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儒家思想的創立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儒家思想的創立范文第1篇

以教師為主導的“探究式”有利于課堂生態的整體性。課堂生態的整體性是指在課堂中學生的行為和思維表現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雖然各個個體存在著差異性,但課堂整體是一個呈現著美麗、穩定而有序的系統,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根據講授內容采用的由點到面、由特殊到一般的“探究式”教學能照顧到差異的個體,有利于把握問題的本質,從而使生態整體受益。

案例:中國古代傳統主流思想的演變――儒家思想的發展歷程。孔子和孟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春秋戰國時代末期被統治者所青睞,而在秦朝又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可是在漢武帝時經過儒生董仲舒加以改造后都取得了獨尊地位,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正統思想。請回答:

教師:孔孟所創立的學說有哪些有利于建立穩定的封建統治秩序?

學生:仁和仁政思想;禮和禮治思想;法治思想;大一統思想;民本思想等。

教師:董仲舒對先秦儒學是怎樣發揮和改造的?

學生:主要是神化皇權和三綱五常理論。

教師:儒家思想為什么會自漢武帝始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從中可以得到怎樣的啟發?

學生:這是儒家思想自身的發展與統治階級扶植相結合的產物。孔孟所創立的學說在董仲舒的手中糅合道家、陰陽家、五行家的一些思想進行發揮和改造,在神化皇權和嚴格等級名分的基礎上,使儒學煥然一新,實現了儒家思想自創立以來的第一次革命。這就迎合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大一統”封建國家的需要,從而被統治者所大力扶植、宣揚,以致成為獨尊,成為封建統治思想。同時儒家思想所蘊含對人民大眾的親和力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啟示:第一,任何一種思想要永葆生機,必須要與時俱進;第二,任何一種思想要成為全社會所接受,必須要獲得權力,獲得國家機器的支持;第三,任何一種思想必須根植于群眾的實踐,否則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難以生存。

教師: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思想家的哪些觀點對今天創建和諧社會有借鑒作用?

學生: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即“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與人”,他還強調以德治民,這些思想包含了民本思想;孟子進一步發揮了孔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仁政”,“民貴君輕”;荀子強調“天行有長”,“制天命而用之”,要求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同時提出了“君舟民水”的思想。

教師:我們如何對待傳統文化?

儒家思想的創立范文第2篇

日本企業管理的成功離不開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古典思想的長期熏陶。日本企業界人士認為，日本現代企業管理與競爭是建立在《孫子兵法》、《三國演義》和《論語》的基礎之上的。中國古典思想，重視人的因素，是“論述如何生存，如何增加智慧”的學說，是“實學”，完全可以用來開發人的智力資源。

一、日本企業管理對儒家思想的吸收

中國儒家思想對日本的影響最為深刻。早在公元八世紀，儒教就以行政手段得到日本政論推行，提倡孝道，國民誦讀《孝經》。進入十六世紀，儒教被定為日本官方哲學，日本興起了對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古典思想的全面研究。中世紀的日本在引入儒家思想和制度方面，幾乎進入了狂熱階段。直至今日，儒家思想的痕跡，依然顯著地存在于日本人身上。

二次大戰以后，日本經濟奇跡般崛起，令世人注目，于是出現了研究日本經濟成功奧秘的熱潮。美國人放下架子，“拜徒為師”，躬請日本企業家赴美“傳經布道”，并極力探索日本人成功的秘密。經過一番探討研究，美歐學者驚嘆地發現，日本經濟的奇跡來自于旺盛的企業活力；企業活力又源于成功的企業管理；而日本企業管理成功的奧秘則在于日本企業強大的企業文化；企業文化既是一種文化現象，又是一種管理思想，日本企業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與日本傳統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結合形成的；因此，儒家思想是日本企業管理成功的動力因素。

日本企業從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積極向上的正面價值因素，如中國儒家的講求“和”的哲學觀念，重視集體主義、重視人際關系等，但同時又克服了儒家思想中只強調人的社會性而忽視人的個人主體性的弊端，所以，日本企業對儒家思想的吸收，實質上是一種嫁接，即將儒家思想原體系打破，對構成要素進行分解，把正面價值的留下，負面價值的棄之，形成全新的排列組合，然后再將重新排列組合的儒家思想精華與西方強調人的個性與自主性的人文精神相結合。這種雜交式的結合，不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合理內核，而且更重要的是儒學可扎根于市場經濟的土壤中，以發揚其超越性追求的優勢。

