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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第1篇

【關鍵詞】 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 產業靜態集聚指數 產業動態集聚指數

西方標準的對外直接投資（fdi）理論在解釋工業化國家跨國投資動因及其行為特征等方面，為研究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一系列重要依據。但是，這些理論基本上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廠商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發展路徑問題，而是一種以“企業選擇”為重點的理論范式，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上并沒有提供多少有價值的建議。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既關系到一國對外經濟活動的宏觀經濟效益，也關系到投資者的微觀經濟收益。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現階段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將不斷擴大。制定合理的產業選擇方案，是優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提高中國對外經濟活動質量的必要理論前提。從深遠意義說，中國fdi產業選擇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將直接決定著中國對外開放總體發展戰略的政策績效，決定中國在經濟全球化時期參與國際分工的利益分配。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問題進行了相關研究。如江小涓（2005）指出今后一段時期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行業是中檔加工組裝制造業、紡織與服裝業、研究與開發機構和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油田和其他重要資源開發；聶名華（2001）總結了我國境外投資產業選擇的決定因素，并提出應將具有比較優勢的制造業列為境外投資重點，同時要有選擇地投資進口替代型的資源開發業；宋偉良（2005）在分析與產業選擇相關理論后認為，中國應該借鑒國際經驗，并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重點支持資源開發業、服務業、高科技產業、勞動密集型和成熟適用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另外趙春明（2002）、邢建國（2003）等學者也對該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但是從目前已有的研究來看，大多數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論研究和定性研究，對于產業選擇的依據和基準也只停留在理論表述，沒有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提供可參考的指標體系，對于產業選擇的實證研究也較少見到。

鑒于此，本文將以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產業靜態集聚指數和產業動態集聚指數等指標實證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空間，深入探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潛力。

一、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

1、投資競爭力與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的提出

盧進勇（2003）在研究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概念時，首次提到投資競爭力的概念。他認為，目前存在的一些企業競爭力或企業國際競爭力概念基本上都沒有考慮投資或對外投資問題，所下定義僅僅顧及了貿易或對外貿易方面，應當說，在當今國與國之間經濟交往方式日趨多樣化，國際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的情況下，這樣的定義是不全面的。

因此，他認為有必要將企業國際競爭力劃分為國際貿易競爭力和國際投資競爭力兩個方面，正式提出企業國際投資競爭力的概念。國際貿易競爭力類似于已有的關于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概念。國際投資競爭力是指企業開展對外投資過程中較其他投資者更強的投資決策、項目運作和企業管理能力。國際貿易競爭力與國際投資競爭力的側重點不同，前者的側重點是產品、價格、質量、服務、營銷和品牌等方面的競爭力，后者則側重在項目投融資、技術、管理和品牌競爭力等方面。但是盧進勇在界定概念后，沒有在文章中對于國際投資競爭力進行進一步分析和使用，無法領略到它更深層次的意義。

由于國際投資競爭力與國際貿易競爭力有相似之處，只是側重點不同，筆者認為可以模仿現有國際競爭力分析的指標，創造出國際投資競爭力的分析指標，對中國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狀況進行定量分析，更好地指導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為了方便進行產業選擇，也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模仿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創設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revealed investment advantage，ria）進行分析，即：

riaia=（xia/xit）/（xwa/xwt）

式中，xia是國家i在a產業上的對外直接投資額，xwa是a產業在世界市場上的對外直接投資額，xit是國家i在t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xwt是世界市場上t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

這一指標反映了一國某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世界平均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相比而言的相對優勢。它剔除了國家總量波動和世界總量波動的影響，較好地反映了不同產業投資的相對優勢。一般而言，若riaia＜1，則該國在該產業上處于比較劣勢；若riaia＞1，則處于比較優勢，取值越大比較優勢越大。

2、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分析

（1）數據選取。中國各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來自于2003—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03年關于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的數據是目前能夠查到的最早數據，使用的是各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比例。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和各產業數據使用的是《2009年世界投資報告》中并購（m&a）的銷售總額和各產業的并購額，選擇流量進行計算。由于中國產業統計口徑在2006年以后基本一致，而這之前的數據產業劃分不盡相同，本文進行了適當的整理，但仍有部分數據缺失。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分產業數據是在原數據基礎上根據中國公布的產業分類進行了合并整理所得。另外世界投資報告中沒有公布批發零售業的并購數據，雖然中國該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所占比重較大，但無法計算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所以無法用該指標界定中國某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力。

（2）指標分析。表1對數據基本齊全并且有實際意義的若干產業的ria指數進行了具體分析。

從各年度的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各產業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優勢的產業是農林漁業，ria值基本在12以上；具有一定優勢產業的是商業服務業、建筑與房地產業，ria值在3—8之間；只具有微弱優勢的產業是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業的ria值波動較大，投資競爭力不穩定；其他產業的投資競爭力不明顯。

