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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的動態(tài)管理范文第1篇

 

關鍵詞：行政管理人員　勞動價值形態(tài)　功能特點

    在現實生活中，因為施政主體的勞動要素不健全和結構搭配不合理而產生的低效、負效情況屢見不鮮。同時，由于對勞動效果評價不準和判斷失誤而導致施政活動進人無謂重復、惡性循環(huán)的情況也時常發(fā)生。因此，有必要對行政管理人員的勞動形態(tài)和效果形態(tài)加以深人研究。

    一、行政管理人員的勞動形態(tài)

    人類勞動歸納起來有三種不同的存在形態(tài)，即潛在形態(tài)的勞動、流動形態(tài)的勞動和凝結(物化)形態(tài)的勞動。行政弓彗誰里人員的勞動也不外乎這三種形態(tài)，只不過共性之外更具有鮮明的個性罷了。

    1.潛在形態(tài)的勞動。所謂潛在形態(tài)的勞動，是指行政管理人員自身所特有的施政勞動能力，這種能力主要表現為下述幾個方面:觀察預測能力、綜合分析能力、組織協(xié)調能力、溝通聯絡能力、疏導滲透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參謀咨詢能力、開拓進取能力、理論研究能力。

    2.流動形態(tài)的勞動。行政管理人員在發(fā)揮自己的勞動能力進行工作時.潛在形態(tài)的勞動便轉化為流動形態(tài)的勞動，具體表現為“讀、談、講、寫、做”五種形式:“讀”是一種知識性勞動，既是勞動能力的輸出，又是勞動能力的積累，行政管理人員通過先學一步，不斷更新、拓展、充實自己的知識，在讀的實踐中汲取營養(yǎng);“談”是一種藝術性工作，行政管理人員通過協(xié)商對話、家庭訪問等形式，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化解各種矛盾，這是行政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旋律;“講”是一種職業(yè)性勞動，行政管理人員通過學習、宣講、報告等形式不斷地向群眾宣傳先進意識、科學知識和各項方針、政策、法規(guī)、措施，取得理想的施政效果;“寫”是行政管理人員勞動不可或缺的一種文秘性勞動;“做”是一種事務性勞動，往往展示行政管理人員的組織協(xié)調能力和榜樣感召的力量。行政管理人員所進行的流動形態(tài)的勞動，雖說紛繁雜亂，但這是他們直接創(chuàng)造價值的重要一面。

    3.凝結形態(tài)的勞動。流動勞動消耗的結果，便轉化為凝結形態(tài)的勞動，或叫物化了的勞動。大體表現為人們認識能力的增強，思想覺悟的提高，精神面貌的改善，生產勞動積極性的煥發(fā)，政方針政策的有效落實，以及由此派生的生產效率的提高和物質財富的增加等等，這是施政工作的最終產品。衡量施政工作效果的大小，主要以行政管理人員的凝結形態(tài)的勞動為標志。行政管理人員的勞動是一種具有特質的社會性勞動，有四個明顯的特點，即政策性、抽象性、創(chuàng)造性、忘我性。行政管理人員的工作是一種點燃自己，照亮別人的忘我性勞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廉潔奉公，嚴以律己，任勞任怨，勤勤懇懇，甘為人民的“儒子牛”精神，是行政管理人員最起碼的職業(yè)要求。

    二、行政管理人員勞動的價值形態(tài)

    1宏觀效果與微觀效果。從行政管理人員工作所影響的范圍劃分，執(zhí)政效果可分為宏觀效果與微觀效果。全社會受益的施政效果，叫宏觀效果。某一個部門，一個單位、一個行業(yè)受益的執(zhí)政效果叫微觀效果。宏觀施政效果包含微觀效果，微觀施政效果量的積累構成宏觀效果。行政管理人員工作的目的，就是通過各單位、各部門、各行業(yè)微觀施政效果的大量積累，形成社會性的宏觀效果。在某種情勢下，要獲得較大的宏觀施政效果，往往要犧牲某些單位和部門的既得利益，暫時影響該單位的和部門的微觀施政效果。這就要求該單位、該部門的同志顧全大局，努力工作，決不能把謀取本單位的微觀施政效果建立在損害全社會的宏觀效果之上。

    2.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按某一層次行政系統(tǒng)的工作人員付出的一定勞動量，首先可以獲得兩個方面的施政效果:一是主體效果，即行政管理人員通過施政實踐積累了知識，豐富了經驗，增長了才干，提高了自身的思想水平和業(yè)務水平;二是客體效果，即通過有效施政激發(fā)了工作對象的生產積極性，給本單位帶來了效益，我們把某一層次行政系統(tǒng)所獲得主體效果與客體效果之和稱為直接施政效果。

    隨著該系統(tǒng)工作人員更加卓有成效地工作，他們創(chuàng)造的施政經驗，還會影響和帶動其它系統(tǒng)與部門獲得理想的施政效果，這種“有時三點兩點雨，到處五枝十枝花”的效應，我們把它稱作間接施政效果。由于間接施政效果是在波及和影響下產生的，因此又稱為波及效果。這種波及效果連鎖反應，再波及到其它行業(yè)和層次所產生的效果，可稱為擴波及政工效果。

    行政管理工作人員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自身的艱苦勞動，創(chuàng)造直接施政效果，加速間接施政效果的波及與擴波及，取得較好的社會效果。

    3.隱效果與顯效果。按行政管理人員勞動的價值形態(tài)劃分，可分為隱效果與顯效果。行政管理人員雖然不直接參加生產勞動，但他們通過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去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精神世界和行為方式。從初層次來說，解決了一個或幾個這樣那樣的實際問題，從深層次來說，引起人們世界觀、人生觀的轉變。這些存在于人頭腦中新確立的主觀精神，直接支配工作對象的行為，這是行政管理人員勞動價值的內在表現形態(tài)。由于這種施政效果并未游離出人體之外，故稱為隱效果。

  人們思想境界的升華和付諸于實踐，必然用語言、情緒、態(tài)度和行為表現出來，最終表現為群眾積極性的提高，物質財富的增加，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落實。這種由精神價值形態(tài)轉化為物質價值形態(tài)，稱為顯效果。

