的社會資本。趙淑蘭研究了中西部空心村的養老狀況，認為農村空心化密切了老人之間的聯系，提高了社會資本存量，但這是一種無奈的現實選擇。王璐以陜西省榆林市清澗縣為例，對農村“鄰里互助”養老模式的建立和開展進行了初步研究，認為互助養老在讓老人們實現養老的同時，重新建構了村民之間更為親密的人際關系。梁鴻認為農村社區本身具有一定的互助傳統，并沒有因經濟社會發生較大變化而削弱，因此在農村推行互助養老模式具備一定的社會基礎。在農村互助養老的具體操作創新方面，盧海元提出“實物換保障”的構想，用特定方式將農民所擁有的農產品、土地等實物轉換為股權、保險金、養老金等具體物質保障。謝敏提出要建立農村留守老人社會互助保障機制。漆彥忠提出在60歲及以上空巢老人中按照實際身體狀況和個人意愿，安排老人進行一對一互幫互助的養老模式。以上研究對社會資本與農村互助養老的關系進行了初步探索，但都是處于理論和模式構想階段，對于農村社會資本如何影響農村互助養老模式還沒有深入研究。本文通過對河北省正在推廣的互助養老模式進行實證研究，探討農村老人社會資本的構成與動態存量的增減、農村互助養老與農村空巢老人社會資本的關系、社會資本對農村互助養老的正面影響與負面效應等，并提出進一步積聚社會資本，推動農村互助養老健康發展的對策。

三、農村空巢老人社會資本的雙重缺失

隨著農村中青年人口大量流向城市，農村呈現出空心化的形態。農村空心化不僅表示農村社區生存空間的空洞化，更重要在于農村人力資源和社會資本的流失，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農村衰敗。農村空心化導致農村空巢老人社會資本的雙重缺失：一是個體層面社會資本的缺失，二是團體層面社會資本的缺失。

亞歷山德羅·波茨認為必須搞清三個問題: 一是社會資本的擁有者；二是社會資本的來源；三是資源本身。從主體上來看，農村空巢老人社會資本可以劃分為個體社會資本、家庭社會資本、農村組織社會資本、農村社區社會資本。②本文將個體社會資本和家庭社會資本構成為個體層面社會資本，農村組織社會資本、農村社區社會資本構成為團體層面社會資本。

1.農村空巢老人個體層面社會資本的缺失。農村空巢老人個體層面社會資本的缺失包括個體社會資本和家庭社會資本。農村空巢老人個體社會資本的缺失主要表現為：一是農村空巢老人文化水平普遍較低，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行動能力下降，本來不多的外部異質性資源隨著交往網絡的疏化也逐漸淡漠；二是隨著年齡的增加，農村空巢老人與農村社區其他個體的聯系越來越少，關系強度逐漸降低，社區與空巢老人的關系呈現出相互脫離的表征；三是農村社區人際交往的功利化大大減少了空巢老人的個體社會資本存量。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意識已經嚴重地侵蝕了農村日常人際交往，人情交往日益功利化，村民之間的互助關系更多的是市場經濟互惠互利原則的體現。空巢老人由于勞動和交往能力下降，自身資源缺乏，沒有償還的能力，難以獲得其他人信任，較少或無法獲得家庭之外的社會資本。

農村空巢老人家庭社會資本的缺失主要表現為：一是兒女遠離老人，即使兒女孝順，空間距離也使這種代際支持可望不可即；二是家庭成員之間的合作逐漸弱化，出于利益考量，兄弟姐妹對贍養責任相互推諉，為贍養費用的多寡爭論不休，對照料父母的義務互相推脫，空巢老人無法獲得穩定的生活環境，家庭社會資本逐漸分散；三是現代農村家庭代際關系表現出明顯的重幼輕老的癥狀，青年一代會選擇把家庭資本更多地投向后代的撫育，而對老人只能滿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忽視其生活質量需求和精神關心，更有甚者連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也不能滿足。

2.農村空巢老人團體層面社會資本的缺失。農村空巢老人除了依賴家庭和自己養老外，更需要團體層面的社會資本以維持養老需求。團體層面社會資本包括農村組織社會資本和農村社區社會資本。農村空巢老人的團體層面社會資本與個體層面社會資本相比較缺失問題更加突出。

首先，農村組織社會資本稀少。農村組織社會資本是農村社會組織可以獲得的、有助于組織獲取各種稀缺資源的人際關系網絡。目前這類農村社會組織數量有限，社會網絡支持少，社會資本存量低。

