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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的原理范文第1篇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樣本取自1981—2013年的年度數據，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用從業人員（L／萬人）、資本形成（K總額／億元）來反映生產要素的投入；使用宏觀經濟總量指標國內生產總值（GDP／億元）反映經濟增長。我國GDP、從業人員、出口總額（EX）與資本形成如表1所示。從回歸結果可知殘差項是平穩的。因此，可得出lnGDP與lnK、lnL存在協整關系。基于上述協整分析我們可以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對兩生產要素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因果關系，根據格蘭杰表述定理：若兩種變量（Xt和Yt）是協整的并且每個都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那么，要么Xt一定是Yt格蘭杰原因，要么Yt一定是Xt的格蘭杰原因。在本文中，至少能說明兩種生產要素的投入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所在。表2－表8回歸結果也表明，本期從業人員每增長1％時，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將平均增長0．543％；資本形成總額每增長1％時，國內生產總值將平均增長0．598％。（6）接下來分析短期兩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利用EViews軟件建立lnGDP關于lnK、lnL的誤差修正模型ECM。以滯后一期殘差項作為誤差修正項，可建立如表10所示的誤差修正模型。模擬擬合優度較高，方程通過F檢驗、DW檢驗，各回歸系數符合經濟意義，其中，d（lnK）、d（lnGDP（－1））在1％水平上顯著，d（lnL）、RESID（－1）不顯著，其中變量的符號與長期均衡關系的符號一致。結果表明，本期lnK、lnL和上一期lnGDP在短期內每增長1％，GDP將依次增長0．0493％、0．3716％和0．4986％。誤差修正項系數為負，符合反向修正機制，它表明lnGDP與長期均衡值得偏差中的27．21％被修正。此ECM模型反映了lnGDP受lnK、lnL影響的短期波動規律。根據估計結果可知，資本投入與勞動投入對產出的長期彈性分別為0．598和0．543，短期彈性分別為0．372和0．050。

2結論

中國的資本形成總額、就業人數兩生產要素的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協整的，即兩生產要素與國內生產總值是存在長期穩定的動態均衡關系，這種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下的資本要素彈性和勞動力要素彈性保持了一致的協調性，幾乎相差無幾，并且各自都以較近似的貢獻率反饋到經濟增長機制中，成為兩種最重要的經濟增長的要素，也就是說，這兩種生產要素在長時間范圍內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所在，這就要求經濟增長與資本要素、勞動力要素相協調發展，保持固定的投入－產出比率，避免資本生產過剩與勞動力供給過剩帶來的經濟危機的同時，充分發揮兩種生產要素彈性的最大化。目前我國政府在宏觀經濟政策上應該實現從就業帶動增長到就業與經濟增長協調發展的轉變；而從誤差修正模型（ECM）來看，在短期，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解釋能力要大于從業人員對經濟增長的解釋能力，反映了經濟增長受資本形成總額增長、從業人數增長影響的短期波動規律。

并且此模型上的從業人數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解釋在統計上是不顯著的，相反，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解釋能力在統計上是顯著的，這使得兩生產要素彈性差別很大，顯然，資本要素對經濟增長起最主要的作用。這對中國目前制定宏觀經濟增長政策具有指導性的意義，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都是處于資本非良性循環的狀態，造成資本利用效率低下，此外，中國的短期結構性失業矛盾還是十分普遍的，這便使企業不能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生產游離的那部分資產也減少了，抑制了企業的下一輪資本最大化供給和消費者的最大化消費需求，社會福利不能得到健全，從而經濟增長的效率就大打折扣了。鑒于此，我國企業應該保證資本在一、三階段快速周轉的同時，保證第二階段的生產資本的技術創新，如固定資本的技術革新，存貨資本的零庫存管理，從整體上保持資本效率；政府也要充分了解勞動力供給缺口，做到人力資源效用最大化，充分刺激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的原理范文第2篇