（一）日本企業管理對儒家“仁”學的吸收

儒家思想的基本內容包括三個部分，即“仁、義、禮”三學。仁學，講求尊人，敬人、愛人和安人之道。義學講求經權變通之道。禮學是規矩之學，講求行為規范之道。

仁學是儒學的核心思想，注重“人”與“人際關系”，抬高人的地位，強調人的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講，仁學就是人學，是一種關于人與人相互關系的學說，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學說。

日本企業的人本主義管理思想與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儒家仁學的核心是“修已”與“安人”，即安人必先修已；誠以待人；和以待人；關心、愛護、尊敬人；以德服人等。日本企業的人本主義管理思想以人的管理為中心，強調員工的教育培訓，如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經營就是教育”就是這一思想的寫照；強調企業內良好的人際關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親”，豐田的“溫情友愛”等管理思想；強調集體主義觀念，培養員工“以廠為家”的團體精神等。日本企業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是儒家人本文化影響的產物。即把儒家人本思想的重視思想統治，講求倫理道德與日本民族精神結合為一體，形成這一日本企業文化之魂。日本企業在對員工的教育培訓中，也是以中國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愛”、“誠”、“信”、“忠”為行為標準來提高員工素質的。

（二）日本企業管理對儒家“義”學思想的汲取

儒家義學，講求權宜之變。《易經》上有句話是“窮則變，變則通”即為此理。日本企業管理，講求施義，要求企業每個成員晚大義和變通，不斷因時因事因地求變，而且能夠在變中創新。中國儒家義學、至精至微，日本企業管理者不斷從中汲取營養。日本大丸公司在創立以來的274年中，一直奉行“先義后利”的經營宗旨。“先義后利”思想出自中國古代思想家荀子所著的《榮辱篇》。筒子曰：“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后利者榮，先利后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于人，是榮辱之大分也”。該公司始終重視對職工進行先義后利的思想教育，教育職工要順應時代潮流，創新服務方式，改善服務態度，提高服務質量。大丸公司認為，優質的服務是利益的源泉。搞企業不能先考慮利益，而要先考慮怎樣才能給顧客提供最優質的服務，若全體員工皆能曉此大義，自然就會給公司贏得信譽，從而產生不為盈利卻又自然盈利的結果，這就是所謂的先義后利。

（三）日本企業管理對儒家“禮”學思想的汲取

儒家禮學思想，主張在等級秩序之下協調人們的行為。日本企業要求每個成員都應依照自己所處地位，去扮演合適的角色，表現合理的行為，使每個成員工作行為合理化，生活行為秩序化。日本一些企業家很善于迎合日本人尊孔心理，運用孔子思想，直接勸導職工。如“住友”總理事小倉正恒對新進“住友”的職工講道“要在‘住友’建立事業，頭一件事就是要做一個盡本分的人，即孔子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謂盡本分，就是要職工安于本職工作，遵守企業規章制度。

二、日本企業管理對孫子兵法的應用

日本企業家積極將《孫子兵法》應用于企業管理，獲得了巨大成功。不少企業將《孫子兵法》規定為管理人員必修課，組織管理人員輪訓學習。日本麥肯齊公司董事長大前研一認為：“沒有哪本書能像《孫子兵法》一樣為我們提供如此豐富的管理思想”。日本前東洋精密工業公司董事長，經營評論家大橋武夫，在企業瀕臨倒閉之際，驚喜地發現應用《孫子兵法》有助于經營，便將其應用于實踐中，很快使企業起死回生。他寫了一本專著，名為《用兵法指導經營》一書，引起經營界巨大反響，成為日本暢銷書。他說：“這種經營方式比美國企業經營更合理、更有效”。

