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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教育的起源范文第1篇

江蘇省人民政府法制局：

國務院法制局將你局《關于人員被收容教育期間其工作單位對其工資福利等問題應如何處理的請示》（蘇府法函字〔1997〕16號）轉我部研究處理。經研究，現提出如下處理意見：

關于人員被收容教育期間其工作單位對其工資福利等應如何處理問題。我們認為，如此類人員仍與企業保持勞動關系的，在被收容教育期間，其原享受的工資、獎金、福利費和各類補貼等待遇應停止執行，由企業酌情發給生活費。如收容教育期滿回企業后，繼續從事原工作的，企業應恢復其原享受的工資、獎金、福利費和各類補貼等待遇；調整工作崗位的，工資、獎金、福利費和各類補貼等待遇由企業重新確定。若此類人員屬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人員，應比照《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的“在執行勞動教養期間或者犯罪服刑期間，其工傷保險待遇可以發給”的規定執行。

勞動教育的起源范文第2篇

中華民族是勤勞勇敢的民族，正是這種勤勞才創造了上下五千年的燦爛文明。一代人的成果與發展，就是靠吮吸前輩人勞動的果汁，并為下一代創造勞動成果來進行的。因此，勞動是我們生存于世的最為神圣的活動，勞動是我們每個公民必備的素質，同時勞動又是我們應盡的義務。

一、對目前學生勞動素質的反思

勞動素質教育是培養學生熱愛勞動的觀點，培養熱愛勞動的習慣，逐步形成艱苦奮斗、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珍惜勞動成果的品德。少年兒童是祖國的花朵，祖國建設的接班人。然而，縱觀少年勞動素質和勞動習慣的現狀，不得不令人擔憂。人類賴以生存的最基本條件——勞動，正在一片溺愛的氛圍中被淡化。學生的勞動觀念淡薄，生活自理能力差，對勞動教學不感興趣。我曾經對六年級家處農村的學生作過調查發現，36名星期天與父母一道參加過力所能及的勞動僅有1名，自己洗衣服的7名，自己煮飯炒菜的4名，父母給零花錢的29名。更讓人憂慮的是：花錢“代勞”的事在校園也悄然發生。如花兩毛錢請人打掃教室，花一毛錢雇人做作業等等。從這些天之驕子、掌上明珠的身上，我們不難看出現在少年兒童勞動素質的現狀，不能不引起家庭、學校、社會的廣泛關注。

究其成因：一是家庭教育的誤導。當前90%的獨生子女是家庭的中心，無論是男是女，皆為父母的心肝寶貝，捧在手里怕摔，含在口里怕化，風不能吹，雨不能淋，日不能曬。他們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唯一的任務是學習。只要孩子學習好，父母再苦再累也無所謂。這樣的家庭教育，不僅化解了學校有限的勞動教育效果，而且使孩子的生活能力得不到鍛煉，不知不覺鑄就了怕苦怕累、不愛勞動的習慣。二是學校勞動教育也存在問題。絕大多數學校既沒有勞動教育基地，而勞動課的教學又只限于紙上談兵，甚至有些老師把勞動課置于冷落位置，讓語文、數學占領了“市場”。一些勞動教學落實的班級，學生在校勞動表現不錯，但回到家里又成了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小皇帝”、“小公主”，難怪有人說：“5+2＝0”，就是說5天的教育加2天的星期天等于沒有教育。

在西方國家，父母十分重視孩子的勞動教育。他們盡量主孩子自己由發展，做自己歡喜做的事，從小培養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如日本小學生定期舉辦“田間學校”、“孤島學校”，讓孩子從小就經風雨、見世面，以培養他們吃苦耐勞的精神和克服困難的毅力。由此可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十分重視兒童勞動素質的培養。

二、學生勞動素質的培養

1. 家長要轉變觀念，重視孩子勞動素質的培養。家庭教育是勞動素質教育的重要一環，而家長觀念的變革是至關重要的。俗話說：“少小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孩子多數時間生活在家庭，家長勞動觀在極大程度上影響著孩子勞動素質的培養。困此，培養孩子良好的勞動素質，就歷史地落在了家長的身上。目前，有些家庭條件不錯，或父母都是雙職工，或家處農村的家庭，有余錢剩米，或有大量的存款，用不著孩子勞動。但如果嬌生慣養，孩子成為四體不勤、五谷不分，躺在父輩的財富中享受榮華富貴，到時終會坐吃山空、使萬貫家財煙消云散。古今中外，眾多誤入岐途的人，皆始于從小好逸惡勞。所以，為了孩子的明天，為了祖國的前途，民族的興旺，每一位家長都必須重視對孩子勞動素質的培養。

