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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學科體系范文第1篇

關鍵詞：人文地理學；教學內容；教學方法

人文地理學是地理學兩大基本分支學科之一，在教育部頒布的學科專業目錄中，人文地理學是三個專業的核心主干課程。中國科協從2009年開始開展學科發展研究，在地理學學科發展研究中，地理學家指出“明確人文-經濟地理學學科具有重要意義”，標志著人文―經濟地理學的科學地位得以進一步明確和鞏固，這既體現了地理學學科結構的客觀要求，也充分體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但是，目前高等院校特別是高師院校在課程設置、課程內容體系、教學方法、實踐環節、教學觀念等方面并未真正凸顯人文―經濟地理學的核心地位。因此，高師地理科學（師范）專業面對中學新課程教學內容改革的現實，加強高師人文地理學課程建設顯得尤為迫切。

一、高校地理學類專業人文地理教學存在的問題

1.課程體系設置不合理，與中學地理課程體系脫節

目前高校特別是高師地理科學專業課程體系中，重自然輕人文―經濟，與中學課程內容脫節嚴重。（1）自然地理課程，所占課時偏多，人文地理課程比重偏低；（2）人文地理與自然地理課程截然分開，忽視了地理學的統一性、區域性特征，如中國自然地理、中國經濟地理等；（3）部分自然地理過于專業化，如地質、水文、土壤、植物以及氣象等教材的內容過多過深，許多內容與中學教學內容關聯度很低；（4）在中學地理新課程內容體系中，人文地理所占比重已超過60%，除傳統的農業、工業、交通、貿易等內容外，人口地理、城市地理、城鄉規劃、文化地理、休閑地理等內容增加，而目前高校人文地理課程開設過少，明顯薄弱，如重慶兩所有地理科學專業的高校，西南大學專業必修課程801課時中人文地理類占22%，專業選修課程設計692課時，人文地理類占13%；重慶師范大學專業課程中自然地理類課程課時占專業課總課時的70%以上。

2.人文地理系列課程及內容體系不適應基礎地理教學改革的需要

當前，高師人文地理類課程內容在時代性、實踐應用性與基礎地理教學內容的契合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缺陷，教學內容的“陳舊、混雜、空洞、盲從”比較突出，導致與中學教學內容脫節，不能很好滿足中學地理教學改革的需要。（1）內容、資料相對陳舊，反映當今科學發展和實踐的最新成果不足，缺乏時代感，這與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密切與生活和時代的聯系”極不適應；（2）大學教材內容與中學教學內容分裂，如經濟地理學內容與區域經濟學無異，而中學新課程改革涉及的必修內容主要是產業活動與地域聯系、地理環境與人類（經濟）活動、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等；（3）教材內容盲目追逐國際熱點，機械照搬國外課程內容，抽象深奧理論的翻譯與缺乏實際應用價值的內容太多，而輕視我國數十年人文―經濟地理理論研究與實踐成果，這必然削弱其實踐性；（4）人文地理學研究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的結合關系，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研究應貫徹始終，但一些大學教材內容多是諸多內容的混合雜糅而不是有機綜合，或“分支拼盤”，或人地關系中心論題不顯，以致于學科特色盡失，從而導致教師與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無所適從”，出現“人文地理學到底是不是地理學”的疑問也就很自然了，同時還導致人文地理學與其后續區域地理內容體系脫節，其理論基礎課程的作用也被削弱。

3.人文―經濟地理實踐課偏少，實踐教學環節薄弱

人文―經濟地理類課程具有理論性和實踐性均較強的特點，實踐性課程理應成為高校地理科學專業的重要基礎課程，在人才培養中，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高師院校的現行課程體系，基本上仍然屬于重理論知識傳授，輕能力的培養；重必修課，輕選修課；重理論，輕實踐的課程設置，表現為理論課程偏多而實踐課程薄弱，缺乏能力訓練。部分學校由于多種原因，不開設野外實習課，大部分高師院校更沒有設置獨立的人文地理實習課程，致使學生學到的知識僅是一些死教條、死知識；學生對所學的內容沒有學深、學透，很難適應中學常規教學以及開展第二課堂活動的需要。如西南大學地理科學專業新培養方案中僅有自然地理類課程和綜合實習而沒有人文地理實習。

4.人文地理課程實施觀念和教學方法改革滯后

地理科學專業人文地理系列課程設置中，培養實際需要的理論知識和能力訓練的課程太少，甚至某些培養中學教師必備能力的課程根本沒有。有些課程設置，如選修課不是從學生需要或培養目標考慮，而是從教師的研究方向或研究成果來設置課程，整個課程缺乏務實的內容，學生缺乏足夠的能力訓練。人文地理學教學中，重接受學習輕發現學習，即重視教師向學生傳授系統知識，重視學生存儲知識和積累信息的能力，教學方法則過多地采用單一傳遞、講授、灌輸的方式，多元啟發式教學應用缺乏，因而，導致學生探究與發現能力以及實踐與創新能力不足。

二、高師地理科學專業人文地理系列課程教學內容體系的優化

1.修訂地理科學專業培養方案，科學架構人文地理學課程體系

修訂高師地理科學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真正確立人文地理學作為地理科學專業的核心課程地位。首先，將人文地理學通論、經濟地理學作為主干專業必修課程；其次，為了增強學生的職業適應能力，圍繞中學新課程標準對應開設人口地理學、城市地理學、鄉村地理學、旅游地理學、區域分析與規劃、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等課程；同時，應將人文地理系列課程教學分為理論和實踐教學兩大部分，以突出課程的實踐教學地位，鑒于課時及經費等實際情況，人文地理系列課程可以聯合進行實習，并在培養方案中體現“人文地理系列課程實習”課程設置。

2.改革優化理論教學內容，創新人文地理學通論內容體系

針對目前地理科學專業人文地理學課程教學存在的問題，應堅持經典與現代結合、基礎與前沿結合、理論與實踐結合、國際與國內結合、教學效果與學習收益兼顧、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對接等原則進行課程理論教學內容體系的改革。人文地理學研究以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關系為主線已成共識，因此，人文地理學課程內容改革應該圍繞以下主題：人地關系概述（理論、內涵、地理學研究重心）、各種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關系研究（經濟、人口、聚落、文化、旅游、政治等），從四個方面展開：①地理環境對各種人類活動的作用規律分析，突出地理環境的基礎性作用，②地理環境作用下的各種人類活動空間分異規律，③各類具體人類活動區位規律，④各種人類活動空間變化趨勢等，各種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的沖突與協調。

其中，人文地理學中的經濟地理學內容體系可架構為：（1）人類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的結合關系即人類經濟活動的地域布局體系或經濟活動的區位與空間組織是其研究對象；（2）經濟活動區位因素分析（自然、技術、社會條件、經濟基礎、文化背景等）；（3）企業區位規律；（4）經濟部門區位規律：經濟部門差異與區位因素時空變化的交互作用分析，包括農業區位、工業區位、服務業區位；（5）經濟活動空間結構：產業部門差異與區位因素時空差異及其動態演變必然導致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差異，包括區域空間結構模式、區域空間結構演變規律等；（6）經濟區域與區域協調發展：經濟活動區域的分異必然導致區域分工及經濟區域形成發展，包括經濟區域劃分、區域分工，區域協調發展等內容；（7）經濟活動全球化發展：全球化使經濟活動區位選擇空間擴大，經濟全球化基本特征及其區域影響是地理學的關注點；（8）經濟地理學的方法論。

3.構建立體化實踐教學體系，強化人文地理實踐能力培養

人文地理學的實踐應用性非常強，加強實踐教學環節是課程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基于人文地理實踐教學薄弱與經費緊缺的客觀現實，從專業培養目標需求出發進行人文地理學實踐教學體系重建，遵循課內與課外結合、校內與校外結合、需要與可能結合等思路設計形成驗證性與綜合性、研究性相結合的立體化實踐教學體系。其內涵是：（1）課堂內實踐性問題-探究等；（2）實踐性作業，包括人類生活活動區位評價、論文寫作、數據分析處理等；（3）短程野外實習，包含人文地理學各分支學科或人文地理綜合短程野外實習；（4）綜合野外實習，與自然地理和區域地理等課程聯合組織綜合實習（沿線開展經濟、旅游、聚落、人口、文化、民族、資源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等內容的實習）；（5）參與各種課外科技活動；（6）圍繞人文地理內容完成畢業論文（設計）。

4.注重課程教材選擇與建設，提高人文地理學教學效率

目前人文地理學通論教材主要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人文地理學》、“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人文地理學》和高等學校教材《人文地理學》（陸琳主編）。主要教材各有特點，地理科學專業可以選擇一種主教材，但同時應依據人才培養目標，經典與現代結合、國際與國內人文地理研究實踐結合，與基礎教育銜接的要求優化更新教學內容。分支學科教材發展參差不齊，經濟地理、城市地理、人口地理、工業地理等教材建設較好，其他分支學科的教材急需建設，同時已有的經濟地理、人口地理等教材也應不斷完善優化內容體系，如經濟地理學目前沒有針對師范專業的教材，高教社《經濟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導論》（修訂四版）都不能很好地滿足師范專業教學需要，《人口地理學》內容和資料也需更新，因此地理科學專業人文地理類教材建設尚顯急迫。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教師不能唯教材是從，必須集思廣益，博采眾長，在充分突出科學性、理論性、系統性的前提下創造性地利用和開發教材，教師力求人文地理學教學內容體系實現經典與現代、理論與實踐、高師教育與基礎教育、國際與國內相結合，從而發揮教材在實現人才培養目標中的科學高效的引領作用。

三、高師人文地理系列課程教學改革措施

1.教學過程中教師主導與學生主體作用有機融合

教學過程中充分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在重點、難點內容上，采取教師主講的教學方式，如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等。但同時增加學生的參與度，強化學生學習的自主性，以利于培養學生獲取知識、提出問題、創造性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為此，我們對教學方法的改革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將啟發式、討論式、問題―探究式、角色參與、實踐性作業、課程論文等方法貫穿于教學全過程，這些方法有利于“主導”和“主體”作用的發揮。如經濟地理學教學中引導學生關注經濟區位的現實或熱點，將課程內容與經濟區位實際相聯系，培養學生發現問題、探討現實問題、尋求理論解釋，從而使其掌握原理知識，再應用于實踐。這么做能增加教學的廣度與深度，有利于激發學生學習和研究的興趣，培養和提高學生獨立地獲取知識、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2.充分利用多種教學資源與加強實踐教學相結合

豐富的現代信息網絡資源為豐富人文地理教學提供了平臺。受課時限制，人文地理課堂教學應精細化，但其綜合性、交叉性要求學生吸收廣博知識和多種人文社科研究方法。教師利用學校的網絡教學平臺及精品課程網等，可開發多種教學資源，實現教學過程的全程網絡化，方便學生學習研究。人文地理的實踐應用性決定了教學中重視知識原理與經濟發展實踐結合的必然性，一方面，教師精選國家、地方以及教師科研實踐中有關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關系的典型案例，進行深入分析，或者圍繞某人文地理問題讓學生收集多種地理信息資源并提供案例，師生共同分析，這有利于學生應用知識能力和學習興趣的提高；另一方面，完善人文地理實踐教學環節，將實踐教學融入整個教學過程（包括課堂內），設計形成立體化實踐教學體系，以此培養學生的應用實踐能力。