其次，農村社區社會資本存量短缺。農村空巢老人養老所需的社區社會資本主要來源于農村社區與外界的各種聯系。從當前的情況來看，農村社區在這方面的社會資本相當短缺，不少農村社區自身經濟能力較弱，難以獲得上級或外界組織的支持，嚴重制約了農村空巢老人的養老保障。

農村空巢老人在個體層面社會資本和團體層面社會資本的雙重缺失對其養老保障具有嚴重的負面影響。首先，個體和家庭社會資本的缺失導致農村空巢老人養老基本物質保障嚴重匱乏，家庭成員代際之間的心理和精神慰藉喪失殆盡；其次，農村空巢老人難以獲得農村組織和社區的養老支持和精神關心。

四、互助養老模式增加農村空巢老人社會資本存量

“舊的社會資本將隨之消失。為了使一種新制度得以出現, 必須重建新的社會資本。”新的社會資本需要新的載體以構建新的社會網絡。河北肥鄉縣率先嘗試推行了農村互助養老模式，這種養老模式以“村級主辦、互助服務、群眾參與、政府支持”為原則，以“集體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務”為形式，由農村社區集體出資或利用集體閑置房屋建設“互助幸福院”，并由社區承擔水、電、暖等日常開支，縣財政對幸福院的基本設施及日常運營費用按照相關標準給予補貼。年滿60周歲、生活能夠自理的老人可自愿申請入住，低齡老人照顧高齡老人、共同生活，由子女承擔衣、食和醫療等費用。農村互助養老模式可以做到“村集體建得起，老人住得起，政府支持得起”，符合農村實際，增加農村空巢老人的社會資本存量，可以解決部分農村空巢老人的養老之需。

1.互助養老模式增加農村空巢老人的個體社會資本。林南指出社會資本取決于社會網絡，社會資本植根于社會網絡或社會關系之中，社會網絡為接近和使用嵌入性資源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個體社會資本主要體現為鄰里關系、家庭關系、朋友關系以及社區居民之間、居民與社區組織之間以及社區外其他組織和個人之間的信任程度和獲得資源的可能性。農村空巢老人的個人支持網絡幾近癱瘓，難以獲得新的社會資本。農村互助養老模式構建了新的個體社會支持網絡，拓展了空巢老人的活動范圍，擴大了空巢老人的交際圈，增強了幸福感和安全感。在互助幸福院里，老人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相互信任的，可以自由交流，有心事也可以找人傾訴。農村互助養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農村空巢老人的個體社會資本。這些個體社會資本的存量可能并不是很大，但由于空巢期的反哺功能不斷被壓縮和延遲，對于已經進入生命衰老期的農村老人來說是很容易滿足的，互助養老會給他們帶來幸福感，提高老年生活質量。

2.增加組織社會資本。組織社會資本是組織通過社會網絡聯系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具體地說就是表現為處于組織內的個人、組織通過與內部、外部的對象長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認同關系以及在這些關系背后沉淀下來的歷史傳統、行為理念、相互信任、共享規范和規則體系。農村互助養老模式構建了空巢老人養老生活的新場域，將具有相同背景、共同問題和興趣的老人聚集一起組建互助團體，加強了同伴支持系統和經驗交流。“團體成員的身份帶來的收益是團結的基礎，而團結又使收益成為可能”，老人之間的互助服務促使老人自我行動意識回歸，使其體驗到自我價值的存在和自我存在的必要性。通過權能激發重建自我信念，鼓勵他們重新進行自我評估，老人提升了自我認可度和自信心，不再把自己視為無用之人，增強了自我認同感。

農村互助養老組織既是社會行動中的獨立主體，同時又是在與外界各種聯系中運行的，它是與各方面發生聯系的社會網絡節點，可以增強同外界組織和個人的聯系，反映其需求，有助于其獲取各種稀缺資源，幫助農村空巢老人更好地安度晚年，幸福地走完人生的最后階段。

3.增加社區社會資本。農村空巢老人常年生活在農村社區中，習慣了這一生活場域，很難離開熟悉的社區環境，再適應新的環境，依靠社區實現養老保障是最低成本的選擇。社區社會資本主要體現為鄰里關系、家庭關系、朋友關系以及社區成員之間、成員與社區之間、社區與社區外其他組織和個人之間的信任程度，主要包括社區內社會資本和社區外社會資本。社區社會資本通過對本社區資源的整合和對他社區資源的聯合，使社區獲得各種資源，為本社區成員提供多樣化的社會支持。