地區結構調整、城鄉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收入結構調整順利進行，須先進行思想結構調整，破除GDP增長的迷信。過去60年，中國從制度結構上實現了土地公有制度和土地公有制度下的經濟改革，實現了經濟增長。這種經濟增長是建立在投資與出口為導向的模式上的，其增長動力在金融危機之后國際上反自由貿易的洶涌暗潮下，已不可持續或者無法高效率持續。因此，通過讓利于民、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為核心的社會體制改革，已成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社會體制改革的方向是公平，通過在公平制度下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從而激發出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中國社會體制改革，主要以建立覆蓋全民的社保醫保為特色，這一改革正在啟動，有可能激發出特別高效的經濟效益。富士康事件是中國制造業工人收入增長的歷史性事件，也可能是新的勞動法規落到實處的歷史性事件。中國低層收入者的工薪收入如果出現可控而可持續增長，如果經濟保持適度增長但失業率不升的話，加上正在建立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體系，將改變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因為在上述條件下，居民的資產負債表將改變，原來資產可能因為工資收入的增長而改善，原來的或然負債(支出)可能因為失業救濟、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而減輕。這種資產負債迅速改善，對于年收入3―6萬元的中低收入居民消費的邊際效應比高收入者更大，因此，中國將出現由中低收入者推動消費擴容的現象，特別是如果再提高征稅起點的話，百姓就會更樂于消費。如果建立社會保障、減稅和提高工資三者齊頭并進，居民的消費激情就可能出現井噴。如果細分中高檔收入者對于享受、尊嚴、自我教育與自我實現的消費需要的話，中國有可能在消費擴容的同時實現消費升級，新品牌、新消費、新行業將會持續出現。

當然，要真正啟動以農民工為基礎的低收入者的消費，不僅要改善他們的收入支出結構，改變他們的資產負債表，還得設法改善他們的社會地位、社會身份，讓他們也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農民工們能否獲得與城鎮居民同樣的社會福利，將是社會體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標志。當前，農民工仍然承擔著相當的上學、就業、醫療等社會負債巨額成本，農民的手腳因此被捆住。由此，筆者以為，戶口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政府能否補助農民，讓農民享受與城鎮居民同樣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障、失業保障等，以換取農民消費乘數的擴大，由消費擴大而推動經濟增長，由經濟增長而保障稅收增長，政府再通過稅收增長彌補國庫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

與戶口對稱的是農村土地，如果農民享受了政府補貼下的城鎮居民的福利，就得交換出或者失去原來的農村土地承包權。土地承包權轉移到城鎮并由城市統一調配資源，是當前土地流轉過程中的難點，但這可以彌補地方政府對于農民工轉變成居民的巨額成本，如果相關的農村建設用地改變性質用作工業或者商業用地，政府就可以獲得巨額的土地增值收益。如果地方政府不能交換到農業用地實現土地增值的補償，那就得另想辦法。由于農民工是在全國范圍內流動，無法與具體城市作固化對稱的統計，而一個城市也無法承擔“無量”農民工的福利。一個城市承擔了農民工就業，支付了相關福利，國家在稅收上就得有相應的減免，吸納農民工就業越多，承擔和支付的福利越多，對稱減免的稅收或者地方留成越大。

經濟增長的原理范文第3篇

內容摘要：無論是在經濟領域還是在管理領域中，我國學者都已開始重視對人力資源管理（Human Resouree Management，HRM）的研究，同時我國作為一個工業大國，深入探討HRM對我國工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顯得日趨重要。筆者通過建立HRM在我國工業經濟增長貢獻率演算模型，對我國2002-2011年工業原始數據進行了處理，并實證分析了HRM對我國工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最終得出了相應的分析結果，并根據分析結果提出促進我國HRM戰略發展的建議。

關鍵詞：格蘭杰因果關系 經濟增長 人力資源 貢獻率

人力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重要環節，與物力資本等因素共同參與了企業的生產過程。但從管理層面來講，HRM卻并不主動參與企業的生產過程，其主要以為企業規劃生產過程，從而提高企業生產效率來實現HRM 對企業生產過程的參與。由于HRM規劃了企業的生產過程，因此生產過程可以準確的反應生產函數中的自變量或投入量，筆者正是依此關系展開了HRM對我國工業經濟增長貢獻率的實證研究。

我國工業經濟增長中HRM貢獻率的實證分析

筆者對我國2002-2011年經濟數據指標進行了HRM模型分析（見表1），并測算出了HRM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但在現實經濟情況中，由于負增長因素的存在，因此筆者在計算過程中設定了4個可能性測算，且筆者采用了抵消或克服其他生產要素貢獻（勞動力投入貢獻與資本投入貢獻之和）的方式，測算出了HRM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4個可能性測算中，筆者設定了e為HRM經濟增長的貢獻率、α為HRM經濟增長的貢獻、β為其他生產要素之和，則可得到我國工業HRM貢獻率數據，如表2所示。

