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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的含義范文第1篇

關鍵詞：財政教育投入 減貧 門檻特征 政策啟示

一、 增加財政教育投入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并進而具有扶貧作用

人力資本作為資本的一種重要形式，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因此，通過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資本存量，進而促進經濟增長，也越來越成為人們的共識。實物資本更多的作用在于促進經濟增長，而通過教育投入提高的人力資本更多的作用在于促進經濟發展，因為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相伴隨的是社會整體的文化素質和綜合素質的提高，接受新事物、新技術的能力提高，創新能力增強等，擴大了經濟增長的內涵，更多的是經濟發展所涵蓋的內容。因此，教育投入就更多的為學者以及各國政府所重視，相關研究也非常之多，國內外很多學者很早就開始關注教育投入對經濟和社會的這種促進作用，從不同角度展開了研究。如P.E.Petrakis etc（2002）研究認為，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與經濟發展水平有關，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較小，而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則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較大。在國內，如陳霞（2010）利用 1994-2009 年的高等教育經費投入、國內生產總值等統計數據展開研究，得出如下結論：高等教育經費投入能夠促進經濟增長，而且大于專任教師投入數量的作用。

既然增加教育投入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提高收入水平，進而，增加對貧困人口的教育投入，可以幫助他們減少貧困發生以及減輕貧困程度。因此，很多學者開始關注教育對減貧的作用。希望能夠通過教育提高貧困人口自身反貧能力，從而發揮其消除貧困，改變個體生存狀態和國家整體實力的作用。因此，增加低收入群體或者經濟落后地區的財政教育支出也可以作為扶貧的重要手段，如Sen. A.（1976）認為，貧困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均面臨反貧困問題，在政府的反貧困工作中，要充分重視財政教育投入的作用。繆爾達爾（1992）認為，反貧困的最有效手段應該是教育扶貧，政府應該在教育扶貧領域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加大財政教育扶貧支出。國內的相關研究，如肖唯楚（2012）基于對教育扶貧資金各項投入與脫貧數和返貧數的回歸分析，得出扶貧資金對教育培訓的投入與脫貧數的增加及其返貧數的減少顯著相關的結論。通過對接受不同層次教育的人數與脫貧數的多元回歸分析，得出接受基礎教育、高中職高教育、專科及以上教育的人數與返貧數都呈負相關。林毅夫（2005）認為，通過教育扶貧是解決貧困問題的根本手段，政府尤其要加大對貧困地區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的財政教育投入。

二、 財政教育投入的扶貧作用具有空間外溢性和門檻特征

一些學者對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財政教育投入資源，提高扶貧效果進行了研究。發現財政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進而對扶貧的作用，均具有空間外溢性和門檻特征。

空間外溢是指，某些地區財政教育投入很高，但是由于人才外流等原因，高的財政教育投入對人力資本存量做出的貢獻，其好處被其他地區獲取了，稱為空間外溢的負效應，這些具有負效應的地區主要是那些經濟發展相對落后或者是偏遠地區，因為這些地區人才外流嚴重。相反，某些地區雖然財政教育投入不高，但是如果這些地區是人才的主要流入地，那么這些地區就獲取了其他地區較高的財政教育投入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好處。

門檻特征是指，財政教育投入對經濟發展以及減貧作用并不是簡單的單調遞增作用，也就是說在不同的教育經費投入范圍內，其對經濟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可能存在某些臨界值，在這一臨界值之前，財政教育投入的減貧效果作用很大，如果財政教育投入超過某一臨界值，財政教育投入的減貧作用可能就顯著減少了。這一臨界值，就被認為是財政教育投入減貧作用的門檻值。

一些學者對財政教育投入以及其他財政投入作用的空間外溢性和門檻效應進行了研究。張淑翠（2012）利用2001-2008年的省級面板數據，研究了教育對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門檻效應，發現我國教育與經濟增長及收入分配之間存在門檻效應，對于教育年限沒有達到門檻值的地區，增加教育年限會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對于教育年限已經大大超過門檻值的發達地區，教育年限的增加會擴大收入差距。鄧宏亮，黃太洋（2013）利用2000-2010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分析了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空間效應和門檻特征，得出了如下結論：經濟發展中教育投入效應存在空間外溢性特征和門檻特征，并計算了具體的門檻值。楊友才，賴敏暉（2013）利用省級面板數據探討了最優財政支出規模，認為政府財政支出規模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存在門檻效應，我國政府財政支出規模大多時候已經超過了門檻值，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降低。

三、主要的政策啟示

很多文獻研究已經證明了財政教育投入的經濟效應以及減貧作用，具有空間外溢性和門檻特征，這一研究結論具有非常明顯和重要的政策含義。

1.空間外溢的結果是經濟發展落后的偏遠地區因這種空間外溢性受損，而經濟發達地區因這種空間外溢性受益。因此，國家層面的財政教育投入應該向落后地區傾斜，因為這些地區的教育投入其實有相當一部分是流失了的，如果這些地區財政教育投入與經濟發達地區是持平的，而實際上，這些地區的人力資本增長速度是要遠遠小于經濟發達地區的，無疑對這些經濟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是雪上加霜。相應的，對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省份，國家財政教育投入可以適當減少，尤其是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因為，這些地區作為主要的人才流入地，已經是人才濟濟了，再增加對高等教育的投資，高等人才過多，就業壓力增強。同時，這種空間外溢性的存在，其實是落后地區反而補貼了經濟發達地區，以浙江省為例，浙江省被稱為高等教育小省，也就是浙江省的高等教育的規模不大，但是浙江省的人才并不缺乏，因為其他省份尤其是落后地區的省份培養的人才會流入到浙江省。也就是說其實是發達地區的省份搭了便車，落后地區反而補貼了發達地區，基于這樣一個隱含的事實，是否可以嘗試由發達地區的省份適當的給予落后地區的省份一些教育投入，當然，要由中央政府加以協調。