農村互助養老模式能夠促進社區成員、社區組織之間、民間與政府間的多方合作的形成，有利于推動農村養老事業的快速發展。農村互助養老模式可以推動社區社會資本的良性運作，能夠提升社會成員的尊老、敬老水平，進而改變社區成員的冷漠性、功利性的社會行為，可以促進水平的參與網絡的形成，促進社區成員之間、社區組織之間在互動中形成農村轉型期新的互惠規范，增加社區內社會資本。

五、社會資本對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發展的負效應

大部分研究者都強調社會資本的積極后果，認為社會資本也像其他資本一樣會帶來增值效應。一些研究者對此提出了批評。波茨論證了社會資本并不像帕特南所說有那么積極的效果，提出了消極社會資本的概念，指出社會資本至少有四個消極后果：排斥圈外人、對團體成員要求過多、限制個人自由以及用規范消除差異。國內學者周建國認為社會資本的效應有正負兩個方面, 認識問題時必須兼顧其正負功能。卜長莉認為社會資本同時也可能帶來的消極后果，指出社會資本的存量不足或結構不平衡、傳統社會資本和現代社會資本脫節會影響個人和社會的發展。在農村互助養老模式推廣的過程中社會資本也表現出制約負效應，不利于這一剛剛誕生的養老創新模式的良性發展。

首先，社會資本存量不足造成部分農村互助幸福院建設的敷衍化和簡陋化。根據筆者在河北省6個縣的調查，在省政府推行農村互助幸福院建設的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和農村基層組織不愿意花費精力和財力去認真執行，總是想通過一些面子工程或者虛假材料應付檢查，造成農村互助養老發展在地方政府層面社會資本存量不足；部分農村社區組織也不愿意承擔任務，由于宣傳不夠和互助養老發展滯后，許多村民不了解這一養老模式，也就導致社區社會資本存量不足。社會資本存量不足致使不少鄉村根本就沒有推行農村互助養老模式，已經建成的也有不少設施極其簡陋，幾乎不能滿足入住的基本要求。

其次，社會資本分布不均衡導致農村互助養老發展的非均衡化。周建國認為，在現實社會中社會資本以一種動態的、復雜的形式存在于人的行動或社會結構之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社會資本分布的非均衡性。由于不同的鄉村社區先天稟賦不同，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存量各異，在空間和時間分布上表現出強烈的非均衡性，有的鄉村社區可以很容易地獲得來自上級政府或外界社會組織的支持，有的鄉村社區可能很少獲得外來扶助，某種程度上社會資本動態發展上出現馬太效應。在農村互助養老幸福院發展上，一些農村社區獲得了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元的扶持資金，大部分農村很少甚至無法獲得外來支持。農村互助養老發展呈現出非均衡化的特征。

再次，社會資本積累的狹隘性阻礙了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的發展。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的發展面臨的社會資本障礙不僅在于來源于農村社會資本的總量不足和社會資本分布的不均衡，還受制于社會資本積累的狹隘性。農村社會資本積累的路徑主要包括社區與外界交往和社區內部的信任培育。

“社會資本需要正式的國家制度去培養和保護。”互助養老模式的運作很大程度上還得依靠政府的支持，包括村集體為“互助幸福院”所提供的場所、修繕設施、配備人員等運行成本的支付，很大一部分依賴于政府的投入。要獲得這些政府支持，作為“互助幸福院”首先要先期投入，否則無法獲得政府支持。一些貧困的鄉村社區在積累跨越型社會資本和垂直型社會資本的過程中面臨困難，在“互助幸福院”建設中存在偷懶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六、集聚社會資本，發展農村互助養老

從社會資本的理論視角來看，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發展一方面面臨著社會資本存量不足的制約，另一方面也受制于社會資本可能產生的負效應，要努力克服社會資本負效應，集聚社會資本，使剛剛萌芽的農村互助養老模式能夠健康良性發展。

1.優化和培育老人的個體社會資本，推動農村互助養老的可持續發展。個人所擁有的社會資本越豐富，其所能動用的養老資源也越多。一是要增加家庭社會資本存量。農村互助養老模式中老人的衣食醫療還要依靠家庭，強化以血緣或地緣為聯系紐帶的先賦性人際關系，構建養老社會支持網絡。強化先賦性人際關系要重視傳統文化的價值，鼓勵在外務工的子女加強與老人的聯系和生活供養。同時在農村社區強化以孝為榮的非制度規范的規制力量，增加家庭社會資本存量。二是通過互助幸福院模式，投資和建構個人自致性社會關系網絡。社會資本的積累會產生“滾雪球”效應，利用越多，價值越大。鼓勵社區老人走出狹隘的交往圈，根據自己的需求、性格、愛好、價值取向等個人意愿，發展與他人的關系。鼓勵老人發揮自身的能力和優勢，為他人提供服務，這是積累個人社會資本的重要途徑。布迪厄認為社會資本是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成員資格以及社會網絡聯系。林南指出，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社會資本，可以很好地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并為自我在其社會圈子中提供了很好的社會認可。因此，老人要積極參與正式或非正式的社會組織活動，使自己擁有更多的組織成員資格和身份，建立更多的組織網絡聯系，這是增加個體社會資本的有效方式。