日本企業家非常推崇孫子“上下同欲者勝”的思想，將其與儒家思想結合創立了溫情主義的合作型管理模式。

孫子曰：“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市場是瞬息萬變的，經營者應依據市場變化靈活采取對策。索尼公司應用這一思想取得了成功。50年來，索尼“以正合，以奇勝”，不斷根據市場需求，推出新產品，占領市場，支撐企業發展。

孫子在《虛實篇》中說：“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這種思想已成為日本企業的重要戰略思想。許多日本企業避開市場競爭主戰場，獨辟蹊徑，開辟無人涉足的細分市場，一舉獲得成功，達到了揚長避短，避實擊虛的效果。如任天堂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它原是一家生產撲克牌的小公司，1980年獨辟蹊徑開發出普及型家庭游戲機，打開日本市場，1986年推出適合美國家庭的游戲機，又開辟了美國市場，現在正席卷歐洲市場。

三、日本企業管理對《三國》謀略的應用

儒家思想的創立范文第3篇

（重慶師范大學，重慶 401331）

摘 要：自儒家思想于春秋時期興起，到元代時，儒家思想和文化已經成為社會主導文化，而且封建統治者都用儒家思想來指導國家管理。可以說，我國封建制度的發展與儒家思想的相得益彰，儒家也因此成為古代文化發展相對完善的學說。元代是我國歷史上版圖最大的朝代，又是少數民族創立的封建王朝，因此儒家思想在元代的傳播究竟有何特殊之處，值得分析研究。

關鍵詞 ：元代；儒家思想；傳播途徑；統治意識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7-0094-02

儒家思想作為我國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一直是我封建王朝治國理政的核心思想。那么在元代這個少數民族建立起來的政權儒家思想又是居于何種地位？又是通過何種途徑傳播的？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儒家思想文化在元代的地位

元代是是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蒙古族作為“馬背上的民族”，有屬于本民族自己信仰和文化。在成吉思汗時期，蒙古族使用武力和戰爭來獲得統治疆土，鞏固統治，這與儒家思想是不一致的。蒙古族經過幾十年戰爭，最終獲取了龐大的統治疆域，建立了大一統帝國元代。但到1234年，蒙古滅金以后，統治者窩闊臺決定倡導儒家思想，興國學，開始重視儒家思想及文化。忽必烈是元朝的創建者，自元代實現大一統后，蒙古族就入主中原，走上了與中原居民融合之路。忽必烈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響很大，他經常向新統治地區的前臣和四方文人雅士尋問治國經世的道理。而廣大中原地區的儒臣名士也常常向元世祖講述中原各朝代封建王朝建設、興衰滅亡的歷史經驗教訓，同時也經常向其講述“三綱五常”以及“孔圣治國之道”。忽必烈對儒家思想有了更深的認識。

相對以往，蒙古族統治者更喜歡以“向天地求簽”的封建方式來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和思路。而從忽必烈開始，則逐漸放棄了這一愚昧方法。忽必烈在進行相關政治活動時，每臨重要大事，往往會聽取儒家學者的意見，進而采取正確的處理思路和辦法，并非問計于巫師。可以看出忽必烈對儒家思想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和信任。同時結合大量的歷史材料，我們可以發現，忽必烈并非完全的宗教信徒，而是以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形象展現在歷史政治舞臺。

忽必烈凡遇到重大國事，一般會向中原地區的儒家學者尋求意見。儒士們因此對忽必烈寄予很大希望，希望忽必烈成為儒家思想的“踐行者”和“推動者”。而在元代歷史上，由忽必烈親手創建的“金蓮川幕府”也確實網羅了大批知名儒家學者，這一批儒士為后來忽必烈建立大一統國家，實施政治、經濟統治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原地區經濟復蘇方面，儒家學說發揮了重大作用。正是忽必烈認識到儒家文化對其管理中原、經營國家事務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儒家思想才與高層政治實現了深度融合，并得以廣泛傳播，為元代大一統局面提供了重要基礎。

忽必烈之后，元代統治者恢復了科舉考試制度，讓儒家學者有了參與政治事務的機會，這大大提升了人們參與學習儒家文化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雖然元代統治中將中原人群和南宋地區人士都規劃為三四等人種，但依舊給予儒士參政議政的機會。尤其是英宗和文宗更是極度推崇儒家文化，弘揚儒家學說，為儒家文化發展傳播奠定了廣泛基礎。

