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詩歌翻譯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詩歌翻譯論文范文第1篇

論文關鍵詞：交際翻譯理論，吳歌，諧音雙關語

 

1. 吳歌中的諧音雙關語

吳歌是指吳語地區包括江蘇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市，即江浙滬等太湖流域地區的同屬一個語言文化圈的民歌民謠。吳歌中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征，即喜用諧音雙關語，是由“諧言”和“關語”構成的一種特殊表達方式，這在吳歌中運用得非常普遍，歷史上稱之為“吳格”。使用最鼎盛的兩個時期就是南朝和明朝。

在南朝時期，《子夜》、《歡聞》、《讀曲》等數百首歌曲，都是這一類歌謠。其中《子夜歌》四十二首中一半使用了諧音雙關語。如：“今日已歡別，合會在何時? 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期。”其中“空局”關語為“棋”，取其諧音為“期”。再比如“春蠶易感化，絲子已復生”（“春蠶”關“絲”諧“思”）；“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芙蓉”關“蓮”諧“連”） 都是這一類諧音雙關語。而在《讀曲歌》八十九首中，幾乎三分之二使用了諧音雙關語。如：“打壞木棲床，誰能坐相思? 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碑。”（“三更”關“夜”，“石闕”關“碑”諧音“悲”，“書”關“提”諧音“啼”。）又：“非歡獨慊慊畢業論文格式，儂意亦驅驅。雙燈俱時盡，奈何兩無由”（“雙”關“兩”，“燈盡”關“無油”諧“無由”）。更有諧音雙關語加嘆謂構成歌謠的:“奈何許，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可見諧音雙關語在當時的民歌中運用很廣泛。而且同一諧音雙關語在多種曲調中反復出現，某些意象關系相對固定，比如“芙蓉”關“蓮”，“方局”關“棋”“，黃蓮”關“苦”，“石闕”關“碑”等等，說明當時諧音雙關語運用已經格式化，成為一種很成熟的歌謠語言表達方式。吳歌中的諧音雙關語，體現婉轉細膩的情感特征，為南方人所特有。其以喻傳情，以隱寓意，曲折詭譎，撲朔迷離，聽眾的思緒須得拐幾個彎才能真正領會其本意，是這一時期吳地歌謠的重要標識。[1]

明代吳歌十分豐富，也喜用諧音雙關語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如劉效祖《鎖南枝》之“瞎蟲蟻逃生，實撞著你線索。”等，然實不多見。唯近現的天啟崇禎年間馮夢龍之《山歌》，諧音雙關語俯拾皆是。馮系江蘇吳縣人，對吳格諧音雙關語自然熟悉。其《山歌》十卷用吳方言寫兒女情長，成就極其偉大，是吳歌史上難得的好歌詞。請看幾首用諧音雙關語寫就的短 歌：[2]

脧

思量同你好得場，弗用媒人弗用財。絲網捉魚眼上起，千丈綾羅梭（諧“脧”）里來。

別

滔滔風急浪潮天，情哥郎扳椿要開舡。挾絹做裙郎無幅（諧“福”），屋檐頭種菜姐無園（諧“圓”）。

舊人

情郎一去兩三春，昨日書來約道今日上我門。將刀劈破陳桃核，霎時間要見舊時仁（諧“人”）。

馮夢龍運用諧音雙關語更活，有的經過擴充令節奏更加活潑。如“姐道郎呀好像新筍出頭再吃你逐節脫，花竹仿子繪竿多少班（《作難》）。”又:“好似黃柏皮做子酒兒，呷來腹中陰落落里介苦，生吞蟛蜞蟹爬腸（《思量》）。”另外畢業論文格式，諧音雙關語大都用在短歌中，長篇山歌如《籠燈》、《門神》等卻很少見。這說明諧音雙關語最適用于獨具本色的山野短歌。

前人對此已經作了大量研究工作。蕭滌非先生在《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將《吳聲歌》中所用之諧聲字概括成兩大類.第一類，同聲異字以見意者，如 “藕”為配偶之“偶”，以“芙蓉”為“夫容”，以“碑”為“悲” ，以“題”“蹄”為“啼”，以“梧”為“吾”，以“油”為因由之“由”，以“棋”為期會之“期”，以“堆”為“涕”，以“箭”為“見”，以“籬”為“離”，以“博”為“薄”，以計謀之“計”為發髻之“髻”，以衣裳之“衣”為依舊之“依”，以然否之“然”為燃燒之“燃”。第二類，同聲同字以見意者，如以布匹之“匹”為匹偶之“匹”，以關門之“關”為關念之“關”，以消融之“消”為消瘦之“消”，以光亮之“亮”為見亮之“亮”，以飛龍之“骨”為思歸之“骨”，以道路之“道”為說道之“道，以結實之“實”為誠實之“實”，以曲名之“散”為聚散之“散”，以藥名之“散”為聚散之“散”，以曲名之“嘆”為嘆息之“嘆”，以曲名之“吟”為之“吟”，以“風”波“流”水為游冶之“風流”，以圍棋之“著子”為相思之“著子”，以故舊之“故”為本來之“故”等。此外，還有以二字聲音相近而諧聲以見意者，如以“星”為“心”，以“琴”為“情”之類皆是[3]。王運熙先生《六朝樂府民歌》中的《論吳聲西曲與諧音雙關語》將諧音分成“同音異字，同音同字畢業論文格式，混合”三類加以論述，同時還論述了六朝時期普遍使用諧音雙關語的社會風氣，并由此上溯到《詩經》與《史記》，論述了雙音諧字的歷史淵源，頗為詳盡[4]。可以說，諧音雙關語是吳歌最重要的表現手法及藝術特色，已成為歷代研究者的共識。

