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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分類范文第1篇

關鍵詞：財政政策 稅收 宏觀調控

一、 財政政策的定義和目標

（一）定義

財政政策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的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情況，對我國經濟發展進行的調控措施。該調控措施以提高就業水平、減輕經濟波動、減輕通貨膨脹及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為目的，通過調整政府支出、稅收和借債水平或者政府收支等實現目標。言而總之，財政政策是系統化的財政措施。

（二）目標

1、加強人民民主政權

這是其最根本的目的。財政的本質就是為國家或政府職能的實現提供強有力的保證。

2、促進國家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協調發展

財政和經濟就如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同時上層建筑主觀能動的反映經濟基礎的狀況，對經濟基礎的發展起著巨大作用。同樣財政對確定分配關系、穩定物價、發展對外貿易等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另外，財政政策無論是對微觀經濟效益還是宏觀經濟效益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3、促進社會事業的發展

我國社會事業的發展如教育、科技、文化、體育、衛生、社會保障等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的。這就兩者要同時發展，共同提高。

4、促進社會的公平分配

在中央、地方、部門、各種所有制企業、集體、個人及個體經營者之間的財政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主要是通過財政政策來進行的。

二、 財政政策分類和工具

（一）財政政策的分類

根據財政政策調節經濟周期的作用，財政政策可分為自動穩定的財政政策和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

一些可以根據情況自動發生的經濟波動不需要外包穩定政策是自動穩定政策。它可以直接經濟狀況的波動來產生調控作用。如稅收和政府支出都是自動穩定政策。與自動穩定政策剛好相反，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則需要通過外部經濟力量。

根據財政政策在國民經濟方面的不同的功能，財政政策可以分為擴張性政策、緊縮性政策。

擴張性財政政策，是指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赤字，如減稅、增支，以增加社會總需求。相反，緊縮性財政政策，是指主要通過增稅、減支進而減少赤字或增加盈余的財政分配方式，減少社會總需求。

（二）財政政策的工具

稅收工具，稅收作為國家主要的收入政策工具，具有強制性、無償性等特征，因此也成為實施財政政策目標的一個重要手段。

公債工具，所謂的公債也是債券的一種，它的發行主體是國家或政府。作為發行主體，國家或政府以其信用為基礎，向國內外舉借債務來取得的收入。

經常項目支出工具，主要指政府對社會公共的支出，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是其主要部分。購買性支出，包括商品和勞務的購買，轉移性支出包括社會福利支出和政府補貼。

三、財政政策與稅收的關系

經過以上的分析，稅收在財政政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是在擴張性財政政策還是在緊張性財政政策中都有著很大的調節作用，稅收作為財政收入的一部分，不僅是國家財政收支的基本來源和保證，也是政府執行社會職能的主要手段，它更是國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規范的形式，不僅為社會公共產品與服務提供財力支持，更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經濟杠桿。

稅收在財政政策中的主要意義有以下幾點：第一，稅收可以調節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關系，從而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平衡發展。第二，稅收可以調節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增長。第三，稅收可以調節收入，實現公平分配。

在宏觀調控方面，稅收是一種自動穩定政策，在稅收體系，特別是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反應相當敏感的經濟活動水平的變化。舉例來說，如果政府預算平衡，稅率無變化，經濟低迷，國民產出將減少，稅收收入會自動下降。稅收乘數的大小與財政政策的大小有很大的關系，稅收乘數表明的是稅收的變動（包括稅率、稅收收入的變動）對國民產出（GNP）的影響程度。

其中b 為邊際消費傾向。

稅收乘數為負，稅收和國家輸出增加或減少為相反的方向；

政府增稅時，國民產出減少，減少量為稅收增量的b/（1-b）倍。假定邊際消費傾向b為0.8，則稅收乘數為-4。可見，如果政府采取了減稅的政策，雖然可以減少收入，但將成倍提高社會有效需求，有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

