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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罰的本質屬性范文第1篇

為了應對行政犯罪責任的實現需要橫跨行政、刑法兩個部門法的現狀，為了應對行政機關不及時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出現執法不嚴、“以罰代刑”的現象，建構并完善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成為了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迫切需求。

一、現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機制考察

（一）現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機制考察

2001年7月，國務院了《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強調行政機關應依法移送涉嫌犯罪案件。2004、2005年，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牽頭下，聯合若干部門先后下發了《關于加強行政執法機關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工作聯系的意見》、《關于在行政執法中及時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見》。根據上述文件，各地檢察機關也積極構建與行政機關的銜接機制：一是單獨制定實施意見，如福建省檢察機關出臺了《福建省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機制規定》；二是與特定的行政機關就某一類案建章立制，如湖南省檢察機關聯合省煙草專賣局制定了《湖南省人民檢察院、湖南省煙草專賣局關于建立涉煙犯罪案件移送備案制度的規定（試行）》；三是與不特定的行政執法機關制定相應的銜接制度，如羅湖區檢察院與國稅局、文化局等14個行政執法機關聯合制定了《羅湖區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相銜接工作實施辦法》。雖然，我國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的框架正在逐漸建立，但由于各種現實因素的制約，機制還不夠完善，筆者認為，目前存有如下不適應現實的情形：

1.銜接層次較低。現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制度基本是在檢察院主導下建立的，更加注重檢察院立案監督部門對行政執法部門的監督，而對最重要的行政犯罪雙重責任如何實現、兩種責任如何協調、折抵等并無涉及。

2.規定不夠協調。出自不同部門、不同時期以及內容不相一致的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機制的相關規定，會造成機關之間的沖突。“行政執行機關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選擇性執行提供了方便，導致實踐中的執行不僅未能如愿，而且出現混亂和困難加劇的趨向，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問題出現更多不銜接的問題，有關銜接機制的規定不因執法的選擇適用，卻成為不銜接的規定依據。”[1]

3.認識尚未統一。辦案過程中，刑事司法機關與行政執法機關對案件定性、證據收集標準等問題會經常存有分歧，容易發生兩家單位互相推諉、扯皮的現象，往往影響案件的及時移送與懲處。

4.監督力度不夠。首先，銜接機制僅在部分地區有落實，監督的地域范圍其實很有限；其次，“受傳統思維方式影響，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部門以審查批捕案件為主，現有人員在保證批捕案件質量的前提下，再拿出一部分精力來從事‘兩法銜接’工作，做起來力不從心”。[2]

（二）法院參與該機制升級的必要性探析

1.雖然在檢察院主導下建立起的銜接機制存在不適應現實的問題，但是其在限制行政權過分滲透、促進行政權與刑事司法權更好地銜接的初衷是好的。對于新生事物，法院應該積極探索參與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的工作制度框架構建，發揮審判權在行政犯罪懲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2.從語義上分析，既然是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自然應延伸至審判階段，應進一步從“督促移交案件”擴大到通過刑事審判權使得“行政犯罪雙重責任客觀、準確實現”這一更高層次。只有法院參與機制構建，才能確保銜接機制從點的接觸到整個行政犯罪線性連貫懲處。

3.從司法操作上，行政處罰與刑罰有重合之處，行、刑責任的實現需要考慮競合、折抵等問題，若沒有法院的參與，行政犯罪人所承擔的行、刑責任總和將有導致不客觀的極大可能。

4.有利于司法權強化對行政權的監督。首先，兩法銜接工作量大，僅靠檢察機關監督移送不足以應對。其次，法院在行政犯罪案件的審判過程中，能及時發現行政機關移送案件過程中存在的弊端，并對其不當行為以司法建議等形式予以督促改正。

二、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機制之司法審判回應

（一）把握行政犯罪責任實現原則

1.行政、刑事責任并合為原則，同類不再并用為例外

行政犯罪的雙重違法性，決定其在法律后果上應為行政罰與刑罰的有機統一。所以，在追究行政犯罪責任時應將行、刑責任予以并和，這是原則性規定。“但由于實際情況復雜多樣，有時會出現某些不能合并、不宜合并或者無需合并適用的情況。因此，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的合并適用只是一般原則，在具體合并適用時，應視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方法予以銜接。”[3]這就涉及到行政犯罪責任實現中并和原則的例外——同類不再適用原則。由于刑法與行政法都屬公法，使二者在處罰方式上有同類的情形,如罰金與罰款都強制行為人繳納金錢，自由刑與行政拘留都限制人身自由，兩者之間只有量上的差異，不能再一并適用，具體在下文責任實現途徑部分予以分析。

2.程序上刑事優先原則

要實現行政犯罪雙重責任，必須將刑事程序與行政程序結合起來，單一程序都無法達到，而這當中程序上刑事優先也是一項基本原則，其是指追究行政犯罪責任，原則上應先由司法機關依據刑事程序解決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問題,再由行政機關根據行政程序解決行為人的行政責任問題。其依據在于：第一，行政犯罪本質上是一種犯罪，其本質屬性決定應優先適用刑事程序追究刑法上的責任；第二，相比與一般行政責任的實現方法，刑事責任的實現方法更為嚴厲。在優先實現刑事責任后，同類行政責任不再適用，符合法律資源經濟原則；第三，適用刑事優先原則，可以防止行政機關以罰代刑，有利于打擊犯罪，實現刑法的社會防衛功能。

綜上，在解決行政犯罪法律責任問題上應遵循刑事程序優先。當然，由于現實的復雜性，行政程序先于刑事程序啟動的情形大量存在，故“刑事優先”也只是一般原則。這使得行政犯法律責任在實現途徑上存有先刑事后行政和先行政后刑事兩種情形。

轉貼于

（二）理清行政犯罪責任實現途徑

1.刑事責任實現在先，行政責任實現在后

如果法院已適用了刑罰或免于刑罰的，行政機關在給予行政處罰時應采用如下方式與刑罰相銜接：

（1）內容相似的責任形式不得重復適用。其一，法院判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的，行政主體不能再做出罰款的處罰。“因為，法院已處罰金后，給行為人經濟制裁的目的已經達到，不宜再由行政機關依據同一事實和理由再予以罰款處罰。”其二，法院已經適用了自由刑，如拘役、有期徒刑等，行政機關無需再給予行為人行政拘留。“因為兩者都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性質，而且自由刑的強度比行政拘留大，足以達到懲戒與教育的處罰目的。”[4]其三、法院責令賠償損失的，行政主體不得再作出責令賠償損失的決定。其四，人民法院責令賠禮道歉的，行政主體同樣不得再適用。

（2）內容不相似的責任形式可重復適用。其一，生命刑、自由刑與行政罰中除行政拘留外都可以合并適用。如法院已經適用了管制，行政機關在必要時仍可依法處以吊銷許可證等。其二，財產刑與罰款之外行政責任實現方法均可并合。其三，資格刑可與行政處分外的行政罰并合適用。其四，法人有違法犯罪行為，如果法院追究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那么行政機關還可對該法人依法適用行政處罰。

（3）免于刑事處罰后可給予行政處罰。我國《刑法》第37條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于刑事處罰，但是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被免刑的犯罪人都要給予行政處罰，是否給予相應的行政處罰應依法根據各種案件的具體情況以及被告人的主觀過錯確定。[5]

2.行政責任實現在先，刑事責任實現在后

如果行政機關已經適用了行政處罰，法院在給予刑罰時應采用如下方式與行政處罰相銜接：

（1）內容相似的責任實現方法不再重復適用。其一，行政機關先罰款的，法院仍可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但對處罰金的，須折抵；除此，先行政拘留，后法院判處自由刑的，也應折抵。其二，實現方法相同，實質上并無差別的，行政主體如已先適用的，法院不得再適用，如責令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

（2）不同類的責任實現方法可以合并適用。如，行政機關已適用吊銷許可證等資格罰時，法院當然可以適用與其性質不同的刑罰，如管制等自由刑，兩者各施其罰，不悖立法精神。

行政處罰的本質屬性范文第2篇

作者簡介：常顯慧（1978-），女，漢族，江蘇無錫人，本科，江蘇神闕律師事務所，四級律師，研究方向：公司治理與知識產權保護。

國際上普遍使用的法律術語就是商業秘密（Trade-secret），英國的格瑞額勛爵是最早提及這一術語的，將其描述為：“一種非公有知識的東西、非公共財產就是商業秘密。”[1]現今社會，各國對于商業秘密的定義則主要統一見于《TRIPS協議》第39條第2款對“未披露過的信息”的界定。

