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規模經濟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企業規模經濟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企業規模經濟范文第1篇
一、我國企業規模化擴張的現狀
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由于經濟集中和行政割據壟斷，造成不少企業在規模上得不到擴大，同時同一行業的小型企業過多并且過于集中，完全沒有形成有很強競爭力的大型企業的集中。在我國開始轉變為市場經濟模式以后，這種經濟集中和行政割據壟斷現象得到了很好的遏制，但是從總體上說，我國的企業，仍然沒有形成合理的規模結構。
20世紀90年代，中國也一度出現過企業兼并與收購的浪潮，但是這一兼并與收購的浪潮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總體上來看，即使兼并與收購之后，中國企業仍然無法與國際同行業中的企業比規模，達劍最低經濟規模的不多，達到最佳經濟規模的更少，這一格局仍然沒有大的改觀。二是中國的企業兼并顯示出極強的政府干預的特征，大部分企業的兼并并不是為了獲得目標企業的某種優勢，而是國家為了改造和減少那些瀕臨破產的企業，通過政府撮合讓效益好的企業兼并效益不好的企業。試圖通過這種兼并實現企業規模經濟，而且這些企業大部分是國有企業，這是對規模經濟片面誤解，也讓中國企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使許多企業在兼并重組的過程中，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張而走向了毀滅。而中國的民營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后也曾經出現了蓬勃發展的趨勢，但是由于在管理上的缺陷等原因，中國的民營企業并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而造成我國民營企業發展周期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民營企業選擇了錯誤的規模擴張模式。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在舊的經濟發展模式下，還是就目前我國的企業發展現狀而言，都存在一定的問題，這都在一定影響和限制了我國企業尤其是較大企業的發展。
二、對企業規模經濟及規模化擴張關系研究的重要意義
積累國外企業的大規模擴張的經驗，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企業的規模發展的方向就是追求企業的巨大化，以著名經濟學家馬歇爾的經濟理論和新古典經濟理論為代表傳統規模經濟理論似乎也表現出這樣的發展方向。但是企業在擴張過程中所采取的策略是不同的，有的企業可能采取縱向一體化的擴張戰略，而有的企業則可能采取橫向一體化的擴張方式。與這兩種情況都不相同的是，有很多小企業通過在地理上的聚集和集中也可能形成很強的外在規模經濟性。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各國的企業尤其是跨國企業和集團企業之間的競爭也越加的激烈。而這些跨國企業和集團企業的發展也慢慢成為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重要表現部分。我國企業的發展過程中，不但要面臨國內龐大的市場競爭，還要面對國外大型企業的競爭，同時還要面對國際企業對我國市場的爭奪，如果我國企業仍然存于規模小、競爭力弱的現狀，很快就會被淘汰，因此，企業的規模化擴張，提高自身的經濟實力和競爭力的客觀需求，也要求我們對規模經濟理論與企業規模化擴張關系問題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綜上所述，對于企業規模經濟與規模化擴張關系的研究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為企業的規模擴張和戰略選擇提供理論依據。而企業的發展同樣也會使企業規模經濟理論更加豐富，把企業規模經濟理論向前推進。
三、規模經濟理論與企業規模化擴張的相互關系
1 規模經濟理論和企業規模化的相互關系
(1)信息流通程序的冗長，造成企業決策形成速度的下降。
(2)企業的規模過大，會造成組織管理成本的提高。企業規模擴大的同時，需要增設許多新的部門和管理人員。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企業的規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有一個合理邊界。但是如何讓在規模擴大和企業良好運作中達到一個平衡尋求這個合理的邊界，1937年，科斯在《企業性質》一文中，認為企業的合理邊界是外部交易成本等于內部組織成本這一邊界上。
根據這一理論，同一產業的企業規模應該是相等的，或者說至少部分企業的規模是相等的。但是實際情況卻是大小企業并存，不僅大企業表現出規模經濟的特征，小企業也表現出很強的規模經濟性。特別是后來出現的企業的兼并、并購和戰略聯盟，以及大企業集團的跨國經營活動，以上理論又是無法解釋的。此時，范圍經濟就應用而生了。范圍經濟，是指企業生產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產品而引起的單位成本的降低，或由此而產生的節約。內在規模經濟強調的是通過增加產量來實現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則是通過增加產品種類來獲得規模經濟。
20世紀90年代，電子技術的普及以及運用，網上商店、網上銀行等新型經濟組織己日益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之中，這種新型經濟組織更是傳統理論所無法解釋的。這種企業既沒有實體也沒有邊界，其規模經濟更不可能通過固定成本、變動成本等計算。此時，各種虛擬組織理論應用而生。虛擬企業的規模經濟只能用虛擬理論來解釋。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規模經濟理論和企業的規模化擴張是相輔相成的，規模經濟理論為企業的規模化擴張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指導，而企業的規模化擴張又推動了規模經濟理論的發展，為其提供了充實的理論依據。
2 內外部規模經濟理論與當代企業的規模化擴張
企業的規模經濟分為內部規模經濟和外部規模經濟，這兩種規模經濟在現實中確實足存在的，但是由于兩種規模經濟的形成機制和因素不同，因此對企業的規模化擴張的影響也不同。
(1)內部規模經濟理論與當代企業的規模化擴張
內部規模經濟是指企業的產量提高時，企業生產的平均成本下降，即規模經濟或規模報酬遞增是存在于企業內部的，因而又稱為內部經濟或內部規模經濟。這個概念的形成具有自身的歷史背景：19世紀早期，工業革命的發生和以機器大生產為特征的工廠的出現為工廠規模經濟和車間規模經濟理論的誕生提供了條件。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結構的變化，企業的組織形式也開始復雜化，企業的規模經濟已經不能簡單用產量提高，平均成本下降來解釋，傳統的規模經濟理論已經無法解釋現實中的問題。
