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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學術界對循環經濟作過相關探討的學者為數不少。學者們紛紛從各自不同的視角來界定和描述循環經濟。例如,張忠華、劉飛認為:“循環經濟是一種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對傳統的數量型經濟增長模式的根本性變革。”
①施春梅則認為:“循環經濟是在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指導下,按照清潔生產的方式,對能源及其廢棄物實行綜合利用的生產活動過程。”
②郭曉巖和王玉輝則在可持續發展的視域下重新定位了循環經濟,認為“循環經濟不僅作為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在生態環境成為經濟增長制約要素、良好的生態環境成為一種公共財富階段的一種新的技術經濟范式,而且是建立在人類生存條件和福利平等基礎上的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和生存方式。”
③盡管學者們對循環經濟的具體表述不盡相同,但核心內涵卻是一致的。從本質上講,循環經濟是一種生態經濟,或者說,循環經濟是生態經濟的一種具體樣態。事實上,生態經濟具有多種具體樣態(如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綠色經濟等),循環經濟只是其中之一。如果讀者要再進一步追問生態經濟又是一種什么樣的經濟呢?對此,復旦大學肖巍教授作了深入研究,肖教授在《可持續發展進行時》一書中這樣寫道:“生態經濟就是遵循生態學原理和規律的經濟。生態系統經過長期演化形成了復雜的食物鏈和生態工藝流程,使自然物質得以多重利用和循環再生。如果人們能夠以高效、循環和友好的方式來利用自然,使之進入生生不息的代謝循環(metabolism,即新陳代謝或物質變換),形成生態化的運作模式;那么,人的經濟活動就可以在地球資源的承載范圍內進行良性循環,促使人與生態系統相互作用,均衡地、可持續地發展。”
④從肖教授對生態經濟的這番論述不難看出,生態經濟的核心思想也恰恰是循環經濟的基本理念,所以說,循環經濟本質上是生態經濟的一種具體樣態。
二、循環經濟的基本原則:減量化、再利用與再循環
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看出,“減量化”、“再利用”與“再循環”是循環經濟的三個基本原則。我們知道,“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對應的英語單詞分別是“Reduce”,“Reuse”和“Recycle”,而這三個單詞均是以字母“R”開頭的,故通常簡稱為“3R”原則。學界一般認為,“減量化”是就“輸入端”的角度而言的。我們知道,追求效率的最大化是企業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效率”,就是“產出與投入的比值”,用公式表示即“產出/投入”。很明顯,提高效率就意味著“產出相同的情況下投入減少”或者“投入相同的情況下產出提高”,二者至少要滿足一項。如果“減少投入”和“提高產出”二者能夠同時滿足,那當然是提高效率的絕好方法。“減量化”正是從“減少投入”的角度來說的,“減少投入”意味著節約成本,旨在“從源頭上”節約能源資源。如果說“減量化”是就“輸入端”而言的,那么“再利用”則是從生產過程來說的。所謂“再利用”,是指通過多種途徑和方式充分利用原料。要實現“充分利用”,并非是一次性完成的,往往要通過多次利用才能實現。充分利用原料,目的就是提高原料的使用率,避免物品過早地成為廢料,使工農業廢料盡可能地減少。一方面要努力將生產排泄物的量減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要將原料和輔助材料的直接利用率提高到最大限度。事實上,在原料和輔助材料的利用率都提高的情況下,客觀上也就減少了生產排泄物(即工農業廢物)的量,所以說這兩個方面在本質上是內在統一的。“再循環”原則,通常具有不同的翻譯方法,有些地方也稱作“資源化”原則,二者名異而實同。“recycle”這個單詞顯然是由“cycle”和前綴“re”這兩部分構成的。我們知道,“cycle”具有“循環”的意思,而前綴“re”則表示“再次”、“又一次”。