“商業秘密”這個名詞對于我國而言可以說是比較晚提出的，對于商業秘密的保護則更加滯后了。我國立法上最早提出商業秘密概念的是1991年的《民事訴訟法》，而在此后《反不當競爭法》中才正式的給予了明確的定義：是指一切公眾不知悉的，且含有實用價值、經濟價值，同時其權利人對其采取了相應的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經營信息就是商業秘密。其中技術信息是指非專利技術成果、技術訣竅等在產品的生產、制作過程中所需的技術信息；經營信息是指程序、情報等與經營銷售有關的信息。

由于起步較晚，疏于防范，在商業秘密保護這條路上，我國許多知名的企業因泄露了商業機密而瀕臨破產，或因商業秘密侵權糾紛而大傷元氣，因商業秘密造成嚴重后果的事例可以說是屢見不鮮。沒有對企業自身擁有的技術秘密進行嚴密的保護，將可能直接導致企業喪失競爭優勢而直接走向滅亡。

同行業的競爭對手當然也深知商業秘密對于企業的重要性，挖空心思竊取商業秘密或挖走企業的核心技術人員的情況時刻可能發生。如何全面、持久、有效地保護企業的商業秘密成為企業關注的焦點。

談了這么多，究竟什么是企業的商業秘密？侵犯商業秘密應承擔什么法律責任？如何更好的維護自身的商業秘密呢？筆者將一一陳述。

一、商業秘密的構成要件

（一）秘密性。秘密性應當理解為具備不為普遍知悉和并非容易獲得兩個具體條件。商業秘密的核心特征就是秘密性。

（二）保密性。商業秘密所具有的本質屬性之一就是保密性，其保障了商業秘密的存在。權利人在對相關的保密措施進行使用時，應當符合有效性、可識別性、適當性標準。即該秘密不采取不正當手段無法取得；權利人采取明示的方式，使相對人能夠意識到該信息是需要保密的信息；未經權利人許可，取得信息存在一定難度。

筆者曾參與一個涉及企業商業秘密的侵權糾紛案的處理，該案中商業秘密的認定成為訴爭的焦點。盡管該案中，原告方已經在訴訟前取得了工商行政部門對被告方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但是原告方未能充分的證明其所謂的“自有技術”是商業秘密，也未能了解已經以專利形式或者公開發表的文集形式被公開了的技術已不再屬于商業秘密，因此，導致原告方相對被動而不得不與被告最終協商解決。

【案情】某公司訴劉某、某公司侵害技術秘密案

被告劉某原系原告公司員工，曾擔任副總經理一職。任職期間有接觸原告公司技術信息的條件。原告公司認為其掌握的設備生產技術為專有技術，是其商業秘密。被告劉某離職后，自行設立某公司，并與原告原有的客戶訂立了多份設備定作合同，且使用的圖紙與原告的圖紙均類似。原告遂向工商行政部門舉報被告劉某及某公司，認為被告侵犯商業秘密。工商行政部門亦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認為原告的技術圖紙等資料上的內容為原告的商業秘密，被告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并對被告進行了行政處罰。此后，原告發現被告仍在生產相關類似設備，無奈，訴至法院，要求被告停止侵權，賠償損失。

該案的被告來所委托本人作為律師。初接觸時，律師發現僅分析初步證據而言對被告已經相當不利，已有行政工商部門的《行政處罰決定書》將被告的侵權事實予以認定，并認定被告使用的圖紙等材料中均載有原告公司的專有技術，是原告的商業秘密；同時，工商行政部門將被告所有對外訂立的合同及相關圖紙等材料予以沒收，且被告在工商行政部門處理過程中已經做出了相對不利陳述，導致原告主張的賠償數額亦有較為充分的證據。

但是，通過與被告本人的深入溝通，查閱相關法律法規，尤其是最高院、江蘇省高院及無錫中院對于商業秘密案件的審判紀要，本人發現，其實本案作為被告而言還是有很多的辯駁之處。

首先，原告的訴請中上未明確其擁有的商業秘密點，即商業秘密的具體內容。而根據《省高院關于審理商業秘密案件有關問題的意見》第五條規定：權利人應當在舉證期限內明確商業秘密的具體內容。因此，書面申請法院要求原告明確其商業秘密點。

其次，鑒于本案涉及的商業秘密的技術性相對比較專業，為了更好的研究和搜索相關的信息，保證有充分的調查取證時間，采取了一個訴訟技巧（即提出管轄權異議及上訴程序），為被告爭取到了近兩個月的時間。在此期間，對原告主張的商業秘密進行相關專利的索引，并查找到一些專業書籍及公開發行的刊物，充分了解到原告所主張的專有技術并非是“不為他人所知悉”，而是早已在他國有了專利的申請，國內的期刊中也有諸多介紹，已成為公開的技術，不具有秘密性。

再次，本案正式進入庭審程序期間，再針對原告認為系商業秘密點的方面進行分析，提出該技術秘密已經被申請的專利、公開的刊物等進行了披露，已不具有秘密性，從而導致原告不得不就其主張的觀點進行進一步舉證，即申請法院對是否構成商業秘密進行鑒定。

面對高額的鑒定費用以及是否構成商業秘密的不確定性，原告最終選擇了與被告進行調解，從而了結了本案。

在該案的過程中，律師不僅利用了被告自身的專業技術知識為被告進行了維權，也在審理案件的程序及技巧上為被告爭取了時間，為更好的抗辯打下了夯實的理論基礎和法律基礎。

上述案例充分告知廣大企業家，在人民法院審理商業秘密侵權糾紛案中，商業秘密的構成不是企業自身認為的，也不是工商行政部門的處罰決定可以認定的，是需要進一步舉證甚至是鑒定的。而企業自有的技術是否構成商業秘密，才是維權的前提。因此，企業家在自有技術是否構成商業秘密的問題上不能認為是理所當然，而應當在專業技術領域進行相關的索引、調查，查找有無相關專利或者是否已在公知領域被披露，只有將這些問題充分研究透徹之后，才應該考慮如何防控商業秘密被侵權的問題。

二、侵犯商業秘密的法律責任

侵犯商業秘密應從刑事責任、行政責任、民事責任三個方面承擔責任。

（一）侵害商業秘密應承擔的刑事法律責任

《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以下行為對商業秘密產生了侵犯需要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即造成商業秘密的權利人損失巨大，則判處其拘役、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時對其罰金進行單處、并處；后果嚴重的行為，將處三年―七年有期徒刑，另外還要并處罰金。

（二）侵害商業秘密應承擔的行政法律責任

《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違反本法第十條規定對商業秘密進行侵犯，其違法行為將由監督檢查部門責令停止，依照其發生的情節嚴重程度，處以一萬元―二十萬元不等的罰款。”

（三）侵犯商業秘密應承擔的民事法律責任

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四條規定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主要有：賠禮道歉；消除影響；賠償損失；恢復原狀；返還財產；停止侵害；消除危險；排除妨礙等。都屬于對民事責任進行承擔的方式，在實際使用時可以單獨、共同使用。

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商業秘密若是被侵犯了，大多數企業會要求索求經濟賠償。經濟補償方式中較為常見的就是賠償損失，要求依據法律規定的標準，商業秘密侵權人補償權利人的損失。那么損害賠償的標準應如何界定呢？

《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十條明確規定，造成商業秘密權利人承受損害的，應當對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進行承擔；若是出現難以計算被侵害的經營者的損失的情況，在侵權期間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潤即為賠償額。

三、企業商業秘密的法律風險防控

商業秘密的重要性已越來越被企業家所重視，更多的企業家希望能像可口可樂公司一樣保護自身的專有技術或秘密配方，讓其專有技術百年甚至千年的流傳下去又不被同行所知悉。那么，現代企業應如何做好商業秘密方面的法律風險防控呢？

筆者認為，企業必須從內部保護和外部保護兩方面進行商業秘密的保護。

（一）企業內部自我保護

1.企業內部制度的保障

企業的規章制度是企業的根本大法，是能夠制約企業內部行為的準則。將商業秘密條款納入企業規章制度，為商業秘密保護再次增加了一層保護膜。同時，與員工簽訂保密合同和競業限制合同，將保密事宜制度化并完善化。

2.提高企業內部員工商業秘密的保護意識

（1）增強企業員工的主人翁意識，通過宣傳使員工明確保護企業的商業秘密就是保護企業的利益，就是保護自己的利益，因為企業的利益與員工的利益是一體的，不可分割的，兩者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