3.完善學習管理制度與課程考核多元化相結合

加強課堂管理，同時采用多樣化的考核方式，實行結構成績制：（1）課程考核成績結構化。如，作業、問題-探究問答、課程論文寫作與交流、網絡學習、期末考試等。（2）考核方法多樣化。平時考評考核包括作業、課堂討論、課堂問答等，課程論文評價包括選題價值、寫作水平、團隊合作精神、工作開展情況等，期末考試包括題型、內容、難易、綜合程度全面考慮。（3）考核內容的多元化。既考核基本知識、基本理論、綜合運用能力，也重視學生學習態度與學習主動性、創新性考核，一般通過筆試、口試主要考核學生對基本知識、基本理論的掌握情況。通過作業、討論交流、課程論文寫作考核學生的綜合運用能力。通過課程論文寫作及交流、課堂問答、出勤、科研成果等情況考核學生的學習態度、學風與學習的主動性、創新性。

4.傳統教學手段與現代信息技術手段相結合

基于現代信息技術手段信息容量大（特別是地圖）、清晰性強、交互方便、信息獲取快捷等優勢，人文地理教學應在繼承與創新傳統教學手段的同時，積極探索現代信息技術的有效使用。其一，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制作并使用內容和案例豐富的多媒體輔助教學課件，課件內容精煉準確、重點突出。交互性好，黑板效果和掛圖效果優秀的課件，更利于人文地理課程教學目標的實現。其二，通過網絡與學生實現互動交流，及時為學生提供學習服務，并發現教學中存在的問題以便及時改進。其三，課程建設的基本過程、內容、所有教學文檔上網，給學習者提供較好的平臺。

教學方法多元化，一方面，推動教師鉆研教學，提高教師“主導”能力。多元化教學法要求教學過程中，教師“主導”與學生主體有機結合，教師“主導”能力直接影響學生的“主體”性發揮。多元教學法要求教師不僅要有深厚的理論基礎，同時還要有很強的實際觀察分析能力，必須多方面多角度地深入研究教材與學生、理論與實際等諸多問題，因此，多元化教學法有利于促進教師努力鉆研業務，不斷提高教學質量。另一方面，多元化教學法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調動學生參與積極性。多元化教學法要求學生自己或教師與學生共同去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有利于學生把握知識的內在聯系，理論與實踐結合，進行創造性的學習。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思維活躍、積極參與，有利于提高學習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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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學科體系范文第2篇

關鍵詞：人文地理學；社會學；社會空間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3）04-0048-05

隨著啟蒙時代歷史哲學的終結，以及對現代化和“科學代表進步”觀念的反思，引發了社會科學界對空間的廣泛關注。在理論建構層面，社會科學界的空間研究主要沿著兩條路徑展開：一是社會學研究中的“空間轉向”，二是人文地理學界空間研究的“社會學化趨勢”。兩個學科的研究一直相互影響、相互批判、相互繼承，最終匯入社會空間的研究中。學科共識是社會空間研究形成的根基，學科差異是社會空間研究拓展的動力，而兩個學科研究存在的共同問題則是社會空間研究發展的困境。認識空間的學科共識、差異與共同問題，可以準確、詳細地了解社會空間研究的發展脈絡以及今后的任務，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國社會科學界空間研究的深入推進。

一、人文地理學與社會學的空間關注：社會空間研究的兩種路徑

（一）人文地理學的空間研究

人文地理學是反思科學地理學缺失的產物。科學地理學缺少社會內涵，不能反映復雜的社會現實，也解決不了社會問題。因此，人文地理學否定了一種獨立的、純幾何學的區位觀論，開始嘗試空間研究的社會化轉型，簡單來說，就是以人地關系理論為基礎，探討各種人文現象的空間分布和變化，以及人類社會活動地域結構的形成和發展的規律。

“地理學把自身確立為‘空間科學’。它研究的是空間規律、空間關系和空間過程。”[1]受科學理念影響，人文地理學將空間中其認為重要的社會因素分離出來并確定它們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基于這一模式，現代人文地理學的空間研究主要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分析事件的空間模式，即研究事件的空間分布，探析社會活動的區位方式；二是找出時空中構成社會結構的必然和偶然的關系。如英國地理學家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研究了產業和就業的地域分布，并指出在其背后是生產關系的空間組織。美國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則分析了資本在城市中的運作。哈維進一步指出，空間的組織方式必須有利于生產利潤的最大化，因此，對于資本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然而不同利益集團對于空間具有不同的要求，他們的斗爭、協商便決定著空間的構造。

（二）社會學的空間研究

一直以來，社會學都缺乏對于空間的關注。隨著城市化、全球化浪潮的到來，時空開始參與到社會轉型之中，社會學理論必須對此作出反應。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學開始將空間概念引入研究之中。

社會學是針對人類的社會生活、群體和社會的科學研究。[2]空間是社會存在的重要維度之一，社會學就是要研究空間如何參與到社會運行和建構中去的，以空間視角審視社會運行、社會分層、社會結構、社會群體、社會屬性、社會生產（再生產）等。

社會學的空間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社會空間結構的描述分析。如芝加哥學派發現人們通過競爭和相互依存，在城市地域上分化聚集，形成了城市的區位布局和社區結構，并總結出了一些經典模型。二是挖掘空間形式、布局、意義社會性創造。20世紀60年代，新城市社會學的奠基人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開始認識到日常生活和革命政治不得不在一種（城市）空間語境中重新闡釋，他敏銳地意識到（城市）空間是特定的社會生產出來的。新城市社會學學者從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研究中獲得啟發，開始探索城市空間背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財富的積累、權力的集中、社會階級關系與國家管理職能等。三是社會與空間的關系探析。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之前的研究沒有詳細闡述空間如何參與到社會運作中去的，他指出，必須將空間和社會互動系統的構成聯系在一起思考。社會互動由一定時空中的社會實踐構成，空間形塑社會互動亦即為社會互動所再生產。

二、學科共識與差異：社會空間研究理論的建構

（一）學科共識：社會空間理論形成的基礎

人文地理學和社會學雖然有著各自獨特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但兩個學科在空間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共識，這些共識也就成為社會空間理論建構的根基。

1.重視社會存在的空間維度

位置是人類社會活動的發生地，每樣東西、每種活動都有自己的位置。“這邊”、“那邊”、“方位”等概念時刻提醒著我們空間的作用，物的存在或發生必定與空間相關。空間限定了物存在和活動發生的地點，同時為群體活動提供了具體的“情境”。 空間是建構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研究社會不能忽略空間維度。人文地理學和社會學都認識到了這一點。

2.堅持空間的社會性

一直以來，“空間僅僅被視為自然的、僵死的、刻板的、非辯證的和靜止的東西。”[3]事實上，空間是社會存在的平臺或“容器”，空間被人類占有和使用，空間在此過程中也被社會性地建構。“空間從來就不是空洞的，它蘊含著某種意義。”[4]空間不僅僅是一種事物或者產品，它還包容了社會活動生產出來的事物，以及事物之間有序或無序的相互關系。空間充滿了社會關系，人文地理學和社會學的空間研究都是源于對公共協商和交往的社會秩序的揭示。

3.強調空間的物質基礎

列斐伏爾指出，前人所研究的“空間”，是一種幾何學意義上空間的區域，或者是哲學層面上心智或精神的事物，他們的抽象空間研究在理論與實踐、精神與物質之間產生了割裂。[5]人文地理學和社會學的社會空間研究則認為人類活動生產出街道、房屋、工廠、醫院、學校等物質設施，這些設施的配置與組合反映了社會關系。兩個學科將社會生活布展在空間中，并堅持空間的物質性，從而實現了空間與社會的統一。

4.以社會關系與空間結構的關聯為研究核心

空間在社會活動中呈現出一種結構化狀態。生產的國際化和全球范圍內的空間分工，社會生產、社會沖突大多以城市和區域為基礎，交通、電子技術、通信使日常生活的時空組織發生了改變。由于這些過程和變化，空間結構不僅僅被視為社會生活的容器，而且還被視為社會關系生產和再生產的媒介。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文地理學和社會學可以說是面對一個共同的秩序問題。空間結構與社會關系相互作用、辯證限定，人文地理學和社會學就是通過對二者關系的研究來解釋社會秩序和社會發展的規律。

（二）學科差異：社會空間理論建構的不同方向

“傳統的學科建制往往將整體性的現實問題轉化為其中每個分析性學科各自單獨面對才能解釋和應對的問題。”[6]社會空間研究的學科差異關注空間的不同方面，這成為空間知識體系擴充的關鍵。

1.社會學的空間視角

英國社會學家約翰·厄里（John Urry）指出，20世紀社會學理論缺乏空間觀念。[7]社會學的空間轉向是將空間納入自己的社會學形態領域，將其置于社會學這門科學的更大的框架之下，以空間的視角重構社會學理論。一直以來，社會學的元敘事常常集中于時間變遷的過程，而保持空間的恒定性。空間視角的納入，使社會學在解釋社會現象時注意空間組織在社會過程展開中可能產生的阻礙或推動作用，空間研究甚至成為專門的社會學分支——空間社會學。空間視角的納入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會學的理論體系。

2.人文地理學：一種空間科學

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就是圍繞“區域”展開，通過空間、區域的差異來研究“地”的“理”，即區域空間的演化、人和地的關系以及區域規劃。人文地理學的空間分析范式和研究理念，使得其在社會空間理論的建構中有著獨特的關注點。

第一，人文地理學承認“空間是社會構建的”這一重要觀點，但是社會關系也在空間中建構，這一點對于地理學具有重要的意義。人文地理學是以地區差異為基礎的綜合學科，社會過程發生在具有地理差別的空間中，這一事實影響了它們的運作，這似乎是地理學中獨特的研究理念。人文地理學不但發展出“社會—空間”辯證這一重要概念，同時強調空間的技術性研究，指出距離和空間的分離對于社會過程和活動也具有塑造作用。人類社會通過合法邊界的確定來實施空間分割，界限的劃定會影響區域的經濟、文化特點，以及事件的發展。例如梅西指出，生產職能與部門的分散強化了分工，同時塑造了管理等級體系。[1]整個社會運行也是如此，距離加強了不同階級、群體之間的相對地理隔絕，造成了分層意識和潛在的對抗。

第二，人文地理學也被稱為“人本地理學”，該學科研究人地關系，探索特定區域中人的行為，以及人們的認同、感知、意向對地域社會邏輯的影響、作用，這使得人文地理學在微觀的人與空間的關系方面做出了很多貢獻。如哈格斯特朗（Torsten Herstrand）在《區域科學中的人》一文中描述了時空在能力、權威等方面對人的制約，同時他也承認社會系統會對人的反饋行為做出較慢的反應，社會系統中的領地與活動束在較長的時間程度上會發生變化。[8]