四、如何更好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財政政策分類范文第2篇

關鍵詞：經濟結構；財政政策；有效性

JEL分類號：H32　中圖分類號：F84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428(2011)11-0005-04

隨著CPI漲幅回落，通脹壓力趨于緩解，國內政府開始強化使用財政政策工具來調整經濟結構，今年10月相繼推出三項財政政策改革：原油天然氣率先從價計征資源稅、滬浙粵深四省市獲準開展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上海交通運輸業和現代服務業試點營業稅改增值稅.同時還啟動了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

一、財政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整作用

著眼于總量調控的貨幣政策通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公開市場操作等工具對實體經濟產生間接影響，有利于調整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有利于控制和保持物價水平穩定。與之相比，財政政策可以直接影響微觀經濟主體(企業和居民)的收入和支出，在產業結構調整、內需拉動方面會更加有效。

1、推動產業結構調整。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動力有政策支持、技術進步、市場需求等，但核心動力是企業的主動投資。是企業自發地成為經濟轉型的主體。財稅政策就是推動企業轉變投資方面的重要工具。

從稅收對企業的影響來看，任何能夠降低企業資本成本的稅收措施，都會刺激企業的投資意愿、加大投資力度；反之則會抑制企業的投資行為。如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實施經濟轉型的愛爾蘭，因本土資源缺乏，決定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愛爾蘭政府推出了很多支持措施，其中的一個關鍵性政策就是極其優惠的公司所得稅。從2003年起，愛爾蘭政府對所有企業實行12.5％的所得稅優惠，并不再征收其他地方稅。低稅率政策吸引了微軟、英特爾、谷歌等一大批全球高新技術企業。

此外，加速折舊、投資減免政策也會促使企業增加投資。二戰后日本經濟迅速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企業實行了包括特別折舊在內的一系列稅收優惠。1951年的《租稅特別措施法》規定，鋼鐵業特定設備的折舊率在3年內可比一般折舊率提高50％：1952年的《企業合理化促進法》又使鋼鐵業享受到新的折舊優惠，即特定設備在購入后的第一年內按購入價格的50％進行折舊；1961年日本政府修改了機械設備的法定使用年限(平均縮短20％)，這些優惠措施對鼓勵企業投資起到了積極作用。1964年，日本的粗鋼產量比1950年增加了8.22倍，名列世界第三。

除發揮稅收的杠桿調節作用外，政府還可以通過直接投資、財政補貼等多種手段來改善投資環境、改變企業對未來收益的預期，從而引導企業加大對高新技術等戰略性產業的資源投入。例如，日本投資1.3萬億日元建設筑波科學城，德國政府投資1.9億馬克建設高科技園區。

產業結構升級需要解決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淘汰落后產能。在使用行政手段的同時，通過市場化方式來迫使落后產能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如適當提高對落后產能企業產品的稅收。企業成本增加、收益減少.迫使企業逐步減少產量并轉向投資生產其他成本相對較低，收益相對較高的產品。很多國家和地區征收環境稅以推動產業從高污染高耗能向節能環保型轉變，如馬來西亞為普及無鉛汽油，調整了汽車燃油稅，使含鉛汽油的價格比無鉛汽油高2％。

2、促進消費、拉動內需。

國內經濟結構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投資、消費不足。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支出增長率逐年下降(見表1)。

居民消費支出取決于其收入，稅收是調節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有效工具。尤其是邊際稅率遞增的個人所得稅，對居民收入的影響最大。個人所得稅降低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影響到居民的消費水平。各國政府為了刺激居民消費，通常會考慮減稅。由于低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高。減稅的重點人群是中低收入者。同時，利息稅、遺產稅等財產稅會使未來的消費價格顯得更加昂貴，有利于刺激人們增加當前的消費。此外，流轉稅、資源稅會轉嫁給消費者，造成物價水平的上漲和居民實際購買力的下降，也會影響到居民的消費支出。