從各產業的年度變動來看，商業服務業和農林漁業的投資競爭力處于增長狀態，采礦業和制造業有所下降，交通運輸倉儲業雖然指標值有波動，但總體呈上漲的趨勢，建筑與房地產業以及電力煤水生產和供應業指標值跨度大，趨勢不明顯，但也有下降的變動。

因此從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標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競爭力總體不強，優勢產業仍集中在農林漁業和商業服務業，采礦業的優勢也存在，但2007—2008年的產業投資競爭力與前幾年比較起來已經明顯下降，這與現實情況基本符合。制造業對外投資比例不高，只占總額的10%。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靜態集聚指數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靜態集聚度可通過以下公式計算得出：

其中si表示投資國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靜態集聚指數，ai表示對外投資國在i產業上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規模，ai表示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總體規模，i=1，2，…n表示n個產業部門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該靜態指數反映的是投資國在一個產業部門的對外直接投資在其全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和比重，是衡量目前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產業分布的存量指標。其數值等于各產業投資額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率。

根據這個計算公式，筆者依然選取2003—2008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作為計算對象（數據選取來源同上），得出中國近6年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靜態集聚指數水平，如表2所示。

根據各年的產業靜態集聚指數情況看出，商業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值最高，兩者之和在50%左右，這種趨勢在5年內都沒有改變，因此，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商業服務業和零售業是中國長期以來的優勢產業，雖然2007年兩者所占的比例小于50%，但主要是因為有部分數據被分離出去單獨計算，因此并不影響它的總體趨勢變化。另外，近兩年制造業的投資比例已經遠低于10%，總體水平連年下降，可以看出制造業優勢產業的地位逐漸消失。制造業對外投資平均比例不高，只占總額的8.1%，而出口貿易的90%是工業制成品，其中近60%是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產品，可見我國貿易投資行業一體化程度較低。這可能是因為相對于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而言，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需要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做后盾，如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制造業就占有很大比重。與制造業相對比，最近幾年交通運輸與倉儲業、采礦業和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逐漸增加，都超過10%。

三、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度表示為：

其中di(0-t）為時間段（0-t）內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動態聚集指數。bi(0-t）為時間段（0-t）內投資國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bi(0-t）為投資國在時間段（0-t）內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增長速度。

若bi(0-t）＞0，則表明時間段（0-t）內投資國對i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在不斷擴大，該產業為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擴展性產業，若bi(0-t）＜0則表明時間段（0-t）內投資國在i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在不斷減少，該產業為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縮性產業。

當i(0-t）＞0，若di(0-t）＞1，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向i產業集聚，若di(0-t）＜0，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從i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若0＜di(0-t）＜1，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i產業縱向比較有所增加，但增長速度小于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增長速度，相對來說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由該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

當bi(0-t）＜0時，若di(0-t）＞0，則bi(0-t）＜0，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從i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di(0-t）＜0，則bi(0-t）＞0，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向i產業集聚。

與靜態的集聚指數不同，動態的集聚指數是反映在一定時間內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集聚和轉移的流量指標，體現了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間轉移方向和速度。使用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可以在靜態分析的基礎上更準確地測量產業的集聚趨勢和轉移方向，體現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方面的潛力。

根據計算公式，筆者依然選取2003—2008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作為計算對象（數據選取來源同上），在表2數據的基礎上，求出2004—2008年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與產業平均增長速度，最后得出15個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如表3所示。

對計算結果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動態集聚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中國各產業多年來基本保持增長的趨勢，連續四年產業平均增長速度都在10%以上，2004年的平均增長率甚至高達46.7%；第二，從單個產業來說，每一年都基本體現出正的動態集聚指數，可以看出每個產業都能連續保持增長的勢頭，只是增長的速度有所不同，只有采礦業在2007年開始出現了明顯的負增長，表明了明顯的發散趨勢；第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在2007—2008年向商業服務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房地產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以及農林漁業聚集，從縱向比較看，交通運輸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以及農林漁業四大產業基本一直保持di(0-t）＞1，出現明顯的產業集聚；第四，在采礦業出現轉移的同時，制造業的di(0-t）由大于1轉為小于1，這表明制造業的集聚趨勢不再明顯，增速減緩，已經低于各產業的平均增長速度，出現發散的跡象；第五，金融業的增長從無到有，雖然與數據統計有關，但也可以看出金融業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逐漸占有一定位置，增長的勢頭逐漸顯現出來。

四、實證分析的結論總結

對于上述三個指標的計算結果，本文對于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情況和產業選擇方向進行了總結，如表4所示。

第一，具有投資競爭力、在投資總額中占有較大份額并且具有一定產業集聚趨勢的產業有商業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它們是中國較早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保持了較高的投資優勢，對中國對外開放、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的外向型發展思路的實施起了很大作用，符合我國總體的發展戰略方向，因此應當繼續重點扶持和發展。