（2）將內部員工分成不同的層次，各層次知悉的商業秘密應各不相同，需要保密的范圍也各自不同。

（3）對于企業內部的技術核心人員，應將其掌握的技術秘密點盡量分散，防止一個員工將所有技術秘密點全部掌握，導致失去一個員工則喪失了全部的商業秘密。

3.提高企業自身各項事務可能涉及商業秘密時的保護

（1）與任何第三方交往過程中，可能涉及商業秘密的，均應盡可能的加強保護。尤其應在法律文本上簽訂關于保密的相關協議，確保不被第三方將商業秘密透露給他人。

（2）對外的研討、交流、參展等過程中，嚴格防止核心技術的公開。針對媒體的采訪等情況，注意措辭及展示的內容，防止無意中將技術秘密公開。

（二）外部聯手保護

1.與專業人士聯手進行商業秘密的保護。專業的法律顧問可以在法律上幫助企業更好的維權，專業的知識專家可以在技術上給予企業專業的指導，這些專業人員都是企業的專業智囊團。

2.與工商行政部門聯手。工商行政部門是對商業秘密進行工商行政處罰監管的主要負責部門。企業應隨時保持與工商部門的溝通，尤其是針對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進行舉報，請求工商行政部門進行查處。

行政處罰的本質屬性范文第3篇

一、對經濟法學界關于經濟法及其行政法關系認識的析評

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的頒布，宣告了以“縱橫統一論”為基礎的大經濟法的解體，盡管自此以后經濟法學界仍有個別學者堅持以“縱橫統一論”作為經濟法的基礎理論（注：孔德固：《“縱橫統一論”是科學的經濟法基礎理論》，《政法論壇》1997年第1期。），但屬經濟法學研究中的個別理論現象，多數學者轉向“經濟管理關系論”，將經濟法定義為“政府管理經濟的法律”（注：李中圣：《經濟法：政府管理經濟的法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4年第1期。），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國家調節社會經濟過程中發生的社會關系，即國家經濟調節管理關系（注：漆多俊主編：《經濟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頁。），有學者甚至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經濟法學研究中，人們的最大共識莫過于‘經濟法應調整經濟管理關系’的判斷”，并認為“把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概括為經濟管理關系，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管理經濟的職能，也符合經濟法的本來含義”（注：王保樹：《市場經濟與經濟法學的發展機遇》，《法學研究》1993年第2期。）。因此，經濟法學在近十多年特別是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的理論研究中，“經濟管理關系論”基本上占據了經濟法學研究的統治地位，成為經濟法學研究中代表性的理論基礎（注：經濟法學界關于經濟法的基本觀點很多。在諸多觀點中，以“經濟管理關系論”最具代表性，其他的觀點或難引起理論界的共鳴，或為“經濟管理關系論”的不同表述方式，所以，本文以“經濟管理關系論”為基礎展開討論，其他的觀點不再一一評析。）。

由于“經濟管理關系論”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經濟管理關系，因此，什么是經濟管理關系或者說經濟管理關系的本質是什么？這是經濟法學界集中討論的一個問題。在1992年以后，經濟法學界逐漸從爭執不休的狀態中擺脫出來，從市場經濟與國家干預的角度去認識和把握經濟管理關系，把經濟管理關系的本質理解為國家干預經濟所形成的經濟關系。但是，國家干預經濟所形成的經濟管理關系是否都屬于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范圍呢？對此，經濟法學界分歧較大：有的認為所有的經濟管理關系皆屬于經濟法調整的范圍（注：謝次昌：《論經濟法的對象、地位及學科建設》，《中國法學》1990年第6期。），有的認為籠統地講經濟法調整所有的經濟管理關系是不妥的，因為經濟管理關系中還包含有行政管理關系，而行政管理關系應由行政法調整，經濟法只應調整部分經濟管理關系（注：王保樹：《經濟體制轉變中的經濟法與經濟法學的轉變》，《法律科學》1997年第6期。）。但哪部分經濟管理關系應由經濟法調整經濟法學界意見又不一致：有的認為經濟法調整的是國家以公有財產和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參與市場經濟活動所形成的縱向經濟關系（注：尹中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框架初探》，《法學研究》1993年第6期。），有的則根據國家經濟管理手段的不同把國家的經濟管理劃分為直接管理和間接管理，認為在直接管理領域發生的經濟管理關系，本質上是一種以權力從屬為特征的行政關系，這部分管理關系應由行政法調整，而在間接管理領域發生的經濟管理關系，則是一種非權力從屬性的經濟關系，這部分經濟管理包括宏觀調控經濟關系和市場管理經濟關系兩個方面，它們才是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注：王保樹：《經濟體制轉變中的經濟法與經濟法學的轉變》，《法律科學》1997年第6期。），還有的學者認為，經濟法調整的僅僅是間接宏觀調控性經濟關系（注：王希圣：《經濟法概念新論》，《河北法學》1994年第2期。），等等。所以，盡管經濟法學界多數學者主張或贊同“經濟管理關系論”，但學者們對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經濟管理關系”的理解和認識并不一致。

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經濟管理關系，雖然將經濟法與民商法區分開來，但與行政法的調整對象-行政管理關系發生了碰撞，所以，經濟法學界在詮釋這一基礎理論的同時一直致力于經濟法與行政法關系的討論，力圖將經濟法從行政法中分離出來。

（一）在經濟法學界，學者們大多從以下諸方面闡述經濟法與行政法的區別

1.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調整對象不同

從調整對象的角度區分經濟法與行政法，這是經濟法學界集中討論的一個方面。但由于學者們對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管理關系的性質及其范圍缺少統一認識，因而，在討論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經濟管理關系與作為行政法調整對象的行政管理關系之間到底有哪些本質的不同和區別時其觀點亦各不相同。從總體上說，凡主張經濟法應調整所有經濟管理關系的學者多依據管理內容有無經濟性而將國家的管理關系分為經濟性的管理關系和非經濟性的管理關系，認為行政法調整的是非經濟性的管理關系，而經濟法調整的則是經濟性的管理關系，從而依據調整對象是否具有經濟內容而將經濟法與行政法區分開來（注：劉國歡：《經濟法調整對象理論的回顧、評析與展望》，《法律科學》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經濟法的理論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頁。）。凡主張經濟法只調整部分經濟管理關系的學者則多從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經濟管理關系與作為行政法調整對象的行政管理關系（包括部分經濟管理關系）的不同法律屬性方面去分析兩者的不同和區別，他們從傳統的行政管理理念出發，將行政管理關系理解為一種直接的、以命令服從為特征的隸屬性的社會關系，因此，在經濟管理領域，如果經濟管理關系是依據行政命令而發生的，是一種直接的管理關系的話，那么，這種管理關系就是一種僅具經濟外殼的行政關系，它應由行政法去調整；相反，如果經濟管理關系的發生根據不是行政命令，而是普遍性的調控措施、間接的調節手段，那么，這種宏觀的、間接的、非權力從屬性的經濟管理關系應由經濟法調整，因為這種經濟管理關系與一般的行政管理關系有著本質的不同（注：王保樹：《市場經濟與經濟法學的發展機遇》，《法學研究》1993年第2期。）。

2.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調整手段不同

基本的看法認為行政法主要依靠直接的調整方式作用于管理對象，而經濟法則主要采用間接的調整方式（注：徐中起等：《論經濟法與行政法之區別》，《云南學術探索》1997年第5期。）；行政法主要采取單一的以行政命令為主的行政手段，而經濟法的調整手段主要體現為普遍性的調控措施，體現為財政、稅收、金融、信貸、利率等經濟手段的運用，經濟法發生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過充分發揮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引導市場經濟的發展（注：李中圣：《關于經濟法調整的研究》，《法學研究》1994年第2期；徐中起等：《論經濟法與行政法之區別》，《云南學術探索》1997年第5期。）。從而以經濟管理的方式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作為區分經濟法與行政法的標準之一。

3.經濟法與行政法的法律性質不同

在經濟法學界，有學者引證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觀念而將我國的行政法定性為“控權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認為行政法并不重在經濟管理中的經濟性內容，它重在經濟管理中的程序性內容，并以行政程序監督權力的行使，防止權力的濫用；而經濟法既不是也無需是控權法，經濟法最關注的是用以干預經濟的調控政策、競爭政策是否得當，并認為對作為經濟法主體的行政機關制定這些經濟政策的行為進行控制是荒謬的（注：徐中起等：《論經濟法與行政法之區別》，《云南學術探索》1997年第5期。）。這種觀點將經濟法視為一種實體法、授權法。