事實上傳統經濟學關于規模經濟的解釋還是給了我們深入認識規模經濟的機會，規模變動是生產要素的同比例變動，規模的擴大帶來新技術的使用和更合理的分工和專業化。機器大生產的企業規模是大的經濟效益好而小的差，事實上假如生產要素都是連續可分的話，生產規模結構一定，企業規模結構對經濟報酬確定就毫無影響。可是生產要素并不是可以任意取值的，比如廠房、機器，無論如何是不能讓半個廠房、半臺機器運作的，對于人力資源一樣，也不能只計算半個人，正是由于這些因素的存在，制約了企業總規模的最小取值，即存在一個下限，達到結構最優的規模。
這種純粹從技術角度來認識企業的規模經濟的理論是一種靜
態的規模經濟理論，但是在現實中企業規模的變化不僅僅與技術設備這些生產要素有關，而且更多的是受到行業狀況、市場容量、技術變化等外部因素的影響。有一些行業需要很大的規模才能實現規模經濟，那么企業可以在較大范圍內擴張，如汽車制造業、化工產業等；而有一些行業在很小的規模就能實現規模經濟，如餐飲業、貿易公司、咨詢公司等，那么企業就會采取連鎖經營等方式，而不是無限地擴張規模。企業如果市場的需求是無限的，那么企業就能無限制地擴張下去，企業生產的東西越多，盈利就越多。外部技術的變化對企業的規模擴張影響也是極為明顯的，特別是電子計算機的應用和網絡的普及，使得企業的內部和外部經營成本大幅度下降，這為企業的規模化擴張提供了便利，也因此產生了一些全球性的大企業，如美國的微軟公司、波音公司等。
從動態的角度來看企業的規模經濟變動與企業擴張的關系，就會發現企業可以是無界的，只要條件允許，就可以無限制地擴張，企業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圍內實現內部規模經濟。
(2)外部規模經濟理論與當代企業的規模化擴張
外部規模經濟是指同行業企業在同一地理范圍內集中配置，隨著同行業企業數量的增加和行業總產出規模的擴大，全行業所有企業的平均成本都將出現下降的趨勢，這種現象就是“外部規模經濟”，或者叫“行業規模經濟”。
外部規模經濟在空間上表現出來就是聚集模式經濟，而這種聚集規模經濟的存在對單個企業的規模擴張的作用是雙重性質的，即聚集效應既可能導致企業組織的分化，也可能導致一體化，這主要看這種效應對企業來說是正面的外部效應，還是負面的外部效應。
一方面，當聚集經濟表現為正面的外部效應時，由于眾多企業彼此都享受著外在經濟的好處，亦即外部市場的交易費用是較低的，此時單個企業并不存在規模擴張的客觀需要，而是產生了組織分化的傾向，即把企業組織內部的某些職能分化出去，通過外部市場交易宋完成。目前較為普遍的方式是：同一行業中的一個較大規模的企業將其生產的產品的某些部件或零件包給其他企業去加工。以機械制造加工業為例，如果機械設備生產廠家處于城市的中心位置，由于受到生產場地或者環境保護等的限制，將設備上的耐磨部件，通常是鑄造件外包給附近的鑄造廠。有的甚至是采購除了核心技術的全部的零部件，然后自己進行組裝，再以自己的品牌銷售。汽車行業也較為常見。
反之，另一方面，當聚集經濟表現為負面的外部效應時，由于外部市場的交易費用較高，此時，聚集可能會誘使企業之間進行縱向一體化或橫向聯合，亦即產生組織整合的傾向，即企業規模將趨于擴大。還以機械加工為例，當同一市場上這種加工設備的廠家增多時，就會增加對同類鑄造部件的需求，在這些鑄造部件供不應求的情況下，鑄造廠家肯定會提高價格；也有可能是維持原來的價格，但是質量上卻不能保證。當鑄造件的價格超過了企業自己鑄造的綜合成本時，采購部件的企業肯定會考慮自己建造鑄造廠；或者為了獲得穩定的零件供給，保證設備的質量，也會把外包的鑄件自己鑄造或加工。
企業規模經濟范文第2篇
[關鍵詞]湘南地區；信息技術；企業；規模經濟；對策
中圖分類號：F27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5）02-0000-01
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市場競爭和企業自主決策機制，促進了湘南地區產業集中度上升，企業市場占有率提高和規模擴大。但是，現代信息技術的推廣，更加推動了湘南地區企業管理能力的提升，企業效率和成本得到進一步優化，企業規模經濟發展更快。目前，信息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日新月異，湘南地區企業規模經濟發展速度更快，如何進一步完善信息技術對企業規模經濟的促進作用，顯得十分關鍵。
一、湘南地區企業規模經濟發展不足
（一）大企業不大，產業集中度偏低
當前，湘南地區大企業有了長足的發展，但與國內和國際上大企業相比，企業規模仍然較小，大企業不大，規模經濟利用水平低。比如：中鋼集團衡陽重機有限公司、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屬集團有限公司、湖南衡陽鋼管（集團）有限公司、湖南省白沙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郴州糧油機械有限公司、湖南郴電國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在本地區或省內都可以算得上大企業，但是從經營規模、市場范圍、效益情況、資產總量、技術水平、產品質量、生產效率等各方面來看，與國內或國際大企業相比，規模經濟發展水平都較低。
（二）許多企業規模擴大后缺乏競爭力
湘南地區政府在政策上支持企業走向集團化的道路，有的自當“紅娘”，為企業合并牽線搭橋，有的甚至不惜使用行政命令手段進行“拉郎配”。這就引起了企業規模的發展不是市場競爭的結果，還是行政命令的結果。這種行政命令的結果在市場競爭中不能否形成規模經濟優勢。大量的經驗和理論研究表明企業規模是市場不斷選擇的結果，大企業發展需要管理基礎、資金保障、信用渠道、產權明晰等一系列條件為基礎，否則只能導致企業失敗。一些優秀的大企業迅速崛起，其規模經濟的形成是企業不斷適應市場競爭的自發有意識的戰略性整合而不是行政干預“拉郎配”被動性的調整。企業規模經濟形成首先是對于企業來說核心不是規模，而是競爭力。其次大多數大企業具有國有企業性質，國有企業在兼并過程不可避免地在片面追求規模而非效益基礎上的規模，這種增長是不可能持續的。
（三）企業規模結構不合理，專業化分工與協作水平低
企業規模結構反映了大、中、小企業之間構成的比例關系和生產聯系，體現出大、中、小型企業各自的生產能力在總生產能力中所占比重的大小以及大、中、小企業辦之間的分工協作關系。湘南地區企業的規模結構存在著三方面的不足：大企業產值、增加值比重低，與要素占有份額呈非對稱狀態；沒有按部門、行業的生產技術特點確定企業規模結構，資源配置效率低下，企業規模趨向小型化、分散化，社會資源大量地分散在眾多的小企業內，它們只能低效生產、粗放經營，從而失去市場之優勢；專業化分工與協作的水平相當低，全能型企業較多，生產同類型零部件的企業過多，產品批量過小，導致過度、低效競爭。
（四）企業的科技投入不足，信息化建設嚴重滯后
由于現代科技飛速發展，使得人類社會正由工業經濟社會向知識經濟社會轉變。在新的經濟中，知識要素或信息要素取代了傳統的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而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因此對于企業來講，要在新的經濟條件下求得生存和發展，必須加大企業的研發投入。然而在現實中，湘南地區企業的研發投入卻嚴重不足，因而企業難以獲得充足的前進動力，生產效率難以得到提高，出現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復建設，難以在高水平層次獲得規模經濟效益。
