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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義文學的基本特質范文第1篇

[關鍵詞] 管理學特質學科定位

許多人都認為管理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泰羅及其追隨者們認為管理學是一門科學，而以德魯克為代表的管理學家則認為管理學是一門人文學科。管理學就其整體而言，其特質與定位到底是什么？

一、管理學的科學特質

從科學的基本特征出發，可以發現管理學在某種程度上是具有一定的科學特質的。

1.管理學的研究對象具有科學的特質。目前，國內一些學者認為，管理學的研究對象是管理。作為管理學研究對象的管理，我們可以進一步將其分為管理現象和管理活動兩個層面。人類的管理現象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的物”，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在對其進行研究時是可以將其客體化和對象化的，對其研究的結果形成了一般性的管理原理，具有一定的普適性。這是管理學研究對象中具有科學特質的一面，而作為管理活動的管理，由于涉及了復雜而豐富的管理對象、管理情景和管理目標，所以無法將之完全對象化，對其進行研究的結果也不具有一般的適應性，這是管理學研究對象中不具有科學特質的一面。

2.管理學采用了科學的研究方法。科學管理的實質恰恰在于它在方法論上的革命。正是科學方法向管理學的滲透使管理學看起來像一門學科。從科學管理理論開始，尋求管理定量化、標準化、最優化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止過。在管理活動中有對物的管理，對技術的管理，所以在這些方面可以進行定量化研究，尋求最優化的努力是可能的。但是管理中的管理活動更多的卻是涉及對人的管理，涉及到人與人之間、人與組織之間、組織與環境之間的關系，這些關系卻是難以定量化的，因而科學的方法也很難解決這些問題。

3.管理學的一些理論和原則在實踐中產生，并指導了實踐的發展。這說明管理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并解釋了世界。如法約爾在《工業管理與一般管理》一書中提出的一般管理的14條原則，至今仍閃爍著金子般的光輝。管理學中存在著一些原則和規則，但他們不是永恒的，其適用性是有限制的，他們會因時代、社會條件、組織環境的不同而不同。

管理學通過科學化的努力可能會越來越像科學，但卻永遠不會成為真正的科學，因為管理學中的一些問題，光靠科學是無法解釋的，它涉及了人文。

二、管理學的人文特質

1.管理學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一門關于人的學問。管理活動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對人的管理。對于管理活動中人的研究是很難量化的，而管理者的直覺和判斷此時則可能比科學的理性有更好的效果。但管理學所研究的不僅僅是人，還有其他的一些管理要素，因此管理學也無法成為一門純粹的人文學科。

2.管理活動中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管理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是關注人的尊嚴與價值的。不論是“社會人”假設、“自我實現人”假設、“復雜人”假設還是“管理人”假設，一般都包括人需要尊重和自我實現的內容，都體現了一定的人文主義精神。但是管理學探討的人性，具有很強的功利性，與人文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

3．管理學離不開人的價值判斷。管理活動不僅僅涉及可以將之完全客體化與對象化的“物”，更涉及對“人”的管理，而且后者構成了管理活動的主要方面。對后一領域的研究所適用的認識論應當是人文主義的。這意味著管理研究中曾一度追求的客觀最優值，應讓位給最終的主觀判定的滿意值，人的價值判斷在管理決策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管理學既具有一定的科學特質，又具有一定的人文特質。因此，單純從科學特質出發強調管理學的科學性或單純從人文特質強調管理學的人文性都是片面的。所以管理學必定是科學與人文的結合。

三、管理學的科學屬性定位

管理學中具有科學特質的部分應該將其歸入社會科學的范疇，而管理學中具有科學特質的部分則屬于人文科學的范疇，這樣，管理學的學科屬性位于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之間。

將管理學定位在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其本質是“人”這一要素在管理學中的地位比社會科學更加偏離自然科學，而更加靠近人文學科。從研究對象來看，如果我們把管理當作管理學的研究對象，則對作為一種人類社會現象的“管理”的研究與社會科學的研究是沒有太大的差異的，我們可以通過對這一社會現象的研究獲得關于管理現象的一般發展變化規律，從而使其具有較強的普適性。而作為一種人類社會活動的“管理”的研究則與前者不同，因為“人”的因素在這一領域中被凸顯出來了。管理學研究對象中的人――無論是管理者，還是被管理者，都是具有各自價值觀念、感情和偏好的“思想的人”，并且都是個性化的人，這不僅是難以對象化、定量化的，而且研究者對這種管理活動的認知與研究是離不開“理解”與主觀判斷的，這實際上已經與科學方法相去甚遠。

人文主義文學的基本特質范文第2篇

人們常說，中國人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不同。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它們到底是如何不同呢？這種不同是怎樣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我認為，中西書寫文字的差異，是造成兩者思維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語言的書寫符號，它不同于語言，不等于思維的工具。但是作為人們最經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對思維無疑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西方語言的書寫形式是字母文字，這種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僅僅表音；也就是說，它完全割斷了與形象的直接聯系，是一種純粹的記錄語言的符號。這種純粹記錄語言的字母文字頻繁地、廣泛地刺激人們的大腦，就逐漸地形成了西方人長于語言思維的特點，使之語言思維特別發達。而漢語書寫符號是方塊漢字，它不僅表音，而且還能表形、表意。這種音、形、意互相聯系的文字，為形象思維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國人長于形象思維。

文字影響思維方式，思維方式又影響文化的發展特點。中西文字和思維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現出各自的獨特風貌。西方學者認為，語言和思維是相互依賴的。如黑格爾就聲稱：“思維形式首先表現和記載在人們的語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謂思維無語言則不能自存。”而我們的語言學教科書則反復強調，語言和思維是外殼和內核的關系。與此相反，許多中國學者卻認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莊子·秋水》）、“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周易·系辭上》）、“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詩品·含蓄》）等等。

中國人和西方人在思維和語言關系上的差異，直接影響了他們對語言學的興趣。為了更好地發展、提高自己的思維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視對語言的研究。從古希臘時期以來，語言學就“變成‘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一枚獨立學科”，一直到近現代，西方的語言學一直是遙遙領先的。而中國人的思對語言的依賴性小，此相應，中國對語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視。在中國古代語言學一直沒有得到獨立發展。孔子早就提倡：“辭達而已矣。”（《論語衛靈公》）的音韻學就是文學和經學的附庸，人們只是為了寫好詩賦和第才去研究它。學者們甚至把文字、音韻、訓詁貶稱為“小學”。直到十九世紀末，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語言理論，寫成中國第一部語法著作《馬氏文通》。此后，中國的語言學才逐漸獨立發展起來。

中西思維的這種不同特點，還深刻地影響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氣質。中國哲學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強調內心的反省、體驗與覺悟。儒家先賢曾參早就說過：“吾日三省吾身”（同上書《論語·述而》），以反省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則更進了一步。王弼認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語言，甚至圖象都成了束縛思想的桎梏，思想修養達到了一定程度，圖象和語言都不存在了。這個傳統在佛教徒那里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慧能雖然不識文字，卻能以力主“頓悟”成為禪宗南宗的鼻祖。后來，禪宗干脆主張“不立文字”，徹底拋棄語言文字，而完全用純粹的直覺傳遞那些被認為不可表達的奧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國發展起來，禪宗之所以在中國產生，中國形象思維的土壤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與此相應的是，在中國學術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陰陽、元氣、意境、神韻、風骨、虛實……舉不勝舉。