此外，還有學者從行政法與經濟法所追求和實現的價值目標、行政法與經濟法產生的不同歷史背景等方面去分析經濟法與行政法的不同：認為行政法所追求和實現的是國家利益，而經濟法所追求和實現的是社會公共利益；行政法是在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后在“法治國”、“依法行政”的理念下產生的，是政治法，而經濟法則是生產社會化和壟斷的產物，它產生于自由資本主義競爭向壟斷過渡的階段，是國家干預經濟的結果；在我國，行政法是計劃經濟的產物，是計劃經濟的法律代名詞，它無法承擔起管理市場經濟的任務，對市場經濟的干預和管理只能依賴經濟法，實質意義上的經濟法是市場經濟的產物，等等。

（二）經濟法學界在討論經濟法以及其與行政法的區別時以下問題值得一提

1.在關系到經濟法地位的一系列基本問題上至今沒有形成共識

具體表現在：（1）在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方面，如前所述，盡管經濟法學界多數學者贊成“經濟管理關系論”，但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經濟管理關系到底具有哪些本質特征以及它與作為行政法調整對象的行政管理關系之間有哪些實質性的不同和差異至今未能解釋清楚，至于不贊成僅以經濟管理關系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觀點就更多、更雜。因此，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到底是什么，這實際上是經濟法學界討論至今仍未能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2）在經濟法的調整方式上，盡管多數學者將經濟法的本質特征定性為國家干預經濟之法，但是，國家干預經濟（經濟管理）的方式或者說“國家之手”有哪些具體表現形式說法不一：有的認為，國家之手有三種基本動作即強制、參與和促導（注：漆多俊主編：《經濟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1頁。），有的認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非法律手段（包括價格、稅收、工資等和行政手段如國有化和計劃），一種是法律手段（注：劉國歡：《經濟法調整對象理論的回顧、評析與展望》，《法律科學》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經濟法的理論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頁。），有的認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是普遍性的調控措施（注：王保樹：《市場經濟與經濟法學的發展機遇》，《法學研究》1993年第2期。），還有的認為國家干預所使用的是一系列具有充分彈性的經濟手段（注：徐中起等：《論經濟法與行政法之區別》，《云南學術探索》1997年第5期。），等等。（3）在經濟法的體系結構方面，對經濟法調整對象及調整方式的不同認識導致經濟法體系構架上的分歧與混亂：有的認為經濟法應由市場障礙排除法、國家投資經營法、國家宏觀調控法及涉外經濟法所構成（注：漆多俊主編：《經濟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目錄第1—5頁。），有的認為經濟法主要包括市場管理法和宏觀經濟管理法兩方面（注：王保樹：《市場經濟與經濟法學的發展機遇》，《法學研究》1993年第2期。），還有的認為經濟法僅是指宏觀調控法（注：王希圣：《經濟法概念新論》，《河北法學》1994年第2期。），等等。

2.理論研究中存在著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及研究方式上的牽強附會

具體表現在：（1）不少學者一方面堅持認為經濟法調整的是宏觀的、間接的經濟管理關系，財政、金融、稅收及其他普遍性的調控措施和經濟手段才是經濟法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經濟法與行政法的本質區別，另一方面又將市場管理法納入經濟法的體系范圍，并將競爭法視為經濟法的龍頭與核心，而在市場管理法中，無論是競爭法、價格法還是其他的管理法，立法上都是直接授予經濟行政管理機關以監督檢查權、處理處罰權，這些監督檢查權、處理處罰權無一不是行政法上以直接管理為特征的行政手段。（2）由于經濟法學界一再試圖將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去研究，因而，在實際研究中唯恐觸及行政法的內容，為了以示與行政法的區別而不得不在具體的研究中標新立意。譬如在闡述經濟管理法律關系時，為了以示與行政法律關系的區別而將行使經濟行政管理權的行政機關及其他行政主體稱之為經濟法主體，將行政主體在經濟行政管理中的職權與職責稱之為經濟法主體的權利與義務（注：張守文等：《市場經濟與新經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139頁。），將行政主體在經濟管理活動中對經濟主體及個人實施的罰款、責令停產停業、沒收違法所得、吊銷許可證和執照等行政處罰稱之為經濟法律責任，將經濟組織與個人不服行政主體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引起的訴訟稱為經濟訴訟，甚至建議制定統一的《經濟責任法》和獨立的《經濟訴訟法》（注：杜飛進：《論經濟責任》，人民日報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95頁。）。

3.對行政法特別是我國行政法的本質特征存在著重大的認識上的誤解

具體表現在：（1）關于行政管理關系本質特征的誤解。不少學者將行政管理關系理解為一種單一的、機械的、直接的、以命令服從為特征的隸屬性社會關系，并得出結論認為這種社會關系只適用于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對經濟的管理而不適用于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對經濟的管理，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對經濟的間接管理關系需要由經濟法去規范和調整。（2）關于行政法手段的誤解。與對行政管理關系的誤解相聯結，不少學者將行政法手段等同于行政手段，又將行政手段簡單地理解為行政命令，同時將經濟手段等同于經濟法手段，是經濟法作用的體現，并以示與行政法相區別。（3）關于行政法價值目標的誤解。有學者將行政法所追求和實現的價值目標簡單地歸結為國家利益，認為行政法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滿足國家利益的需求，而經濟法所追求和實現的是社會公共利益。（4）關于行政法本質特征的誤解。有的學者置我國行政法上諸如治安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稅收征收管理、城市建設管理、資源環境保護、司法行政管理、教育科技文化管理等方面的行政實體法、管理法于不顧，而片面地依據英美法系行政法的理念將我國的行政法定義為“控權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從而將作為我國行政法組成部分的行政管理法分割出去，并將作為行政實體法一部分的經濟行政管理法納入經濟法的范疇。

二、經濟（行政）法的實質及其法律屬性

如果將經濟法定性為調整經濟管理關系的法律規范，那么這種意義上的經濟法實際上就是經濟行政法，對此學界早有論及（注：梁慧星等：《經濟法的理論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213頁。）。但關于經濟行政法的性質及其法律屬性經濟法學界與行政法學界在認識上存有較大分歧：經濟法學界認為，經濟行政法是與行政法相并列的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行政法僅是經濟行政法形成過程中的一個滲透因素（注：王保樹：《關于經濟法與行政法關系的思考》，《法學研究》1992年第2期。）；而在行政法學界看來，經濟行政法不構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它僅僅是行政法的一個分支學科，它與行政法之間是總則與分則、基本行政法與部門行政法的關系，經濟行政法在法律屬性上為行政法（注：王克穩：《經濟行政法論》，《法律科學》1994年第1期。）。

在行政法學領域，經濟行政法之為行政法，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去認識：

（一）國家干預經濟的本質是公權力（行政權）的作用

亦如經濟法學界所述，現代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國家的干預與調控，我國也不例外，同時，在現代法治社會，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和管理必須納入法制的軌道，正因為如此，經濟法學界多數學者將經濟法歸結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但國家如何去干預、管理經濟活動或者說“國家之手”有哪些具體方式？經濟法學界的概括模棱兩可，讓人難以捉摸。而從行政法的角度看，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無非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家權力的干預，即通過國家行政權的運用和行使來達到調節經濟活動的目的，而國家在運用行政權干預、調節經濟活動方面，其手段是多種多樣的：既可以是直接的干預，也可以是間接的調控，既可能是以行政命令、行政強制為主的行政手段，也可能是以稅收、利率、信貸等經濟杠桿為主的經濟手段，選擇怎樣的干預和管理手段是由經濟活動的具體情況所決定的（注：在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各國和地區干預和處理這一危機的手段即不盡相同，其中印度尼西亞政府直接下令關閉了16家信譽不好的銀行，而我國香港特區政府則采取提高銀行貸款利率、增加投機交易成本的方式打擊金融投機商的交易活動，上述就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調節手段，但他們的本質及其所要達到的目的是一致的。）；二是國家的非權力干預，即國家以非強制的手段在取得有關經濟組織和個人同意或協助的基礎上來達到調節經濟活動的目的，這種非強制的手段通常稱之為行政指導，主要有勸告、通告、建議、警告、注意、指導等形式。由于這種非權力的干預以取得相對人的同意或協助為前提，它不直接導致相對人法律上權利義務關系的取得、變更或消滅，相對人不服從這種干預和指導，亦不會導致法律責任的產生，因此，在行政法上，這種行政指導為不具法律效力的事實行為，所以，它屬于國家干預經濟的非法律手段。由于這種手段的非法律屬性，因此，它不是行政法上所關注和規范的重點，行政法所關注和規范的重點是國家對經濟活動的權力干預，即必須將國家對經濟活動的權力干預納入法制的軌道。因此，嚴格意義上說，經濟行政法是規范國家權力干預經濟的法律。在經濟法學界，不少學者也注意到經濟管理關系必須借助國家公權力（行政權）調整，經濟行政法實際上是通過國家權力來完成民法所無力解決的市場主體的規制問題，正因為如此，經濟行政法在法律屬性上屬于公法。（注：劉大洪等：《現代經濟法的反思與重構》，《法律科學》1998年第1期；王保樹：《經濟體制轉變中的經濟法與經濟法學的轉變》，《法律科學》1997年第6期。）但經濟法學界的研究缺陷在于他們沒有能夠進一步認識和把握公權力（行政權）作用所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性質以及規范公權力（行政權）的法律的本質屬性。

