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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范文第1篇

關鍵詞：譯場 合作翻譯 翻譯項目

佛經的漢譯始于東漢，綿延十個世紀，留下了浩如煙海的佛經卷帙。在歷時千年的佛經翻譯過程中，發展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翻譯組織形式---譯場合作翻譯。這種立體化翻譯合作方式組織嚴謹，分工細致，規范化的組織形式和科學的翻譯程序極大提高并保證了古代佛經典籍的翻譯質量。本文分析探究了佛經譯組織運作的方式特點，探索現代翻譯合作形式改良新思路。

一、譯場組織制度與司職分析

佛經翻譯始于后漢桓靈時代，極盛于隋唐，式微于宋元，之后完全沉寂。最初的佛經漢譯，由粗通漢語的外國僧人獨譯，往往翻譯不確切，出現道安指出的"先后傳譯，多致謬濫"的情況。后來逐漸改為外國僧人與漢人合譯：外國僧人口譯，漢人助譯并寫成漢語，分別稱為"傳言"和"筆受"。盡管是兩人合譯，也常常出現宋代高僧贊寧在《高僧傳三集》中描繪的現象："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椀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覿面難通"。故佛經傳入初期所譯諸經，鮮有質量上乘的譯品，后人往往加以重譯。晉朝時漸有數人合譯，前秦苻堅開始組織譯場，聘請中外名僧協力分工。趙政和釋道安主持譯場時，不但增加了人員，而且有了較細的分工，譯經程序方面增加了記錄梵文、證義和校對三道手續。譯場組織雖尚未嚴密，但傳譯程序已非常慎重，譯經質量明顯提高，很好地奠定了譯場集體翻譯工作制度的基礎。到姚秦時期，鳩摩羅什主持的逍遙園譯場，規?？涨埃g經場分工較道安時期更為精細，增加了證梵本、潤文等程序，譯場翻譯制度開始健全。至唐代，譯場經過長期的俄發展，形成完備的組織與質量保障制度。根據宋代贊寧的《宋高僧傳》卷三記載，唐代的譯場職司多至十二種，其中"潤文"、"證義"等職往往由多人分擔。宋代譯經院的組織制度基本沿襲唐代，在唐代司職基礎上或刪或增，略有變化。宋譯場固定了不同職司的工作坐位，宗教色彩更為濃厚。據南宋志磐《佛祖統紀》記載："第一譯主，正坐面外，宣傳梵文。第二證義，坐其左，與譯主評量梵文。第三證文，坐其右。聽譯主高讀梵文，以驗差誤。第四書字槃學僧，審聽梵文，書成華字，猶是梵音。第五筆受，譯梵音成華言。第六綴文，回綴文字，使成句義。第七參譯，參考兩土文字，使無誤。第八刊定，刊削冗長，定取句義。第九潤文，官于僧眾南向設位，參詳潤色，僧眾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儀整肅，所須受用，悉從官給"。

綜上所述，古代譯場制度從早期的簡單粗疏發展到成熟完善，特別是唐宋譯場組織系統嚴密，翻譯程序環環相扣，不同司職的設立，使得立體化的翻譯分工合作模式制度化、科學化。各個司職職責明確，分工清晰但聯系緊密，互相牽制。譯場翻譯過程中，譯主、證義、證文等職司研討經文、審核原文是否有訛誤、譯文與原文意義是否有出入，從而保證了對原文的準確理解；筆受、綴文、參譯、刊定、潤文、梵唄等司職，通過?？?、加工潤色等多道程序保證了譯文表達的純正流暢，監護大臣為譯場的正常運作提供了有效的組織保障。

二、古代譯場制度對于現代翻譯合作的借鑒意義

古代譯場合作翻譯制度是一種立體化、多方位的質量保障和監控體系，譯場的職司與翻譯過程的各個要素緊密相連，科學分工和多道工序保證了譯文的準確性和可讀性，大大提高了翻譯質量。這種合作翻譯形式在后來的翻譯活動中被廣泛應用。清朝有同文館和江南制造局,現代有中央編譯局,都不同程度地傳承借鑒了古代譯場合作方式，分工協作完成了許多個人無法完成的大型翻譯工程。在翻譯事業蓬勃發展的21世紀，對于現代翻譯市場的規范化和大型翻譯工程的開展同樣有著重要的借鑒價值和參考意義。