元代作為我國歷史上大一統的封建國家。政治安定之后，社會經濟發展迅猛，這為元代文化發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經濟基礎，同時也有效打破了各民族之間相對封閉孤立的狀態，加深了各民族之間文化的融合，特別是蒙古族和漢族之間的融合。隨著交往融合速度加快，各民族之間受漢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響就進一步加深。元代統治者為穩固自身統治，極力推崇理論化的“三綱五常”，并希望借助這些儒家思想，維護自身統治秩序。而儒家學者為有效維護自身利益，提升個人地位，則極力宣揚儒家學說，這就使得元代政治統治與儒家思想、儒家學說、儒家學者之間實現了某種默契。大多數儒家經典著作都被翻譯為蒙古文著作，程朱理學也再次被界定為國學，這為儒家文化在元展奠定了無可替代的基礎。

二、元朝文化政策中關于儒家文化的政策分析

任何一種文化想要實現廣泛傳播，就必須獲得認可，同時文化政策對其發展也會產生深刻影響。文化政策中積極有利的部分能夠有效推動儒家文化的發展，而一旦文化政策對其不利，那么這一文化發展就會面臨障礙，因此必須深入了解元朝關于儒家文化的相關政策。

（一）元朝文化環境比較寬松

由于元朝是由馬背上的民族建立的，其統治者漢化程度和儒家文化掌握程度并不高。忽必烈之前，各位蒙古大汗甚至都不識漢文，同時也不講究中原地區的封建道德和君王統治之權術。因此在文化方面，多不公開干預，由其自由發展。這一寬松的文化環境，為元代文化快速發展提供了自由空間。元世祖公開減免儒士的徭役，網羅天下儒士人才為政府服務。給儒士較好的待遇，使其能夠安心參與社會建設。正是元朝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民族成份，加上當時文化由草原文化向農業文化發展，元代逐漸構建起屬于自身的獨立文化結構。整體較為寬松的文化政策，為儒家文化迅猛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機會。

（二）對儒家文化采取優待并非單獨尊儒

之前封建統治者對儒家文化都持以獨尊的態度，這與儒家文化推崇君主權力的天賦性以及君臣綱常有關，很多統治者都將其看作良好的統治工具。元代并非如此，由于統治者缺乏必要的儒家理論基礎，對漢文化不了解，加上其民族自身就有相應的信仰，因此儒家文化的地位并不高。實際上，元代統治者也只是將儒家思想當作維護自身統治的一種文化而加以優待。由元代歷史可以看出，統治者對儒家思想的認識有一個逐漸變化的歷程。開始注重其實用性，后來才認識到儒家思想作為一項極為完整的統治思想體系，能夠維護自身政治統治。

忽必烈統治期間，開始重視儒家學者，然而與前朝所不同的是，元朝統治者并不是真正了解孔孟思想，他們更看重的是儒家學說的功利性以及對維護統治的獨特作用。因此，對儒家學者只是給予優待和榮譽，但多任的是閑職，可以說統治者對儒家思想的認可僅僅停留在很有限的方面。元朝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強調“廟學合一，重祭祀而輕教學”，更看重儒學祭祀儀式。在元朝中后期儒學出現了過分重視祭祀的問題，在祭祀方面投入大量花費，從而使得儒學教育發展經濟負擔進一步加重。由于過分重視祭祀活動，忽視了教學質量，這就影響了正常的儒家教學活動。

學而優則仕成為儒家文化傳播的重要動力，因為通過學習儒家文化，可以實現政治抱負，因此很多人都愿意學習儒家文化和儒家思想。而在元朝前期，科學制度被廢止，加上蒙古族的草原文化傳統及狹隘的本位主義影響，以及對中原儒家文化的抵觸心理，使科學制度被冷落，而儒家學者也不受尊重。元仁宗繼位后，主張以儒家思想治理國家，籠絡人才，并恢復了科舉制度。就元朝科舉選士狀況來看，元朝科舉取士的規模和范圍都始終不如之前朝代，其地位也不如其他宗教理論那樣受重視，科舉取士也不比前朝。