4個可能性測算為：一是，當a≥0，b≥0或者a≤0，b≤0時，在這種假設中HRM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就是HRM貢獻占各生產要素貢獻總和的比重；二是，b>0，a+b≥0或b0時；在這種假設中經濟便會出現正增長，正是由于HRM貢獻的正增長促使了經濟正增長的出現，因此，此時HRM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00%，也就是e=100%；四是，b≥0，a+b

HRM貢獻率與工業經濟增長率的關系檢驗

筆者通過對我國2002-2011年工業經濟增長與工業HRM貢獻率間存在的關系進行檢驗，發現一階差分Y和HRM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表明Y和HRM沒有單位根，所以得到的Y和HRM必然是一階單獨的時間序列，因此，最后可以得出Y和HRM兩者間存在長期平穩的協整關系，也就是說我國2002-2011年工業經濟增長與工業HRM貢獻率間存在長期平穩的協整關系。

通過對我國2002-2011年工業經濟增長與工業HRM貢獻率間，存在的長期平穩的協整關系進行研究，發現我國工業HRM貢獻率變動因素和工業自身在一定時間內，對我國工業經濟增長形成了顯著的影響，其中工業經濟增長的變動以滯后2年的HRM貢獻率最為明顯，而相對于選擇其他滯后期工業經濟增長的變動，其HRM貢獻率影響力相對較弱。在此模型中模型誤差修正項為φ，在模型中φ反應了該項系數誤差修正模型本身糾正偏離平均誤差值的作用范圍，如假設糾正系數設定為1時，下一年糾正平衡狀態則應是當年均衡誤差（HRM貢獻率和工業經濟增長），通過糾正系數進行調整的。

通過演算在HRM貢獻率與我國工業經濟增長率的關系檢驗模型中，模型系數為0.017107，這表明多種其他因素共同影響著我國的工業經濟的增長率，但是當模型中的當期非均衡誤差調整能力和自身糾正能力不足以被改變時，也就表明HRM貢獻率與我國工業經濟增長率的關系屬于長期平穩的協整關系，本文所建檢驗模型正是如此，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本文所建HRM貢獻率與我國工業經濟增長誤差修正模型（工業經濟增長隨HRM貢獻率長短期變化而改變）為：

ΔY=0.000174-0.230412*ΔYt-1-0.431083*

ΔYt-2+0.006314*HRMt-1+0.014455*HRMt-2+

0.017107*εt-1。

Granger非因果關系檢驗

雖然工業經濟增長與HRM貢獻率之間存在著長期平穩的協整關系，但工業經濟增長與HRM貢獻率之間是否存在著因果關系，是否是由于工業增加值的變化引發了HRM貢獻率的變化，還是由于HRM貢獻率的變化引發了工業增加值的變化，還需要筆者進行進一步的研究。筆者依據表3的結果進行了Granger非因果關系檢驗，Granger非因果關系檢驗結果顯示：第一行零假設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其F統計量的數值是其他各列的第一行數據；第二行零假設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其F統計量的數值是為括號內的數據，如表4所示。通過對Granger非因果關系檢驗結果進行分析，筆者發現：在選擇1、2、3、4年的滯后期為基本條件時，Granger原因表現較明顯（HRM貢獻率構成工業增加值增長）；而基本條件選擇為4年后時，Granger原因表現并不明顯（工業增加值的增長構成HRM貢獻率變化），這也進一步說明了我國工業增加值的增長并不是形成HRM貢獻率增長的Granger原因，也可以理解為HRM貢獻率是到我國工業增加值的單向Granger原因，證明了HRM貢獻率與我國工業經濟增長率的關系屬于長期平穩的協整關系。

政策建議

通過研究HRM對我國工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發現HRM貢獻率與我國工業經濟增長率的關系屬于長期平穩的協整關系。