第二，具有一定的投資競爭力、明顯的產業集聚趨勢，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份額較小的產業有農林漁業和建筑及房地產業。它們有非常強的產業組合區位優勢，有極好的發展勢頭，但目前還沒有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主流地位，因此國家應加大在農林漁業等產業對外直接投資上的支持力度，加快這些產業的跨國經營，更好地顯現出它們所蘊含的競爭優勢。

第三，不具有投資競爭力、但具有明顯的產業集聚趨勢，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份額仍較小的產業有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這些產業是中國基于產業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順應國際分工趨勢，尋求和培育產業要素優勢，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的選擇，以后也應該著力發展，并逐漸培育各產業的投資優勢和競爭優勢。

第四，具有微弱投資競爭力或沒有競爭力，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較大份額，具有產業分散發展趨勢的產業如采礦業和制造業。我國要根據國家產業發展戰略和這些產業對國內產業的關聯程度進行細化，引導兩個產業選擇合適的區位進行投資，獲得“相對優勢”，規避東道國的環境保護壁壘，也必將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總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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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第2篇

關鍵詞：對外投資；產業選擇；產業結構調整；產業升級

一、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推進，跨國直接投資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正在對一國產業結構升級路徑及其內在運行機制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近年來，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增長，其對外直接投資也迅速增長，我國也積極推進國際直接投資，努力融入世界經濟的整體。本文考察對外投資作為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一種重要升級手段和方式，分析如何制定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戰略，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選擇提供建議。

二、產業結構升級的概念

1.產業結構的概念

產業結構是指國民經濟中產業的構成及其相互關系。產業結構概念的應用始于20世紀40年代，產業組織理論的創始人貝恩（J.S.Bain）在1996年出版的著作《產業結構的國際比較》中，就將產業結構解釋為產業內的企業關系。

2.產業升級的概念

產業升級是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使產業從一個結構狀態轉變為更適合經濟發展的另一結構狀態，以提升經濟發展水平。產業升級的概念被真正引入到全球價值鏈的分析框架中，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產業升級是一個企業或經濟體提高邁向更具獲利能力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經濟領域的能力的過程，或者說是產業由低技術水平，低附加價值狀態向高技術，高附加價值狀態演變的過程。

三、我國產業結構及對外投資現狀分析

1.我國產業結構現狀

從整體上看，我國產業結構具有多層次階梯狀的特點，這其中表現為一方面，基于我國勞動力豐富及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一部分產業是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產業類型，這其中包括紡織、食品和輕工等行業。這些行業發展比較成熟，并具有過剩的加工能力，擁有大量成熟的適用性生產技術，這些技術和相應的產品已趨于標準化。另一方面，我國還有一些產業，包括以863國家科技計劃為主導的高科技產業已進入世界一流水平，這些產業包括航空航天、生物制藥、信息技術等方面。

2.我國的對外投資現狀

近年來對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有所增加，但總體上講，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中高科技企業的比率仍然比較低。另外服務業項目中勞動密集型仍占主導地位，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比重仍較低在2009年我國對外投資流量中，占份額前4位的分別是商務服務、制造、采礦和批發與零售，投資總份額高達91%；在2010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占份額前4位的分別是商務服務、采礦業、金融業和批發零售業，投資總份額占72.8%。通過對比可以發現，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結構的演變過程大致表現為：以貿易和餐飲為主，通過資源開發和加工貿易項目份額的增加，發展并形成以新興服務業、商貿服務、資源開發、金融服務業和制造業為主導產業。總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還不盡合理，對外直接投資過分偏重資源開發業和初級制造業的投資，忽視技術密集型產業和服務業的投資。偏重對國內關聯效應弱的產業投資，而忽視對國內關聯效應強的投資，結果導致對外直接投資風險加大，總體效益低下。

3.我國對外投資面臨的困難

目前，我國通過國際貿易方式獲取國外先進技術正面臨著諸多困難，一方面現代技術和知識不易被轉換成可供市場交易的商品形式，加之技術的市場交易成本，導致技術和知識的國際貿易趨于萎縮，另一方面，我國還面臨著發達國家基于意識形態等非經濟因素的技術封鎖和技術貿易歧視等問題，即使技術購買交易成功，得到的也僅僅是國外的二流技術，而非核心技術。因此，中國試圖通過技術貿易的方式獲取國外核心技術進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可能性不大。與此同時，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利用外國直接投資所轉移的技術與本國產業現有技術的差距逐步縮小，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正向技術外溢的邊際效應呈遞減趨勢。從長遠來看，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對技術的巨大需求，僅僅依靠國內研發、國際貿易和引進外資是不能滿足需要的。