在語言思維影響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學，表現出了另一種風格。西方哲學家們總是以語言的嚴密性和思辯性見長。古希臘的哲學家們如此，近現代西方哲學家們也如此。因而，在某種意義上講，西方哲學是一種語言思辯的哲學。當然，西方學術史上的概念也是相當明確的。

專家認為，形象思維具有模糊性，這大概是中國人思維的特點；相對地講，語言思維具有精確性，這是西方人思維的特點。中西思維的這種不同特點，在各自的語言體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跡固然，這同中國人和西方人對語言研究的不同態度也有一定關系。也就是說，西方語言是比較精確的，漢語，尤其古代漢語則比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譯名的輸入，現代漢語正在向精確化發展）。同一個意思，中西哲人的表達風格各異。如老子說：“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聲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隨也。”（簡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類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卻變成了“統一物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兩半時，這兩個對立面就顯露出來了。”孔子對智慧的定義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亞里士多德卻說：“智慧就是有關某些原理與原因的知識。”[4]雖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亞里士多德的語錄譯成了現代漢語其精確性仍未泯滅；而老子和孔子的語錄就必須通過一番領會才能得到其真諦。

從上述比較中，我們還可發現，表面上看，古希臘哲學家的語言具有鮮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國先哲的語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這并不是說中國人的思維缺乏抽象。其實，在這種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卻表達了與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樣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認為西方人的思維富于抽象，中國人的思維缺乏抽象，這是一個錯覺。有誰能說“得意忘象”不是一種抽象？有誰能說“心通”、“冥合”不是一種抽象？只是它們撲朔迷離、難于表達而已。甚至一向貶斥中國哲學的黑格爾也不得不承認，《周易》中“那些圖形的意義是極其抽象的范疇，是純粹的理智規定。”

由于長期以來人們把抽象思維（確切地說是語言思維）與邏輯思維混為一談，所以那些認為中國人的思維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斷言中國人的思維缺乏邏輯。這同樣是錯覺。所謂邏輯，就是客觀規律性。其實，反映客觀規律性的思維就是邏輯思維；形象思維也反映了客觀規律性，當然也是一種邏輯思維。

當然，我們不否認，語言思維和形象思維的抽象性、邏輯性具有不同的特點。語言思維的抽象性、邏輯性存在于語言之中，在語言表達中顯而易見，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維的抽象性、邏輯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語言表達中則不那么顯著，因而是潛在的。這正是造成以上各種錯覺的根源。

中西思維方式的這些不同特點，造成了中西學者在理論體系上的獨特風格。也就是說，中國學者的理論體系是潛在的、模糊的；西方學者的理論體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說，中國的學術并非沒有自己的體系，那種認為中國缺乏理論體系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形象思維是通過直觀或直覺把握事物的，這就自然地決定了這種思維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體，而非局部人們用直觀或直覺去感知一個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當困難的。當我們想象桌子的形狀時我們的大腦中出現的總是整個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樣，我們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狀時，它們總是同整個桌子合為一體的，難分難舍。因而，這種思維方式具有整體性。相反，語言思維的工具是語言，這就給具體分析帶來了方便。人們在運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語詞概念進行思考的時候，它們都是完全獨立、互不牽制的。因而，這種思維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維的整體性和語言思維的分析性各給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國學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綜合的，一部《論語》，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學思想、倫理學思想等內容。而西方的學術著作，一般是分門別類的，如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著作是《工具論》，心理學著作是《論靈魂》，美學、藝術理論方面的著作則以《修辭學》、《詩學》為代表，此外還有《政治學》、《雅典政制》等政治學方面的著作。在物質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宮、曲阜孔廟為代表的中國建筑，具有鮮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則頗具錯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語言思維的分析性與精確性是相輔相成的。為了更加精確，必然要求具體分析；只有具體分析，才能更加精確。它們表現在藝術創造上，是求真與再現。西方的藝術家們為了把人體畫得更逼真，往往在人體解剖學上下功夫，他們力圖再現藝術創造的對象。古希臘、羅馬藝術家們的雕塑品，使當代藝術大師們嘆為觀止；達·芬奇的畫蛋的求真態度，已成為婦孺知的美談。這種真的、再現的藝術是符合西方之審美觀的。亞里士多德就說過：“維妙維肖的圖象看上去卻能引起我們的。”西方藝術的特色，就在于這種如臨其境、如聞其聲、如見其貌的真實感。

形象思維的整體性與模糊性表現在中國人的美學觀上是求似與超脫。中國的藝術家們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種“超真”的藝術效果；中國畫的特色就在這里，幾條線、幾點墨就能給人以美的享受。這就是國畫大師齊白石老人所說的“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無獨有偶，司空圖早在《詩品》里就說過：“離形求似”，可見這是一個傳統。無論是中國的畫，還是詩，總能給人一個無限想象的天地，使人們回味無窮。“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苕溪漁陷從話》前集，卷十五）坡對王維的定評，一語道破了中國藝術的特色。其實，在中國藝術史上，何獨王維的詩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這不正是一幅用飽醮憂愁的筆墨描繪出的圖畫嗎？又何獨王維的畫是如此呢？敦煌壁畫中的佛像，那種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純凈；既莞爾而笑，又莊嚴靜思的神態，不正是一首絕妙的詩嗎？這都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結出的碩果。

至于在科學技術領域，為什么中國在古代占優勢，西方在近代占優勢呢？這個問題迷惑過不少人，包括愛因斯坦這樣卓越的科學家也感到驚奇。我以為，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維方式在不同歷史時期顯示出來的不同的優勢。分析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首先明確兩點：第一，確切地講，科學不等于技術，前者是指一種以理論為主的學術體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實踐經驗基礎上的發明創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術創造向科學理論發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態以技術創造為特征，近代以科學理論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態的顯著特征即技術創造以實踐經驗為基礎，顯然中國人的形象思維會大顯身手，而西方人的語言思維就相對遜色了。所以，中國能夠成為四大發明的故鄉四大發明基本上是技術創造。中國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術方面的，《天工開物》是宋應星對明代手工業生產經驗的總結，《本草綱目》是李時珍對中草藥的功能與用途研究的記錄。另外，中國學者在理論體系和學術概念上的潛在性、模糊性、玄奧性表現在哲學、美學等方面是別具一格的，但與生性精確的近現代科學理論背道而馳。這或許是近現代以來中國科技發展一落千丈的一個深刻原因。而以語言思維為主要思維方式的西方科學家，卻正是在這方面得天獨厚，故能在近現代科學理論的許多領域中獨占鰲頭。牛頓的力學、達爾文的進化論等科學理論體系在近代科技史上顯示出了語言思維在這方面的優勢。

我時常有這樣一種想法：中國的科技形態基于人類的原始經驗，而西方的科技形態則是對人類原始經驗的轉折。原始思維研究證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尋常的直覺能力和經驗積累。我認為，中國的方塊漢字和形象思維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這種原始經驗，從而形成了中國的科技形態；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語言思維則在一定程度上割斷了與原始經驗的聯系，使之另外開辟出一塊天地，從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態。西方科技在現代社會的優勢已為人們所共睹。其實，中國的傳統科技，尤其中醫學，具有巨大的潛在價值，有待人們去發現、去挖掘。