2.家長要創設環境，注重對孩子勞動習慣的培養。18世紀歐洲最偉大的思想家盧梭說過：“在人們生活中最主要的勞動訓練，沒有勞動就不能有正常人的生活。”可見，父母要使孩子將來能夠自己享有正常人應有的生活，在家庭中讓孩子參加必要的勞動煅燒是必不可少的。懦勒·凡爾納說：“從兒童時代就知道勞動是生活規律的人，從青年時代起就懂得糧食是用汗水換來的人，就能夠做出業績來。因為在必要的日子和必要的時刻，他就會有完成業績的意志和作者功績的力量。”不錯，要使孩子將來能夠有所作為，家長必須讓孩子參加必要的家務勞動和力所能及的生產勞動，用勞動的汗水洗掉孩子身上的嬌氣和傲氣，讓孩子從小就懂得幸福生活要告勞動創造，勞動永遠是光榮的事。

3.學校要重視勞動課教學，讓知識與能力并舉。指出：“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對學生素質的培養，學校教育起著重要的作用。然而，高考的指揮棒，左右著學校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轉軌。死讀書、讀死書、死記硬背、“題海戰術”、模擬練習、地方資料、知識競賽、作文訓練、數學奧林匹克等等滿天飛。小學為早晨8點以前早讀，上午4節課，下午2節課或3節課，晚上為家庭作業，星期六為各科興趣活動，星期天文化宮跳舞、彈琴、書畫等等。請問，十歲左右的小孩哪有那么大的精力應對這么多繁瑣的事情。“高分低能”、厭學棄學導致學生畸形發展，應當引起學校的高度重視，引起社會各界的注意。

學校勞動課是培養學生勞動素質的主渠道。它不僅是教會學生一種技術，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創造思維，在與同伴的合作中發現自己的特長和自身的價值。所以，擔任勞動節課的老師，應以多元化的教學方式為主攻方向，積極進行勞動課教學改革，加強勞技訓練，實際操作，建立健全勞動實驗基地，讓學生在課中學，在實踐中運用，以達到知識與技能和諧發展的效果。

勞動教育的起源范文第3篇

關鍵詞：體育學科 課程聯系

一、體育與語文

把語文教材和體育教材內容巧妙地結合起來，能為體育教學提供豐富的教學情景，更好的體現“生活即教育”的原理，達到快樂教育的目的，體現快樂的教育思想。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中要根據學生的心理特點，采用教與玩、游戲相結合的形式，選擇學生熟悉的教學內容，把這些內容與學生的生活相聯系，滿足學生的心理需求。讓他們自覺主動地參加活動，提高課堂教學效果。如在負重搬運的教學中，可結合語文教學中《挑山工》創設情景；在側手翻、障礙接力教學中，可結合語文教學中《山里的孩子》一課的創設情景。

二、體育與數學

在體育活動中有許多內容與數學知識密切相連，把數學知識融于體育教學中能提高教學效果，同時對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探究能力等也有積極的作用。如在報數練習時，可以讓學生按奇數或偶數報數，在進行游戲活動時可采用“叫號結合、明七暗七、叫號摸位”等練習，在“叫號結合”的練習中，可以加強游戲的難度，結合加減法的方法玩。這些練習可以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和反應能力。教學中還可以讓學生動手自己量一量操場的長和寬，籃球場的長和寬；測一側籃球、排球、足球的周長，以培養他們的實際操作和探究能力。

三、體育與英語

把體育與英語相結合進行體育教學，可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參與性，增強課堂教學情趣，且能使學生獲得英語知識，可謂一舉多得。如2008年奧運會的主題口號是“one world，one dream”，即“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集合開始部分的報數練習可以用英語數字one two three進行，整隊時“立正、稍息”等口令可用英語“attention、atease”來代替等等。而在結束部分的放松和整理活動時則可用英語歌曲來進行，使學生在輕松、愉快的氣氛中學得有趣。練得高興。

四、體育與物理

把體育教學與物理相結合的教學，能有效地提高學生的運動成績及能力。如短跑教學中“蹲據式”起跑，大小腿的夾角，兩腳的占位及身體重心等：跳遠、跳高、投擲運動中起跳、投擲的角度，起跳、出手的初速度等。都直接決定成績，又如跑步時，跑彎道必須是逆時針方向，主要就是克服向心力對心臟的影響等。再如質量大、慣性大在籃球上籃時的影響。所以在體育教學中，與物理知識貫穿聯合起來，使學生練得清楚、明白。

五、體育與化學

體育與化學教學的關聯就是運動后體內產生的廢物及營養物質攝入在體內發生的化學反應。如大運動量后體內產生的乳酸引起肌肉酸痛，如何減輕并消除這些酸痛：運動后喝可樂、礦泉水、葡萄糖、蜂蜜、吃水果這些物質在體內發生不同的化學反應，這些都是與化學相聯系的。

六、體育與生物

體育與生物教學的聯系更加密切，如興奮劑的問題，就是高科技的生物與化學相結合的產品。體育田徑教學中，短跑類學生主要是進行無氧耐力的訓練；中長跑學生主要是進行有氧耐力的訓練，以及學生在跑的過程中，出現“極點”與“第二次呼吸”這些過程都與生物學有關。