    一般說來，行政管理工作的隱效果決定顯效果，思想支配行動，行動創(chuàng)造社會物質財富。但顯效果對隱效果有巨大的反作用，社會實踐又可以促進思想理論的升華，使思想認識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循環(huán)中不斷得到完善和提高，使施政目標、內容、措施有機融合其中。

    4.獨創(chuàng)性效果與共存性效果。按行政管理工作與其它工作的關系來劃分，可分為獨創(chuàng)性效果與共存性效果。行政管理人員依照自己的工作范圍進行工作所產生的施政效果為獨創(chuàng)性效果。行政管理人員配合其它社會工作交叉產生的共同效果為共有性效果。行政替理工作有其相對的獨立性，但絕對意義上的獨立性施政效果是不存在的，它們兩者之間是既相互交又、又相對獨立的關系。

勞動力的動態(tài)管理范文第2篇

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實現就業(yè)富民，已成為我市當前各級黨委、政府一項至關重要的工作。而要將豐富的農村勞動力資源優(yōu)勢轉化為巨大的發(fā)展優(yōu)勢，提高其綜合素質和就業(yè)能力尤為關鍵。近年來，我市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作為就業(yè)富民、保障利民的重要工作來抓，大力實施“陽光工程”培訓、職業(yè)技能培訓和綠證培訓等農民培訓工程，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通過培訓提高就業(yè)層次，促進農民增收致富，推動我市農業(yè)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推進農村城鎮(zhèn)化進程，促進我市“富民強市”目標的實現。下面我就把我市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實踐情況做以簡單剖析：

一、我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方興未艾

九臺市是一個農業(yè)大市，農業(yè)人口眾多，農村勞動力素質參差不齊。據統(tǒng)計資料反映，2002年我市農村勞動力平均文化指數不足8年，僅相當于初中二年級水平，成為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yè)的“瓶頸”。針對這一現狀，我市大力開展各類培訓，有效整合培訓資源，每年培訓農村勞動力都在22000人以上，并實現了培訓與就業(yè)的緊密連接。尤其是今年以來，根據上級提出的“新增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員培訓率超過50％，新增轉移人員組織化程度達到50％”的要求，我市堅持勞動力轉移培訓先行的做法，截至10月底，已舉辦各類農村勞動力培訓班141期，培訓農村勞動力19950人次，占今年全市農村勞動力培訓任務指標的90％以上。主要以技能培訓為主，培訓專業(yè)有計算機、服裝縫紉、鋁材加工、汽車駕駛與維修、電子電器、工程機械、建筑、保安員、賓館服務員、餐飲服務員、家政服務員、食品加工等十幾個工種。我們的主要做法是：

1.加強組織領導，形成工作合力

為了推進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在年初農村經濟工作目標確定前，市委領導就勞務輸出工作進行了專題調研，把勞務輸出工作做為增加農民收入和縣域經濟突破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列入到今年農村經濟工作中來，成立了考核組，就勞動力轉移進行全年跟蹤考核。鼓勵各鄉(xiāng)鎮(zhèn)成立勞務輸出公司，保證每個鄉(xiāng)鎮(zhèn)成立勞動保障事務所，在組織上建設上逐步完善輸出體系。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在市農村勞務輸出工作協(xié)調小組領導下開展工作，形成由市勞務輸出工作協(xié)調小組牽頭，勞動、農業(yè)、教育、交通、畜牧、共青團、婦聯等部門和各鎮(zhèn)政府協(xié)調配合抓培訓的工作格局，建立了市、鎮(zhèn)、村三級網絡，全方位、多層次地開展農村勞動力素質和技能培訓；建立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月報制度，及時掌握各鎮(zhèn)、各部門培訓動態(tài)和農村勞動力培訓需求，提高了轉移培訓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2.整合培訓資源，發(fā)揮最大效應

圍繞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這一中心，在全市有效整合各類培訓資源，充分發(fā)揮最大效應。一是利用職教中心、農民科技教育培訓中心等資源優(yōu)勢，大力開展農村勞動力培訓。如我市把電大、職業(yè)高中、技校、農專、中專五校統(tǒng)一合并成立了九臺市職教中心，每年都要為我市培訓出旅游、餐飲、美容美發(fā)、電子電器、計算機等各類人才6000人以上；市農民科技教育培訓中心、市農業(yè)技術推廣中心也通過“陽光工程”培訓、綠證培訓、跨世紀青年農民科技培訓、經紀人培訓、實用技術培訓等示范工程，每年為我市培訓各類人才7500人以上。這些人才全部輸往全國各大城市，十分搶手，供不應求。二是通過勞動部門成立的各種職業(yè)學校大力開展農村勞動力培訓。如夢神美發(fā)學校、博碩電腦學校、文波職校、千銀緣美容美發(fā)學校等每年都能為我市培訓專業(yè)技術人才5500人以上。三是充分借助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力量，幫助培訓農村勞動力。我市每年都要聘請吉林省農科院、通化農科院、吉林農大等科研院校的專家、教授親臨授課，或采取將農村勞動力送到科研院校培訓等形式進行全面培訓，每年都可培訓農、林、畜牧等方面技術人才1000人。四是發(fā)揮各類行業(yè)協(xié)會的培訓基地及社會辦學力量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方面的積極作用。目前我市已成立了農業(yè)、農機、畜牧、林業(yè)等多個行業(yè)性協(xié)會，這些組織充分發(fā)揮行業(yè)優(yōu)勢，開展專業(yè)性技能培訓。今年截至10月底，農業(yè)行業(yè)協(xié)會培訓農業(yè)技術人員近1000人，農機行業(yè)培訓農機駕駛及操作人員近500人，其他培訓達500人。