綜上所述，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類思維之樹上的兩朵奇葩，互有優劣，各具獨特風貌，在歷史上爭奇斗艷，各領。因此，不能籠統地劃分誰好誰壞，貶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種貶低方塊漢字和形象思維、抬高字母文字和語言思維的論調，事實證明是站不住腳的。

二、哲學與宗教

哲學與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層面，而二者之間的關系又反映了各個文明的不同風貌。在我看來，哲學和宗教的含義，是一個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問題。這兩個概念都來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觀念中的哲學與宗教，都是西方意義上的哲學與宗教，可謂之狹義的哲學與宗教。以這種狹義的哲學與宗教來考量中國的學術思想，嚴格地說，中國既沒有哲學，也沒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這個意義上的哲學與宗教來分析中國學術思想，我們當然可以找到類似于西方的哲學和宗教。依此，或許可以這樣說：西方思想的特質在于哲學與宗教相分離，印度思想的特質在于哲學與宗教相合一，而中國思想的特質在于以哲學代替宗教。各國的宗教都是為了解決人生的問題，但在中國，哲學就是為了解決人生的問題，不需要宗教來扮演這一角色。中國哲學通過兩條途徑來安頓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們又往往交織在一起。由于它們都為人生而設，所以都具有人文主義特點。就此而言，我們又可以說中國哲學的特質是人文主義。

不過，我們尤其應該注意到，中國的傳統思想有自己獨特的風貌。按照西方的標準來討論中國的學術思想，是不客觀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們應該打破西方中心論的束縛，在更超越的層面上去理解哲學和宗教，對這兩個概念從廣義上進行重新理解和詮釋。我想，如果把“哲學”看作關于世界根本觀點的學說、關于對存在問題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關于人生的學說、關于信仰的體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說中國思想具有哲學和宗教的兩重性；它既是哲學，也是宗教。中國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這種哲學是人文主義的哲學，這種宗教也是人文主義的宗教。

中國傳統思想的這種特質，是殷周之際經過一場以人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運動形成的；這場思想風暴，標志著中國哲學的建立。也就是說，中國哲學是從探究人的本質即人性（德）開始的。透過這場宗教批判運動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哲學是從原始宗教中轉化出來的。

西方的情況完全不同。西方哲學盡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從探究客觀世界開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學，然后才轉向人，從而具有人文主義性質。不可否認，西方早期的這種人文主義和中國早期的人文主義有許多一致之處。例如，倫理學一度成為古希臘哲學的主要課題，研究形上學是為了解決道德問題。這和先秦哲學家的思路不謀而合。

中西哲學不但出發點不同，而且發展進路迥異。希臘哲學沒有經過殷周之際那樣的宗教反思和批判運動，這就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間。所以，在希臘哲學發展的后期，哲學終于和來自東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導入中世紀。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沒有經歷過殷周之際那種宗教反思和批判運動，所以西方的哲學和宗教始終稟性各異。其哲學是理性的、人文主義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義的。終于，經過文藝復興運動，哲學與宗教又一次分道揚鑣了。就這樣，西方重新確認了久違的人文主義傳統，并跨入近現代社會。可以說，西方的近現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從中世紀的枷鎖中掙脫出來的結果，所以它表現出對中世紀激烈批判的意識。

但是，由于經歷了殷周之際的宗教反思和批判運動，所以從那時起，中國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義的。正因如此，中國沒有中世紀，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會，就象不存在奴隸社會一樣。也正因如此，中國人沒有必要從中世紀的枷鎖中掙脫出來，重新認定人文主義傳統，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樣經歷文藝復興運動。

多少年來，在西學的一片凱歌中，學者們千方百計地用馬克思的五種社會形態來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費盡心思地尋找中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運動，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國的封建主義、專制主義，……所有這一切，皆跡近無的放矢。誠然，中國古代社會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嚴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這就是封建主義嗎？這就是專制主義嗎？對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國古代至少沒有西方那種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如果說中國有西方意義上的專制主義的話，那應該是斯大林主義傳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頂峰。所以，中國的許多問題，我們應該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現實，不要總是把賬算到古人的頭上、總是把祖宗當作替罪羊、總是王顧左右而言他。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切實地提高自己，發展社會。

三、形上學

形上學不但是某種哲學的核心，也是某種文化系統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種學術思想的特點。

形上學所探討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與現實世界無對的。這就是說，它完全由人心所設。這樣，我們就無法回避心這個概念。

上文談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認知之心兩個層面。我認為，相應地形上學也有兩種類型，即生命形上學和認知形上學，它們分別由生命心和認知心所構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質的投影。哲學家們把他們對心（或者說生命）根本特質的體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來規定心、安頓心。后者乃客觀世界根本特質的投影。客觀世界的根本特質首先投射到認知心，然后又由認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學家們對生命根本特質的體悟和對客觀世界根本特質的認識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種各樣的生命形上學和認知形上學。黃梨洲說：“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6]這里，我要接著他的話說：存在（最普遍的存在）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既然最高形上概念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體，也就是心的本體；“工夫”的不同，決定了心之本體和存在之本體的不同。“工夫”，當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傳統的形上學屬于不同的類型。西方哲學一開始就是一種“愛智”的學問，由此形成的亞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傳統形上學的主流是用科學性的概念、判斷、推理的理論知識體系來把握的，這當然是一種認知形上學（前蘇格拉底哲學或有所不同）。

中國哲學一開始就立足于生命的價值，因而其傳統形上學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學。儒道佛三派形上學的最高范疇分別為天、道、真如，這些范疇的實質分別為善、自然、空。就是說，三派對生命根本特質的體悟分別為善、自然和空。不過，宋明新儒學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學則是一種認知形上學。它雖然聲稱其最高范疇“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實際論證中更側重社會人倫的一面，所以與西方的認知形上學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對其自身的體悟，所以它既是主體，又是客體，而歸根結蒂它是主體性的實際承載者。這正是中國哲學主客合一特點的根源。與此相反，對象化是認知心的鮮明特征。它總是把客觀世界作為對象去認識；即使對自身，它也是先將其對象化，然后再去認知。換言之，認知心與客觀世界本來二分。另一方面，認知心與作為主體性實際承載者的生命心與本二分。這就導致了西方傳統哲學主客二分的特點。

由于中國哲學脫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難免帶有中國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運是由天所賦予的一樣，在中國哲學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實體賦予，從而內在于人自身的。這一點，也是與西方形上學大相徑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來尤其現代以來懷疑、否定傳統形上流的實質，在于對認知形上學的背離和對生命形上學的靠近。這樣，一些西方哲學家自覺地從中國哲學中吸收養分也就不足為怪了。