金融危機爆發后，為了刺激國內內需.2009年國家陸續出臺了一系列針對汽車行業的政策，包括汽車行業調整振興規劃、汽車下鄉和鼓勵家電、汽車“以舊換新”等政策。這類補貼政策相當于增加了居民的當期收入.有效刺激了居民的消費需求。通常每年三季度是汽車銷售淡季，但2009年三季度一改往年淡季走勢，汽車銷量同比增長74％，且增速較二季度提升42個百分點z。

當政府增加對文教衛等民生方面的消費性支出時，可以改變居民對教育、醫療等未來大額剛性支出的預期，在當期收人不變的情況下，刺激居民增加即期消費，反之居民會減少即期消費，提高儲蓄比例。

二、影響財政政策有效性的主要因素

財政政策是否有效，首先取決于選取的財政政策工具或各種工具的組合是否恰當。也就是在政府預算約束下，財政收支的規模及其結構是否合理。例如，同樣是為二戰籌集資金，英國和美國就選取了不同的政策工具。當時的英國受凱恩斯思想影響，認為企業投資對所得稅稅率并不敏感，且發行公債不利于政府財政平衡，主要借用提高企業所得稅的方式來籌資，；美國實行了相對溫和的稅收政策，發行公債是主要籌資方式。當政府用發債來彌補赤字時，穩定的稅收政策可以避免企業成本增加，使企業保持投資和生產的積極性，有利于經濟的恢復。不同的財政政策導致英美兩個國家在二戰及戰后經濟發展的速度差異甚大。

其次，財政政策有效性取決于傳導機制是否順暢。財政政策傳導機制是指政府借助不同的財政政策工具，通過收入分配、貨幣供給和價格等變量，來影響微觀經濟主體的消費、投資行為，以達到勞動、產品和資本市場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從而實現預設的政策目標(見圖1)。

在財政政策傳導機制中，微觀經濟主體(企業和居民)能否按照政策預設的方向改變自己的行為以及行為改變的周期和程度，是影響財政政策效力的關鍵因素。

凱恩斯乘數理論表明，居民消費傾向對財政政策目標的實現起著關鍵作用。微觀主體行為改變除受邊際消費傾向影響外，還受到預算的約束和制度的約束。

邊際消費傾向低的高收入人群的消費能力高，而邊際消費傾向高的低收入人群的消費能力低，政府通過稅收、財政補貼對居民收入進行再分配，進而影響全社會的消費傾向。但在總收入既定時，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會整體的邊際消費傾向變得越低，且整個社會的平均消費傾向會被拉低。從2000年到2009年.我國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比從1：2.79擴大到1：3.33。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是我國存在結構性消費不足的重要原因。

若財政政策工具無法改變微觀主體(企業和居

民)預算，該政策工具對企業和居民行為的影響就會失效。理論上，個人所得稅稅率的降低會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居民增加當前消費，2011年9月國內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到3500元、并壓縮了稅率檔次，但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環境下，教育、醫療、住房、養老這些剛性支出使居民始終存在對未來生活的擔憂.個人所得稅調整對居民消費促進作用并不明顯。

制度調整通常滯后于社會經濟環境變化，原有制度的慣性作用可能使新的調控政策難以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實施后，理論上，企業和個人應該按照收益最大化的方向來調整投資和消費行為，但現有的制度安排可能會增加他們未來的不確定性，弱化政策的激勵作用。2009年政府啟動四萬億元投資以刺激內需、拉動經濟，但政府主要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銀行貸款主要流向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不但被限制進入很多領域且得不到銀行貸款的支持，結果是國進民退和經濟結構性矛盾的進一步惡化。一般認為，制度約束存在于市場機制不成熟的國家。但就正處于債務危機的意大利、西班牙這些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來說，現有的福利制度(高福利支出)對提高稅率、縮減財政支出的財政政策也形成了制度約束。