（二）凡基于國家公權力（行政權）作用所形成的社會關系本質上皆屬行政關系，為行政法的調整對象

盡管經濟法學界對于國家運用公權力干預、調節經濟活動所形成的社會關系的表述各式各樣，但從行政法學角度審視，政府運用行政權干預、調節經濟活動所形成的社會關系實際上就是經濟行政管理關系，這種經濟行政管理關系與政府運用行政權在其他領域進行干預和管理所形成的行政管理關系沒有本質的不同和區別，它們都屬于行政管理關系的范疇，為行政管理關系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中國行政法學界，盡管學者們對行政法所予的定義不完全相同，但對行政法調整對象的認識是一致的：即行政法的調整對象是行政管理關系，這種行政管理關系是行政機關在行使行政權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也就是說凡是基于行政權的作用所發生的一切社會關系都屬于行政法的調整范圍，這一點不僅在行政法學界沒有分歧，在其他學科亦是公認的。由于經濟行政法所調整的經濟管理關系本質上屬于行政管理關系的范疇，因此，經濟行政法在法律屬性上為行政法。此外，經濟法學界有學者將行政管理關系定性為一種單方面的命令服從關系，并據此認為經濟管理中出現的一些間接的、非權力從屬性甚至帶有平等性質的社會關系為一種不同于行政管理關系的新型的社會關系。筆者認為，這涉及到對行政管理關系本質特征的認識：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計劃經濟的本質決定了政府管理經濟的單方面性，一切經濟管理關系皆因行政機關單方面的意思表示而形成、變更或消滅，因而命令與服從成為這種體制下政府管理經濟的典型特征，同樣，在一般的行政管特別是公共行政管理領域，命令與強制也是經常使用的管理手段，這也容易理解，因為在一般的行政管理中政府如不具有這樣的強制手段，政令將無法推行，法律將無法實施。但是單純的命令與強制忽視了相對人的意思表示，因而它難以調動相對人的積極性和參與意識。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主體的平等、意思自治等特征使政府機關逐漸認識到如果單純使用命令與強制手段反而不易達到經濟管理的目的，因此，一些間接的、非強制性的、甚至帶有平等性質的管理手段開始得到應用和推廣，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行政合同，它基于行政機關與相對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在行政合同關系中，相對人不再僅僅是被管理的對象和義務主體，他的意思得到了尊重，他的利益得到了保護，因而，充分調動了相對人參與國家經濟管理活動的積極性，在法國、德國、日本等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行政合同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和重視，被作為貫徹實施國家經濟政策、經濟計劃及執行其他公務的一種重要手段。在我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推進，行政合同作為經濟管理手段迅速發展起來，成為國家經濟計劃、經濟政策貫徹實施，基礎產業建設，國土資源開發與保護，國有資產經營與管理，農村產業開發與農副產品收購等領域中為人們所普遍熟悉和接受的一種新型的管理方式，甚至已經拓展到人事管理、治安管理、計劃生育管理、生態環境保護等公共管理領域。盡管這種合同關系與傳統意義上的以命令與服從為特征的管理有著極大的不同和差異，但誰也不能否定這種帶有平等性質的行政合同關系在本質上仍是一種行政管理關系，調整這種行政合同關系的法律-行政合同法在法律屬性上為行政法。因為行政合同關系的發生、變更與消滅實質上仍然是行政權作用的結果，行政合同的目的也是為了滿足或實現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這說明，在現代的行政管理特別是經濟管理活動中，命令服從性管理關系僅僅是行政管理關系的特征之一而不是行政管理關系的唯一特征。

（三）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行政權作用的方式是多重的，但這些不同形式的權力運作方式在法律屬性上是共同的，它們都屬于行政法律行為

在經濟法學界，也有部分學者主張以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作為劃分經濟法與行政法的標準，即將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劃分為經濟手段與行政手段，并以此作為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重要區別。而實際上，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都不是法律范疇內的概念，至今為止我國法學界包括經濟法學界也從未對經濟手段、行政手段的涵義以及兩者之間的區別做出科學的說明。從我國的法律制度及實踐來看，規范、調整經濟活動的法律手段只有三個方面：一是民法手段，二是行政法手段，三是刑罰手段。如果將經濟手段理解為國家運用經濟杠桿間接調節經濟活動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為國家運用行政權直接作用于管理對象的手段的話，那么，無論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都僅是行政權作用于經濟活動的不同方式，它們都屬于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屬性上它們都屬于行政法律行為，其中頒布規范性文件、制定產業政策和經濟計劃、調整產業結構、稅收、利率、匯率、價格的決定等宏觀調控措施（經濟手段）在法律屬性上為抽象行政行為，而行政許可、行政征收、行政檢查、行政強制措施、行政處罰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則為具體行政行為。所以，無論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都只不過是行政法律行為的不同表現形式而已。

（四）在經濟管理活動中，凡行政權的行使所引起的爭議都屬于行政爭議，都只能通過行政救濟途徑解決

從法學理論上說，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它不僅要有不同于其他部門法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手段，而且必須有不同于其他部門法的法律責任體系及獨立的爭議糾紛解決機制。在經濟法學界，盡管有學者曾極力主張將罰款、責令停產停業、沒收違法所得、吊銷許可證和執照等行政處罰作為一種獨立的經濟法律責任，將相對人不服經濟行政處罰所引起的訴訟作為一種獨立的經濟訴訟，但是，這種觀點已被國家的立法所明確否定。其中1996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明確將行政機關在行政管理活動中實施的所有罰款、沒收違法所得及非法財物、責令停產停業、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和執照等行政處罰行為統一納入該法規范的范圍，而《反不正當競爭法》、《稅收征收管理法》、《產品質量法》等被視為經濟法核心內容的法律也都無一例外地將政府經濟管理部門實施行政處罰及采取其他諸如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所引起的爭議統一納入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的受理范圍。這些立法清楚地表明，凡行政權行使所引起的爭議都屬于行政爭議，都只能通過行政救濟途徑解決這些爭議，經濟管理領域亦沒有例外。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經濟法沒有不同于行政法的異質的調整對象，沒有區別于行政法的特別的調整手段，沒有獨立的法律責任體系及其相應的救濟途徑，因而，它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既沒有理論基礎，也沒有法律依據。需要說明的是，對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的否定并不意味著對經濟法學研究成果及經濟法存在價值的徹底否定，而是說明經濟法學的研究需要轉換視角，即將經濟法放在行政法這個大的法律框架內，將它作為行政法的一個分支學科并相對獨立地進行研究，利用經濟法學現有的研究成果，汲取行政法的基本原理，這樣才能徹底解決長期困擾經濟法學研究的基本理論問題，理順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從而科學地構建經濟法的理論體系，為經濟法及經濟法學的發展注入生機與活力。從行政法學的角度看，隨著我國行政法的不斷健全和完善及行政法學研究的不斷深入，行政法學理論研究亦需要從一般理論問題走向具體實踐問題，從行政法學原理走向部門行政法學，以增強我國行政法的應用性及可操作性，也才能推動我國的行政法學研究向著更高的層次拓展，因此，經濟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行政法，這也是行政法學研究不斷深入及行政法制建設不斷完善的必然趨勢。