四、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

1.通過技術調整

當前，國際經濟競爭主要表現為技術競爭，技術進步成為一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關鍵因素。發達國家憑借其掌握的核心技術和營銷資源，占據產品生產價值鏈的研發和銷售等高端環節，而發展中國家只能以其廉價的勞動力、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居于生產加工環節，從而導致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利益分配中處于不利地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低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對于當時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發展，我國經濟長期處于國際分工低端的深層次矛盾日益凸現，以犧牲生態環境和勞動者福利為代價，參與國際競爭的經濟增長方式和產業結構狀況也正面臨嚴峻挑戰。事實表明，在國際競爭中僅僅依靠拼資源、拼勞力的方式已經很難獲取應得的利益，通過技術進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進而贏得國際競爭優勢是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和國際競爭力不斷提高的必由之路。

2.進行產業間的融合

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及升級的主要基調就是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產業升級的主要內容和方向就是實現產業融合，在信息化條件下，由于信息技術和網絡提供了共同的技術基礎，產業之間相互融合的趨勢日漸增強。尤其是作為信息時代主流的信息技術產業，不僅其內部的各個行業之間出現了廣泛的融合，而且信息技術產業正以其巨大的波及力和影響力逐漸融合和滲透到其他產業中。信息產業與其他產業的融合是通過以下過程完成的：首先，信息技術在某一產業的部分企業首先得到運用，信息技術與這些企業傳統技術的融合，導致了產品市場特征的變化和產品競爭力的提高，因而這種融合的過程在該產業內的其他企業之間廣泛地擴散，最終導致該產業全部企業的生產過程發生改變，因而完成了信息技術與該產業的融合過程。導致信息技術與傳統技術融合過程得以擴散的傳導機制源于人類模仿行為的作用。第二，信息技術在產業之間擴散，導致與信息技術相關聯的其他產業與信息技術產業融合，使得這些產業普遍獲得升級；所有與信息技術產業相關聯的產業升級的結果，是整個國家的產業結構的轉換和升級，從而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能力大大增強。這個過程在相當大程度上也是通過技術和生產過程的模仿示范作用來進行的。在眾多的產業中，絕大多數產業與信息產業存在著一定的關聯性，因而可以融合。產業之間模仿與示范的結果，是產業門類中的大多數產業與信息技術產業融合，從而這些產業從低技術水平轉向高技術水平、從低附加值轉向高附加值、從低增長狀態轉向高增長狀態，最后完成產業結構轉換與升級的過程。

五、我國的對外投資策略分析

1.“順梯度”對外直接投資

這也稱為＂優勢型＂對外直接投資，就是指充分利用我國在國際產業梯度中的相對級差優勢，以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為目的，轉移在國內已失去或即將失去相應優勢的產業，大力發展對更低階梯國家的直接投資。

（1）理論借鑒。日本一橋大學的小島清（KojimaKiyoshi，1978）教授以戰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為考察對象而提出了邊際產業擴張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國應從本國已經處于或即將陷于比較劣勢，而在東道國仍具有相對優勢或潛在相對優勢的產業（即邊際產業）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并依次推進。小島清主張投資母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把原來國內的比較劣勢產業轉移到別國并轉換成為東道國的比較優勢產業，東道國可利用這些比較優勢產業擴大生產并出口，而投資母國則通過邊際產業的對外轉移而保留和發展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并擴大出口，從而既可實現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又可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被稱為“順貿易導向的投資”。

（2）具體對策。雖然我國所具有的這種優勢是一種相對的有限優勢，但我們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這種優勢。一方面，有利于延長這類產業的壽命周期，充分實現其轉移價值；另一方面，可以為國內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騰出足夠的空間，促使生產要素向新興產業轉移和聚集，進而通過對這類產業的培育和扶持，推動我國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此外，從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方式的選擇來看，我國的產業轉移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是發展中國家，一方面，由于許多發展中國家從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考慮，對外國直接投資的股權安排和企業并購等方面均有所限制，而對合資企業比較歡迎；另一方面，我國企業出于對投資項目控制權、防止核心技術擴散、降低投資風險以及投資目標國缺乏并購對象和條件等因素的考慮，傾向于以新建方式進入東道國市場。因此，我國的順梯度對外直接投資適宜以合資方式進行“綠地投資”為主，具備條件的也可以采取并購投資方式。

2.“逆梯度”對外直接投資

這也稱為“學習型”對外直接投資，就是要通過到發達國家技術發源地直接投資的方式，充分利用反向技術外溢效應，獲取國外先進技術和組織管理經驗，從而帶動國內產業向更高階梯發展。

（1）理論借鑒。英國里丁大學的坎特威爾（JohnA.Cantwell，1991）和托蘭惕諾（PazEstrellaTolentino）共同提出技術積累產業升級理論。該理論主要從技術累積過程出發，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過程是企業技術能力提高的過程，而企業技術能力提高則是不斷積累的結果；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能力的提高是與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直接相關的兩個基本命題。

