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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交易稅收優惠范文第1篇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推進，中國企業在海外涉足的行業和國家愈發廣泛。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的《2013年世界投資報告》稱，中國在2012年對外直接投資創下840億美元的歷史紀錄，成為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

一批早期參與海外投資浪潮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們，在度過最初的適應和磨合期之后，逐漸掌握了國際市場環境下的游戲規則，具備了國際化的投資視野，并開始根據對國際和國內市場的分析，調動全球商業資源，尋求新的發展機遇。在這種環境下，跨境重組成為當前海外投資領域的一個熱門話題，本期我們將著重對中國企業跨境重組所涉及的稅務風險和主要關注點進行探討。

動因、風險提示及應對

根據企業所處的不同國際化發展階段，或企業所要實現的目標，中國企業進行跨境重組的目的多種多樣，主要分為以下三類：第一，滿足企業的融資需求。有些企業為了發展海外項目而存在融資需求，因此在公開市場上市之前，需要將現有海外公司或項目重組至新設立的平臺公司，用來引進戰略投資者和作為上市主體。第二，降低稅務成本。有些企業海外業務不斷擴展，但由于早期海外投資經驗不足，現有的海外投資架構使得股息分配存在較高的稅務成本，使得一些優質項目的投資稅務成本居高不下，因而希望對海外投資架構進行調整，以提高投資回報率。第三，加強企業內部管理。隨著海外投資布局的日趨完善，一部分企業出于尋求企業發展及實現協同效應等內生需求，需要根據區域或產業特點實施海外項目戰略重組。

無論出于何種動因，跨境重組過程中涉及的稅務成本和稅務風險都是企業必須面對并妥善處理的一個重要課題。因此，根據以往的實務處理經驗，我們認為企業在跨境重組過程中有一些普遍性值得關注，包括以下六點主要稅務事項。

應關注重組整體稅務最優，而非單方利益最大化

與一般的跨境交易不同，企業集團內部跨境重組的特別之處在于買賣雙方是關聯方，任何一方產生的高額稅負，都將由企業承擔。因此在跨境重組中，企業必須謹慎選擇重組方式、步驟及對價形式等安排，以兼顧買賣雙方的稅務成本。

投資初期的架構設計，對實現未來重組的稅負優化至關重要

雖然從投資的時間進程來看，對海外投資的重組可能發生在投資三、四年，或更長時間之后。但是，從提高跨境重組稅務效率的角度而言，企業能夠根據未來的商業規劃，在投資初期的策劃階段，設計兼顧投資需求和稅務效率的投資架構，對于未來降低重組的稅務成本是至關重要的。

明確重組收益的法定納稅義務人和稅務扣繳責任人

在一項重組交易中，如果產生了重組收益，通常而言，賣方作為收益的取得一方，屬于法定的納稅義務人。但是，由于跨境重組的賣方可能為境外公司，并不會在交易發生國進行直接的稅務登記。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應特別注意的是，交易發生國的稅法很可能會規定，被轉讓的公司負有向當地稅局申報繳納稅款的義務，任何非合規的稅務處理，都有可能導致被轉讓的公司被處以稅務處罰。因此，實施跨境重組的企業，應在交易前充分了解交易發生國的稅制，特別是對于稅款申報繳納的責任人、程序和時間等要求，避免因未按稅法要求履行納稅義務而產生不必要的稅務風險或滯納金。

重組方式的選擇及稅務優惠的適用

企業在進行內部重組時，可能會希望盡量減少交易對現金的需求，而通過非現金的形式（如股權支付、往來賬的沖銷等）完成交易。對此，企業在以非現金的方式進行重組時，要特別關注重組環節的架構設計，在避免使用大量現金的情況下，達到重組的預期效果。

另一方面，企業可以綜合考慮與跨境重組所涉及的國家對于集團內部重組交易是否存在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如中國企業所得稅制度下59號文對于重組的稅務處理規定）等，以及如何能在達到重組商業目標的前提下，選擇有機會適用稅收優惠的重組方式。

重組對稅務成本的影響

一般而言，如果企業在重組時繳納了資本利得稅，則被轉讓的股權或資產的稅務成本也相應提高，從而使得未來再次進行轉讓時的資本利得能夠以此次轉讓價值為基礎而計算。但是，在跨境重組，特別是多次重組以實現預期架構安排的情況下，在不同層面重組，其對于稅務成本的影響也有所區別。具體而言，通常只有被轉讓股權或資產的稅務成本會被提高，而如果后續重組在控股架構的其他層面進行，則可能還需要以原始的計稅基礎（而不是因繳稅后而提高的計稅基礎）確認資本利得，從而導致未來對同一項增值額繳納多重稅收。因此，企業應合理規劃稅務優化的重組架構及流程，避免由于重組而導致對同一項增值繳納多重稅收。

跨境重組的印花稅等交易稅影響

與資本利得稅按照差額征稅不同，印花稅等交易稅項通常按照交易對價的總額計算征收，而不只是考慮被轉讓公司的增值額。因此，盡管交易稅稅率看起來較低，但如果交易金額（即交易對價總額，而非實現的利得）較大，那么交易稅負也可能會對交易成本產生重要影響。因此，除資本利得稅以外，計劃進行重組的企業還應充分了解交易稅制度，并可以探索降低或遞延該稅負的方法。

與此同時，我們也希望能夠通過對其他國家在跨境重組方面的稅收制度的初步介紹，以說明跨境重組在不同國家的稅務處理方法。

加拿大：更多重組架構選擇

加拿大作為世界上一個主要資源國，吸引了眾多海外投資者。許多中國企業通過并購或新設的形式，持有加拿大的公司或資產。隨著中國投資者的投資和商業規劃，在對加拿大的公司或資產實施重組時，首先需要關注資本利得稅的影響。加拿大有一個“應稅加拿大資產（Taxable Canadian Property）”概念，其中主要包括一些不動產或對不動產的權益。根據加拿大稅法規定，外國企業轉讓應稅加拿大資產時需要在加拿大計算繳納資本利得稅，并且不論是直接轉讓還是間接轉讓，該規定均適用。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一家中國企業通過多層控股架構間接持有的一家加拿大公司（主要資產為應稅加拿大資產）并對其進行重組時，無論在控股架構的哪一個層面轉讓，所產生的資本利得都可能產生12.5%的加拿大資本利得稅影響。

對于這種情況，如果企業在投資之初考慮了未來可能的重組計劃，并設計了具有靈活性和稅務效率的控股架構，則有機會利用相關的稅收協定，從而申請適用相關免稅優惠。就加拿大自身而言，其擁有廣泛的稅收協定網絡，不僅與中國簽有稅收協定，近期也與香港簽訂了稅收協定，并預計從2014年起開始生效。這些情況對于中國投資者來說，無疑是重大的利好消息，特別是對于投資加拿大的中國企業而言，為其提供了更多的架構選擇。

同時，雖然稅收協定能夠提供稅務優惠或保護，但對于稅收協定的適用，也要求企業必須能夠在海外控股公司建立足夠的商業實質（包括人、財、物的投入和維持），并能夠滿足稅收協定的適用條件。

另一方面，對于重組資產或公司的接收方，有必要提前對收購架構進行稅務籌劃，根據未來的商業規劃（例如短期還是長期持有，是否需要在架構中保留靈活性為未來上市做準備等），設計稅務優化的收購架構，避免再次重組可能產生的稅務影響。