最后，外部環境的變化會改變企業和個人的預期.影響其投資與消費決策，從而影響到政策效果，因為理性的個體或企業面對政策釋放的信號，總是會預測政府隨后將推出的政策后，才決定其行為調整的方向和方式。

三、對財政政策有效性的進一步思考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發展的主線。這對運用財政政策工具調整經濟結構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但在這過程中，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

財政政策分類范文第3篇

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2016年主要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五大任務，這是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十三五規劃”開局之年的戰略任務，也揭示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增速首度低于7%面臨的重要挑戰。

雖然應對挑戰需要財政貨幣政策的雙重結合，但當前國內外環境變化使得貨幣政策空間在縮窄，國際經驗也表明財政政策在應對宏觀經濟減速時應發揮更大作用，當前供給側改革更需要財政政策的積極作為。 未來財政政策應更側重激活消費的政策調整。

財政政策應發揮更大作用

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揭示的五大挑戰來看，高杠桿是其他四大挑戰的重要原因，促使信貸等貨幣政策擴張空間顯著縮窄，財政政策需要發揮更大作用。高杠桿促使投資較快增長，既推動企業生產能力的擴張，也拉動了固定資產投資的大幅增長。投資擴張與杠桿率提升往往相互強化，結果導致高杠桿、高庫存與高產能并存。同時，高杠桿引發的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攀升進一步滋生投資與信貸相互強化的現象，大量資源進一步流入相關的行業，促使研發創新、人力資本提升等方面的資源支持不足，宏觀經濟出現結構不協調的短板問題。

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看，財政政策調整完善應成為重要內容。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除了2007年之外，我國預算收支全部是赤字，這與宏觀經濟已經歷多輪的周期性運行并不匹配，財政政策面臨著低效率挑戰，也使得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不清晰。應推動財政政策調整完善，特別是構建跨周期財政預算平衡機制，發揮財政政策對宏觀經濟自動穩定器的作用，與此同時，實施科學化及精細化的預算制度，進一步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促進微觀主體更好地獨立運作，助推競爭環境的改善，推動企業等微觀主體的健康發展，符合供給側改革的訴求。

從創新引領宏觀經濟增長新動力的角度看，財政政策應發揮重要的作用。我國宏觀經濟減速雖然與全球需求疲軟引發的外需減速有著一定的關系，但全球貿易數量并未出現大幅下滑，我國勞動力等成本上升構成的競爭力下降問題日益突出，源于我國競爭優勢弱化的外需減弱現象越發明顯。我國亟待大幅擴張財政支出，借助PPP等手段引導社會資本進入戰略性新興產業，尤其是引導資本進入高科技行業，集聚社會資源助推創新升級，逐步提升我國的全球競爭力。然而，在經濟減速時期，社會資本往往更加謹慎而不愿意增加投資，財政通過投資、貼息、獎勵等辦法有助于引導社會資金的積極參與。

從降成本擴投資穩增長的角度看，財政政策應積極介入。結合我國實際來看，通縮壓力成為宏觀經濟的突出問題，企業利潤縮窄的壓力在加大，由此引發企業投資意愿減弱，在此情況下，減稅等財政政策成為最為重要的選擇。減稅有助于降低企業成本，增大企業盈利水平，提升企業投資回報率，既增強企業投資的動力，也使得相關商品更加具有國際競爭力。尤其是在近年來部分新興經濟體匯率大幅貶值的情況下，我國商品的競爭力受到影響，通過減稅有助于緩解企業出口困難，為促進我國宏觀經濟穩定起著重要作用。

從擴大消費拉動內需的角度看，財政政策應持續加力。我國消費率不僅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預示我國消費空間較大的事實。近年來我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在增大，體現了我國消費潛力已經開始釋放。未來財政政策應更側重激活消費的政策調整，一是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提升民眾的消費意愿，重點應著力完善養老保險體系及醫療保險體系。二是穩步推動收入分配改革，提升消費的邊際傾向。重點推進個人所得稅由分類向綜合轉變，切實增大個人所得稅對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財政政策亟待創造新空間