3.拓寬培訓方式，適應市場需求

根據我市多年來轉移農村勞動力積累的經驗，以及所掌握的市場用工信息和地方實情，我們堅持以市場需求為主導，多形式、多渠道地開展各類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一是加大中等職業(yè)技術培訓力度。據統(tǒng)計，我市每年培訓中等職業(yè)技術人才、技術工人約7000人，約占新增勞動力的30％。如我市職教中心發(fā)揮培訓基地作用，開設了旅游、餐飲、美容美發(fā)、電子電器、計算機、汽車駕駛與維修等專業(yè)，今年截止10月底就培訓6000人以上。同時，我們還主動加強對外聯系，與市外技工學校簽訂聯合辦學協(xié)議，利用他們優(yōu)越的辦學條件、雄厚的師資力量幫助培訓技術工人。目前，我市與吉林農大、省農校等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每年送培1000多人，并全部實現了就業(yè)。二是依托勞動力市場供求信息，積極開展“訂單式”、“定向式”用工培訓。針對周邊大中城市、省外經濟發(fā)達地區(qū)及本地用工單位提供的大量用工信息，采取短期培訓的方式，對務工人員開展禮節(jié)、禮儀、進城務工常識、勞動保障政策法規(guī)、專項技能等方面的崗前培訓，讓他們能盡快適應企業(yè)環(huán)境，近兩年先后為我市培訓10000多人。三是結合農村多種經營結構調整，廣泛開展各類農村多種經營實用技術培訓。針對目前許多農民迫切需要掌握1—2門多種經營技能的愿望，市農民科技教育培訓中心協(xié)助各鎮(zhèn)以“綠色證書”和跨世紀青年農民科技培訓工程為主線，廣泛開展各類農村實用技術培訓，幫助一大批農村勞動力實現了產業(yè)內的轉移，廣泛活躍于各農場、林圃、花卉、果園、特種養(yǎng)殖等技術崗位，成為“拿工資”的新型農業(yè)工人。今年共培訓這類人才7500人以上。四是積極開展職業(yè)資格證書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yè)的崗位競爭能力。

二、我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任重道遠

雖然我們在農村勞動力培訓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對照新形勢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yè)工作的要求，培訓工作還存在一定的問題，需要我們予以認真研究和解決。當前，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領導重視程度不一，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力度不大。當前，各鎮(zhèn)、各部門都把招商引資作為發(fā)展經濟的第一要務來抓，而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研究不多。一些地方領導在發(fā)展經濟中的急功近利思想，造成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講得多，做得少，影響了工作的成效。

二是農民思想觀念守舊，接受培訓的意識不強。相當一部分農民習慣于散漫的農村生活節(jié)奏，對接受培訓掌握就業(yè)技能存在畏難情緒；還有一些農民由于缺乏就業(yè)指導，沒有明確的職業(yè)取向，不知道自己該如何選擇培訓，對培訓是否有助于就業(yè)有所顧慮。因此，即使轉移培訓是道免費的“午餐”，農民光顧的欲望也不強烈。

三是培訓經費短缺，制約了工作的開展。不論是農業(yè)實用技術培訓，還是職業(yè)技能培訓；不論是“訂單式”用工培訓，還是短期培訓，都需要一定的經費投入。就我市而言，預計一年的培訓經費約需100－500萬元，而目前僅僅依靠市、鎮(zhèn)財政投入，難以彌補較大的缺額。

四是培訓基地建設緩慢，難以產生核心效應。盡管我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得到全面開展，各類龍頭企業(yè)、專業(yè)技能人才和行業(yè)培訓機構遍地皆是，但由于未能抓好培訓基地建設，沒有產生典型示范作用，社會反響一般，也影響了培訓工作的成效。

據估算，近三年九臺市進入16歲年齡段的人口每年約30000人左右。在農村除了一部分接受高等教育和立志務農的外，大部分需要向二、三產業(yè)轉移就業(yè)。因此，對這部分農村勞動力實行培訓，幫助其掌握一定的技能技術，實現其創(chuàng)業(yè)致富的愿望，是擺在市鎮(zhèn)兩級政府和勞動保障部門面前的一項艱巨任務。所以說，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任重道遠。

針對問題，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大力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

一是進一步加大領導組織力度，切實地把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擺上重要位置。在市、鎮(zhèn)兩級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yè)工作中，建立培訓工作的專項考核指標。市、鎮(zhèn)兩級明確制訂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就業(yè)的長期規(guī)劃和年度計劃，嚴格督查和考核，真正讓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有位置、有計劃、有核查、有臺賬、有延續(xù)，實現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步入制度化、規(guī)范化的軌道。

二是加大宣傳力度，進一步提高農民參與培訓的自主性和積極性。通過各種形式，大力宣傳造勢，積極倡導“外出務工光榮，就業(yè)培訓為先”的思想，切實轉變一些農民“以農為本”的傳統(tǒng)觀念，提高農村勞動力大膽走向城市，大膽走進二、三產業(yè)擇業(yè)的熱情，鼓勵農民參加各類農業(yè)實用技術培訓和職業(yè)技能培訓，讓轉移就業(yè)的農民“精一門、懂二門、學三門”，適應市場發(fā)展需求。

三是進一步優(yōu)化培訓資源，抓好培訓基地建設。我們將在市、鎮(zhèn)、村三級就業(yè)培訓組織聯動、各類培訓機構協(xié)調配合的基礎上，根據我市實情，積極創(chuàng)辦3～5個培訓基地。

四是加大培訓經費投入，確保資金落實到位。積極爭取各級財政給予政策傾斜，確保農村勞動力培訓專項基金按時足額劃撥到位，專款專用，并按規(guī)定及時補助到位，提高培訓用人單位的積極性。

勞動力的動態(tài)管理范文第3篇

[關鍵詞]勞動力轉移；制度因素；實證分析

20世紀70年代末的農村改革，確立了農村，解決了勞動者自和積極性的問題，迅速發(fā)展了農業(yè)生產。調整了農村產業(yè)結構，剩余的農村勞動力開始轉移，農民成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工人、城市民工等非農產業(yè)農民，促進了城鄉(xiāng)經濟交流，提高了農民生活水平。但近幾年受宏觀經濟形勢和城鄉(xiāng)發(fā)展政策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出現了用工荒和剩余勞動力并存的問題，引起關注。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中制度因素的理論分析