首先，HRM管理部門要深層次的了解宏觀人力資源管理制度與人才政策，以及HRM設置的必要性。

我國HRM管理部門要深層次的了解宏觀人力資源管理制度與人才政策，以及HRM設置的必要性，從而讓HRM在促進我國經濟增長中發揮更好的作用。具體從HRM部門來講，無論是具體的企事業HRM部門，還是獨立的HRM公司來說，都應該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重視HRM的發展，不斷的為提高職工的綜合素質和能力，為職工營造一個優越的工作環境，為增強職工自信心而努力，從而確保職工可以勝任更具挑戰性的工作，以及為企業肩負更重要的責任。

其次，HRM管理部門要從微觀上對HRM進行全新的認識，并在HRM中融入新元素。

我國HRM管理部門不僅要從宏觀了解HRM，也要從微觀上對HRM進行全新的認識，深入開展管理體制改革，并在HRM中融入新元素。在全國范圍內營造一個全新的薪酬福利機制和績效考評管理體系，為我國HRM綜合水平的提升提供環境保障。績效考評管理體系作為HRM最重要的子系統，雖然其執行過程中難度相對較大，但HRM卻掌控著公司戰略目標的核心，從HRM的本質意義上進行分析不難發現，績效考評管理體系作為HRM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能夠從根本上實現公司的戰略目標，同時還能促進與改善公司的整體績效成績，為公司的競爭優勢與核心競爭力的提升奠定堅實的基礎；從HRM的運行目的來分析，HRM中的績效考評管理體系亦是公司實現按勞分配的基礎與前提，同時也為培訓管理體系的創新與設計提供了科學依據。此外，薪酬福利機制作為HRM的另一個重要子系統，薪酬福利機制的主要目的就是發現職工與公司的共通點，從而自發的與職工分享成果，實現公司的戰略目標。薪酬福利機制不僅能夠有效的解決人力資源價值體系中收益分配問題，如果通過科學的處理，其還能夠促進公司競爭力的全面提升。

再次，HRM管理部門需要更加重視HRM能夠為企業經營、生產提供多少效益，及如何發揮HRM對企業經營、生產效率的帶動作用。

我國HRM管理部門可在戰略性的HRM構建核心體系指導下，通過對我國工業企業HRM戰略體系進行重新的規劃，除構建體系性結構的同時外，還應著重思考HRM戰略體系的科學性，在穩固的HRM基礎上，逐漸把科學的制度引入到HRM體系中來，有目的得開展HRM戰略體系構建工作，實現我國HRM水平的全面提升。

參考文獻

1.孫祖芳.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中人力資源因素分析[J].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5）

2.花俊.FDI、勞動力資源與我國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J].河南商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9（2）

3.王馨.遼寧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的人力資源開發問題[J].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6）

4.黃曉虹.關于金融危機背景下經濟增長方式調整轉變的若干思考[J].經濟研究參考，2009（71）

5.廖錦成.人力資源對區域經濟發展影響的定量分析—以廣西河池市為例[J].資源與產業，2011（4）

6.于雄飛，包興.內蒙古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J].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1）

7.龔新蜀，田硯.新疆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0（S1）

經濟增長的原理范文第4篇

關鍵詞：能源利用效率 經濟增長 分析

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整個國家的能源消費也成指數關系增長，根據我國的經濟能源研究所的相關研究表明，我國在1999年能源的消費量達到100250萬噸，占整個世界的百分之是以左右，在整個世界上僅僅的在美國之后，成為全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費國。但是，相關的數據也表明我國的人均能源的消費只有0.84噸左右，這個數據占不到世界人均能源消費量1.9噸的一般。從我國整個經濟的規模來講，1999年我國的國內平均生產總值也就是GDP占整個世界GDP的百分之四點一左右，換算到每個人的GDP還不及日本的六十分之一，不到整個世界人均GDP的八分之一。此外，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整個經濟的形式依然處于發展的階段，這就可以肯定的預測將來我國的經濟規模肯定會不斷的增大。相關的專家指出，依照我國當前的總體消費能力，如果我國的經濟技術水平到達美國的標準，那就意味著全世界的煤炭資源、全世界的鐵礦石、全世界的鋼材、全世界的水泥等等一系列的資源都不夠中國使用，也許這些數據不是那么的精確，但是這在很大的程度上表明如果我國不改變現在的經濟增長的模式，中國將變為整個世界的能源的黑洞，這不僅僅會影響到我國自身的發展，而且給整個世界的發展都帶來非常大的影響。從當前的我國的計劃經濟我們可以得到在二十一世紀的錢二十年我國預定的GDP總額要相對先前的水平翻兩翻，但是我們從能源的角度來看整體的能源消費只能翻一翻。這就給我們說明如果我們不能夠及時的采取一系列的有效的措施，依然按照現在的形式發展下去，將會給我國的能源供應造成很大的威脅，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會給整個世界的能源供應造成很大的影響。