以上從三個由淺入深的層面分析了中西學術思想的特點。事實上，這三個層面是相互關聯的。

參考文獻

[1]黑格爾《邏輯學》，第7頁，商務印書館版。

[2]杜威《思維術》第174頁，中華書局1933年版。

[3]《語言與語言學詞典》第201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版。

人文主義文學的基本特質范文第3篇

關鍵詞： 高中語文 閱讀教學 價值觀

閱讀是高中語文知識結構的重點內容，綜合體現出語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雙重功能。通過閱讀學習，學生可以完善自我知識結構，拓寬視野，這是語文工具性的體現；高中語文選讀的作品，不但有優美的文風，還蘊含豐富的情感和深厚的道理，極大地促進學生的精神成長，體現其人文性的一面。因此，語文閱讀對學生價值觀的培養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在高中語文閱讀教學中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是當前素質教育的基本要求和學生健康發展規律的要求。

一、價值觀及閱讀教學中的價值觀概念

哲學意義上的價值觀是指對整個世界的觀點及看法，就通俗意義而言，“價值觀是個體在以自身的內在需求基礎上形成的、對外在客體的價值性做出判斷需要時所持有的尺度，是獨立的個體關于客體存在價值的看法和觀點”[1]。對于個體而言，價值觀建立在需求的基礎上，有了需求，主體對客體的價值就會有主動的認知和選擇，進而形成一種傾向或者是信念，即樹立對該客體的價值觀。價值觀指導著客體的思維和行為，是個性構成的重要部分，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保持相對穩定性。但這種穩定性只是相對的，它可能隨著主體個性或者經歷的變化有新的認知之后而發生改變，繼而使主體對事物的認識有新的判斷。

在語文教學中的價值觀即為一種價值觀教育，它是“用人文主義的價值取向，引導青少年用正確的價值標準來看待社會、人生以及自己的生活、生命，教育他們正確看待社會的作用和認識人生的意義，正確理解生命的價值，懂得關注自己的靈魂，形成自己堅定的信仰，具有健全的人文精神，養成自己的關愛情懷，學會過現代文明生活”[2]。在高中語文閱讀教學過程中，學生作為閱讀的主體，以積極主動的思維在理解作者的寫作意圖和表達的思想時，有選擇性地潛在吸收有價值的內容，無意識地對青少年學生進行人文主義情懷的熏陶與培養，使其對人生價值和社會生活的意義有正確的理解，對科學文化知識的學習有端正的態度，并在長期的實踐中堅持自己的人生信仰，樹立相對穩定的價值觀。

價值觀教育是將人的價值意識從人的內心深處喚醒，使個體以審慎的態度對自己存在的需要和人生的價值意義進行思考和審視，從而真正提高自己靈魂的高度。高中生正處于價值觀培養的關鍵時期，這個階段心理波動較大，容易被外界所誘。在高中語文閱讀教學中對中學生進行科學的價值觀教育，對促進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長有著積極的作用。

二、閱讀教學中價值觀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高中語文閱讀教學中對學生進行價值觀教育，對學生的健康成長有重要的意義，而多元的文化及價值融合決定了培養學生主流價值觀的必要性。

1.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健全人格。

健全的人格需要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對中學生進行有意識的指導和培養。在日益復雜的現代社會中要取得成功，必須有健康的心理素質和健全的人格素養。每個主體的人格都有相對立的兩個方面，即積極的主體意識和消極的主體意識，只有當積極的主體意識占據主導地位時，人才會表現出積極向上的主體行為。因此，教育的目的在于如何引導學生利用科學文化知識武裝自己，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高中語文閱讀文章一般是根據中學生的年齡特點和心理特質進行選擇的，包含古今中外的優秀文學作品，是培養學生健全人格的有效資源，能對中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有良好的引導作用。因此，語文教師要充分利用這些閱讀教學資源。

2.在多元的引導的基礎上，培養學生主流價值觀。

各種思想激蕩的現代社會，文化融合之下人的價值觀趨于多元化，為個體的發展搭建了舞臺。但是，學生的思想情感和價值觀還處于初期養成階段，必須在多元引導的基礎上培養其主流價值觀。根據中學生的年齡特點和心理特質，語文閱讀的作品都是建立在主旋律基礎上的，立足培養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引導下的主流價值觀。教師在引導學生閱讀時，要以多元、開放的視野全面灌輸、重點培育。將相互作用的各種文化有機整合，培養學生在跨文化范圍中的適應能力和接受心理，在多元的選擇中立足核心，唱響主旋律，為青少年學生的未來長期健康成長奠定良好的基礎。

教師要重視高中語文閱讀訓練，并且充分整合利用教學資源，以開放的閱讀姿態引導學生進行課內外作品熟讀精析，真正體現語文閱讀教學的知識性、情感性，引導學生樹立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形成健全的人格。

參考文獻：

人文主義文學的基本特質范文第4篇

一、文字、思維、文化

對中西文化系統上的差異，近代以來，學術界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反復討論。筆者試圖從文字對思維、思維對文化的影響方面作一嘗試性探索。

現代腦科學研究證實，大腦左右兩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處理各種各樣的形象，左半球主要處理形形的語言符號。這表明左右兩半球的思維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維工具是形象，我們可以稱這種思維為形象思維；左半球的主要思維工具是語言，我們可以稱這種思維為語言思維。語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號，形象是語言代表的意義。在大腦中，形象和語言、形象思維和語言思維之間并不是漠不關心的。相反，連接大腦兩半球的胼胝體以難以想象的速度傳遞左右腦的信息。

人們常說，中國人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不同。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它們到底是如何不同呢？這種不同是怎樣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我認為，中西書寫文字的差異，是造成兩者思維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語言的書寫符號，它不同于語言，不等于思維的工具。但是作為人們最經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對思維無疑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西方語言的書寫形式是字母文字，這種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僅僅表音；也就是說，它完全割斷了與形象的直接聯系，是一種純粹的記錄語言的符號。這種純粹記錄語言的字母文字頻繁地、廣泛地刺激人們的大腦，就逐漸地形成了西方人長于語言思維的特點，使之語言思維特別發達。而漢語書寫符號是方塊漢字，它不僅表音，而且還能表形、表意。這種音、形、意互相聯系的文字，為形象思維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國人長于形象思維。

文字影響思維方式，思維方式又影響文化的發展特點。中西文字和思維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現出各自的獨特風貌。西方學者認為，語言和思維是相互依賴的。如黑格爾就聲稱：“思維形式首先表現和記載在人們的語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謂思維無語言則不能自存。”而我們的語言學教科書則反復強調，語言和思維是外殼和內核的關系。與此相反，許多中國學者卻認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莊子·秋水》）、“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周易·系辭上》）、“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詩品·含蓄》）等等。

中國人和西方人在思維和語言關系上的差異，直接影響了他們對語言學的興趣。為了更好地發展、提高自己的思維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視對語言的研究。從古希臘時期以來，語言學就“變成‘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一枚獨立學科”，一直到近現代，西方的語言學一直是遙遙領先的。而中國人的思對語言的依賴性小，此相應，中國對語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視。在中國古代語言學一直沒有得到獨立發展。孔子早就提倡：“辭達而已矣。”（《論語衛靈公》）的音韻學就是文學和經學的附庸，人們只是為了寫好詩賦和第才去研究它。學者們甚至把文字、音韻、訓詁貶稱為“小學”。直到十九世紀末，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語言理論，寫成中國第一部語法著作《馬氏文通》。此后，中國的語言學才逐漸獨立發展起來。