三、元朝儒家思想的傳播途徑分析

任何文化思想，想要實現有效傳播，始終離不開幾種常見途徑：教育、學校、祭祀、社會交流等。

（一）統治者任用部分儒家學者

儒家思想是一種文化，也是統治階級維護自身統治秩序的有力工具。然而元朝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少數民族國家，由于受其文化特點及信仰因素等的影響，對儒家思想并不十分重視，這就使的儒家思想傳播并非像以往朝代順利。可以說統治階級的認可是某一文化迅猛發展的重要前提。元朝統治者自忽必烈起開始選用儒家學者，并且向他們咨詢相關治國之策，這就為儒家思想傳播推廣提供了重要渠道。

（二）興辦儒學等國學機構

任何一種文化，要想得到傳播，相應的教學機構或組織是必不可少的。元朝也興辦了一些學校，學習儒學，這為儒家思想的傳播奠定了基礎。元朝的疆域空前遼闊，民族眾多，為有達到良好的效果，元朝統治者制定了切合可行的教育政策，通過教學活動，使儒學得到推廣。

（三）儒家思想已經深入人心，影響根深蒂固

思想傳播的最佳途徑仍是自發傳播。儒家文化在宋朝是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已經成熟，并被社會廣泛認可。正是由于儒家思想有深厚的群眾基礎，使儒家思想傳播有了現實保障。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影響讓人們對其傳播有著天然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四）政治傳播與教育傳播深度融合

儒家思想的傳播，離不開政策推動與有效教學活動，只有與政治權力有效結合，才能為儒家教學發展提供必要空間。相關教材編制和科舉制度，為儒家思想深度傳播、迅猛傳播提供必要載體和渠道，從而加速了儒家思想的傳播。

元朝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由游牧民族創建的大一統帝國，在其領土擴張、國家創建過程中，更多依賴的是強大的軍事力量，儒家文化并未在國家創建過程中發揮太大作用。而元朝建立之后，為了鞏固自身統治，儒家思想提供了統治之道，因而得到廣泛傳播。但和以往封建王朝相比，元朝統治者由于缺乏必要的漢化知識，加上蒙古族自身宗教信仰影響，儒家思想并未獲得統治地位。

參考文獻：

〔1〕黃秀琴.我國文化中的儒教問題:起源、現狀與趨向[J].山東教育，2012，（6）:145-149.

〔2〕龔明達.關于儒學與宗教關系的思考[J].教學科研，2012，(8)：25-29.

〔3〕閆玉志.從元雜劇看元代儒家文化的傳播[J].文史常識，2013，(7):26-28.

儒家思想的創立范文第4篇

 

關鍵詞：儒學　法律思想　司法實踐

一、儒學對中國傳統法律的影響

(一)對法律指導思想的影響

先秦時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繼承和發展了西周以來“禮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罰”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維護禮治，重視人治的法律觀點。最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仁”的觀點，基于此呼吁“為政在人”“德主刑輔”的觀點。隨著歷史的發展，儒學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其“德主刑輔”的法律指導思想一直保留著，從漢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國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諧，以人為本是沒有變化的，這也是其區別于西方法律思想的鮮明特征。

(二)對法律制定的影響

1．在刑法上

中國傳統法律步入封建社會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后，根據德主刑輔的原則，刑法原則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殺”的指導思想。表現最為明顯的就是廢除肉刑，這是儒家人治對法律的具體影響。此外，刑名的減少，封建制五刑的確立和不斷完善，以及加役流，死刑復審的創立無不閃耀著當政者以民為本的儒學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對古代刑法的另一個重要影響是其家庭本位的觀點對使古代法律倫理化。孔子從“親親”的家庭主義原則出發，提出了“父子相隱”，這不僅是引禮入法的表現，也深深影響了后世的刑法適用與訴訟。從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系列帶有明顯親情原則的刑法規定，如“親親相隱”“存留養親”“寬縱復仇”。此外，這種法律思想還體現在男尊女卑對法律適用的影響以及愛護老幼的人本色彩。