2．交際翻譯理論（CommunicativeTranslation）

由Peter Newmark提出的交際翻譯理論即“譯者應該將原語文本以其思想內容和語言形式都容易為譯語讀者所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準確的傳遞出來。”在交際翻譯中，譯作所產生的效果應力求接近原作，力圖傳譯出原文確切的上下文意義，使譯文不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語言形式上都能為讀者所接受。交際翻譯把翻譯的重點轉移到原文的內容以及這些內容在譯文中再現的過程和結果上來。在交際翻譯中，譯者可以用自己的語言寫出比原作更好的作品來，譯者有權力糾正或改進原作的邏輯關系，用優美的語言替代原文中晦澀的文字，去掉原文中模糊、重復和冗長之處，修改或闡清術語。譯者甚至可以更正原文中的事實錯誤和筆誤，將腳注中的內容添加在正文中。交際翻譯以譯作的讀者為中心，為那些不期待遇到閱讀障礙的讀者提供更通順、清晰、符合讀者語言文化習慣的譯作來，并且還能產生和原文一樣的語勢[5]。

3. 諧音雙關語的翻譯

諧音雙關是利用字或詞語的語音條件，使某些字或詞語在特定語境中具有雙重意義。英語和漢語雙關在格式和修辭作用上雖然大致相同，但由于兩種語言的語音和表達方式等不同，英語雙關譯成漢語或漢語雙關譯成英語時，往往難以找到理想的翻譯。但是，筆者認為以交際翻譯理論為指導，可以實現諧音雙關語的恰當翻譯。下面以筆者曾參與編譯汪榕培教授主編的《吳歌精華》（英漢對照）[6]一書中處理諧音雙關語的例子來論述。

交際翻譯理論認為，譯者應使譯文不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語言形式上都能為讀者所接受；并以譯作的讀者為中心，為那些不期待遇到閱讀障礙的讀者提供更通順、清晰、符合讀者語言文化習慣的譯作。所以除了首先要尊重原文的意義之外，還要回到譯作的讀者這個中心上來。而《吳歌精華》（英漢對照）一書是編譯給參加第27屆世界文化遺產大會的中外嘉賓看的，所以譯文必須明白、通暢、易懂，讓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都能讀懂，所以我們采取的翻譯策略是把諧音雙關語的字面意思和所隱藏的意思都翻譯出來，或者是直接把諧音雙關語所隱藏的意思翻譯出來，否則，中外讀者往往不知所云。事實證明，我們的翻譯為吳歌起到了很好的挽救和宣傳作用，因為吳歌已經越來越少的人知曉它了，正因為此畢業論文格式，國家已于2006年把吳歌列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下面來看書中幾例：

例1：憐歡好情懷，移居作鄉里。桐樹生門前，出入見梧子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子夜歌》）

譯文：I love my charming sweetheart all the more/When he moved his house to live near me. / With the Tung tree by my door，/ I can see my man as well as the tree.

在這首《子夜歌》中，最后一句“出入見梧子”，“梧子”諧音“吾子”，即“女方所愛的男子”，這里我們把“梧子”（the tree）和“吾子”（my man）兩層意思都翻譯出來了，同時，tree和第二句的最后一個詞me押韻，整首詩形成abab的韻式。

例2：朝登涼臺上，夕宿蘭池里。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蓮子。（《子夜四時歌》）

譯文：I climb the terrace when the day is bright，/ And stay beside the lakeshore for the night./ Icollect lotus when the moon sheds light/ And pick the seeds，with my sweetheart in sight.

此歌中“ 芙蓉” 即“ 夫容” 的諧音，指被女性所鐘愛的男子或丈夫；“容” 是儀容的意思。“蓮” 諧“憐”，“蓮子”即“ 憐子” ，譯成口語就是“ 愛你”。這首歌曲顯然是女子的口吻，“ 乘月采芙蓉”者，乘月會情郎也，“夜夜得蓮子”者，即每個晚上都有得到同你相愛的機會，這兩句其實是一樣的意思。在翻譯這首詩時，我們同樣把它的兩層意思lotus和my sweetheart都譯出來了。

例3：思量同你好得場，弗用媒人弗用財。絲網捉魚眼上起，千丈綾羅梭里來。（《山歌?脧》）

譯文：If I’d like to getalong with you，/ Neither matchmaker nor gifts I need. / Asfish won’t escape from the mesh，/ So you won’t escape frommy eyes. / As satin comes from the shuttle，/ So lovecomes from the first sight.