第三，人文地理學關注的是區域的獨特性，不同大都市、城市、城區和社區的獨特性是地理學解析的核心。在當代，城市和區域是社會運行的主要載體，列斐伏爾認為整個20世紀的世界歷史就是一部以區域或城市作為社會生活“容器”的歷史。人文地理學家緊貼時展實際，其區域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既是特殊的又是具有代表性的“窗口”。正如美國后現代地理學家愛德華·索亞（Edward W. Soja）在《后大都市：城市和區域的批判性研究》一書中，以洛杉磯為范例，指出當代后大都市已經成為一個大變革、大動蕩的轉化場，由過去因危機引起重建，轉向因重建而形成危機。

3.兩個學科建構起來的社會空間理論體系

人文地理學和社會學都承認空間是社會建構的，同時也都認為空間不能簡單地看做是一個用于表述經濟、社會、政治和歷史進程的媒介，空間本身也是影響城市發展模式和城市內部不同社會群體差異的重要因素。按照這種思路，社會空間研究形成了“社會—空間”辯證分析范式，即社會實踐生產出了社會空間，而形成后的社會空間指導、制約著空間內的實踐，再生產或創造出新的社會空間。

范式具有理論統治權，“社會—空間”辯證分析范式的提出促生了與之相應的理論框架：

從邏輯上講，物質和空間發生聯系的第一步是通過確定前者的位置來實現的。不同的事件不能在同一時間內發生在同一地點，因此，在一定生產關系指導下的社會實踐系統將不同種類和步驟的活動分配到不同的地點上去。在實踐過程中，圍繞著某種目的組織起來的人、工具、對象、地點、行為規范等相互協作，通過以效應終止的地方確定自己的范圍，由此成為一種空間的存在。不同的實踐活動通過連續性、積累性、周期性地對空間進行占有和使用，賦予所在空間以社會意義。社會性在空間中凝固，產生了空間分化，空間被標識為不同的社會過程，“當我們提及公寓中的房間、街角、市場、商業或文化中心、公共場所等，誰都清楚它們意味著什么。”[5]社會實踐系統內部盡管是相互區分的，但在總體上受到權力的控制，“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從屬于政治實踐，即國家權力。”[9]那么，不同社會實踐所在的單位空間也相互結合為空間系統。空間結構反映了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這使得空間可以被討論和理解，由此形成社會共識，指導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以保證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另一方面，各個社會群體在空間的分配和使用中會產生新的需求和利益表達，這會引發城市空間的變化。社會—空間的辯證限定推動社會螺旋式的前進發展。

三、人文地理學和社會學空間研究的共同問題：社會空間探討的難題

社會空間的研究存在著諸多困難，這主要來自社會科學界空間研究本身的困境，亦是人文地理學和社會學兩個學科共同存在的問題。

（一）社會空間理論建構的局限

1.社會科學規律的莫測性

“19世紀，人文地理學和社會學在自然科學的陰影下形成了它們的現代形式。這使我們可以確定出它們之間的許多聯系，乃至它們之間的交叉結合。”[10]一直以來，社會科學都缺乏自己的空間概念，社會學和人文地理學致力于挖掘空間的社會性。由于二者深受自然科學的影響，因此不僅僅把空間對于人類行為和社會運行的影響看做是一種假設，還要深入探索空間與社會關系的一般規律。但是，任何社會科學的規律在范圍和嚴密性方面都不能與自然科學的規律相比擬。再者，社會科學的解釋模式缺乏統一性，混雜著情感和利益，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學科的分析與理論能為社會現象、行為提供一個統一的解釋。科學定位使社會空間研究困難重重。

2.理論抽象導致去空間化

空間與物相輔相成，任何學科的思考都離不開空間的維度，空間概念被引入人類思想中。空間是各種能量、事實和物質的載體，當人們描述、討論、分析空間時，就意味著空間從實體中分離出來，它是在理論層面而不是現實中存在。之所以會有不同的空間概念，是因為人們從不同的視角和層次抽象空間概念。在人文地理學和社會學看來，空間具有社會性，這就意味著研究者可以通過抽象出物質空間所負載的社會性來建構社會理論。“一旦空間被歸結為政治和意識形態，我們就開始忘記形式或結構意義上的空間，這種分析與公然去空間的理論不存在任何差別。”[11]空間被視為一種附帶現象，一種對人類意向性或社會結構的編碼或映像，空間脫離了社會，這是一個基本的錯誤，我們必須徹底擯棄這種康德式的二元論。

（二）時空結合領域亟待深入

時間和空間是社會存在的兩個主要維度，我們要分析社會過程產生的空間，必須要理解制約社會過程的時間，即活動執行和發展的頻率、速度、順序等時間規范。但很多學者在研究空間時忽略了時間，這導致他們在進行社會空間結構分析時，通過抽離時間來解析社會要素之間的關系及聯系方式，空間描述的是一個沒有變化的世界。而他們在進行社會發展分析時，則主要考察社會隨時間發生變遷的方式，由此引發的一個基本而重大的錯誤是空間變化僅僅等同于社會變遷。時間的缺失還使“社會—空間”分析范式出現缺陷——不能準確地描述社會發展和變遷。“社會—空間”辯證暗含著社會發展的兩種形式：常規化循環和根本變化。前者意指社會再生產，后者則被英國時間研究學者阿切爾（Archer）稱之為形變。阿切爾（Archer）進一步指出，盡管“社會—空間”辯證“包含了兩種象征表達，但并沒有分析那一種表達在什么條件或情況下普及。”也即是“沒有回答‘什么時間’的問題”。[12]

（三）社會與空間沒有實現真正的辯證統一

盡管空間只能通過物質存在，但它并不僅僅依賴于特定的對象，空間還包含著事物之間的關系和發展態勢。因此，空間不能還原成物質構成要素，空間在分析中更多的是充當一種背景性因素。此外，空間中還存在著非社會性的構成要素。河流、山川、天空等自然要素被納入社會生產中，“我們為了休閑征服了海、山脈甚至沙漠。休閑工業和建筑業已經聯合起來使城鎮和城市化沿著海岸線及山脈地區擴展。”[13]自然要素確實是通過社會生產這個媒介被我們認識到，但它們的產生并不依賴人類社會。社會空間研究把分析限制在“社會”參數內，因而很難將那些不屬于社會的因素和過程理論化。

四、結語

本世紀初，西方的社會空間理論傳入中國，在中國加快城市化進程的背景下，在社會科學界掀起了空間研究熱潮。許多人在用空間視角分析社會時，往往不假思索地照搬和使用空間概念，其實，社會空間研究是眾多學科共同努力的結果，不同的空間概念和空間分析模式暗含著不同學科的思維、視角與語言。我們應當分清不同學科在空間研究中各自的立場、方法和觀念，這樣才能更好地了解社會空間研究的緣起及發展情況，同時把握各學科的獨特性。目前，學界用的最多的應該是人文地理學學科中的空間概念和研究方法，吉登斯曾指出，“除了近晚期地理學家的著作外，社會科學家們未能圍繞那些從時間和空間建構社會體系的模式來進行他們的思考。”[14]也許吉登斯的評價低估了社會學、建筑學、文學等學科在空間思考方面的作用，但這也證明了地理學在社會空間研究方面貢獻之顯著。

隨著空間在社會運行和發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社會科學界在空間研究中的跨學科合作也日益繁多。人文地理學和社會學相互借鑒，相互影響，兩個學科的交織組合以及其他有待研究的交織組合遠比本文所涉及的要復雜。然而很長一段時間，這些交叉組合幾乎沒有得到實質性的再發展，究其原因正是在于社會空間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如社會—空間的二元分裂傾向，對于時間的忽視，等等。這些問題阻礙了社會空間理論的發展，亦是人文地理學與社會學共同面對的難題。問題是跨學科協作的契機，社會空間研究今后的任務也將成為兩個學科合作的新領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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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enri Lefebvre. Space is a Social Product[A].于海.城市社會學文選[C].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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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安德魯·賽雅.空間的重要作用[A].德雷克·格利高里，約翰·厄里.社會關系與空間結構[C].謝禮賢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61.

[12]芭芭拉·亞當.時間與社會學理論[M].金夢蘭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101.

人文地理學科體系范文第3篇

關鍵詞：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學科屬性

中圖分類號：C9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6959(2008)05-0194-05

近十幾年來，隨著民族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的發展，以及歷史地理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對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的研究勃然而興，其中不乏有關學科理論的探討。然而在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學科屬性問題上，目前的歷史地理學界仍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史念海、郭聲波、安介生等先生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稱為歷史民族地理學，并視之為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黃盛璋、李并成、朱圣鐘等先生則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稱為民族歷史地理學，并主張把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勿容置疑，研究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問題，探討其學科屬性以進行學科理論建設，對促進歷史地理學的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但在筆者看來，無論是研究范圍、研究對象，還是研究內容，民族歷史地理學與歷史民族地理學都沒有區別，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另行稱為民族歷史地理學沒有必要，將其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的學科則是不妥當的。

一、歷史民族地理學的提法及其學科屬性的界定是合理的

盡管前人在中國歷史民族地理研究領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中國民族史、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和中國民族學的研究成果中往往涉及民族起源地的考證和民族的分布及其變遷問題，但歷史民族地理這一概念的出現很晚。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最早闡述歷史民族地理概念的是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他在歷史民族地理研究領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在發表諸多有關歷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文章的同時，史先生在他的《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一書中，專辟有“歷史民族地理”一章，將歷史民族地理視為與歷史政治地理、歷史城市地理、歷史交通地理、歷史人口地理、歷史文化地理、歷史軍事地理等并列的歷史地理學的分支學科。

其后，不少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探討，如周偉洲先生將歷史民族地理學視為“以各區域民族分布為綱，論述各族的來源、發展狀況、經濟特點，以及他們與鄰近各族的關系，包括各族分合、演變、融合的歷史，并與今天我國現有民族聯系起來”，“以地理因素為綱，綜合闡述民族形成、發展的歷史”的學科。

郭聲波先生給歷史民族地理學以較為嚴謹的定義，他指出： “歷史民族地理，是歷史地理學中以研究歷史時期民族實體的空間分布、時空演變以及有關要素之間關系為主要內容的分支學科，也是歷史學、民族學的輔助學科。”

安介生先生對歷史民族地理學的學科性質、研究內容以及研究任務作了較為完善的闡述，他認為：“就學科性質而言，歷史民族地理學應是歷史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是歷史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研究歷史時期出現的各個民族以及民族共同體的起源與分布、各主要民族遷徙與促使這種遷徙的原因及演變趨勢等。歷史民族地理的主要研究任務包括：①確定各個時期的民族分布圖，即確定當時主要的民族區域范圍；②分析各個時期民族區域形成與演變的自然與社會因素，自然因素有地勢、氣候、水文、災變等，社會因素有該民族生產生活方式的特征、與周圍民族的關系等；③由民族分布及變遷引發的歷史地理、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問題。”