可見,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直譯的話,“recy-cle”確實應該翻成“再循環”,然而這里的“再循環”實際上卻內含著“資源化”的蘊意。人們常說“垃圾是放錯了位置的資源”。“再循環”意指生產排泄物的回收和循環使用,將垃圾重新轉化為資源。所以,“recycle”原則無論是翻成“再循環”也好,譯成“資源化”也罷,它們實際上所表達的蘊意是一樣的,二者在本質上也是一致的,再循環也就是實現廢物再利用的資源化過程。當然,要實現生產排泄物的回收與循環使用也是有條件的,其中一項重要條件就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尤其是化學工業的進步)。關于這一點,后文將會進一步談到,故此處不贅。筆者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這三個原則并非彼此獨立,而是相互聯系、內在聯動的。通過多種途徑和方式充分利用資源以及將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等方式,客觀上都減少了生產排泄物(即工農業廢料)的量。而無論是“減量化”、“再利用”還是“再循環”,都是為了節約能源資源、提高原料的利用率,而這也正是我們現階段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的現實旨歸。
三、循環經濟的理論淵源
目前學術界一致認為,循環經濟最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K•鮑爾丁提出來的,而事實上,這一思想在馬克思那里早就有了。盡管馬克思生前并沒有明確提出“循環經濟”這一概念,但他確確實實提出過許多有關“物質循環利用”的思想。筆者認為,馬克思的這些思想完全可以看作是當今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基奠,或者說,循環經濟是馬克思關于“物質循環利用”的思想在現代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馬克思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尤其是化學工業的進步),生產排泄物可以循環使用,從一定意義上說,可以被重新轉變為資源。正如馬克思所說:“所謂的生產廢料再轉化為同一個產業部門或另一個產業部門的新的生產要素;這是這樣一個過程,通過這個過程,這種所謂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產從而消費(生產消費或個人消費)的循環中。”
①馬克思甚至還這樣說過:“所謂的廢料,幾乎在每一種產業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
②當然,生產排泄物重新轉變為資源,必須是建立在“科學的進步,特別是化學的進步”這一基礎之上的。對此,馬克思解釋得非常清楚,馬克思指出:“化學的每一個進步不僅增加有用物質的數量和已知物質的用途,從而隨著資本的增長擴大投資領域。同時,它還教人們把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中的廢料投回到再生產過程的循環中去,從而無需預先支出資本,就能創造新的資本材料。”
③“科學的進步,特別是化學的進步,發現了那些廢物的有用性質。”
④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問題,馬克思還通過具體的例子來加以闡釋:“化學工業提供了廢物利用的最顯著的例子。它不僅找到新的方法來利用本工業的廢料,而且還利用其他各種各樣的廢料,例如,把以前幾乎毫無用處的煤焦油轉化為苯胺染料、茜紅染料(茜素),近來甚至把它轉化為藥品。”當然,馬克思相關的論述還有很多。這些都是馬克思關于“物質循環利用”思想的經典性表述。馬克思的這些思想為我們今天發展循環經濟的實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實踐永無止境,實踐是理論的基礎,而理論則是實踐的先導,我們還需要不斷從馬克思那里獲取更多的思想資源,以便更好地指導實踐。
四、結語