在此歌中，“絲”、“思”諧音，“眼”雙關“網眼與人眼”；“梭”諧“脧”，又與前文“眼”相呼應。馮夢龍有贊語道：“眼上起，梭里來，諧音雙關語最妙，俗所謂雙關二意體也。”此詩原文只有四行，但譯文卻有六行畢業論文格式，因為我們把最后兩句所隱藏的諧音雙關語也譯出來了。因為譯文的讀者是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客人，如果只是直譯成Fish won’t escape fromthe mesh，/ And satin comes from the shuttle，他們可能不知所云。

例4：情哥郎春天去子不覺咦立冬，/風花雪月一年空。/姐道：“郎呀，你好像浮麥牽來難見面，/厚紙糊窗弗透風。”（《久別》）

譯文：In spring，you left andwinter is now here; / In vain I’ve missed you for thewhole year. / “It’s hard to seeyou just like getting flour from husk; / There’s not abit of news from you，” I’ll say to mydear.

在這首《久別》中，最后一句“厚紙糊窗弗透風”意即“沒有情哥郎的任何消息”，所以我們直接把這句背后的諧音雙關語翻譯出來There’s not a bit ofnews from you，讓讀者一目了然。

4. 結語

總之，諧音雙關語是吳歌最重要的表現手法及藝術特色，是由“諧言”和“關語”構成的一種特殊表達方式，這在吳歌中運用得相當普遍。但是在把吳歌翻譯成英語的過程中，這種諧音雙關語給翻譯造成了很大的障礙。最后我們根據Peter Newmark所提出的交際翻譯理論原則：“譯者應力圖傳譯出原文確切的上下文意義，使譯文不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語言形式上都能為讀者所接受；并以譯作的讀者為中心，為那些不期待遇到閱讀障礙的讀者提供更通順、清晰、合符讀者語言文化習慣的譯作來。”而我們編譯《吳歌精華》（英漢對照）一書是給參加第27屆世界文化遺產大會的中外嘉賓看的，所以譯文必須明白、通暢、易懂，讓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都能讀懂，所以我們采取的翻譯策略是把諧音雙關語的字面意思和所隱藏的意思都翻譯出來，或者是直接把諧音雙關語所隱藏的意思翻譯出來。

[參考文獻]

[1]陳林.六朝民歌之“隱語”及其遺韻[J]. 中國音樂，1998，3.

[2]馮夢龍，等.明清民歌時調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陳躍進.道教在六朝的流傳與江南民歌隱語[J]. 社會科學戰線，1996，6.

[4]王運熙.六朝樂府民歌[M]. 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5]Peter Newmark.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詩歌翻譯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翻譯實踐;翻譯評論;創新能力

    Abstract: Bachelors’ degree thesi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eaching processes. However, at present, the major problem in graduation thesis on translation studies is lack of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practice, and the same is true for graduation thesis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cultural studies, etc.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conduct reformation. The author has attempted some changes, and better result has been achieved.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necessity of the changes, what and how to reform and the ways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and to inspire this kind of teaching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ranslation practice, translation commentary, innovation ability

    畢業論文,是大學本科教學的最后一個環節,是對整個大學階段學習的回顧與總結,是學生綜合能力的體現。對于外語專業的學生來說,論文寫作更是語言及相關科學研究的一次基本訓練,是學習深化與升華的重要過程。它既是學生學習、研究與實踐的全面總結,又是對學生綜合素質與實踐能力的一次全面檢驗。

    近年來,我國高校外語專業在教學改革、提高教學質量、課程設置以及教學方法等方面都進行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成果卓越。但在本科英語專業畢業論文這一領域還未見正式的調查與研究。畢業論文的撰寫、指導與答辯是大學英語專業畢業前的一項重大的教學活動,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規定的大學本科教育的必要環節。目前,教育部又把畢業論文列為英語專業評估的重要指標,然而現狀卻令人擔憂。本文作者在指導英語專業學生的畢業論文時,進行了改革嘗試,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1. 英語專業翻譯選題畢業論文存在的問題:缺乏創新性

    目前,英語專業翻譯選題畢業論文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缺乏創新性,主要由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1 選題

    根據歷年來學生畢業論文的統計,寫文學的論文最多,這不僅僅是某一屆的個別現象,往屆情形亦如此,而且其它院校也有類似現象。這與文學的影響、文學的吸引力、文學課開課的多少都有關系,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文學的資料多而且相對好查、好懂,由于文學方面學生可參考的文獻豐富,因此,論文就會寫得豐滿、順利一些。所以,文學類的畢業論文較多。而翻譯類、教學類和文化類的論文相對較少,這是因為這些方面的參考資料有的太專業,抽象難懂,有的研究涉及大量的數據收集和統計,甚至需要教學實驗來驗證,這些都使學生望而卻步。

    1.2 參考資料

    隨著教育和科技的發展,參考資料、報刊雜志的數量和來源比從前有了極大的提高和改善,幾乎所有的學生都能利用這些資源。一半以上的同學利用網上資源獲得自己論文中所需要的理論依據和參考資料。參考和運用一切可接觸到的資料是撰寫論文的重要過程,但如何從中篩選出自己需要的信息,并通過分析吸收到自己的論文中,很多同學一片茫然。大多數學生的論文一半以上是完全借助他人的文章。