2.加強農村社區組織社會資本投資，促進農村互助養老發展。科爾曼把多功能組織和有意創建的社會組織看作是社會資本的一種形式，組織的創立可以提高個體行動的一致性，產生更大的社會影響，從而使行動更為有效。②社會組織是社會資本的重要來源，農村社區組織社會資本的投資有利于建立廣泛的內外關系，從而增加組織資源，有利于更好地推動組織成員及組織之間的資源共享，為實施農村互助養老提供組織基礎。

一是合理引導和利用家族互助養老功能。家族是一種具有先賦性的非正式組織，能夠為家族老人提供一定的經濟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由于家庭的核心化和小型化，家庭無力承擔全部養老義務時，家族成員是最接近的承擔者。首先要繼續增強家族的互助功能，在家族內部成員之間更好地實現互幫互助。其次要引導突破家族組織的血親狹隘性，擴大其開放性，為家族外的社區成員提供力所能及的養老服務。

二是要加強農村婦聯、青年團、民間文化組織、經濟互助組織等正式組織與互助養老幸福院的關系。這些組織雖然不承擔養老職能，但他們活動的區域還是在社區里，把他們的功能活動和農村互助養老相結合，既能夠提高村民的自組織能力和社區參與度，又能夠培養農民的自組織能力和激活農村社區居民的志愿精神，是一條有利于農村互助養老發展的可行途徑。

3.培育農村社區社會資本，推動農村互助養老的可持續發展。培育農村社區社會資本是推動農村互助養老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途徑。一是要明確村委會在農村互助養老模式中的責任和義務。農村互助養老的實施依賴于農村集體經濟的初期投入和后續維持。在當前中國農村社會中，進入村委會的人絕大部分是農村精英，他們掌控著農村社區的政治權利和社會規范，并通過他們實現農村與上級政府和外界組織的聯系，因此明確村委會在農村互助養老模式中的責任和義務可以激發村委會及其成員的建設積極性。通過村委會的引領，提高居民的認可度和參與積極性，可以統一和規范社區居民對農村互助養老的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從而使社區居民認同農村互助養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二是要培育農村社區生活共同體的社會資本。科爾曼認為“有效規范可以構成極其重要的社會資本，這種社會資本不僅為某些行動提供便利(如安全方面的便利)，同時限制其他行動(如自利行為和犯罪行為)”，農村互助養老的實行有賴于農村社區社會規范的支撐。由于市場經濟逐利性文化規范的泛濫使得農村社會中原有的規范、道德與習俗等社會資本逐漸減少，農村人際關系呈現出呈多元化、平等化、理性化和淡漠化趨勢。這種趨勢不利于農村互助養老的發展。因此必須培育農村社區生活共同體的社會資本，引導農民回歸尊老、敬老、家庭和睦、鄰里團結的傳統美德，并通過社會輿論壓力，改變過去重幼輕老的代際關系傾向。從農村實際出發，建立有助于農村互助養老實施的規范，為村民提供穩定的互助養老心理預期，營造一種有利于社會資本發展的環境。

七、小結

農村老人，特別是空巢老人面臨著極大的養老壓力，這種壓力不僅僅是老人個體的，也是國家和社會必須承擔的。農村老人由于進入生命晚期，體力精力嚴重衰弱，不僅無法繼續創造物質資本，社會資本也嚴重缺失。農村空心化導致農村空巢老人的社會資本的雙重缺失：個體層面社會資本的缺失和團體層面社會資本的缺失。農村空巢老人的社會資本的雙重缺失既有個體衰老的自然原因，更多的是社會原因造成的，缺少家庭關愛和社會關心。我國農村養老問題又是處在城鄉社會保障二元結構中，國家無法滿足龐大的農村養老需求，不得不由農村自尋出路，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由此產生。從社會資本視角來看，農村互助養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農村養老的個體社會資本、組織社會資本和社區社會資本供應，但社會資本存量不足、社會資本分布不均衡和社會資本積累的狹隘性等負效應阻礙了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的健康發展。因此，要通過不斷努力，優化和培育老人的個體社會資本，加強農村社區組織社會資本的投資，培育農村社區社會資本，推動農村互助養老的可持續發展。

