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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精神的內涵范文第1篇

關鍵詞：儒家;人文精神;現代價值;和諧社會

儒家思想是由孔子創立的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是中國古代影響最大的思想流派之一。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它對中國社會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成為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經典不僅是思想統治工具，也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在當代，隨著現代工業高速發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出現了某種斷裂，導致儒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然而儒家人文精神卻越發顯現出它的超凡卓越與生機。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發現，儒家人文精神仍然有很多合理的因素可以為現代社會所繼承，為現代文明服務。

一、儒家人文精神及其內涵

1.什么是人文精神

所謂人文精神，是指以人為本、以人為尺度、對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嚴、價值、意義的揭示，高揚人性、以及對價值理想或終極理想的執著追求的總和。

2.儒家人文精神內涵

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其人文精神的積極內涵旨在是對生命的關懷。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人本精神

人本精神即人本意識，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以人為本，弘揚人的生命存在的意義和主體獨立自覺的價值，肯定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孔子的人本精神主要體現在“仁學”上。包括“仁本”和“民本”。

關于“仁本”。“仁者人也”，“仁”規定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肯定了每一個人存在的價值，并揭示了人的本質的社會性意義;“仁者愛人”，“克己復禮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強調了從人與人的關系中來把握人的本質，并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中完善人、實現人的必要性。孔子的人本關切不僅是把人當作人看，尊重人格，而且注重如何做人，關懷人的內在道德修養。儒家強調“民為邦本”。“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尚書》），認為人民構成國家政治的基礎，只有基礎堅固，國家的安寧才有保障;“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了“民貴君輕”的光輝命題;“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荀子形象地將君民關系表述為舟與水的關系;再如儒家經典《大學》更是將“親民”作為三綱領之一，提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也體現了作者重視民意的信念。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對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它對于約束和牽制統治者的言論和行動起了積極的作用。

（2）中庸和合精神

儒家文化中的和合精神即天人合一的精神，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以及人的心靈沖突融合而和合的精神，既是宇宙精神，又是道德精神。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孔子提出“智者樂水，仁者樂山”，“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即要求具有理想人格的智者、仁者應對山水之類的自然之物采取悅納的“中合”態度，反對無節制地獵取自然資源和毀滅生物物種。孟子提出“性天相通”說，荀子主張“制天命而用之”，《易傳》提倡“與人地參”，既高揚人的能動性，又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必要性。關于人際，孔子強調“和為貴”，其要求要尚仁、講義、有禮、互信、和以處眾、推己及人，理智地實現人與人的和睦相處，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的協調共振。儒家在治理國家方面主張“善人為邦”，“寬猛相濟”以實現政通人和，認為“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對于個體身心之和，儒家強調以修身正心為本，以求身心和諧。

（3）憂患意識與責任意識

中國先民自我意識的覺醒孕育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憂患意識。“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是孔子提出的憂患意識在個體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君子憂道不憂貧”等一系列名句體現了儒家的憂患意識是偉大的，它不是一己之憂，而是國家之憂。孟子更是意識到憂患精神對于個人和國家的重要性。他提出了“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著名命題，認為個人的生命生存、事業興敗和國家存亡都與有無憂患意識相關聯。憂患意識的產生使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朝著認同現實的方向發展，并促進古代先哲品格的形成，歷經數千年而經久不滅。