詩歌翻譯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關鍵詞：生態翻譯學，譯者，“雙重”身份

 

一．引言

進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翻譯開始轉向對翻譯文本的譯者和接受者(讀者和譯語文化的接受環境)的研究，因此，如何描述和解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成為翻譯理論的根本問題之一。起步于2001年的生態翻譯學是在翻譯適應選擇論研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譯者主導、譯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并取向于譯者與翻譯生態環境相互關系的研究,特別是譯者在翻譯生態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發展研究。

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1],它確立了譯者的中心地位和譯者的主導作用。這里的譯者具有動態的“雙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與制約,另一方面又以翻譯生態環境的身份實施對譯文的選擇與操縱。譯者的這種“雙重”身份可以表述成譯者既是原文的“讀者”、又是譯文的“作者”。

回顧20世紀以來國內古典詩歌英譯研究狀況，爭論的焦點之一就是“應該譯成韻體還是散體”[3]。或重聲韻，用傳統英語詩律翻譯唐詩，以求再現唐詩的整體美；或重意象，用自由的散體譯詩，以求傳達唐詩藝術的真質。這兩種方向，既有其成功之處，又有其遺憾不足。詩律有礙達意英語專業畢業論文，“因形害義”；而達意又要丟棄唐詩本身的形式美，以致損害了唐詩本貌。

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態翻譯學理論對唐詩的翻譯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從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原文一譯者一譯文”三元關系視角看[4]，我們從譯者居中的位置向兩端審視，由此演繹出來的譯論構架也有可能相對‘中和”穩定。基于這個理論視角，筆者認為唐詩英譯的過程是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交替進行的循環過程，其實質是譯者適應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譯者在其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本文運用“生態翻譯學”來分析著名唐詩《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雙譯本的異同，探討唐詩翻譯中譯者的雙重身份。

二．《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英譯對生態翻譯學的體現

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包括了翻譯活動的不同階段、不同層次、不同維度的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生態翻譯學認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只有真正地做到‘多維’地適應特定的翻譯生態環境和至少‘三維’的選擇轉換，才有可能產生恰當的譯文”[5]。從這個意義上說，許淵沖和龐德在英譯《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過程中適應原文和譯語文化生態環境、繼而做出對原文的主題思想“取便發揮”，這種做法又可以解釋為是兩位譯者適應其生存境遇的一種選擇。

2.1 譯者是原文的“讀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

譯者作為原文的“讀者”具體表現為對“能力”的適應。譯文產生過程的第一階段即“翻譯生態環境”選擇譯者，“重點是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對譯者的選擇”[2]翻譯生態環境中的原文是一首李白的送別詩《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那么,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要選中的,可以說應當是詩人譯者,或者是對中國古典詩詞有一定造詣的譯者論文格式模板。許淵沖先生是“詩譯英法惟一人”,他用韻文來譯,顯示出了中國翻譯家力求保持中國古詩詞民族特色的訴求。美國詩人龐德改譯的《華夏集》包括《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等中國古典詩詞十九首，其譯文語言簡練、流暢而不浮華，遣詞造句富于現代氣息。艾略特為此稱贊龐德為“中國詩歌之發明者”[6]。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的英譯本中許淵沖和龐德這兩位文學大師的譯文得到廣泛流傳，說明兩位譯者不僅沒有被“翻譯生態環境”給淘汰掉(比如或審稿者“未通過”、或出版商“不出版”、或讀者“不愿看”、或譯評者“不認可”等等)，而且其譯作也做到了“適者生存”。

2.2 譯者是翻譯過程的“作者”實施對譯文的選擇

譯者不僅要適應翻譯生態環境，還要接受翻譯生態環境的支配。因此，在譯文的產生過程的第二階段即生態環境選擇譯文，“重點是以譯者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對譯文的選擇”[2]。這時的譯者是翻譯過程的“作者”，是真正的“主宰”。“譯者以翻譯生態環境的‘身份’實施對譯文選擇”[2]。這種選擇性適應集中體現在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三個維度上。評判譯品的“整合適應選擇度”,首先要看譯者是否多維度地適應了特定的翻譯生態環境,尤其要看是否做到了“三維”轉換。本文從這三方面看唐詩《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兩譯本的異同。

2.2.1 譯者對語言維的選擇轉換

“語言維層面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語言形式的適應性選擇轉換。這種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層次上進行的”[7]。