對省級財政來說，經濟發達的省份，因為存在著正的空間外溢效應，因此，高等教育投入可以適當減少，因為這些地區并不缺少高等教育人才，其他地區培養的高等教育人才會源源不斷的流入這些地區，因此，教育經費可以向中小學傾斜，以及向本省的經濟發展落后地區傾斜。對于經濟發展的落后地區，一方面要爭取國家的財政教育投入向本地區傾斜，同時也要加大本地區的財政教育投入力度，比經濟發達地區的財政教育投入力度要更大，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本地區人力資本存量的較快增長，為本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

2.政府為了增加經濟落后地區的人力資本存量，進而會增加對落后地區的財政教育投入，這種對落后地區的支持，因為存在這種空間外溢性其效果要打折扣。因此可以考慮采取其他辦法來吸引和留住人才，例如，可以制定人才引進計劃以及各種引進人才的優惠政策，要比增加該地區的財政教育投入效果更好。同時，為了吸引高等教育人才去中西部以及落后的農村就業，政府還可以通過一些更有針對性的優惠政策加以引導，例如浙江省2006年開始，通過由浙江農林大學委托培養的方式，向浙江省山區、海島等欠發達地區的縣（市、區）招

收定向培養涉農專業的本科生，定向培養生按期畢業后，回入學前戶籍所在縣（市、區）鄉鎮農技推廣機構工作，期限為5年。這樣的政策設計有助于大學生畢業后到欠發達地區或者農村就業，提高這些地區的人力資本存量。這些政策設計都比單純的提高落后的財政教育投入效果更好。

3.財政教育投入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和減貧作用具有門檻值，因此，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財政教育投入資源，中央財政的財政教育投入要對各個地區加以權衡，合理調整和優化財政教育投入的區域分配，確保經濟均衡增長與教育投入效率的有效發揮。

參考文獻

[1]繆爾達爾. 世界貧困的挑戰---世界反貧困大綱[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1992

[2]鄧宏亮，黃太洋.經濟發展中教育投入效應的空間計量與門檻分析[J].中國高教研究，2013，3：25-31

[3]楊有才，賴敏暉.我國最優政府財政支出規模[J].經濟科學，2009，2：34-43

[4]肖唯楚.關于財政教育扶貧投入效率的實證研究――以武陵山連片特困區C縣為例[J].華中師范大學研究生學報，2012，9：13-18

[5]金雙華.財政教育支出政策與收入分配[J].財貿經濟，2003，（1）：58-63

[6]王錫桐.中國西部農村反貧困的制度創新[J].重慶社會科學，2006（10）：5-8

雙減政策的含義范文第2篇

農歷二十八日（1月25日）下午16時后，北京空氣污染指數開始超過220，并一路攀升，達到重度污染、嚴重污染。而此時，位于大不列顛島上的英國，也已連續多日深陷重度霧霾之下。倫敦市長薩迪克?汗（Sadiq Khan）公開表示，“倫敦的毒空氣達到了令人羞愧的程度。”

入冬以來，不只是中國，從印度、伊朗到韓國、英國、法國，都出現了持續大范圍的空氣污染。這讓很多人感到困惑和焦]：霧霾還能治嗎？以往的治理路徑對不對？

在全球范圍揮之不去的霧霾之中，一個重要的“元兇”就是機動車污染。而這在以往的污染防治中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今年初，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在回答記者提問時稱，“源解析表明，機動車污染已成為許多大中城市細顆粒物的首要來源，分別占北京的31.3%，上海29.2%，杭州28%，廣州21.7%。”“一輛老舊車相當于20-40輛國IV、國V小車排放。一輛重型柴油車相當于200輛小車排放，而且很多不達標。”

此次倫敦重度霧霾中，也有研究發現，“主要是因為天氣寒冷無風、交通和燃燒木料鍋爐的使用達到峰值。”

這天傍晚，在北京友誼賓館的一間會客室里，中關村空氣污染防控聯盟理事會主席、駕道科技有限公司總裁顏梓清在接受記者獨家采訪時說：“根據我們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山東的實踐，如果政府采取措施限行約15%的高污染車，就能快速削減約70%的汽車污染總量，可降低大氣污染總量30%以上，在短期內有望明顯改善我國空氣質量。”

機動車污染防治領域的“老人”

采訪中，顏梓清的手機不時響起。她總是客氣地回應說“我是小顏”。

其實，她在中國的機動車污染防治領域，是一個當之無愧的“老人”。

早在1997年，顏梓清就開始從事機動車污染防控技術研究和推廣，推廣使用的機動車電控補氣技術裝置，促成了我國化油器車向電噴車的轉變。

2001年，顏梓清作為原國家計劃發展委員會批復的“汽車排放簡易工況法檢測技術國產化項目”的總負責人，負責“機動車排放簡易工況法檢測裝備”國產化項目的實施，2002年帶領團隊研發出適合中國的簡易工況法系列技術。

這一研發團隊共獲得了17項專利和多項軟件著作權，多項技術通過成果鑒定并填補了國內空白。簡易工況法系列技術主要解決檢測數據準確率低和人為作弊的問題，為我國推行對機動車污染控制政策的實施攻克了技術難題。

從2002年起，顏梓清帶領團隊推動“機動車排放簡易工況檢測方法”在北京、上海、重慶、山東等地的市場應用，同時參與和推動了汽車檢測與維護（I/M）制度在中國的啟動和實施。

顏梓清是I/M制度的“擁躉”，她相信只有這套體系，才能改變中國目前不科學的汽車消費規則。“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她說。

顏梓清告訴記者，圍繞汽車的規則制定和標準體系建設，美國與歐洲已經斗爭了幾十年。歐洲汽車工業最為發達，既是其經濟支柱，也是技術發源地，“但歐洲最大的問題是，至今為止沒有汽車的評價體系。”顏梓清說，造成歐洲是以行駛公里數和年限來淘汰車輛，或者判斷車輛狀況，維修車輛。