（4）篤行精神

儒家的篤行意識即力行意識，是一種自強不息，積極投身現實社會，奮發進取，追求自己理想價值實現的精神。儒學認為，憂患精神的化解，樂道精神的實現，和合精神的追求，人本精神的弘揚，都有賴于篤行精神的支撐和踐行。儒學以其入世品格和剛健精神，激發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意識和憂患意識;提升了處貧賤而樂于求道的樂感精神;探索了“和實生物”和化解人與自然、社會、人際沖突融合的和合精神，培育了仁者愛人，民貴君輕，水（人民）能載覆舟的人道（人本）精神。在人本、和合、憂患、樂道精神中，都蘊含著篤行精神的意蘊。孔子既重視認知主體和知識的來源問題的探討，又強調行的價值，講求學與行、言與行的一致、融合。孔子云：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也。意思是說，作為有理想有抱負的知識分子，應當走向社會，服務于社會。“君子不以言舉人”，孔子主張聽言觀行，重視對行為的考察。孔子的“篤行”精神也包括道德實踐。儒家在強調“修身齊家”的同時，緊接著便講“治國平天下”，反對空談，反對坐而論道，強調實踐的重要性。“天行建，君子以自強不息。”這是周易中的一句名言，它以凝煉、剛健的筆調展現了儒家“求諸己”和鍥而不舍、剛直不阿的精神風貌和嶄新品格。

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現代意義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的儒家的人文精神對中華文化的發展，對傳統倫理觀念和道德規范的形成，以及對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樹立都有著深遠的影響。同時，由于西方文明日益嚴重的危機，促使人們把目光轉向東方文化和儒學。在社會發展多元化，知識、技術更新換代頻繁的今天，儒家人文精神中的許多合理因素和精華仍具有積極的意義。

儒家精神的內涵范文第2篇

孔子的一生都在為整個社會以及統治階層的治國之道而奔走。雖然他最后未能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能夠成為流芳百世的大圣人無疑是他不放棄積極追求的結果。孔子所處的社會發展時代中，并沒有社會主義也沒有民主選舉，更沒有任何的革命運動。因此從這一角度來說，要想實現自己的從政理想唯有被君主賞識，才是最有效的途徑。以此從政治層面來看需要真正做到有所作為，很多文學作者唯有通過文學創作的途徑讓世人知曉自己的用世才能。縱觀我國古代的整個文學歷史的發展過程，無論是李白、范仲淹或是蘇軾、辛棄疾所創作的文學作品都不同程度的表現出了各自的用世精神，在文學表達過程中由于作者在用世道路上的發展不同，具有不一樣的文學情感表達。

2、儒家用世精神在文學載體上的體現

我國古代文學作品的載體形式多種多樣，在不同的作品載體中儒家用世精神體現的方面也不盡相同。以儒家用世精神的角度上來分析，古代文學作品要體現儒家用世精神，需要在文學創作中體現出文學性與服務性于一體的精神思想，因此在這一過程中催生出了各種文學體裁類型。我國古代文學作品創作者不同程度上都凝結了作者的用世精神，其中有部分文學作品積極表達了作者的個性與思想，在體現出儒家用世精神的同時，展現了自己的的獨特性。如李白的文學作品極具個性，被成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陶淵明悠然自得的田園派代表。他們都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治國用世之道，在他們的文學作品當作雖然表達出了儒家用世的精神，但也帶有濃厚的個人性格特征。在我國優秀漫長的文學發展史中，文學的發展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及朝代的更替，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文學風格和體裁。除去詩歌在我國文學發展中這條重要引線外，唐代傳奇也是其中輝煌的一頁。唐朝的傳奇小說最初創作的目的帶有十足的實用性，注重用創作文學作品驗證文學作品創作者的詩文以及寫作造詣。傳奇小說具有創作過程連貫、故事情節跌宕起伏、創作時間長等特點，在表達儒家用世精神時雖然沒有詩歌的方便快捷，但是表達的意義深遠，并且通俗易懂便于百姓閱讀。從兩種不同體裁的文學作品中分析發現，以詩歌表達自我理想抱負的作者通常積極尋求能被君王賞識的方式，而傳奇小說更注重在百姓生活中進行警示實現自我思想，例如馮夢龍的《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的三部短片小說，無不教導人們為人處事的道理。

3、儒家用世精神在文學創作中的體現

儒家精神的內涵范文第3篇

    關鍵詞:領導集體;倫理精神;思考 

    領導班子形成集體力量要綜合考量多個因素,這其中既有技術性的組織結構合理,也有科學有序的權利分配和運行的制度安排,還有起內在作用、在潛移默化中顯現力量的精神文化現象,其本質就是領導者個人的德性和由這種德性相互發生和影響而構成的整體倫理精神,并通過這種精神達到領導者個體與整體相統一、領導者個人之間共生共容、整體運行和諧有序的狀態。本文從建設和諧領導集體的角度,探討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應該樹立什么樣的倫理精神。