在形式上，唐詩整齊、簡練,信息載量豐富；英文詩中冠詞、介詞、連詞常常是不可缺少的，這就使得在行數方面保持形似十分困難。作為七言絕句，《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只有四行，每行七字，充分體現了唐詩布局合理，排列整齊，富于建筑美的特點。在兩篇譯文中英語專業畢業論文，許淵沖先生的譯文保存了原詩的這一特點，也是四行，而在音節數上是呈遞減趨勢，從形式上反映出帆影漸漸遠去，消失在天際的畫面，從詩的形式上與情境遙相呼應。而龐德采用了現代自由詩體譯成了散文詩，他認為，翻譯不應該受原語句法的限制，應該根據譯語的表達需要，采用自然的、符合譯語表達習慣的句法表達思想。筆者認為，唐詩乃中華文化之瑰寶，有其特定的形式與內涵，所以譯者在適應譯語生態環境的同時，需要發揮譯者的主體性，選擇和原文較為一致的形式來傳達詩意。因而，就形式方面筆者認為，兩篇譯文中，許的譯文較為突出。

在韻式方面，詩人頗具匠心地選擇了/樓/州/流三個聲調悠揚的韻腳,吟誦起來余音裊裊。這與孤帆遠去、江流天際的景象以及詩人目送友人、以及對友人無窮無盡的思念十分切合。在這兩種譯文中,許淵沖的譯文保持了唐詩的音韻美，采用了aabb式的韻腳的轉換,并在句數上采用了絕句的四行式排列。而龐德譯這首詩時運用現代自由詩體。可見，由于兩名譯者的體會、判斷和選擇的不同，即使是對同一首詩，也會產生不同的譯作。

2.2.2 譯者對文化維的選擇轉換

“由于原語文化和譯語文化在性質上和內容上往往存在著差異,為了避免從譯語文化觀點出發解原文,譯者不僅需要注重原語的語言轉換,還需要適應該語言所屬的整個文化系統,并在翻譯過程中關注雙語文化內涵的傳遞”[1]。

首句“故人西辭黃鶴樓” 在“黃鶴樓”送行富有文化內涵。許譯的第一句“My old friend has leftthe west where the Yellow Crane towers”，既交代了友人是自西向東而行，又傳達出了黃鶴樓的文化內涵：黃鶴樓既是傳說中仙人飛上天空去的地方，也是千古登覽圣地和中國詩人經常留下詩句的地方。龐德在此句的譯文中保留了古風和異國情調，例如英語專業畢業論文，他選取“Ko-jin”代替“故人”，“ko-kahu-ro”代替“黃鶴樓”原因在于這兩個詞作為名字好聽，和“故人”的漢音有點類似，帶有一點恰當的異國情調，放在詩歌的開頭和首句末顯得親切、自然，對整體意境傳達起著一定的作用。

次句“煙花三月下揚州。開元盛世的“揚州”是當時整個東南地區最繁華的都會,象征著欣欣向榮,充滿希望。通過對詩人寫作背景的研究,可以考證當時的揚州確實是李白心之所向。許譯用River Town向譯文讀者點出了揚州的水鄉特征,有助于譯文讀者產生有益的聯想。龐德的譯文舍棄了表示目的地的“揚州”，而換成了一個新的意象：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似煙如霧的花叢隨著孤舟漸行漸遠，慢慢地變得模糊不清。這一意象凸現了一個動的過程，孤舟的遠去，花叢的逐漸模糊與送別之人的心情交相輝映，送別之人的情感由此得到升華。

文化傳遞本來就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對詩歌而言尤為如此。兩位大師在文化維的選擇轉換都是在翻譯過程中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和創生性,應用他們各自的語言來體現兩種文化的轉換,都選擇盡量把文化內涵傳達到位, 可謂都是較為好地適應了翻譯生態環境而做出的翻譯。

2.2.3 譯者對交際維的選擇轉換

“翻譯過程中交際意圖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是說譯者關注原文中的交際意圖是否在譯文中得以體現”[1]論文格式模板。詩歌在交際維層面的轉換體現為原文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互動。通過譯者的橋梁作用，讀者與作者在情感、思想等各方面產生共鳴，促成原文作者與譯文讀者間交際目的的實現。因此，譯文中意境的傳達也是不可或缺的，它是詩意賴以飛翔的翅膀，是一種軟信息的傳達。

詩的第三、四句”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從表面上看,這兩句詩全是寫景,實際卻描寫的是李白送別詩友時的惜別深情。許譯文用“theboundless azure sky”表明天空的無窮無盡，這種空間上的延續也能表明詩人送友人時的悵惘情懷。原文中的“流”這個意象，許譯為“rolling”，表示的是長江的氣勢和浩蕩，與詩人感傷的情緒形成了對比，襯托出詩人對友人的無盡思念。龐德對兩個意象的英譯仍然沒有逐字對譯，而是用“lone sail”，“blots”和“thefar sky”，將一葉白帆遠去消失在天邊的畫面清晰地呈現在讀者面前，用“reaching heaven”將“天際流”的意境和美感白描了出來，構成了一幅動靜結合的山水畫英語專業畢業論文，這一方面充分表現了中國詩歌的特色――詩中有畫，畫中有情，另一方面讓西方讀者可以透過詩中突出的語言意象了解到異域文化，潛移默化地領會到詩中所蘊含的情感意味。這樣的譯詩,經過內容和形式上的“轉述、改寫、變形”后,在當時客觀的時代文化氛圍中大獲成功,這是譯者龐德的成功,然后才是李白詩歌的成功“出訪”。在這部分譯文中,兩位譯者對原文的處理增減恰當,將原詩中的“詩眼”和美的意境一覽無余地展現在讀者的眼前。從翻譯創生性來看，兩位譯者是發揮其主導作用，在適應翻譯生態環境下實現了交際目的，堪稱最佳翻譯。