德國：關注合并納稅集團

德國一直是中國企業投資歐洲的主要目的國之一。除了前文提到的資本利得稅等事項外，在德國進行重組時，還需關注合并納稅集團的潛在影響。

根據德國稅法規定，兩個具有一定比例控股及投票權關系的德國居民企業可以組成合并納稅集團。在此情況下，如果中國企業計劃對現有合并納稅集團中的一家德國企業進行重組，則可能會導致現有合并納稅集團的解散，其直接影響在于重組發生當年，合并納稅集團中的各德國企業將不適用合并納稅集團下的稅務處理。

另一方面，鑒于德國稅法存在上述合并納稅集團制度，則重組交易中的買方可以考慮是否需要對其加以利用。例如，如果該重組交易將采用外部融資貸款的形式，則可考慮設立一家德國收購主體，并由該德國收購主體進行貸款。由于德國收購主體可以與被轉讓的德國公司進行合并納稅，那么德國收購主體的利息支出將可以沖抵被轉讓德國公司的營業收入，從而降低重組交易后德國公司的整體稅務成本。

此外，中國企業在進行跨境重組的過程中還應關注是否會產生其他交易稅種的納稅義務。以德國為例，如果被轉讓的德國公司在德國還持有不動產，則可能還需要繳納德國的房地產轉讓稅等。

股權交易稅收優惠范文第2篇

一、我國證券稅收制度的現狀及問題

從世界發達國家來看，其政府都無例外地利用證券市場為人們提供籌資和投資場所，充分利用有價證券融資特點，集中社會資金，優化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由于證券稅法具有強制性、固定性等特性，大多數國家都注重利用稅收手段對證券市場上的投資行為進行調節，使證券市場朝著健康方向發展。稅收對證券業起著導向作用，因為稅收開征與停征、稅收減免、稅率的升降對證券業風險性、投機性起著高與低、擴張與抑制的影響，可以增強股民的風險意識和投資意識。

通過在一定范圍內選擇不同的納稅方法等鼓勵性或限制性措施，可以達到促進或抑制證券市場的目的。如果對公開上市公司股票的資本收益免稅或減稅，對公開上市證券投資的個人或企業所分得的股息、紅利實行低稅率，能起到鼓勵個人或法人購買證券的作用。從證券發行角度來看，還本付息是在稅前支付或在稅后支付，對證券供給會產生重大影響。如果還本付息是在稅前支付，就可將它計入成本，在籌資成本（與銀行貸款相比）相同情況下，企業就會大量發行股票和債券，增加證券供給。從證券轉讓角度來看，如果證券交易的稅負較重，投資者寧可長期持有，減少轉讓頻率，從而減少證券的供給。相反，證券的供給就會增加。

目前，我國證券市場稅收調節力度不夠，主要體現在：

（1）我國把有價證券作為一種法定權益證書列入印花稅的征稅對象，用征收印花稅來取代證券交易稅。1990年6月，深圳經濟特區在股價暴漲時，為適度調節炒股收益采取了向賣方征收6‰的稅收。后來，參照香港的作法，借用我國印花稅法的產權轉移書據稅目對股票交易雙方各征3‰的印花稅。1991年上海參照深圳經驗，對股票交易課征了3‰的印花稅。1992年國家稅務局和國家體改委聯合發文肯定了上述做法，從而建立了我國股票交易的稅收制度。

印花稅是以商業活動和產權、特許權的轉移行為所立書據，以及使用、領受的憑證為征稅對象的一種稅。可見，印花稅是憑證稅，用其代替證券交易環節的行為稅，顯然是不科學的；再有，我國利用印花稅代替證券交易稅，且對證券買賣雙方都征收3‰的稅，不利于國家利用稅率作為經濟杠桿，抑制不法分子投機行為，規范證券機制順利運行。因此，我國應停征印花稅，采納國際通常做法，征收證券交易稅。

（2）1994年國家宣布股票轉讓所得暫不征收個人所得稅。我國現階段在對個人股民的股票交易不納稅的情況下，用印花稅來補充所得稅的空白。免收股票交易所得稅從宏觀上看，有鼓勵投資者參與股市的一面，但也存在著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是，我國現行證券稅制中對證券投資征收的稅種只有證券投資所得稅（主要是股息、紅利征稅）和印花稅，且互不交叉，彼此缺乏有機聯系，難以發揮調節資金流量和證券結構的作用。

（3）我國現行證券投資所得稅法對企業所得僅規定了對企業債券所得利息征稅，對各種國債、金融債券及重點企業債券免征利息所得稅，并且允許企業將貸款利息列入成本，貸款與國家銀行或儲蓄于國家銀行所取得的利息一直是免稅的內容。對從事國庫券交易所獲得的增益及國庫券交易行為也都沒有納入稅收政策中，使稅收在個人投資中缺乏有效的調節作用，對金融資產多樣化也同樣缺乏適當的引導。

（4）我國現行證券投資所得稅主要體現在對股息、紅利征稅上。根據《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第五條規定：利息收入和股息收入征收33％的比例稅率。《個人所得稅法》第二條規定，利息、股息、紅利所得，適用20％的比例稅率，實行源泉課征；對股息、紅利的征稅沒有與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相銜接，出現重復征稅。實際上，股東得到的股息、紅利是企業稅后純利的分配，但按現行稅法規定，股東在取得這部分收入的同時，還應再繳納所得稅，這顯然是有悖稅收公平原則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國際上證券稅制，我們發現各國一般通過征收證券交易稅，證券交易所得稅、證券投資所得稅這幾種手段來發揮稅收對證券市場的調節作用。試分述之并提出針對上述我國有關問題的建議。

二、證券交易稅

對證券交易行為征稅，各國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國家認為既然是交易，就應與一般商品流轉一樣課稅；有的國家則從鼓勵資本流動的角度出發免予課稅。

世界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意大利、瑞士、西班牙、阿根廷、以及我國臺灣地區都征收證券交易稅。在日本，有價證券交易稅是由資本利得的形式轉化來的，原來的出售股份所得金額的5.5‰降至3‰，可轉移公司債券和附認股權證的公司債券的轉讓稅收則從原來銷售金額的2.6‰降至1.6‰；在韓國，對股票出售者按銷售額的0.2％征收證券轉讓稅；我國臺灣從1987年開始開征了證券交易稅，稅率為6‰；新加坡、泰國等一些國家則對證券轉讓者征收印花稅；在英國，對證券購買者征收1％的交易稅；在德國，對交易雙方征收0.8％的交易稅；美國在證券市場形成初期，開征證券交易稅，目前業已停征。

可見，證券市場發育初期，各國為加強對證券市場的管理和引導，征收交易稅是很普遍的現象，而且很多國家的證券交易稅都存在過較長時間，如美國、英國等，只是近幾年才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而逐步取消。目前發達國家多采用證券交易稅名稱（或證券轉移稅、證券周轉稅），很少征收證券印花稅。而即使少數征收證券交易印花稅的國家和地區也不再征收證券交易稅，二者只居其一。

我國把有價證券作為一種法定權益證書列入印花稅的征稅對象，針對這種情形，有關專家建議改成“證券交易稅”。取消或替代征收印花稅，認為有利于證券市場公平競爭和合理監管。

筆者贊同這種觀點并認為我國應停征印花稅，開征證券交易稅.凡是上市交易的股票、企業債券、金融債券和國家債券，都應征稅。各國開征證券交易稅都是以證券交易額為基稅，而稅率一般比較低，如日本從0.1％到3％，比利時股票5.5％，債券1.4％。我國證券交易稅的稅率采用復合稅率，即根據不同的交易對象規定不同的納稅比率，股票交易投機性大且收益也大，債券交易投機性小收益也較小，因而股票交易稅率要高于債券交易稅率，股票交易稅稅率可考慮定為2‰，債券稅率為1‰。納稅人既可以是經批準從事有價證券出售業務的證券公司、信托投資公司等也可以是在證券交易所、證券公司及信托投資公司從事有價證券出售業務的單位和個人。證券交易稅由賣方交納稅，而證券承銷商、證券經紀人、受讓人負有代扣代交義務。