三、經濟行政法的涵義及體系結構

在明確了經濟行政法的性質及其法律屬性后，筆者給經濟行政法的定義是：經濟行政法是調整國家經濟行政主體在運用行政權調控、監督、干預、管理市場經濟運行的活動中所形成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體，它是行政法的一個分支學科。經濟行政法的調整對象為經濟行政管理關系，簡稱經濟管理關系，也就是說，凡是國家行政權干預經濟生活所形成的一切社會關系都在經濟行政法的調整范圍之列，這既符合經濟法的研究宗旨與目的，也不違背部門行政法劃分的基本準則。在我國，因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的干預集中體現在宏觀調控、市場管理及國土資源、資產管理三個方面，因此，我國的經濟行政法也就相應地由宏觀調控法、市場管理法及國土資源、資產管理法三個方面組合而成。

（一）宏觀調控法

宏觀調控法是規范國家宏觀調控經濟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從總體上說，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活動包括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經濟政策的實施兩個方面，因此，宏觀調控法實際上包含了規范國家經濟政策制定行為的法律和規范國家經濟政策實施行為的法律兩個方面，規范國家經濟政策制定行為的法律主要是計劃法、國民經濟穩定增長法、改善地區結構法、產業政策法、預算法、中國人民銀行法、農業法等，規范國家經濟政策實施行為的法律主要是稅法、價格法、金融法、投資法、財政法等。

（二）市場管理法

市場管理法是調整國家監督、管理市場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由于國家對市場的管理包括了對市場主體的管理、市場交易行為的管理和市場客體的管理，因而市場管理法也就相應地包括了管理市場主體的法律、管理市場行為的法律及管理市場客體的法律三個方面。其中管理市場主體的法律主要是公司法、企業法、商業銀行法等規范市場主體的法律中有關公司、企業及其他經濟組織注冊登記管理的法律規范，管理市場行為的法律主要是反壟斷法、反對限制競爭法及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傾銷法、反補貼法、反價格欺詐法、反暴利法等，這部分法律是市場管理法的核心，而廣告法、證券交易法、房地產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則為規范市場客體的法律規范。需要提及的是，規范市場秩序的法律規范大多具有雙重法律性質，這種規范市場秩序法律的雙重法律屬性體現了國家在監管市場活動中行政法手段與民法手段的結合運用，因此，我們這里所講的市場管理法指的僅是規范國家權力監管市場活動的那部分法律規范。

行政處罰的本質屬性范文第4篇

[關鍵詞]食品安全；犯罪；公共安全；生產經營；財產刑；立法完善

[中圖分類號]D9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4）39-0164-02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是一類犯罪，并不是一個具體罪名。本類犯罪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包括兩個罪名，即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與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廣義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還涵蓋了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非法經營罪、虛假廣告罪、食品監管瀆職罪等。本文主要探討的是狹義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缺陷與不足，并提出立法完善建議。

1 調整罪名的體系定位

狹義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即不但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而且還嚴重地侵犯了不特定或特定多數人的生命與身體健康安全。犯罪的主要客體決定著犯罪在刑法分則體系中的歸屬。現行《刑法》將本類犯罪規定在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而非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顯然立法者認為本類犯罪侵犯的主要客體是市場經濟秩序而非公共安全。但這種劃分未必合理。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安全是一個關乎民生的重大問題，無疑屬于公共安全的范疇。從客體的本質屬性上看，兩罪與放火、爆炸、決水、投放危險物質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相比并無二致，即都侵犯了不特定多數人的身體健康與生命安全。不管是基于質的考慮還是量的考慮，消費者的人身安全都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更為重要。食品安全犯罪危害的群體很廣，社會危害極大，所以對其犯罪的界定應該與普通犯罪區分，將其列入危害公共安全罪更合適。[1]

此外，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是典型的經濟犯罪，屬于行政犯范疇，故各國刑法通常都是將其規定為實害犯而非危險犯。而我國《刑法》將狹義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規定為行為犯、危險犯，顯然這種立法設計在學理邏輯上存在嚴重矛盾。還有一點，我國《刑法》對生產、銷售有害有毒食品罪規定了死刑。在當今世界各國廢除經濟犯罪死刑已達共識的情況下，如果仍然將食品安全犯罪作為經濟犯罪加以規制，勢必會陷入應否廢除食品安全犯罪死刑設置的兩難局面。[2]因此，調整食品安全犯罪在刑法體系中的地位，將其由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調整到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中，還可以妥善地解決上述難題。

2 擴充行為類型的范圍

《食品安全法》規制的食品安全違法行為包括生產、經營和安全管理三種類型。而《刑法》規定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僅規制生產和銷售行為。相比之下，《刑法》規制的行為類型比較狹窄，規制的范圍并不周延。《食品安全法》將食品經營行為界定為食品流通和餐飲服務環節，主要包括運輸、儲藏、銷售等行為。申言之，經營行為是由一系列的行為組成的，包括貨物的采購、銷售、運輸、儲存、管理等方面的活動。可見，銷售行為僅僅是經營行為中的一種，二者在邏輯上屬于種屬關系。[3]顯然，經營的范圍比銷售更為廣泛，兩者不是可以隨意替換的同一概念。此外，違反《食品安全法》規定的采購行為、檢驗行為和儲存行為對食品安全也可能造成嚴重危害，但《刑法》并未對上述行為作出相應的規制，這必然會導致犯罪的行為類型不周延，不利于嚴懲現實中種類多樣化的食品犯罪。[4]綜上，有必要將《刑法》第143條、第144條規定的“銷售”改為“經營”，從而實現《刑法》與《食品安全法》的有效對接，嚴密刑事法網，避免刑法規制上的漏洞。

3 修改犯罪既遂形態的標準

《刑法》將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規定為危險犯，而將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規定為行為犯。可見，后罪的入罪門檻明顯比前罪低。這種立法設計所帶來的弊端十分明顯：一方面，二罪的社會危害性并沒有太大差別，故不宜在犯罪形態上作區分；另一方面，實踐中，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的犯罪數量與比例遠遠大于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因危險狀態難以確證，造成實踐中司法機關對大量的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的違法犯罪分子，要么懲治不了，要么輕描淡寫，一定程度上縱容了該類犯罪分子，不利于嚴懲和打擊此類罪犯。[5]因此，有必要將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由危險犯改為行為犯。

4 增設過失類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刑法》規定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除了食品監管瀆職罪屬于過失犯罪之外，其余均為故意犯罪。對于過失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行為，司法實踐中或以法無明文為由不追究刑事責任，或以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過失犯罪論處，甚至降低證明標準直接以故意犯罪定罪處罰，司法適用十分混亂，不利于對食品安全犯罪的有效預防與懲治。現代風險社會面臨的危險具有不確定性、潛在性、隱蔽性等特點，如果刑法仍然堅持故意危險犯的立法模式，必將無法妥善應對現代社會存在的各種風險。事實上，在各國的刑法立法中，都不同程度地對關系到社會公共安全的犯罪規定了過失危險犯，美國甚至在涉及食品、乳制品、藥品、酒類等方面還規定了嚴格責任。[6]筆者認為，我國《刑法》是否應當在食品安全犯罪中引入過失危險犯、嚴格責任有待進一步探討，但不可否認的是，如果《刑法》仍舊恪守故意犯罪這種單一立法模式，顯然不利于有效應對食品安全犯罪的嚴峻態勢。如果將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觀罪過擴展到過失，那么對食品安全犯罪的懲治將更加全面、有力。因此，筆者建議，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設過失類危害食品安全罪的條款，完善我國刑法危害食品安全的罪名體系，有效規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為。

5 細化并加大罰金刑的懲罰力度

現行《刑法》對狹義食品安全犯罪罰金刑的配置模式是“并處罰金”。這種規定過于原則，可操作性差，導致在司法實踐中罰金刑的適用完全根據法官的自由裁量，顯然存在諸多弊端。要想充分發揮罰金刑的作用，必須細化并加大罰金刑的懲罰力度。為體現與《食品安全法》的對接，筆者認為可以效仿該法對行政罰款的規定，完善食品犯罪罰金刑的設置。《食品安全法》第85條規定：“違法生產經營的食品貨值金額不足1萬元的，并處2千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款；貨值金額1萬元以上的，并處貨值金額5倍以上10倍以下罰款。”《食品安全法》明確規定了罰款的適用標準，并規定了罰款的最低限額，以此克服貨值金額比較少的情形下罰款力度不夠的弊端，充分體現了對食品的違法生產經營者的嚴懲。因此，《刑法》也應當明確罰金刑的適用標準，規定罰金的最低數額標準，加大罰金刑的懲罰力度。有效避免罰金刑的處罰力度明顯低于行政罰款，行政處罰比刑事處罰還要嚴厲這種不合理現象的發生，做到罪刑相當。

總之，食品安全本質上是公共安全領域中一個重大問題，也是一個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社會問題。面對當前食品安全的嚴峻形勢，嚴密法網，同時適當加大懲罰力度是充分保障食品安全、有效懲治與預防食品安全犯罪的當然要求與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汪冬泉，吳超.論我國食品安全的刑法保護之完善[J].重慶交通大學學報，2013（6）：3.