注釋

①這里空巢老人指的是只有一個老人獨居或者老人與配偶二人共同居住的。

②由于中央政府還沒有把農村互助養老納入國家社會養老保障體系，農村互助養老還難以獲得國家支持，因此在此不討論國家社會資本。參見馬紅梅、陳柳欽.農村社會資本理論及其分析框架[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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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養老的概念范文第4篇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口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想了解一下關于農村的養老情況嗎?下面是小編整理的農村養老調研報告，歡迎查閱。

農村養老的調研報告范文(一)

長期以來，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始終處于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邊緣，農牧民游離于社會的保障網外，他們的生、老、病、死基本上由個人或家庭來承擔。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特別是非農化與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牧民也同樣面臨市場風險和程度同等的生活風險，對社會保障的需求也大大提高，而目前以城鄉屬性分層社會保障的做法既不合理，也不公平。建立和完善農村牧區社會保障制度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本文僅就內蒙古農村牧區養老保障現狀、問題進行了研究探討，并提出了一些建議。

一、內蒙古農村牧區養老保障現狀及存在問題

目前全區參加“農村牧區社會養老保險”計劃的農牧民人數約有85萬人，還不到全區農牧業人口的7%，而90%以上農村牧區人口的老年保障，幾乎全部依靠家庭保障。而隨著城鎮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農村牧區富余勞動力不斷向城鎮轉移，農村牧區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壓力與日俱增，傳統的家庭養老面臨挑戰，現有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不能更好的適應當前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

(一)家庭養老功能日漸弱化，農村老年人賴以養老的主要模式受到挑戰

一是農村牧區人口的老齡化日趨嚴重。據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xx年底，農村牧區人口中60歲以上老人的比重為6.2%，預計到20xx年前后，農村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將比現在高出2—6個百分點。

二是農村牧區家庭結構日趨小型化。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農村牧區家庭結構出現了小型化的趨勢。據抽樣調查統計20xx年農村牧區家庭戶均人口下降為3.72人。家庭小型化使農村牧區老年人“養兒防老”的壓力增大。這種壓力一方面表現為經濟供養，另一方面是與父母分開居住，越來越多的老年人獨自生活。

三是土地養老功能弱化。后，農牧民擁有了土地使用權，但沒有所有權。這不利于農村老年人利用土地所有權的置換為養老提供一定的保障。由于土地比較收益不斷降低，土地在農牧民家庭總收入中的比重不斷下降，進一步降低了土地的保障功能，農牧民難于完全依賴土地實現養老保障。

四是農村牧區勞動力流動的增強，迅速變化的外部環境，弱化了家庭的內聚力，也淡化了孝敬老人、贍養父母的傳統觀念。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發展滯后，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一是農村牧區社會養老保險籌資模式單一。1992年民政部制定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方案中確定的繳費原則是：“堅持資金以個人繳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支持。”但是在實際操作中，由于欠發達地區的經濟基礎薄弱，根本無法兌現集體補助和國家給予的政策支持，絕大多數普通農牧民得不到任何補貼，在這種資金籌集方式下的農村牧區社會養老保險實際上是一種強制性儲蓄和鼓勵性儲蓄。既未體現“社會保險”，也未體現“社會共濟”，名不符實的“養老保險”使農牧民難以接受和認同。

二是保障水平低。民政部門實施的《基本方案》考慮到農村牧區發展條件的差異，規定了農民交納保險費時，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分2元、4元、6元、8元……20元10個檔次繳費。但是由于農村牧區經濟發展普遍水平低，家庭生活困難，再加上農牧民對農村牧區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缺乏信心等原因，大多數地區農民投保時都選擇了保費最低的檔次。這樣低標準、短周期的資金周轉難以達到養老保障作用。

三是體制不順，管理混亂。從目前已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地區的情況看，農村社會保險機構只在縣級以上才設立，鄉鎮還沒有健全機構，行政村也沒有設立代辦員，專業人員更是寥寥無幾。由于技術落后，管理混亂，還出現了個別違規操作的挪用和擠占行為。

四是經費短缺，工作開展困難。根據《基本方案》規定允許從基金中提取3%的管理費來彌補業務經費的不足，很多經辦部門就是依靠這筆費用來維持日常的業務工作。而在實施過程中，很多地區的同級財政從未劃撥過農保工作的專項經費，致使工作開展的難度加大。