中西思維的這種不同特點，還深刻地影響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氣質。中國哲學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強調內心的反省、體驗與覺悟。儒家先賢曾參早就說過：“吾日三省吾身”（同上書《論語·述而》），以反省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則更進了一步。王弼認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語言，甚至圖象都成了束縛思想的桎梏，思想修養達到了一定程度，圖象和語言都不存在了。這個傳統在佛教徒那里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慧能雖然不識文字，卻能以力主“頓悟”成為禪宗南宗的鼻祖。后來，禪宗干脆主張“不立文字”，徹底拋棄語言文字，而完全用純粹的直覺傳遞那些被認為不可表達的奧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國發展起來，禪宗之所以在中國產生，中國形象思維的土壤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與此相應的是，在中國學術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陰陽、元氣、意境、神韻、風骨、虛實……舉不勝舉。

在語言思維影響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學，表現出了另一種風格。西方哲學家們總是以語言的嚴密性和思辯性見長。古希臘的哲學家們如此，近現代西方哲學家們也如此。因而，在某種意義上講，西方哲學是一種語言思辯的哲學。當然，西方學術史上的概念也是相當明確的。

專家認為，形象思維具有模糊性，這大概是中國人思維的特點；相對地講，語言思維具有精確性，這是西方人思維的特點。中西思維的這種不同特點，在各自的語言體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跡固然，這同中國人和西方人對語言研究的不同態度也有一定關系。也就是說，西方語言是比較精確的，漢語，尤其古代漢語則比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譯名的輸入，現代漢語正在向精確化發展）。同一個意思，中西哲人的表達風格各異。如老子說：“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聲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隨也。”（簡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類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卻變成了“統一物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兩半時，這兩個對立面就顯露出來了。”孔子對智慧的定義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亞里士多德卻說：“智慧就是有關某些原理與原因的知識。”[4]雖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亞里士多德的語錄譯成了現代漢語其精確性仍未泯滅；而老子和孔子的語錄就必須通過一番領會才能得到其真諦。

從上述比較中，我們還可發現，表面上看，古希臘哲學家的語言具有鮮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國先哲的語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這并不是說中國人的思維缺乏抽象。其實，在這種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卻表達了與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樣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認為西方人的思維富于抽象，中國人的思維缺乏抽象，這是一個錯覺。有誰能說“得意忘象”不是一種抽象？有誰能說“心通”、“冥合”不是一種抽象？只是它們撲朔迷離、難于表達而已。甚至一向貶斥中國哲學的黑格爾也不得不承認，《周易》中“那些圖形的意義是極其抽象的范疇，是純粹的理智規定。”

由于長期以來人們把抽象思維（確切地說是語言思維）與邏輯思維混為一談，所以那些認為中國人的思維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斷言中國人的思維缺乏邏輯。這同樣是錯覺。所謂邏輯，就是客觀規律性。其實，反映客觀規律性的思維就是邏輯思維；形象思維也反映了客觀規律性，當然也是一種邏輯思維。

當然，我們不否認，語言思維和形象思維的抽象性、邏輯性具有不同的特點。語言思維的抽象性、邏輯性存在于語言之中，在語言表達中顯而易見，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維的抽象性、邏輯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語言表達中則不那么顯著，因而是潛在的。這正是造成以上各種錯覺的根源。

中西思維方式的這些不同特點，造成了中西學者在理論體系上的獨特風格。也就是說，中國學者的理論體系是潛在的、模糊的；西方學者的理論體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說，中國的學術并非沒有自己的體系，那種認為中國缺乏理論體系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形象思維是通過直觀或直覺把握事物的，這就自然地決定了這種思維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體，而非局部人們用直觀或直覺去感知一個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當困難的。當我們想象桌子的形狀時我們的大腦中出現的總是整個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樣，我們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狀時，它們總是同整個桌子合為一體的，難分難舍。因而，這種思維方式具有整體性。相反，語言思維的工具是語言，這就給具體分析帶來了方便。人們在運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語詞概念進行思考的時候，它們都是完全獨立、互不牽制的。因而，這種思維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維的整體性和語言思維的分析性各給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國學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綜合的，一部《論語》，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學思想、倫理學思想等內容。而西方的學術著作，一般是分門別類的，如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著作是《工具論》，心理學著作是《論靈魂》，美學、藝術理論方面的著作則以《修辭學》、《詩學》為代表，此外還有《政治學》、《雅典政制》等政治學方面的著作。在物質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宮、曲阜孔廟為代表的中國建筑，具有鮮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則頗具錯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語言思維的分析性與精確性是相輔相成的。為了更加精確，必然要求具體分析；只有具體分析，才能更加精確。它們表現在藝術創造上，是求真與再現。西方的藝術家們為了把人體畫得更逼真，往往在人體解剖學上下功夫，他們力圖再現藝術創造的對象。古希臘、羅馬藝術家們的雕塑品，使當代藝術大師們嘆為觀止；達·芬奇的畫蛋的求真態度，已成為婦孺知的美談。這種真的、再現的藝術是符合西方之審美觀的。亞里士多德就說過：“維妙維肖的圖象看上去卻能引起我們的。”西方藝術的特色，就在于這種如臨其境、如聞其聲、如見其貌的真實感。

形象思維的整體性與模糊性表現在中國人的美學觀上是求似與超脫。中國的藝術家們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種“超真”的藝術效果；中國畫的特色就在這里，幾條線、幾點墨就能給人以美的享受。這就是國畫大師齊白石老人所說的“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無獨有偶，司空圖早在《詩品》里就說過：“離形求似”，可見這是一個傳統。無論是中國的畫，還是詩，總能給人一個無限想象的天地，使人們回味無窮。“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苕溪漁陷從話》前集，卷十五）坡對王維的定評，一語道破了中國藝術的特色。其實，在中國藝術史上，何獨王維的詩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這不正是一幅用飽醮憂愁的筆墨描繪出的圖畫嗎？又何獨王維的畫是如此呢？敦煌壁畫中的佛像，那種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純凈；既莞爾而笑，又莊嚴靜思的神態，不正是一首絕妙的詩嗎？這都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結出的碩果。

至于在科學技術領域，為什么中國在古代占優勢，西方在近代占優勢呢？這個問題迷惑過不少人，包括愛因斯坦這樣卓越的科學家也感到驚奇。我以為，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維方式在不同歷史時期顯示出來的不同的優勢。分析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首先明確兩點：第一，確切地講，科學不等于技術，前者是指一種以理論為主的學術體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實踐經驗基礎上的發明創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術創造向科學理論發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態以技術創造為特征，近代以科學理論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態的顯著特征即技術創造以實踐經驗為基礎，顯然中國人的形象思維會大顯身手，而西方人的語言思維就相對遜色了。所以，中國能夠成為四大發明的故鄉四大發明基本上是技術創造。中國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術方面的，《天工開物》是宋應星對明代手工業生產經驗的總結，《本草綱目》是李時珍對中草藥的功能與用途研究的記錄。另外，中國學者在理論體系和學術概念上的潛在性、模糊性、玄奧性表現在哲學、美學等方面是別具一格的，但與生性精確的近現代科學理論背道而馳。這或許是近現代以來中國科技發展一落千丈的一個深刻原因。而以語言思維為主要思維方式的西方科學家，卻正是在這方面得天獨厚，故能在近現代科學理論的許多領域中獨占鰲頭。牛頓的力學、達爾文的進化論等科學理論體系在近代科技史上顯示出了語言思維在這方面的優勢。