1、 網絡時代背景下的翻譯合作形式分析

日益加深的全球化，翻譯活動不再局限于占翻譯生產不到1%的文學翻譯，與社會、經濟、文化傳播等的關系更加密切，截至2009年12月，我國在營語言服務企業為15039家，翻譯和本地化服務外包業務年產值達到120億元以上。（黃友義）面對如此龐大鮮活的需求市場，翻譯作為一個技術知識服務性質的產業，今天的價值在于根據已有的數據創造出新的知識，將專家信息流傳達給潛在的、用于各自目的的接受者，更加有效地為其它行業增加高附加值的產品。2003年，由張南軍、良等人起草的第一個國家翻譯服務標準出臺，標志著我國翻譯服務在繁榮中開始走向有序。

目前翻譯市場上典型的翻譯流程表現為：客戶下單---項目分析---譯員安排----翻譯（專職翻譯會對稿件進行前期的術語統一，保證翻譯稿件術語的準確，使用專門的軟件如雅信CAT，SDLX等統一專業詞匯，確定語言風格，譯文格式要求）---初審（對譯件進行文字校對和專業校對）---定稿（根據客戶需要，進行二次審校，以符合該國的語言風格）---編輯排版---客戶反饋。

以上翻譯流程中，翻譯項目負責人對專業術語、語言風格、格式要求進行統一，然后分配給譯員進行翻譯，隨后對譯件進行文字校對和專業校對程序，相當于古代譯場中筆受與校正兩個環節，對于類似于"證義"和"潤文"的兩大重要協作環節缺失了，因而很容易造成集體協作名義下的單兵作戰，特別是大型的翻譯項目，翻譯質量往往差強人意。

2、古代譯場制度帶來的啟示

世紀之初能否重開譯場？21世紀的今天，基于互聯網技術的翻譯協作日益加強，是否可以借鑒古代佛經譯場嚴謹的合作方式，在大規模的文獻翻譯、典籍翻譯、科技資料翻譯等大型翻譯項目中重開譯場，并使現代化意義下的譯場運行制度化、規范化、常規化？筆者認為，當下最需要建立的是以學術規范為價值指向的"譯場"式的翻譯制度。譯場在佛經漢譯和傳播過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國傳統翻譯理論形成和發展的搖籃，獨特的立體化翻譯合作方式以其豐厚的譯學成果證明了翻 譯合作的可行性和科學性，在當今網絡時代背景下彌漫的單打獨斗式的翻譯主流形式提供了極佳的借鑒模式和優化思路。

在計算機輔助翻譯日趨占據人們的視線，各種現代科技支撐下的翻譯方式給翻譯帶來嶄新領域的21世紀，協同合作仍然有著亙古不變的意義。筆者認為，可以借鑒精選助手式的制度模式，在網絡連接的時代，通過互聯網，建立"譯場"式翻譯服務管理制度，使傳統的"面對面"團隊與機動靈活的"虛擬團隊"相結合，虛擬譯場與現實譯場相結合。以學術規范為價值指向，切實貫徹執行2003年出臺的翻譯服務標準；譯員準入制度化，改變目前翻譯市場上魚龍混雜的狀況；譯員身份職業化，在職業化設置時，改變現在較為單一的職位設置，提供類似于譯主、證義、證文、度語、筆受、綴文、參譯、刊定、潤文的崗位；譯才多樣化，發掘各類人才參與翻譯團隊，建立翻譯人才蓄水池；翻譯教學實踐化，現代化的譯場也可以成為培育翻譯人才的基地。借鑒古代譯場的立體式翻譯合作制度，不僅對于全球化背景下日趨增長的本地化產業、大型科技項目、典籍翻譯等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同時有助于倡導審慎的翻譯態度，弘揚求真精神，繁榮翻譯事業。

參考文獻 ：

[1]羅新璋．翻譯論集[C]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2]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 [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7．