統計資料表明,2012年鄱陽湖區有作業漁船18076艘,近幾年鄱陽湖湖區捕撈船只數基本穩定。全湖捕撈產量2.85萬噸,與2010年的捕撈量相當。鄱陽湖漁獲物品種主要由“四大家魚”、鯉、鯽、鲇、黃顙、鱖、翹嘴紅鲌、!魚及短頜鱭等組成,由此可知其以湖泊定居性魚類為主要捕撈對象,其中:“四大家魚”1891.52噸,占捕撈總量的6.64%。朱其廣等2010年的調查表明,四大家魚幼魚從長江由湖口通江水道進入鄱陽湖的最早時間為6月26日,高峰期集中在7月下旬和8月中旬。整個通江水道在調查期間四大家魚幼魚總產量為3.1×106尾。其中鰱魚占78.75%,草魚占18.43%,鳙魚和青魚分別占2.06%和0.76%。而江西省2013年鄱陽湖及長江江西段禁漁暨增殖放流活動3月20日在南昌市紅谷灘秋水廣場舉行。當天共放流“四大家魚”冬片魚種共1000kg。2013年江西省向鄱陽湖、長江江西段和五大河流放流經濟魚類苗種6億尾以上,其中九江市2013年秋季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動就放流四大家魚共計6.7萬斤。由此可見,人工增殖放流是鄱陽湖四大家魚魚苗的重要來源,長江魚苗對鄱陽湖四大家魚資源的影響力正在下降。
二、鄱陽湖“四大家魚”的生態經濟前景
1.鄱陽湖“四大家魚”的碳匯漁業前景展望
黨的十報告首次把“生態文明”作為單篇論述,明確提出推進“綠色發展,生態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鄱陽湖既是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生態文明的主體,又是綠色生態經濟的聚寶盆。在漁業固碳方面,中國工程院唐啟升院士率先提出“漁業碳匯”的概念。發展低碳經濟是世界各國的共識,也是國內經濟發展與轉型的必然之路,而近年來出現的“碳匯漁業”更是成為了低碳生態經濟的新亮點。解綬啟等(2013)指出,鄱陽湖為大型淺水湖泊,從20世紀50年代~90年代,其通過漁業移出的碳為11.8~27.6kg/公頃•年,總移出碳為3890~9061噸/年,總固定的碳為8558~19935噸/年。鰱魚和鳙魚是濾食性魚類,通過濾食水體中浮游生物和懸浮的顆粒有機碳來促進機體生長,構成魚體生物碳的主要來源,其輸出主要包括魚類的代謝、死亡和捕撈等。由于濾食性魚類的養殖不需要人工投餌,其碳的來源本質上屬于淡水生態系統的初級生產者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伴隨著濾食性魚類的捕撈,大量的碳直接從淡水中移出,間接降低大氣中的二氧化碳而發揮碳匯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釋義:第50條》還提出:養殖500g鳙魚可從水中吸收57.85g碳;養殖500g白鰱可從水中吸收60.75g碳。選擇以鰱、鳙魚等濾食性魚進行養殖,利用食物鏈原理,消耗水中的富營養化物質,達到增強淡水漁業碳匯和調節水質、保護飲用水源安全的目的。鰱鳙魚是水體初級生產力的高效轉化者,如果其資源量過低,就會影響水域生態系統中正常的物質轉移和能量流動,造成生態失衡,初級生產者初低級消費者(鰱鳙等)少→中高級消費受阻,伴隨的就是,初級生產→初級消費→自我分解→再生產的惡性循環,最終導致水華等水體富營養化現象。1959年四大家魚在鄱陽湖漁獲物中占10%~15%,但目前只有7%左右,可以通過增殖放流等高效手段,同時強化禁漁期制度和加大非法捕撈執法,逐步提高四大家魚的天然資源量。目前鄱陽湖除禁漁期3個月外常年允許漁業生產,這種長時間、無序化的捕撈超過了資源的可再生能力,應當加強頂層設計,合理規劃禁漁制度。在發展到一定階段,構建適合鄱陽湖漁業可持續利用的定法定點定期定人捕撈制度。此外,積極規劃建立四大家魚健康養殖示范基地,發展壯大四大家魚深度開發龍頭企業,實行良種、良法,圍繞優質、高產、高效的生態經濟,努力實現漁業產業生態化。通過適度捕撈將初級生產力轉化為鰱鳙水產品移出,同時通過漁獲物分析,調整增殖放養量,并適度補充草魚、青魚,即防止水體富營養化,保存生態平衡,又增加可捕撈量,圍繞高效生態、優質安全的總體目標,推進鄱陽湖生態經濟型漁業產業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2.鄱陽湖“四大家魚”的休閑漁業前景展望
休閑漁業的核心吸引力是能夠讓人們快速建立“天人合一”的關系,進入親近自然和享受生活的放松狀態,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休閑漁業已成為人們休閑娛樂的一種重要形式,深度發掘傳統漁業的休閑娛樂屬性逐步具備了經濟上的可行性與必然性。鄱陽湖自然條件得天獨厚,“四大家魚”又是經過一千多年人工選擇的優良水產品種,非常適合進行休閑漁業開發。同時,我們也應當明白,在休閑漁業中處于主體地位的是“漁“,而不是“魚”,即休閑漁業應當重點關注消費者的行為理性,而不是生產者的經濟人理性。通過讓消費者享受貼心的產品與服務,獲得良好的體驗,實現最高附加價值。筆者利用4大類休閑漁業可利用的資源構成核心吸引力,以及由生態經濟和新型城鎮化雙輪構成的休閑漁業核心驅動力構建了休閑漁業發展模式。休閑漁業也是漁業產業鏈的重要延伸途徑之一,在開發新的休閑旅游資源的過程中,可以把鄱陽湖一些風景獨特的漁村小島,轉變成休閑旅游寶島,將漁船等科學改造成休閑娛樂設施,漁民培訓轉型為休閑漁業的經營者和服務人員,在保護漁業生態環境和漁業資源的基礎上,實現了傳統漁業產業鏈的改造升級和延伸。