我時常有這樣一種想法：中國的科技形態基于人類的原始經驗，而西方的科技形態則是對人類原始經驗的轉折。原始思維研究證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尋常的直覺能力和經驗積累。我認為，中國的方塊漢字和形象思維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這種原始經驗，從而形成了中國的科技形態；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語言思維則在一定程度上割斷了與原始經驗的聯系，使之另外開辟出一塊天地，從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態。西方科技在現代社會的優勢已為人們所共睹。其實，中國的傳統科技，尤其中醫學，具有巨大的潛在價值，有待人們去發現、去挖掘。

綜上所述，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類思維之樹上的兩朵奇葩，互有優劣，各具獨特風貌，在歷史上爭奇斗艷，各領。因此，不能籠統地劃分誰好誰壞，貶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種貶低方塊漢字和形象思維、抬高字母文字和語言思維的論調，事實證明是站不住腳的。

二、哲學與宗教

哲學與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層面，而二者之間的關系又反映了各個文明的不同風貌。在我看來，哲學和宗教的含義，是一個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問題。這兩個概念都來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觀念中的哲學與宗教，都是西方意義上的哲學與宗教，可謂之狹義的哲學與宗教。以這種狹義的哲學與宗教來考量中國的學術思想，嚴格地說，中國既沒有哲學，也沒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這個意義上的哲學與宗教來分析中國學術思想，我們當然可以找到類似于西方的哲學和宗教。依此，或許可以這樣說：西方思想的特質在于哲學與宗教相分離，印度思想的特質在于哲學與宗教相合一，而中國思想的特質在于以哲學代替宗教。各國的宗教都是為了解決人生的問題，但在中國，哲學就是為了解決人生的問題，不需要宗教來扮演這一角色。中國哲學通過兩條途徑來安頓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們又往往交織在一起。由于它們都為人生而設，所以都具有人文主義特點。就此而言，我們又可以說中國哲學的特質是人文主義。

不過，我們尤其應該注意到，中國的傳統思想有自己獨特的風貌。按照西方的標準來討論中國的學術思想，是不客觀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們應該打破西方中心論的束縛，在更超越的層面上去理解哲學和宗教，對這兩個概念從廣義上進行重新理解和詮釋。我想，如果把“哲學”看作關于世界根本觀點的學說、關于對存在問題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關于人生的學說、關于信仰的體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說中國思想具有哲學和宗教的兩重性；它既是哲學，也是宗教。中國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這種哲學是人文主義的哲學，這種宗教也是人文主義的宗教。

中國傳統思想的這種特質，是殷周之際經過一場以人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運動形成的；這場思想風暴，標志著中國哲學的建立。也就是說，中國哲學是從探究人的本質即人性（德）開始的。透過這場宗教批判運動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哲學是從原始宗教中轉化出來的。

西方的情況完全不同。西方哲學盡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從探究客觀世界開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學，然后才轉向人，從而具有人文主義性質。不可否認，西方早期的這種人文主義和中國早期的人文主義有許多一致之處。例如，倫理學一度成為古希臘哲學的主要課題，研究形上學是為了解決道德問題。這和先秦哲學家的思路不謀而合。

中西哲學不但出發點不同，而且發展進路迥異。希臘哲學沒有經過殷周之際那樣的宗教反思和批判運動，這就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間。所以，在希臘哲學發展的后期，哲學終于和來自東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導入中世紀。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沒有經歷過殷周之際那種宗教反思和批判運動，所以西方的哲學和宗教始終稟性各異。其哲學是理性的、人文主義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義的。終于，經過文藝復興運動，哲學與宗教又一次分道揚鑣了。就這樣，西方重新確認了久違的人文主義傳統，并跨入近現代社會。可以說，西方的近現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從中世紀的枷鎖中掙脫出來的結果，所以它表現出對中世紀激烈批判的意識。

但是，由于經歷了殷周之際的宗教反思和批判運動，所以從那時起，中國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義的。正因如此，中國沒有中世紀，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會，就象不存在奴隸社會一樣。也正因如此，中國人沒有必要從中世紀的枷鎖中掙脫出來，重新認定人文主義傳統，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樣經歷文藝復興運動。

多少年來，在西學的一片凱歌中，學者們千方百計地用馬克思的五種社會形態來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費盡心思地尋找中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運動，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國的封建主義、專制主義，……所有這一切，皆跡近無的放矢。誠然，中國古代社會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嚴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這就是封建主義嗎？這就是專制主義嗎？對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國古代至少沒有西方那種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如果說中國有西方意義上的專制主義的話，那應該是斯大林主義傳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頂峰。所以，中國的許多問題，我們應該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現實，不要總是把賬算到古人的頭上、總是把祖宗當作替罪羊、總是王顧左右而言他。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切實地提高自己，發展社會。

三、形上學

形上學不但是某種哲學的核心，也是某種文化系統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種學術思想的特點。

形上學所探討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與現實世界無對的。這就是說，它完全由人心所設。這樣，我們就無法回避心這個概念。

上文談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認知之心兩個層面。我認為，相應地形上學也有兩種類型，即生命形上學和認知形上學，它們分別由生命心和認知心所構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質的投影。哲學家們把他們對心（或者說生命）根本特質的體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來規定心、安頓心。后者乃客觀世界根本特質的投影。客觀世界的根本特質首先投射到認知心，然后又由認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學家們對生命根本特質的體悟和對客觀世界根本特質的認識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種各樣的生命形上學和認知形上學。黃梨洲說：“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6]這里，我要接著他的話說：存在（最普遍的存在）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既然最高形上概念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體，也就是心的本體；“工夫”的不同，決定了心之本體和存在之本體的不同。“工夫”，當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傳統的形上學屬于不同的類型。西方哲學一開始就是一種“愛智”的學問，由此形成的亞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傳統形上學的主流是用科學性的概念、判斷、推理的理論知識體系來把握的，這當然是一種認知形上學（前蘇格拉底哲學或有所不同）。

中國哲學一開始就立足于生命的價值，因而其傳統形上學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學。儒道佛三派形上學的最高范疇分別為天、道、真如，這些范疇的實質分別為善、自然、空。就是說，三派對生命根本特質的體悟分別為善、自然和空。不過，宋明新儒學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學則是一種認知形上學。它雖然聲稱其最高范疇“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實際論證中更側重社會人倫的一面，所以與西方的認知形上學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對其自身的體悟，所以它既是主體，又是客體，而歸根結蒂它是主體性的實際承載者。這正是中國哲學主客合一特點的根源。與此相反，對象化是認知心的鮮明特征。它總是把客觀世界作為對象去認識；即使對自身，它也是先將其對象化，然后再去認知。換言之，認知心與客觀世界本來二分。另一方面，認知心與作為主體性實際承載者的生命心與本二分。這就導致了西方傳統哲學主客二分的特點。