（2）具體對策。我國應該在先進制造業、信息技術、生物工程、新材料技術、航天技術等領域，大力發展對發達國家相關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通過直接投資于發達國家的科研機構和技術開發型公司，購并技術目標市場的企業或與之合資建廠等多種方式和手段，一方面，可以雇傭當地高水平的科技人員直接參與技術研發，充分利用國外人力資源，獲取先進技術，同時，還能夠收集相關信息，跟蹤最新的國際科技動態，并以此推動國內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和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另一方面，通過技術密集型國際生產體系的建立，形成對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的直接牽引，從國際生產的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推動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在新形勢下，對發達國家的逆向直接投資可能是我國目前獲取先進技術最主動和有效的途徑之一，因此，應將這種學習型對外直接投資作為政府扶持的重點，為其提供金融、財政、稅收等政策支持，并加強投資信息服務和指導工作。

六、結論

我國實施產業結構調整及升級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國家競爭優勢，實現富國強民的必然選擇，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是復雜的、困難的，甚至會產生劇烈的陣痛，比如因產業結構升級所帶來的大量失業問題、社會穩定問題等，對外投資作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及升級的方法和手段之一，需要按照國家產業政策的總方向進行制定和調整，但是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是系統工程，需要包括對外投資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等相關政策步調一致，才能真正完成，這是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需要各個部門的積極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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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第3篇

國際直接投資又稱為外商直接投資、外國直接投資或對外直接投資。我國把吸收和利用的國際直接投資稱之為外商直接投資，是因為我國吸收利用的國際直接投資不僅來源于一些國家，而且還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我國的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

二、遼寧省對外開放與經濟增長的現狀分析

遼寧省引進外商直接投資（FDI）值雖在個別年份有所下降，但總體上不斷增加。從1990年的2.48億美元到2014年的274.2億美元，增長近110倍，平均增長率為21.66%。（如表1）

三、FDI對遼寧經濟增長影響的定量分析

根據表1的數據繪制出遼寧省歷年地區生產總值和FDI的序列表可以明顯看出，1990～2014年間遼寧省的地區生產總值和FDI的增長趨勢基本一致。由地區生產總值和FDI的散點圖也可以看出數據大體呈線形分布，說明地區生產總值和FDI存在線形關系。因此本文決定用時間序列線形模型來研究FDI對遼寧省增長的影響。

以GDP為因變量，以FDI為解釋變量，建立簡單的一元線形模型：

經濟學涵義為：第t年要素投入與第t年經濟總量之間滿足一元線形關系；b表示要素投入的報酬率，即投入每增長1%時產出的增長率；a作為常數項，表示除之外其他所有要素投入的影響，表示隨機誤差項。

使用1990～2014年的統計數據（見表1），利用Eviews5.0軟件對上述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得到結果如下：

模型（1）的回歸方程為：

這說明遼寧FDI和GDP有明顯的線形相關關系，FDI的增長對GDP的增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即FDI每增長1億元人民幣，遼寧省的國內生產總值就會增長14.351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FDI的流入對遼寧省經濟總量的增長產生了較大的正面作用。

四、遼寧進一步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對策建議

（一）政府層面的對策建議

投資環境是外商投資決策中極其關鍵的影響因素，投資環境的好壞決定了東道國與外商投資相對的競爭地位，東道國較高標準的投資環境會增強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吸引力。雖然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遼寧吸引外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遼寧的投資環境與廣東、上海相比，差距還很大，有待進一步完善。為了進一步改善遼寧的投資環境，應該同時加強硬環境和軟環境的建設。

（二）企業層面的對策建議

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第4篇

關鍵詞：國際服務貿易統計；BOP統計；FATS統計

中圖分類號：F71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4－0143－03

當今世界服務貿易迅速發展，全球經濟競爭的重點正從貨物貿易轉向服務貿易。全球信息技術革命的不斷發展增強了服務活動及其過程的可貿易性，通訊、計算機和信息服務、會計、咨詢等新興服務行業不斷擴張。同時，與近年來出現的大型呼叫中心、數據庫服務、遠程財務處理等一樣，新的服務貿易業務也將逐漸衍生出來。商業存在成為服務貿易的主要方式。

隨著國際服務貿易的快速擴張，服務貿易的定義也趨向開放，更是對服務貿易統計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服務貿易總協定關于服務貿易的定義引發出統計口徑問題，許多專家學者對服務貿易統計制度和方法開展了相應的研究。筆者對這些研究活動及其成果進行了回顧，歸納了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的主要觀點。

一、國際服務貿易統計的特殊性

國際服務貿易統計的特殊性源于服務貿易概念界定的特殊性。服務貿易概念有狹義論與廣義論之說。發展中國家僅將居民與非居民所從事的跨國服務視為國際服務貿易，即狹義論。發達國家則將所有涉及不同國民或不同國土的服務交易都列入國際服務貿易范疇，即廣義論。服務貿易的這兩種代表性定義主要有三個區別[1]：（1）兩種定義觀察國際服務貿易的立足點不同，前者立足于交易者的常住性，后者立足于生產要素所有權――即屬地與屬權之別。（2）兩種定義下國際服務貿易的范圍不同，集中體現在對以商業存在形式提供服務的處理方式不同。（3）兩種定義產生的背景不同，所發揮的功能不同。貨物的國際貿易與直接投資互為替代，而在服務領域發生的直接投資從本質上講是跨境服務貿易的一種變形。