[2][4]利子平，石聚航.我國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規制之瑕疵及其完善路徑[J].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7）：4.

[3]王志剛.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規制[J].西南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3）：16.

行政處罰的本質屬性范文第5篇

關鍵詞：行政法基本原則；軟法；精神指導

面臨日益復雜的社會環境，行政法學研究的面向需要有所改變，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行政法基本原則研究的興起以及晚近“軟法”現象的萌芽，便是理論對現實的呼應。在二者興起至僵化的變遷中，筆者觀察到這一現象：行政法基本原則與軟法在“生存背景、本質屬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且二者是互動的，前者往往在軟法運行機制中扮演精神指導的角色，而后者亦可以成為行政法基本原則實踐應用的緩沖方法。

一、行政法基本原則與軟法互動基礎。

（一）研究困境與相互需求。

新世紀的國內行政法，基于秉承大陸法系“確定性”之要求，與正在全面滲透的“新公共服務理論”之間的矛盾已經日漸明顯，早期為緩和這一矛盾而興起的行政法基本原則研究，以及近日倍受質疑的“軟法”概念，二者在致力于“彌補”、“進化”的路徑上雖然有所成就，但同時亦遇到了自身困境：

1.替代“嚴格規則主義”的行政法基本原則理念，難以擺脫國內法律文化的約束，“法律解釋體制上的禁錮？？

以及真正意義上判例制度的缺失”[1]（P310-311），使得現階段將行政法基本原則與實踐結合所能做到的最大延伸，僅僅只是從一些經典案例的解讀中加以暗示，行政法基本原則研究面臨著理論與實踐嚴重脫節的困境，而學者基于這一觀察提出的“賦予法官解釋權”、“建立判例解釋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因為涉及到司法改革這一沉重話題，成為現階段無法逾越的障礙，于是尋找可以規避司法改革的緩沖方法成為必須。頗有意味的是，這一內在要求與晚近興起的軟法理論品格恰好契合，與司法改革相對的是，軟法立法目的、價值取向的實現并不需要司法作為保障，軟法機制更多依靠“自愿規則”得以運行，它不需要強制力的介入，它強調的不是國家和個人之間的對抗關系，而是多方主體之間的協商合作。倘若利用軟法機制詮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應用之道，可以很好地繞開“司法改革”的藩籬。

2.對于軟法而言。盡管批判逐漸減弱，理論界亦開始對其淵源、運行機制等方面予以一定程度的關注。然而，軟法理論本身深化的趨勢卻很緩慢，這主要是因為：（1）它沒有可靠的理論基礎，國家和司法實踐方面也少有支持；（2）“軟法理論通常以徹底的主觀主義的立法觀念為預設前提。依這種觀念，國家可以制定任何它們所希望制定的規范，軟法規范也是如此”，[2]這暴露了軟法機制的最大缺憾――精神指導的模糊性（非理性化）。

而更加為難的是：“軟法理性化”并不能依靠其自身，其更多取決于的統攝，但“”這一話語固有的不確定性，卻使得于此之下構建“精神指導”存在空洞的可能，于是在公法領域內尋找到一個具體替代機制便是當務之急。在眾多理論游說中，筆者觀察到行政法基本原則的適應性，正如學者所述：“行政法基本原則承載著人權、民主、法治基本價值和精神”，[3]（P146）如果我們將行政法基本原則作為軟法制定、實施的指導精神，一方面可以對軟法偏離法治原則、違背法治精神等不利現象予以源頭上的治理，實現理性化；另一方面亦可以避免“”話語的不確定，使其更具操作性。

（二）互動的合法性保障。

從邏輯學的角度來說，欲實現行政法基本原則與軟法之間的互動，前提條件是二者在本質屬性上應為一致，只有確立了此種前提，才能保證互動的合法性，才能保證互動不是由“法律規范”流向“其他社會規范”，不是變相的侵害人權。申言之，本質屬性是否一致的核心論調應該是：行政法基本原則與軟法皆應屬于法的范疇。對于這一問題的解答，大致分為兩個方面，其一是行政法基本原則與法的關系，對此，學術界并無爭議，一般認為原則是法的要素之一。而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后者――軟法與法的關系。事實是，現階段軟法為法的本質認識，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惑和擔憂，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們始終認為缺少“強制力”這一基本因素的軟法論調，很難取得傳統概念上的認同。于是，針對這一問題，軟法學者從法社會學角度做了細致的推演，他們認為，“在現代社會中，有些規則根本沒有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的機會，（但是）人們沒有理由將這些規則視為非法律。”[4]比如行業自律規范，柔性法律文本等等；并認為法是“由那些旨在型構或裁定大量人類行為的模式或者尺度構成的，而不是由那些處理單一的個別情形的瞬變且具體的指令構成的。”[5]（P250）無論如何讓渡于靈活性之目的，軟法從本質上來說都是屬于法的范疇的，是不同于道德和習慣的。軟法規范人們的行為，規范社會關系，從而是人們的行為規則；軟法不是對人們的內在心理，而是對人們的行為具有約束力，從而這種約束力是外在的；軟法是一定人類共同體通過其成員參與、協商方式制定或認可的，從而其內容具有相應的民主性、公開性、普遍性和規范性。[6]軟法完全契合法的基本要素，軟法首先是法。

二、行政法基本原則與軟法互動的既定存在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行政法基本原則與軟法互動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同時需要注意，這一互動事實并不以本文為起點的，事實上，在過去發生行政活動中，就已經存在著。

（一）行政法基本原則對軟法的隱性精神指導。

一般認為，軟法淵源主要包括：政法慣例、公共政策、自律規范、專業標準以及彈性法條。[7]（P189-201）筆者認為，在既已存在的軟法規范中，“行政法基本原則”時常扮演軟法規范制定的精神指導角色：（1）要求軟法規范的制定必須具備相應程序，如征求意見、召開聽證會、草案討論等等。“衛生部辦公廳的征求《關于全面推行醫院院務公開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的通知”，對于“征求意見”本身為硬法制定的必經程序，但在《關于全面推行醫院院務公開的指導意見》這一軟法制定中亦有相應體現；（2）在軟法規范中直接規定基本原則的內容。

如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中明確規定：“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當、高效便民、誠實守信等。”其分別體現了行政法定、行政均衡以及行政正當原則；（3）作為軟法實施的過程指導。

如南通市工商局港閘分局《南通工商局港閘分局二〇〇七年法制工作意見》中就規定：“在執法過程中所有的內部程序、外部程序要符合法律法規的規定。”這一軟法規范明確規定了行政機關參照軟法規范執法，要遵守“告知”、“送達”等程序，這實質上是“行政正當原則”對軟法實施的滲透。

（二）軟法作為“基本原則實踐操作”的緩沖方法——以“禁止過度原則”為例。

由于社會現實的復雜性，如果否認軟法機制的存在，基本原則在實踐中往往難以得到合法性支持，于是它會主動將軟法機制作為其鏈接實踐的緩沖方法，這里我們選取行政均衡原則之子原則——“禁止過度原則”為例加以說明，“禁止過度原則”主要包含兩個要素：“必要性原則”和“比例性原則”，我們所說的軟法緩沖亦是在此二者中發生：（1）、就“必要性原則”而言，其要求如果國家還可以采取其他具有同樣效果但使公民負擔更輕的手段的話，則現行手段即為不必要（nichterforderlich）的。[8]（P42）對此以軟法視角加以理解，即在實現管理論文"target="_blank">行政管理目的時，可以采用典型行政行為的方式，同樣也可以采用非強制行政行為（行政指導、行政合同等）之軟法方式，即軟法手段可以作為“禁止過度原則”鏈接實踐的考慮方向。例如福建省泉州市德化洵中有7個加油站沒有營業執照，當地工商局并沒有依照傳統做法加以取締，而是運用行政指導的方法要求停業整頓。最后，有5家加油站完善了手續，恢復了營業，得到當地政府的充分肯定；[9]（2）、就比例性原則而言，其要求行政主體“若有必要采取行動，其行動手段應該盡可能柔弱，其嚴厲程度應與其要達到的目的相稱或成比例，而不能輕易而隨意地動用嚴格法手段”。[10]（P138）應當盡量運用“合作”、“協商”等軟法手段實現行政管理的目的，因為軟法手段固有的靈活性、協商性等特點，可以使得過程和結果之間的比例達到最優，如近日“江蘇省無錫市強拆1241個報刊亭，導致市民無法買報”，便是一個典型的反面教材。①三、精神指導的限度與緩沖方法的擴展。