三、結語
1.1目前,由于各學者學科背景的差異性,針對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度評價的側重點不同,給出的相應指標體系并未達成一致看法.因而,在對不同區域環境與經濟協調度評價時,應避免盲目效仿,而應從研究區域實情出發,合理選取評價指標.為此,本文以協調發展理論內涵為依據,從區域環境與經濟發展特征出發,遵循指標科學性、系統性、可獲取性的原則,參考了近些年發表的關于環境與經濟協調度評價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標體系,并對使用頻率較高的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和獨立性分析處理后[23],最終選取了27個評價指標構成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1.2數據來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數據及相關計算主要來自《山東統計年鑒2013》[24],部分數據來自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年鑒》.
2研究方法
2.1數據處理與指標權重賦值
2.1.1數據處理由于評價指標體系選取的指標較多,為了消除指標間量綱的差異,使數據之間具有可比性,需先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數據無量綱化通常采用極差標準化處理,用于計算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中不同指標的功效系數。
2.1.2指標權重的賦值不同指標在評價系統中的重要性不同,當前學術界對指標權重賦值采用的方法眾多,主要分為主觀賦權法和客觀賦權法.由于每種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別求出指標權重后,再將兩種方法所得權重進行綜合處理,結果即為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各指標權重。
2.2協調發展度模型
根據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狀況,借鑒相關協調發展研究[3]的基礎上,從耦合協調發展定義出發,建立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模型。協調度只是反映f﹙x﹚與g﹙y﹚兩個子系統有序發展關聯性和互動耦合作用,并未體現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整體“功效”和“協同”效應.為此,在協調度的基礎上引入協調發展模型,以進一步反映區域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整體協調綜合發展程度。通過﹙4﹚、﹙5﹚兩式,測算了山東省2003年以來10a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綜合效益、綜合評價指數、協調度及協調發展度,協調發展度類型劃分標準見文獻[28].
2.3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預測
預測是進行決策與調控的基礎,現有的預測方法主要有回歸分析法、時間序列法等,這些方法難以適應系統復雜、數據量少的問題.灰色系統GM﹙1,1﹚模型不僅預測精度高,也能在數據有限、系統復雜的情況下有很好的預測效果[29].為了深入探究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在未來發展趨勢及演變情況,在協調發展度結果的基礎上,通過GM﹙1,1﹚模型對其未來協調發展度進行預測.