她介紹，相反，美國是通過評價來判別車輛。“評價其實是依據檢測的體系建設，如果沒有評價體系，對消費者利益就是一種侵害。”上世紀80～90年代，美國推行了嚴格“I/M制度”。

I/M制度中執行的“I”（檢測制度）就是要找出“高污染車”。美國由各洲立法，要求采用“簡易瞬態法檢測技術”對車輛進行檢測，對檢測設備技術質量考核非常嚴格，目前只有3家公司經過技術質量考核。此外，美國政府對檢測數據非常重視，為防止檢測數據作假，政府會組織人到檢測點監查，以防止檢測數據虛假影響政府決策。

顏梓清介紹，美國從1984年到1993年執行了在用車I/M計劃。根據美國環保署的分析，美國在用車的一氧化碳（CO）減少了40%，臭氧（O3）下降了21%，氮氧化合物（NOx）和碳氫化合物（HC）形成的氣態鉛減少了86%，PM10顆粒物削減了20%，每天削減約110噸污染物。所以，美國在很短時間內控制了空氣污染。

此后，加拿大、墨西哥、日本、英國、哥倫比亞、歐盟等也采用I/M制度，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10年，顏梓清帶領團隊研究出“柴油車排放微顆粒物重量檢測方法”和“汽油車排放微顆粒物重量檢測方法”，并取得發明專利；2011年起，她又帶領團隊開展了機動車排放綜合防治體系研究，從2012年開始推出“機動車排放云檢測綜合技術”，目前己進入實質應用階段，獲得了20多項專利和10多項軟件著作權。

在顏梓清看來，我國在控制機動車污染的政策方向和實施措施上，“可能已經步入誤區”“多避重就輕、避難就易、避實就虛，造成了大氣污染無法控制。”

她解釋說，“以北京為例，十幾年前大氣污染防控和治理的重點是機動車污染，大批淘汰黃面包高污染車。在2006年奧運會之前，北京以煙煤為主的工業比現在多但大氣環境質量沒有現在這么嚴重。這說明當時的治污方向是對的。”

顏梓清說，但這之后，大氣污染防控治理對象和措施變了，“對防控機動車污染重視不夠，推行的政策和措施不利于污染總量控制和新技術的發展。”

她告訴記者，早在2004年，北京理工大學機械與車輛學院教授劉昭度、上海工程技術大學汽車工程學院教授盧希果、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大氣污染與控制研究所所長傅立新及顏梓清等專家就參加了由原國家環保總局科技司組織成立的“I/M機動車污染防控研究小組”。

專家們研究發現，一輛高排放車輛排放的污染物，可以達到正常機動車的10倍以上。而檢測出這些高排放車輛并有針對性地重點治理，是削減在用車排放污染物總量的最有效辦法。

另一個讓顏梓清堅信自己判斷的例子，就是2015年8月20日～9月3日期間，大閱兵前夕，北京市城區PM2.5濃度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其中，北京市本地減排貢獻為74.1%，河北和天津地區減排貢獻為19.7%，其他地區減排貢獻為6.2%，“由此確定北京市空氣污染的主因是本地源。”她說。

北京工業大學一份學術報告也表明，在2014年APEC峰會和2015年“9?3”閱兵期間，京津冀PM2.5、PM10與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日平均減排量分別為168噸、46噸、159噸。北京市在2015年12月8日和19日兩次紅色預警期間，機動車污染源減排措施對PM2.5濃度降低貢獻最大，超過40%。因此，控制好機動車污染對空氣質量改善非常重要。

污防“失控”首先出在檢測上

問題到底出在哪？

顏梓清對記者說：“主要出在檢測上。首先是檢測標準與限值的問題。”

目前，我國新車排放標準限值與在用車排放標準限值相差11倍以上。她介紹，新車國Ⅳ標準對規定，氮氧化物（NOX）、碳氫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的總量控制為每公里排放1.18克以下為合格，而在用車（上牌車）標準對該三項污染物的合格標準為每公里16.5克以下。

“由于新車標準與在用車標準不統一，實際上僅提高新車標準難以達到控制污染的目的。”顏梓清說。

中關村空氣污染防控聯盟的一項調查發現，新車與在用車污染排放的檢測方法有多種，而各地實際執行的檢測方法并不統一。

2011年，環境保護部通報對全國近千家機動車環保檢驗機構的檢查整治結果，排查出各類違法違規和不規范檢測問題200余項。2015年9月12日，央視《焦點訪談》曾報道，在山東、廣東等五省的一些機動車檢測站，只要黃牛疏通好關系，尾氣不合格的車輛，不需要維修，通過調節檢測設備采樣管開關、檢測設備軟件可根據不同指令隨意出具檢測結果，高污染車不經維修就能檢測合格拿到綠標上路行駛。

顏梓清說，這種造假行為導致機動車排污檢測數據無效無用，檢測無法達到區分車輛達標或不達標的目的，使我國政府控制大氣污染失去了技術支撐和政策決策依據，嚴重損害了公共利益。

而對于提升油品質量來降低污染排放的做法，顏梓清也不認同。她解釋說，“提高油品質量主要是控制硫、鉛、笨、芳烴、稀烴、甲醇、錳、鐵等比例，對控制氮氧化物、碳氫化合物、一氧化碳、顆粒物的作用不大。”

研究顯示，機動車排放污染主要是燃燒技術和后處理技術的不合格造成的。機動車排放的氮氧化物（NOX）、碳氫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顆粒物（PM）主要是車輛在行駛過程中產生的污染物，而汽車燃燒技術和后處理技術產品是否合格對排污量高低影響非常大。

目前，我國對在用車上路執法管理主要是按車牌號和老舊車限行。“由于檢測設備造假嚴重，檢測數據無法分辨出真正合格或不合格的車輛，本應對超標車輛禁止上路行駛的執法政策也就無法實施。”顏梓清說。