2．在民事法律中

中國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發達，這與儒家主張的息訟有很大關系，但儒學還是深刻的作用著傳統民法的發展。孟子是儒家學派中對法律與經濟關系把握最好的。他提出的“薄稅產”“制民之產”，告誡統治者不要暴斂，重賦。后世的明君都把其作為民事的基本原則和富國之策。

儒家思想畢竟是與封建大一統相適應的，在具體的民事法律關系中也要維護封建統治者的利益。具體到土地所有制度上就是堅決貫徹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制定嚴格的戶籍賦稅制度。本著重農抑商的原則，在商業發展中也有大量限制。即使在封建社會最為發達開放的唐朝，集市也只能在固定的地點，固定的時間開放。在婚姻繼承制度上，女人的地位也低于男人，這種狀況一直沒有改變。

3．關于行事法律

中國的官僚制度是封建法律的特色，其本身卻飽含了儒家的特色。從選官制度看，漢代舉孝廉強烈的體現了儒家重孝對社會的影u向，而魏晉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儒家重門第，區分，維護封建等級制的表現，隋唐后科舉的出現不僅體現了儒家“為政在人”的思想，科舉其本身也促進了儒學的發展，鞏固了儒學的統治，因為國家以儒學考生，舉人都是因儒學而致世。而在為官之上，儒學影響也頗大。舉例來說，官員的品級不論多大，父母去世都要棄官守喪，否則有悖倫常，遭人譴責。連明朝首輔張居正也不例外，其不為父守喪雖有皇帝奪情，也不免他人非難。

(三)對法律解釋和司法實踐

1．在法律解釋上

儒學并不是一開始就獲得統治地位的，其在法律上的確立經歷了很多過程，而其中法律解釋的發展發揮了關鍵作用。我們知道一種學說成為法律思想，不單單是一部法律就能達到的，它必須通過解釋使大多數人了解，接受，并通過此使法律更好的適用于實踐。儒學在漢代確立后，就是通過以經斷律和以經注律使儒學法律化，再經過后世納禮入律最終到《唐律》一準乎禮，法律的儒家化告成。

2．在司法實踐中

儒學對司法實踐影響的最大體現就是《春秋決獄》，將儒家經典直接作為律文案例指導實踐。此外，儒家思想講究天人合一，運用到司法實踐中，從刑獄時令到災異赦宥，都有濃厚的對自然與和諧的考慮。另外，秉承儒家一貫的等級觀念，封建法律大多都規定了特權制度，在司法實踐中也遵循著不平等的原則。而且行政與司法不分，這也是中國傳統法律的一大特色。

儒家思想的創立范文第5篇

關鍵字：儒家思想 會計職業道德 關系

道德屬于意識形態范疇，是一定調節人際關系的行為規范。職業道德是人們從事職業活動中思想行為應遵循的道德規范和準則。而會計職業道德是一般社會公德在會計工作中的具體體現，是引導、制約會計行為，調整會計人員與社會、不同利益集團以及會計人員之間關系的社會規范。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會計職業道德受到特定時期環境的民族文化、傳統習俗和價值取向等諸多方面的影響。 由于文化是隨著人類的產生和而發展起來的，并隨著人類和社會的不斷變化而發展變化。在不同區域或不同國家，因、地理生態條件、民族生活方式和發展水平及風俗的不同，人民一代代創造和承傳下來的文化環境就亦不同。就我國的文化是傳承了幾千年的，建立在小農、宗法制和中央集權制三位一體的基礎上的儒家文化。在這種文化的熏陶下，必然會影響會計人員的某些觀點和看法，必然會影響到會計工作，進而會計職業道德也受到影響。由于影響是多方面的，所以對其要者進行。

一、儒家思想文化在會計職業道德中的適應性

儒家文化源遠流長，如今已不在有正式制度的支持。在社會不斷進步文化不斷發展的今天，受國內和國際的局勢、形勢的沖擊，很難期望現時的人們會像傳統中的人那樣守信儒家思想文化。但就整個文化民族而言，儒家文化的基本價值沒有完全離我們而去，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左右著人們的思想，從而決定人們的行為。許多相關的證實，當今人的待人處世、接物方式等，暗中依然有儒家思想文化操縱主持。 “誠實守信，操守為重，不做假帳，遵守準則”是現階段會計工作中必須遵循的行為規范。作為會計人員應牢記的會計職業道德標準是“愛崗敬業、誠實守信、廉潔自律、堅持原則、提高技能、保守秘密、文明服務。”在遵守會計職業道德過程中，儒家思想起著一定作用。