七、體育與政治

體育的發展與政治密不可分，政治決定體育的發展。體育又影響政治。如美、蘇冷戰期間，第二十二屆、二十三屆奧運會兩大政治集團相互抵制：再如各屆、各類運動會的申辦。這些都是與政治經濟密不可分的。如我國申辦2000年奧運會的失敗及2008年奧運會成功申辦，這與我國在世界政治地位提高成比例，2008年奧運會的舉辦又是我國政治體育史上的大事，全國上下齊心協力辦好這屆奧運會。

八、體育與歷史

任何事務的發展都有它的歷史，如乒乓球運動成為我們的國球，但它起源于19世紀70年代的英國；足球雖起源于我國唐朝宮廷，但它興起于歐洲。因此。各項體育運動都有它發展的歷史。我們在體育教學中向學生講述這些歷史能豐富學生的知識，提高他們學習體育與歷史的興趣。

九、體育與地理

體育運動中包含了一些地理知識，如我們修建的室外田徑場、籃球場等按要求應該南北向，而不是東西向；再如高原訓練在海拔幾千米以上，主要是增加運動員的無氧耐力水平及體內白細胞的數量，這些都與地理有關。

十、體育與音樂

體育教學中，教師根據年齡和心理特點，巧妙的運用各種音樂進行教學，這樣能活躍課堂氣氛，感染學生的情緒，讓體育課變得生動活潑，富有情趣，給學生一種愉快的情感體驗，使他們積極主動地投入到體育學習中。例如：在興趣激發階段播放活潑歡快、節奏明快的音樂，可以振奮學生的精神，提高神經系統的興奮性。又如兔子舞、各種韻律操的音樂等；歌曲《拍皮球》、《閃爍的小星》可以讓學生起到調節放松和感染情緒的作用，跳躍練習中播放歌曲《小青蛙找家》等，能讓學生積極投入到各種練習中去。音樂進入體育課堂是體育教學改革的必然，在體育教學中巧妙地把音樂運用到教學中，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十一、體育與美術

把體育與美術結合在一起，可以拓展體育教學內容，提高學生的藝術視覺，培養學生豐富的想象力和思維能力，同時培養他們發現美和創造美的能力。教學中教師要從教學的實際情況出發，充分利用寬闊的場地，形式多樣，色彩各異的器材，激發學生的學習欲望，豐富教學內容，增強體育教學效果。如白色的壘球可以作為煙囪冒出的煙花，色彩斑斕的跳繩和接力棒可以擺出跑道、字、飛機等各種圖形。即使同一器材在教學中也有一物多用，一物實用、一物新用、一物巧用的作用。

勞動教育的起源范文第4篇

關鍵詞：治事之學；中國古代；士子；實學

作者簡介：路寶利（1969-），男，河北省香河縣人，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在讀，河北科技師范學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史、職業教育思想；趙友（1957-），男，河北玉田人，河北科技師范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與傳統文化；宋紹富（1958-），河北樂亭人，河北科技師范學院高級政工師，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

基金項目：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民間傳統學徒制度與職業人才培養研究”（批準號：HB11JY034），主持人：路寶利；河北省社會科學發展研究課題“中國古代職業教育思想研究”（批準號：201103327），主持人：趙友；河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課題“河北民間著名工藝技術傳承與人才培養問題研究”（課題編號：JRS-2011-3049），主持人：路寶利。

中圖分類號：G719.2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7518（2012）10-0092-05

經學與治事之學共同創造了中國古代教育文明。因經學主宰教育歷史久遠，與農工商賈實才直接相關的治事之學少有關注。在古代經學教育體系之中，一直流傳著士子治事之學，其對于民間技術教育與專才學校具有持久的示范作用。厘清其形態變遷、核心理念、關鍵特征對于職業教育史研究或現代職業教育實踐均有啟發。

一、治事之學存在的合理性

（一）“材各異”個體差異性

治事之學存在的合理性源于治事之才的客觀存在。非是所有人均是治國之才，多數人乃治事之才。孔子曾言：人有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學而不知三類；其后董仲舒又有“性三品”之說；《墨子·耕柱》記載：“譬若筑墻然，能筑者筑，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后墻成也”。另以木、鐵自然屬性不同，說明教人必須因材施教的道理:“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能,而木之性不能鑠也。以為器,木以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淮南子》；傅玄則提出：“為師者”需“大匠構屋，必大材為棟梁，小材為榱橑，茍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也”。即好的工匠在造屋子時，不浪費一寸的木頭，使大小木材各盡其用。又以“土與鐵”性能不同說明要物盡其用，即“土不可以作鐵，而可以作瓦”。傅玄認為：“龍舟整揖，王良不能執也；驥驟齊行，越人不敢御也，各有所能”。又《長短經·知人》記載，人有“九流”之殊，“四德”之異，需認真觀察識別才使“執偽者無地而逃”。顏元培養“百職”專門人才，一方面源于“業各殊”的社會分工理論，另為“材各異”的人才差異論斷。[1]