當前宏觀經濟問題亟待財政政策發揮更大的作用，但財政政策必須有相應的空間，否則減收增支的積極財政政策不僅難以起到穩增長促發展的目標，而且可能滋生新的財政風險。結合中國實際情況來看，當前也面臨財政債務結構性風險升級等問題，積極財政政策的落實亟待進一步拓展財政政策新空間。

首先，財政赤字率空間較大有助于解決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收支矛盾，可以考慮通過提升財政赤字率以增大擴張性財政政策力度。我國當前的赤字率仍然顯著低于發達大國的水平，而且低于歐盟所倡導的3%的赤字率標準，即便與我國歷史水平相比，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赤字率均小于3%，預示我國財政政策整體處于比較穩健的情形，我國財政赤字率空間仍然較大，可以考慮2016年我國進一步將赤字率提升至3%以上。在去年底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財政部樓繼偉部長明確指出，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并加大力度，逐步提高赤字率。預示財政赤字率的提升將進入政策層面。

財政政策分類范文第4篇

關鍵詞:財政政策;經濟增長;探討

一　財政與財政政策要研究財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財政。但是,目前學術界對于財政的定義還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較多關注的包括再分配論、政府收支論和公共財政論。再分配論認為財政是社會再生產分配環節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財政處于社會再生產的分配環節,而且和同處于分配環節的信貸分配、工資分配、價格分配和企業財務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會產品分配,它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需要,憑借政治權力及財產權力,參與一部分社會產品或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動,包括組織收支活動、調節控制活動和監督管理活動等(劉邦馳,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論認為財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來滿足公共需要,進行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動,并通過收支活動調節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以達到優化配置、公平分配、經濟穩定與發展的目標。

公共財政論認為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通過政府的收支活動,集中一部分社會資源,用于履行政府職能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蘇明,2001)。應該說,前兩種關于財政的定義各有所側重,前者突出了財政的社會分配和政府職能,后者強調了政府的活動。而公共財政論則簡單明了地指出現代財政的公共性,為建立公共財政奠定了理論基礎。明確了財政概念,就可以對財政政策加以研究。財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財政理論為依據,運用各種財政工具,為達到一定財政目標而采取的財政措施的總和。簡言之,財政政策是體系化了的財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實現財政職能。同時,它也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的指導財政分配活動和處理各種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準則,是客觀存在的財政分配關系在國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也是國家實施財政宏觀調控的過程。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又是國家干預經濟、實現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的主要手段。財政政策是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而不斷發展的。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由于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制約,國家不可能大規模組織社會經濟生活,奴隸主和地主階級的財政政策主要是為鞏固其統治地位的政治職能服務。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國家,一般都實行簡政輕稅、預算平衡的財政政策,以利于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財政政策不僅為實現國家政治職能服務,而且成為政府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工具。

財政政策按其構成體系可以分為國家預算政策、財政支出政策、稅收政策、國債政策、投資政策、補貼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數據和技術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種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

二　三種主要財政政策工具對經濟增長促進效應的分析(一)國家預算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國家預算政策包括財政赤字政策、財政盈余政策和預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種形式,筆者主要討論財政赤字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它對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財政赤字影響貨幣供給財政赤字對經濟的影響和赤字規模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取決于赤字的彌補方式,即向銀行透支或借款來彌補財政赤字。出現財政赤字意味著財政收進的貨幣滿足不了必需的開支,其中有一種彌補辦法就是向銀行借款。可見,財政向銀行借款會增加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從而增加基礎貨幣,但財政借款是否會引起貨幣供給過度,則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財政有赤字,銀行發票子”這句話來形容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關系,而事實上,赤字與貨幣發行并不一定存在這樣的因果關系,財政赤字對貨幣供給的影響雖可能與赤字規模的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取決于赤字的彌補形式。