三、證券交易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因其收入的數量和在財政稅收政策中的意義被譽為“稅中之后”。現代意義上的個人所得稅最早是1799年在英國產生的。從各國所得稅法的理論和實踐看，應稅所得可界定為：法人和自然人在特定時間具有合法來源性質的并以貨幣形式表現的純所得，從總體上可概括為經營所得、財產所得、勞動所得、投資所得、其他所得五類。財產所得又分為兩類：一類是不動產所得和動產所得，另一類是因財產包括各種動產和不動產的轉讓過程中所產生的溢余收益，這類所得通常稱為資本利得。當股票轉讓時，轉讓值與持有值會發生差異，當轉讓收入大于持有成本時，便產生收益；反之，出現損失。從稅收理論上講，對收益征稅屬于所得稅范疇。但它是否是一種盈利。如果征稅，是征收“普通所得稅”還是“資本利得稅”？目前除馬來西亞、新加坡、墨西哥、香港、南非外，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征收了證券交易所得稅或資本利得稅，但對其征稅的具體規定又各有千秋。

有的國家，如德國、奧地利在稅收結構中沒有單列資本利得稅這一稅種，而是把它看作是普通所得的一部分直接課征所得稅。

有的國家在稅法中作了明確規定，轉讓證券增益屬于資本利得范疇，與普通所得稅一樣征收所得稅或資本利得稅，美國、英國、西班牙、比利時、日本、澳大利亞即如此。如美國規定將其與土地、建筑物等不動產一并列入資本利得課稅，并依其持有期間長短分為長期資本利得（1年以上）和短期資本利得，在稅率設計上，個人長期資本利得視同一般所得，稅率為28％，短期資本利得為38.5％。此外，如果長期與短期資本損失大于資本增益時，其損失可全部沖抵一般所得，但減除額不得超過3000美元。日本對自然人取得的這部分資本利得采取兩種繳稅方式，納稅人可任選一種：一是在取得銷售收入時按銷售價繳納1％的稅收；二是按正常程序在提交納稅申報時按凈資本利得繳納26％的所得稅，對居民公司分配的股息征收20％預提稅。法國對個人因出售股票而取得的資本利得中超過28.1萬法郎的部分征稅，稅率為16％，對公司則分短期（2年以內）、長期分別征42％和15％的資本利得稅。

還有一些國家由于在政策上不傾向于把資本利得和經營利潤等同起來，而對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稅收征免規定。

國際經驗表明，隨著經濟的發展，個人所得稅的比重將逐步高。美國著名現代財政學家馬斯格雷夫在60年代曾對近40個國家的有關資料進行分析，得出結論：間接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呈負相關，而個人所得稅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呈正相關。即隨著一國經濟的增長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間接稅在稅收收入中的比重將相應下降，個人所得稅的稅收收入比重將相應上升。從我國現實看，近幾年來，特別是1994年以來，我國個人所得稅都保持了很高的增幅（年均遞增50％以上），這充分說明我國個人所得稅稅源潛力巨大，我國目前已具備提高個人所得稅收入比重的經濟基礎。與此同時，據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的一份課題報告顯示：我國目前個人所得稅的征收面尚不足總人口的1％，個人所得稅的平均稅負亦不足1％，遠遠低于世界各國平均水平。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個人的收入會朝多樣化、復雜化、多渠道的方式發展，可以將資本所得、超勞動報酬所得、股票交易收入納入征收范圍，以拓寬稅基。

我國要不要征收證券交易所得稅，始終存在贊成和反對兩種意見。

贊成說認為：（1）從稅法理論上講，居民和企業的這部分買賣價差收益應作為個人收入征收個人或企業所得稅，凡是有收益就要征所得稅；（2）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國家理所當然地要利用稅收杠桿來緩解收入分配懸殊的矛盾，縮小市場機制可能帶來的兩極分化的消極作用。

反對說認為：（1）在證券市場發育初期，由于資本利得稅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投資風險，降低了居民投資信心，因而不宜開征證券交易所得稅；（2）資本利得稅的征收，還必須充分考慮到具體操作中的可行性，若盲目開征，不僅增加課稅成本，而且還可能出現大量逃稅現象，最終導致稅收調節目標的失敗。

我國目前沒有開征證券交易所得稅，修改后的《個人所得稅法》采取列舉的方式，將個人應稅所得分為11項，有關利息、股息、紅利所得問題，新個人所得稅法在外延上大大擴展了原個人所得稅法所定義的“存款、貸款及各種債券的利息收入及投資的股息、利息收入，它不僅包括因現金債權、股權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而且還包括了個人因持有實物債權而取得的這類所得。為了適應我國股份制和證券業的發展，新個人所得稅法增加了對”個人轉讓有價證券、股權、房屋、機器設備、車船等所得“的財產轉讓所得的規定。這是一個進步。

筆者認為應完善企業證券交易所得稅，試點征收個人股票交易所得稅。開征證券交易所得稅是順應國際潮流，符合所得稅原理，有利于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和國家宏觀調控證券市場的能力。課征證券交易所得稅對于公平收入分配，引導投資結構合理化，防止大戶操縱證券市場均有積極功效。

現在我國試點開征對全社會來說，是十分必要的和十分合理的。非金融機構和個人的證券（股票）行為一直免征營業稅，促進股市造就出的百萬、千萬富翁，其股票交易收益如果對所得稅不征收，這種影響是負面的。從稅源的角度看，個人證券交易是一個巨大的、潛在的稅源。美國證券行業吸引的資金約占全國資金三分之一，銀行業占三分之二。如果將我國銀行業和證券業發展來比較，可以看出證券交易行業的發展加速度更快。我國證券業資產總額中的個人資產，高的時候可能達到7500億，少的時候也會在3800億元。銀行資產總額雖然更大，但總體經營效益不好，信貸資產形成呆帳過多。相比之下，證券交易的收入是現貨交易，即時清潔，記錄完整，電腦處理業務的自動化程度高，所得稅計算和操作比較容易。

征收股民個人股票交易所得稅的最大顧慮是影響市場的個人參與。個人股民的資金與銀行的個人儲蓄有直接聯系，個人儲蓄多，銀行貸款增多，反之，個人股民入市的多了，銀行儲蓄就要下降，銀行工商企業貸款就相應減少。從國家金融市場總額來看，此消彼漲，此漲彼消，只是不同市場不同資金的轉換。另外股票轉讓個人所得稅，目前還是集中在小部分人身上的一種所得稅，參與證券交易的“股民”不會超過1500萬人口，占我國總人口不到1.17%，對全國經濟影響不大，不象銀行個人儲蓄那樣大眾化。

股票投資正日益成為個人證券投資的重要渠道，但是我國股市尚不規范，多數上市公司利用股市賺錢的動機極為強烈。在投資回報方面，他們更熱衷于送紅股、股分拆細甚至配股，而不是實實在在地派發現金紅利。投資者對現金股利這一投資回報的期待已逐漸轉化成對新增股分走出填權效應的期望，這樣投資者就可以通過拋出股票獲利。可以說在我國，股息紅利與股票轉讓收益相比，在多數情況下是微不足道的。