1．“仁”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是儒家道德的基礎。“仁”的核心是仁愛，也即同情人和幫助人。在遵守會計職業道德過程中應與儒家的仁愛思想相結合，有利于形成尊重人、愛護人的氛圍，有利于創立一個以愛心換取被愛，以奉獻換取真情的良好人際關系環境，從而使會計人員不斷增強奉獻精神，熱心服務，形成友好融洽的工作環境；使會計人員更好的為服務，這也屬于會計職業道德的范疇。敬業精神作為一種職業道德要求，理應成為人確認自身價值和追求自我完善的倫理規范。現代生產的規模化、勞動的復雜性和高新技術趨勢，從事會計工作和從事其他行業同樣，要求員工敬業重道，樂觀愛崗，要有尊敬首先要源于對別人的愛護，敬業先需要愛崗，這是基本的道德要求。敬業就要愛己、愛人、愛本職工作，同時愛崗敬業是主人翁意識和為人民服務意識的統一。

2．在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誠實守信不僅作為為人處世的原則，作為企業商德的核心，而且也是會計職業道德的要求之一。具體的說，作為會計人員的工作就是記錄和一個單位的全部財產物資的支付、消耗、使用和存量的情況。對于一個企業來說還要計算本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的成果。例如，會計數據不實、帳目不清，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會計人員職業道德中的誠信原則在其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儒家思想中“誠信”被視為貫穿天地萬物的基本原則，是天地之道，為人之本。正如大儒所言：“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離婁上》）作為會計人員更要誠實、忠實。會計職業道德的核心是“求實講真”，其中求實：一是數字求實，即從定量角度準確、真實地反映會計主體的財務狀況、財務收支和經營成果；二是工作務實，要求可以引導出許多具體的道德規范及表現形式，如工作作風扎實等等。所謂講真是真實認真的記錄會計事項，準確地反映經營成果，追求真理。會計的管理層及社會公眾進行經濟決策的依據，遵循誠實守信這一原則不僅是會計本職工作的負責，而且有利于協調會計人員同上級之間的關系，讓上級認為此會計人員值得信賴，從而鼓勵會計人員在工作中發揮其應有才能。因此，儒家思想中的“誠信”在我國會計職業道德中起著一定作用。

3．就我國形勢看，我國的會計隊伍正處在一個新老交替的過度時期。許多老會計正逐步退休，一大批年輕會計走向工作崗位，我國的會計隊伍日益年輕化。新老會計在不同時代背景條件下形成了不同的特征。老會計是在傳統的計劃經濟下成長起來的，由于客觀環境的約束以及會計人員自身的主觀努力，普遍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發生沖突時，他們能夠自覺地服從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達到“常在河邊走，就是不濕鞋。”年輕會計基本上是在改革開放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市場經濟固有的特征都在他們身上表現出來。他們思想解放，具有競爭意識，接受了許多文化，有良好的業務技能。但是，他們在奉公守法和敬業精神方面比老會計有明顯的差距。市場經濟中的拜金和個人主義思想對他們產生了很大影響，有些會計人員就會有失會計職業道德規范。這時只有認真考慮后果，及時懸崖勒馬，才能避免惡果發生。這其中離不開儒家思想文化的支撐。儒家思想“以德為本”的道德意識有如下特征：①要有反省意識，經常檢討自己的作為是否合乎正道。正如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是這種反思意識的最佳說明。②當義與利發生沖突時，舍利取義。如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③對社會的道德秩序懷有責任感，這種責任感后來發展成為關懷意識，最典型的是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上述意識特征很難說在現實社會中找不到蹤跡，這些特征無疑是儒家文化獨有的意識模式。顯而易見，在現實工作中如果會計工作者遵循這樣的道德意識模式，則從事會計工作就能有效的權衡利弊。特別是反思意識的形成，更有利于會計工作者深入了解會計職業道德的重要性，以免失范。會計實踐中常見的見利忘義、重利輕信、弄虛作假等不道德的行為會得到更有效地遏制。儒家思想的“和諧”說明義和利在根本上是統一的。當義和利發生沖突而不可兼得時，儒家思想強調義重于利，精神價值高于物質價值，重視道德境界的追求，重視人格尊嚴和氣節。正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能見利忘義，惟利是圖，這不是會計職業道德的一種體現。