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思給出的制度定義可以概括為制度是一種規(guī)范人的行為的規(guī)則。制度因素是經濟發(fā)展的關鍵，經濟中的制度因素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經濟中的當事人，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夠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發(fā)展。以政府和農民作為經濟主體。研究存在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情況下，政府如何進行制度設計，農民如何進行轉移的動態(tài)博弈。當政府設計的制度不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yè)轉移時，農民選擇轉移的成本過大，收益小于預期，農民選擇不轉移的可能性必然大于轉移的；當政府設計的制度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yè)轉移時，則情況相反。農民選擇轉移的可能性必然大于不轉移的。農民視政府制度的不同而動態(tài)地變化自己的策略，進行是否轉移到非農產業(yè)的選擇。在從傳統(tǒng)的計劃經濟或管制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國家，其轉型的實質就是制度變遷或制度創(chuàng)新。在中央提出落實科學發(fā)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形勢下，轉變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合理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必然要求暢通農村勞動力轉移渠道，發(fā)揮制度因素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促進作用。

二、哈爾濱市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中制度因素的計量分析

(一)制度因索量化指標的選擇

在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制度變遷和制度創(chuàng)新作用下的城市發(fā)展進程、市場化程度、要素流動性是農村勞動力轉移渠道的主要影響因素。因此從市場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勞動力流動程度三個方面選取指標，測定制度因索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程度。

市場化程度用非國有部門就業(yè)率指標測量(EMP)。即非國有部門就業(yè)人數占城鎮(zhèn)總就業(yè)人數的比例。市場導向的非國有部門發(fā)展程度反映了市場發(fā)展的程度，非國有部門是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就業(yè)主渠道，因此非國有部門就業(yè)率的高低可以反映經濟成分的變化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城市化水平用三產投資比重，即三產投資占全市固定資產的比重測量(SERI)。用三產的建設投入大致反映城市發(fā)展水平。勞動力流動程度用農村轉移到城鎮(zhèn)就業(yè)的勞動力占城鎮(zhèn)新增勞動力的比重來測量(COUL)。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勞動力具有流動性，制度因素可以加強其流動性，引導其流動方向。用這一指標反映制度因素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

(二)制度因素的計量分析

選取1994年到2009年的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對于農村轉移勞動力人數的計算用進城“農民工”人數加農村中非農勞動力數量的方法。即城鎮(zhèn)從業(yè)人數減去城鎮(zhèn)職工人數得到進入城市就業(yè)的“農民工”人數，鄉(xiāng)村從業(yè)人員數減去農業(yè)就業(yè)人數得到農村中非農勞動力數量，二者之和就是農村轉移勞動力總量。

運用SPSS 11.0對非國有部門就業(yè)率、三產投資比重、勞動力流動程度進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值=1為抽取因素標準，抽取一個因素，解釋變異量為64.92％，KMO大于0.5，可以用因素分析法綜合為一個制度影響因素指標(I)。

I=0.282xCOUL+0.970xEMP+0.963xSERI

(三)制度因素影響程度的檢驗

用SPSS 11.0X對制度影響因素與農村剩余勞動力總量的相關性進行分析。考慮到制度因素對勞動力轉移影響的時滯性，采用滯后兩期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總量與制度因素進行相關性檢驗。在99％的置信度下SIG=0.000，相關性為0.919，相關性顯著。

通過分析可見，反映較高市場化、城市化程度的制度因素指標對勞動力轉移的促進作用大于勞動力流動程度指標，可見。在勞動力流動中還存在阻礙因素，還需要設計促進農村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具體制度來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三、促進哈爾濱市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轉移的建議

(一)加快制度創(chuàng)新，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必須依靠制度，只有進行根本制度創(chuàng)新，才能從根本解決長期以來農村勞動力轉移難的局面。從根本上改變觀念，以制度創(chuàng)新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合理流動，進行更有效率的制度設計有效率的推進農業(yè)發(fā)展的制度，促使農業(yè)生產效率和農民收入的提高，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平穩(wěn)、有序轉移提供合理的推力；設計有效率的二、三產業(yè)發(fā)展的制度，促進城市經濟的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進程，從而為剩余勞動力的平穩(wěn)、有序轉移創(chuàng)造必要的拉力；設計有效率的經濟要素流動制度，主要是深化戶籍制度的改革、完善農村土地制度、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為推動和拉動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加速器。

(二)作為制度制定者的政府要發(fā)揮主導作用，保證農村勞動力有序轉移

政府通過制定相應的法規(guī)政策，使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和管理走上規(guī)范化、法制化的軌道。以降低勞動力轉移成本和確保勞動力平穩(wěn)、有序的轉移為原則，建立農村勞動力轉移檔案，提供勞動力供求的預測預報信息，增加勞動力流動的有序性，減少盲目性；建立健全農村勞動力的培訓機制，開展多種形式的職業(yè)技術培訓，加快農村人力資源開發(fā)，積極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綜合素質。

(三)完善城鄉(xiāng)勞動力市場，形成城鄉(xiāng)勞動者平等就業(yè)的制度

建立和完善職業(yè)中介組織，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給予優(yōu)惠措施，減低農村勞動力轉移成本：規(guī)范市場規(guī)則，完善用工制度，在加強正式制度對勞動力的影響的同時，發(fā)揮意識形態(tài)等非正式制度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發(fā)揮信息網絡的服務作用，加強農村基層網絡設施建設，讓農村勞動力享受同樣方便快捷的就業(yè)信息，最大程度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找到就業(yè)崗位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王文博，等，包含制度因素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型及實證分析[J]，當代經濟科學，2002，(3)

[2]陳傳永，等，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制約因素及對策[J]，青年思想家，2004，(2)