（二）農、工、商、虞各致其用

治事之學存在合理性源于社會人才需求多樣化。可以說，人類發展的歷史也是社會分工不斷深化的歷史，社會分工基于效率原則。一個社會的良性運行，需要官吏、農夫、匠器、商旅等各式人才。《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司馬遷主張農、工、商、虞并駕齊驅，各致其用，但并非每個人均可成為既能治國且能治事之才。由此，孟子提出勞心者與勞力者的階層劃分。孟子主要觀點：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大人勞心，小人勞力。且孟子舉例以證“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盡管存在等級思想，但分工理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春秋戰國時期養士之風盛行。在“士”群體之中并非皆“治國平天下”之材。《呂氏春秋》作為集百家思想于一體的著作，其中涵蓋著天文、農業、手工等諸多知識與技術等。“士與百工地位相分”不拘一格尊重人才，極大激發了各種人才脫穎而出，諸如著名工匠魯班、李冰等皆載入史冊。各諸侯國吸納了各種各樣的人才，其中既有治國安邦之才亦有科技人才。以后諸代，傅玄、司馬遷、顏元等皆提出多樣化人才觀。

（三）教育類型多樣化與活力

治事之學存在的合理性源于教育類型多樣化的需要。人類教育起源于原始社會，主要特征表現為教育寓于原始人群生產與生活母體之中。原始社會勞動教育是普通教育史與職業教育史的共同起點。原始社會末期，古代知識分子開始出現。諸如巫、卜、史、貞人等原始知識分子皆是體腦分工的標志。自此，教育開始分化為培養“勞心者”與“勞力者”兩種類型。巫等作為最早脫離物質生產的知識分子，他們成為掌管宗教、巫術、醫藥、天文歷法和文字記錄的專業人才。夏商周時期，教育開始以獨立的形式存在。但回顧歷史，重新考究教育在此時代分離對于人類發展必要性的同時，也導致了體力與腦力的分裂，教育與生產實踐的分裂，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分裂。尤其東周以降，三種分裂予以時代的演化。學在官府被打破，私學逐步興盛，至此，官學與私學，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經學教育與治事之學并存。教育類型的多樣化造就了中國古代教育的活力，由此引發了古代教育的豐富與發達。教育類型多樣化并非雜亂無章，以經學主導，以培養治國之才為要。治事之學培養始終處于邊緣化地位，盡管如此，治事之學始終以頑強的生命力伴隨歷史變遷，而且更多時候扮演革命性因素。教育史上治事之學一直是以經學批判者身份出現的。

（四）經世致用文化內在需要

治事之學存在的合理性源于經世致用文化的內在需要。中華農耕文明源于獨特的地理環境。黃河、長江、珠江、遼河等處早期先民共同創造了偉大的大河文明，其決定了中國先民農業生產方式以及所蘊育的文化特質是經世致用。自古中國以“禮儀之邦”著稱，其源于農耕生產方式對于和平、穩定提出了強烈訴求。自上古時代，古之先賢為農耕文明奠定了“協和萬邦”的治國理念，自此，“和平”的追求一直貫穿于中華民族的發展史。自大禹治水起，古之圣賢均以國計民生為要，無論政治、經濟、教育皆凸顯經世致用之取向。先秦諸子，因個性不同而有爭鳴。如儒家培養君子，教以六藝；道家培養真人，以自然為師；法家培養吏師，以法為教；墨家培養兼士，以道術為本。但經世致用貫穿于百家之學，無論儒、道、法、墨等皆以現實世界與現實變革為追求。以經世致用之哲學，儒家不器提出“齊家、治國、以平天下”；道家絕巧以為“不爭莫之能爭”、“無為而無不為”而至“君子南面之術”；墨家兼士“以除天下之害，興天下之利”；法家“耕戰”以求富國強兵。漢代，“獨尊儒術”除因文化專制因素以外，百家多樣性統一為其內在因素。但治事之學作為詮釋中國經世致用文化內在需要，其傳統地位邊緣化值得深思。[2]

二、治事之學實踐變遷

（一）六藝造士

西周以往，六藝造士首創治事之學。周公首倡禮樂制度，對于“六藝”教育貢獻頗大。《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古之“六藝”以“職事官吏”為教育目的：禮樂之教以培養職事官吏修養與規范，射御之教以培養職事官吏的軍事技能，書數之教以培養職事官吏才智。“六藝”教育以“實用技藝”為教育內容，如“九數”是指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勾股。從“九數”所包含的內容來看，田地面積的劃分、租稅的合理攤派、土石方體積的計算，各種工程的求證，幾乎處處都要用到它。“獨尊儒術”的漢代與“重振儒術”的唐代，經學一度排擠了六藝，但在小學和私學中書、數、武藝傳授并未中斷。宋代，胡瑗主辦學校又出現以“六藝”為教育內容的盛況。理學家朱熹大力提倡讀經窮理，但也主張小學教育要學六藝。明代學校比宋代又有發展，《明史·選舉制》記載“生員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清代顏元，為補救教育空疏的時弊，大力提倡六藝教育，主張實學實教。其與西方的七藝有所差別，六藝逐步演化為“實用本位”的中國教育體系。