綜合上面幾位學者所述，歷史民族地理學是一門以研究歷史時期民族實體(民族及人們共同體)的形成、分布、發展、演變及其與諸多地理要素之間的關系為主要內容的學科，它是歷史地理學中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

筆者以為，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稱為歷史民族地理學，并視之為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是合理的。一方面，某一學科的屬性，應根據其研究對象與研究內容來決定，學科的研究對象與研究內容是把某一學科與其他學科區分開來的主要依據；另一方面，“某一學科的獨立存在總是建立在與其它學科相區別的前提下，因此其學科性質的闡明往往出于判明其與相關學科的區別與聯系之中”。與歷史民族地理學最為相關的學科自然是民族地理學。關于民族地理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人文地理分冊)作了較為精到的解釋，將民族地理學定義為：“研究民族和歷史上形成的人們共同體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與演變的地理背景的一門科學，它介于民族學和地理學之間，是一門邊緣學科。”由此，我們可以明確：民族地理學，其研究對象為民族實體，研究內容為民族實體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與演變的地理背景。從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來看，民族地理學涉及到民族學和地理學，它當然是介于民族學和地理學之間的一門邊緣學科，但這樣定性還不夠，我們還需要做進一步的分析。一方面，雖然民族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實體，但它并不研究所有與民族實體有關的內容，而是研究一個或多個民族實體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與演變的地理背景，也就是說它研究的是與民族實體有關的地理問題；另一方面，民族學本身屬于人文學科，民族的形成、分布、演變等屬于人文地理現象。所以說，民族地理學應當屬于地理學的分支學科，而且是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

從時間角度來分，正如地理學包括現代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一樣，民族地理學包括現代民族地理研究和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兩大部分。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其研究對象是民族實體，但從時限上看，它研究歷史時期的民族實體，不研究現代的民族實體；從內容上看它所研究的主要是民族的形成、分布、演變及其與地理要素之間的關系等一些地理現象或與地理密切相關的內容。因此，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稱為歷史民族地理學，視為歷史地理學的組成部分，是合理的。進一步分析，“人文地理學是研究人類集團和地理環境的關系的科學”，其核心是人地關系，而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的研究首先也要研究人，因為正是眾多的人，構成了一個個民族實體。另一方面，人類活動在受自然地理要素的制約的同時也會對，自然地理要素施加影響，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地形、地貌、氣候、水文、動植物等自然地理要素，但研究這些自然地理要素的目的是分析民族實體形成與演變的原因，總結規律，也就是說在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的研究中，研究歷史時期的自然地理要素是為研究歷史時期民族實體的形成、分布、演變等人文現象服務的。因此，將歷史民族地理學界定為歷史地理學中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與歷史政治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城市地理等并列，是符合邏輯的(目前學界看法較為一致的歷史地理學學科體系參見下圖)。

二、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獨立的新興學科是不妥當的

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對上述說法持有異義，黃盛璋、李并成、朱圣鐘等先生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的 研究稱為民族歷史地理學，并主張將其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的學科。

某一學科的獨立存在總是建立在與其他學科相區別的前提之下，那么黃盛璋、李并成、朱圣鐘等先生所謂的民族歷史地理學與前面提及的歷史民族地理學有沒有區別呢?我們先來看看幾位先生對民族歷史地理學的基本概念及其學科性質的闡述。黃盛璋先生在《論民族歷史地理學的基本理論問題》一書中指出：“本文第一次提出民族歷史地理學，是把它上升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予以討論的。……民族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人民的民族類別、地域差異、源流變遷及期規律的科學”。李并成先生贊同黃盛璋先生的觀點，并指出：“民族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歷史時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體的起源、發展、遷徙、演變的歷史過程及這一過程和地理環境的關系，探討在不同的地理條件下，何以產生不同的民族和民族群體?各個不同的民族和民族群體是如何適應并利用、改造當地的自然環境的，對于自然環境的作用和影響如何?民族和民族群體之間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文化上等方面的交流、交往的地理基礎如何?民族和民族群體本身的發展、壯大或融合、消亡的地理基礎又是如何?這些歷史現象和歷史過程的發展規律和趨勢如何，對于今天有何借鑒意義，從中可以汲取什么樣的教訓?”朱圣鐘先生認為：“民族歷史地理的研究對象為民族實體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這個地理現象既包括與民族實體相關的人文現象，也包括與之相關的自然地理現象。……正因為民族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與其它學科存在一定區別，所以民族歷史地理學應該被視為一門新興學科。”

綜合黃盛璋、李并成、朱圣鐘等先生對民族歷史地理學概念的定義，盡管表述有所不同，詳略有所差異，但有著共同的基本特征，即民族歷史地理學是一門以研究歷史時期與民族實體有關的地理問題為主要內容的學科。我們將民族歷史地理學與前面提到的歷史民族地理學對比，不難發現二者的研究范圍都限于歷史時期，研究對象都是民族實體，研究內容都是與民族實體有關的地理問題，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二者是基本一致的，沒有明顯區別。既然二者沒有明顯區別，那么將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稱之為民族歷史地理學就沒有必要了。

其實在筆者看來，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稱之為歷史民族地理學，與稱之為民族歷史地理學完全是一回事，舉例來說，“元代回族的形成與分布”與“回族在元代的形成與分布”有什么兩樣?這兩種名稱都是合適的，但歷史民族地理概念的提出要早于民族歷史地理概念的提出，而且歷史政治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文化地理……等等這樣的稱謂符合歷史地理學學科體系一貫的傳統，因此將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研究稱之為歷史民族地理學更合適一些。將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研究稱為歷史民族地理學還是民族歷史地理學，倒還無關緊要，但學科屬性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在第一部分，筆者在前人的基礎上已論證了將歷史民族地理學界定為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的合理性，而民族歷史地理學與歷史民族地理學又沒有區別，因此不能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將其上升為獨立的新興學科是不妥當的。

三、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獨立的新興學科的依據不成立

李并成先生雖然贊成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但他沒有給出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的依據。黃盛璋先生把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予以討論，是基于三個方面的原因，他指出： “一是當前各方的需要，日益要求提到討論日程上來；二是重視民族歷史地理記載與研究，是中國學術傳統；三是中國具有一定的研究條件和基礎。”在此，黃盛璋先生也沒有把民族歷史地理學與歷史民族地理學進行對比，進而指出二者的差異。顯然，僅憑這三點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朱圣鐘先生在闡述民族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時，將它與歷史民族地理學進行了對比，并分析了二者的不同：

應該說，民族歷史地理學的提法，也多少受到歷史民族地理學概念的影響，以至于目前還有許多人將歷史民族地理學和民族歷史地理學混淆為同一概念，而其實民族歷史地理學源于歷史民族地理學卻有著與歷史民族地理學不同的內涵，在民族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中，雖也論及民族的地域分布、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史，但同時地理環境的變化以及它與民族發展之間的關系也是民族歷史地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也即是說，既把民族作為人文地理現象進行研究，同時也把它作為自然地理現象加以考察，研究民族在歷史時期的發展與環境變化之間的作用機制，總結規律，為當今民族地區的發展和環境保護提供參考信息。

在歷史地理學的學科體系中，歷史民族地理學為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但實際上民族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既包括人文研究， 同時也包括自然的研究，還包括二者相結合的研究，顯然把民族歷史地理學劃歸為歷史地理學的分支學科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同時也會限制民族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和發展。

在上兩段朱圣鐘先生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的依據是民族歷史地理學研究地理環境的變化以及它與民族發展之間的關系，而歷史民族地理學則不研究這一部分內容，也就是說民族歷史地理學既研究人文地理現象，又研究自然地理現象，而歷史民族地理學只研究人文地理現象，不研究自然地理現象。 那么，朱圣鐘先生的依據是否成立呢?歷史民族地理學是不是只研究人文地理而不研究自然地理?筆者以為，將歷史民族地理學視為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并不意味著歷史民族地理學只研究歷史上與民族實體有關的人文地理現象，而不研究自然地理現象。眾所周知，歷史上各個民族實體的形成、分布與變遷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這當中既有政治、經濟因素，也有意識形態因素；既有自然地理因素也有人文地理因素。如本人第一部分所述，歷史民族地理學研究民族實體的形成、分布、發展與演變及其與地理要素之間的關系，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氣候、地貌、水文、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我們以歷史時期的彝族地理研究――彝族先民遷移路線為例，“根據云南、貴州地區的彝族史傳，彝族先民本居邛地之瀘水一帶，因洪水泛濫，乃遷居洛尼山，此后即為六祖分支；四川彝族史詩則說，彝族先民在六祖分支之前，更來自西北的雪山，故自稱‘雪族’。因此我們研究彝族淵源，不能不考慮到先秦牦牛羌沿川藏彝走廊南遷的歷史，也就是說，彝族先民的生產、生活可能有一個從高原、高山牦牛、綿羊畜牧到河谷、中山黃牛、山羊畜牧的轉變過程，促使這種轉變并導致南遷的原因，不能不考慮到自然環境的影響”。因此歷史民族地理學完全可以、而且必須研究歷史時期與民族活動相關的自然地理因素。那么，朱先生所謂的民族歷史地理學既研究人文地理現象也研究自然地理現象，而歷史民族地理學只研究人文地理現象這一結論是站不住腳的，他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的學科的依據顯然是不成立的。依據不成立，把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當然就不妥當了。

人文地理學科體系范文第4篇

[關鍵詞]應用大學轉型；人文地理學；實踐教學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712（2015）10-0065-03

[作者簡介]林俊良（1986―），女，廣西貴港人，碩士，欽州學院助教，研究方向：重金屬污染評價。

應用型大學與研究型大學不同，應用型大學既注重學生的理論知識，也重視學生的實踐。這樣，學生既有本行業扎實的基礎知識，也有較高的職業素養，所學知識更接近崗位，對產業調整適應更快。應用型大學的試點，適應當前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有利于提高教學內涵和質量。

欽州學院是目前廣西沿海唯一的公立本科院校，是北部灣大學的籌建單位，同時也是廣西首批應用技術大學聯盟學校之一。學校在籌建北部灣大學的同時也面臨著轉型發展的挑戰。應用型大學轉型是針對研究型大學提出來的，它在社會發展的浪潮中應運而生，是高校為滿足地方發展需要而對人才培養方向做出調整的過程。而培養既具有自身特色又符合地方需求的人才是應用型大學建立發展的靈魂與宗旨。而轉型的成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在教學管理過程中潛移默化、循序漸進。

一、實踐教學在人文地理學教學中的必要性

應用型大學與研究型大學的區別在于不僅要求學生具有扎實的理論基礎知識而且在學生走向工作崗位前，已具備一定的實踐經驗，使其更好更快地適應社會、適應工作；既提高學生走向社會的信心，也為地方培養實用型人才。在高校教學與社會需求銜接過程中，實踐教學顯得尤為重要。曲藝[1]提出實踐教學是高等教育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培養學生創新意識、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面向地方和區域經濟發展的應用型大學。可以說，通過提高實踐教學的質量是高校完成轉型發展的可行方法之一。