    一、倫理精神的內涵和價值作用

    倫理精神是一個哲學概念,從倫理學元點出發,元倫理學的根本問題是“應該”與“事實”、“應該如何”與“事實如何”的關系問題,元倫理學的最基本的概念是“應該”,所有倫理學的概念以后都是圍繞“應該”來展開的,由此形成了倫理學的概念系統。“應該”的上位詞是“善”,下位詞是“正當”,“價值”是這個概念系統的開端,然后是具體于價值的“善和正當”,這也就是道德上的善,所以倫理學精神的實質就是個體通過對道德的價值判斷,發自于內心對社會倫理秩序的自覺認同而注重對“善”的追求。薛桂波、倪前亮在《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6年第五期《科學精神與倫理精神》一文中對倫理精神做了非常好的闡釋,“按照中國文化的理解與詮釋,倫理精神是社會的人倫精神,強調的是整體的和諧與秩序,體現的是社會內在生活秩序的精神。……根據德國古典哲學家的考察,‘倫理精神是個體與共體相統一的精神,是一種實體精神,它具有自在自為的特性,因為它不僅在本身內包含著作為其成員的個體,而且保持其自身于那些個體的反思之中’。而道德精神則不同,它是個體對其自身具有確定性的精神。在道德精神的領域,‘精神得到了恢復和愉悅(就精神是思想而且保持為思想而言),并且知道這種包含在自我意識中的存在(即思想)是完善的和獨立的本質。’因而道德精神強調的是個體對整體的自我確認,體現了個體的道德自我確證。”從內容上來講,倫理精神包含了道德精神,既具有道德理性,又具有實踐理性,具體而言,倫理精神指的是我們在涉及到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時,從“善”的追求出發,遵循理性的道德價值原則和規范,達到個人道德品質的自我完善和整體運行秩序有序性的有機統一。

    以“善”作為價值判斷的取向具有崇高的個人精神價值和社會實踐價值。從個人價值上講,它指導我們在自身行為的選擇和評價他人行為時具有價值目標的一致性,解決了行為動機與效果不一致的矛盾,驅使我們每一個人向善、行善,從而實現道德品質的完善與提升,升華內在精神品質,達到自身的和諧,不斷接近圣人的至善境界。從社會價值上來講,依據倫理精神的概念而行動,個人具有自覺追求社會體系和諧有序的自覺意識,能夠以最理性的方式安頓自己和調節秩序,解決了個人的非理性沖動和社會約束的矛盾,達到了個體與整體、個人與社會的一致,實現了整體和社會的安定和諧。

    二、對領導集體構建的倫理精神反思

    盡管東西方文化對倫理精神的詮釋遵循不同的思維路徑,但是對倫理精神的本質理解卻是高度一致的,即倫理精神是個體與整體相統一的共體精神。以儒家文化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傳統文化從整體、大局、集體、民族、國家等大的組織概念出發,強調整體利益至上,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強調個人對國家和民族的貢獻,然后是國家、集體對個人需要的滿足,在先予后取中達到兩者之間的平衡和統一,由此而衍生出了“先公后私”、“大公無私”的政治倫理規范,“重義輕利”、把講“義”與“利”作為判斷是君子還是小人的標準,形成了“義利對立”的經濟倫理觀,推崇“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己及人的人際倫理觀等。而西方從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出發,在個人與組織的關系上,強調的是個人價值的實現,個人的自我需要和滿足,鼓勵和提倡個人奮斗,個人對金錢和權利的追求,在先取后予中達到兩者之間的統一,因而衍生出了充分尊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政治倫理觀,“時間就是金錢”、敢于言利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倫理觀,公正與平等的社會觀,敢于思考、勇于突破的創新精神等。這兩種不同的倫理規范究竟哪一個真正體現出了倫理精神,更能夠促進社會經濟和事業的發展,我們不好做出單一的判斷,從表面上看來,中國傳統文化好像更容易創造和諧,西方文化更容易創造效率,因此有必要在處理個人與整體的關系上對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做一個反思,才有利于豐富和發展我們中華民族倫理精神的內涵,彌合民族文化和精神的不足。