[3]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A].羅新璋．翻譯論集[C]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范文第2篇

但是，這種失敗論的觀點，恰恰把我們引入了一個誤區：以為中國與世界的差距僅僅是技術層向的差距，而不是其他。而恰恰是這種失敗論，導致了中國企業過于注意技術層面的硬技術，卻忽略了，更根本性的企業發展的軟技術。

日前，中國銀行一位專家在談及全球經濟以及中國經濟的發展預測時，講到了一個觀點。她說，中國目前仍然是數量型經濟而不是質量型經濟。

盡管這個觀點并不是特別新鮮，而且被大多數人所認可，但是卻并沒有被更多的企業所領會和執行。因為，本土企業仍然處于這樣的階段：與世界汽車行業的大公司在規模上存在巨大差距，因此，趕上并超越這些大公司，走數量化的路線來得更快捷，也更現實。

而這些特點在汽車企業中的表現更加突出，因為汽車行業屬于傳統制造業，且價值鏈非常長，以數量方法作出成績來相對簡單而且迅速。但這服短期內非常奏效的靈丹妙藥，在長期內卻不利于企業的做大做強。

中國固然在技術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距，但是這技術并不是最重要的。就像一位清華大學的教授所說技術的進步并不難，關鍵是人才機制。我們需要吸引人才，而且要成批地引進。

當許多人都在疑惑為什么中國衛星能夠上天，而不能讓發動機落地的時候，他們忽略了一個因素，那就是在衛星上天的項目中，我們有世界頂尖的人才。

人才是一個方面，技術人才也只是一個部分，對于企業的發展，更重要的方面在于管理，管理是一項比發動機更為重要的天鍵的技術。

這可能就是美國人在研究豐田生產方式并努力學習中，一直不能超越的原因。管理的訣竅往往是文化的特征與管理技術的結合。而管理的真正的精髓在于，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管理模式，管理一直在變。

對于中國企業來講，目前比較緊迫的一點是成本管理。

世界上大概有兩種定價模式，一種是價格驅動成本型，一種是成本驅動價格型。

在價格驅動成本型中，企業往往根據市場調查得出市場所能夠接受的價格，然后再考慮減掉那些固定的成本，再要求生產部門作出一定的調整和控制。這種方法，使得企業的價格能夠適合市場的需要，同時不斷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這種方法就足成熟的企業的做法。

在成本驅動價格型中，企業先考慮我的成本有多少，然后加上一定的利潤回報，形成一個市場價格。這種定價方法，把成本看作是固定不變的，而把價格和利潤看作是可以變化的，因此最終的價格，或者犧牲市場的份額，或者犧牲利潤以保證正常的運營。這種方法，在市場增長迅速、市場競爭不激烈的時候，并不會顯示出它的劣勢，但是一旦市場競爭加劇，這種企業容易面臨淘汰的危險。這種方法就是不成熟企業的做法。

中國的企業是怎么做的呢?

即使意識到需要成本控制，那么又能產生實際的效果嗎?不同的企業有小同的結果。

在廣州本田的廠區，經常隨處可見“不斷改善”的標語，所以我們看到本田在中國是盈利性最好的公司。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范文第3篇

過去數月以來，“有形之手”無所不在。為了平抑油價暴跌，OPEC成員國討論石油減產，以試圖遏制油價暴跌；歐洲央行進一步進入負利率區域；日本央行繼續寬松，然而“安倍經濟學”已經開始得不償失；在“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大方向上， 中國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和中期借貸便利（MLF）指導利率下行；最后，盡管就業數字持續改善、CPI月度環比增幅為近幾年來最大，美聯儲仍然暫停加息。所有這些政府行為都有一個共同的意愿――支持“紙幣”資產的價格。然而，“實物”資產的價格已經開始飆升，尤其是相對于“紙幣”貨幣。

銀金比曾是一個很好的市場情緒指標。過去，該比率越高，經濟的增長更受關注，而市場的風險偏好則越高。然而，這個重要的市場情緒指標從2013年中以來便開始與股市脫鉤，而最近這個比率和股市分歧的程度已經達到了歷史極限。