從現階段看，我國試點征收個人股票交易所得稅的外部條件已經基本具備：

一是隨著多年來大張旗鼓的稅法宣傳，稅收知識的廣泛普及，公司納稅意識已有很大提高，隨著利息所得稅的開征，公民對稅收的心理承受能力進一步加強，不至于排斥和抗拒個人股票交易所得稅；二是經過20年的個人所得稅征管實踐，我國已積累了豐富的個人所得稅征管經驗，稅收征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正在穩步推行的稅收計算機網絡化管理，為個人股票交易所得稅的科學征管提供了基本的條件；三是從1999年10月1日對居民身份實行終身號碼不變制，以及2000年4月1日開始實施的存款實名制，是科學地掌握納稅人收入來源，防止稅收流失，提高征管效率的有效保障；四是我國法律制度和會計制度進一步健全，并與國際慣例接軌，亦有利于個人股票交易所得稅這個國際化稅種的征收。

當然，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而言，我國個人所得稅征管水平相對較低，征管手段還相對落后，但西方發達國家較為完善的個人所得稅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經歷了逐步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因此，我們在構建證券交易所得稅時要立足于現有的條件，并在實踐中逐步加以完善。必須把握以下幾點：

第一、對證券交易或轉讓的增益所得也是一種廣義資本所得，對證券資本因買賣而發生的增值所得或資本利得，是由證券資本價格波動的結果，是一種不能預期的利得，其出發點是投資，如果濫加征稅或稅負過重，將導致對原有資本的剝奪，所以，國際通常采用低稅率的資本利得稅，加之我國證券市場剛起步，急需國家扶持。因此，其稅率要從低，并規定一定數額的免征額，我們可以考慮把其稅率定為3％。為了促進證券市場穩定發展，在稅收政策上應把長期投資和“短線操作”區分開來，對其分別適應不同稅率，以達到鼓勵投資，制約投機行為的目的。

第二，由于證券資本的增值包含不可預期所得，包含通貨膨脹的因素，它是一種投資承擔風險成功的報酬，所以對這種資本增益應給予較寬的優惠，規定適當的免稅額或扣除額，可以參照我國目前開征特許權使用費征稅的做法。對于買賣國家發行的公債所得可以按實際常規給予免稅待遇。對于中長期證券交易所得給予稅收優惠，如對賣出持有兩年以上的證券所得可以減半或減少一定比例交納所得稅。應規定凡是年從事證券交易收益在3萬元以下者免征。

第三，各國立法皆規定了納稅人在納稅后的一段時期內，如證券交易出現虧損，可以申請一定的稅收抵免，返還部分稅金。我國證券市場正處于初級階段，采納這一國際慣例，對于證券市場健康發育具有積極作用。

四、完善證券投資所得稅

綜觀各國所得稅法，公司與自然人無不為獨立的納稅主體，這樣，在實踐中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即作為納稅人的公司其所得在依法征收公司所得稅后，稅后利潤中的一部分以股息形式分配給股東時，股東是否還要納稅。

對此，各國所得稅法實踐中曾經有基于兩種不同理論。

一種是“法人實存說”，該理論認為，法人是一個獨立于它的股東而實際存在的經濟實體。對法人的所得，向法人征稅，對股東的所得，向股東征稅，是兩個不同納稅人的事情，并不存在重復征稅的問題。日本在1950年以前，法國在1965年以前，就是持這種理論，它們對法人和股東分別征收所得稅。

另一種是“法人虛構說”，該理論認為，法人不過是一種法律上的虛構物，它僅為股東所得提供渠道。如果對法人的所得征稅，那么，就應該完全排除對股東的股息所得征稅，否則，就屬重復征稅，違反公平稅負原則。美國在1935年以前就是持這種理論，它對股東取得的股息所得是不課稅的。

隨著各國所得稅法與公司法的發展和完善，對法人和股東雙方分別征稅，已日漸成為世界各國政府財政利益之所在。各國逐步折衷調和而趨向大致統一.即對分配股息的法人，仍就其未分配股息前的全部所得征收所得稅；對取得股息的股東，原則上將從法人已稅所得中分配的股息所得計入總所得予以課稅，但可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以消除或減輕對公司股息重復課稅因素。

證券投資所得稅是根據投資者所獲得的股息、紅利、利息收入來征收的。由于證券投資所得稅充分體現了稅負公平原則，各國幾乎都利用它來調節投資者的收入水平，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對證券投資所得予以征稅，但各國征稅方法不盡相同。

美國稅法規定，個人所獲得的股息、紅利屬于“任何來源的所得”范圍，列入毛所得內，在計算凈所得時允許扣除借款利息；對公司所獲得股息、紅利，則作為公司所得稅的應稅所得額計列，計征公司所得稅。據德國個人所得稅法第20條規定，相對于工作收入的是資金財產收入，這是來源于資金財產的托付而取得的盈利。它可分成三類，其中包括盈利來自于參與資本公司以及工商的經濟團體，如股息，紅利。

我國所得稅法對股息所得在實踐中有三種作法：一是對內資企業的股息所得不作任何扣除，計入其所得總額中按33％稅率課稅；二是對外商投資者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利潤（股息）和外籍個人從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分得的股息、紅利，免征所得稅；對持有B股或海外股的外國企業和外籍外人，從發行該B股或海外股的中國境內企業所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征收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三是對中國公民取得的股息所得并不適用工資薪金所得九級超額累進稅率，而是一次性地適用20％的比例稅率.

我國應當允許股份制企業扣除分配的股息，僅就余額部分征收企業所得稅，以消除由于對分配股息部分既征企業所得稅又征個人所得稅而產生的重復課稅現象。

股權交易稅收優惠范文第3篇

一、我國證券市場稅收制度的現存問題分析目前我國對證券市場稅收制度的改革，主要是通過對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的調整來實現的，但是從實際的稅收調節效果看并不理想，其主要原因在于單一的印花稅稅種設置和單一的印花稅稅率調整，根本無法發揮稅收杠桿在證券市場中的調節和分配功能。目前我國證券市場稅收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證券發行環節尚未征收證券交易印花稅。按照國際稅收慣例，各國政府一般針對證券發行環節（即一級市場）申請發行并登記許可的所有證券品種課征證券交易印花稅。而我國目前在該環節主要針對從事證券發行交易活動的證券公司、證券交易機構就其手續費（傭金）收入全額按“金融保險業”稅目課征營業稅，而不是按凈額征收，而且還包括收取的價外費用（如代墊的費用）;對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發行金融債券，企業發行債券和股票所取得的收入，按“產權轉移書據”

稅目課征印花稅；對上市公司發行有價證券取得的溢價收入，按“營業賬簿”稅目課征印花稅。從實質上看，我國尚未對證券發行環節發行的證券品種課征證券交易印花稅，由此導致國家財政收入的流失和稅收政策無法對證券發行市場發揮稅收調控的作用。

2.證券交易環節征收的股票交易印花稅存在制度性缺陷。目前我國在證券交易環節（即二級市場）買賣、繼承、贈與所書立的A股、B股股權轉讓書據，由立據雙方當事人分別按1‰的稅率繳納股票交易印花稅。該類股票交易印花稅存在以下缺陷：（1）它實質上是就股票交易金額所征收的一道交易稅，偏離了印花稅作為憑證稅種的內涵，而且被賦予了多重目標或功能,承擔了印花稅、證券交易稅和遺產稅或贈與稅等多個稅種的功能，因此不符合稅收法理。（2）它僅就二級市場上交易的股票征稅，對其他證券品種（如國債、企業債券、金融債券、期貨、投資基金、國家股和法人股等）及一級市場和場外交易市場的證券品種都不征稅，稅基偏窄，不僅造成稅收收入的嚴重流失，而且造成一級市場的原始股投資者和二級市場的股票交易者之間、場內交易者和場外交易者之間、股票與其他證券品種之間的稅負不公。（3）它不區分交易時間、交易主體、交易金額，也不區分買方和賣方,均按現實交易額征收相同比例的稅收，稅率設定單一且稅率偏高，導致證券稅收對機構投資者和證券大戶利用資金和信息優勢操縱股市的調控能力被削弱，中小投資者的實際稅負較重，而機構和大戶投資者稅負較輕，不能體現“鼓勵長期投資，抑制過度投機”的證券稅收原則。