根據地理學學科特性，人文地理學、自然地理學及經濟地理學是地理學的三大分支。課程所選用教材是趙榮主編的《人文地理學》（第2版），屬“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該教材以總―分―總的形式，將工業、農業、民俗、人口、宗教及政治等幾個主要的部門地理囊括在內。其中工業、農業又是經濟地理的范疇。資環學院將人文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實踐教學結合組織學生進行一次為期一周的野外實踐活動。

二、人文地理學實踐教學現狀

（一）實踐教學組織形式單一

王國梁[2]認為野外教學是課堂必要的延伸，可分為短途實習與長途實習兩種，其中短途實習也稱專題實習，為期1～2天，行程200千米以內；長途實習也稱綜合實習，為期15天左右，行程1000～2000千米。目前欽州學院資環學院人文地理學實踐教學與經濟地理野外實習結合一起，為人文經濟地理野外綜合實習，實習的時間為一周左右，即兩門課程一起開展野外實踐教學活動，平時的教學活動基本上都在課堂完成。學生真正參與到野外實踐的機會比較少。另外，在野外實踐教學過程中由于路線涉及區內的其他城市，為了到某個點進行實踐教學活動，師生往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在乘車路途上，不僅在實踐教學點開展活動的時間減少，也增加了師生路途疲勞感，以致實踐活動的效果達不到預期所想。還有，由于學院資金、教師資源及個人時間精力等問題，難以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人文地理學的實踐教學中。

（二）野外實踐教學內容地方性不明顯

野外實踐教學內容的地方性取決于實習的路線，而課堂上的實踐教學則取決于教師的授課方式與內容。在野外實踐教學中，資環學院人文經濟地理野外實習主要圍繞廣西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紅色革命老區、具有生產規模的企業、工業及東興東南亞民族風情等面向廣西特色的人文經濟物象。讓學生通過實習相應地了解掌握廣西人文經濟歷史與現狀不僅幫助學生擴大視野，也幫助其提高主動觀察、思考及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探究問題的能力。但北部灣的開發、北部灣大學的籌建、應用型大學的轉型等學校所面臨發展的機遇與挑戰，不得不引人深思。培養服務地方的人才是應用型大學的職責與使命之一，需要從專業的課程設置、人才培養的模式等方面體現，但是對人文地理學課程教學來說，人文經濟野外實習是該課程實踐教學中突出地方性的核心內容。目前的實踐教學內容不能夠滿足學生發展的需要、學校發展的需要和地方發展的需要，也沒有充分體現地方性特色。

（三）課堂實踐教學內容簡單

從實踐教學的授課形式來分，可分為直接實踐教學與間接實踐教學。直接實踐教學是指通過學生親身體驗到真實情景所發生的教學活動，包括野外實習、調查活動等；間接實踐教學則指教師為了與學生一起完成相關教學內容，通過講授、討論、模擬等方式讓學生間接地體會到某情景所發生的教學活動。根據人文地理學目前的教學情況，學生除一次人文經濟野外實習的直接實踐活動外，大部分實踐教學都是教師在課堂上完成的，即間接的實踐教學活動。經對學習該課程的學生進行調查，75%的學生反映課堂教學缺乏實踐教學內容，內容偏于理論知識的講解，部分內容與社會發展銜接性不強；希望在課堂上可以通過多種形式學習到更多與社會實踐相關的知識。其實，在備課過程中，教師已經注意到盡可能地搜集與課堂知識相關的視頻和案例，將其融入到課堂中。或許在傳統教學中，該教學方法行之有效。但是社會知識的更新、學校轉型發展的需要，以及“90后”學生追求個性、向往開放自由的特點，使得課堂上簡單的視頻與案例講解滿足不了學生的需求。另外，由于授課時間的有限性，學生在課堂上難以完成連續的討論。當學生已經準備好的材料和發言多次因為沒有時間而未進行時，學生的積極主動性會受到影響。

三、人文地理學課程實踐教學探討

為改善資環學院人文地理學實踐教學現狀，不僅需要在增加教學實踐內容的同時豐富實踐教學活動的組織開展形式，更需要突出地方特色，從地方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培養具有地方特色的實用型人才，為地方發展提供堅實的人才資源基礎。

（一）增加實踐教學內容

野外實踐教學是學生親身體驗直接參與的教學活動，課堂實踐教學是學生通過在課堂上參與教學活動間接地獲得實踐經驗，掌握實踐知識的教學活動。資環學院將人文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的實踐教學活動結合起來，組織學生到野外進行為期一周的野外實習，這不僅考慮到了地理學的學科特性，而且結合了教材內容的特點。但是隨著社會對人才需求及學生發展條件的轉變，一周的野外實習難以滿足人文地理學教學的需要。在實習過程中，師生需要花大量的時間在乘車上，真正開展實踐教學活動的時間比較少，以致出現走馬觀花的現象。學院可為學生增加一次人文經濟綜合野外實習，也可適當地減少實踐教學點或縮短野外實習的路程，合理安排開展實踐教學活動的時間節點，讓學生能更充分地了解和掌握實踐活動內容。此外，課堂實踐活動也是課程實踐教學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實習經費及時間精力的不足，使得教學內容中所需的實踐教學活動不能都由野外實習完成與實現，而課堂的實踐教學正滿足與彌補了教學現實中的這一缺陷。教師可通過視頻、模擬、組織討論、觀點辯論及課后調查等方式間接地引導和啟發學生，使其若身臨其境地參與實踐活動。課堂教學與野外實習相互補充，相輔相成。此外，增加專題性的短期實踐教學活動，不僅讓學生及時地掌握鞏固所學知識，也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人文地理學實踐教學安排如圖1所示。

（二）突顯地方特色

實踐教學是課程教學的一部分，也是學生掌握知識的重要途徑。通過實踐教學，既可幫助學生提高學以致用的能力，也從側面反饋課堂教學的欠缺。實踐教學活動的開展不僅要面向廣西、面向全國，更要突出地方特色。在此主要討論四個專題的實踐教學內容。根據目前發展的形勢來看，學院地方特色指向海洋性、北部灣區域性。專題性實踐教學為短期實踐教學，活動開展時間為1～2天。

實踐教學安排如下：專題一組織學生調查并分析欽州市人口、民族組成的情況，培養學生查閱、獲取資料及分析問題的能力。專題二屬于經濟地理學的范疇，在設計實踐教學活動時，需要考慮地方特色，現代農業種養模式及優勢工業等。其中，蓮藕套種（套養）水稻（魚）農業示范基地位于欽北區那蒙鎮竹山村，基地模式為“藕+魚+鴨+稻+鵝+沼氣”，改進了廣東桑基魚塘模式，充分利用與發揮了當地的地理環境優勢。此外，位于欽州市南部沿海的欽州港經濟開發區的工業技術水平與規范管理也是值得讓學生了解與參觀的。專題三包含內容較多，組織學生參觀三宣堂、馮宮保、馮子材墓、天涯亭、廣州會館、基督教堂及建于明清時的靈山縣大蘆村古文化住宅群，并對比欽州老街騎樓及沿街建筑物的變化。專題四組織學生就時事政治問題開展辯論賽，提高學習思考問題與現場反應能力。

由于人文地理學學科的綜合性，專題性實踐教學內容安排體現連貫性與承接性，環環相扣。在進行某一專題的實踐活動時，又會涉及另一專題的內容，這需要教師的科學引導與學生的積極配合。

（三）提高經費支持

實踐經費的充足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實踐教學活動能否按時開展，在增加外出次數的情況下，若實踐經費主要來源于學生自身，則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學生參與的積極性。學校提高對實踐教學活動的經費支持，既提高學生配合的積極程度，也促進課程教學的改革，完成應用型大學轉型的使命。

參考文獻：

人文地理學科體系范文第5篇

[關鍵詞]歷史社會地理 人群 社區 風俗 社會變遷

一 社會地理學的視角

明代地理學家王士性在其所著的《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中，有一段文字專論浙江風俗，他將全省十一府分為三個區域：“杭、嘉、湖平原水鄉，是為澤國之民；金、衢、嚴、處丘陵險阻，是為山谷之民；寧、紹、臺、溫連山大海，是為海濱之民．三民各自為俗：澤國之民，舟楫為居，百貨所聚，閭閻易于富貴，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氣所鐘，猛烈鷙愎，輕犯刑法，喜習儉素……；海濱之民，餐風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為生，不甚窮，以不通商販，不甚富”……。”接著，他又分析了縉紳與眾庶之間的階級關系，杭、嘉、湖“縉紳氣勢大而眾庶小”；金、衢、嚴、處“豪民頗負氣，聚黨與而傲縉紳”；寧、紹、臺、溫則“閭閻與縉紳相安”。在征引了前揭這段記載后，譚其驤先生認為：“這就是近世西方所謂社會地理學。”①

社會地理學(Soci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人文地理學諸分支學科中，社會地理學的起步較晚。20世紀初，法國近代地理學創始人維達爾·白蘭士(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曾提出或然論和人對環境的適應與選擇觀點，認為：“自然為人類的居住規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類對這些條件的反應或適應，則按照他自己的傳統的生活方式而不同。”②這一觀點奠定了社會地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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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譚其驤：《與徐霞客差相同時的杰出的地理學家——王士性》，原載《紀念徐霞客論文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長水集續編》，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95頁。

②(美)普雷斯頓·詹姆斯(Preston E．James)著：《地理學思想史》第九章《法國和英國的新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82年7月，第232頁。參見：(英)羅伯特·迪金森(Robert E．Dickinson)著《近代地理學創建人》，葛以德、林爾蔚、陳江、包森銘譯，葛以德校，商務印書館，1980年11月，第237—241頁；楊吾揚著：《地理學思想簡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第58—64頁。

的理論基礎。①國外的社會地理學自20世紀60年代初才開始發展起來，逐漸成為人文地理學中的一門新興學科。中國大陸的社會地理學起步較晚，及至90年代，才隨著人文地理學的逐漸恢復而受到關注。沈道齊、張小林指出：“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后，社會轉型加快，社會問題愈加突出地顯示出來，人文地理學者在加強對現實問題的研究中意識到需要開拓新的領域。于是發展出社會地理學，建立中國社會地理學的理論框架與內容體系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并出現了較快的發展勢頭。”②