三．結語

綜觀兩篇譯文，通過從生態翻譯學視角分析，兩篇譯文各有千秋。為了形成“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譯文，各自都盡可能地跟原詩保持一致，都在不同程度上傳達了原詩的意境和形象。基于此，譯者需要克服巨大的時空差距和文化差異，從各自的審美視角出發，通過譯作竭力將壯麗的畫卷忠實地再現在譯語讀者面前。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一種以“譯者為中心”的活動。譯者作為原文的“讀者”不僅要忠實于原作,對原者負責;同時是譯文“作者”，要服務于讀者,對讀者負責。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雙重”身份表明譯者是翻譯成功的根本因素。因此譯者是翻譯的真正主人,翻譯的過程就是譯者在翻譯生態環境中的適應選擇過程。譯者的素質越高,他在翻譯的過程中“適應”與“選擇’才會完成得更好。

參考文獻：

[1]胡庚申.翻譯適應選擇論[M]. 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23,136,137-138.

[2]胡庚申.翻譯適應選擇論的哲學理據[J]. 上海科技翻譯,2004(4):1-5.

[3]王海艷，劉秀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淺析中詩英譯現狀[J]. 遼寧工業大學學報,2009(3):48-50.

[4]胡庚申.從“譯者主體”到“譯者中心”[J]. 中國翻譯,2004(5):10-16.

[5]束惠娟.生態翻譯學視角下的公示語翻譯———以上海世博會主題標語為例[J]. 上海翻譯,2010(2):39-42.

[6]吳其堯.龐德和中國文化[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 111.

[7]胡庚申.從術語看譯論［J］.上海翻譯，2008，（2）：1-5.

詩歌翻譯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漢字；詩性；龐德；《華夏集》；《詩章》

作為20世紀的美國詩人，龐德以意象派詩歌創作而家喻戶曉，而龐德也是20世紀對中國詩最熱情的詩人，同樣對于漢字的癡迷造就了龐德的詩作《華夏集》和《詩章》，這兩本著作也成為后世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文化的必讀之作。在品讀這兩部著作時我們可以從龐德的譯作中看到他在詩歌的創作中借鑒了大量的中國漢字，不僅借鑒了漢字，更重要的是從翻譯中我們深入了解到了漢字的詩性思維。

一、龐德的漢字情結

龐德的漢字情結與厄爾斯特·費諾羅薩有著密切的關系。1908年,厄爾斯特·費諾羅薩去世，他的妻子為了能將費諾羅薩的中國詩筆記出版，于是她便試圖找到一個合適的詩人能將他丈夫的筆記翻譯出來，這個人就是龐德。雖然龐德很早前就接觸過漢字，但他真正開始認真地研究漢字是這個時候，從整理費諾羅薩筆記的過程中開始的。龐德不認識漢字，但卻根據費諾羅薩筆記手稿（每首詩都有漢文，并用日語標注讀音，還有義譯和講解），全身心的投入到翻譯中來，于1914年出版中國詩集《華夏集》。1921年，龐德整理出版了費諾羅薩生前撰寫的論文《作為詩歌媒介的中國漢字》（The Chinese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正是這篇論文引起了龐德對漢字和中國文化極大的興趣，正是從這篇文章中他陷入了對漢字深深的癡迷中，費諾羅薩的這篇論文也讓龐德得知漢字是詩化的語言,從而闡發了詩歌創作的美學原則。1917年，《詩章》首篇創作，后來龐德不斷為其增添翻譯作品，這部長達120篇的《詩章》是龐德的畢生之作。

在對費諾羅薩筆記的整理翻譯過程中，龐德認為“一個漢字往往就是一個意象”，一個表意漢字是往往由幾個不同的表意部分組成的，而這幾個部分本身便是一個很好的詩歌符號。漢字在龐德眼中是一種表義圖形文字，而一個表意漢字不是圖像的表達，如“旦”字所呈現的正如太陽升起到地平線之上的圖像，就是意念的表達；“信”字由“人”和“言”組成，表達出的意念是一個人對自己說出的話忠實。這就是“表意漢字學”，龐德自己也聲明：“如果我對文學批評有任何貢獻的話，那就是我介紹了表意文字體系” ①。