（一）行政法基本原則對軟法予以精神指導的限度。

從學科分野的角度來說，行政法基本原則才真正屬于公法的視野，而“軟法”僅僅只是行政管理（尤其是新公共管理）中的概念。“公法關注與類的價值、等級秩序、正當程序、規則與標準、體系的一致性、制度實踐的方式與穩定性。而新公共管理則關注靈活性，它假定國家太大、花費太高。”[11]（P142）羅豪才先生在總結軟法存在非理性狀態時也這樣說道：“軟法先天的非理性其實只是潛在的、微弱的”[12]（P79）這提醒我們：行政法基本原則與軟法追求的價值存在明顯的緊張，我們一方面需要以基本原則為指導，將軟法納入社主義法治軌道；同時也要察覺軟法與傳統公法之間存在的差異，尊重軟法本身的屬性空間，軟法“外在”的非理性，并不等于基本原則的精神指導可以無孔不入。相反，我們要尊重軟法靈活、協商、主動糾錯等方面的價值，只有在軟法違背自由、公平等基本法律價值時才予以干涉。如果我們在這種互動關系中過于苛刻，會直接影響到軟法本身之靈性，那么互動的實質便成為對軟法的否定了。

（二）行政法基本原則軟法緩沖方法的擴展。

必須承認，上文所述的抽樣分析僅僅只是對實踐的深度解剖，大部分的執法主體并沒有主動意識到這一點。因此，應當允許軟法其在合理范圍內延伸，擴大對實踐的操作。

1.軟法對“行政法定原則”的擴大詮釋。隨著二戰德國形式主義的法治國走向實質主義的法治國，法治國的工具主義思想早已融入了實質主義的法治國思想之中，從“形式主義”走向“實質主義”，已是行政法定原則的必然趨勢。然而，“實質主義法治”的外延究竟有多大，“實質”之意是否包括政策？是否包括行政慣例？是否包括專業標準等等？如果說否定這些軟法淵源，是否意味著行政機關在沒有依照法律、法規，而依照上述軟法淵源所作行為便有悖于“行政法定原則”呢？從傳統理論上來說，這一推論是成立的，但這并不符合社會發展的需求。例如2006年三月，江蘇省南通市下屬的啟東市公安局出臺了一個具有軟法性質的規范性文件：《出租、客運車輛駕駛員維護社會治安有功行為獎勵辦法》（簡稱《獎勵辦法》），文件規定駕駛員如果協助公安機關進行社會治安管理，可以根據立功程度相應扣減其交通違章處罰記分，從傳統理論角度分析，這一規定和行政法定原則相違背的，因為《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違章必須扣分，《獎勵辦法》本身有悖《立法法》。但事實上該行為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全國很多地方都有類似做法。這便需要以社會需求為基點，從軟法角度擴充理解行政法定原則的內涵。筆者認為，于公共治理模式下的“行政法定原則”，其行為依據不僅包括“硬法淵源”，在軟法淵源完全具備基本的理性要素時，應當將“軟法淵源”納入其中。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滿足實踐對“行政法定原則”的理解。

2.軟法對“行政正當原則”的理念更新。在法律對行政控制模式的選擇上，“行政正當原則”以其過程監控為優勢而倍受青睞。按照傳統理解，行政正當原則主要包括程序中立性、程序參與性和程序公開性三項內容，具體表現為聽證、避免偏私、告知等程序。筆者認為，在硬法模式下的行政正當原則，由于過程和結果之間的分割，實質上是很難調動相對人的積極性，如每年舉行的價格聽證會以及《行政處罰法》聽證制度的僵化等等。

在行政管理理論中，“硬法”調控下的法的程序結構是反應型的、防衛型的、封閉型的，相對人所謂的“參與”，實質是“協作”，而不是“合作”。②協作的實質是相對人配合行政機關的工作，被動地、機械地完成行政機關的程序要求，從而使行政機關避免由此而造成的訴訟事件。但是，“合作”是不能被強制的，合作所表明的是對生產關系、社會關系以及社會制度的主動建構。因此，我們需要補充對“行政正當原則”的認識，在傳統基礎上加入“軟法理念”，加入軟法實施機制中的“定期交流程序”、“學習和批評程序”、“自我評估程序”等等，從而將治理模式下的程序模式，構建為“前攝型的、事前的、開放的、寬容的”合作結構[13]（P138），變“協作”為“合作”，變“單向度的社會控制”為“合作式控制”，變“僵化程序”為“開放協調”。

3.軟法對“行政均衡原則”的實踐保障。“行政均衡原則”一般包括平等對待原則、禁止過度原則以及信賴保護原則，基于上文已經將平等對待原則進行抽樣分析，故而此處不獒。筆者從軟法角度對余下兩項子原則的實踐路徑予以重新探討：（1）平等對待的原則。在平等對待原則的邏輯框架中，存在著制定法與習慣法界分，從而構成“禁止恣意”和“行政自我拘束”兩項內容。筆者選取后者加以分析，所謂行政自我拘束是指行政主體如果曾經在某個案件中做出一定內容的決定或者采取一定的措施，那么，在其后的所有同類案件中，行政主體都要受前面所做出的決定或者所采取的措施的拘束，對有關行政相對人做出相同的決定或者采取相同的措施。[14]

其主要意義在于“要求行政主體在法律、法規未有明確、具體規定情況下，應受行政慣例的約束。”[15]（P218）可以看出，其實踐路徑并不涉及“硬法”內容，更多是依靠軟法淵源中的“行政慣例”。故而，在軟法話語未出現時，學者對此慎言道：“在公眾將行政機關視為自由的威脅而非權益的保護者，是異己的力量而非信賴的對象的情況下，引入行政自我拘束原則的社會效果是值得懷疑的。”[16]（2）信賴保護原則。信賴保護原則是誠信原則在行政法中的運用本質上屬于一種基本的道德準則。[17]（P228-231）其作為一種“法律義務”與道德之間存有密切聯系，對其實踐操作的終極手段依靠的亦是行政主體的道德感悟（如誠信政府）。盡管有學者提出以“民主機制”、“法制化”、“司法審查”三位一體模式，從外部環境上建構誠信政府，落實信賴保護原則。[18]（P276-285）但卻難以在“行政主體主動性”上有所作為，究其原因，在于硬法模式下法律與道德的清晰界分。然而，這一不足在軟法機制中卻是可以避免的，軟法規范是自我實施的，一定程度上“依靠社會認可、譏諷、信譽等來執行”，它大部分“可以轉化為個人道德，人們出于負罪感和羞恥感而自覺遵守它。”[19]（P265）因此，采用軟法機制的作用，可以使行政主體出于自身的道德律，主動遵守信賴保護原則。

四、結語。

總之，“行政法基本原則”與“軟法”是公法領域內兩個不同的理論主題，理論發現僅僅是對既定實踐的事后考察。筆者認為二者之間的互動研究具有雙重意義，其對于軟法而言，可以利用在判例中總結和成長起來的行政基本原則，予以全方位精神指導，提高軟法本身的理性精神，擴大軟法理論研究的范疇，更好地實施“公共治理”；同時，對于行政法基本原則而言，可以運用軟法無須“以司法作為保障”、“充分體現合作精神”、“完善行政主體的主動精神”等優勢，拓展基本原則的內涵理解，提高基本原則本身的可操作性。

注釋：

①2009年2月25日，無錫市城管局在沒有經過聽證程序的情況下，以“未經合法審批”為由做出決定，關閉、拆除市區1241個報刊便民亭，引起市民強烈不滿。參見“江蘇省無錫強拆1241個報刊亭，市民無法買報”[N].現代快報，2009-2-25.

②協作和合作之間存在很大區別：協作是強制性的，但合作不能被強制；合作是建構性的，而協作則是構成性的。合作表明的是對生產關系、社會制度的主動建構，而協作僅僅是發生在這些關系和制度之中的總體上被動的行為。參見張康之。論社會治理中的協作與合作[J].社會科學研究，2008，1，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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