通過各個研究都表明要想解決當前的能源性問題，我們必須采取一定的舉措，總結為四個字就是“開源節流”。所謂的“開源”就是增加加大能源的開發，加大對于能源的開發主要集中表現在加大對于現有能源的開發、新型能源的開發以及起補充作用的國外進口能源的引進等等。所謂的“節流”主要就是提高各個能源的使用效率。從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節流”的措施是既有利于現在也是對未來能源消耗的重要保證。我國只有全面的落實相關的“節流”措施，才能正真的實現節約型社會的建立，才能從根本上保證我國的可持續發展。

為了更好的把握未來的能源消耗以及相應的經濟增長，我們必須對我國現代的經濟發展和能源消耗的關系進行準確的把握，然后針對現狀研究一些針對性的措施來不斷的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和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

一、我國的能源利用效率現狀

世界上的能源利用的效率是根據能源消費原單位作為標準的，能源消費的原單位就是單位的GDP增長帶來的能源消費量，簡單的說就是一個單位的GDP增長所帶來的能源消費量，通常情況下一個國家的這個數值越小，說明這個國家的整體能源利用效率越高，因此，這個指標在國際上被廣泛的應用。

我們通過分析現有的一些資料發展，我國的整體的能源利用的效率是比較低的。從一些相關的資料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我國的能源消費的原單位值要遠遠的大于世界上的一些發達的國家，這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夠表明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是以消耗非常珍貴的資源為代價的，是一種能源消費性經濟增長模式。但是這種情況的經濟增長的方式是可以改變的，如果我們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我們可以降低能源消費原單位的數值，能夠出現在保證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能源消費的不增長。如果整個國家的能源消費量降低這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夠給我國的環境保護帶來非常大的好處，實現正真意義上的節能減排工作。

我國現在正在處于向中等發達國家前進的重要時期，整個工業的水平也正處于一個向全面工業化產業邁進的階段，在這個重要的時期，我們必須重視經濟發展和能源消耗之間的關系，切實的將兩者保持在一個相對平衡的水平上。

二、我國的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費之間的關系

國際上一般采用國內人民生產總值也就是GDP來作為衡量一個國家宏觀經濟增長的標準。因此，我們分析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費之間的關系可以通過分析國內的人民生產總值和能源消費之間的關系來進行。相關的資料表明我國的能源消費和國內生產總值長期以來處于一種幾乎呈一種同樣的態勢在發展，說明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和能源的消費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不過從整體上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國內生產的增加速度要大于能源消耗的增長速度。

我國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經濟的增長主要靠能源的投入來帶動，進入八十年代以后，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從整體上來看整個能源的投入量呈減小的趨勢。九十年代之后到現在整個經濟在快速發展的同時能源的利用效率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改觀。

三、提高我國能源利用效率的相關的策略

（一）逐步的實現對于制造業相關產業效率的提升

相關的研究表明，我國的空氣污染物大部分都是由產業部門排除的，而產業部門中制造業占據著非常大的一部分，這在很大的程度上就要求我國提高制造業相關產業的能源使用效率，我們可以逐漸的改善小規模的投資來逐步的改善相關耗能設備的使用效率，也可以通過對現有的設備在工藝流程的很多方面進行大規模的改造，從根本上提高整個設備的能源使用效率。

經濟增長的原理范文第5篇

關鍵詞：城市群;資源環境承載力;經濟增長質量

1.引言

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的城市化也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1982 年至201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年均增長1.03%，2013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已達53.7%。城市群是城市化道路進程中的一種必然趨勢和高級階段，是發展現代城市經濟和城市區域化的必然產物，同時也推動著城市區域經濟向更高水平發展。我國計劃形成包括沿海三大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等在內的十大城市群，它們是我國經濟發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潛力的核心地區，將成為我國最有發展潛力的地區和國民經濟的十大支撐點。