    中國傳統的倫理精神是以儒家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儒家倫理精神,這種倫理精神是自然經濟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產物,在處理人與人之間、個人與組織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上具有人倫親緣、人倫和諧、人倫等級等特征。

    1、重愛講情

    “仁愛”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基本的倫理規范,崇尚“仁愛”原則,主張“仁者愛人”,并且把“仁”與“禮”結合在一起。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強調“推己及人”,關愛他人。孟子曰:“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在論述什么是“仁”時,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意思是對父母盡孝、對兄弟講愛是“仁”的根本。孟子也強調:“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荀子則強調“仁者自愛。”與儒家愛有差等不同的是,墨子提出了“愛無差等”、“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如何為仁?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朱熹對孔子的為仁作了進一步的解讀:“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他們從心即主觀愿望、個人需要出發來講仁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偏狹性。

    儒家重愛講情的倫理價值取向的基本面是積極的。幾千年來,國人相互之間與人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友善互助的人際關系;中華各民族始終互相交融,和衷共濟,形成了團結和睦的大家庭,這也是中華文明得以延續的文化基因。在組織中,講情重愛的倫理價值取向,要求寬容人,諒解人,融洽了集體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形成了團結和睦的工作氛圍,穩定了組織結構。但是儒家所提倡的先愛自己的雙親、再兄弟、然后是普通的民眾和世界萬物的“愛有差等”的思想以及“仁存吾心”、“我欲仁,斯仁至矣”價值判斷標準,模糊了倫理精神的理性價值,混淆了道德價值標準,引起了道德判斷的混亂。特別是過分強調講感情,淡化了原則是非,輕視了制度法律的作用,所以在孔子哪里,在回答如何為“仁”時,他本身也出現了邏輯上的混亂。孔子在和一個叫葉公的人討論什么是“直”時,葉公問他:“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這是“直”嗎?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父親犯了偷羊的錯誤,兒子應該隱瞞事實而不應該去舉證他,很顯然,這是混淆了是非觀念。這與我們現代社會既講愛人、講同情和關心,又講原則、講法理是不相容的。直到現在,在組織行為中還可以見到那些講原則的人私下受到指責和排斥,而拋棄原則講哥們義氣的人卻大行其道,很吃得開,被認為是很有本事的人;在社會生活中認為揭發違法犯罪是不講道義,檢舉人或者做證人往往被人誤解,認為這樣的人不可交,不可信,不可用,這些觀念和現象對我們建立法治文明的現代社會有很大的負面作用。

    2、重和息爭

    “和”是中國傳統倫理精神的核心內容,也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社會的道德目標。孔子提出的“中庸之道”其本質就是“和”,在人生修養上主張的“執兩用中”、“致中和”的思想,強調的也是事物的度與和諧。其弟子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認為治國處事、內外交往,應該以“和”為標準,這就更加鮮明地肯定了“和”的價值。孟子提倡“人和”至上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認為“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荀子提出“群居和一”說,認為人只有生活在一起,才能團結一心,形成力量。墨子主張“兼愛”、“尚同”,他把人們“能相和合”作為求得社會安定的原則。墨子認為,和合是處理人與社會關系的根本原理,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父子兄弟結怨仇,存有離散之心,所以“內之父子兄弟結怨仇,而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只有“和合”才能使家庭、社會群體凝聚在一起。