2015年12月底以來，市場的暴跌導致極度的風險厭惡是這個歷史性分歧的原因之一。當下它們之間極端的分歧越來越暗示市場偏好真正的硬通貨，而非紙幣資產。

美聯儲暫停加息計劃之后，美元經歷的最近幾年以來最嚴重的大幅下挫也表明了投資者正從“紙幣”資產轉向“實物”資產。如是，銀金比率與股市的歷史性分歧的意義已被市場誤讀，而股市風險偏好的回暖將因此而持續。

另一個重要的分歧是房地產價格上漲與股市的分歧。中國一線和核心二線城市樓價風起云涌，作為創業板和許多中國新經濟股票的根據地的深圳則尤其奪目。自2014年年底中國股市泡沫開始形成的時候，深圳的房地產價格已經開始和股市發生分歧。這就是所謂的房地產和股市的“蹺蹺板”效應。最近，這種分歧也漸漸達到極致。如果房價上漲不能持續，它也將遏制開發商的房地產投資，并影響經濟基本面的恢復。

近日，大宗商品從先前的極端超賣狀態卷土重來。市場共識認為，這是經濟周期復蘇的跡象。市場的風險偏好因此迅速回暖。但從供給側改革對價格的影響是分階段的，短期內，以鋼材為例，鋼材和鐵礦石價格的暴漲部分原因是由于唐山世博會期間限產，許多以前暫停生產的高爐又復產了，達產率回到了80%以上。在300元/噸現金利潤的誘惑下，鋼企紛紛趁熱打鐵，但也大量地增加了供給。這種機會主義的價格投機和基本面的恢復并沒有什么關系。

穩步下行的、而不是暴漲的大宗商品價格，應該有利于大宗商品的消費大國，如中國等。事實上，石油和股票之間的確存在這種關系。其他商品和股票之間也類似。大宗商品價格的強勢開始蔓延到許多晚周期板塊。這些部門往往是板塊風險輪動準備進入防御性態勢的最后階段。2011年4月開始的防御性輪動就是最好的例子。

一線和核心二線城市代表了中國房地產投資的40%，這些城市庫存的下降或將使房地產開發商追加投資。然而，其他二、三線城市住房庫存占全國的70%，可能很難再繼續增加投資。對通脹和經濟增長放緩的憂慮將很快超過周期性行業強勢。如果僅僅是供給端的問題，而不是經濟的增長帶來持續的需求回暖，反彈很難持續。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范文第4篇

一、總體思路

按照“市場引導、政策激勵、交易自由、管理規范”的原則,采取政府推動與市場導向相結合、有形市場與無形市場相結合、專業化分工與網絡化協作相結合的方式,加強技術市場服務體系和服務能力建設,建立健全技術交易載體,完善技術交易制度和稅收政策,促進技術市場健康有序快速發展。

二、重點工作

(一)進一步落實有關稅收優惠政策。

1.鼓勵技術交易。從事技術轉讓、技術開發和與之相關的技術咨詢、技術服務業務取得的收入,免征營業稅。在一個納稅年度內,居民企業技術轉讓所得不超過500萬元的部分,免征企業所得稅;超過500萬元的部分,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

2.支持技術開發。企業在一個納稅年度實際發生的技術開發費,按當年實際發生額的150%在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以技術轉讓方式將職務科技成果提供給他人實施的,科研機構和高等學校轉化職務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資比例等股份形式,給予科技人員個人的獎勵,經主管稅務機關審核后,暫不征收個人所得稅。

(二)打造區域網上技術服務平臺。運用信息技術,發揮網絡優勢,依托市協同創新服務聯盟網,建設市網上技術市場,吸引成果、技術、中介、資本、人才等關鍵要素集聚。建立完善的技術市場管理信息系統和交易成果信息庫,實現信息、洽談交易、數據統計分析等功能,形成服務于政府、企業、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機構和科技人員的技術交易網絡,為技術轉移和交易提供便捷的公共服務。

(三)加強技術市場服務機構建設。

1.大力發展技術交易機構。鼓勵和支持科技人員、科研機構、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科技企業采取市場化運作模式聯合成立市技術交易機構,面向全市科技人員、科研機構、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科技企業,提供交易咨詢、技術評價、信息、技術合同登記等技術產權交易服務。