3.證券持有環節存在稅負不公和重復征稅現象。目前我國在證券持有環節主要針對個人持有債權、股權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紅利所得（除國債和國家發行的金融債券的利息外）按照20%的稅率征收個人所得稅，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個人所得稅；企業持有權益性投資取得的股息、紅利等投資收益按照2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的非居民企業從居民企業取得與該機構、場所有實際聯系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免稅①。我國目前課征的證券投資所得稅存在以下問題：（1）稅負不公。一是上市公司之間的稅負不公，比如西部地區上市公司的稅負更輕；二是上市公司內部股東之間的稅負不公，只對個人股而不對國家股和法人股的股利征稅；三是僅對個人投資于股票獲得的股息及紅利征收個人所得稅，而對個人投資于公司債券和投資基金取得的收益不征稅；四是居民企業與非居民企業的稅負不公。（2）缺乏對企業和個人股息、紅利重復征稅的規避機制②。《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企業獲得的股息、紅利所得與其其他所得合并征收企業所得稅，企業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不得扣除向投資者支付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款，而個人取得的上述所得是企業稅后利潤分配而來的，再對個人獲得上述已繳納企業所得稅的所得課征個人所得稅，又不存在扣除項目，就會產生經濟性重復征稅現象。（3）對個人證券投資所得課稅的稅率低，對機構投資取得收益合并征收企業所得稅，可能造成企業采取“公款私用”的辦法，以個人名義買賣各類證券以部分逃避企業所得稅，甚至造成企業管理層私分證券投資收益。

4.證券轉讓環節尚未開征證券交易所得稅或資本利得稅。國際上對于證券轉讓所得（即買賣價差或增值收益）,區分投資者已實現收益和未實現收益分別征收證券交易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我國目前尚未開征證券交易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我國關于證券轉讓所得課稅的現行規定為：企業轉讓股權和債權等取得的收入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5%的稅率課征企業所得稅；對個人投資者買賣股票、封閉式投資基金、開放式投資基金的差價收入暫不征收個人所得稅。從2006年1月1日起，對年所得l2萬元以上的個人要求自行申報納稅，其中就包括利息、股息、紅利所得以及個人股票轉讓所得。總體而言，我國現行相關規定存在以下問題：從個人證券利得收入來看，以投資者每次買賣價差為計稅依據課征20%的所得稅（除股票外）,沒有區分證券市場投機收益與投資收益以及投資者持股時間長短，一律按同一稅率計稅，難以起到引導長線投資，遏制投機的作用；從企業證券利得收入來看，將其與企業其他經營所得合并課征25%的所得稅，與國際慣例不符。許多國家為了刺激企業投資，都非常注重實施差異性的課稅政策，一般將企業該收入與其經營所得區分開來，并按持股時間長短課以輕于經營所得的稅負，以鼓勵企業法人之間相互持股，促進企業集團化經營的發展。

5.證券轉移環節用證券交易印花稅代行了遺產稅和贈與稅的功能。證券轉移（即非交易轉讓）環節的所得包含證券贈送、繼承、贈與等方式使證券財產權屬發生變更而取得的所得。由于我國尚未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因而也沒有開征證券遺產稅和贈與稅。我國目前對A、B股贈送、繼承、贈與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稅，實際上用印花稅代行了遺產稅和贈與稅的功能，不符合國際慣例和稅收法理。

二、我國證券市場稅收制度的改進建議基于對我國證券市場稅收制度的現狀分析，筆者認為，要真正發揮稅收對證券市場投融資的調控作用，必須構建一套與證券發行、交易、持有、轉讓和轉移等各流轉環節相配套、前后各環節相協調的，由多稅種構成、多環節調節的復合性稅制體系。為此，筆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證券發行環節課征證券交易印花稅。證券交易印花稅應就在一級市場和場外市場交易的股票、國庫券、企業債券、金融債券、投資基金等所有證券品種在發行時所取得的登記許可證征稅，并按照上述不同證券品種分別制定相應的差別比例稅率，還原證券交易印花稅是針對產權轉移書據或合同征稅的本來面目，以改變目前證券發行市場流轉稅空白的局面，這不僅可以調節證券發行市場的發行價格，縮小證券發行市場與交易市場的收益差額，還有助于兩個市場的銜接和共同發展，增加財政收入。為了做到有法可依，建議稅務主管部門將證券交易印花稅作為一個獨立的稅種來立法。

2.證券交易環節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稅，代之以證券交易稅。我國在1994年稅制改革中，就提出在適當時機開征證券交易稅，取代對股票交易征收的印花稅。我們在前述針對證券發行環節開征證券交易印花稅的前提下，應取消當前二級市場上征收的名不符實的股票交易印花稅，代之以證券交易稅①。證券交易稅設計如下：（1）課稅對象為在二級市場上交易的股票、企業債券、金融債券、可轉換證券、投資基金及其他派生證券品種等，但因繼承和贈與而發生的證券轉讓不作為課稅對象，這兩類非交易性轉移行為應納入遺產稅或贈與稅的征稅范圍。（2）納稅人為證券交易的賣方，既包括在證券市場上交易和轉讓有價證券的單位和個人，也應包括未上市交易和轉讓有價證券的單位和個人，同時實行單向征收，受讓方免稅，這樣可以增加賣方的轉讓成本以至限制證券賣出，有助于形成證券持有人的“惜售心理”，延長持有期限，有利于擴大證券市場容量。（3）計稅依據為各類投資群體與券商或證券經紀人在交割時的實際成交價格。（4）稅率設計時應力求兼顧抑制過度投機和保持資本流動性，實行以低稅率為主，并按不同證券品種、不同交易方式及持有期限長短，設計富有彈性的差別比率稅率。對不同的證券品種實行差別稅率，能有效地對某些券種加以扶植，體現國家的投資融資政策導向；針對不同的交易方式實行差別稅率，如對通過交易所進行交易的證券品種制定較低的稅率，對通過柜臺交易或其他交易市場進行交易的證券品種制定較高的稅率，有利于促進集中交易；按證券品種持有時間的長短實行差別稅率，即證券持有時間越長適用的稅率越低，有利于抑制過度投機行為。（5）稅收征管上實行由證券交易所、證券承銷商、證券經紀人、受讓人代扣代繳和納稅人自行申報相結合的征管方式。

3.證券持有環節完善證券投資所得稅。我國仍應保留對企業和個人的證券投資所得分別征收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但需進行以下改進：（1）上市公司之間以及上市公司內部股東之間的投資所得應一律按法定的所得稅稅率征收，以實現“同股、同權、同利”的證券市場改革目標。（2）對個人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的證券投資所得逐步實現按相同比例稅率課稅，以實現投資者之間的稅負公平。（3）遵循國際慣例，將個人投資于公司債券和投資基金取得的收益逐步納入個人所得稅的征稅范圍。（4）對于企業和個人的長期與短期投資收益實行差別稅率,其中，長期投資收益應享受更多的稅收優惠。（5）為了鼓勵再投資，對股息、紅利、利息用于再投資的，應實施適當的減免稅政策。（6）構建消除企業和股東個人股息、紅利所得重復征稅的機制。國際上通常采用以下方式來消除或緩解股息重復征稅②：一是扣除制，即允許被投資公司向投資者支付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款全部從稅前利潤中扣除，僅就扣除后剩余的部分課征企業所得稅；二是雙率制，即對被投資公司利潤分為已分配利潤和保留利潤，前者適用較低的稅率，而后者則課以較高的稅率；三是抵免制，即把被投資公司已經繳納的企業所得稅的股息紅利所得從個人應納所得稅額中全部或部分抵免；四是免稅制，即將投資者個人的股息所得不納入個人的應稅所得，不征個人所得稅。筆者認為，由于我國證券市場還處于新興和轉軌市場階段，籌集財政收入是其重要目標之一，因此選擇扣除制或抵免制是較為合理的；即企業向投資者支付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從稅前利潤中扣除，不課征企業所得稅，而由股東繳納個人所得稅，或允許將被投資公司所分配的股息和紅利所得已經繳納的企業所得稅從個人應納所得稅額中全部或部分抵免。這樣，既可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又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復征稅。