2、財政赤字擴大總需求的效應凱恩斯主義所奉行的財政政策是運用政府支出和稅收來調節經濟。在經濟蕭條期,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經濟中存在失業,政府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以實現充分就業。增加政府支出、減少政府稅收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必然出現財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為財政政策中擴大需求的一項手段。財政有赤字,必然擴大總需求,但其擴大總需求的效應有兩種,如前分析,一是財政赤字可以作為新的需求疊加在原總需求水平之上,使總需求擴張;二是通過不同的彌補方式,財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門需求而構成總需求的一部分。它僅僅改變總需求結構,并不直接增加總需求規模。完全以國債收入彌補的“軟赤字”,只要不超出適度債務規模,其擴張效應一般可被控制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經濟周期的安排,在經濟蕭條階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動,一般不致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對我國的經濟是有現實意義的;第三,財政赤字與發行國債。發行國債是世界各國彌補財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認為是一種最可靠的彌補途徑。但是,債務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來源,會隨著財政赤字的增長而增長。另一方面,債務是要還本付息的,債務的增加也會反過來加大財政赤字。

財政政策分類范文第5篇

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重心應從貨幣政策轉向以結構性減稅為主的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目標應該是適應經濟增長、穩定經濟、服務實體經濟的，應定位于“從屬的穩定”，而不能繼續定位于“主動的調控”。

我國政府過去調控經濟政策的特點看，一是更多地倚重貨幣政策：二是財政政策往往在擴大政府投資和財政開支上大做文章。政府在稅收上的工作重心一直就是定位于如何打擊偷稅漏稅、盡量把稅收收上來上，基本不把稅收作為宏觀調控的政策手段，更不用說是主要政策手段了。

例如，在改革開放過去的34年里，為了支持經濟發展，我國政府在經濟系統中投入了大量的流動性。截至2013年1月末，廣義貨幣（U2）余額99.21萬億元，已經是2011年GDP的兩倍了，遠超過國際上一般水平。 “大流動性”政府調控政策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功不可沒。1978年―2011年我國的經濟增長率年平均高達9.9%全世界歷史罕見。學界把這種“大流動性”增長模式稱為東亞模式。日本、亞洲四小龍都曾經是這種模式的成功范例。

但根據日、韓等國經驗看，這種“大流動性增長”模式在下半場有極其嚴重的“后遺癥”。日本“失落二十年”就是明顯例證。日本“廣場協議”后，經濟泡沫破滅并長期陷入了通貨緊縮局面，無計可施。當前，種種跡象表明，我國經濟系統也要進入下半場了。我國雖然經濟增長的潛力因素還未完全消失，改革紅利城鎮化等還會在很長時間支撐經濟發展，但受房地產等資產價格高企、產能過剩、人口紅利弱化、環境資源約束硬化等影響，經濟增長的“內涵虛化”現象凸現，是不可忽視的一個大問題。當大家都在歡呼我國銀行業成為最賺錢行業的同時，當我國經濟系統“2塊錢貨幣換來1塊錢GDP”的時候，我們是否需要深思一下，這種“實”不如“虛”的局面是不是符合我國國情的，是不是我們想要的發展呢？

日本是我國經濟的一面鏡子。日本已為我們提示了風險，至少我們已看清，繼續玩虛擬經濟、搞“大流動性”的發展路子是不行的，需要改弦更張。就政策而言，除“經濟虛化”外，貨幣政策還因為離市場太近，調整后常常成為市場的擾動因素，且短期作用往往與長期效果相反，其結果通常都不是我們想要的結果。有鑒于此，貨幣政策目標應該是適應經濟增長、穩定經濟、服務實體經濟的，應定位于 “從屬的穩定”，而不能繼續定位于“主動的調控”。這樣，我們沿用凱恩斯主義的主張，在貨幣政策不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時，財政政策就應該出來挑大梁，發揮主要作用。當前世界經濟再平衡，各國因為貨幣政策問題多多，且效果不好，也都是在使用積極財政政策，而盡量避開貨幣政策。我們認為，從貨幣政策為主轉向以財政政策為主，是一種趨勢，在我國則是一種可選擇的、至少可以嘗試的政策主張。