城市群能否承擔帶動區域發展和國民經濟提升的重要職能，取決于城市群的承載力――尤其是城市群資源環境承載力能否支撐其經濟增長質量的持續提升。自“十七大”起就提出了要“轉變發展方式、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把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放在增長速度之前，表明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已經不難，解決經濟增長中的矛盾與問題、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才是我們當前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十二五”規劃指出，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經濟發展方式，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然而，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城市群的生態環境狀況不斷惡化，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日益凸顯，已威脅到區域甚至國家的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在這樣的環境和背景下，對城市群資源環境承載力與經濟質量提升的分析研究，不僅能使對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還能夠讓我們觀察和把握到經濟轉型過程中中國經濟增長的現實狀態。

2.文獻綜述

2.1 城市群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研究

20世紀 60 年代末到 70年代初，人類意識到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矛盾，“羅馬俱樂部”在其報告《增長的極限》中構建了“世界模型” 對全球的資源環境與人類的關系進行評價，提出了經濟的“零增長”發展模式。20世紀80年代，英國經濟學家Slesser提出了新的計算資源環境承載力的方法――ECCO模型。90年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Kenneth等發表了《經濟增長、承載力和環境》一文引起了極大反響和廣泛關注。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開始積極探討資源環境綜合承載力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王學軍（1992）提出了“地理環境人口承載潛力”這一概念，采用二級模糊綜合評判方法和層次分析法，從自然、社會、經濟三個層面定量評價和分析了中國分省區的地理環境承載力潛力[1]。毛漢英（2001）等采用狀態空間法作為量度區域承載力的基本方法，將資源承載力、環境承載力、人類活動定義為三維空間狀態，定量地描述和測度區域承載力與承載狀態[2]。方創琳等（2003）采用多模型互補對接支持下的系統動力學模型，對綠洲系統“三生”（生態、生產、生活）承載力進行了多情景預測分析[3]。中國科學技術大會（2008）主編的《中國城市承載力機其危機管理研究報告》通過預警指標對京津冀、珠三角、長三角等主要城市群的土地資源、水資源、交通和環境承載力狀況進行評價。

2.2 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

王積業（2000）認為經濟增長是數量增長與質量提高的統一。數量擴張的主要源泉是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數量上的不斷積累，質量提高的重要源泉是資源利用的改進或要素生產率增加[4]。李岳平（2001）擬建立一套在定性規定上的、科學適用的質量評估指標體系，從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技術進步的貢獻、經濟效益、經濟結構、居民生活和經濟增長的代價等六個方面來衡量一國經濟增長的質量[5]。劉亞建（2002）認為經濟增長質量為單位經濟增長率所含有的剩余產品量，并認為單位經濟增長率中投入的資金物資越少，經濟增長質量越高[6]。

鈔小靜、康慧（2009）從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區別與聯系入手，構建測度經濟增長質量的指數，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中國1978～2007年經濟增長質量進行測度[7]。鈔小靜、任保平（2012）從經濟增長質量視角出發，采用國際規范的邏輯實證主義分析方法，以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的省級面板數據為樣本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資源環境代價與經濟增長質量之間的關系進行理論研究與實證考察[8]。研究表明中國經濟轉型期資源環境代價與經濟增長質量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

3.以三個城市群為例的資源環境承載力與經濟增長質量的協同分析

資源環境承載力是一個包含了資源和環境要素的綜合承載力概念，是指在一定的時期和一定的區域范圍內，在維持區域資源結構符合持續發展需要，區域環境功能仍具有維持其穩態效應能力的條件下，區域資源環境系統所能承受人類各種社會經濟活動的能力[9]。

根據上述定義我們可以看到資源環境承載力是一個多變量、多層次的動態系統，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是建立在對研究對象認識的深入分析、比較和選擇制約因素的基礎上的，要充分考慮承載體與受載體之間的互動反饋方式、強度、潛力與相互替代等特點。本文在綜合借鑒毛漢英（2001）、李巖（2010）、畢明（2011）等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所構建的城市群資源環境承載力的評價指標體系包括資源承載力和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壓力兩大分項指標體系，這兩大分項指標體系又具體包括19個基礎操作指標，如表1所示。