勞動力的動態(tài)管理范文第4篇

[關鍵詞]稅式支出；影響；雇用；勞動力

[中圖分類號]F812.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3）02-0069-06

一、引 言

目前，我國正處在國際經濟危機沖擊和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內外夾擊之中，勞動力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嚴峻的就業(yè)形勢和沉重的就業(yè)壓力已成為事關中國社會穩(wěn)定和經濟發(fā)展的“腫瘤”。如何能積極有效地增加勞動力需求，促進社會就業(yè)——防止“腫瘤”癌變，也就成了中國政府的一項戰(zhàn)略任務。而稅收作為國家收入分配的重要經濟手段和宏觀調控的重要經濟杠桿，自然也被賦予了促進社會就業(yè)，增加勞動力需求的使命。由于勞動力需求的主體——企業(yè)即納稅人的追逐目標是利潤最大化。因此，納稅人非常關心由于雇用勞動力數量的變化對其總成本的影響。如果納稅人增加勞動力需求，能夠使其獲得更多的利潤或額外的收益，納稅人就會增加勞動力的雇用。反之，如果增加勞動力雇用使納稅人的利潤減少或無法產生額外的收益，納稅人就會維持現有勞動力需求水平，甚至減少勞動力需求，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潤。一般而言，政府的減稅政策能夠通過刺激總供給與總需求，發(fā)揮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效應；反之，政府的增稅政策則會產生削弱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效應。但是，我們進一步深入分析納稅人的結構因素，就會發(fā)現即使在政府實行減稅的稅式支出政策時，由于稅式支出的對象不同，而會相應地產生不同的政策效應。

二、文獻綜述

關于稅收政策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影響，國內外的學者都進行過大量的研究與分析。

（一）國外稅式支出影響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研究文獻綜述

國外學者對于稅式支出影響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探討較高的稅負水平是否會導致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并削弱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意愿；二是探討對勞動征稅的稅收負擔如果是由雇主承擔，則稅收“楔子”的大小是否會對雇主（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行為產生影響；三是探討如何通過稅制改革和完善稅式支出政策來實現經濟增長與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目標。

Daveri and Tabellini（2000）[1]認為，在西方許多發(fā)達國家，失業(yè)增加，經濟下滑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勞動力成本上漲過快，而產生這一現象的“導火索”就是稅收“楔子”過大，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產生了消極影響。Koskela（2002）[2]研究認為，提高資本稅率并降低勞動稅率，會促使雇主選擇以勞動替代資本。他們指出，這種稅式支出將降低生產的邊際成本，增加生產的產出，增大雇用勞動力的需求量。Alex Easson（2003）[3]認為，政府可以向高失業(yè)地區(qū)的投資提供稅式支出刺激納稅人雇用勞動力，也可以將稅式支出直接與納稅人吸納勞動力就業(yè)掛鉤，把提供一定數額的新就業(yè)崗位作為享受稅式支出的條件。Howell H.Zee（2005）[4]在《個人所得稅改革：概念、問題及各國比較》中認為所得稅不可避免地影響個人的行為，而且具有雙重效應，即稅收會減少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愿望，使勞動力更多地消費休閑；稅收也會使勞動力感覺到貧窮而更多地工作。這兩種效應可能相互抵消，因此導致了勞動力的就業(yè)工資彈性很小，但這并不意味著計量稅收效率成本的替代效應本身很小，稅收替代效應還可能很大。Kosi Tanja（2006）[5]實證考察了歐盟國家勞動稅收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并著重研究新歐盟成員國就業(yè)的變化情況。他們運用OLS回歸方法，分析了稅收楔子對就業(yè)和失業(yè)率的影響。研究認為，在歐盟國家稅收對失業(yè)產生的影響較弱，但進一步研究發(fā)現，稅收楔子對整個歐盟國家的就業(yè)增長具有負面影響，而且歐盟轉型國家的勞動稅對就業(yè)增長的負面影響大于其他歐盟國家。

（二）國內稅式支出影響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研究文獻綜述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就業(yè)形勢的日益嚴峻，許多學者開始從不同角度關注就業(yè)問題，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加強政府在促進企業(yè)增加勞動力需求中的作用；二是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稅收政策取向；三是稅式支出政策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影響。

賈康（2003）[6]在《采取得力措施，緩解就業(yè)壓力》中認為，實施稅式支出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應傾向于那些有經濟和技術方面適用性的勞動密集型的納稅人。孫勝利（2003）[7]在《我國就業(yè)問題對財政的影響與壓力》中指出，貫徹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就業(yè)資金投入，加大保護就業(yè)弱勢群體的力度，通過稅式支出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開辟新的就業(yè)崗位。羅宏斌、周紅梅（2005）[8]的觀點是稅收可以從不同的層面對就業(yè)水平和就業(yè)結構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即“對有利于經濟發(fā)展，并能吸納較多勞動力的納稅人，給予稅式支出，有利于確保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從而從源頭上解決就業(yè)問題”。盧亮（2005）[9]從實證角度分析了我國稅式支出的就業(yè)效應，并針對就業(yè)形勢日益嚴峻的現實，提出了擴大稅式支出規(guī)模，提高邊際消費傾向的財政政策建議。王根賢（2005）[10]認為，我國自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在GDP保持較快增長的同時，就業(yè)卻未能保持同步增長，GDP增長與就業(yè)增長表現出明顯的非一致性。其研究結論是：積極財政政策所拉動的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排擠就業(yè)的。因此認為，要保持GDP與就業(yè)的均衡增長，關鍵是要啟動經濟（自主）內生增長機制。為此，要按照公共財政理論規(guī)范政府行為，財政政策優(yōu)惠要同技術溢出的外部性建立關聯，構建和完善具有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機制的稅式支出政策。李偉寧（2005）[11]認為，從技術層面看，現行的稅式支出主要體現為優(yōu)惠期限短、臨時措施多、配套辦法少、適用范圍窄、過渡色彩濃等；從效率層面看，稅式支出對促進整個社會就業(yè)增長的效果較差。因此，應從擴大稅式支出收益納稅人的適用范圍等方面入手，完善現行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稅收政策。王娜（2006）[12]則通過實證分析得出稅收政策可以促進就業(yè)的結論。王春雷（2007）[13]采用回歸模型實證分析就業(yè)彈性變化趨勢，其結論是“在目前的工業(yè)化戰(zhàn)略下，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和資源密集型產業(yè)2萬元的增加值就能夠創(chuàng)造1個就業(yè)崗位，資本密集型產業(yè)則需要6萬元，而技術密集型產業(yè)達到了將近9萬元才能創(chuàng)造1個就業(yè)崗位”，并且“邊際宏觀稅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使經濟增長率降低0.027個百分點”，文中對此還提出相應稅收政策。付伯穎（2007）[14]通過探討政府的稅式支出手段，在緩解勞動力供求矛盾，統(tǒng)一勞動力市場中的功能作用，試圖提出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長效機制的稅收政策思路。方重、梅玉華（2008）[15]則提出了另外的觀點“①稅收優(yōu)惠對促進就業(yè)具有局限性。以促進就業(yè)為目的的稅收優(yōu)惠，不應僅局限于第三產業(yè)和中小企業(yè)，而應以政府的宏觀調控為導向，在各個產業(yè)間均衡推進。②以促進就業(yè)為目的的稅收優(yōu)惠應將重心置于勞動力技能和素質的培養(yǎng)和提高上。③促進就業(yè)的稅收優(yōu)惠不僅要傾斜于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訓的學校，還應傾斜于為信息咨詢、中介機構，努力改善勞動力供給市場狀況”。王春成（2009）[16]在《促進就業(yè)的稅收政策研究》中通過對行為效應的分析提出，應加大對納稅人的稅式支出力度，進一步貫徹落實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稅收政策。