二、湘南地區企業信息化建設障礙
（一）企業對信息化的認識不同，重視不夠，領導者的支持參與程度不強
企業對信息化的認識不同與重視不夠體現在：對信息技術推動企業發展的重要性和作用認識不足；對重大信息化工程建設的難度估計不足；對企業信息化建設過程、模式、手段的認識存在偏差；對迅猛發展的世界信息化浪潮，不少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處于認識上的茫然狀態。
（二）企業對信息的資金投入不足，信息人才缺乏
首先由于大多企業競爭力水平低下，利潤薄，資金缺乏，因而企業投入技術改造的資金嚴重缺乏，這又進一步加劇了企業間的低水平競爭，形成惡性循環。其次，大多企業缺乏對企業信息化的認識，沒有長遠的戰略規劃，這也導致企業信息化資金投入嚴重不足。另外，企業信息化建設需要既懂生產管理，又懂計算機使用的高素質信息人才。從總體上，湘南地區企業信息人才嚴重缺乏，阻礙了企業信息化的建設。
（三）企業信息化建設成本高
目前國內廠家僅能為企業信息化提供附加值較低的PC機.、硬盤、顯示器、終端等產品，高性能的服務器、路由器、交換機等技術含量高的產品供給能力明顯不足。國外產品及系統價格偏高，尤其是某些軟件產品與服務價格很高。這是造成企業信息化建設成本高、建設周期長、后期使用與維護費用高的主要原因，也是影響企業增加投入積極性的重要原因。
（四）企業管理基礎薄弱，受內部阻力制約，信息管理不完善
湘南地區很多企業管理基礎薄弱，使得企業不容易實現由低層次的感性管理模式迅速轉變為高層次的計算機管理模式。
三、湘南地區信息技術促進企業規模經濟發展對策
（一）從企業方面
1.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使現有企業向公司制轉變
湘南地區企業要成為真正有活力的市場競爭主體，就必須建立規模化的現代企業制度，現代企業制度的典型，已在世界上存在很多年，被國際公認為是一種最佳的企業制度或企業體制。這種現代企業制度在產權關系、責任制度、管理方式、籌資渠道、經營風險、規模經濟等方面都具有科學性、規范性特點，特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具有普遍性意義。
2.推進企業信息化建設
推進企業信息化建設，首先企業領導必須充分認識到企業信息化的必要性，并積極參與決策、親自領導、組織、協調企業的信息化建設，企業管理者應該有超前的預見性與決策的長遠性，加快企業信息化的建設速度。其次，要堅持效益。務實的發展思路，找準企業信息化發展突破點。企業信息化建設遵循的軌跡是：企業運用信息技術，首先建立以生產控制為核心的自動化系統，其次建立以財務管理為核心的管理系統，再次建立以電子商務為核心的投融資決策與營銷系統。同時，企業必須重視人才培訓，這是企業順利推行信息化建設的根本保證。
3.培育并發展企業核心競爭力
核心競爭力戰略愈來愈成為現代企業戰略管理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核心競爭力是指企業所獨具的，能使整個企業保持長期競爭優勢、獲得超額利潤的、具有延展性和難以仿效性的企業最基本的能力。在當今技術發展以及市場變化迅速的環境中，一個企業難以在多個領域同時推進，任何一個企業的資源都是有限的，它必須盡可能集中其資源，培養并發展核心競爭力，發展核心業務，通過專業規模，并與其它企業進行合作，獲得競爭優勢。
4.積極推行虛擬運作
虛擬運作是企業根據市場需求，根據自身的競爭優勢和劣勢，借用企業外部的力量，將可利用的企業外部資源與內部資源整合在一起，以降低成本，提高企業競爭力的一種運作模式。通過虛擬運作，企業突破了有形的、自然的組織界限，弱化了傳統意義上的組織結構。全方位地利用企業外部的虛擬資源可以彌補企業自身在某些領域的不足，適應了當今社會經濟運濟全球化、知識生產高度化以及產品技術分散化的特點。有利于企業集中有限的資源，發揮核心競爭力，增強企業的競爭優勢。
5.重視資本經營
資本經營是企業通過資本形式，對資產存量和增量進行管理、重組和交易，使企業在短期內獲得最大限度的增值，為企業帶來最大限度的經濟效益的經濟活動。資本經營順應了當代經濟全球化、信息化和新技術革命的需要，通過資本經營，企業不僅能剝離非相關業務，集中資源發展核心競爭力，發展主業，而且能夠藉此實現超常規發展，在短期內產生巨大飛躍，形成巨大規模，在全國甚至全球范圍內獲得規模經營的優勢。因而，資本運營是當今企業求得發展的迫切需要。當然，企業在資本運營過程中，一方面不能忽視自身的內涵式發展，即管理、技術等多方面能力的積累，另一方面企業的資本運營應著重于發展主導產業，發展核心業務。
（二）從政府政策方面
1.改革政府產業組織管制模式，發揮市場競爭機制的自組織作用
長期以來，政企不分，政府直接干預企業經營行為，表現在對產業組織的調整上單純地“行政劃拔”，即采用“關、停、并、轉”與“組建”的行政方式來調整產業組織。在這一模式下，一方面企業是政府的附屬物，無法真正地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另一方面，沒有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機制，企業無法通過競爭不斷壯大。市場化改革必然要求改革政府調整產業組織的模式，并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逐步采取“以市場調整為主”的新模式，通過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的自組織作用，實現企業的“并”、“轉”、“破產”、“退出”，使社會資源源源不斷地向優勢企業集中，從而促進大企業、大集團的不斷形成。可以說，“以市場調整為主”的模式有利于培育和增強湘南地區產業組織市場競爭.力。然而，不可忽視的是，對產業組織進行良好的調整離不開政府的參與和推動。從國際經驗上看，雖然世界上大企業、大集團的產生大多是市場競爭的結果，但它們的組建與成長，仍離不開政府強有力參與。從國有企業占絕對優勢的湘南地區實踐來看，轉型期的政府在諸多大企業、大集團的聯合、兼并中無不扮演著重要角色，甚至起到“第一推動力”的作用。當然，這里的“第一推動力”作用并不等于過去的“行政劃拔”。靠“行政劃拔”固然可以迅速成立巨型托拉斯并躍入世界500強之前列，但是，管理困境、X―非效率的產生僅能使其徒有大規模之名而無競爭力之實。這一點應在湘南地區各級決策部門應形成共識。
2.鏟除地區、部門間壁壘，完善兼并機制
允許并鼓勵適度市場壟斷的兼并代表湘南地區產業實力的大企業、大集團的擴張要走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跨國的兼并、聯合之路。為此，首當其沖的是要鏟除地區、部門間的行政壁壘，加強政府的調控力度：一方面，該由政府制定的鼓勵競爭、防止壟斷、促進生產集中、規模經濟利用、專業化分工與協作的產業組織政策以及法規，就應由政府來制定；另一方面，在政策、法規的執行上，由于信息不對稱，易產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博弈行為，因此應加強政府的權威，真正做到令到即止。只有這樣，才能鏟除地區、部門間的行政壁壘，發揮兼并機制作用。同時，為了提高湘南地區產業組織的競爭力，必須最大限度地允許和鼓勵適度市場壟斷的兼并與聯合。其理由在于：全球經濟的一體化發展，使得競爭在全球范圍展開，在國內高度壟斷的企業，一旦跨出國門，原有的壟斷地位將為白熾化的國際競爭所取代；為了加強本國企業的全球競爭力，發達國家紛紛放松了對壟斷的管制政策；從目前湘南地區看，企業規模偏小、產業集中度偏低、規模經濟利用水平低、競爭性行業出現市場壟斷的可能性極低。因此，應允許并鼓勵適度市場壟斷的兼并，給予兼并、收購的優惠政策，提高產業集中度和規模經濟利用水平，加速代表地區產業實力的大企業、大集團的形成進程。