國務院出臺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大氣十條”）明確，到2017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顆粒物濃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優良天數逐年提高；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細顆粒物濃度分別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細顆粒物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北京如果不更加嚴格地控制機動車污染，有可能達不到2017年的目標。”顏梓清有些擔憂地說。

不喜歡“環保斗士”的說法

說起駕道科技有限公司名稱的由來，顏梓清笑稱：“‘駕道’這兩個字是我起的，當然有寓意。”

她對記者說：“‘駕’有駕駛汽車的意思，也有管理、評價、控制的意思，目的是控制機動車污染。‘道’既有道路的意思，更有行道義的含義，有一種公益為主的色彩在里面，‘駕道’的宗旨是為健康、為綠色開道，為決策提供技術

支持。”

駕道公司是中關村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和雙軟（軟件企業的認定和軟件產品的登記）企業，也是環境保護部機動車排放監測領域的技術依托單位，擁有車輛排放云檢測等相關專利技術45項（正在申請中的專利還有10余項）、軟件著作權22項，以及5項高于國標、行標的企業標準。

顏梓清介B，由駕道公司獨家推出的機動車尾氣云檢測綜合技術，實現了從“檢測裝備制造商向互聯網+檢測智能裝備運營服務”（工業4.0版）的成功轉型，智能化的云檢測環檢點實現了快速、公開、透明的檢測環境，自動對檢測數據誤差高于10%的檢測設備禁止入網，通過實時遠程數據質量（克/秒）監管和溯源，按車輛排污量進行分級管理，能科學防控機動車污染總量。

顏梓清告訴記者，從去年9月起，駕道公司在北京、山東推出市場化的“ClC駕道車體檢”服務，鼓勵車主自覺控制尾氣，車主通過檢測可全面了解車輛健康狀況。駕道公司還設立了“新藍天貢獻獎”，對檢測后的超低排放車輛和維修后減排量大的車輛進行獎勵。

今年1月8日，記者在頒獎現場看到，一輛車牌號為魯P1**7M、排放標準為國Ⅳ的馬自達家用轎車，因排污量只有0.0094克/公里，相當于每百公里排污量僅0.94克，獲得了低排放特等獎；另一輛車牌號為魯AM**96的二手捷達車，排污量從原來的61.24克/公里下降到維修后的52.49克/公里，也獲得了維修減排特等獎。

顏梓清表示，目前排污量大于10克/公里的機動車占總量的15.93%，占污染總量的68.95%。通過檢測和維修，可以有效降低機動車污染排放。

數據顯示，我國機動車平均每年以2000萬輛的數量增長，年檢測費用預計約40億元。此外，2015年底我國在用車總量已達到1.7億輛，每輛車平均每年檢測2次，檢測總費用預計達到680億元；二手車檢測平均每年按1000萬輛計算，每年檢測的總費用也高達20億元。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

按照駕道公司的業務拓展計劃，2017年在北京各個區都將建立兩條以上檢測線，在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個直轄市完成布點。年內建立起300條檢測線，并完成600萬輛車的體檢。到2018年，全國縣級以上城市都將建立機動車檢測線。

記者注意到，近年來，顏梓清等專家一直呼吁政府放開對檢測機構的行政許可管理，采用檢測機構備案制，鼓勵檢測機構經營模式創新，加強對檢測數據的管理。

這一建議最終得到了國務院認可。今年1月21日，經總理簽批，國務院印發了《關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實施行政許可事項的決定》。其中第24項規定，取消省級質量技術監督部門負責審批的機動車安全技術檢驗機構檢驗資格許可。并規定，取消審批后，質量技術監督部門要強化“為社會提供公證數據的產品質量檢驗機構計量認證”，對機動車安全技術檢驗機構嚴格把關，采用監督檢查、能力驗證、投放處理、信息公開等多種方式，加強事中事后監管。

該消息傳出后，顏梓清在微信群里稱，“機動車檢測機構認證被取消了，這是重大利好！良性的競爭下，我們一定能贏！收到了大禮，我們會回饋政府和社會更大的禮。”

采訪末了，記者給顏梓清出了一道選擇題：你認為自己是學者、企業家，還是環保斗士，三選一。

“我覺得還是選‘學者’比較合適。”她對記者說：“我目前還是以研究為主，談不上是企業家。企業家主要是以贏利為目的，而學者主要是以解決問題為目的，這正是我的工作方式。我強調社會利益最大化，其次是保證投資者不虧本。”

在顏梓清的個人博客中，她會因對于機動車遙感檢測的不同看法而公開質疑某位院士，也會對涉嫌非法經營計量器具產品的某些企業表達不滿，更會對某些部門的公職人員利用公權力保護車輛尾氣檢測造假的行為表示憤慨。她甚至被環保業內人士貼上“不識趣”“太強勢”和“環保斗士”的標簽。

“我不喜歡‘環保斗士’的說法。但是，我們研究的好技術被假冒技術企業黑白倒了，研究團隊和專家隊伍被居心不良的人抹黑，我作為項目負責人，不得不站出來說話。這只是一種澄清。為人處事還是要走正道、行善事、寬容人為主，與強勢和‘斗士’掛不上鉤。因為我不會做心狠手辣的事，也不會為了謀利而不擇手段。”

（責編：張志國）

雙減政策的含義范文第3篇

[關鍵詞] 稅收政策 資源配置 有效性

我國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針對白酒產業的稅收政策，從政策實施的效果看，基本達到了以稅收杠桿對白酒業進行調節的目的。但各項稅收政策對資源配置效果的優劣卻似乎被政策制定者忽略了。本文從資源配置的角度分析我國白酒業稅收政策的有效性，首先討論所得稅政策變化對資源配置的影響，然后討論增值稅、消費稅政策變化對資源配置的影響，第三部分是證據分析，最后是結論。