從國內外研究經濟增長質量的相關文獻來看，經濟學家們已經認識到了經濟增長中數量和質量的關系，并提出要在數量基礎上注重經濟增長的質量。依據國內外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定義，經濟增長質量是經濟的數量增長到一定階段的背景下，經濟增長的效率提高、結構優化、穩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創新能力提高，從而使經濟增長能夠長期得以提高的結果[10]。在對經濟增長質量進行了廣義定性之后，筆者綜合借鑒李岳平（2000）和鈔小靜（2009）等人的研究成果，通過建立一個綜合的評價指標體系來對經濟增長質量進行量化，該指標體系包括經濟增長結構、經濟增長穩定性、經濟增長代價和居民生活水平四個主要方面，在這四個分項指標體系下又設定14個基礎指標，如表3所示。

在建立了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為例，對這三個地區2012年的指標數據進行統計和計算，分析和比較不同城市群的環境承載力和經濟增長質量的差別與聯系。之所以選取這三個城市群是因為它們分別是我國北部、南部和西部地區的典型代表，在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方面有較大的差異，因此具有較強的可比性。所用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13》和《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3》。

從表3和表4可以看出，由于長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面積較大，所以在資源儲量和地域面積的絕對量上占有優勢，比如土地面積、水資源總量、主要能源儲量（關中地區數據缺失）和城市建設用地面積等方面。京津冀地區主要能源（石油、煤炭、天然氣）儲量最大，達30609.42億噸;人均GDP最大，但萬元GDP水耗也最多;森林覆蓋率、人均道路面積最少;經濟發展的二元性較為突出（第一產業和第二、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差距較大）;經濟增長的不穩定和經濟增長的高代價降低了經濟增長質量，但居民生活水平和福利分配狀況較好。長三角地區作為我國競爭力最強的城市群，資源承載力和經濟增長質量的總體狀況都優于其他兩個城市群。2012年GDP產值達108905.27億元，第二、三 產業產值比重達96.07%，并且在科學技術投入和成果方面最為突出，但付出的經濟增長代價也最多;雖然長三角土地面積最大，但人口密度是京津冀和關中城市群的1.5和1.7倍;經濟增長結構和經濟增長的穩定性都促進了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關中城市群的森林覆蓋率和人均道路面積指數遙遙領先，并且污染物排放量最少，但大部分資源還是相對稀缺，資源承載力相對較弱;第三產業極不發達，失業率、恩格爾系數和城鄉收入比與京津冀和長三角相比最高，在經濟增長質量方面遠遠落后于長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

4.結論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資源環境承載力強的城市群經濟增長質量相對較高，例如長

三角城市群;關中城市群無論是在資源環境方面還是經濟發展方面都處于劣勢，并且二元結構突出，但仍有其獨有的資源優勢和經濟發展優勢;京津冀城市群資源環境條件和承載能力相對較弱，所以經濟增長質量不及長三角地區。因此，城市群的資源環境承載力與其經濟發展質量之間具有一定的正相關性，經濟發展的好壞依賴于該地區的自然環境。要追求經濟的又好又快增長，就不能忽視支撐經濟發展的條件和能力，不能盲目追求經濟的數量增長，而要根據承載力狀況調整發展戰略，戰略目標由低成本擴張型向高效率創新型發展轉型，戰略模式由數量型向質量效益型增長轉型，戰略要素依賴由資源耗費型向資源節約型轉型，戰略重點由經濟主導型向經濟社會協調型發展轉型[11]，推動城市群的整體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 王學軍.地理環境人口承載潛力及其區際差異[J].地理科學，1992，12（4）：322-328.

[2] 毛漢英，余丹林.區域承載力定量研究方法探討[J].地球科學進展，2001，16（4）.

[3] 方創琳，鮑超，張傳國.干旱地區生態-生產-生活承載力變化情勢與演變情景分析[J].生態學報，2003，23（9）：1915-1923.

[4] 王積業.關于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宏觀思考[J].宏觀經濟研究，2000，（1）：11-17.

[5] 李岳平.經濟增長質量評估體系及實證分析[J].江蘇統計，2001 （5）：19-22.

[6] 劉亞建.我國經濟增長效率分析[J].思想戰線，2002，28（4）：30-33.

[7] [11] 鈔小靜，惠康.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測度[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9 （6）：75-86.

[8] 鈔小靜，任保平.資源環境約束下的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22（4）：10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