3.制定專業化協作政策，提高專業化分工與協作水平
要形成一個大、中、小結合的、合理的企業規模結構，提高專業化分工與協作水平，政府不但要支持大企業發展，還要保護和促進小企業的發展，尤其是要支持以大帶小、以大促小的企業間協作形式的發展；綜合運用經濟、法律、行政、信息引導等多種手段，促進專業協作健康地發展。如消除地區、部門的行政壁壘，健全兼并機制，鼓勵企業通過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的兼并，進行專業化協作的重組：通過征收增值稅替代過去產品稅的征收，促進企業的零部件和工藝擴散型的協作；對重點產品、基礎工藝企業的新建與擴建以及技術改造給予財政、信貸、投資上的優惠；對大中小企業間的分工與協作所發生的契約、協作價格、交付款項等行為給予法律上的保障；通過強制推行標準化政策和許可證制度，解決不合理的、分散的重復建設問題；此外，還可通過各種信息渠道引導企業適時調整生產，合理分工，形成網絡化的產業組織。
4.進一步推動企業信息化建設
要加強企業信息化的政府宏觀引導與政策支持。政府要做好：（1）制定企業信息化的統一規劃、相關的標準和規范，為企業信息化的順利發展建立法律保障體系；（2）出臺支持企業信息化的優惠政策。企業信息化的過程是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技術在企業的推廣應用，應抓緊現行高新技術政策在企業推進信息化過程中的實施。針對企業信息化的特點，可考慮設立“企業信息化專項基金”、“風險投資”及稅收減免、優惠貸款等措施；（3）創造企業信息化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規范社會經濟秩序，完善網上營銷配套信息、物流和支持系統，健全信息服務體系如數據庫的建設，保證企業獲得全面、及時、準確的國內外信息。同時，強化有效防范計算機的網絡犯罪的法律和技術手段；（4）加強對企業信息化的引導，組織實施各種推進工作。比如做好企業信息化的案例演示，提供背景情況，召開各種研討會、培訓班、推廣成果展覽，編制《企業信息化指導手冊》等，進而引導企業管理者轉變觀念，增強信息化建設的信心。
參考文獻
[1] 李振，運用信息技術推進財務業務一體化，財政監督，2012.2.
[2] 王金華，用現代信息技術推進農業現代化發展，四川農業與農機，2013.12.
[3] 李錦全、劉向民，應用信息通信技術 推進城市經濟的協調發展，汕頭科技，2005.5.
[4] 黃勇、曾薇、黃毅，信息技術在陶瓷企業管理中的應用，江蘇建材，2006.12.
窗體底端
謝朝陽，男，1970.6，湖南衡陽人，碩士，副教授，衡陽財經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經濟貿易系教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經濟發展與企業管理。
企業規模經濟范文第3篇
關鍵詞:企業規模;交易費用;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27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5-0028-03
產業組織的發展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由于新的市場機會出現和分工的發展導致一個產業內的企業數量不斷增加;二是行業內現有企業不斷提高生產效率,實現生產要素的進一步集中,企業規模不斷擴大。對于產業組織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現有的文獻中存在著兩條相對明確的研究路向:(1)新古典的規模經濟和遞增報酬范式,自馬歇爾(Marshall,1890)以來,新古典范式主要討論在既定的分工結構下如何通過價格機制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問題。在解釋經濟增長的來源和機制時,新古典經濟學強調規模經濟和遞增報酬的作用,企業會隨著規模的擴張而形成規模經濟效應,這種規模經濟效應則是經濟發展的動力(Marshall,1890;Samuelson and Nordhaws,1992;Krugman and Obstfeld,1997)。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狄克西特(Dixit,A)、諾曼(Norman,V)、蘭開斯特(Lancastes,K)、艾瑟爾(Ethier,W)及克魯格曼(Krugman)等發展起來的新貿易理論,尤其重視規模經濟的思想,基于規模報酬遞增效應,他們建立了內生的經濟增長模型。與馬歇爾外部規模經濟的思路不同,他們更加強調企業內部規模經濟和壟斷競爭,企業規模的擴大促進了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生產成本降低,并最終導致長期經濟增長。(2)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傳統,他們遵循古典經濟學的傳統,主要從分工演進的角度來解釋經濟增長,并結合了交易費用概念,形成了“分工―交易費用”的分析框架。亞當?斯密最早指出促進勞動生產力提高的分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要解釋經濟增長問題,首先必須說明決定分工水平的因素。斯密由此發展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取決于市場范圍。阿林?楊(Yang,A,1928)進一步發揮了斯密的分工學說,認為市場容量又是由分工水平決定的,因而分工水平最終決定了分工的動態演進,因此,對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就歸結為對經濟系統中分工演進的研究。繼承這一古典經濟學的傳統,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鮑姆加勒(Baumgarden.J)、基姆(Kim.S)、洛凱(Locay.L)、楊小凱、博蘭德(Borland.J)以及貝克爾和墨菲等人,相繼提出了一條基于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經濟的內生增長思路,形成了新興古典經濟學用專業化表征生產條件,解釋長期經濟增長的思想。在這一思想背景下,廖伯偉發現1970年以后廠商平均規模逐步下降,而同期這些國家的總產出和人均收入都在不斷增長,企業規模變化和產出增長不一致。張永生(2003)用企業雇傭的勞動力數量來衡量企業規模,在分析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家和地區有關時間序列數據的基礎上,揭示了這種意義上的企業規模和經濟增長的負相關關系,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廠商規模無關論”,指出在長期經濟增長過程中廠商平均規模越來越小,總體呈倒U型變化趨勢。