另外，隨著我區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農村牧區大量集體土地被征用，大批農民工進城務工，失地農牧民和進城務工農牧民的養老保障問題日益突出。尤其是失地農牧民，由于征地的安置補償機制不健全、社會保障缺位，其中相當多的人成為“無地、無業、無社會保障”的“三無”人員，直接影響了被征地農民的切身利益和社會穩定。失地農牧民問題已經成為一個比下崗工人問題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應給于更多地關注。

二、建立和完善我區農村牧區養老保障的政策建議

1.提高對農村牧區養老問題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重要性的認識。這主要指各級政府和村民委員會應當對農村養老問題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決不能將養老仍然看成是一家一戶自己的事情。老齡化是大勢所趨,勢不可擋,家庭養老勢單力薄,難以為繼。我們必須對農村養老保障體系建設保持足夠清醒的認識。多年來將老年社會保障視為城鎮居民的專利,這不符合社會保障的公平價值原則，這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點在農村和農民的發展思路相背離。因此,我們要充分認識建立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重大意義、存在問題、潛在危機,萬萬不可持無關緊要的態度。

2.鞏固和完善家庭養老機制。家庭養老是我國傳統的養老方式,是與傳統大家庭和以家庭為單位的小生產相聯系的一種方式,也是老年人最感舒服的一種方式。雖然現代的生產生活方式使家庭養老受到嚴峻挑戰,社會養老成為現代必不可少的養老方式。但是家庭養老并不是就要消亡,相反,它還是一種很重要和最主要的養老方式。這是由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的。我國目前經濟基礎還比較薄弱,國家不可能拿出足夠的資金用于養老方面,而且,中國人傳統的親情養老,不管社會如何發展,也無法取代。因此,家庭養老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不會被社會養老完全代替。在目前我們應積極培養、發展和完善它。要積極建設和宣傳新的養老觀,鼓勵和支持簽定養老協議書,充分發揮老年協會組織對強化家庭養老的重大作用,加大執法力度,對不贍養老人的子女嚴格執法等等。

3.堅持因地制宜與自愿的原則，避免農村牧區養老保險制度的“一刀切”。我區地區差異大，受經濟發展水平、經濟承受能力、保險意識等方面的制約，短期內讓農牧民普遍參加社會養老保險條件不成熟。要避免強迫農牧民參加的做法，杜絕“好心辦壞事”。因為這不僅增加了農牧民的負擔，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只有堅持自愿原則，并通過政府補貼、集體補助與政策引導，才能使這項工作健康持續地運行。要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先搞，以點帶面，在總結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再逐步推進。

4.繼續探索多種形式的農村牧區養老保障制度。從目前的農村牧區情況看，單憑任何一種保障都不能承擔如此重任，必須多種保障手段綜合運用，這才是解決農村牧區社會養老的有效途徑。應當允許各地區積極探索多種形式的社會化養老保障制度。20xx年我區將全面啟動農村牧區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這一制度是為收入難以維持農村牧區最基本生活標準的人群而建立的社會救濟制度，克服了傳統的社會救濟制度存在的救濟范圍窄、標準低、隨意性大的弱點，使社會救濟有了普遍的適應性。農村牧區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實施無疑是對農村牧區養老的有力補充，對此各地要高度重視、精心組織、落實資金，盡快把農村牧區低保工作全面推進。20xx年國家將我區列為全國農村部分計劃生育獎勵扶助試點省區，參加試點的11個盟市、98個旗縣，共有9342人領取了獎勵扶助資金。對此各地區要予以高度重視，通過農村牧區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來提高農村牧區養老的保障能力，由于我區各地區財政收支狀況各不相同，對此各地要認真落實資金，本著實事求是、合理負擔的原則，劃分地方各級財政資金分擔比例，建立獎勵扶助資金發放的安全快捷通道，堅持資金封閉運行、社會化發放的原則，確保資金到戶到人。

5.切實做好失地農牧民養老保障工作。地方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要充分認識做好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工作的必要性、緊迫性和艱巨性，將被征地農牧民養老保險納入重要議事日程，切實結合本地區實際制定被征地農牧民養老保險實施辦法，確保被征地農牧民的合法權益。對城市規劃區內的被征地農民，應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被征地農民不同年齡段，制定保持基本生活水平不下降的辦法和養老保障辦法。對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件的，應按規定納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圍。有條件的地區可將被征地農民納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參保范圍，通過現行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解決其基本生活保障問題。對城市規劃區外的被征地農民，凡已經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和實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區，要按有關規定將其納入相應的保障范圍。沒有建立上述制度的地區，可由當地人民政府根據實際情況采取多種形式保障被征地農民的基本生活，提供必要的養老，并將符合條件的人員納入當地的社會救助范圍。