（二）百家實學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之學皆涵蓋治事因子。儒家以君子治國，但有教無類，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但賢人之外，恐怕成為“君子”者甚少，而“器者”甚多。另《論語》之中還包括“多識鳥獸之名”等記載。《論語·學而》提出“使民以時”；《尚書·堯典》記寫了“敬授民時”之說；《禮記·月令》開農家月令先聲；《周禮·地官·司徒》提出“土宜之法”等。儒家以外，其它諸子治事之學更甚。法家商鞅、韓非力主耕戰治國。商鞅把《詩》、《書》、《禮》、《樂》一類著作，劃為鏟除之列，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商鞅變法的第一道政令便是《墾令》。雜家《呂氏春秋》中有《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篇。墨家、農家治事之學更為徹底。墨子以“兼士”為教育目標，其目的為把“農與工肆之人”培養成各從事其所能的“兼士”，強調王公大人、士君子、農人、婦人等皆需做好份內之事。農家《漢書.藝文制》載“農家者流，蓋出于農稷之官。播百谷，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以許行為代表，流散民間，設學收徒，著書立言。[3]

（三）經學載體

秦漢開始，治事之學伴隨經學載體傳播一直沒有停止。漢代經學教育倡導通經致用原則，經師有意識吸收了自然科學知識以充實儒學內容，反映在教育上，就有一師兼教幾科的現象。《后漢書·鄭玄傳》記載鄭玄“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由于經學涵蓋天文、歷法等科學技術，因此漢代經師多博通科學技術等，如東漢賈逵為經學家與天文學家，對于天文官教育和培養具有一定作用。西漢落下閎與東漢張衡盡管均擔任天文官但皆不是世傳疇學。在經學教育基礎上，通過刻苦自學皆成為成就非凡的天文學家，尤其張衡成為東漢時期人文素養與科學技術素養融合的典范。魏晉教育思想家傅玄、顏之推作為受到儒學教育的大師分別提出了人才九品、勞動教育等治事要務。唐代重視科學知識的傳播，著名文人王勃曾說:“人子不可不知醫”，并向長安曹元學習醫術，在朝的文武大臣有不少從事過醫藥、化學、建筑、水利、農業、機械制造等方面的工作。據《唐六典》及新、舊《唐書》記載，人們憑借自己的科學知識和技術可以參加科舉考試，獲得職位，甚至可以官拜尚書。元代歷山書院，起初書院以教授儒學知識為主，由于醫人匱乏，學員開始兼學醫學。

（四）分齋治學

宋代開啟分齋治學至清代已徹底改革。宋代胡瑗為分齋治學的開創者，其著名“蘇湖教法”核心就是分齋治學。胡瑗在其主管學校中，分“經義”與“治事”兩齋，其中“經義”齋基本培養官員；“治事”齋分治民、講武、堰水、歷算等科，為宋代三次興學奠定了理論基礎。范仲淹慶歷興學創建太學，采用分齋教學的形式；王安石熙寧興學創立“三舍法”，三舍法又比漢唐分經教學、分科教學前進了一步；蔡京崇寧興學恢復醫學，新設算學、書學、畫學等專門學校。明代，黃宗羲主張“學貴履踐，經世致用”，在他設計的未來市民社會學校體系中，除經師開經學外，還特別開設兵法、歷算、醫學、射術各科，并各有學官教授。此外，他還提倡所謂“絕學”，如測望、火器、水力等之類的自然科學。清代顏元可謂分齋治學集大成者，規劃漳南書院，陳設六齋。在書院分設“文事”、“武備”、“藝能”、“經史”、“理學”、“帖括”等六齋，分齋教習禮、樂、書、數、天文、地理、兵法、戰術、歷史、時務、詩文、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程朱陸王之學及八股舉業等知識技能。顏元在漳南書院的辦學計劃與教學實踐，開啟了中國古代書院教育向近代實學教育轉化的先河。[4]

三、治事之學的核心理念

（一）教育思想—明體達用

治事之學初始僅是經學的一部分，后逐步成為經學中批判性與革新性因素。經學主導之下，治事之學僅是凸顯經學明體達用的工具所在。即便如此，其對于改造經學或改造教育意義深遠。宋代胡瑗首倡“明體達用”的教育目的即“學以致用”精神，其不僅為此開辟分齋治學，且對新儒學“窮理踐行”思想起到了轉變作用。程朱理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行”的實質為胡瑗“明體達用”的思想演變。朱熹學問體系不僅涵蓋對傳統儒學知識經學和史學的注解，而且包含作為“科學”的歷法、音律、地理等。宋代陳亮、葉適“事功”學派批評理學家空談“性與天命”，對其“靜坐”、“存養”功夫尤為不滿，主張習百家之學、考訂歷代典章名物，以培養對社會有實際作為的人才同樣對于“明體達用”思想繼承。宋代“明體達用”之思想，為明清兩代實學奠定了堅實基礎。明代實學學風由丘濬開創，他所著《大學衍義補》一書，放眼“治平”之術，恢復儒學“有體有用”的真精神。此書被明末實學家陳仁錫所輯《經世八編類纂》列為八種“經世”書之首。明代實學強調“體圍合一”、“學仕合一”，其中，顧炎武、李颙等代表“義利雙行”學派。清代，乾嘉考據學久負盛名的“皖派宗師” 戴震視科技為實學加以提倡，皆是明體達用的體認。