二、漢字詩性思維的表現

1.漢字的表象性

眾所周知，文字是記錄語言的視覺符號系統, 這是一切文字的根本屬性,。漢字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表意文字,字形構造是它的本體,它用形象具體的形式表達抽象一般的內容。著名的文字學家唐蘭對漢字的這一特質曾有過精辟的論述：“文字用它自己的形體來表達人的思想、活動、認識活動”。②漢字的六書說,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與轉注，根據龐德的“表意漢字學”，我們就可以看出，龐德對漢語的興趣主要在于漢字中的象形字、會意字，特別是合意型漢字, 即合體會意字。為什么龐德的漢字興趣只局限于這兩種構字形式呢？只要我們稍加分析就可以得知，象形字、會意字充滿了詩性因素——意象性。在龐德眼中，一個漢字不再只是一個字，而更像是一幅畫。費諾羅薩也認為：“最初的漢字是自然界中物品和動作的圖形表現” ③。比如一個短句：人見馬。“人”字宛如人的形體,好似由人的雙腿支撐；“見”字上方是個“目”字，就像眼睛的圖像；“馬”字如四條腿正呈奔騰之狀,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三個漢字組成的意象并置呈現出自然過程中的三個動態間相互順序，給人時間上連續感和強烈的空間感，形成一種栩栩如生的圖畫式的意象。漢字的優點就在于，即“漢字充滿動感，……，接近自然”。從漢字中，龐德發現漢字具有簡潔、生動、形象、具體、意義深遠的特點，而這些特點也正是對詩歌語言的基本要求，“用圖達意”的漢字使得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詩性的思維特征，就如龐德著名的“意象說”：“一個意象是在瞬息間呈現出的一個理性和感情的復合體。”④ 漢字自身具有的特殊意象性質與龐德尋找的意象的特點不謀而合，因為漢字既表達意象，又表達觀念；既清晰生動，又傳情達意，漢字的這些優點在龐德的詩歌翻譯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詩歌翻譯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華夏集》，翻譯倫理，原則，責任選擇

 

1．引言

艾茲拉·龐德(1885-1972)作為美國現代文壇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不僅是一位偉大的詩人，倡導和發展了意象主義，還是一位偉大的翻譯家，翻譯了大量的中國古典詩歌。1912年，艾茲拉·龐德在美國東方研究專家厄內斯特·費諾羅薩遺稿的基礎上選譯了19首中國古詩，于1915年出版了譯詩集《華夏集》。本文試圖從翻譯倫理的視角分析龐德在《華夏集》中做出的責任選擇，從而肯定《華夏集》在文化傳遞中的積極作用。

2.翻譯倫理的起源與發展

倫理學作為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也稱為道德哲學或道德學，旨在對人類道德生活進行系統思考和研究。這一指導人們處理相互關系的學科具有廣泛的滲透力，“任何人類行為、任何學科的研究工作事實上都會涉及到倫理問題 ”(王大智，2005：45) 翻譯，這一跨文化、跨學科、跨語際、跨人際的人類職能性活動，因其間性特質引起了翻譯界從倫理層面對這一古老學科進行新的思考。

西方的翻譯倫理研究始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原則，法國當代著名的文學翻譯家、哲學家安托瓦納·貝爾曼(Antoine Berman) 最早提出了“翻譯倫理”概念，這一思想引起了翻譯界的廣泛關注。在具體的翻譯職業倫理研究中，芬蘭學者安德魯·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 貢獻巨大。他在《Proposalfor a Hieronymic Oath》一文中歸納出四種倫理模式，即: (1) 再現的倫理(ethics of representation) ——再現原文文本、原文作者; (2) 服務的倫理(ethics of service) ——完成與委托人協商后達成的要求; (3) 交際的倫理(ethics of communication) 實現與“他者”的交流; (4) 基于規范的倫理(norm-based ethics) ———滿足特定文化的期待，并分別針對四種倫理提出了真實（truth）、忠誠（loyalty）、理解（understanding）和信任（trust）的價值標準。（Andrew Chesterman,2001:139-147）在對譯者行動進行外在規定的四種倫理模式基礎上，切斯特曼將視角“從譯者的倫理決策過程轉向決策者的才德性自明判斷”提出了承諾的倫理(ethics of“commitment”)。(陳志杰、呂俊，2011:62)然而，他的研究并未指出譯者在翻譯實踐中該如何解決這些責任間的矛盾沖突。為了幫助譯者走出責任選擇的困境，陳志杰和呂俊沿著切斯特曼的翻譯倫理思想進行了進一步探索，提出了譯者責任選擇的四項原則：利益兼顧、“利中取大、害中取小”、弱者利益優先和緊迫性責任優先的原則。（同上：63-64）筆者認為，這四項原則的具體性與可操作性不但為譯者如何進行責任選擇提供了參考，也為我們在評析譯者的責任選擇時提供了依據。因此，筆者將依照這四項原則對龐德在《華夏集》中的責任選擇進行分析，以期從倫理視角對龐德及其譯作進行重新認識。

3.龐德在《華夏集》中的責任選擇

從切斯特曼的四種倫理模式中，不難看出譯者身上交叉著原文作者、委托人、譯文讀者、原語文化和譯語文化多方的利益關系。因此，利益兼顧無疑成了其首要原則。在《華夏集》中，龐德是否盡可能地照顧到了多方利益呢? 我們以《送友人》（Taking Leave of a Friend）中的兩句詩為例來進行分析：

浮云游子意，Mind like a floatingwide cloud,

落日故人情。Sunset like the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s

(trans. by Ezra Pound)(qtd. in Yip, 1969:213)