一、所得稅政策變化對資源配置的影響

我國白酒業所得稅政策的變化是自1998年1月1日起，糧食類白酒（含薯類白酒）的廣告宣傳費一律不得在稅前扣除。分析該政策對白酒企業行為進而資源配置的影響：

1.減少了白酒企業的廣告支出。相關政策的出臺使企業多支付（廣告費×所得稅率）的費用，理性的企業經營者將減少廣告支出以使企業的廣告費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否則將說明原有的廣告支出不足）。另外，我國現行的財務制度規定廣告支出屬于費用而應計入當期損益，但廣告支出對企業以后各期的收益卻有正的影響（如大量廣告形成的商譽），在虧損可彌補年限內，企業有動力不惜以虧損為代價，在當期多做廣告以延續交納所得稅的時間，該稅收政策的出臺使企業潛在的避稅收益減少，導致企業進一步減少廣告支出。

2.降低了企業兼并可能存在的避稅收益。虧損企業在被兼并前有可能不必交納所得稅（如果對廣告支出已作納稅調整后其應納稅所得額仍然為負數），但在被兼并后，兼并企業可能要承擔被兼并企業的廣告支出納稅成本，使企業兼并的動機降低；與此相反，企業的分立則可能獲得一定的避稅收益。

3.促使過多的小企業進入。廣告的減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產業內的競爭程度，意味著進入壁壘降低，使產業內小廠商數量增加。設想一個極端的“酒類廣告完全非法”而又不存在其他管制的情形，可以預計，對此受益最大的將是散布各地的小酒廠，分隔的市場以及其在當地所擁有的市場勢力將使它們獲得足夠的生存空間。

從所得稅政策變化對企業造成的影響來看，直接后果是減弱了白酒市場的競爭程度，使地方性小酒廠在當地的市場勢力加強，促進了地方性小酒廠的進入行為。這顯然與“合理引導酒類消費”、“扶優限劣、扶大限小”的酒類產業政策初衷背道而馳，并不利于資源在白酒產業內以及產業間的更合理配置。

二、增值稅、消費稅政策變化對資源配置的影響

我國白酒業消費稅、增值稅政策近年來的變化主要是：自2001年5月1日起，實行從量定額和從價定率相結合的復合計稅辦法，其中定額稅率為白酒每斤0.5元，比例稅率為糧食白酒25％，薯類白酒15％，并停止外購、委托加工白酒及酒精已納稅款準予抵扣政策，停止執行對小酒廠定額、定率的雙定征稅辦法，一律實行查實征收；自2006年4月1日起，取消糧食白酒和薯類白酒的差別稅率，改為20%的統一稅率。政策的實施使白酒企業單位產品實際負擔的增值稅率、消費稅率大為提高，但相同的稅率變化對不同成本企業的影響卻不同。假設白酒生產企業A、B位于兩地，成本不同（Ca

1.消費稅率的提高對低成本的企業更有利。假設消費稅率提高y％，不考慮稅負的承擔轉嫁問題，此時兩企業的出廠價格分別為：Ca×(1+x%)×（1＋y％）、Cb×(1+x%)×（1＋y％）。由于消費稅只在生產環節征收，從而A企業的商以Cb×(1+x%)×（1＋y％）的價格在B地出售A企業的產品時不必再次繳納消費稅，此時A及其商的毛收益為（Cb－Ca）×(1+x%)×（1＋y％），是消費稅率提高前的（1＋y％）倍。A企業從而有實力采取降低價格或增加廣告支出等措施以擴大其市場份額。

2.增值稅率的變化則視具體情況而定。如果A企業商是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則增值稅率的提高對A（及其商）、B兩企業具有相同的影響；如果A企業商為營業稅、增值稅小額、或定額稅納稅人，則基本上對A企業商更有利。

3.進項稅抵扣政策的變化減少了套利的可能性。如果B企業的原酒生產成本大于從A企業購買同等質量的原酒支出以及運輸成本之和，那么B企業有動力從A處購買原酒，加漿、降度、灌裝后以Cb×(1+X%)的價格出售，從而獲得較自身生產原酒時更高的收益。“外購白酒及酒精已納稅款不予抵扣”的政策實施后，B企業這種套利行為承擔的納稅成本大幅提高，這直接促使了白酒生產企業的后向一體化行為（自身生產原酒、酒精）以及向利稅高的高檔次白酒生產的轉型。免稅農業產品（包括釀酒所用的糧食）的進項稅額扣除率由10％提高到13%的政策變化也起到了同樣的作用。

由于地理環境、氣候等的差異，在原酒的釀造上某些地區擁有絕對的成本優勢，每百斤糧食的優質酒出酒率在地區之間存在差別。與資本、技術、原料等投入要素不同，造成這種差別的氣候和土壤等因素是不可復制和遷移的，增值稅、消費稅政策的變化打破了釀酒企業之間原有的市場均衡，使表現為成本差別的地區優勢在競爭中所起到的作用顯性化，增強了高效率企業的競爭優勢，這將最終促進釀酒資源在全社會內的重新配置。

三、經驗證據分析

我國1993年以來的白酒產量如下表所示。從1993年～1997年全社會數據來看，1996年產量達到高峰，次年下滑，由于統計標準的不一致性，無法與1998年～2000年的數據相比較，但2001年的產量超過1996年，在2002年又有下降。從1998年～2002年間的規模以上企業的統計數據來看，平均每年以近7％的速度下降。由此可得到的基本信息是：全社會的白酒產量在此十年間先大幅上升，后平穩波動（缺1998-2000的數據）；規模以上企業的白酒產量則是逐年大幅下滑，可推知年銷售額在500萬元以下的中小白酒生產企業的產量逐年上升。

稅收政策調整雖不是白酒產量變化的惟一決定因素，但應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表一的數據表明，1998年所得稅政策的變化對規模以上企業的生產銷售產生了很大的抑制作用，而對小企業卻影響不大:一方面源自對小酒廠實行的定額、定率的雙定征稅辦法、稅務部門有限的征收管理能力、小酒廠的偷稅漏稅行為以及地方保護主義使小酒廠在市場競爭中處于相對優勢地位，另一方面則是大企業廣告宣傳的減少擴大了小酒廠的生存空間，造成各地小酒廠在數量上一直有增無減。2001年消費稅、增值稅政策發生變化后，對于主要生產低檔酒、面向農村市場的小酒廠影響則更大，稅負承擔更重。從2002年的數據來看，社會總產量同比下降9.45％，其中規模以上企業同比下降9.89％，年收入500萬元以下的企業也改變了以前產量穩中有增的趨勢，同比下降8.98％，政策效果明顯。