股權交易稅收優惠范文第4篇

目前我國在證券交易過程中征收的是印花稅，但問題較多，一是現行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實際上是就交易行為課征，與印花稅的名稱不符，理論依據不充分，法律上講不嚴謹，比較勉強；二是經濟學上的“馬太效應”所昭示的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原理在股票市場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一般來說，機構、大戶容易獲利，這是小投資者所無可比擬的。但目前為股票交易行為設計的印花稅是不論交易數額大小，持券期限長短一律按同一比例對雙方征收的比例稅率，它雖然對控制股票交易頻率可發揮一定作用，但對于國家重點調控的資金大戶對股票市場的操縱現象卻無能為力，也不能采取免稅額度方式給中小投資者以適當的優惠，難以實現相對公平，對調節收入也起不到什么作用，這顯然是有悖于印花稅的設計初衷。

對證券交易行為的征稅方式改革已勢在必然。為了鼓勵投資、減少投機，應以證券交易稅取代目前的印花稅，但考慮到中國新舊稅制銜接以及兼顧兩家交易所所在地的地方利益，在目前情況下最適當的選擇是印花稅和證券交易稅兼征。不過，印花稅只對一級市場股票發行時訂立的產權轉移書據或合同課稅以改變目前對一級市場不征流轉稅的狀況，以調節一級市場股票發行價格，縮小一、二級市場的利益差距，也可以為國家獲得一筆財政收入。證券交易稅是對證券二級市場“零售”環節征收的流轉稅，而且規定只對賣方征收，借鑒國外對證券交易行為課稅的具體經驗，稅率不宜太高，最好不要超過5‰，在具體的實施措施上要明確持股時間長短與稅率差別的數量關系。另外，為了避免稅源流失，納稅方式應以“源泉扣除課稅”為主。考慮到國債在我國經濟發展和證券交易市場中的特殊地位，對國債轉讓收入宜從輕課稅。

二、證券交易過程中的稅收問題

上市公司之間及上市公司內部各股東的平等稅收權力問題

平等負稅是稅收的一個基本原則，對股份制企業也不例外，但我國的股份制在平等負稅方面上還有許多問題亟待完善，主要表現在上市公司之間和上市公司各股東之間的稅負不盡公平合理。

無論是從公司平等競爭還是從稅法的嚴肅性來看，對股份制企業都要求統一稅制。但股份制企業實際執行中卻存在很大的不公平。主要表現在：（1）實行新稅制后，已批準的在香港上市的股份制企業繼續執行15%的所得稅率。（2）各省市的滬深兩地的上市公司，除了少數執行統一的33%的法定稅率以外，許多省市出于地方本位利益考慮，為增強地方企業在股票市場上的競爭力，經省市人民政府批準，所得稅率有的按24%執行，既不統一，又不公平。（3）特區企業與內地企業在所得稅上存在較大差異，影響了內地股份制公司的競爭力。

這種不規范不公平的做法，其實質就是對上市公司實行稅收優惠，這一做法造成的后果是極其嚴重的：（1）一般來講，能夠允許上市的公司都具有一定的生產規模和良好的經營管理基礎，而且在該公司股票發行、上市中，又可募集到一大筆資金，這樣的企業理應是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如果一上市就較大幅度地減免所得稅收，勢必造成大幅度地減少國家財政收入。這種以減少國家財政收入為代價來換取企業內部轉機建制，可能使得受惠企業缺乏加強經營管理和提高效率的內在壓力，既不一定能真正促使企業實現轉機建制，又使得我國本來就十分困難的財政雪上加霜，擴大財政風險。（2）對上市公司大幅度地減免稅，對于非上市企業是一個極不公平的因子，上市企業原有的良好經營基礎和上市過程中吸收的大筆社會資金已為其提供了市場競爭中極大的優勢，這已是其他非上市企業望塵莫及的，加之稅收上的優惠，使非上市企業在競爭中的處境更加難堪。特別是在同一行業中，國家對企業上市有一個行業分布的選擇，同行業中，效益良好的企業未必都能上市，那么不能上市的企業實際上很難得到平等競爭的外部條件。因此，我們要執行規范統一的法人所得稅，改變上市公司與非上市公司之間以及各上市公司之間的企業所得稅不一致的局面，要求它們承擔相同的稅負，執行統一的33%的所得稅率，中央政府應統一掌握企業所得稅的減免，對省市級地方政府在企業所得稅減免問題上嚴格控制，只有這樣才能嚴肅稅法，進而促進股市的正常發展和公司之間的公平競爭。

稅收權力不平等的另一個方面則是股份企業的國家股、法人股和個人股的負稅要求不盡一致，對國家股、法人股的股利所得不征稅。這種只對個人股征稅的做法既違背了公平負稅的準則，也不符合“同股同利”的原則并且不利于國有股權的實現和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目前，不少股份企業通過不公平的分配股利方案，侵占國有股，造成國有資產的隱性流失；同時還通過不規范的折股手段將國有資產增值部分計入資本公積金，使之成為全體股東享有的權益，導致國有資產被蠶蝕，其原因之一就是國家股的股東“缺位”。如果對國家股、法人股的股利也征稅，從而事實上把國家股作為國家所有的股權，這將有利于國有股權的實現和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為此，應根據稅收公平原則和股權平等的要求，所有因持有股份而獲得收益的股東，不論其本身是國家、法人還是自然人，他們的股利所得課征相同的稅收，并都由股份制企業代扣、代繳，實行源泉控制。也許有人會問，對國家股獲得的股息征稅不是國家自己征自己的稅嗎？就如把錢從自己的“左口袋”拿出又放進“右口袋”，這有必要嗎？其實這樣做在目前是非常有益的，有助于稅務部門代表國家行使對股份公司的利息分配的監督權，防止股份制企業通過少分或不分國家股息而造成國有資產和稅源的隱性流失，從而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從更深遠的意義上看，對包括國家股、法人股在內的所有股東征收股息所得稅，有助于通過利益來驅動國家盡快形成一個實實在在的法人代表，并把國家股東、法人股東和個人股東擺在平等的法人地位上，在此基礎上促進國有股上市流通。國有股上市流通有利于削弱政府對資源的直接行政控制，有利于企業借助市場打破部門、地方行政隸屬關系，促使資源能夠真正合理流動起來，改變國有股的凝固狀況，并以此優化經濟結構，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