    正是從“和”的理想道德目標出發,中國傳統倫理講究處事待人謙敬禮讓,不要鬧矛盾,爭短長。“恭敬之心,禮義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還強調要克己復禮。君子無爭,是孔孟的一貫思想。“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意思是君子矜持、自重而與人無爭,合群而不結黨。史書記述了孔子關于何謂君子之爭:“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譯成現代漢語大意是:孔子說:“君子對什么事情都不爭。如果說有所爭,那一定是射箭比賽吧!雙方互相作揖,謙讓,然后登場;射完箭走下來飲酒,這種爭是君子之爭。”顯然,孔子把“無所爭”作為君子的道德標準之一,也是針對如何處理人際關系而言。莊、老從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出發,提出了“無為”的概念,引申論述做人要“怡養性情”、“清心寡欲”,達到“無為至極”的境界。莊子在《南華經》中《繕性》篇中寫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與恬交相養,而合理出其性。”老子認為,人與人之間應該應該“無欲”、“無為”、“無爭”,彼此和諧相處,寬大為懷,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這更是消極遁世、回避矛盾的人生價值觀。

    重和息爭的倫理精神,固然有利于培養國人的善良本性,形成和諧的人際關系,保證組織團結和社會的安定有序,但是容易造成“和稀泥”的態度,否認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和事物的復雜性,不利于組織討論問題時相互之間展開充分的討論和爭論,求得對事物真理性的認識,因而造成組織缺乏活力和創造性,形成“不敢為天下先”的保守心里和明哲保身的人生態度,導致整個社會的死板和僵化。

儒家精神的內涵范文第4篇

此夜，天空沒有璀璨的明星，也沒有明亮的圓月，更沒有星星點點的燈火，顯得黯然失色。在這樣的夜空下的校園顯得更寂靜，令我感到熟悉而又陌生，在這寂靜的夜里，我陷入了沉思。

在這炎熱的天氣里初三的學長學姐們正在為即將來臨的中考做最后的沖刺。他們的臉上都掛著急迫緊張而又喜悅的神色，個個埋頭苦讀。這一幕幕努力拼搏的場景讓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今天英語課上老師所講的故事。這是一件真實的事情，故事令人感動，又令人不由自主地為故事中的主人而惋惜。那件事發生在幾年前，一名本校的學生酷愛化學，在化學方面有著優異的成績，是化學老師心目中的特優秀的學生。一天，他在家里做化學實驗，該實驗是老師布置的作業，而且老師強調說：“同學們必須在家長的正確指導下操作。”可是他實在太愛化學了，于是自己動手操作起來。突然，一陣爆炸聲從他的家傳了出來。于是，悲劇發生了，那位學生傷得太重而無法救治。雖然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其中卻包含著我們三中人的精神：勤奮好學，努力拼搏，積極進取。勤奮好學，努力拼搏，積極進取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去追求的精神，這些精神促使著我們三中人努力奮斗，不斷進取，是我們前進的動力。我們每個三中人都必須抓牢這根精神的繩索，努力攀向成功的高峰。

在學習、生活中擁有那樣的精神還遠遠不夠，我們還需要有三有的大榕樹精神和孔子精神。我校有著一棵百年大榕樹，它不僅是我們炎炎夏日的遮蔭傘，而且是學習的好地方。聽上一屆的同學說，在大榕樹下寫作文和學習特別有靈感。這棵大榕樹經受了百年的風吹雨打，遭受了各種各樣的蟲蟻侵吃，堅持不動搖，依然不斷的成長，最終才能長成現在那樣的大傘，為我們遮風擋雨，這全是因為大榕樹頑強堅韌，不怕困難險阻才能從一棵小樹苗長成蒼翠茂盛的大榕樹。這棵大榕樹與師生的精神風格相照應：有容乃大，吸納茁長，無私奉獻，頑強堅韌……這也是我們三有的精神。

學習上是大榕樹精神，而人與人之間相處我們學校推崇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為了讓我們更好認識到儒家思想，強化思想教育，學校特意在校園里豎立了一尊孔子銅像，活用孔子銅像育人，充分發掘孔子儒家思想的內涵。說起孔子，我記得《論語十則》里有一則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則論語對于我們同學之間相處有很大關聯，自己討厭的事物，不要施加在別人身上，而學校用孔子的儒家思想教育我們，使得同學之間的相處就更加和睦，更加的包容，更能促進同學間的共同進步。這是我們三有的文化氛圍。