2.3.1協調發展度預測根據GM﹙1,1﹚預測模型,得出社會經濟預測模型為。
2.3.2預測精度檢驗為了檢驗模型預測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據式﹙6﹚、﹙7﹚得到2003−2012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預測值﹙見表4﹚,并將預測值進行殘差檢驗和后驗差檢驗[30],結果均滿足預測模型精度要求.根據表4預測值,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誤差都較小,平均相對誤差分別為0.96%、2.19%.故在未來經濟波動幅度不大的情況下,本文所建GM﹙1,1﹚預測模型可以用來進行預測.
3結果與分析
3.1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效益時序變化分析從圖1可以看出,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總體上呈現出明顯的上升的趨勢.從時序發展速度來看,社會經濟效益指數發展變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緩之外,其他時間段均為均勻快速上升增長.與社會經濟相比,生態環境則呈波浪形緩慢曲折發展.生態環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發展較快外,其他時間段平緩發展,且慢于社會經濟.從效益指數值來看,生態環境效益初始值較高,但發展緩慢,且在2003−2006年為負增長,因而10a內變化量不大,社會經濟效益初始值雖較低,但發展速度快,效益指數與生態環境差距不斷縮小,自2010年超過環境效益后一直處于快速增長狀態.從效益指數變化幅度來看,社會經濟效益變化幅度大,平均年變化率為8.89%,生態環境變化幅度小,年均變化率僅為0.75%.這一方面說明經濟發展在生態經濟系統中占主導地位,另一方面也體現出環境對生態經濟系統發展的制約作用.山東省是環渤海地區的經濟大戶,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設影響最明顯的地區之一.因此,在快速發展經濟的同時,山東省要積極做好環境保護工作,努力實現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雙向促進和良性循環協調發展.
3.2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分析圖2為協調發展時序動態,從協調發展類型來看,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處于0.660~0.852之間,即從初級協調發展階段向良好協調發展階段轉變,說明山東省當前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狀況良好.根據協調發展度類型劃標準,協調發展度可以明顯分為3個階段:2003−2004年為初級協調發展階段,2005−2009年為中等協調發展階段,2010年后開始轉入良好協調發展階段.在初級協調發展階段中,經濟發展一直滯后于生態環境,屬于初級協調發展類經濟滯后型,說明此階段山東省生態環境發展狀況較好.在中等協調發展階段,雖然經濟發展仍一直滯后于生態環境,但由于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二者之間的距離不斷縮小,到2009年時,生態經濟轉變為經濟環境同步發展型,反映了此階段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相互協調,比例配合得當.在良好協調發展階段,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距離繼續縮小,協調度不斷提高,并在2010達到協調度最高點之后由于社會經濟繼續快速發展,生態環境開始滯后,生態經濟在2012年開始轉變為良好協調發展環境滯后型協調發展類型.在圖2中,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綜合評價指數和協調發展均呈平穩發展態勢,反映了各指數內在的互動關系和相互約束作用.生態經濟協調度一直處于較高水平,而綜合評價指數則相對較低,表征了在測度時間段內,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兩個子系統雖是協調有序、相互影響,但由于各子系統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統整體功能增強,因而協調發展度未能達到較高水平.在此階段,協調發展的制約因素主要是綜合評價指數,反映了在一定時期內,生態經濟系統協調發展的主導方向是不斷加強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相互影響、協同共生、促進物質交換頻度的同時,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強系統整體功能.
3.3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預測結果根據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預測模型,通過式﹙4﹚、﹙5﹚計算得到2013−2030年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和協調發展度發展狀況,其發展趨勢見圖3.按照現狀預測,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和協調發展度發展趨勢將總體上處于先上升后下降狀態.在協調度中,協調度曲線自2010年達到最高點之后逐漸持續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于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滯后,使得原本處于協調一致狀態的兩個子系統數量上比例失調,結構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進和協同一致的交換匹配,導致二者之間的演化趨勢背離系統整體的良性互動,從而引發對生態經濟系統的負反饋調節和約束作用,促使其協調度不斷下降.協調發展度曲線初期由于系統綜合評價指數的提高而在發展初期不斷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達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態系統協調度不斷下降的制約和瓶頸作用,使得協調發展度在達到最大值之后開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趨勢.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進生態經濟系統的協調發展不僅要體現系統總體功效的協調,也要達到系統內部結構的和諧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自2003年10a以來協調發展變化作出的預測,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結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設勢必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山東省生態經濟的協調性,特別是對生態環境的負向影響.因而,這種只重視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以環境保護發展滯后為代價的發展模式,是難以維持區域的生態環境協調可持續,必須在當前及未來的發展中引起高度重視.