農村養老的調研報告范文(二)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口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老齡人口的過快增長已經給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一些不利的影響。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大陸總人口數已達13.39億，60歲及以上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13.26%，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規模最大、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近年來，為了解決各種復雜的老年問題，國家頒布了許多社會福利政策，目的是不斷地完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和體系，使老年人群體老有所依、老有所靠。根據這一問題，本公司進行了一次全國范圍內的抽樣調查，以北京和上海兩大城市為例，共有706份問卷，其中北京市有403份，上海市有303份。通過對調查問卷的整理和分析，我們了解到了一些有關養老問題的真實狀況：

1、是否擔心自己今后的養老問題

擔心和不太擔心可以說是各占一半，有將近43%的人對自己今后的養老問題有所擔心，57%的人不太擔心或尚未考慮養老問題。從所獲得的數據可以看出，在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大城市，人們對自己今后的養老問題并不是很擔憂。一是北京上海的社會保障體系更完善，醫療衛生設施更發達;二是北京上海的養老機構非常多，并且有完善的養老保障制度做后盾;三是在北京和上海工作生活的人要面對的其他方面的問題(譬如說房價問題)比較多，因而養老問題屬于次要;四是北京上海適合年輕人打拼，許多年輕人選擇年老后退居二線城市。

2、選擇的養老方式

在這一問題上，選擇有子女撫養的居家養老、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以及公立養老機構占多數，也有少部分人選擇其他的養老方式。總體而言，養老方式的選擇呈現多樣化的趨勢，各種各樣的養老方式給了人們更多的選擇。可見，人們對未來的養老有了更新的認識，不再死守著家庭養老和養老院等單一的養老概念了。同時，隨著北京上海等地社區服務中心的不斷發展和壯大，使得老年人的生活更加豐富精彩。

3、贍養老人的意識

當今的社會，人們的壓力越來越大，不但要考慮自身職業的發展，還要顧及家庭生活的各個方面，同時，生養小孩贍養老人的問題也不容忽視。根據數據顯示，將近一半的人不愿意把老人送進條件較好的養老院，尊重父母意愿的接近30%。被問及自己未來贍養老人的壓力時，有36%的人認為壓力大，25%的人認為壓力較小，37%的人選擇沒什么壓力或沒考慮過。可見人們贍養老人的意識日漸淡薄，許多人不愿意負起贍養老人的責任，認為贍養老人會加重經濟等各方面的負擔。由于計劃生育導致獨生子女的增多，“4+2+1”模式的家庭越來越多，所以人們將面臨經濟上、時間上等諸多的養老問題。同時，人們對贍養老人的概念也比較模糊，贍養老人不是只把老人養活，二是要悉心照顧老人，周到的考慮老人物質精神上的各種需求和需要。近年來，空巢老人越來越多，他們在精神上的孤獨寂寞是不可想象的。許多空巢老人并不缺少物質上的東西，而需要在精神上給與幫助和照顧。而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不但沒有贍養老人的意識，甚至還出現了啃老的行為。

養老問題是每個人都需要考慮的問題，也是民生問題，而養老問題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日趨嚴重。雖然國家一直在加強社會保障方面的工作，但效果并不是很明顯。針對以上調查結果，特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適當延長事業、企業單位人員的退休年限，延長勞動者的工作時間。 2、完善醫療衛生保障體制，使老年人的身心更加健康，鼓勵老年人繼續為社會服務。(如：國外的空姐都是年齡大的人，香港的出租車司機老年人居多。)

農村養老的概念范文第5篇

什么是以房養老？

以房養老是個概念，更多是指工作30年養2套房，退休后出售一套房產以改善老年生活的理財規劃，如同歐洲老年農戶出售土地、日本老人出售黃金用以改善養老生活一樣，不屬于社會保障范疇，屬于商業行為。

老有所養的概念由養老金、老年醫療服務、老年居住與護理三個基本要素構成。養老金是保障養老日常開支的，具有保值性、生存性的現金流，不能解決養老的一切問題。老年人的醫療服務需要大于青年人，亟待國家開發老年醫學、老年門診和保健型老年公寓，給老年人一個合理的醫療服務。70歲以前的健康老人，擁有一套房產可以解決住有所居的問題；對于70歲以后陸續失去健康和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來說，住有所居還應當包括家政服務和健康護理。