四、結論

雖然有關稅收政策的出臺基本達到了以稅收杠桿對白酒業進行調節的目的，但各項政策在資源配置方面的有效性卻不同：1998年廣告費不得稅前扣除的所得稅政策降低了市場的進入壁壘，不利于企業間的兼并行為，使得低成本企業競爭優勢喪失，從而不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而2001年的消費稅和增值稅政策的實施有利于高效率企業發揮自身的競爭優勢、進一步擴大市場份額，有利于釀酒資源在全社會內的重新配置。本文結論的政策含義是：從資源優化配置角度，當前應對白酒業所得稅政策進行調整，改變廣告費不得稅前列支的政策，對于消費稅、增值稅稅率則應維持在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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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沃爾特. 亞當斯，詹姆斯.W.布羅克:美國產業結構[C].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0

雙減政策的含義范文第4篇

關鍵詞：施工合同 索賠 公平性

合同是建立在公正平等的基礎上的，在買賣雙方之間分擔風險的，具有法律強制力的協議，這一點不僅體現在合同成立的過程中，同時也體現在合同履行的過程中。我國新版《建設施工合同文本》中關于索賠處理的相關條款和條件索賠處理的過程就充分體現了這一公平的理念。

一、索賠的相關定義

1、工程索賠含義

通常是指在工程合同履行過程中，合同當事人一方因對方不履行或未能正確履行合同或者由于其他非自身因素而受到經濟損失或權利損害，通過合同規定的程序向對方提出經濟或時間補償要求的行為。

工程建設索賠通常是指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對于并非自己的過錯，而是應由對方承擔責任的情況造成的實際損失，向對方提出經濟補償和（或）工期順延的要求。

2、索賠依據

提出索賠的依據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2.1招標文件、 施工合同文本及附件、補充協議、施工現場等各類簽字認可的記錄，經認可的施工進度計劃書，工程圖紙及技術規范等。

2.2雙方往來的信件及各種會議，會談紀要。

2.3施工進度計劃和實際施工進度記錄、施工現場的有關文件（施工記錄、備忘錄、施工月報、施工日志等）及工程照片。

2.4氣象資料 、工程檢查驗收報告和各N技術鑒定報告、工程中送停電、送停水、道路開通和封閉的記錄和證明。

2.5國家有關法律法令政策性文件。

2.6發包人或者工程師簽認的簽證。

2.7工程核算資料，財務報告，財務憑證等。

2.8各種驗收報告和技術鑒定。

2.9工程有關的圖片和錄像。

2.10備忘錄，對工程師或業主的口頭指示和電話應隨時書面記錄，并請給予書面確認。

2.11投標前發包人提供的現場資料和參考資料。

2.12其他，如官方的物價指數，匯率，規定等。

3、索賠程序

3.1索賠事件發生后28天內，向監理工程師發出索賠意向通知。

3.2發出索賠意向通知后的28天內，向監理工程師提交補償經濟損失和（或）延長工期的索賠報告及有關資料。

3.3監理工程師在收到承包人送交的索賠報告和有關資料后，于28天內給予答復。

3.4監理工程師在收到承包人送交的索賠報告和有關資料后，28天內未予答復或未對承包人作進一步要求，視為該項索賠已經認可。

3.5當該索賠事件持續進行時，承包人應當階段性向監理工程師發出索賠意向通知。在索賠事件終了后28天內，向監理工程師提供索賠的有關資料和最終索賠報告。

二、實際案例

1、案例一

1995年，港路公司為其開發的港路廣場工程發生招標要約。8月7日，君合建筑向港路公司發出投標書，其中防火門按國內產品報價為80萬美元。9月13，工程師向君合建筑發函稱：工程按設計要求采用日本"鈴木牌"防火門，要求合建筑提出報價。10月13日，君合建筑指出，按指定日本"鈴木牌"防火門所需要增加的費用為120萬美元。10月19日君合建筑致函工程師稱：如使用指定的日本"鈴木牌"防火門且符合國內防火規格，增加的120萬美元費用君合建筑愿意承擔。11月27日，港路公司與君合建筑簽訂《工程總承包合》約定：防火門工程應采用日本"鈴木牌"防火門或其他經上海市消防局及設計單位認可的等質產品；工程造價包括采用各級及各類的日本"鈴木牌"防火，君合建筑需負責防火門連所有配套小五金獲得上海市消防局或其他有關部門的通過認可；8月7日以來的議標函具有合同效力。后君合建筑如約進行施工，1997年4月3日，"鈴木牌"防火門因君合建筑沒有盡到合同上約定的義務通過上海市消防局的認可而不能采用，在向發包人申請變更之前，君合建筑徑自先采用國產牌"湯臣牌"防火門，直至離原定竣工日期很近時，才向工程師提出變更。1997年5月14日，工程師給出確定的答復，同意選用"湯臣牌"防火門，但指出實際造價低于合同造價則扣除。后經工程師核算，"湯臣牌"防火門實際造價為70萬美元。君合建筑和港路公司因就該防火門變更后如何調整價款等事項未達成一致向法院提起了訴訟。

結果為：由于承包人導致變更，應按照市場價200美元核減進口材料價格。

理由是：

1.管工程變更時依據估價三原則，盡量按合同價估價師工程通行做法，但這種做法合理適用的前提是：變更項目的合同價是合理的、真實得。合同價200萬美元的進口材料，其合同價僅為80萬美元，明顯偏低250%，失去那該合同價核減變更前進口材料價格的合理前提。