三、證券投資收益分配過程中的稅收問題

我國證券收益分配中的稅收問題主要有二，一是缺乏避免對公司和股東個人股息紅利的重復課稅的機制；二是對證券交易的凈收益及資本利得的稅務處理不明確。

股息紅利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凈所得，稅后利潤在股東之間分配就成為股息。而我國的《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將企業獲得的股利作為企業所得一并征稅，我國《個人所得稅法》則規定個人取得股利、紅利所得應納20%的個人所得稅，不作任何扣除。這樣做雖然有利于加強控制稅源、擴大稅基，但毫無疑問形成了重復征稅，增加了股份公司的額外稅負。對股份公司的利潤和分派股息分別課征是不合情理的，它實際上是對股息收入的一種歧視性待遇，有悖于稅收的公平原則，也妨礙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我國現行的稅法將股份公司獲得的股利作為企業所得稅一并征稅，而股東在取得股息時還要繳納一次個人所得稅，形成了重復征稅，這在稅收理論上是說不過去的。為此，我們要在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中引入避免對股利雙重征稅機制。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在力爭避免重復征稅，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借鑒。西方發達國家主要采取兩種方式來消除或緩解重復征稅：（1）扣除制或雙率稅制。扣除制的做法是允許公司從稅收所得中扣除部分或全部的股息。比如美國為了減輕重復征收所得稅，就規定股東一年取得的第一個200美元股息可以免征所得稅。雙率稅制又稱為分率制，即對公司分配股息按低稅率征稅，對留存收益按高稅率征稅。這樣做也可以部分地減輕重復課稅，但公司的額外負擔并未觸及，故很少使用。（2）抵免稅和免稅制。抵免制的核心是通過將公司繳納的部分或全部稅款歸屬給股東所得股息中去，以抵免股東的個人所得稅。這一方法為西方大多數國家所采用。免征制是指股東個人所得的股息收入不作為個人一項所得，免除繳納個人所得稅，如希臘和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都使用這一做法，它比較徹底地消除重復課稅。

隨著股份公司和證券市場的完善和發展，我國消除證券市場上股息重復課稅的問題也理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筆者認為，在我國比較理想的選擇是采用抵免制和扣除制。因為這種做法既能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又能比較徹底地消除重復課稅，還與國家常規做法接軌，免稅制雖然可以徹底消除股息重復課稅問題，但是必然會導致國家財政收入流失，這在我國當前財政容易拮據的情況下不宜使用。由于股息相對穩定，確定其避免重復征稅的方法相對簡單。比如我們也可以借鑒美國的做法，對個人股東取得的第一個200元實行免稅而對超過200元的股息按部分抵免制征收個人所得稅。這樣做既照顧了小投資者的利益，又方便了稅收征管，保證重點稅源不流失、不遺漏。

股權交易稅收優惠范文第5篇

【關鍵詞】證券稅制 證券交易稅 證券交易所得稅 證券投資所得稅

證券市場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健康發展不僅需要其自身的不斷規范、約束，同時也需要一個良性的外部環境，稅收便是這個外部環境的重要內容之一。證券稅收是一國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是國家調節證券市場的經濟杠桿和重要手段。因此，合理而完善的證券稅收法律制度是不可或缺的。歐美等經濟發達的國家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都在證券課稅方面進行了諸多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為其他國家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一、對發達國家證券稅收制度的簡介

在證券市場較為發達的國家與地區，證券稅收制度已經經歷了一個世紀的展、完善的過程。縱觀他們的證券市場的稅收狀況，進行征稅的環節主要有四：一是證券發行環節，主要針對申請發行并經登記許可的有價證券征收登記許可稅，如荷蘭、日本等國；另外一些國家則要求公司在登記時便繳納固定比例的資本稅，如英國、愛爾蘭和比利時。二是證券交易環節，指對股票、證券以及其他有價證券的買賣成交額所征收的一種行為稅，主要具有抑制過度投機等宏觀調控作用。[1]日本與我國臺灣地區是這種稅收的代表性國家。但也有國家認為，征收交易行為稅將提高交易成本，造成資本市場流動性受阻，因此沒有開征這種稅收，如美國、英國。三是對證券交易所得環節課稅。證券交易所得有兩部分：一為持有所有，即持有證券期間所獲股息、分紅等收入，絕大多數國家都將股息、紅利納入所得稅征收范疇，分公司和個人征收；二是轉讓所得，即買賣有價證券的差價所得，多數國家將這種價差視為一般所得，或作為資本利得稅的一部分又或者與一般所得合并征收稅收。四是對于證券繼承以及贈與環節征稅。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把證券列入財產稅的征收范圍，當所有權發生移轉之時，同樣進行課稅。[2]

（一）美國證券稅制

美國現行的稅收制度屬于直接稅體系，以個人所得稅和法人所得稅為整個稅收體系的核心，政府比較偏重于對準個人投資者的證券投資進行課稅，其中又以個人資本利得稅最為重要。美國證券稅制對個人征收的稅種主要分為以下幾類：

1.證券流轉稅。以交易額為計稅依據，定率計征，只要有交易，無論盈虧均要交稅。流轉稅可以采用印花稅或證券交易稅的方式進行征收，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但也會增加交易成本，因而可能會妨礙資本的優化配置。美國作為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可能并不擔心市場投機現象，卻對資本流動不足心有余悸。故美國于近年廢止該稅種，以確保市場資本的流動性。[3]

2.資本利得稅。指對證券買賣的差價收入進行課稅的稅種，包括聯邦個人交易所得稅以及公司資本利得稅。美國個人長期凈資產（指持有一年以上、扣除借款利息后的資產）利得稅率為20%，最高不超過25%；公司資本利得稅稅率較高，大概為28%。

3.財產遺贈稅。美國的遺產稅實行總遺產稅制，采用有免征額的超額累進稅率，免征額為60萬美元，稅率為18%～55%計征，實行申報繳納制，納稅人為遺囑執行人或委托管理人。贈與稅同樣采用總贈與稅制，由財產贈與人按18%～55%的超額累進稅率課稅。

總體來看，美國證券稅制度具有如下特點：一是稅種覆蓋較為全面；二是資本利得與普通所得同等對待，不享受優惠稅率；三是遺產稅與贈與稅的形式神似，互為補充。

（二）日本證券稅制

日本的證券市場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驚人，目前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證券市場。與之對應，其證券稅制也十分完備，當前證券稅制是1989年稅制改革的結果。

1.證券流轉稅。證券流轉稅的突出特征在于既征收證券交易稅，又征收證券交易印花稅。納稅義務人均為證券賣方，都屬于日本國稅，實行代扣代征的方式，無減免優惠。印花稅的征稅對象是有價證券等憑證，稅率為按憑證面額課征定稅額；證券交易稅的征稅對象是交易額，稅率為差別比例稅率。此外，日本證券交易稅中包括一個特殊部分，即針對證券交易所、交易人、交易會員的交易行為進行征收的交易所稅。

2.證券資本利得稅。主要分為個人資本利得稅和法人資本利得稅兩種。個人資本利得稅的稅率為20%的單一稅率加6%的地方稅，采取就源扣繳法、申報分離課稅法的征收方式，按總平均法確定證券交易的增值所得，并對公債、公司債等特種債券免稅；法人資本利得稅則實行將納稅人的證券資本利得納入法人的總所得中，統一征收法人所得稅，稅率與公司所得稅的42%稅率相同。

3.證券投資所得稅。在日本，投資所得稅對個人和法人采取分別課稅的原則。對個人證券投資所得稅，無免稅優惠，實行將利息、股息從全部個人收入中分離出來以綜合累進稅率單獨進行課稅的方式，這與其他西方國家的做法大相不同；對法人證券投資所得稅，除有特別規定外，一般都計入公司應稅所得一并征收所得稅。[4]

4.證券遺產稅與證券贈與稅。日本對二者都實行以超額累進稅率從價計征。同時實行實物納稅，即在繼承人或受贈人所得到的遺產或贈品不能及時變現的情形下，允許使用部分財產納稅。在納稅人方面，遺產稅的納稅人是繼承人或受遺贈人，對其所繼承來的有價證券進行繳納，稅率為10%～75%，起征點為4000萬日元，采用申報制；贈與稅的納稅人是財產受贈人，納稅對象是所獲贈的有價證券，稅率隨受贈人與贈與人關系的親疏遠近而定，同樣實行申報納稅制。