關于社會地理學，以往曾有論著做過一些界定。譬如，英國R．J．約翰斯頓主編的《人文地理學詞典》就指出：社會地理學是對“有關空間中的社會關系以及支撐這些關系的空間結構的研究”③。臺灣學者認為：“依地理觀點來研究社會現象的學問稱為社會地理學。人類的社會生活，各地各有其特質，研究其特質之所以造成的理由，乃至于因區域不同而產生的差異性，是社會地理學主要課題。社會生活與人口、聚落、經濟、交通乃至于政治、文化等問題相關，故社會地理學內容自與人文地理學內容難分。因此有人認為社會地理學為人文地理學之新名詞，但社會地理學之與人文地理學，在研究立場上有別，將人類生活當做社會現象加以研究的傾向而言，前者較后者更強。”④《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中列有“社會地理學”條，大陸學者李旭旦認為：“社會地理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研究各種不同社會集團的區域分布，分析比較社會類型及其形成過程。社會集團具有不同類型，起源于特定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代表了對不同自然環境的一種反應。”⑤李旭旦還指出：早期的社會地理學研究主要包括人口地理、聚落地理與城市地理等方面，除此之外，還研究各種社會集團如游牧社會、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等的地理分布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社會地理學后來的發展側重于聯系解決社會實際問題⑥。李潤田主編的《現代人文地理學》一書列有“社會文化地理學”一章，其中有關社會地理研究方面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社區的地理研究；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包括社會關系的區位研究和社會問題的地理研究等)。其中所涉及的社區與環境、社區的中心與邊界和社區空間結構及其影響等，實際上的內容即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這已不是當代社會地理學研究的內容了。不過，以不同的標準劃分出各類社區，以及通過對社區的對比分析，凸顯不同社區的獨特性，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鑒作用。目前，人口地理、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等均已發展成為獨立的學科⑦，社會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集團方面。對此，吳傳鈞認為，中國社會地理學要“研究社會集團的空間活動，地域性的行為地理，生活水平的研究與犯罪地理學”等。李劍如認為，當代社會地理學是一門“研究社會集團的空間類型、空間結構、空間過程以及各種社會問題及其地域集中性的科學”。沈道齊、張小林認為：社會地理學是一門研究人類活動空間地域特征及其規律的學科，它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探討中國社會地理學的性質、對象與任務；社區地理研究；社會問題地域集中性的研究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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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9月，第132頁，“法國地理學史”條；第432—433頁，“維達爾·白蘭士，P”條。

②沈道齊、張小林：《中國社會地理學綜述》，載馬戎、周星主編《田野工作與文化自覺》上冊，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59頁。

③柴彥威等譯，柴彥威、唐曉峰校，商務印書館，2004年1月，第653頁。

④石再添：《社會地理學》，載沙學浚主編《地理學》，見《云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一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6月，第118頁。

⑤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9月，第215頁。

⑥1987年金其銘、董新編著的《人文地理學導論》也列有“社會地理學”，基本上承襲了上文的觀點。

⑦日本廣島女子大學助教授堤正信所著《集落の社會地理》(溪水社，1985年3月版)，雖以“社會地理”為名，但實際上研究的就是聚落地理。

⑧參見沈道齊、張小林：《中國社會地理學綜述》，載馬戎、周星主編《田野工作與文化自覺》上冊，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62頁。

綜上所述，迄今為止，社會地理學的理論框架與內容體系尚未完全定型。社會地理學有時也被稱為社會文化地理學，一般認為，用地理觀點來研究社會文化現象的學科，即稱為社會文化地理①，這說明社會地理學與文化地理學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②。社會地理學的出現，為人文地理學增添了活力，擴展了研究領域，提供了新的視角，從而逐漸成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新興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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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張其昀譯：《人生地理學發達史(續)》(《地理雜志》第3卷第4期)，將“文化地理”稱為“高深的社會地理”。

②(英)R．J．約翰斯頓主編《人文地理學詞典》曰：“經歷了80年代整個人文科學的‘文化轉向’，社會地理學和文化地理學開始混合為很少有知識連貫性的學科。”(第653頁“社會地理學”條)

二 學界以往對社會地理現象的關注

歷史社會地理在歷史地理學中至今尚未占有一席之地③，但這并不等于說以往就沒有學者注意到這方面的內容。人類生活廣泛受環境影響，古往今來，有關這方面的觀察和記錄相當不少。晚清民國時期，不少西方地理學著作被翻譯、引進中國，這對于中國地理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張其昀譯有法國白呂納(Jean Brunhes)的《人生地理學發達史》，自民國十八年(1929年)九月起，連載于《地理雜志》第二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三卷第一期④，“人生地理學”亦即人文地理學。白呂納是社會地理學奠基人維達爾·白蘭士的弟子，根據白呂納的看法，人文地理學是“研究各種人類生活，如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等，與自然地理學之各現象之相互的關系”⑤。人地關系自古以來就已存在，人地關系論自然成了學界關注的焦點。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之相互關系，成為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理論和研究的中心課題。自然對于人類是主宰?還是影響?抑或是相關?這是人文地理學家分歧的焦點。主宰說者，認為自然環境對于人類社會具有絕對的勢力，“人者地之產物耳”；影響說者，認為社會活動的演進原因多多，地理因素只是眾多原因之一而已。而主張相互關系論者，則認為人類受地理環境的支配，而地理環境亦受人類的影響⑥。白呂納虔奉其師維達爾·白蘭士的地理哲學，他的主要學術思想除了揭示人力足以改變環境的具體觀念外，還認為人類之適應環境，其能動性實與其他生物迥然有別。一般生物對于環境的反應完全是機械被動的，而人類對于環境的反應則相當靈活和主動，“人類具有心靈的智慧，其心理因素，亦為決定人地關系的主要條件之一”⑦。

在西方人文地理學說的影響下⑧，當時出版的地理學著作，對于人地關系均相當重視。1928年出版的白眉初之《中國人文地理》⑨共分三卷，分別為“民族篇”、“民權篇”和“民生篇”。該書關注中國各地的物產盛衰、人類繁耗、民生衣食以及國家強弱等，尤其重視禮俗與民生(如實業、商業等)，對于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各類人群均加留意。作者指出：“風俗由于人為，然亦必因其氣候、地勢之不同，生活程度之不齊，民族性質之開閉，與夫文物之盛衰，而差等生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古來設軒輶之采，以覘列國之風，則禮俗足以代表其民族之文野也，久矣。”除了關注民俗外，該書亦簡要概述了漢族的派別(各類人群)，對客家、福老、福州鄉民(即俗傳的三把刀)、墮民、九姓漁戶和畬民等，均有涉及。當時，“社會地理學”的概念已在中國得到介紹，如1933年布魯諾(白呂納)原著、諶亞達譯述的《人文地理學》中，即有兩處較為詳細地論述了“社會地理學”的豐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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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有關歷史社會地理總體上的理論探討，主要有：王振忠：《社會史研究與歷史社會地理》，《復旦學報》1991年第1期；吳宏岐、王洪瑞：《歷史社會地理學的若干理論問題》，《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第33卷第3期，2004年5月。

④民國十九年(1930年)十一月商務印書館出版有白菱漢著、張其昀譯的《人生地理學史》，收入何炳松、劉秉麟主編“社會科學小叢書”。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十月世界書局出版有布魯諾原著、諶亞達譯述的《人文地理學》。此處的“白菱漢”、“布魯諾”均是“白呂納”的異譯。

⑤張其昀譯：《人生地理學發達史》，載《地理雜志》第2卷第5期，第46頁。

⑥胡煥庸：《西洋人文地理學晚近之發展》，載《地理雜志》第2卷第3期，民國十八年(1929年)五月版。

⑦陳正祥：《現代地理學之觀念與方法》七《法國地理學派及其特色》，臺灣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81頁。

⑧晚清時期有三部較有影響的人文地理學譯著，即日人牧口常三郎著《人生地理學》(1906年)、世界語言文學研究會編輯部譯《最新人生地理學》(1907年)和凌廷輝的《人生地理學》(1909年)。參見：鄒振環著《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210—211頁。另參見：郭雙林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

⑨北平，建設圖書館，民國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

張其昀除了譯介白呂納的著作外，自己也有不少相關的著述。如《江浙二省人文地理之比較》一文①，對于浙江寧波商人和江蘇洞庭商幫等皆有論述。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張其昀出版《中國人地關系概論》一書，全書分四章，分別為“平原地帶”、“丘陵地帶”、“高原地帶”和“高山地帶”。該書“以中國之地勢為經，氣候、水利、人口、資源、實業、交通、都市、民族、國防等項為緯，就本國地理之基本智(知)識作系統之說明”②。其中，對于各地人群與地理環境之關系多所關注，如曰：“徽州茶葉品質最優，徽州六邑，地狹人稠，即在豐年，米糧僅敷三月之食，幸賴茶葉所得，以為挹注。徽州茶商散布全國，有‘無徽不成鎮’之語。”③又如，“海濱之民習于波濤，帆影足跡交于南北兩洋，寧波商人其代表也”④。張其昀對于人地關系的描述方法，與王士性對浙江的分析可謂一脈相承(只是在更大的范圍上廣而言之)。至于更細致的研究，早在民國十七年(1928年)和二十五年(1936年)，張其昀就分別出版《本國地理》兩種計五冊，后于1957年稍加刪節，總名之曰《中國區域志》甲、乙二編。其中，有不少內容與社會地理相關。張其昀認為：“區域地理(Regional geography)乃治地理學之正軌也。《禮·王制》篇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此雖陳言，而卓然為一天然區域(National region)之定義。”⑤“天然區域”是《中國區域志》的核心概念，根據他的定義：“大凡地理環境相同之處，其生活狀況亦必大同小異，若此之地，謂之天然區域。”⑥在接受西方地理學理論的同時，張其昀也努力發掘人文地理學的本土資源，進一步詳細闡述了“天然區域”的內涵：

地形與氣候，為環境之二大要素。先知一地之地形氣候，則于其地之風土人情，思過半矣。蓋水道之緩急，視乎地形而定；水量之大小，視乎氣候而定；而農田之肥瘠，又視乎水利而定。草木之生長，與氣候有關；礦產之采掘，與地質有關；而職業之分布，又與物產之分布有關。貿易之盛衰，系乎水陸之交通；人煙之疏密，系乎富源之厚薄；而水陸轉輸，貨物集散之點，又必有都會之興起焉。凡大都會皆有其經濟之基礎，交通之孔道，街市之面目，風俗之流衍；而其所以致此者，皆有自然之趨勢，可以往復推尋者也。由此觀之，地理事實非偶然者也，非孤立者也，有相互之作用焉，有合理之解釋與明晰之系統焉。不特須知其然，而且須求其所以然，且惟能見其所以然，故于當然之事實，亦覺豁然貫通，見之愈為明切。是以欲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地理，必須認明天然區域，而不當囿于省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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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理雜志》第2卷第5期。

②張其昀著：《中國人地關系概論》，“史地叢刊”，該書為當時的教育部委托國立浙江大學史地教育研究室編輯，大東書局，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