2.培育和發展技術轉移機構。支持國家技術轉移示范機構圍繞我市高效生態經濟區建設、承接產業轉移、產業集群發展等,舉辦一系列專業性技術洽談、項目對接活動,推動市內外重大技術成果、專利技術與本地企業對接,促進我市與國內、國際間的技術轉移、輻射及交易。

(四)規范技術合同登記管理。對技術開發、技術轉讓和技術服務、技術咨詢實行分類管理。技術開發、技術轉讓類技術合同,實行“定點受理登記、集中審核把關、統一上報認定”三級管理,即以技術開發、技術轉讓為主要內容的技術交易由符合條件的行業組織或中介機構受理登記,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門進行審核把關,統一上報省級科技行政主管部門進行認定。技術服務、技術咨詢類技術合同,本著方便企業、方便科技人員的原則,由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門根據技術交易量,在各縣區和勝利油田、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合理設置合同登記點。從事技術合同認定登記工作的人員必須具備相關資質,需要獲得國家科技部統一頒發的全國技術合同認定登記員證書,并經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門審核、備案。

(五)培育技術經紀人隊伍。鼓勵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員從事技術經紀活動。研究制定技術經紀人的資質認證標準,加強對技術經紀人的培訓,逐步形成初、中、高級技術經紀人隊伍。加強技術經紀人行業自律,提高技術經紀人的職業道德,促進技術經紀活動健康發展。

三、保障措施

(一)強化機構監管職能。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門要做好技術市場的監督管理工作,市工商、財政、稅務、審計、統計、物價、質監等部門加強協同配合,切實履行職責,齊抓共管,共同促進技術市場健康快速發展。由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門牽頭做好技術市場相關信息的匯集、工作,及時對技術合同認定登記、技術交易的情況和特點進行專項統計分析,了解技術轉移流向與動態,為技術市場管理協調工作提供決策參考。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范文第5篇

列強的侵略使士大夫們不得不求助于今文經學，以發掘其中“制夷”、“改制”的“大義”，為實現其政治理想努力，在當時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可以說，時代不得不選擇今文學說，而今文學說又不得不為適應時代而改變自己。

魏源作為一個今文學者，自然十分重視“大一統”與“夷夏之辨”等觀念。面對的慘敗，他對來自海疆的危機做出反應，改造原有的“夷夏之辨”觀，建立新的“夷夏之辨”觀，并進一步將莊存與、劉逢祿、龔自珍等今文經學家所論證的“滿漢一體”落實到具體的知識實踐中，為清王朝抵抗來自海上的威脅出謀劃策。魏源在《》中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其主旨不出乎其一貫主張的“以經術為治術”、“通經為文，淑世致用”，以“救裨當世”。

的失敗，《江寧條約》的簽訂以及隨之而來的美、法的趁火打劫，使得魏源再也不能像他的前輩一樣以傳統的“夷夏之辨”、內外觀來對待英法美等“夷狄”。魏源在《》、《圣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元史大理傳敘》等書中指出了具體怎樣“制夷”。在魏源抵御外敵的戰略戰術中，最為我們所熟知與贊賞的就是他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之策。在魏源眼中，外邦是“夷狄”，但也并非野蠻之地，并且它們可能有些“長技”超越“中國”，因此“天朝”必須“師夷”才能“制夷”。針對的失敗，魏源提出“師夷”的主張，“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笨梢?，“師夷”之目的在于“攻夷”、“款夷”、“制夷”。要“師夷”首先必須了解夷情，因此魏源十分重視研究外邦。他說：“故同一御敵，而知其形與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敵，而知其情與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馭外夷者，諏以敵形，形同幾席；諏以敵情，情同寢饋?！睘榇?，他編成《》，先后擴充為一百卷，認為此書與昔人海圖之書不同，“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并認為此書有“創榛辟莽，前驅先路”之功。