二、我國證券稅制及其存在的問題

在證券市場發展的初期，各國的證券稅制都相對簡單，隨著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證券稅制也應當與時俱進，不斷完善，從而規范市場行為，形成有序市場。目前，我國證券市場算得上是新興市場，其中的稅收制度還有待于逐步改革與完善。

（一）我國現行證券稅制

我國證券市場形成已有20多年，但尚未形成較為完善的證券稅制度。當前我國證券市場的稅基僅涉及證券交易額和投資所得，主要征收證券交易印花稅，輔之以證券所得稅和營業稅。具體而言，我國現行證券交易稅制如下：

1.對證券交易行為征稅，以股票交易額為計稅依據，原先是對股票交易的雙方分別課征1‰的印花稅；經國務院批準，財政部決定從2008年9月19日起，對證券交易印花稅政策進行調整，由現行雙邊征收改為單邊征收，即只對賣出方（或繼承、贈與A股、B股股權的出讓方）征收證券（股票）交易印花稅，對買入方（受讓方）不再征稅，稅率仍保持1‰。

2.對證券投資所得課稅，證券投資所得包括股息紅利和利息收入。我國對個人取得的股息、紅利征收20%的個人所得稅，對分配給法人的股息和紅利征收33%的企業所得稅，對個人與企業獲得的國庫券利息和金融債券利息免征所得稅。

3.對證券交易所得征稅，證券交易所得是指股票、債券轉讓所得的增值。目前，我國企業的證券交易所得納入企業所得，課征33%的企業所得稅，而對個人的證券交易所得，現暫不開征所得稅。

（二）我國證券稅制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這種以印花稅為主的簡單的證券稅制已經不能適應證券市場高速發展的需要，存在著一些問題和缺陷：

1.證券市場稅制不健全。目前我國現行的所征收的各稅種對證券市場的調節，其性質大多數都是對證券市場上出現問題后的進行事后補救的臨時性措施。[5]這些措施不僅很難達到規范證券市場健康、良性運行的目的，且容易造成各項政策之間的不協調。另一方面，在如今缺乏前瞻性的相關法律規范的情況下，一些政策的施行也難以找到有說服力的法律依據。

2.征稅范圍過狹窄，難以體現公平原則。現行中國證券市場稅制僅對個人股權的轉讓征收印花稅，而對其他證券如交易國債等卻未作規定。對個人取得的股息、紅利征收所得稅，而對上市公司所持有的國家股、法人股的股利不征收所得稅。在股票轉讓所得中，暫不對自然人征稅而對法人所得并入企業其他應納所得稅額中，繳納企業所得稅。這種狀況不僅僅減少了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容易引起資金不均衡的流動，不利于證券市場結構的合理化，違背了稅收公平的原則。同時，實行固定1‰的印花稅稅率，容易使得市場上的大戶與中小投資者出現稅負不同，利潤分配不公平的現象；另外，由于不考慮持有債券的長短，中長期與短線投資者也按相同稅率納稅，違背了抑制市場投機的初衷。

3.對證券所得稅重復課稅。我國現行證券稅制對證券交易收益所征收的稅，包括個人所得稅與企業所得稅。企業分配給股東的股息、紅利是從其稅后的利潤中進行支付的，而我國個人所得稅又將個人所取得的股息、紅利納入其課征范圍，對其征稅個人所得稅。因此出現了對同一來源的收入進行兩次征稅的情形，這不僅僅影響了整個稅收體系的科學性、合理性，而且導致稅負不公，也極大地打擊了股東將股息所得進行再投資的熱情。

三、關于完善我國證券稅制的對策與建議

作為規范證券市場行為的稅收政策，其應當避免市場大起大落，抑制過度投機行為，同時也要加強對證券市場的優化配置，促進市場公平、有序、良性競爭。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借鑒國外發達證券市場稅收制度的成功經驗，結合我國現階段國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以求改進我國證券稅制。

（一）取消現行證券印花稅，提高資本市場效率

一個有效的市場必定是一個交易成本低而配置效率高的市場。我國現行證券交易稅的存在，導致了交易成本的增加，延緩了資本流通。而印花稅的實行增加了相應成本，無疑會損害資本市場的長期競爭力。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90年代以后紛紛廢除或降低交易印花稅，以減少稅收政策對資本市場的耗散作用，提高市場效率。從發歐美達國家政府的廢除證券印花稅的一些措施來看，取消印花稅這一總體趨勢已得到充分響應。[6]

（二）改革現行證券投資所得稅，消除重復課稅的現象

現行相關法律法規明確規定證券投資所得股息、利息和紅利是投資者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應納入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范疇，實行全額計征；而對于機構投資者所獲的股息、利息、紅利一并并入其生產經營和其他所得一并征收企業所得稅，且股息紅利所得可計算稅收扣除額。這種重復課稅的現象，對個人投資者來說極為不公平。但如采取相同稅收待遇，也會因為稅收扣除法對扣繳義務人要求較高而耗去大量稅收成本。因此，應維持對個人、機構投資者的征稅水準，在消除重復征稅的問題上可效法英國個人所得稅的“稅負歸屬制度”。即將股息、紅利等應繳納個稅的收益分配給自然人股東時，可以把該筆股息的已納稅款連同股息一并轉移給股東。股東可以用該筆已納稅款在其應繳的個人所得稅稅款中進行抵免，以沖抵其繳納股息的所得稅義務。

（三）適時開征證券資本利得稅

目前，我國尚未對證券買賣的差價增益部分獨立課征稅收，而發達國家卻普遍征收。資本利得的獲取是偶然的、長期積累的結果，因此我國在計征所得稅時首先應當明確，要采用較低的稅率，并區分與證券投資所得，實行不同的稅收政策。其次，縱觀已開征資本利得稅的國家，其中的長期資本利得所適用的稅率通常要低于短期資本利得所適用的利率，并且享有一定的稅收優惠，我國也可借鑒此做法，以鼓勵中長期投資行為，促進證券市場的長期繁榮。最后，對于證券轉讓利得征稅應允許企業在出現虧損時，用未來一定時期的證券交易所得進行彌補，以連續5年作為彌補期限；而對于自然人投資者的虧損，同樣可以以1年取得的證券轉讓所得來計征個人所得稅，投資損失允許以連續5年為彌補期限并規定每年的彌補限額。[7]證券資本利得稅的開征需要有成熟的證券市場機制以及完善的稅收制度為依托，從目前我國的情況來看，征收此稅尚不具備完全條件，應進一步開展對證券市場稅制的建設和改革，待到時機成熟時開征資本利得稅。

四、結語

通過對國外發達國家證券市場稅制與我國證券稅制的對比、研究可以發現，一套科學、合理的證券稅收體系對于一國的證券市場乃至于財政收入、經濟發展都有重要影響，我國現階段的證券稅制尚不完善。因此，我國應充分學習和借鑒國外先進的證券稅制，在繼續穩步保持財政收入、合理配置市場資源的基礎上，逐步采取法律措施對證券稅收制度進行改革，進一步完善我國證券市場。

參考文獻

[1]張炳淳.稅法新編[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9.13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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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學森.東方財稅法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201，203

[5]王一舒.完善我國證券稅制的構想[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2001，（6）：89.

[6]聞媛.我國證券稅制的改革與完善[J].稅務研究，2010，（6）：66.

[7]易茜.我國證券稅制的框架設計[J].稅務研究，2007，（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