總體而言，國外學者主要根據發(fā)達國家高稅負的稅制特征，運用多種理論分析模型，探求稅收影響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原因并尋找優(yōu)化途徑；我國學者主要立足于中國經濟轉軌和產業(yè)升級時期就業(yè)形勢嚴峻的現實，尋找緩解就業(yè)壓力，刺激納稅人雇用勞動力需求的稅收政策手段。目前國內的研究多從宏觀或政策層面展開，雖具有較強的針對性，但得出的結論多表現為理論依據不足，且過于籠統(tǒng)，多以定性分析為主，而從微觀層面去進行定量分析的并不多見，這使得學者們所提出的觀點和建議缺乏有效的說服力。為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從動態(tài)角度進行模型分析，剖析稅式支出影響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效應，并針對我國的現狀提出一些政策建議，為未來政府的稅式支出行為能更好地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實證依據。

三、模型和運行機制分析

本文重點研究分析穩(wěn)態(tài)均衡路徑下，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影響機制及激勵效應，并進而對稅式支出激勵效應進行評估。由于稅式支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稅率的影響，而稅率的變動則會引起納稅人收益的變化，進而影響到納稅人各類支出的分配比例和分配數額。這些變動會由于資本的收益彈性、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收益彈性以及其他支出的效用彈性等的不同而產生相應的差異。因此，即便是同樣的稅率變動，相對于不同的納稅人而言，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影響機制和激勵效應，也會產生差異。在研究方法上，相比較靜態(tài)模型分析方法而言，動態(tài)模型分析方法則克服了研究結論單一的缺憾，能較為全面的闡釋同樣的稅式支出對不同納稅人可能產生不同激勵效應的成因和機理，能更為真實準確地反映現實經濟活動中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影響機制和激勵效應。

假設納稅人最大化收益的目標函數為：

J=maxξ′ID，Z。其中，I為收益函數；D為納稅人第c期的雇用勞動力支出；Z為納稅人第c期的其他消費支出；D和 Z的收益函數是凹函數；ξ0

－t［∏ W，D－D］。其中，∏ W，D為W和D的凹函數，表示為收益函數，將其具體化即為：

∏=λWD其中，W為資本；W為產出；λ為收益占產出的比例；δ0

為了便于研究和分析，我們不妨將納稅人最大化收益的目標函數進行對數化處理，即可得到：

ID，Z=1－υlnD+υlnZ （1）

其中，υ為納稅人其他消費支出的收益彈性。

這樣，我們就可以通過對目標函數及其預算約束函數求解動態(tài)最優(yōu)，進而得到：

I′= ξI′′1-t+1 （2）

I′= I′1-t1-′ （3）

其中，（2）式表示納稅人第c期減少一個單位的消費支出Z造成的收益損失與第c+1期資本W增加帶來的收益增長相等，即本期消費支出Z減少產生的收益損失可以通過下一期資本W增加帶來的收益增長來進行相應的補償；（3）式則表示納稅人在同期雇用勞動力支出與其他消費支出之間存在平衡關系，即減少一個單位的雇用勞動力支出產生的收益損失可以通過增加其他消費支出來進行相應的補償。所以，在滿足（2）和（3）跨期最優(yōu)化一階條件的基礎上，求解出最優(yōu)穩(wěn)態(tài)均衡路徑，納稅人即可實現其收益最大化。這一結論足以說明，本模型滿足了動態(tài)模型最優(yōu)解的存在性和穩(wěn)定性，因此，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分析研究稅式支出的變化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影響機制及其激勵效應。

為了獲得稅式支出與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的變動關系式，現將（1）式代入（2）式和（3）式，可以整理得到：

=δ1－tλWD+1 （4）

υD1－t1－λWD

=1－υ1－tλWD－D－B（5）

假定納稅人的收益占產出的比例和最小資本回報率固定不變，我們可以通過對（4）式和（5）式求W、D、t、B、λ的全微分來分析稅式支出變動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影響，即：

=

= （6）

（一）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不能獲得額外收益時，稅式支出對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的影響

當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沒有獲得額外收益時， =0，假設λW>D，我們就可以由（6）式得到：

1－t=D－λW

可見，如果>1，那么

0。

因此，當=0時，如果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發(fā)生持續(xù)性變動，納稅人的收益也會發(fā)生相應的變動，進而對收益的分配產生影響。從長期來看，當>1，有

（二）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能夠獲得額外收益時，稅式支出對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的影響

當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能夠獲得額外收益時，≠0，假設λWD>D，我們就可以根據（6）式進一步分析稅式支出與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的關系。

1.當>1時，按照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能夠獲得額外收益的多少，我們需要分為兩種情況進行研究：

（1）當值較大時，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的影響

因為，>1，所以，1－υ+υλWD

>D1－δ，于是，E

又因為值較大，且1－υ+υλWD

>D1－δ，所以，1－υ+υλWD>D1－δ，于是，E

因此，=>0

這就意味著，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與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呈同向變動，稅率變動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產生的替代效應占主導作用，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激勵效應弱化，有可能產生政策失靈的現象。

（2）當值較小時，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的影響

因為，>1，所以，1－υ+υλWD

>D1－δ，于是，E

又因為值較小，且1－υ+υλWD

>D1－δ，所以，1－υ+υλWD0

因此，=

這就意味著，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與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呈反向變動，稅率變動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產生的收入效應占主導作用，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激勵效應強化，不太可能產生政策失靈的現象。