由于中國哲學脫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難免帶有中國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運是由天所賦予的一樣，在中國哲學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實體賦予，從而內在于人自身的。這一點，也是與西方形上學大相徑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來尤其現代以來懷疑、否定傳統形上流的實質，在于對認知形上學的背離和對生命形上學的靠近。這樣，一些西方哲學家自覺地從中國哲學中吸收養分也就不足為怪了。

以上從三個由淺入深的層面分析了中西學術思想的特點。事實上，這三個層面是相互關聯的。

參考文獻

[1]黑格爾《邏輯學》，第7頁，商務印書館版。

[2]杜威《思維術》第174頁，中華書局1933年版。

[3]《語言與語言學詞典》第201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版。

[4]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第3頁，商務印書館版。

人文主義文學的基本特質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人文精神是人類在求取自身生存、發展的過程中，以真善美的價值理想為核心，不斷實現自身解放的一種自覺的思想信念和文化準則。內涵著對理性精神、自由精神、主體精神、倫理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的追求。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是鑄造公民文化的基礎。公民文化凝聚了人文精神的價值追求與目的導向，公民文化中的理性、寬容、主體意識是人文精神的體現。所以，公葛文化與人文精神有著緊密的聯系和內在一致性。但在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條件下產生、發展起來的公民文化既要繼承人文精神的優秀文化內涵，又必需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一、人文、人文主義、人文精神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概念邏輯序列中，“人文”當是與“天文”相對應的范疇。《周易》日:“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謂“天文”是指天象的變化，可理解為自然;所謂“人文”是指文明，特別是社會制度的創立。是以人之所以異于萬物者為價值支點、以人與人的關系為核心內容的文化建構，表征著人類作為類存在對其生活于其中的這個人的世界的理性審視和現實關切，以及對人之所以為人的文化顯現之實然與應然狀態的最初自覺。其精神實質則是強調個體修養的內向式超越以達致全社會人倫和諧為主要價值目標的“人道”。

    “人文主義”一詞(德語hmnanismus)因溫克爾曼、荷爾德林和席勒等人的倡導而在18世紀的德國首先出現并逐步流行，后被英譯成hmnanism，用來指稱人文主義者的一般思想傾向—人的美德、修養、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人文主義”是在“人學”與“神學”的對立中才獲得了自己豐富的規定性:人居于世界和價值的中心，人以對自身的生存關切和對世俗生活的無限熱情擺脫宗教神學的一元化專制侄桔，高揚人的理性、自由、價值和尊嚴。

    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文化傳統中的“人文”或“人文主義”雖然共同表達了人類對人自身、人類社會以及這個人的世界的文化、理、意義與價值關切，但二者的蘊涵各有側重。“人文主義”因特定的宗教神學背景所致，其復興的“human-ism”不僅有傳統“三藝”，“四藝”，的內容，更包含通才教育所需要的一切世俗文化，以與神學相對抗，確立人不可動搖的中心地位。而中國的“人文”處于弱宗教文化和強世俗文化背景中，它們俱為世俗文化的組成部分，并分別具有鮮明的人生哲學意蘊和自然科學特征。

    人文精神是“人文”或“人文主義”的基本內核和價值依托。從“人文”和“人文主義”的思想緣起與歷史流變來看，人文精神當具有三個基本特征:其一，人文精神始終以人的關懷為主題，其核心是人的生存格局和歷史命運;其二，人文精神具有超越性特征和理想性指向，立足和反思“實然”并不斷地追問“應然”，是人文精神的價值目標之所在;其三，人文精神反對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hism)，其價值視域涵攝人所生活于其中的整個世界。

    我們今天所講的人文精神，應該是以人所生活于其中的整個世界為中心，從人的現實存在出發，從人的感性的實踐活動出發，以真、善、美的高度和諧統一為終極價值指向，從人之價值、意義、目的、權利、義務、責任、良心、道德諸角度追問和探尋個體完整人格、完美人性(即人之應當如何)，追問和探詢社會理想關系、理想狀態(即社會之應當如何)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存與協調發展(即世界之應當如何)的人類精神。

    二、人文精神的哲學意蘊

    人文精神是人類在求取自身生存、發展的過程中，以真善美的價值理想為核心，不斷實現自身解放的一種自覺的思想信念和文化準則。

    人文精神是人類所特有的精神本質的外顯，是人性中精神屬性的體現。人性是人區別于一切動物，為人所特有的普遍共同屬性。它是由人的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和精神屬性構成的。人文精神根植于人性之中，并隨著人性的變化而變化。當物質生產滿足人們物質需求后，人的精神需求就成為人們活動的主要意義和價值，人不是物，不僅有本能，而且有尊嚴、有思想、有情感、有理想、有追求、有道德、有創造。人不是物的奴隸，人追求的是要實現自身的意義和價值。人文精神關心神性和物性統一的整體的人，既熏視經濟利益和物質享受，也重視社會發展和精神享受，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成為人最高的理想。

    人文精神以人為最高目標，體現以人為本的價值觀。人文精神是人對自身本質、價值、終極關懷和在世界之中的地位的根本看法和不懈追求。它把人的存在及其活動視為價值世界的核心。人文世界及其建構和發展與世界觀有緊密關系。世界觀不同，人文追求和人文精神也不同。當代人文精神是以人本世界觀為核心的自然觀、社會觀、人生觀、價值觀，是當代社會的主流文化和當代精神的精華。人只有以人為本原才能以人為目的，只有以人為目的才能以人為本原。因此，人必須尊重自己，關心自己，以自己為終極關懷。一切為了人，一切依靠人，珍視人的生命和價值，維護人的尊嚴和權利，滿足人的需要與愿望，保證人的幸福和發展。人文精神從而也就成為社會的經濟運行、政治法律、科學技術、倫理道德、文學藝術及日常生活的指導原則和價值導向。

    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文化的關系上，強調人是基本的出發點，也是最后的歸宿，在人與物的關系上，強調人貴于物，精神重于物質，突出不以物而奴役人的人道主義原則。在人與人的關系中，當代人文精神強調共利精神和雙贏精神。共利精神是公益精神，是尊重每個人的權利，實現每個人的價值，挖掘、發揮每個人的潛能，使每個人過上幸福生活的精神。共利既提倡利他和共同利益，大公無私、無私奉獻，又尊重個人正當權利的保護和個人價值的實現，充分發揮個人潛能，調動個人的積極性，培育個人的創造性，為使每個人過上幸福的生活創造條件。

    人文精神在文化的積淀、凝聚、孕育中形成，凝結成人們的價值理性、道德情操、人格品質、理想信念，同時，它又以人的精神品格鑄造著人類文化，成為人類文化內在的靈魂。理性精神、自由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是人文精神的豐富內涵，也是人類文化中不朽的篇章。

    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對真、善、美的追求。“真”屬于知識論的范疇，真理是人類追求的第一個理想目標，對真理的追求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主題之一。“善”歸于道德范疇，善是以真理為前提，是人的一種思想道德境界，善的極致之處就是愛。因此，善是主體自我能力和價值的實現，是人性完善的境界。“美”具有藝術價值，美是在真和善的基礎上達到的更高境界。它是人類改造世界的創造性活動及其成果對人的自由的肯定，是人的最高理想境界。“無論誰要追求人生的理想，都必須認真考察支撐著真、善、美這些價值的愛。愛是使這些價值得以實現的動力。它們的價值表現在既能解決社會生活中的實際問題，調整人際關系，給人以偷悅和享受;又能夠開闊人的眼界，提高人的思想境界，陶冶人的情操從而達到對外在自然和人性的超越。人類正是通過創造性的勞動以擺脫自身的局限，實現真善美的統一，以求得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三、人文精神的培養與公民文化建設