讓我們揚起三中精神的風帆，不斷的開拓進取，努力拼搏，駛向人生成功的彼岸！

儒家精神的內涵范文第5篇

關鍵詞：空；空靈；中國畫；文化內涵

中圖分類號：J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24-0026-01

一、國畫中“空”的表現方式

國畫借助空白描繪出不可描繪的天空，在與景物和人的相互映襯中借助受眾的想象把蒼茫的天空展現出來。宋徽宗趙佶《柳鴉蘆雁圖》、沈周《廬山高圖》以及吳昌碩的《月中老桂》等皆屬此類。

國畫中是不存在影子的，但卻在山石之陽面處、石坡之平面處等等以空白表示，這是國畫中對影子的獨特表現方式和解讀方式。潘天壽先生的指墨花卉《晴霞》、《盤石墨雞圖》和夏圭《松溪泛月圖》都是此類的代表之作。

雪景也是畫家空白的表現之一。徐熙《雪竹圖》表現的內容是雪后的枯木竹石，畫家用水墨暈染出結構而用“空白”表現積雪。畫家并不是刻意去追求“空白”而是因為“空白”的存在更能夠讓觀賞者體驗到景色之凜冽與雪景之凄寒。

亭臺樓閣這些實實在在存在的建筑物也需要“空白”來襯托出它的形式感，同時亭臺樓閣中間的氣的流動也使其存在感得到更強的體現。亭臺樓閣是實物而空林白煙、處處水流則是虛，虛實結合使得整幅畫面富有生氣，更加傳神。

此外，“飛白”本是一種書法創作的手法，后來這種方式也運用到國畫當中。飛白”之處是有與無的交界處，空白與墨跡互相借用轉換給人帶來意味無窮之感。

二、國畫中的“空”與意境

國畫中的空白并不是空無一物而是被某種自然現象所替代，國畫中“無形”的空白與“有形”的主題素材之間互相補充都是繪畫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 “空白”的精神追求與來源它是中國傳統藝術精神的體現。正如傅抱石所說：“中國繪畫是中國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也是中國哲學思想最親切的某種樣式”。

老子說：“知白守黑。”意到筆不到，計白當黑，虛中有實，實中見虛，都是中國畫重要的表現方法。南宋畫家馬遠的畫中總是留出一角空白，因此被人戲稱為“馬一角”，他的《寒江獨釣圖》只畫了一葉扁舟漂浮在水面上，一個漁翁獨自在船上垂釣。畫面四周除了寥寥幾筆的微波，幾乎全是空白，而正是這大片的空白，突出了“寒”與“獨”的意境。

其次，空靈美是對意境美的總體要求。美學家宗白華認為，空靈，是指意境包含的那個“靈的空間”，表現在意境里，便是一種空靈之美。空靈還有一層含義在于透明澄澈。中國繪畫追求的象外之意、畫外之情，都是要通過有限的藝術形象達到無限的藝術意境。蘇軾詩曾有“惟有此亭無一物，坐觀萬景得天全”的句子；元代畫家倪云林每畫山水總置空亭，所謂“亭下不逢人，夕陽澹秋影”的荒寒寂寞，總由此亭道出。“空靈”其中有無窮的景、無窮的意閃爍其間，層層輝映，形成一種“透明的含蓄”。

畫有意境，便會空靈，畫一空靈，便會含蓄。空靈美正是具備了這些屬性而受到歷代藝術家的重視，故詩以含蓄才為上，畫以空靈方為妙。這幾乎成了中國畫藝術精神的奧秘。

三、國畫中“空”的深層文化內涵

國畫中“空”的深層文化的最終來源都是儒家、道家與佛家文化，雖然三者在表面上有這樣那樣的矛盾，但在實質上，卻互補性地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審美理想的整體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