“廠商規模無關論”將古典經濟學的分工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分析結合起來,并且為了便于進行這種分析,用企業雇傭的勞動力人數來表示企業規模。在此條件下,企業規模的變化取決于分工在企業內還是在企業間發生,而這又取決于勞動和中間產品各自交易效率的高低。如果勞動的交易效率較高則分工在企業內發生,企業就會多雇傭勞動生產中間產品,企業規模會隨之擴大;反之,則分工在企業間進行,企業就會選擇外購中間產品,減少雇傭勞動,企業規模減小,企業數量增加。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市場交易效率越來越高,交易費用越來越低,企業規模越來越小,主流經濟理論中的規模經濟效應在現代經濟增長中不起作用。一些新的商業實踐如外包(Contracting out)、特許經營(Franchising)、外購中間產品和服務(Outsourcing)及貼牌生產(OEM)等為這種觀點提供了部分事實上的支持。
1.企業的橫向規模。主流經濟學所使用的企業規模概念實際上是指企業的橫向規模,企業被看成一個投入產出裝置,其最主要的功能是從事生產,企業規模就是企業的均衡產量,它由企業的生產成本和收益的比較來決定。
古典經濟學通過規模經濟(生產)來解釋企業擴張的機理。有關企業存在與擴張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斯密(Smith)和馬克思(Marx)。他們主要是從分工深化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帶來規模效應的角度來解釋企業的存在和擴張的。斯密以制針廠的例子說明專業化分工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和報酬遞增現象,技術進步引起勞動分工的深化,由于分工所形成的一些工序、工種是密不可分的,必須在同一組織中進行,因此企業規模隨著分工的深化而擴大。他還指出“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因而分工深化的邊界就是企業規模的邊界。馬克思也認為協作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協作的經濟效果大于單個生產者的經濟效果之和,協作的不可分性決定了協作的規模,這就是企業的最小規模。
在利潤最大化的假設下,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企業的橫向邊界主要是由生產中的技術因素決定的。當企業依據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則去組織生產時,它所選擇的生產規模是最佳的,規模報酬遞增空間的消失與否成為判斷企業最佳規模的標準。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經濟學家們已經認識到, 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中, 確定企業邊界時所需考慮的因素是不同的。在完全競爭市場中,同一行業內部存在著眾多的生產同質產品的廠商,每家廠商是既定的市場價格接受者(price taker)。從長期來看,由于資源在各行業間可以自由轉移,因而每家廠商最終只能獲取正常利潤,在產品價格等于最低平均成本處進行生產,對單個廠商而言,企業的最佳規模是由其平均成本曲線的最低點來確定的。完全競爭模型的中企業規模定義并不能令人滿意,因為根據完全競爭理論,當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曲線為傳統的U型時, 企業尚可在市場競爭中選擇最佳規模;而當廠商的長期平均成本線為水平線或向右下方傾斜時(即始終存在著規模報酬不變或遞增現象),企業就無法確定其最優規模了,因為這時它無限地擴大生產,始終會使平均成本等于或低于產品的價格,是有利可圖的。針對上述問題,經濟學家們開始放棄了完全競爭的假設,在其他市場結構中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斯拉法(1920)指出,企業之所以停止進一步的擴張,不是因為這將使產品的平均成本上升而超過既定的產品價格,而是因為這將使產品的市場價格下降而低于企業的生產成本,現實中的企業并非完全競爭意義上的價格接受者,在非均衡狀態下, 企業產品面臨的需求曲線是向右下方傾斜的。即使市場是競爭性的,但由于差別產品的存在,企業產品面臨的需求曲線也將是向右下方傾斜的。市場競爭仍會使廠商按照價格等于平均成本的原則組織生產,但需求曲線與平均成本曲線的切點,不在平均成本線的最低點上,而是在其左側的某一點上。可見在壟斷競爭模型中,企業在確定邊界時,不僅要考慮自己的產品成本,同時還要研究市場需求因素。在成本既定的情況下,市場需求的增加,可以導致企業規模擴大,當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為水平線或向右下方傾斜時,市場需求的大小制約著企業的橫向規模。
2.企業的縱向規模。企業的縱向規模揭示了企業內部所包含的生產環節的多寡,它由企業所涉及的交易費用決定。自科斯(1937)以來的新制度經濟學將企業看成是有別于市場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是一種經濟交易的治理機制,企業的存在體現了對市場交易費用的節約。科斯以前的經濟學把企業的存在本身作為一個前提,而科斯的貢獻在于對這個前提進行了重新論證。他認為,企業的產生是為了節約市場運行的交易成本,企業組織可以內化市場運行的成本,但同時企業代替市場也是有成本的,即企業內部的組織成本。只有當企業節約的市場交易成本大于企業內部的組織成本時,企業才有利可圖,規模才會擴大,企業會包含更多的生產環節。企業的最大規模為“企業將傾向于擴張到在企業內部組織一筆額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過在公開市場上完成同一筆交易的成本,或者在另一個企業中組織同樣交易的成本為止(科斯,1994)。”張五常認為,由于市場交易的對象是商品,“企業交易”的對象是要素,因此,企業代替市場是要素市場代替產品市場。由于要素市場的合同和產品市場的合同都是私有產權借以讓渡的工具,兩者沒有本質區別。當勞動要素的交易費用低于產品市場的交易費用時,企業規模就會擴大,企業就會增加雇傭勞動的數量,直到二者的邊際交易費用相等時為止。