傳統的內外觀已經無法應對時勢的變遷，因此魏氏的內外觀與“夷夏之辨”與早期今文經學有重大差異：“于是從古不通中國之地，披其山川，如閱《一統志》之圖；覽其風土，如讀中國十七省之志。豈天地氣運，自西北而東南，將中外一家歟。”魏源在這里從全球角度來看待“從古不通中國之地”、“夷狄”，試圖將整個世界收入清王朝的朝貢體系的視野中。這雖然還帶有傳統“用夏變夷”的意味，但畢竟在事實上承認了“中國”外部還存在著“禮儀之邦”。

魏源不再將“夷狄”觀念用來指稱滿族或者其他少數民族，而是指稱“滿漢一體”的“中國”外部的民族和國家，更重要的是，這一指稱是運用在世界范圍之內的。按照魏源的理解，“從古不通中國之地”也有“教化之國”，“遠客之中”也有“明禮行義，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徹物情，貫串今古”之人，他們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況且“圣人以天下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懷柔遠人，賓禮外國，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風俗，廣覽地球，是智士之曠識。彼株守一隅，自畫封域，而不知墻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者；適如井蛙蝸國之識見，自小自而已”。因此，他主張主動了解“夷情”以為“師夷”。他提出“師夷”也表明他認識到“夷狄”還有值得“天朝”學習之處，從而在實踐上承認“中國”外部的“禮儀之邦”的教化程度。

當然，在魏源心中，外部的“教化之邦”并沒有與“中國”平等，儒家教化仍然居于這一夷夏、內外觀的中心。這一夷夏、內外觀也并非后對歐洲民族國家模式的簡單移植，而是對原有朝貢脈絡的重構與擴展，也就是將一種新的夷夏觀與內外矛盾來代替原有的滿漢矛盾、種族平等等問題。

面對來自海上的威脅，魏源認為不僅需要對外抗拒的“制夷”心態，而且需要加強內部的團結與統一，即“滿漢一體”。從這個角度而言，魏源的夷夏、內外觀繼承了今文經學的“夷狄人中國則中國之”的傳統，也體現了近代民族主義的部分因素。面對的失敗，魏源在《圣武記》中總結經驗教訓，對外表現出“制夷”而非所謂的安撫政策，并提出加強內部團結、收拾人心、招攬人才等制度改革等問題?！拔舻弁跆幟蓸I久安之世，當渙汗大號之日，必然以軍令飾天下之人心，皇然以軍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強，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來王，是之謂戰勝于廟堂?！边@其中雖然有明顯的“用夏變夷”、“懷柔夷狄”的意味，但在這里提出“飾天下之人心”、“延天下之人材”，表明他已經意識到加強王朝內部的團結與認同感在抵抗外來征服時的重要性，并以之來整合社會力量，已具有近代民族主義意識萌芽。

魏源根據公羊學的“大一統”與“夷夏之辨”觀念，突破傳統學術的束縛，提出“師夷”主張，認為“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面對“變局”，為了維護“大一統”局面而提出“師夷”的口號，這意味著清代經學開始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引西學人經學。這實際上也開了近代“中體西用”的先河。

魏源的變易思想、經世實踐在《》中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方式呈現出來。面對外部越來越大的壓力以及重大“變局”，他以“大一統”為號召，重構原有的朝貢網絡，試圖從公羊學中尋求理論依據抵制“外夷”。這多少已經蘊含了民族平等、國家等近代民族主義意識，也初顯建構民族國家的端倪。

面對之后的“變局”，魏源將“通經致用”推至極致，倡導“以經術為治術”，“師夷長技以制夷”以“救裨當世”。讓他萬萬未曾料到的是，他改造今文經學，提出“師夷”主張，在經學內部引入西學，開啟了中、西學的融合與沖突之路，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否認與侵蝕了其所供奉的“通經致用”的基礎――經學。并且，這種中、西學之間的沖突成為近代經學的一種發展趨勢，而其間中、西學之間的張力與沖突是魏源無法消解的。更令他想不到的是，他提出的“師夷”是要維護“大一統”、保存“先王之道”，但時代與后來者將他提出的“師夷”的范疇不斷擴大，“師夷長技”的取向最終成了保存“先王之道”的經學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