4結論與討論
本文運用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進行研究。這樣既可以客觀賦權,使分析更為科學,在因子分析的結果上進行聚類分析,又可以使分析結果更加直觀和深入[6]。選取我國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2005年—2012年的相關數據(因自治區多個指標缺失,故未將其列入研究范圍),原始數據均來自與相關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不能直接獲取的數據是通過相關公式進行換算求得。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之前,有必要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將實際值轉化為評價值,包括指標的同趨勢化和標準化處理。
二、實證分析
(一)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的靜態分析通過運用同一年份數據資料,對我國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之間的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進行比較分析。以下根據2012年的數據運用因子分析和聚類方法,采用SPSS軟件和Arcgis軟件進行分析。1.因子分析:對各變量的適度性進行檢驗,通過計算得到的KMO值為P0.77>0.5,Bartlett球形度檢驗的近似卡方值為3701.008,P<0.001,高度顯著,說明所選變量間的相關性強,因子分析的效度較高,滿足因子分析的前提條件。根據因子分析原理,建立相關系數矩陣并計算其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前4個因子的累積方差貢獻率為75.564%,已能夠代表原始數據的大部分信息,故提取這4個因子進行分析并對其進行命名,具體如下:第一公因子在每萬人廢氣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每萬人廢水排放量、地區生產總值能耗、每萬人固體廢物產生量等4個指標上有較大的載荷,主要反映了污染物排放水平和能耗水平,體現了社會生產過程中有害物質對于生態環境的破壞程度以及各省在減少污染排放方面的力度。可將其命名為“節能減排因子”;第二公因子在單位產值電耗、單位產值用水量、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等3個指標上載荷較大,主要反映了能源的利用、資源的再循環的水平,可將其命名為“資源循環利用因子”;第三公因子在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提高比率、總資產貢獻率增長比率等2個指標上載荷較大,主要反映了創新對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效益,可將其命名為“持續性創新因子”;第四公因子在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垃圾無害化處理率等2個指標上載荷較大,主要反映了生態化持續發展的一些基礎條件,可將其命名為“生態化潛力因子”。因子命名與之前構建的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評價指標體系中的二級指標名稱基本吻合,可驗證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的合理性以及因子分析結果的可信度。從表1中的各公共因子上看,對于節能減排水平,民營經濟結構較高級地區和資源能源較缺乏的地區排名靠前,而民營經濟結構較低級、資源能源較豐富的地區排名靠后,東部地區遠遠優于中西部地區。對于資源循環利用水平,循環經濟較發達地區排名靠前,循環經濟較落后的地區排名靠后,東部地區整體優于中西部,中西部地區差距不大;對于持續性創新水平,處于民營經濟快速發展階段的地區排名靠前,民營經濟扶持力度較弱的地區排名靠后,東中部地區差別不大,西部整體上落后于中東部。對于生態化潛力水平,生態環境較好的地區排名靠前,生態環境較差的地區排名靠后,東中西部地區之前的差別不大。從綜合因子得分可知,位列第1的北京市領先優勢十分明顯,其綜合得分比位列第2位的上海市和第3位的天津市高出了兩倍多,而處于發達水平的8位省市的均是東部省市。處于中等水平的13位省市幾乎為中部省市,而處于落后水平的省市除了山西均是西部省份。因此,可以看出,我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生態化發展不平衡,其生態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具有較強的正相關性。2.聚類分析:以因子分析得到的因子綜合得分作為變量,對各省市(直轄市、自治區)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生態化水平進行聚類分析。