③《中國人地關系概論》第一章《丘陵地帶》，第23—24頁。

④《中國人地關系概論》第一章《丘陵地帶》，第25頁。

⑤《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五輯，1958年1月，第62頁。

⑥《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第62頁。

⑦《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第62頁。

《中國區域志》一書，不囿于省界，而根據地形、氣候、物產、人口、語言、交通、風俗和歷史等種種要素，“參伍稽考，分析綜合”，將中國分為黃河三角洲、大湖區域、大江三角洲、東南沿海區、珠江三角洲、嶺南山地、海南島、云貴高原、西南三大峽谷區、四川盆地、秦嶺漢水區、陜甘盆地、黃河上流區、山西高原、海河流域、東北二大半島、關東草原、白山黑水區、塞北草原、外蒙高原、準噶爾盆地、塔里木盆地和西藏高原二十三個“天然區域”。在“導言”中，張其昀就以安徽省為例，說明“天然區域”及其內部的諸多要素。他認為安徽省的天然區域，明顯可分為三區：北部屬于淮水流域，中部屬于大江流域，東南一小部分，屬于浙江上流的徽港流域。地形、水利、氣候各不相同，生計亦迥然有異，如“安徽之東南部，山多田少，生計艱難，故壯者多行役四方，徽州商人，到處有之”。他并且認為，“徽州之徽港，與浙江之婺港、衢港，同為浙水之上源，分隸二省，非通論也。吾人研究地理，要當注意天然形勢，應分則分，應合則合，觀其會通，而明其大綱，庶不至有重復割裂之煩，與源委不清之弊也!”①揆諸實際，皖南的徽州與浙江的淳安等地，不僅同屬新安江流域，而且人群、方言和建筑等均大同小異，可見張其昀的說法的確頗有見地。

《中國區域志》一書，非常注意各“天然區域”內的“富源”和“民生”及其“風俗”。所謂富源，主要是指各地的物產，譬如“徽州六縣，山多田少，即在豐年，米糧亦僅敷三月之食，幸賴茶葉之所得以為挹注。徽茶為徽州出產之王，徽州各縣幾至無家無茶園茶場，一至立夏(五月六日)，家家籌備摘茶，總計茶戶、茶工、茶商、茶販，徽州人民之生計，有十分之九與茶業有關。我國綠茶品質以徽州婺源縣為最優，紅茶以徽州祁門縣為最優。婺源北鄉鄣山茶，香味沁人心脾，尤為名貴。上海出口綠茶，箱上大字多標名‘鄣山某茶’，藉其名貴以召外人重視。徽州雖屬安徽，但徽州綠茶非由蕪湖出口，而由杭州運至上海出口，祁門紅茶由江西九江出口，水運有關于商業，于此可見。徽州茶占全國產額四分之一，徽州六邑每年產茶四十萬擔，每年以最低山價之三十元計算，即有一千二百萬元。上海綠茶外銷市況，幾視徽州產額之豐歉為轉移。江浙兩省，民間日用之茶，尤以徽茶為最盛行，即北平、天津、漢口、廣州各大埠，茶葉店肆，類為徽州茶商所設……”②因此，徽州的風俗及民生，“因山多田少，生計艱難，壯者傭于四方，善識低昂，故亦有以貨殖為恒產者”③，“徽州人素以善于經商見稱，挾其土產茶葉，遠游全國，各省商業，殆無不有徽幫者”④。盡管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看，茶業經營只是徽州民生所賴的一個方面，“無徽不成鎮”局面的形成，亦不僅與徽商的茶業貿易有關，但《中國區域志》重視

地理環境、物產與生活方式之間的關系，卻極富啟發意義，在以往的地理學著作中，也是別開生面的。

除了徽州外，張其昀對各地其他人群的分析，亦頗耐人尋味。如對山西風俗，他指出：“儉，美德也，亦山西人最顯著之風俗也。蓋晉省山岳重疊，天寒地瘠，可耕之田甚少，物料須仰給于燕豫秦中，又苦于舟楫不通，是以堅忍儉嗇，憂深思遠，此乃環境之影響，不得不然。農夫夏秋在野，冬春在礦，商賈勤貿易，婦女勤紡織，可謂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也。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吝嗇迫隘，而好儲蓄。即家鉅萬，亦務多積聚，淡泊自安，毫無奢華。……山西人善治生，其節財之法，往往為他處所罕見。……山西人最善經商，亦受地理環境之影響。蓋土瘠民勞，每遇兇荒則負擔赴外境，謂之赴熟，無安土重遷之習慣，一也。晉人善治生，多藏蓄，計較分毫，長于理財，二也。河東有鹽鐵之饒，貿易遍于各省，其商人‘任重而道遠’，皆能忍耐，處事有恒，三也。”⑤自明代以來，山西商人聞名遐邇，成為執中國商界之牛耳的兩大巨擘之一。以往雖然也有不少著作論及山西的自然環境與從商習俗形成的關系，但此處張氏較為全面的分析仍有其獨到之處。又如，對于江南風俗，張其昀認為亦深受風土之影響：

(一)郊無曠土，阡陌如繡，有古井田遺意。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數十家或數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地方自治，素稱修明。至江浙二省人口之密，不但冠于中國，即在世界各國亦無其比。

(二)東南財賦之區，男女皆能自立，地饒多利，俗尚紛華。崇棟宇，豐庖廚，嫁娶喪葬，浮侈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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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第63頁。

②《中國區域志》乙編第七章《東南沿海區》，第106—107頁。

③《中國區域志》甲編第四章《東南沿海區》，第171—172頁。

④《中國區域志》乙編第七章《東南沿海區》，第111頁。

⑤《中國區域志》甲編第十四章《山西高原》，第349—351頁。

(三)“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穎異之材，挺生是邦，喜文藝而厭凡鄙，出自天性。布衣之士，率能摛章染翰，其格甚美。

(四)水土柔和，語音清切，春秋佳日，游侶如云。吳人善詼諧滑稽，談言微中；又多閑情韻事，此皆交際頻繁之故也。①

上述的分析，與王士性、張瀚和謝肇淛等人的記載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或許我們并不滿足于類似的描述，甚至有的學者可以“科學”地認為這樣的描述失之“籠統”②，但由此亦不難想見學界對于社會地理的關注可謂不絕如縷，未曾間斷。只是中國大陸自建國以后近30年，因人文地理長期遭受冷落③，故而對社會地理之關注亦遂乏人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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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國區域志》甲編第三章《大江三角洲》，第142—143頁。

②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認同這樣的觀點，但基于社會地理現象本身的紛繁復雜，許多情況下并無絕對明確的界限，數量統計固然“科學”，但“籠統”有時較之絕對的“科學”，或許更能大致概括和揭示社會現象的總體特征。

轉貼于 三 歷史社會地理學的研究內涵

歷史社會地理是研究歷史時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變遷，研究地理因素對社會文化現象的影響，以及社會風尚的區域特征，等等。參照當代社會地理學的框架，我以為，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內容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歷史時期社區的地理研究

社區是包括人口、地域及社會關系的社會實體。換言之，社區既是一群居民，又是一個地理區位，同時它還代表著一種生活方式。社區的數量眾多，其分布可以說是無所不在④。此前有關社區的研究，絕大部分來自社會文化人類學方面，他們主要關注的是當代社區的現狀⑤。實際上，歷史時期的社區研究⑥，亦可借鑒當代社會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早在1948年，就已指出，社區研究與歷史是相通的，他認為：“社區分析的初步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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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參見譚其驤《歷中人文地理研究發凡與舉例》，載《歷史地理》第十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④參見：蔡宏進著《社區原理》，臺灣三民書局，1985年6月，第1—26頁。在中國大陸，劉君德、靳潤成、張俊芳編著有《中國社區地理》，“中國人文地理叢書”，科學出版社，2004年9月。

⑤關于這一點，參見王銘銘所著《社區的歷程——溪村漢人家族的個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社會學人類學論叢”第三卷，1997年4月；《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6月。

⑥歷史學界對“社區”的研究，也出現了一些論著，如喬志強認為：“簡言之，社區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地區性社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社會，社區可分為農村社區和城市社區兩大類型。另外，少數民族也屬于一個特定的社區。”(喬志強主編：《中國近代社會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125頁)。張研曾發表《試論清代的社區》(《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她認為：“社區兼有社會和地理的空間概念。清代的社區可以說就是清代的區域社會。這種區域社會是清人以家庭、家族、宗族、鄉族及保甲、里甲、坊廂等形式聚居其中、進行各種社會活動、產生各種互動關系而共生共存的社會地理空間。清代的社區與其他時代的社區一樣，存在或重疊、或交錯、或平行的多種形態，如法定社區、自然社區、專能社區、政治社區、經濟社區、精神社區、民族社區等。多種形態的諸多社區構成了清代社會。……”關于這方面的討論，詳見張研著《清代社會的慢變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另外，卞利也有《社會史研究的典型區域——明清徽州社區解剖》，載《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顯然，他們有的是將“社區”當作“區域社會”的代名詞，有的將之當成“地區”的代名詞。不過，也有一些學者是將“社區”視作其內居民具有高度認同感和凝聚力、范圍適中的區域，以此為視角，研究社區內的人群、空間、文化、組織和認同等問題。如鄭振滿《神廟祭典與社區發展模式——莆陽江口平原的例證》 (載《史林》1995年第1期)、陳春聲《鄉村神廟系統與社區歷史的演變——以樟林為例》(載周積明、宋德金主編《中國社會史論》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725—761頁)等文，雖未對“社區”下直接的定義，但其內涵大致如此。王振忠《明清揚州鹽商社區文化及其影響》(載《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2期。參見王振忠著《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4月，第120—157頁)、《明清以來漢口的徽商與徽州人社區》(“中國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紀”學術研討會，臺灣暨南大學，2001年12月)二文，則直接而具體地將“社區”視作居民、地理區位和生活方式的結合。

在一定時空坐落中去描畫出一地方人民所賴以生活的社會結構。在這一層上可以說是和歷史學的工作相通的。社區分析在目前雖則常以當前的社區作研究對象，但這只是為了方便的原因，如果歷史材料充分的話，任何時代的社區都同樣可作分析對象。”①也就是說，社區研究的對象是現代社區還是歷史時期的社區，主要看資料的情況來決定。而從資料的角度來看，在歷史時期，有的地區保留下來的民間檔案文書相當豐富。比如說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國的徽州文書，數量就相當之多，其中就包含了相當豐富的鄉村社區研究資料(我將這些資料稱為村落文書)②，它的詳細程度，在某種程度上講甚至不亞于當代社會文化人類學者實地調查獲得的資料。因此，運用這樣的資料來研究歷史時期的社區，顯然是可行的。當然，與社會文化人類學的社區研究相比，歷史社會地理更注重對歷史資料的運用和解讀，特別重視對基層鄉土文化的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經過歷史承繼積淀而形成的鄉土文化及其在異地的擴散和傳播。

2．歷史時期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

在歷史社會地理中，如果說社區研究側重于對人類生活空間的探討③，那么社會現象則側重于對社會生活方式的研究④。“生活方式是技藝的綜合，是人群主動地求適應于地理環境的表現。生活方式的特殊、穩定和持久與否，大都要看地理環境之是否特殊與穩定”⑤。社會地理學將人類的生活方式導入地理學研究，“它指的是一個人類集團的成員學習到的傳統品質——即人類學者所用的術語‘文化’，生活方式意味著一種民族的制度、風俗、態度、目的以及技能的復合體。維達爾指出，同樣的環境對于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民具有不同的意義：生活方式是決定某一特定的人類集團將選擇由自然提供的那種可能性的基本因素”⑥。生活方式的范圍很廣，如衣食住行、婚喪禮俗、休閑娛樂以及各類社會現象等。關于歷史時期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主要應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1)人群研究：社會地理以人和社會為中心，特別關注社會群體類型。在歷史時期，社會群體在一定社會范圍內形成，并由具有共同價值取向及行為準則的人們構成相對穩定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方式。由于他們對于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適應，故而在空間上表現為不同的分布類型⑦。因此，對于社會現象的研究，最重要的便是人群研究。社會地理的人群研究，主要是研究歷史時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影響。