二、儒家思想文化在職業道德中的不適應性

1．我國自古以來奉行的都是價值決定個人價值。認為只有在實現社會價值的基礎上，個人價值才能得到體現。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等等。把個人利益同家族、民族和國家的群體價值緊密聯系起來，實際上是一種集體利益至上的價值觀，但往往抹殺了個人能力的發揮。過去，人一直生活在計劃體制下，平均主義主導著人們的生活，工作中尋求個人利益被視為可恥的個人主義加以批評，那時也不存在貧富差距。然而，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效率機制的推動下，個人利益得到承認，在這種條件下，會計工作者個人才能得以發揮，個人價值得以體現，仍然能更好的遵守會計職業道德規范，推進會計事業的，進而更加促進會計職業道德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所以說，儒家思想文化也有不可取的一面。

2．“中庸之道”可以說大多數中國人都為之崇尚，可稱“中庸”是中國人的天性，在當今中國人的生活中以及各個方面依然盛行。儒家倫理的“中庸”有兩個基本特征：第一，中庸是指恰到好處，過猶不及。在“過”與“不及”之間“中行”。第二，作為儒家特色的中庸之道要求人們在考慮、采取行動時，從全局出發，不是從自己的立場出發。這也不一定適應會計職業道德要求。“不進”“不退”則“適中”這種過于謙遜則有迂腐之嫌；推崇清新寡欲，難免疏于參與和進取；安于現狀不求進取，勢必有礙于創新和進步。“中庸”處理問題善于“申時度勢而后行”，不愿冒風險，且講究人際關系抹煞個人觀點；“隱惡揚善”，“執其兩端”往往搞折中。而我國會計職業道德的核心為“求實講真”。其中“講真”要求會計人員不謂權勢、不為利誘，與一切弄虛作假的行為作堅決的斗爭。因而“中庸”不愿冒險“只說三分話”也是不可取的。 我們已在上述兩大點中討論過了儒家思想文化對會計職業道德的，有其適應性，也有其不適應性。所以說，對待儒家思想文化，我們應堅持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首先，儒家傳統的敬業重道，誠實守信，注重反省、反思的思想在會計職業道德中存在著適應性，并有其體現。不但在現實條件、形勢下對會計職業道德產生著正效應，而且更有利于會計職業道德的發展，對加強和完善會計職業道德起著推動性的作用。 其次，在弘揚儒家思想文化的同時，也必須摒棄與會計職業道德不相適應的消極因素和道德弱點。近些年來，我國文化方面的變遷十分明顯，積極、參與、進取、競爭、開拓、創新、變革成為社會主流意識，觀念深入人心。從會計方面看，會計工作者從機械、被動地記賬、算賬和報賬，轉變為積極參與會計改革，特別是會計準則的討論和征詢意見的反饋工作，積極參與會計改革的選擇和調整、自發進行必要的財務信息披露，主動參與財務和經營方面的決策等等。面對挑戰，會計人員應不斷加強自身的職業道德素質和個人技術的培養。因而，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抹煞個人能力及自身價值發揮的作用，以及不愿冒險、不求進步的中庸思想與會計職業道德是不相適應的。只有摒棄這些消極的思想，樹立競爭意識、創新觀念和民主意識，才能順應的發展，才能不斷豐富和完善會計職業道德。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and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Abstract: As a kind of ideology，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national culture， tradition and the view of value of special time and condition. At present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our country has been newly challenged， and it is very urgent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Whether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has been influencing the culture of thousands of years of our country will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The paper starts from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and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and stresses on dealing with the important effect of the Thought that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has on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Key words: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the accounting relation

：

1． 龐長蘭，《會計人員應具備的素質探討》。財會，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