采用系統聚類法中的組間平均連接法,以平方歐式距離為度量標準的聚類方法,對各省(直轄市、自治區)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生態化水平進行聚類分析。結果顯示:可將各省(直轄市、自治區)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可以劃分為四大類型:第一類為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領先區,僅包括北京1個地區,北京市在節能減排、資源循環利用、持續性創新和生態化潛力方面都有較大的優勢,其因子綜合得分排名第一,具有絕對優勢。第二類為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發達區,在節能減排、資源循環利用、持續性創新和生態化潛力上均存在一定的優勢,包括上海、江蘇、海南、浙江、廣東、天津、山東、江西8個省市。第三類為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中等區,包括遼寧、湖北、湖南、吉林、重慶、福建、四川、安徽、河南、河北、廣西、陜西、內蒙古13個省市(自治區),這些省市在資源循環利用、持續性創新、節能減排和生態化潛力方面都處于中等水平。第四類為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落后區,包括貴州、黑龍江、山西、云南、寧夏、甘肅、新疆、青海8個省(自治區),因子綜合得分排序也處于落后地位,在資源循環利用、持續性創新、生態化潛力和節能減排方面均存在較大的劣勢。
(二)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的動態分析根據上述劃分的四大類型,對進入新世紀以來這四大類型地區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的變動趨勢進行分析。選取了2005年—2012年共8年的數據,對不同年份四大地區民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發展的趨勢進行分析。以15個指標為分析變量,以所屬地區的指標值平均值作為每類地區每年的各指標值,運用主成分分析法,由相關系數矩陣計算其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前四個主成分的累積方差貢獻率達到了88.399%,故提取了這四個主成分加以分析,計算出主成分綜合得分。動態水平分析結果顯示:自2005年以來每類地區的主成分得分呈遞增趨勢,這與現實也是相符合的,我國從提出科學發展觀以來,各地區已開始注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向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生態文明方向努力,從而使得各地區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生態化水平有所提升。從整體來看,領先區、發達區、中等區、落后區的總體格局未發生變化,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本文聚類結果的合理性。同時可以看出,在2005年—2008年間,四類地區的差距保持不變,但2008年—2012年期間,中等區的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在逐步提高,領先區和發達區在波動中上升,落后區在曲折中略有上升,且與其他地區差距越來越大。通過上述實證研究,靜態分析結果表明我國各省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差異較大但是具有聚類性,可根據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差異特點劃分為四大類型:領先區、發達區、中等區和落后區;動態分析結果表明,我國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在波動中逐步上升,但四大類地區之間差異在逐步擴大。四大類地區之間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的差距是有多方面原因造成,從上述實證分析可得各類地區民營經濟的發展基礎不同、發展階段和發展思路存在差距、區域要素投入和國家相關政策等為主要影響因素。
三、提升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的路徑
1.1科技的進步促進了農業資源的充分利用,對環境的污染進行降低,促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生態農業的發展是現代化科技技術成功和傳統的農業精華進行有效的結合。它可以充分的重視生物的多樣性和生物的共生,將間作套中就似乎惡化立體技術在農業生產中有效的利用,并且將空間進行多次多層的利用,降低系資源的有效投入;同時,還必須要將農業、林業、畜牧業等進行有效的結合,充分的使用原料,并且有效的變廢為寶,提高農業生態系統的生物轉化率和農業廢棄的再生循環,有效的對資源的有效性和農業生產發展之間的需求的增加之間的矛盾有效的環節;對于生態農業技術的發展還必須要重視對新技術的改進,通過使用生物肥料和化學、物理等病蟲害的綜合防治的技術的使用,減少農藥的使用量,減少降低對環境造成的污染,促進農業的發展。