（二）教育目標—百職人才

治事之學突破儒家“君子不器”與“學而優則仕”的人生追求，提出各領域專門人才的重要價值。自漢代，教育史上首先突破“官仕”目標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傅玄。傅玄提出著名的“九品人才論”，《長短經·量才》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機；三曰政才，以經治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日武才，以御軍旅；六曰農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興國利；九曰辨才，以長諷議。此量才者也”。顏之推繼承了傅玄的人才觀，提出教育既不是培養清談家，亦不能培養章句博士，而是要培養國家實際有用的人才。主要包括：“一、朝廷之臣；二、文史之臣；三、軍旅之臣；四、使命之臣；五、興造之臣”等六個方面。宋代胡瑗分齋治學貫徹了傅玄、顏之推的人才思想；清代顏元對此論述最為透徹，認為教育不是培養無益于國家“庸碌”官吏，而是培養“經濟臣”，人才需“以經世致用為宗”。由此，顏元提出了著名的“百職”專門人才觀。顏元認為，要“經世”治國，僅有“君相”與“百官”不行，必須有“百職”專門人才。其舉例“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于水學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5]（《習齋四存編》之《存學編》）。

（三）教育內容—治事實學

與經學崇道重禮比較，治事之學倡導實學。魏晉顏之推首倡勞動教育與藝能教育。《顏氏家訓·勉學》：“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另外，顏之推強調士大夫子弟要“知稼穡之艱難”，學習一些農業生產知識。《顏氏家訓.勉學》言“農工商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為師表，無不利于事也”。宋代陳亮、葉適“事功”學派主張“因事作則”，即教育應該面向社會實際，在博通的基礎上，提倡學習兵法、度員等方面的知識。明代實學代表人物張居正、海瑞、焦竑、徐光啟拋棄道學家游談無根的陋習，更多地關注國計民生之事，諸如農田、水利、河漕、鹽法等。王夫之提倡實學，要士子學習“天下治亂、禮樂、兵刑、農桑、學校、律歷、吏治之理”，否則，國家不能有“可用之士”，其要求“登士于實學”。 顏元主張“實文、實行、實體、實用”，以堯舜周孔所倡導的“三事、六府、三物、六德、六行、六藝”作為“實學”內容，特別強調學習“六藝”以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等生產、軍事方面的知識和技能的重要性，以造就德才兼備文武雙全或有一技一藝的實用人才。

（四）教育方法—習行教法

與經學明理、玄學尚談比較，治事之學倡導習行。傅玄認為，玄學家“才辨”是以“懸言”、“空言”而“利口覆邦國”之“敗德”行為。顏之推繼承了傅玄思想，以鄴下俗諺諷刺“博士買驢，書卷三紙，未有驢字”的食古不化的迂闊之習，教育子孫后代通過讀書學習來“志于行”。明代王廷相提出掌握知識必須從“見聞之知”始，學生需接觸事物，實地學習，才能認識事物，叫做“接習”，其以“閉戶學操舟之術”以比喻此理。另說：“講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謂真知矣。”黃宗羲提倡“學用一致”的教學方法，學歷者能算氣朔，觀測天文氣象；學醫者，根據理論與實踐考核，分三等處理，中等者才許繼續“行術”。顏元明確提出“習行”教學法，指出“習行之學”貴在“實行”“實踐”。認為：“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學編》）。主張學一藝必習一科、驗一方，手腦并用，切忌紙上談兵。“覺思不如學，而學必以習”，并將家塾之名由“思古齋”改為“習齋”。顏元說：“讀書無他道，只須在行學上著力”。《存學編》以習學琴為例：“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為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聞，但以譜為琴，是指薊北而談云南也，故曰萬里也”。

（五）教育方式——各專一事

與經學鴻儒、通儒比較，治事之學倡導各專一事。傅玄在管子四民分業基礎上提出“分業壹事”之思想。其《安民》篇曰：分其業而壹其事，業分則不相亂，事壹則各盡其力……認為“分業”為農、工、商三才發揮各自職能的前提。顏之推于《顏氏家訓.勉學第八》“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宋代胡瑗“治事”齋教學：“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各因其所長而教之。如“治民宜安其生、講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歷算以明數是也”。顏元主張教育要結合學者的個性進行，教學應根據學者材質和興趣制定：“凡弟子從游者，則令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學兵農，某也學水火，某也兼數藝，某也尤精幾藝”（戴望《顏氏學記》）。顏元主張各專其業，各得其用，他說“人之于六藝，但能究心一二端，深之以討論，重之以體驗，使可見之施行，則如禹終身司空，棄終身教稼，皋終身專教而已，皆成其圣矣”（《顏習齋先生言行錄》）。顏元在自己著作中，列舉了許多古今中外的豪杰皆“各專一事”，他常鼓勵其弟子各專一藝。因此，在顏元的生徒中，專才甚多，甚至包括“手制小儀器，業者自謂弗如”的巧匠馮雍，善于墾荒種田農技人才齊林玉等。