在GATS（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簡稱GATS）中，國際服務貿易被定義為四種供應模式：（1）跨境供應（Cross－border supply）。（2）境外消費（Consumption abroad）。（3）商業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4）自然人流動（Movement of personnel）。謝啟南等認為國際服務貿易統計應當遵循以下的原則[2]：第一，貿易原則。即國際服務貿易統計僅統計有償服務，而不統計無償服務。第二，服務原則。即國際服務貿易統計僅統計服務貿易，而不統計貨物貿易。因此，必須正確劃分服務與貨物的界線，防止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的重復統計。第三，國別原則。即國際服務貿易統計僅統計本國（地區）與其他國家（地區）之間所發生的交易，而不統計本國（本地區）居民和機構單位之間在國內（地區內）所發生的服務交易。

二、國際服務貿易統計方法現狀

國際收支是世界各國國際經濟交往的產物，是用來記錄、分析、解釋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交往中的規模、結構的統計數據。國際收支統計是一個國家實行宏觀經濟目標的需要。宏觀經濟目標通常由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組成。因此，國際收支統計是一個國家對本國國際收支狀況做出評價和判斷的基礎，是國家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依據。全球統一的國際收支制度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后著手建立完善的（見表1）。

《國際收支手冊》第五版和《國際收支手冊》第四版的區別主要有：第一，擴大了國際收支統計概念框架的范圍，使其不但包括國際收支流量的統計，而且包括對外金融資產、負債存量的統計；第二，明確區分了經常賬戶賬戶內的服務和收益，收益又分為職工報酬和投資收入，重新定義了經常賬戶，將無償轉讓分為經常轉移和資本轉移。前者計入經常賬戶，后者計入資本賬戶；第三，對第四版的資本賬戶進行了重新定義，改稱為資本和金融賬戶，使各類投資方式下的投資工具、部門期限的劃分更為明確。

1996年，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歐盟統計局與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協商，制訂了比《國際收支手冊》第五版的居民與非居民之間國際服務貿易的分類更詳細的分類，將《國際收支手冊》第五版的若干服務項目進一步分類，即《擴大的國際收支服務分類》（Extended Balance of Payments Services，簡稱EBOPS）。它不僅包含了與BPM5的11個主要標準部分①相一致的主要目錄，而且增加了許多與BPM5（fifth edition of the IMF Balance of Payments Manual，簡稱BPM5）原則相一致的更細化的內容，基于鑒定和申報目的，EBOPS編碼標準化體系與BPM5的編碼體系完全協調融合。

傳統的BOP（Balance of Payments，簡稱BOP）統計方法是有缺陷的，按照 IMF的BPM5的規定，國際收支是指一定時期內一國居民與非居民之間經濟交易的系統記錄。國際收支平衡表包括經常賬戶、資本與金融賬戶、錯誤與遺漏賬戶。服務貿易被列入經常賬戶項下，是指一國居民與非居民之間服務的輸出入。居民與非居民的劃分不是以國籍為標準，而是以交易者的經濟利益中心所在地為依據，即從事生產、消費等經濟活動和交易達一年以上的所在地。IMF規定，企業、非營利機構和政府等法人以及自然人，不論其來自何國，只要他們在所在國從事一年以上的經濟活動與交易，就是所在國的居民。另外，與GATS的分類不同，BOP包括政府服務。

由此導致了對國際服務貿易范圍的界定不同，尤其體現在對以商業存在形式提供的服務的處理方式不同。如果A國的服務提供者在B國從事經濟活動（設立商業機構）在一年以上，則不屬于國際服務貿易。

BOP統計偏重考察不同國家服務產品的流向及隨后的資金流向，不像GATS方法偏重考察各國服務業的開放程度，全面反映一國圍繞服務交易，通過包括貿易與投資在內的各種途徑所獲得的全部收益。

BOP統計和FATS（Foreign Affiliates Trade in Services，簡稱FATS）統計體系可以互為補充。FDI統計涵蓋貨物和服務貿易，因此，FATS統計的數據很多可以從中獲得。FATS服務貿易分為內向FATS和外向FATS。別國附屬機構在東道國的服務交易稱為“內向FATS”，東道國附屬機構在別國的服務交易稱為“外向FATS”。FATS統計包括外國附屬機構在東道國的全部服務交易情況――包括與投資母國之間的交易與東道國居民之間的交易以及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交易，但其核心是非跨境交易，即與東道國居民之間的交易。因此，FATS統計可以提供全部的商業存在和一部分自然人流動的統計數據（見表2）。