在使用不同企業規模概念的基礎上,他們分別強調了企業的規模經濟性和分工經濟性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事實上,無論是經驗證據和理論分析都說明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在本質上是統一的。規模經濟性導致了分工和專業化的經濟性,分工所引起的勞動熟練程度的提高,間歇時間的減少和物質資料的節約都可概括為規模經濟性(盛洪,1994)。不同經濟學家分別將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作為自己的邏輯起點,古典經濟學家將分工和專業化的經濟性作為自己分析的起點,而作為回應,新古典之集大成者薩繆爾森認為,規模經濟性很大程度上來自合理的專業化和分工。新制度經濟學通過引進交易費用概念揭示了企業和市場是現實中資源配置的兩種替代機制,企業的出現是為了節約市場的交易費用。在現實中,專業化的生產者個體之所以不通過市場買賣他們生產的專業化產品―中間產品和服務,而選擇聚集在一個企業內,是因為市場的交易成本超過了在企業內組織生產的成本,企業一旦形成便具有超過單個生產者的規模,因而在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看來,由于交易費用的節約而出現了一定規模的企業。因此,在分工和專業化水平一定的情況下,規模經濟就是對交易費用的節約;而當我們考慮了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規模經濟實質上就是分工和專業化經濟,是對生產費用的節約。企業的全部成本表現為生產費用和交易費用的總和,因而規模經濟(分工專業化經濟)實際上表現為企業總成本的降低。
我們在現實中可以看到企業規模的擴大及企業數量的增加和區域經濟增長趨勢基本上是一致的。下面我們就用中國工業發展的經驗數據進行分析,來探討企業組織的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具體來說,我們用工業企業數量的變化來表明行業的分工水平,用企業規模的變化來表示行業的規模經濟狀況,并在此基礎上來具體分析企業數量、企業規模變動與工業產出增長的關系。
由于1978年以前中國實行的是嚴格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沒有保障私人產權確定和實施的法律制度,更沒有自由的價格機制,因此在這種經濟制度條件下,企業的投資權完全由政府實施控制,企業規模和數量的變化不是市場選擇的結果,工業產出的變化同樣也不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他們都依賴于國家計劃的實施,這一時期的數據不適合我們的分析。為此,我們選擇了中國進行市場化改革后的數據進行分析,時間跨度從1978―1997年。
為了計算1978―1997年間工業企業數量增加和平均規模擴張對中國工業GDP的貢獻率,我們設定了一個簡單的回歸方程:
LogGdp=C+B■LogSi+B■LogNi+ε
其中,Gdp表示工業GDP的增長,Si表示企業平均規模的增長,Ni表示企業數量的增長,ε表示殘差項,下面是對數據進行回歸的結果:
logGdp=-14.082+2.818logNi+1.218logSi+ε
(-16.96) (13.15)(8.47)
R2=0.97 F=305.706
我們可以看到方程的擬合優度較好,表明了中國工業企業數量的增加和規模擴張與GDP顯著正相關,二者的變化共同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根據回歸結果,我們分別計算了1978―1997年間工業企業數量增加和平均規模擴張對工業產出的貢獻率。在1978―1997年間工業企業數量的增加對工業產出增長的貢獻率為53%,工業企業平均規模擴張的貢獻率為46.49%。
企業縱向規模理論上的邏輯起點源自于亞當?斯密的古典分工學說,并結合了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決定企業縱向規模的最終因素是勞動和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各種變量的交易效率的不同組合會導致不同的分工水平和經濟績效,分工水平內生地決定了企業制度。楊小凱、黃有光(Yang and Ng,1993)的間接定價理論將張五常(1983)的“企業用勞動市場代替中間產品市場”的企業理論形式化了,賦予企業理論以經濟增長的意義。當勞動的交易費用小于中間產品的交易費用時,企業就從分工中內生出來;在給定的企業制度出現后,如果中間產品的交易費用下降得比勞動的交易費用快,則企業會在市場上外購中間產品,減少雇傭勞動進行生產的數量,企業規模會隨之變小,分工主要在企業間發生,單個企業越來越專業化。反之,企業規模會擴大,分工主要在企業內部發生,企業更多地是自制所需的中間產品而不是通過市場向外部購買。
“分工―交易成本”分析框架對于企業的一體化現象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卻不能解釋企業橫向規模的確定問題。現實中的企業的確具有交易和管理職能,企業進行市場交易和內部交易(即管理)都是要花費成本的。企業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與市場相比較, 企業具有交易成本的比較優勢,交易成本的大小決定了企業的均衡。但企業在本質上是一個生產單位,而不僅僅是一個交易單位,僅用交易成本去解釋企業的邊界是不夠的。實際上,企業作為一系列契約的集合,是加入契約的各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的集合,是各生產要素交易契約的履行過程, 這一過程融交易功能與生產功能于一體(謝德仁,2001)。交易費用分析僅僅抓住了企業組織的“交易性”一面,而忽視了企業的“生產性”。阿爾欽和德姆塞茨(1972)認為,市場的交易和企業內交易在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企業組織與市場的最大差別在于其生產功能,企業組織通過聯合生產(隊生產)創造出更大的經濟剩余,生產的聯合效果和團隊監督與激勵的同時存在導致了資本主義古典企業的形成。因此,無論在企業進行生產活動內部化之前或之后,企業的最優規模都是建立在包括生產成本計算在內的利潤最大化基礎之上的。新古典范式與經濟現實的脫節為交易成本理論的產生預留了空間,但“分工―交易成本”框架并不能完全取代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企業均衡的分析,生產成本仍然是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過程中的決定因素。企業內部各個生產要素的結合導致生產成本內生于專業化分工的收益,而為了結合生產要素進行生產和銷售,企業在不完備的信息世界中必須付出搜尋、談判、簽約和契約實施等交易成本,這種交易成本又內生于生產要素的結合(生產成本)。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是內在統一的,二者統一于企業的產出,二者的結合才最終決定了企業規模的縱向和橫向均衡。在這種企業均衡的意義上,企業規模的變動包含了生產效率和交易效率變化的因素,分工經濟性和規模經濟性才能真正統一起來。正是二者的統一使我們在現實中看到,企業數量的增加和企業規模的擴張共同推動了長期經濟增長。
參考文獻:
[1]North,D.,“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
[2]Dixit.A and Stiglitz.J.E.(1977),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7,No.3,pp.297-308.
[3]Xiaokai Yang and Borland.J.(1991),“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of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99,
No.3,pp.460-482.