2.按照合理價200萬美元核減變更前進口材料價格，同時核增70萬美元國產材料價格后，合計應扣130萬美元，相當于讓利120萬美元加上10萬美元合同價與實際價差價。變更前后各風險和利益不變，符合工程變更不修改合同的精神，實現了實質上的公平。

3.考慮到工程變更原因在于承包人違約行為，如按合同價核減進口材料，意味著違約方通過其違約行為可獲得120萬美元不讓利的收益，這將不利于保護守約方利益。由此可見，變更前的進口材料合同價明顯偏低，宜安市場價200萬美元核減其價格。

2、案例二

某建設工程，工期拖延5個月，按合同約定每拖延一天扣發3萬元，這拖延的原因是因業主拆遷不能提供現場的因素，但承包商在整個施工期間沒有提出任何延期請求，沒有及時提出索賠。結算時，審計以工期落后五個月扣罰承包商450萬元。

處理結果及理由：根據合同法和合同文本的相關規定，建設合同應采用書面形式，索賠事件發生后，索賠的提出應當及時，索賠的處理也應當及時。索賠時間發生28天內，向工程師發出索賠意向通知。發出索賠意向通知后28天內，向工程師提出發出索賠報告及有關資料。審計以工期落后5個月扣罰承包商450萬元，這種做法合理，這是由于施工方未及時發出索賠意向通知和向工程師提出發出索賠報告及有關資料。

三、案例啟示

1、合同是以公正平等為基礎

合同是建立在雙方認同的公正平等的基礎上的，在買賣雙方之間共擔風險，具有法律強制力的協議。這一點不僅體現在合同成立的過程中，也體現在合同履行的過程中。比如索賠處理的過程就充分體現了這一公平的理念。

2、正確處理好業主與承包商之間的關系

索賠必須取得監理方的認可，索賠的成功與否，監理方負責人起著關鍵性作用。索賠也直接關系到業主的切身利益，承包商能否成功索賠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業主的態度。因此，需要正確處理好業主、監理方的關系，在實際工作中樹立良好的信譽。

古人云：人無信不立，事無信不成，業無信不興。誠信是整個社會發展成長的基石，更是商業經久不衰的一個秘方。因此，按誠信為本、操守為重的理念，健全企業內部經營管理體系和質量保證體系，誠信服務、確保工程質量、樹立品牌意識、加大管理力度，在業主與監理方的心目中贏得良好的信譽。

3、加強溝通管理工作

在項目的整過程中，有效和經常的信息溝通對于保證項目的順利進展，識別潛在的問題，征求多方建議以改進項目服務質量，滿足客戶需求是非常重要的。索賠工作也不例外，索賠必須取得監理的認可，索賠直接關系到業主的切身利益，承包商索賠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業主的態度。因此在索賠過程，雙方能夠有效溝通，保持溝通的信息暢通有效，是索賠能否順利進行的一個關鍵因素。總之，平時需要保持多溝通，保持良好的相互關系，保持良好合作的氣氛，各方互相信任。對業主或監理方的過失，承包商應表示理解和同情，各方用各自的真誠換取彼此的信任和理解。創造索賠的平和氣氛，避免感情上的障礙。

4、工程索賠的處理原則

4.1索賠必需以合同為依據。根據我國有關規定，合同文件能互相解釋、互為說明。遇到索賠事件時，監理方必須以完全獨立的身份，站在客觀公正公平的立場上審查索賠要求的正當性，以合同為依據來公平公正處理合同雙方的利益糾紛。

4.2必需注意資料的積累。積累一切可能涉及到索賠的相關證據資料，做到處理索賠時以事實和數據為依據。同時，資料的積累有利于對于一些不利工程管理事件的預測，減少施工管理過程中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利用積累的數據資料，運用相關數據處理技術手段，有效地對一些可能發生索賠的事件進行預測處理，及時采取有效措施。

4.3及時、合理地處理索賠。索賠事件發生后，各方必須依據合同的準則及時地對索賠事件進行處理，盡量將各索賠事件在執行過程中陸續解決。畢竟索賠不是各方愿意發生的事情，更不是各方可以獲取最大利益的必要手段。索賠事件一旦發生，需要各方正確對待，盡快解決處理。

4.4加強索賠的前瞻性。索賠事件不論對于哪一方都是一件麻煩的事，因此，在工程實施過程中，應對可能發生的索賠進行預測，及時采取相關補救措施，避免過多索賠事件的發生。

四、結束語

依據合同進行辦事，我國新版《建設施工合同文本》中關于索賠處理的相關條款和條件索賠處理的過程就充分體現了公平的理念。工程索賠廣泛存在于工程管理中，項目管理者應從項目整體角度、各方的實際利益出發，處理好相關索賠事件。處理索賠要利于項目目標實現，最終達到成本、質量、工期三者的平衡。同時應注意風險的分配及轉移，盡可能減少不利于項目成功的因素，減少索賠事件的發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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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成慮；錢昆潤.《建筑工程合同與索賠管理》，東南大學出版社，1993

雙減政策的含義范文第5篇

----市場經濟并不是新東西，它早就存在于計劃經濟之前。傳統的市場經濟有兩個特點：(1)合同的執行靠聲望與關系而非第三者；(2)國家或政府在對企業和產權的關系上不受制度的約束，政治和經濟沒有界線。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斯和羅森伯格最早把西方的崛起歸于國家在對個人和企業的關系上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英國光榮革命開始，政治與經濟的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即政府與經濟開始保持距離，這就是我們說的基于法治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起源。

----現代市場經濟是以法治為基礎、以自由企業為主體的經濟。在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與傳統的市場經濟不是基于法治的。

法治的兩層經濟含義

我們這里講的是經濟體制作為一種游戲規則（rule of game），而現代的規則就是法治的規則（rule of law）。法治在這個意義上有兩層含義：首先是為了約束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任意干預；同時也是為了約束個人與企業的經濟行為而創造一種環境：有秩序、穩定、公平競爭、產權界定、合同執行。這兩個方面講的都是在制度上如何定義國家與企業/個人的關系。