作為長遠努力目標，FATS應盡可能地在與EBOPS相一致的基礎上，按照適用于貨物貿易的“商品列名與編碼協調制度”進行分類，以便與按此方法分類的居民與非居民貿易進行比較。

雖然GATS與BOP＋FATS統計沒有達到完美的契合，尚有超出現有統計框架的領域存在，但已經為國際間服務貿易統計數據的可比與交換走出了重要一步。

三、FATS統計操作中的難點

1．FATS統計的所有權標準。按照GATS定義，外國直接投資企業通常有“所有權”、“控制”和“聯營”等幾個概念。在統計準則中BPM5、BD3和1993 SNA中都有關于所有權的規則。所有這些規定都采用了10％的普通股或表決權（就法人企業而言）或等值權益（對非法人企業而言）的標準作為直接投資的下限，但是，它們也規定了與GATS中的所有權和控制概念更加一致的規則。所有這三個經協調一致的標準都把“附屬機構”界定為直接投資者擁有50％以上股權的企業，“聯營公司”為直接投資者擁有10％至50％股權的企業，而“分公司”為單獨或聯合擁有的非法人企業。在1993 SNA中，附屬機構和分公司都被認為是“外國控制的企業”；個別國家可按照它們對外國控制的質量評價，把聯營公司包括在這一類別之內或排除在這一類之外。

《國際服務貿易統計手冊》采納了歐統和OECD多數所有權的標準，即以“直接投資者擁有直接投資企業中50％以上表決權”作為劃定國外附屬機構的范圍的標準。《手冊》認為，盡管低于50％股權仍可達到對所投資企業的控制目的，似應將之列入國外附屬機構的范圍，但這有可能因為投資國和東道國的編報人員對控股的不同評估標準造成雙邊統計數據的不對稱。

2．FATS統計指標。FATS統計指標在《手冊》中被稱為“FATS的經濟變量”，對變量的選擇主要是根據它們在GATS的執行中和經濟全球化現象的分析中的可利用性和可獲性。《手冊》提出了兩組變量。第一組為基本變量，包括FATS的銷售額（營業額）和／或產出、雇員人數、增加值、貨物和服務的進出口額和企業的數量。它們被用來采集有關服務貿易的基本信息。第二組為補充變量，可用于作相關的對比分析，包括資產、員工報酬、凈值、固定資本積累總額、所得稅、研究和開發支出。外國附屬機構是外國投資企業中的一種，這些指標可以在現行機制中由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統計中獲得。

3．FATS的國別歸屬。國際直接投資的投資國和東道國之間的關系可能僅一環，也可能是多個環節所形成的投資關系鏈，在后一種情況下，究竟如何處理FATS的國別歸屬，作為內向FATS可以有兩種考慮，一個是直接投資國，另一個是最終受益國。前者以第一階外國母公司所在國家為內向FATS的國別，后者以最終受益的所有者（Ultimate Benefited Owner，簡稱UBO）所在國家為內向FATS的國別。通常情況下，第一階外國母公司和最終受益的所有者是同一家公司，但也有可能兩者不是同一家公司。《手冊》建議把最終受益所有者作為確定FATS的國別歸屬的第一選擇，并作為詳細編制估算數的依據，但也鼓勵各國提供按第一階母公司作為國別歸屬準則的數據。

在編報外向FATS時，《手冊》的精神是外伸到編報國直接投資者有商業存在的國家，既統計數據所跟蹤的諸如銷售、就業等各種活動發生的國家。

下列實例（見下圖1）情況下如何確定這些實體。在每個例子中，所有權鏈從上至下排列，處于底部的公司為其所有權問題待解決的外國擁有的分支機構。

實例一，公司A既是外國母公司也是公司B的最后受益所有人。

實例二，公司D是公司E的外國母公司，由于公司C依次對公司D擁有多數股權，公司C是公司E的最終受益所有人；它的國家被認為是FATS統計中公司E的所有權所屬國。

實例三，按照實例二中的相同推理，公司G是公司H的外國母公司，而公司F是其最終受益所有人。注意公司F在公司H中間接擁有的所有權僅為42％――它占公司G70％的份額和公司G占公司H中60％的份額的結果。但公司H作為外國擁有的分支機構被包括在FATS統計中，因為多數所有權標準與第一外國母公司（它是直接投資者）的所有權權益，而不是與最終受益所有人的所有權權益有關。盡管公司F缺少多數所有權，但可以認為它控制著公司H因為處在多數所有權鏈上的每個實體都可控制處在它下邊的實體，包括該實體對其依次向下的實體采取的行動。

實例四，公司J是公司K的外國母公司和最終受益所有人，公司I不是最終受益所有人，因為它不是公司J的多數所有權人。

實例五，公司M是公司N的外國母公司，由于公司L依次對公司M擁有多數所有權，公司L是公司N的最終受益所有人。然而公司N不包括在FATS統計內，因為外國母公司對它不擁有多數股權。