1994年業師鄒逸麟先生主編的“區域人群文化叢書”⑧，在叢書前序中，我們首次提出了“區域人群”的概念。所謂區域人群，是指歷史上特定時期具有明顯區域特征、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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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第92頁。

②參見拙文《清代前期徽州民間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民間日用類書為例》，“中國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in Imperial China”，2002年10月)論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2002年10月，待刊；《徽州村落文書的形成——以抄本二種為中心》，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史料館主持國際合作項目“歷史檔案的多國比較研究”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近世東亞的組織與文書”)論文，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2004年11月，待刊。

③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水津一朗所著《新訂社會地理學の基本問題——地域科學への試論》(大明堂，1980年6月版)，即以“生活空間”為其主要研究內容。

④日本社會地理協會(Japanese Association of 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所編的《社會地理》雜志，英文直譯即作“社會生活的地理”(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該雜志于1947年創刊。

⑤(法)梭爾：《論生活方式》，載梭爾著、孫宕越編譯《人文地理學原理》，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四輯，1957年4月，第95頁。

⑥《地理學思想史》第九章《法國和英國的新地理學》，第232頁。

⑦參見左大康主編《現代地理學辭典》，商務印書館，1990年7月，第726頁。

⑧該叢書由王振忠策劃并任副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出版有《紹興師爺》(王振忠著)、《徽州朝奉》(王磊著)、《山西票商》(安介生著)、《八旗子弟》(劉小萌著)、《鉆天洞庭》(馬學強著)、《蘇州狀元》(胡敏著)、《蘇州梨園》(李家球著)、《香山匠人》(李家球著)、《寧波商人》(林樹建著)、《兩淮鹽商》(韋明鏵著)、《揚州瘦馬》(韋明鏵著)、《維揚優伶》(韋明鏵著)、《秦淮粉黛》(劍奴著)和《九姓漁戶》(劍奴著)等。

社會產生不同程度影響的人群，他們不僅有著縱向遺傳和橫向衍播的民俗傳承，而且，其名稱又是歷史時期約定俗成的。如徽州朝奉、紹興師爺、鳳陽乞丐和山西票商等。有關區域人群，我們主要研究了地理環境與區域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區域社會心態、風俗習慣及其社會影響等①。

近年來，對漢族人群的研究，學界出現了不少富有學術價值的成果。譬如，喬健、劉貫文、李天生所著的《樂戶：田野調查與歷史追蹤》(臺北，唐山出版社，2001年9月版)，通過為時兩年的田野調查，在收集大量第一手文獻的基礎上，對山西樂戶作了比較系統的論述，認為：“樂戶被排除于宗族組織之外，因而在親屬關系、祖先觀念及祖先崇拜上與農民迥異。同時在道德與價值觀念上、人際關系上、生活習慣上、婚姻與家庭以及宗教信仰諸方面都有獨特的理念與行為。”②這是人類學者與歷史學者結合，研究區域人群的一個成果。這部專著相當扎實，對于我們研究歷史社會地理頗有啟發③。又如，陳支平所著的《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認為：民系至少應當具備地域條件、人口因素、相對完整的社會活動體系，以及相對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這四個要素。他將福建的漢人分成福州人、興化人、閩南人④、閩北人、客家人和龍巖人六個民系，并對各個民系的分布、各個民系之間的相互交融、漢人民系與少數民族的血緣文化融合、福建漢人各民系的人文性格及福建漢民整體上的人文特征等，均做了深入的探討。特別是其中從社會經濟史角度著眼，對福建漢人各民系人文性格方面的探索，有頗為獨到之處，是目前所見歷史學界對人群研究方面的一部力著⑤。美國學者韓起瀾(Emily Honig)所著的《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 hai，1850—1980)⑥，“涉及中國的原籍族群的社會建構和社會含義”，也是有關區域人群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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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區域人群”的基本概念此后似乎為學界所認可及沿用，除了筆者執筆的《歷史人文地理》(鄒逸麟教授主編，科學出版社，2001年4月)社會文化部分之外，胡兆量、阿爾斯朗·瓊達等編著的《中國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八章《中國歷史區域文化人群》，吳宏岐、王洪瑞合撰的《歷史社會地理學的若干理論問題》一文，也基本上采用了這一概念。

②《樂戶：田野調查與歷史追蹤》，第8頁。

③與喬健等人的研究差相同時，音樂史學者項陽也著有《山西樂戶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10月)。該書“從對歷史上樂籍最為集中區域之一山西省所存樂戶后人的實地考察入手，以樂籍制度、樂人為主脈對中國音樂文化傳統進行梳理”，據說，作者對山西樂戶的關注也是從1994年開始，他對山西十多個縣市的幾十位老樂人及其后代進行了調查采訪，掌握第一手的寶貴資料。但兩部書的作者似乎都沒有提及對方的研究，很可能是在不同的領域中分別進行的研究。

④關于閩南人，林再復著有《閩南人》一書，臺北，三民書局，1985年修訂再版本。

⑤除此之外，還有不少著作也與人群研究有關。譬如，徐杰舜主編《雪球——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這部書將漢民族的人文地理劃分成華南、華東、華中、華北、東北、西北、西南七個人文地理區，概述了各區的族群及其文化。黃淑娉主編的《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研究廣東漢族的不同民系和群體的文化以及少數民族文化，對廣東漢族三民系(即廣府、潮汕、客家)的體質特征、文化特點、族群心理、廣東語言和宗族制度等，都作了詳細的研究。黃淑娉、龔佩華另著有《廣東世仆制度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對廣東的世仆作了系統的探討。人類學的研究，特別是國內近年來對漢族的研究，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反映各地人群社會文化風貌的通俗著作也層出疊現。如：《剖析“上海人”》，“閑話中國人系列”，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年2月；《品評“廣東人》，1995年lo月；《說道“山東人”》，1995年10月；《放談“東北人”》，1995年lo月；蔡棟編《南人與北人》，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北人與南人》，中國人事出版社，1997年12月；余秋雨等著《東西南北人——中國人的性格與文化》，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12月；方方、葉兆言等著《閑說中國人》，三聯書店(香港)2002年11月。此外，還有《人文中國》、《城市季風》、“都市人叢書”和《粵人眾生相》等。雖然是通俗作品，但它與歷史地理學界以及社會文化人類學界開展的對漢族人群的研究之學術傾向，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其中的文字多出自作家之手，雖然間或不乏一定的學術水準，但也有不少是以極端的個案來揭示人群的特征和性格。

⑥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8月。

關于區域人群的研究，與社會經濟史、人類學關系密切。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看，區域人群的產生、變遷及其社會影響，與各地的社會經濟結構密切相關①。而從社會文化人類學的觀點看來，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民族，應當加強對漢民族人群的研究②。當然，歷史社會地理在研究各地人群的人際、群際關系時，始終應當加強對其地理背景的分析。我以為，今后應當重點發掘族譜、民間文書以及民間三集成(歌謠、諺語、民間故事)、竹枝詞、文集、筆記等資料，研究各種人群的淵源流布(包括人群由來、分布、地理環境背景)、特征(群體性格、心理差別)、經濟(謀生方式)、文化(社會規則、家族家庭、衣食住行、婚喪禮俗、文化教育、宗教信仰、迷信禁忌)和語言(方言、俗諺、民間歌謠)，對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展開多層面、多角度的研究。

(2)風俗地理：主要研究民間生活的空間形式③，也就是用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民俗的形成、發展、演變、分布規律和區域特征。具體而言，諸如民俗事象的地理分布，民事慣例的地域差異，城市文化與時尚變遷等等，都是風俗地理研究的對象。其中，民事慣例的地域差異，在現代民俗地理著作中被稱作是“鄉間民規民俗地理”，主要是研究鄉土社會中形成的諸多習俗慣例。對于這樣的課題，歷史民俗地理的研究，可以利用現存的大批日用類書加以探討。譬如，徽州、紹興、海門、湖南及上海等地都遺存下了不少日用類書，他們分別反映了不同地區的社會經濟結構，是不同的自然地理及人文環境下的產物。利用這樣的資料，可以研究歷史時期民事慣例的地域差異。關于風俗地理，以往歷史文化地理研究中亦多有涉及④，而各種斷代的風俗史、民俗史、社會生活史，也與風俗地理有相當大的關系。但歷史社會地理并不刻意于人為的分區，更注重從人群研究的角度加以探討。

(3)社會變遷：社會變遷是指因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引發的各類社會變動現象，舉凡社會形態、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社會關系、社會組織、生活方式、風俗時尚等一切社會現象所發生的變動，都可以歸入社會變遷的范疇。這方面的研究與社會史、社會學關系密切，只是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更偏重于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加以分析。

由于此前歷史社會地理尚未在歷史地理學中占據應有的位置，而社會地理研究的范圍又相當廣闊，作為一門尚待建立的分支，上述芻議很大程度上只代表我個人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研究的粗淺認識。該一分支的最終確立，需要更多扎實的實證研究，需要更多學者的參與和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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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前蘇聯，社會地理學被列入社會科學系統，將它作為社會經濟地理學的一部分，主要以人為主體研究人們生活和社會生產的空間過程與組織形式，包括人們的勞動、生活、休息、個性的發展與生命再生產的條件。參見左大康主編《現代地理學辭典》，第725頁。日本學者奧田義雄所著《社會經濟地理學論考——現代における世界像の把握》(大明堂，1969年)，第一編即包括對社會地理學本質和體系的考察。(第1—41頁)。

②對于漢族人群的研究愈來愈受到多方面的關注。譬如，在民族學界，20世紀80年代開始，等人多次強調要加強對漢民族的研究，此后，漢民族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參見宋蜀華、滿都爾圖：《中國民族學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華南的社會經濟史學者通過與人類學者的對話和交流，逐漸發展出一種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這一點，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的人群研究，有著重要的啟發。

③高曾偉主編：《中國民俗地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頁。在日本，田村榮太郎所著《江戶·東京風俗地理》(雄山閣，1965年1月)四卷，以豐富的史料及珍貴照片、地圖，對東京的地理、歷史風俗、城市發展和城市景觀變遷等，均作了揭示。

④較早的如曾昭璇先生的研究，其成果最初是以講義的形式出現，參見其后來正式出版的一些論著，如：《嶺南史地與民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人類地理學概論》，科學出版社，1999年9月。此后的歷史文化地理論著亦多涉及，茲不贅列。

My Humble Opinion on Historical Social Ge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