四、治事之學的相關思考

（一）專才與通才

治事之學豐富了手工時代的人才文化，且使專才與通才的思辨逐步明晰。傅玄主張“用人當其才”，反對求全責備。其在《傅子·闕題》中言：“圣人具體備物德行顏淵之倫是也；……言語宰我、子貢是也；……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傅玄認為全面發展于一人之身實現困難，因此“教人者要因人而教，不可妄教；用人者也要因人而用，不可妄用”。之后顏之推提出人才需博聞與執一相結合，敏銳的意識到人的精力與天才區域的局限性，要在“博”的基礎上求“精”，他說“多為少善，不如執一”。陳亮、葉適反對朱熹的“醇儒”，提出“一藝一能”的“事功”教育。陳耆卿云：士勤于學業，則可以取爵祿；農勤于田畝，則可以聚稼穡；工勤于技藝，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貿易，則可以積財貨。顏元反對“通儒與通才”，其認為只有少數人可為，而眾人皆可成為專門人才。學生請教顏元欲想成為“無不知能”的人才時，顏元提出：“誤矣！孔門諸賢，禮樂兵農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農教，各司其一。后世菲資，乃思兼長，如是必流于后儒思著之學矣。蓋書本上見，心頭上思，可無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也。究之，莫道無一不能，其實一無所知也。”（《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二）農圃與小人

《論語》記載“樊遲請學稼”之事，孔子言“此小人也”。孔子旨在希望學生均如自己成為治國、平天下之才。孟子從后提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思想對后世影響至深。管子四民分業以后，農為庶民，但工商一般低于庶民之地位。因此，皆以“小人”相稱謂。唐太宗評價書學亦有:“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的認識可見一斑。古代有明確規定，工商一般不得為仕。其中，匠籍、醫籍制度均是技術官守背景下役使專才之手段。以小人稱謂另一重要原因是治事之才多被人役使，因此，顏之推一方面告誡子孫“薄技”重于“家財”；另一方面，提出技藝只可兼習，而不可專業，以求得“藝不役人”。但關于小人，諸代皆有明識之士。周滅商，周公教康叔殺違禁飲酒的人，獨對違禁的商族手工業者加以寬恕，“勿庸殺之，姑唯教之”。傅玄為發明家馬鈞寫作《馬鈞傳》，以“國之精器，軍之要用”，其巧有益于世，絕不可“忽而不察”等語詞凸顯出對于科技發明重視與對于手工業人才的珍惜。清代顏元對于專才賦予重要地位。批判了把專門人才比作下等卑賤職業的思想，提出“學須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賢一流”。（《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三）崇道與尚藝

古代經學崇道，培養治國之才，治事之學尚藝，培養治事之才。儒家明體達用之改造，凸顯出道中有藝方可經世致用。治事之學需藝中有道，方可自成境界。自原始社會末期學校萌芽以后，勞動教育、技術教育、生產實踐教育完全與學校教育背離。傳統儒家思想，鄙視勞動教育；道家思想追求“君子南面之術”的政治哲學；佛家“性空”、玄學“空談”皆未把技藝放置于應有的高度，治事之學一直在批判儒學、玄學輕藝以激發經學改造，經學治國之學一直在批判技藝小道以激發治事之學不斷升華。魏晉南北朝顏之推提倡“生存求利”教育的同時體現了“全人教育”理念。其中，“德藝周厚”即知識技能教育與道德教育相結合；“技藝兼習”即知識傳授與培養技能結合；“博聞執一”即在知識與能力結構體系中達至博聞與精深統一。古代治事之學達至崇道與尚藝的統一是士子治學之追求。

（四）治事與文明

手工時代因經學主導，因此治事之學對于文明的創造久被忽略。治事之學直接推動了物質文明進步，古代農才、工才為直接物質生產者，商才乃物質交換者，其直接推動了人類物質文明進步。《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對此是很好的詮釋。沒有治事之學，人類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礎，因此治事之學直接推動了精神文明進步。而天文醫學、農、工、商賈的諸多經典則豐富了中國文化，勞動教育對于精神文明意義深遠。清代顏元認識到勞動的健康價值：常勞動則“筋骨竦，氣脈舒”，而久之則“魂魄強”。由于體質增強，學習起來可以“振竦精神，使心常靈活”。對于勞動的德育價值，顏元認為通過勞動，可以杜絕邪念，純凈內心。他說：“吾用力農事，不遑食寢，邪妄之念，亦自不起”。另外，治事之學有效地彌補了經學、玄學之弊端，無論對于政治思想、社會風氣、人才結構等均起到良性作用，從而直接推動了社會文明進步。

參考文獻：

[1]毛禮銳，沈灌群.中國教育通史：第一卷[M].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268.

[2]毛禮銳，沈灌群. 中國教育通史：第三卷[M].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230.

[3]路寶利.中國古代職業教育史.[M].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91.