[4]譚崇臺.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5]張永生.廠商規模無關論――理論和經驗證據[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6]R.科斯,A.阿爾欽,D.諾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保羅?A.薩繆爾森,威廉?D.諾德豪斯.經濟學[M].高鴻業,等,譯.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
企業規模經濟范文第4篇
關鍵詞：企業規模 國際競爭力 規模經濟 正負沖擊
企業國際競爭力相關概念及影響因素探討
國際競爭力是指一國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依靠自身所具備的各種比較優勢在市場中的競爭能力，包括國家競爭力、產業國際競爭力以及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目前，國際學術界對于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構成和評價并沒有達成一致的確定標準，企業國際競爭力的評測要在考慮企業規模的同時也伴隨考慮其他綜合因素，充分論證企業規模對企業國際競爭力所產生的正負沖擊效應，從而確定其合理規模。筆者在參考洛桑國際管理發展研究院（IMD）和世界經濟論壇（WEF）兩大機構建立的評價體系的基礎上，結合我國企業自身的特點建立了我國本土企業國際競爭力的評價指標體系，如圖1所示。
國內外學者在研究企業國際競爭力時普遍將企業規模作為一項評價指標，如果單純的從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定義出發，很容易會認為企業規模與企業國際競爭力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即企業規模越大，其國際競爭力的正效應發揮概率就越高。對此，微觀經濟學中的規模經濟理論可以解釋這一現象：當企業規模擴大時，由于生產水平提高，企業的成本會下降，長期來看，平均成本自然會發生遞減。然而，從圖2中企業規模與企業凈利潤增長率的伴隨變動關系可知，企業規模指標與凈利潤增長率并不是正向無窮正相關，企業存在和最高利潤增長率相適應的“最優規模”臨界點，因此不能忽略企業規模擴大、管理能力有限以及內在規模復雜性等因素削弱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可能性。
企業規模對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正負沖擊效應分析
（一）正沖擊效應數量經濟分析
考慮在一個不完全競爭的國際市場條件下，我國企業與另一個國家的企業形成了某產品市場領域的寡頭壟斷，邊際成本更低的企業獲得更高的利潤率，因此建立一個簡單的古諾博弈模型來說明企業規模與企業國際競爭力的關系：國內和國外兩家企業生產相同的產品并在不同的市場中產生競爭，國內企業的利潤函數如下：
Ri=Ri（xi，y?i） （1）
其中，i表示第i（i=1，2，3，4…）個市場，xi表示國內企業在第i個市場的銷售量，y?i表示國外企業在第i個市場的銷售量。則相應的國外企業的利潤函數為：
R?i=R?i（xi，y?i） （2）
其中，一個企業的銷量越高，則對手的利潤就會越低，所以，一個企業的邊際利潤與另一個企業的銷售量成反比，同時企業銷售量對自身收入的貢獻率要高于彼此之間的交叉作用貢獻率，即：
（3）
（4）
TC表示國內企業總成本，TC?表示國外企業成本。
（5）
（6）
其中，t表示運輸成本，c表示生產成本，當企業存在規模經濟時，企業的邊際成本會下降，即c`
（7）
（8）
利潤最大化的一階條件為：
（9）
（10）
式（9）和（10）表明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是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條件。隨著產量的增加，企業的邊際收益有一個先變大后變小的過程。這一“大”一“小”其實就是企業規模變大的正效應和負效應。當企業規模擴大到足以產生規模經濟時，企業能夠實現產品規格的統一化和標準化，集中大量采購原材料，從而使得國際采購的單位成本下降；此外，企業規模的擴大同樣有利于新產品的研發，產品競爭力構成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核心（劉葉云，2003）。
（二）企業規模推動國際競爭力提升的經濟學解釋
在經典微觀經濟學分析體系內，規模經濟效應是企業規模與國際競爭力之間存在強正相關性的主要原因，企業成本之所以隨規模擴大而下降，除了大規模采購原材料而得到優惠之外，還包括以下原因：
1.學習效應。學習效應是指企業內部人員在長期工作實踐中而積累的關于技術設計、產品生產以及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經驗。在這些經驗的幫助下，不僅企業的運轉效率和生產效率會提升，其長期平均成本也會下降。如果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單價不變，在單位產品成本下降的帶動下，企業本身的利潤就會提高，這樣會促使企業利用現有的人員去擴大再生產能力，形成競爭力提升的良性循環。
2.沉沒成本。企業的無形資產、固定資產、遞延資產都屬于企業沉沒成本范疇。當企業規模擴大并進入國際市場時，企業會充分利用已經存在的廠房和設備，生產要素利用效率提高，對外競爭能力也會增加。同時，沉沒成本在企業選擇國際化經營期間并不會隨著產量提高而增加，這樣會有助于拉低企業維持國際市場份額的平均成本，從而促使產生規模經濟效益。
3.專業化分工。國際貿易下的專業化分工使得一國企業重復性生產動作越來越少，勞動效率提高，減少了勞動者頻繁換工作或進行不同操作而浪費的時間，正如亞當?斯密在他的著作《國富論》中提到的那樣：“當企業規模擴大時會進行專業化的勞動分工，以此來提高勞動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此外，當進出口廠商采用專業化分工的方法使得生產成本降低時，國際間的其他企業就會效仿，形成基于不同國家的產業內規模經濟（武春友、南方，1997）。
4.合作競爭。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深，國際市場中的企業面臨競爭環境更為復雜，單一企業無法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實現特定發展目標，企業與供應商、客戶以及合作伙伴之間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因此，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表現為合作競爭，即企業群體之間的競爭和企業供應鏈之間的競爭，當一個企業規模越大，其所能調用的資源和能力越強，運行效率就越高，合作競爭能力就會變強，對于國際上同業務企業的吸引力加強，潛在并購或收購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形成良性競爭力提升循環。
企業規模對企業國際競爭力負效應分析
（一）負沖擊效應數量經濟分析
首先考慮短期生產函數，企業產出量（TP）是一種投入要素L的函數，假設其他要素保持不變，即：TP=Q=f（L），則平均產量，邊際產量，隨著要素L的不斷投入，企業平均產量與邊際產量之間的變動關系如圖3所示。
由圖3可知，在A點以左，曲線為凸性，表示邊際產量遞增，此時。在A點與B點之間，f`>0，但f``
（二）企業規模擴大對國際競爭力產生負效應的經濟學解釋
1.規模報酬遞減。微觀經濟學理論認為，在不變技術條件下，企業按一定比例投入生產要素會發生三種變化：生產要素的一定比例增長會引起產出更大比例的增長，對應規模報酬遞增；生產要素的一定比例增長會引起產出較小比例的增長，對應規模報酬遞減；產量增長比例與生產要素投入比例相等，對應規模報酬不變。當企業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時，邊際效益會逐漸下降，如果任其發展，甚至有可能跌破零而成為負值。從而出現規模不經濟現象，對應規模報酬遞減。
2.非均衡成長。當企業規模擴大時，企業容易出現非均衡成長，表現為企業經營要素發展與規模擴大脫節，出現不同步現象。此外，企業在特定時期的管理能力是有限的，管理能力跟不上企業的發展就會制掣企業真實競爭力的形成。
3.管理成本失控。隨著企業規模的增大，行政辦公費用、工資福利費用、內部風險控制費用等都會增加，企業的管理成本擴大，管理難度攀升，從而失去進入國際市場的競爭基礎。從交易成本理論來看，當市場的交易成本高于企業管理成本時，企業擴大規模是有利可圖的，而當市場交易成本小于企業管理成本時，企業的生存就會受到挑戰，人們就會選擇在國際市場中進行自由交換，因此，企業應該維持企業生產規模的動態可變性。
4.創新惰性。企業規模擴張伴隨企業活力降低，這是因為在企業制度趨于完善的過程中，部分管理人員已經實現管理價值，企業改革空間已經很小，繼續不斷的擴大國際業務只會使得內部結構更加復雜，利潤率徘徊不前，如果國際市場環境發生改變，企業規模過大就會限制國際競爭策略調整的及時性，管理人員缺乏應對國際市場新挑戰的準備。
結論
企業規模與其競爭力、國際競爭力是連鎖相關的發展關系，對于三者之間正負兩面性作用的研究可以幫助外貿部門制定針對性的國際貿易戰略。我國加入WTO以后，企業可以更方便地利用國際資源進行專業化生產，在不斷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合作的工程中學習外國企業的先進管理經驗，基于“規模-競爭力”的國際貿易負沖擊效應是可以得到扭轉的。同時，企業也要從自身出發來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和對外出口能力，管理者要樹立國際化戰略思想，培育風險管理意識，進而以企業規模為導向來匹配本土產品的國外市場定位和營銷策略，最大程度發揮出規模經濟正效應。
參考文獻：
1.孫連才.基于動態能力理論的商業生態系統下企業商業模式指標評價體系[J].管理世界，2011（5）
2.劉瑩.企業國際競爭力研究[J].金融研究，2011（7）
3.王彪.企業國際競爭力影響因素的數量經濟分析[J].管理世界，2012（6）
4.金.企業競爭力測評的理論和方法[J].中國軟科學，2011（4）
5.武春友，南方.企業國際競爭力評價系統研究[J].中國軟科學，1997（11）
企業規模經濟范文第5篇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6年我國的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包括國有、集體、股份、外資、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總數一共有五十萬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業有7057家，占總數的1。3％，中型企業有16870家，占總數的3。3％，小型企業有482518家，占總數的95。3％。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同其它所有制類型企業的規模結構相比較，具有明顯的趨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共有86982家，僅占全國工業企業總數的17％，其中大型企業有4946家，占我國全部大型工業企業總數的70％，中型企業有10817家，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總數的64％，小型企業有71219家，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總數的14％。由此可見，國有企業的大中型企業，同其他所有制類型的企業比較，具有明顯的規模優勢，構成了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主體，是我國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主導力量。