----首先，法治的第一個作用是約束政府。這就是“以法治國”與“依法治國”的根本差別。前者對我們中國人來說并不新鮮，皇帝可以通過法令的形式來約束老百姓，而后者的重要成分是老百姓通過法治程序約束政府。這是本質差別，因為只有后者才可保障經濟自由。

----下面從經濟學角度講為什么約束政府是第一重要的。第一，政府的權力天然地大于個人；第二，政府對經濟隨意干預的傾向是不可自我抑制的；第三，一旦老百姓理性地預期了政府的這種行為，便會不愿投資，或做扭曲投資（短平快），或賄賂官員，這是經濟沒有活力的首要原因。事實上，這是“雙輸”局面，這種情況下政府的稅收反而會減少，經濟學家稱之為“不可信承諾問題”。

----反過來，通過法治約束政府的行為可以達到“可信的承諾”，并造成“雙贏”：第一，政府受法律約束，不能對經濟隨意干預；第二，這就造成了“政策穩定”的環境，個人與企業可以放心投資；第三，由于經濟增長政府反而可以從中得到更大的好處，即收取更多的稅。

----這就是“權力的悖論”。政府的權力越大，越是我行我素，它的許諾就越不可信，結果是老百姓不相信你，沒有生產的積極性；反過來，法治限制政府的權力，使得政府的承諾可信，結果是政府也因此受益。英國17世紀的光榮革命削弱了皇家收稅的權力，權力轉向議會，結果在后來的英法戰爭中，英國反而可以發行國債，法國就難以做到。

----法治的第二個作用是政府在不直接干涉經濟的情況下，應起到公平執法的作用，包括定義產權、維護公平競爭、反壟斷、執行合同。不能由政府隨意定義什么是不正當競爭、什么需要加強管理。只有當政治比較超脫的時候，執法才會公平，也就是常說的運動員和裁判員的關系。任何執法都有可能出錯，因此，法治必須使個人和企業可以對政府提出挑戰，可以告政府執行失誤。

----執法的一大障礙是司法腐敗。顯而易見，司法腐敗造成的合同和產權的不確定性迫使企業回到傳統市場經濟的交易方式，而不是使用法律手段。這是經濟停滯的原因之一。從制度上解決的辦法只能是給人民上訴的權力。

兩個與當前有關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近來“規制”、“加強管理”、“許可證”、“證書”等等，打著“規范市場”的旗號來勢洶洶，除了少數是必要的外，多數是與法治精神相違背的。法治的經濟意義，是盡量減少尋租、加強競爭。在西方，許多政治的管制不成功的原因是政府被商業利益集團“俘虜”，至少在那里，政府的初衷是維護消費者利益，但經受不起商業誘惑。而我們就走得更遠了：民航管理局本應代表乘客利益，鼓勵競爭，相反，卻理直氣壯搞價格壟斷；各城市紛紛限制農民進城，造出各種“證”來――我們的糧票、油票已經進了歷史博物館，現在是開始收集許可證、上崗證的時候了。更為惡劣的是，一些部門借國家安全之名，行謀取壟斷利益之實。

----現在企業、個人被壓得喘不過氣，根本原因是政府在“加強市場管理力度”的旗號下，開展大規模的“造租運動”。這樣下去，就會成為拉美或印度的“制度性腐敗”，那就真的成為壞的市場經濟了。

----需要提出的是，我同意不能一賣了之。俄國的例子很說明問題：私有化后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沒有根本變化，政府依然不斷騷擾企業，使得企業無法有活力。

----第二個例子是分配不均。這不僅是公平問題，也是效率問題。過度不平等會造成社會動亂，但對此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解決辦法。一種是加強政府干預，增加累進稅，抽肥補瘦，這是很危險的，又回到吃大鍋飯的時代。另一種看法則不同，在當前，人們對分配不均最不滿的是腐敗和權力造成的分配不均。美國硅谷產生億萬富翁沒有什么人抱怨，而通過腐敗和權力，那怕只有幾十萬，人們也會憤怒。腐敗的根源是政府權力過大又不受約束，解決的辦法只能是減少干預，減少造租和尋租的機會。因此，法治是減少腐敗、減少收入分配不均的重要手段。

現場點評

茅于軾

（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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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與勞動一樣是創造財富的，因為交換使雙方都得利，而不是使財富從一方轉到另一方。但交換創造財富有一個前提：雙方必須是平等的自由人，如果一方受制于另一方，則交換無法創造財富。使雙方得利的交換早在有文字產生以前就有了。為什么市場制度直到300年前才建立？根本的原因在于，特權的存在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地位被破壞，有人可以侵犯他人的所有權和自由。在中國，這種特權就主要地表現為政府特權，舉例來說，農民減負這個概念本身就是政府特權的表現。在這里，農民負擔變成了橡皮泥，想減就減，想加就加。法治的根本是創造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進一步說，就是取消特權。

樊綱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有兩個不同的詞，法制和法治。中國目前還是“法制”，“制服”的“制”，以法律制服別人，而不是依據法律治理國家。

----我想換一個角度來更好地理解錢穎一所講的問題。市場經濟存在兩種物品：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中最重要的是法制結構，即法律、執法、秩序或者說規則。如果說企業生產私人物品，那么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規則應該是超乎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上的共同使用的規則。也就是說，政府應該代表公共利益提供公共物品，但政府往往卻在謀取自己的私利，首先是政府官僚的私利，其次是企業集團的私利。

----中國的這種問題尤其嚴重，因為傳統官僚體系非常發達，官僚的權力不受約束，而同時我們有一個非常大的國有部門。國有企業作為利益集團，非常名正言順地以國家的名義謀取私利。于是就有了公權導致腐敗的問題。改革的目標首先是發展獨立的私營經濟，其次是改革國有部門，使之不能再打著國家的名義謀取私利。

段永基

（四通集團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