納入社會保障范疇考慮的以房養老，是指僅有一套住房的養老安排，屬于準公共品，需要在房產權限、房產價格、長壽風險等方面得到法律和政策的支持，才能實現房產保值和增值的目標，并非完全的商業行為。在不同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上，其發起的主要原因均有所不同。以美國為例，在其人均壽命73歲以前，因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較好，以房養老主要出自低收入雇員、軍人、移民等養老金不足的家庭；在人均壽命超過78歲以后，以房養老的安排更多的用于置換老年服務。在美國大城市處處可見高大的老年公寓，是由政府、商家和老年人共同建設的。在中國的今天，需要準確界定以房養老的定義和定位，區分純商業行為和準商業行為，否則將可能陷入“商家做不起，老百姓不敢做”的尷尬境地。目前中國最需要以房養老的是“有房產、缺資金”的高齡失能老年人群，他們的子女年齡偏大，如果依賴養老金生活，則無力扶住失能老人渡過難關。這個人群無須政府全面贍養，僅需要給予政策和一定的資金支持。

養老金撐不住護理費

青島某高齡退休女教師已80多歲，有三個子女均在本市，老人患腦溢血后處于臥床狀態，需要全日護理。老人退休金3000元左右，每月醫保之外用藥需要1500多元。幾年前，老伴離世前將他們的三室一廳房產過戶給了兒子，兒子和兒媳向父親和兩個姐姐承諾，一定會很好的照顧老母親。屆時老人的幾個子女均已60多歲，月養老金不足2000元，照顧全癱老人力不從心，請人護理需要吃住在家中，并付最低3500元工資，一家人為此犯了難。在法官調解時，三姐弟為老人住在誰家沒有爭議，但為如何支付日趨漸長的護理費未達成協議，只能靠法官來判決。

案例分析：（1）該老人和其子女均有養老金，衣食住行有保障。但是，養老金僅是養老日常開支的現金流，不能解決老年護理費用。基于生活成本計算，家庭雇用1個護理者的費用約等于1.5人的基本工資（對于2人工作養1個孩子的家庭而言）。（2）該家庭顯然是付不起這筆護理費的，已經過戶給兒子的房產本是該老人可以置換老年服務的資產，在傳統觀念和現實困境之間，這個家庭必須做出新的選擇。例如，將三室房產置換為城郊的兩室，剩余房款作為老人購買服務的專款。

本案例很具有代表性，近年來各地民事法庭積累了很多類似案件。它反映出一個社會問題：第一，伴隨高齡老人日益增多，護理需求日益加大；第二，老年護理服務供給嚴重不足，缺乏體系建設和產業支持，仍然依賴家庭生產，家庭從能力、財力和人力等方面均顯不足；第三，伴隨勞動人口的減少和老年服務現代化的趨勢，服務老年的人工成本將越來越高，大多數老年人用貨幣購買老年服務的能力明顯不足；反之，老人擁有自住房的比例很高，有調查顯示人均達到70.3平方米。

以房養老的切入點

解決日常開支的養老金是國家義務，需要界定政府責任、個人責任，并依法培育養老金公共服務體系和養老基金市場投資保值機制。中國亟待發展公平的、統一的、方便的、可持續的二元結構的養老金計劃，制定“全覆蓋、保基本”的國民基礎養老金計劃，無論國家老齡化程度如何，均需要確保老年人吃飯穿衣和看病無憂慮；同時，以減免和延期征稅建立雇主和個人的養老儲蓄計劃，強化受托人制度建設和培育養老基金投資保值機制，用以改善老年生活。但是，養老金不可能覆蓋失能老人的護理費用。

目前，城市居民日常開支占到基本養老金的76.02%，農村居民占到96.44%（見表1）。基于4：2：1三代家庭，甚至1：4：2：1四代家庭的發展，伴隨獨生子女一代人進入中年以后（2030年前后），由家庭護理失能老人的功能逐漸弱化，失能老人家庭用什么置換青年一代的服務，是個嚴峻的社會問題。

中國老年服務需求大于發達國家。如果以60歲作為老人，2013年底中國老年人口總量將達到2.02億，超過總人口的14%，說明中國已經進入深度老齡社會。其中，80歲以上高齡老年人口將達到2300萬，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將達到3750萬，高齡老年人口、失能老年人口迅速增加。2010年中國人均壽命達到74.83歲，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結果顯示，中國人均健康壽命為66歲，60歲以上老人身體健康的約占43%（發達國家為70歲，健康老人比例在60%以上），目前有1.15億老人在不同程度上需要護理。老年人口健康水平不高是未富先老的表現之一，客觀上增加了老年護理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