2.當

這也就是說，現有的研究方法無法判斷和確定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變動會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支出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四、分析結論及相關建議

（一）主要分析結論

首先，對于增加雇用勞動力支出而沒有獲取額外收益的納稅人而言，如果納稅人其他消費支出的收益彈性較小，而資本的收益彈性較大，那么，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變動所產生的收入效應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支出就產生了主導作用，稅率的持續(xù)性下調，即稅式支出的持續(xù)性上漲將會導致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持續(xù)性增加。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激勵效應強化，不太可能產生政策失靈的現象。

其次，對于增加雇用勞動力支出而沒有獲取額外收益的納稅人而言，如果納稅人其他消費支出的收益彈性較大，而資本的收益彈性較小，那么，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變動所產生的替代效應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支出就產生了主導作用，稅率的持續(xù)性提高，即稅式支出的持續(xù)性下降將會導致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持續(xù)性增加。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激勵效應弱化，有可能產生政策失靈的現象。

再次，對于增加雇用勞動力支出就能夠獲取額外收益，且雇用勞動力的收益彈性較大的納稅人而言，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與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呈同向變動，稅率變動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產生的替代效應占主導作用，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激勵效應弱化，有可能產生政策失靈的現象。

最后，對于增加雇用勞動力支出就能夠獲取額外收益，且雇用勞動力的收益彈性較小的納稅人而言，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與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呈反向變動，稅率變動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產生的收入效應占主導作用，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激勵效應強化，不太可能產生政策失靈的現象。

（二）相關政策建議

首先，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所產生的影響效應有兩種，即激勵效應和替換效應。稅式支出的激勵效應是指稅式支出通過降低納稅人的成本或增加納稅人的利潤，激勵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的需求。稅式支出的替換效應則是指稅式支出的實施可能會導致收益納稅人和非收益納稅人之間產生替換。因為稅式支出是以減少稅收收入為代價的，而稅收的中性原則和財政原則則決定了對特定納稅人實行稅式支出而減少的稅收，只能通過增加其他形式的稅收來彌補，這反過來，又會擴大其他納稅人的稅收楔子。稅式支出的替換效應就可能會對其他納稅人的生產經營產生扭曲，導致非收益納稅人雇用勞動力需求被收益納稅人雇用勞動力需求所替代，從而減少了其他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需求。由此可見，稅式支出激勵效應所增加的勞動力需求與替換效應所失去的勞動力需求可能相互抵消，從而使得稅式支出的政策效力大幅縮水，當然，其最終效果還要取決于激勵效應與替換效應的對比。因此，政府在制定稅式支出政策時，應盡可能使其激勵效應大于替換效應，從而切實地增加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需求。

其次，政府應清楚地認識到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影響的復雜性，不能簡單地認為稅式支出能推動經濟持續(xù)增長，就能增加勞動力需求，即不能把經濟增長與勞動力需求增加劃等號。政府必須要考慮就業(yè)彈性因素。所謂就業(yè)彈性，是指就業(yè)量變化率對經濟增長率的反應程度，也就是GDP增長1個百分點，帶動就業(yè)增長的百分點，是經濟增長對就業(yè)的影響。就業(yè)彈性一定，提高經濟增長率，就可以增加勞動力的需求量；經濟增長率一定，提高就業(yè)彈性，也可以增加勞動力的需求量。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將保持穩(wěn)定甚至趨緩的背景下，以提高就業(yè)彈性為宗旨的稅式支出政策則更為現實、可行。因此，政府要切實地發(fā)揮稅式支出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積極效應，就必須從優(yōu)化經濟結構著手，運用有效的結構性稅收政策加大對產業(yè)結構和產品結構的調整力度，適時推出能夠有效提高就業(yè)彈性的稅式支出政策。

最后，政府在制定稅式支出政策時，應明確稅式支出激勵效應的邏輯傳導機理，即降低納稅人稅負能夠減少納稅人的生產經營成本，有利于增加納稅人的利潤或提高納稅人的市場占有率，進而可以降低納稅人產品或服務的最終消費價格，從而增大其產品或服務的消費需求，導致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需求，最終提高納稅人所在的整個行業(yè)的就業(yè)率。所以，稅式支出的效應應當符合三項要求：即稅式支出應當使納稅人所在行業(yè)的最終消費價格降低；納稅人所在行業(yè)的消費需求必須對消費價格具有較高的敏感度；納稅人增加產品或服務總量應當是通過新增雇用勞動力來實現，而不是通過增加現有勞動力的工作量來實現。因此，稅式支出的收益對象——納稅人應當符合以下要求：即納稅人所在行業(yè)應當是勞動密集型行業(yè)，且該行業(yè)具有較高的價格彈性，消費需求與消費價格呈顯性負相關性；納稅人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應當是直接面對消費者的；納稅人獲取稅式支出的收益不對其市場競爭產生過度扭曲。

五、總結語

稅式支出只能是在市場機制作用的基礎上，發(fā)揮其自身的功能，對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勞動力資源配置方面失靈時的一種干預，其最終目標是優(yōu)化資源配置，而不能扭曲市場的有效配置功能。因此，稅式支出的取向應與市場化的方向保持一致，避免由于政策不當阻礙市場化的進程。同時，政府在制定旨在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稅式支出政策時，還應當理性地測算由此帶來的成本和產生的收益。成本主要包括稅收收入的減少和由此可能產生的市場扭曲；收益包括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前者是指納稅人雇用勞動力需求量的增加對社會穩(wěn)定和諧所產生的益處，后者主要包括納稅人因為稅式支出獲益而擴大生產對增加稅收收入的貢獻。因此，稅式支出的著力點應聚焦于雇用勞動力潛力大的納稅人激勵上，而不應僅僅針對失業(yè)結果采取泛泛的“撒胡椒面”式的鼓勵政策，從而使得稅式支出不僅能夠發(fā)揮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積極效應，而且還能保持其長期的實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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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Tax Expenditure

on Taxpayers' Hiring Labor

Fang Zhong1， Mei Yuhua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2.Hefei Local Taxation Bureau， Hefei 230061， China）