實例六，公司O是公司P的外國母公司和最終受益所有人。公司P不包括在FATS統計數字內，因為外國母公司對它不擁有多數股權，但它仍然代表了可認為對GATS或全球化分析有重要意義的一個實例。因此，編制國可能希望以補充的辦法顯示公司P（及其他有關實例）的數據。

參考文獻：

[1] 李靜萍．國際服務貿易統計體系的比較研究[J]．統計研究，2002，（8）：32－35．

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第5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東道國；新經濟地理學

國際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有其內在的規律性，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東道國分布也并不均衡，從企業實施對外直接投資實際產生的績效來看，不同目標國的選擇也會有不同的結果，而這種差異性的存在必然有其特殊的原因，很多學者也致力于研究如何才能選擇最合適的投資目標國以實現成功的對外直接投資。然而，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尚未出現完整的和系統的區位選擇理論來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的分布規律，而且，主流派理論都是以發達國家境外直接投資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一些經濟因素和硬環境指標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產生的影響。近年來，國內也有不少學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下面將綜合這些文獻主要從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來對前人的研究進行評述。

人類的經濟活動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時空概念之中的，各種經濟活動離開空間地理位置之后將無法解釋，而且微觀企業的異質性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也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作用，新經濟地理學將地理和經濟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把空間地理融入經濟，把微觀經濟引入地理學。在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新經濟地理學能夠比較清晰地闡述經濟活動區位選擇的微觀機制，也能夠很好地解釋經濟活動為什么會在一些地理空間上集聚及其集聚力的來源是什么。從新經濟地理學視角研究OFDI區位選擇尚處于初期階段，主要是從研究運輸成本的存在與企業在空間的集聚或者分離行為之間的關系方面出發的，一個地區的FDI存量往往對投資者的投資區位決策產生示范效應或者集聚效應。

一、集聚效應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研究

現有從新經濟地理學角度出發研究中國OFDI區位選擇的文獻主要集中在國內，已有不少文獻分析了中國OFDI區位選擇中存在的集聚效應，中國OFDI區位選擇與東道國的基礎化設施、中國在東道國的已有FDI存量、貿易成本等因素有著密切的關系。謝杰、劉任余（2011）從新經濟地理學空間視角，運用空間計量經濟學方法對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各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集聚效應，不同地區的投資存在空間互補效應，貿易雙邊距離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并不顯著；張娟（2007）則是把空間集聚程度作為一個解釋變量，運用34個東道國的城市化水平、運輸成本、GDP、市場規模、集聚程度等14個區位因素作為解釋變量，綜合考察中國企業OFDI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最終得出市場規模、東道國GDP總量及集聚程度等因素是影響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張遠鵬、楊勇（2010）從東道國區位決策的影響因素出發，通過偏最小二乘法（PLS）將中國對40個國家或地區2003-2008年直接投資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顯示，在東道國的累計FDI、生產成本、東道國基礎設施完備程度以及東道國的貿易關系是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因素，同時也證實了地理距離因素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影響力逐步下降；曾琪芳（2010）以中國對79個國家和地區的OFDI為樣本，2008年為樣本期，運用橫截面數據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重點考察中國對東道國滯后一期投資流量，當期東道國市場規模，當期東道國人均國民收入，當期東道國貨幣兌換美元的期末匯率，當期中國對東道國出口額以及中國對東道國累計投資流量等因素對當期中國對東道國直接投資流量影響作用的顯著程度和影響方向，發現滯后一期投資流量，中國對東道國當期出口額和中國對東道國累計投資額對中國對東道國當期投資流量的影響非常顯著，這也說明了集聚效應對于我國OFDI區位選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二、貿易成本和市場規模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的影響研究

也有學者選擇新經濟地理學中貿易成本的角度來研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王方方（2012）在企業異質性條件下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得出東道國的市場需求越低，企業OFDI的傾向越小，東道國生產成本越高，企業OFDI的傾向越小，東道國的貿易成本越高，企業OFDI的傾向越大等結論；張燕、謝建國（2012）選取2003-2008中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別數據，通過建立一個企業的出口與投資決策模型，對影響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傾向的因素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貿易成本降低使得國內企業更傾向于出口而不是對外直接投資，即貿易成本與中國OFDI區位選擇存在負相關關系；金相郁、樸英姬（2006）利用2002年中國210個地級以上城市數據進行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勞動力成本的影響不明顯，而市場規模、基礎設施、教育和研究開發條件以及地方金融規模對OFDI區位選擇具有顯著影響。

綜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從新經濟地理學的角度來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的文獻很多，不同的學者都利用不同的數據樣本和不同的實證研究方法，從不同的角度證實了新經濟地理學的各個方面，如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東道國的GDP、基礎設備設施、貿易成本等，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所產生的影響，綜合起來就是從集聚效應和貿易成本兩個方面來做出更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郭建中.論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北京工商大學學報，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