從工業產值方面進行考察，1996年，我國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總產值為27289億元，占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總產值的43％，其中國有大型企業的總產值為17282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27。5％，占我國全部大型企業總產值的69％，國有中型企業的總產值為5227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8。3％，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總產值的54％，國有小型企業的總產值為4779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7。6％，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總產值的16。7％。1996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所創造的增加值為8742億元，占我國全部工業企業創造增加值的48％，其中國有大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工業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76％，國有中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57。8％，國有小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17。6％。我國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重要地位，不僅體現為在我國工業產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為明顯地體現在創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職工工資、社會福利、資本積累和上繳利稅等，國有工業企業創造的增加值比重，明顯超過其創造的產值比重，不僅體現了國有企業對全社會的巨大貢獻，而且也體現了具有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相比之下，我國集體工業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國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30％和28％，股份制經濟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5。2％和％5。2％，外商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19。49％和8。5％，港澳臺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業的創造增加值比重，與產值比重大體持平之外，集體、外商和港澳臺企業的創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顯低于其產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據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的統計數據，我們可以對不同所有制類型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進行比較分析。1995年，國有大型工業企業的數量，占全國大型企業的比重為73％，三資大型企業所占比重為11％，集體大型企業所占的比重為8。2％，其中鄉鎮大型企業所占比重為3。3％；國有中型工業企業的數量，占全國中型企業的比重為66％，三資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7。8％，集體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21％，其中鄉鎮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8。5％；國有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61％和69％，中型企業分別占20％和16％，小型企業分別占18％和14％；三資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27％和32％，中型企業分別占9。6％和8。7％，小型企業分別占63％和58％；集體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6。2和6。3％，中型企業分別占13。6％和12。7％，小型企業分別占80％和81％；鄉鎮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4。6％和4。8％，中型企業分別占10。4％和9。9％，小型企業分別占85％和85％。從上述數據中可看出，國有企業的生產集中程度和規模經濟水平，遠遠高于其它所有制類型的企業，體現了國有企業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集體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較低，主要因大批鄉鎮企業的平均生產規模較小，城鎮集體企業的平均規模高于鄉鎮集體企業，三資企業的平均規模則介于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之間。②
二、“二元”分化趨勢及負面影響
盡管我國的國有企業的大中型企業，構成了國民經濟的主體和中堅力量，但是，其規模經濟水平和生產集中程度，同西方工業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著很大差距。英、美等國國實現工業化過程中，一般呈現企業規模大型化和生產集中化的趨勢，但是，近年來，我國出現了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趨向小型化，生產集中程度趨向分散化的態勢。這種趨勢的形成有許多的經濟原因，其中包括鄉鎮、私人、三資企業的迅猛增長，國有企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特別令人擔憂的是，從93年以來，隨著國有企業所占的經濟比重不斷萎縮，工業規模結構小型化和生產分散化的趨勢加劇，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均面臨嚴重困難，其它各類企業的虧損面也呈擴大趨勢，私人、鄉鎮、三資企業集中進入的產業，多屬于所需投資較少和企業規模較小的領域，特別是生產過剩的輕紡、家電制造行業，從而加劇了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的不合理，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必然產生嚴重的社會負效應，包括企業經營困難和虧損狀況不斷惡化，職工下崗大幅度增長影響社會穩定，銀行債權和政府稅源遭受重大損失，等等。因此，對于企業的規模結構與所有制結構的變遷，及其對社會經濟效益的種種影響，我們有必要深入研究來龍去脈以及治理對策。
解放前，我國的私人企業的資本積累速度很慢，難以充分利用規模經濟加速工業化進程。期間，我國利用公有制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優勢，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規模工業企業，大大提高了許多行業的生產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八十年代，我國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結構調整政策，鄉鎮、個體和外資企業迅速增長，工業的規模結構開始呈現小型化趨勢。我國大中型企業在工業產值中的比重，從1971年的51％，逐漸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認為上述趨勢不符合西方工業化的一般規律，應該采取組建大企業集團等措施加以糾正。實際上，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上述規模結構小型化的趨勢。我國的工業化過程明顯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工業化早期，私人企業的特點是規模小而生產分散，經歷了數百年的漫長工業化歷程，企業規模和生產集中才達到很高的程度。我國通過計劃經濟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業，有利于利用規模經濟加快工業化的進程，但是，社會資源利用過于集中于少數大企業，不利于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發展經濟，因此，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調整輕、重工業的比例關系。八十年代，我國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趨向小型化的同時，各類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仍不斷擴大，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數量也迅速增長，從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業的數量增長了1。96倍，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數量增長了1。29倍；化工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26倍，機械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2。34倍，建材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46倍，紡織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16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