勞動力的動態(tài)管理范文第5篇

關鍵詞：文化變遷；農村勞動力流動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3）-06-0027-1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2年度廣西教育廳科研項目“民族地區(qū)農村勞動力流動與文化變遷研究——以廣西百色市為例”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1204LX422。

文化具有靜態(tài)和動態(tài)的特征，文化的動態(tài)變化過程就是“文化變遷”，文化變遷是社會發(fā)展永恒的定律。中國的特殊國情給文化變遷注入了新元素，農村勞動力流動為文化變遷提供了新動力。

1 研究回顧

勞動力流動原因錯綜復雜，文化變遷是個綜合的系統(tǒng)的課題，應采取整體的觀點，多維的模式來認識和解釋。

1.1 國內研究

早期的文化變遷散落于文化研究的主題當中，民族學從文化歷史方面研究著手。爆發(fā)后，大批民族學者深入西北、西南民族地區(qū)進行大量的實證研究，這一時期的民族地區(qū)文化研究空前活躍。遺憾的是，20世紀60年代，高漲的研究熱潮因“”而被迫中斷。直到80年代，在“補課論”的推動下，民族地區(qū)的文化變遷研究重新進入了中國學者的研究視野，并且出現了城市化進程、制度的變革、勞動力流動等新元素。

1.1.1 農村勞動力流動回顧 雷文斯坦的“推-拉”理論認為，城市的拉力強于農村的推力時，人口向城市流動。在具體的表現形式上，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因素卻更為復雜。一是和經濟政策息息相關。中國的改革開放，特別是市場轉制為農村人口流動提供了直接的動力。農村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又可細分為四個階段：恢復性轉移的起始階段（1978～1984年），農村主題是土地承包、發(fā)展農業(yè)，農村勞動力流動尚屬個別零散狀態(tài)；流動緩慢的發(fā)展階段（1985～1992年），沿海等發(fā)達地區(qū)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迅速，地區(qū)差異逐步拉大，農村勞動力轉移穩(wěn)步上升；轉移規(guī)模的迅猛擴張階段（1993～1996年），各種限制勞動力轉移的制度逐漸開放，農村勞動力轉移規(guī)模迅猛擴張；穩(wěn)定發(fā)展階段（1997年至今），城鄉(xiāng)就業(yè)態(tài)勢趨緊，農村勞動力大規(guī)模流動持續(xù)進行。[1]二是與人口制度緊密相連。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突出了國民經濟的二元結構特點，嚴格的戶籍制度及一系列偏重城市發(fā)展的政策導致了“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的出現。在《關于農民進入集鎮(zhèn)落戶問題的通知》（1984）、《關于城鎮(zhèn)暫住人口管理的暫行規(guī)定》（1985）、《小城鎮(zhèn)戶籍管理制度改革試點方案》（1997）、《關于推進小城鎮(zhèn)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見》（2001）等系列政策的推動下，戶籍制度解凍，人口開始自由流動。隨著各界對人口流動的態(tài)度轉變，從害怕到觀望到引導，人口流動相應地從原來的“盲流”到無秩序流動到有規(guī)律可循。

1.1.2 農村勞動力流動與文化變遷 從動態(tài)方面看，勞動力流動過程是農村文化與城市文化的“對話”過程，文化變遷是“對話”的結果。

農村勞動力流動對文化變遷的影響，主要體現為流入地和流出地兩方面，對流入地的影響具體有三：①勞動力結構多樣化；②城市文化元素多元化；③用工制度文化環(huán)境優(yōu)化。對于流出地，學者較為關注以下研究：首先，就流動結果而言，文化變遷增加了新內容。另一方面，農業(yè)部課題組認為，農村勞動力流動對農業(yè)的影響是一把雙刃劍。農村的推力更多的是農村經濟的衰敗把眾多的農業(yè)人口排擠到城市中去。其次，就流動主體而言，文化傳播有了新力量。勞動部農村勞動力就業(yè)與流動研究課題組研究表明，年輕、未婚、男性（特別是35歲以下），受過更高教育程度的勞動力更易于和偏好流動，換言之，流動群體一般為農村勞動力中的精英群體，他們在勞動力流動的過程中起著信息交換的作用，扮演著文化傳播的角色。再次，就流動的方式而言，文化變遷有了新形式。蔡昉[2]指出，隨著流動的頻繁，農村勞動力的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能力有所提高。

1.2 國外研究

文化與經濟發(fā)展息息相關，具有明顯的時代烙印。劉易斯的二元結構理論說明了工業(yè)化背景下，勞動力流動與各部門發(fā)展的關系。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彰顯了文化的力量——“宗教”和“信仰”對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的巨大作用，教徒們通過努力賺錢，克儉節(jié)約，奉獻各自職業(yè)來贖還“原罪”。吉登斯的社會結構化理論進一步論證了文化與社會的關系。社會結構是人類行動建構的結果，同時是再行動的條件和中介。原始的資本積累為新教的誕生和發(fā)展提供了土壤，而新教的“信仰”和“信念”從思維深處和精神世界底層改變著人們的行為模式，成為再行動的條件。由此可見，經濟發(fā)展推動了社會結構轉型，為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提供了機會，而文化觀念的變化作為動力，通過深層次的精神世界起作用，推動了該行動的現實性轉變。

2 研究評價及展望

總體看來，既有研究的研究領域比較廣泛，研究視野宏大，對農村文化的變遷的探討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是，也存在需要進一步深化的地方：①鮮見針對中國農村文化變遷的研究，且缺乏系統(tǒng)理論成果。應在吸取中西方、傳統(tǒng)和現代以及各個學科相關理論的基礎上，深入研究和不斷創(chuàng)新，總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文化變遷理論。②國內的研究學科視角和方法相對單一，具體文化形態(tài)變遷實證研究方面存在著較大的發(fā)展空間。③對民族文化變遷的動態(tài)性研究關注很少。隨著農村勞動力外流，民族文化斷層、鄉(xiāng)村文化沒落，其保護與發(fā)展問題不得不提上日程。因此，完全有必要將這一課題繼續(xù)深化。

參考文獻

[1] 崔傳義.中國農民流動觀察[M].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