    人文精神是人性精神本質的外顯，是以人為本的價值觀，體現著對人是目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終極關懷，是人類文化的內在靈魂，內涵著對理性精神、自由精神、主體精神、倫理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的追求。

    公民文化是一種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說，有政治活動，但不至于去摧毀政府的權威;有政治的參與和輸人，但卻是溫和的;有政治紛爭，但卻是有節制的。公民文化的內涵是守法、寬容、恕道和理性論事的多元文化。概言之，公民文化的特質在于:第一，公民具有較強的政治參與意識，關注政治系統的輸人與輸出，尤其是輸人功能取向的具備;第二，公民具有較強的政治認同感和效能感;第三，公民政治活動的頻率較高，但這種活動的主要特征是高理性基礎上的高參與。

    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意識鋪墊與風格基礎。其實質體現為具有一國國籍的人們在憲法和法律的匡約下所形成的權利與義務并行不悖的理性自覺和行為取向。概言之，公民文化的主要內容在于，公民具有較強的主體意識和參與意識，較強的法律意識和監督意識，較強的政治認同感和寬容意識。

    從公民文化的內容來看，其核心內容就是號召人們反對狹隘和專制，提倡民主、法制和科學，實質就是要喚醒每一個人對自己價值的尊重、對自己能力的信心，喚醒每一個人成為自己的主宰，改變人的非理性狀態，成為理性主宰自我的人。也就是用人文精神構建人的精神世界。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是鑄造公民文化的基礎。公民文化凝聚了人文精神的價值追求與目的導向。公民文化中的理性、寬容、主體意識就是人文精神的體現。所以，公民文化與人文精神有著緊密的聯系和內在一致性。但在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條件下產生、發展起來的公民文化既要繼承人文精神的優秀文化內涵，又必需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首先，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是鑄造公民文化的基礎。在人文精神的內涵中，民本思想十分豐富，它幾乎貫穿于始終。以人為本，強調人在萬事萬物中的主體地位。這種主體地位有三層含義:在古希臘，人不是“自然物”，而是區別于植物、動物并高于它們的獨特存在。人有智慧，有語言和思維，有技藝和發明才能。人從自然中凸現出來。在文藝復興時期，人不是上帝的奴仆，人生不是“贖罪”，而是獲取幸福生活的過程。今天，人本精神意味著人既不是機器，也不是機器的附庸。人不再是物的奴隸，人追求的是要實現自身的意義和價值，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成為人最高的理想，作為創造力的基礎，人自身的自由發展成為人性中的核心理念。人性的本質要求外化為人文精神，它彰顯著人性的精神訴求，追求著人性完善和人格的完美。

    在公民文化中，民本思想之民是指公民，是主體。現代民本思想是建立在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確定了公民之間自由、平等的契約關系，界定了公民與國家的權利和義務，成為一種以公民權利為本位的社會倫理。首先，民本思想強調公民人人平等、人格的獨立。在高度發達的民主型的公民文化中，任何公民無論在社會關系還是在政治關系上都不存在依附關系，他始終是一個獨立的主體，有懷疑的權利，有理性判斷的能力，有自己的人生價值。只有強調公民人人平等、人格的獨立、個人就能更充分地挖掘自己的能力，整個公民文化就會充滿生機。其次，民本思想強調公民有權利和自由，同時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使得社會生活各方面法律化、制度化。在高度發達的民主型的公民文化中，公民共同制定法律，用以保護每個公民的權利，同時每個人必須遵守法律，不侵犯和剝奪他人的權利。每個人的行動只有在法律的范圍內進行，才能自由，離開法律就沒有自由。

    公民文化凝聚了人文精神的價值追求與目的導向。在公民文化的培育過程中，應構健不為外物所役使的主體精神。人的主體精神，確定人在外部宇宙世界中的主體地位從而確立人的支配地位和價值，充分認識和把握人的主體意識，充分培養、發展和利用人的主體能力，積極發揮主觀能動作用，不僅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重要原則，而且是人類主宰自己命運、不斷求得發展所必須的環節。積極向上、不斷進取的人生觀和科學的世界觀，帶給人們的不僅是改造客觀世界的豐厚的物質成果，而且也使人們自身的認識水平和實踐技能得到逐步提高，使人類的文明得到不斷進步。可見，保持不為外物所奴役的主體精神，樹立科學的世界觀和積極進取的人生觀，是21世紀邁向成功之路的重要的精神動力。

    公民文化塑造賦有個性和獨立思考能力的公民。就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與社會轉型而言，雖然以經濟現代化為契機，但人文精神所體現的對個體現實生活的自畝、幸福權利的尊重與寬容，對人的生命與價值的關懷與尊重，對真善美的文化精神的追求，是公民文化建設的內在靈魂。公民文化建設的核心目標之一就是培養公民的人文情懷、主體意識與現代性人格。因此新時期人文精神的重點在于凸顯個性，拓展能力，培養以德性為根本，以能力為基礎的具有主體人格和實踐智慧為特性的現代公民。

    以真善美為導向，培育具有人文精神的公民文化。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人與他人都是相互依賴的，人們的一切活動都是相互影響的。因此，每一個公民在作出自己的行為選擇時，都應從社會倫理道德出發對自身行為作出價值判斷。凡是符合社會道德規范的行為，就盡心盡力地去實施，凡是不符合社會道德規范的行為，就堅決地制止它。在這里也就產生了作為價值判斷標準的善惡觀念。一個不懂得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沒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往往會隨心所欲、不計后果，作出種種危害他人和社會的行為。因此，公民社會應該是一個有利于人的生存和發展，具有人文關懷的社會，是一個能懲惡揚善，維護正義的社會。公民社會培育的公民文化是以真善美為導向，并以此為價值標準培養具有社會責任感和社會價值的公民。

    在公民文化中，科學的價值觀強調人的主體性，只有在人的主體性得到解放的條件下，人們才能夠追求真理、自由、平等、民主等等，從而在思想文化上形成“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景象;科學的價值觀下的義利觀，是富有民族特色和反映時代精神的新型義利觀，即利已與利他、富民與富國相統一的新型義利觀;最后科學的價值觀下人們的政治參與是作為獨立的，具有強烈的民主意識、自由意識、權利意識的個體參與。

    公民文化中的理性、寬容、主體意識就是人文精神的體現。人文精神作為一種理性精神，不僅是人運用智力去理解和應付現實的能力，而且更是人自己把握自己的能力以及人自身諸種復雜而對立的素質中的一股整合力量。公民文化是一種理性文化，是人類理性追求的產物，是人類走向成熟、社會邁向文明的標準，是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科學相契合的文化。科學精神、社會契約觀念、公民意識、權利義務觀念、平等自由觀念等既是理性文化的要素也是公民文化的內容。無論政治制度的設計，法律的制定和對政治參與的寬容，都需要理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