在原詩中，兩個具體的意象“ 浮云”和“落日”分別對應兩種抽象的情緒“游子意” 和“故人情”。在翻譯時，龐德一方面想要保留原詩的這種完美對照，而另一方面又必須確保本國讀者能理解他的譯文。于是，他選擇了折中的方法：加上了“like”一詞來明確它們的比喻關系，但又違背了英文句子的語法， 省掉了“like”前面的“is”。這樣一來，英語讀者在讀懂詩的同時，也領略到了原詩的韻味，接觸到了中國古詩的別樣句法。 可見，龐德延續了原作的生命，幫助本國讀者接觸并了解了異國文化原則，盡力兼顧了原文作者、譯文讀者、原語文化和譯語文化的利益。

在第一原則的基礎上，陳志杰和呂俊考慮到了 “同一層次的兩個利益個體和團體間出現利益沖突” (陳志杰、呂俊，2011:64)這種翻譯中不可避免的情況，提出了 “利中取大、害中取小”的原則。在龐德所面臨的責任對象中，我們以原文作者和譯文讀者這兩者的利益關系為參照，分析龐德是否遵循了這一原則。下面是《華夏集》中的一首《玉階怨》（The JewelStairs' Grievance）：

玉階生白露,

夜久侵羅襪論文格式范文。

卻下水晶簾，

玲瓏望秋月。

譯文：

The jeweled steps are alreadyquite white with dew,

It is so late that the dew soaksmy gauze stockings,

And I let down the crystalcurtain

And watch the moon through theclear autumn.

By RIHAKU

（祝朝偉，2005：369）

李白的這首《玉階怨》代表了 “思婦閨怨”此類樂府詩的最高成就。含蓄，隱晦是其最大的特征。而“用李白的話說是‘興寄’，將一切情思托付于景物，以興喻達意，同時也將解讀的任務托付給讀者”（陶乃侃，2006:94）。在翻譯中，譯者能否破譯作者的興寄是理解的關鍵。龐德的翻譯，保留了“玉階”、“白露”、“羅襪”“水晶簾”、“秋月”這些客觀意象，達到了原文那蘊意幽深，余韻無窮的效果。龐德對原作的成功解讀無疑表現出了他對作者負責任的態度。從中國文化的傳播和西方文化的長足發展來看，龐德保持原文的異域特質是“利中取大”的做法。但西方讀者會不會由此覺得中國詩晦澀難懂，而放棄對它的了解呢，那之前提到的長遠發展也就無從談起了。針對這種原則二可能導致利益關系不平等的狀況，兩位學者提出了原則三 -- “弱者利益優先”。它強調“如果這種不平衡的關系使相關利益一方處于極端不利的狀況，造成和加劇某種不公正，就有必要對處于弱勢一方履行利益補償。”(陳志杰、呂俊，2011:64)我們仍以《玉階怨》的翻譯來進行分析。在詩歌本身的翻譯上，龐德似乎無力照顧到讀者的利益，但為了幫助西方讀者跨越文化障礙，龐德在《玉階怨》的翻譯中加了一個長長的注釋，對原詩中的意象進行了詳細說明。這樣一來，西方讀者定能很好地欣賞這首中國詩了。

“但事實上原則，利益和價值都不是一個常數…,任何一項責任都是在特定的時空境遇背景下形成的…譯者必須從所處的情境出發，優先履行緊急需要的責任。”也即遵循緊迫性責任優先原則。龐德當時正是面臨著一項緊迫而重大的社會責任—革新毫無生氣的維多利亞式文學傳統。二十世紀初，美國的詩歌正處于“黑暗時期”，“那時美國詩歌停滯不前的情境恐怕是當今年輕人難以想象的” (Eliot 1954: xiii)于是，龐德和他的同伴們發起了意象主義運動，以此擺脫維多利亞詩學的束縛。而中國古典詩歌剛好契合了他的意象主義詩學主張，使他覺得“本世紀有可能在中國發現新希臘。”(Ezra Pound, 1968:214-15) 從前面的例子分析中，不難看出龐德對意象鐘愛有加。看來除了為了盡其忠實于原作，為西方讀者帶了陌生的詩學體驗的責任以外，龐德更是為了履行他作為一名美國詩人的時代責任。

4.結語

本文從翻譯倫理的角度出發，以切斯特曼的翻譯倫理模式為宏觀理論依托，在陳志杰和呂俊提出的譯者責任選擇的四項原則具體指導下，分析了龐德在《華夏集》中所做出的責任選擇。綜上所述，龐德努力兼顧了多方的利益，遵循“利中取大、害中取小”的原則同時，不忘對弱勢一方進行利益補償，而且毅然擔當起了振興美國詩壇這一緊迫的歷史責任。龐德的這種倫理自覺有利于東西方文化的共同發展，值得后來譯者學習。

參考文獻：

[1]Andrew Chesterman,“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A] The Translator, 2001 (2).

[2]Eliot, T. S. (ed.).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C]. London & Boston:Faber and Faber, 1954.

[3]Pound, E.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T.S. Eliot, Ed.)[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68.

[4]Yip, Wai-lim. Ezra Pound’s Cathay [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