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要掛帥，而結構性減稅政策要當急先鋒

減稅是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發力，不經過政府“二傳手”，直接藏富于民，為經濟發展補充“正能量”的好政策。

相比而言，財政政策因為直接作用于“穩增長、調結構、促民生”，政策本身的負面效應小。財政政策大體可分為財政支出政策和財政收入政策兩個方面。積極財政政策就是要擴大政府支出，縮減稅收等政府收入。而我國財政支出大體又可拆分為 “建設財政”和“吃飯財政”。建設財政往往是與政府投資行為捆在一起的，拉動經濟效果明顯。但近年來，由于基礎設施紅利因素逐漸退卻，產能大面積過剩，政府投資的領域和有效益、可持續的項目越來越少，再加上因政府投資體制不健全等因素造成和瀆職行為嚴重，政府建設財政方面問題太多。正因為如此，2009年政府出臺4萬億投資刺激經濟政策被學界廣泛質疑。這種情況下，我國需要在就業、社保、醫衛、教育、安居、養老等民生領域增加財政，而建設財政應采取審慎的態度，看準了再使用。

我們認為，結構性減稅應充當宏觀調控急先鋒，發揮主要作用。減稅，一方面為企業松綁，營造寬松的營商環境增強企業的能力和實力；另一方面，提高人們的收入水平，進而提高消費能力。減稅是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發力，不經過政府“二傳手”，直接藏富于民，為經濟發展補充“正能量”的好政策。

減稅還是個四兩撥千斤的政策。我國過去的政策，只要是涉及到減稅、減費的，效果都非常好。例如，2006年取消農業稅，區區500億元左右就贏得了8億農民的擁護，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巨大。再如，2012年“十一”國慶長假，取消高速公路收費，撬動全國黃金周出游人次超4億、旅游收入超2000億元，增速均超四成，而全國收費公路節假日免費全算上也就減收不到200億元。

我國應變被動的“平衡財政”為逆周期的“調控財政”，結構性減稅政策還有巨大空間可挖

減稅既要“穩增長”，也要“調結構”，還要“促民生”。財政開支還要照顧到 “人吃馬喂”，赤字還不能有太多的債務沖銷，借助金融手段用印票子的辦法更是行不通。

我國過去的財政政策基本上是被動的“平衡財政”，不是相機抉擇的逆周期“調控財政”。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分析，以1994年分稅制改革為分水嶺，我國財政收支增長速度之前基本都低于經濟增長，之后基本都高于經濟增長。但各年的財政收入和支出基本都是平衡的，雖然我國政府根據經濟形勢，在不同階段也有積極財政政策和緊縮財政政策等表述，不過，實際運作仍然是以收支平衡為首要目標，沒有真正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特別是我國稅收更不是相機抉擇的逆周期政策工具。我國各項稅收除1985年特殊原因外，其他年份基本上與 GDP增長與波動是同步的。這說明我國稅收是隨著經濟增長被動增減的，經濟增長高，稅收增長就高；反之亦然。

之前，國家在編制稅收收入的預算時，各年安排的收入增速一般都在10%以上；但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國家開始實行結構性減稅，各年稅收預算的增速都安排得較低，如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分別為5..8%、9.2%、8.3%、9.5%、8%。2012年，全國稅收收入完成110740億元 （不包括關稅和船舶噸稅，未扣減出口退稅），比2011年增長11.2%。但據有關專家測算，2012年我國減稅的額度只有900億元。我們認為，想通過減幾百億稅來調整經濟結構，來扭轉經濟增速下滑，這力度顯然不夠。所以，最近有關專家呼吁，要來一次給全國人民提氣的大減稅，比如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到1萬元，總減稅規模突破1萬億元，這是不無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