勞動教育的起源范文第5篇

高等職業教育是為國家現代化建設培養應用型人才的職業性教育，在高等職業教育的礦山測量教學中存在一些問題，導致教學效果不夠理想，高職學生的學習興趣不高，不利于礦山測量應用型人才的培養。項目教學法在礦山測量教學中的應用，加強了師生的課堂參與度，激發了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本文在對項目教學法的內涵進行概述的基礎上，分析了項目教學法在高職礦山測量教學中的應用，并對應用進行了評析。

關鍵詞：

項目教學法；礦山測量；高職教育

傳統的高職礦山測量教學模式以教師單一化教育為主導，缺乏師生的互動和學生的課堂參與，導致學生對礦山測量學的興趣不高，曠課現象嚴重。礦山測量教學是培養應用型礦山測量人才的基礎性課程，礦山測量學習的質量關系到未來學生的職業技能，對礦山測量專業來說至關重要。為了改變這種教學狀況，高職教師可以運用項目教學法，加強師生課堂互動，激發學生的探索精神。

一、項目教學法的概述

項目教學法是現代教育的一種形式，起源于歐洲的勞動教育思想，在國外有了較為成熟的發展，在我國發展較晚。項目教學法將學生置于生產化的背景下，改變了過去以教師主導的教學模式，在教師的指導下，讓學生參與制作項目的整個過程，從而改變學生被動接受知識的處境，由被動學習變為主動學習，達到提高學生學習興趣、激發學生潛能的目的。教師的教學過程也要注意將教授的知識與項目做得銜接和融洽，便于學生在對項目的操作中實現對課堂知識的掌握和重溫，以項目為教學活動的中心，以學生的參與為目的，實現以項目驅動教學，在學生與老師的合作中實現學習效果最大化，實踐技能最優化的結果。

二、項目教學法在高職礦山測量教學中的應用

為了更好地應用項目教學法服務于礦山測量教學，需要在教學設計上首先對課程教學有個整體性的認識，從全局的高度設計教學框架，結合項目設計的要素與礦山測量教學的要素，優化配置要素間的比例，以項目為教學活動的中心，以學生的參與為目的，設計出項目驅動型礦山測量教學方案。并且在教學中結合實際工程的情況，保證學生學到最實在、最實用的技術，更好地適應社會需要。在教學研究中采用頭腦風暴法，組織教師、礦山測量領域的專家，一起為項目教學與礦山測量教學提供可行性教學設計。在礦山測量課程的設計思路上，建議教師在課堂教學中有效地將課本知識與各個項目有效的結合起來，教師事先對書本的基礎知識進行梳理，根據不同內容劃分模塊，在應用項目教學法之前讓學生對礦山測量的知識有個整體的了解，在工程背景知識下，教師建構起礦山測量的知識體系，講解完基礎知識后拋出與項目相關的問題，引發學生們的思考，勾起學生的好奇心和興趣點，并通過劃分小組，為學生們布置項目相關的任務[1]。教師不能僅僅布置了任務就了結課堂教學，而是對學生的任務進行一定的幫助和引導，進行簡單的舉例示范，隨時準備為學生答疑。接下來，鼓勵學生獨立完成任務，在完成任務后，教師要注重對任務完成情況進行評價。評價是發現問題，實現進步的重要途徑，也是教師及時監督的方法之一。學生任務實施階段是項目教學法的重點與核心內容，決定了工程項目的質量，是體現學生主體作用的關鍵環節，是提升教育科研能力和技術修養、促進理論把握與實踐技能齊頭并進、相互平衡的重要內容，是以項目為導向、任務驅動的課程教學為高職教育改革的路徑，符合教育部對高等職業教育的培養要求。

三、項目教學法在高職礦山測量教學中的應用評析

項目教學法作為職業教學的新方法，是探索高等職業教育實現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培養的重要路徑，這種教學方法實施后，對教學應用的評價是發現教學問題，促進教學更上一層樓的關鍵方法。“教不嚴，師之惰”，教師的教學方法對學生的專業素養來說非常關鍵，因此，需要高職學校在教學層面及時反饋教學效果，對教學效果進行評價，不斷完善教學方法，及時反思教育理念，結合社會實踐、工程項目的發展水平設置教學內容，通過教學成果的分析，找出進步和差距，優秀的地方繼續發揚，有差距的地方極力彌補，通過學校師生的不斷努力，盡量消除社會對高等職業教育的歧視[2]。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完善我國高職礦山測量教學體系，并且在一線教育工作者的探索下，能夠結合項目教學法及其他方法，創新教學模式，為高職學生提供高質量、實用性的教育，為國家培養更加符合社會實踐要求的應用型人才。

四、結語

高職教育為國家建設培養應用型技術人才，對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和國家現代化建設具有戰略性意義。我國的高職教育起步較晚，項目教學方法尚未成熟，但是其在教育教學中的應用效果是十分明顯的，高職礦山測量教學應該將項目教學法充分應用到專業教學中去，提高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將專業學習真正應用到實際生活中去。

作者：孫立鵬 單位：赤峰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