1.2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就是對生態農業進行發展國家的發展必然離不開對自然資源條件的依賴性,一個地區的農業資源的量直接決定了當地的農業的發展速度,即使在科技技術較高的過程中也很難以改變這一事實。近年來,隨著工業用地和城市用地的資源不斷的對農業用地的減少,使得我國人均的土地資源越來越少,而且人均的土地面積卻相對于較少,和世界的水平相比起來較少了很多。生態經濟兩者的不協調。矛盾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農業的自然資源相對于較少。同時,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斷的提升,對于農業生產的需求也在不斷的擴大,對于農產品的要求也是需要綠色安全無公害的產品。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必須要不斷的推動綠色發展和無公害產品的發展,并且不斷的走出一條公害相對于較少、效益較好,并且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1.3建設和發展和諧的社會就是發展生態農業當前情況下,大力發展生態農業不僅僅是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同時也可以使得我國的農業得到一定的發展。城鄉之間的差別的存在和擴大,一方面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度,同時對農村的發展也帶來了一定的制約的影響,如果一些問題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一旦出現矛盾那么就會出現很嚴重的后果,給農村的發展帶來了不利的影響,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業的發展注重的是科學發展觀,并且堅持以人為本和因地制宜的原則,對其進行合理的規劃,減少因為廢棄物而導致的環境污染的現象,建設利于生態環境的發展,促進農業的高效利用,實現農業產品的清潔化和無公害化,保證人們的身體健康。
2實現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措施
2.1倡導綠色有機農業經濟綠色的有機農業是建立在循環生態環境系統且保持自身運行規律的基礎上的,據有機農業的生產標準顯示,要選擇生態環境良好的種植基地,且在進行生產的過程中不使用任何化學合成的肥料、生長調節劑、農藥以及畜禽飼料添加劑等物質,也不采用任何基因工程的方法產生的生物,通過實施一系列可持續發展的技術,經過第三方嚴格的認證的農業生產體系。在農業經濟的發展中,綠色有機農業是其高水平的發展階段。綠色有機農業的發展能夠降低目前你農業中的生產壓力,還能夠促進農業生態環境的恢復;綠色有機農業的發展能夠減少農藥和化肥的使用量,減低因農業生產帶來的污染;綠色有機農業是一項勞動性密集的產業,為農村的的勞動力長夜就業帶來了新的希望;綠色有機農業生產的農副產品,更能滿足現在的國際化市場需求,能夠提高農業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2.2用科技引領生態農業建設要發展生態農業必須依賴科學技術,而且生態農業是由一定的系統研究工程的研究方法以及生態原理等方面的元素最終形成了一種比較新型的農業發展模式。因此,必須在生態農業發展的基礎上不斷的對以前的經驗進行總結,從而使得技術之間有了一定的優化、組合,并且從而使得農業技術得到大力推廣,就像對農業技術進行大力的推廣使用,就像更好的開發清潔能源、農業廢水分散治理及循環利用、綠色食品開發、廢棄地生態恢復、生態復合肥料等,生態農業建設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促進我們現代科技的推動。而且同時,加強生態農業的發展,應加強對勞動者的文化知識水平、生態農業人員的提高和發展,并且同時加強其文化素質。對于那些高水平的、有較強創新能力的學科帶頭人能夠更好的對其培養,形成優秀創新團隊和創新人才,為生態農業發展提供技術支撐。
2.3加強政府對于循環經濟的引導性作用在循環經濟過程中,發揮政府的帶頭作用,在發展過程中投入一定的資金,引導農業循環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對于以點帶面形式的利用,從而使得農業經濟發展的質量得到更好的提升,一定程度上促進農業經濟循環模式的作用。以使得農業生態環境的改善為出發點,綠色環保循環經濟的快速發展得到更好的促進。應該根據綠色環保的發展理念,在發展過程中綠色環保理念的重要性有更好的意識。農業生產環境能夠保持持續穩定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來促進農業健康的發展,由此保證農業循環經濟發展質量滿足實際中的需要。
3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