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預警系統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預警系統論文范文第1篇

論文提要: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表明,宏觀經濟政策的不一致性會危害金融體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體系反過來又可以很容易地損害宏觀經濟基礎。隨著全球化和國際資本流動的深入發展,一個經濟體的脆弱性能夠很快溢出并影響到另一個經濟體。明智的政策選擇和制度改革不僅會使本國受益,還會使與其有緊密經濟聯系的鄰國受益。因此,自從危機以來,各國家、地區一級全球層面上對加強經濟金融風險管理的興趣不斷提高。人們日益認識到,在一國內部和國與國之間強化風險管理機制,包括信息交換、區域經濟監測和政策對話,對于維護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全球經濟金融穩定至關重要。而在眾多倡議之中,一個引起政府、多邊組織、投資機構和學術界關注的倡議是早期預警系統。這個系統能夠對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機發出信號。早期預警系統模型為系統研究危機事件和相關因素提供了一個有用框架。

一、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理論:文獻回顧

(一)貨幣危機理論。對于過去30年來發生在拉丁美洲、歐洲和亞洲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的起因,目前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研究貨幣危機的文獻通常在一開始就介紹有關模型用來解釋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所經歷的危機。這些模型把貨幣危機看作是脆弱經濟基礎的結果。第一代模型開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創造性研究,重點關注廣義的宏觀政策的不一致性,這些宏觀不一致性可能包括過度的國內信貸增長、脆弱的財政狀況和疲軟的經濟表現。這些研究的貢獻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會導致貨幣調整,因為這一點我們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預言:當有遠見的市場參與者意識到目前的匯率不能再維持下去的時候,外匯儲備可能會急劇突然流失。

Obstfeld開創了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Obstfeld強調在一個國家追求的各種政策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關系。由于銀行體系崩潰預期,財政出于救助而導致的財政赤字也可能觸發貨幣危機——這種政府不得不救助銀行體系的預期可能會導致債權人抽離資金,從而引起貨幣崩潰并產生危機。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可能會遭受自我實現式的貨幣危機。也就是說,因為一些時間或行動(例如由一個投機者所發起的時間或行動),這種均衡可能會從固定匯率體制轉換到浮動匯率體制,或從一個固定匯率水平轉換到另外一個貶值了的固定匯率水平。

自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貨幣危機的理論研究已經深入了許多。所謂的第三代模型將貨幣危機看作是一國的資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關注對一國債權的結構,因為它會影響金融危機的風險。債權人,特別是那些短期債權人,能夠突然撤回債權,從而導致該國外匯和流動性的急劇短缺,從而觸發貨幣或金融崩潰。

廣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經注意到資產負債表效應對貨幣目標可持續性的重要影響。這方面的文章認為,資產負債表的不匹配會迫使銀行或公司快速產生外匯需求。當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門或者公司部門都有外匯需求時,匯率就會面臨壓力。但匯率貶值時,會有更多的金融機構或企業為了應對無止境的頭寸需要而尋找外匯,進一步加劇資本流出,引發貨幣危機。

(二)銀行危機理論。銀行業的困境有兩個:一是單個銀行困境;二是系統性銀行困境。有關第一種類型銀行困境的原因,理論上更多地是從微觀角度展開研究。一些主要發達國家使用的實證模型廣泛運用這一理論來預測金融困境。單個銀行困境可以導致系統性銀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銀行危機是這樣的誤解造成的:沒有信息來源的存款人錯誤地認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為一些有關銀行資產的不利信息而行動的。

危機的另一個傳播機制是通過銀行間存款進行傳導。單個銀行困境的溢出效應通過同業拆借可以影響整個銀行體系。金融機構的規模、銀行間市場和其他金融市場的功能等因素將決定傳染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型市場中的銀行風險更大。

決定銀行體系困境的重要微觀因素是一國整體制度框架的質量。由于道德風險、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險過度或者監管水平低所導致的市場紀律差,是決定信息不對稱的程度、銀行管理的質量以及脆弱性積累的關鍵因素,這些都會引發系統性銀行危機。在系統層面上,宏觀經濟因素——對利率的沖擊、匯率貶值、商品價格的沖擊、經濟增長減速和資本外流——也是危機的重要決定因素。

二、預測金融危機

(一)開發早期預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發生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國家損失慘重——由危機溢出效應而影響的其他國家受損也特別嚴重。自從20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以來,已有93個國家發生了100多次系統性銀行危機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從公共部門解決危機的成本來看,其中約有18次危機(均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成本達到了危機發生國GDP的10%或更多。根據貨幣基金組織1998年的一項研究報告,一國在銀行業危機爆發后需要約3年時間才能使產出恢復到正常趨勢,平均累積產出達GDP的12%。

危機還有“傳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經濟體中發生的金融行業嚴重問題也會有廣泛的溢出效應。若世界某地發生了貨幣危機,其他國家(經濟體)遭到投機性沖擊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關國家對其政治經濟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簡單觀察貨幣風險及違約風險的傳統市場指標往往不能獲得多少關于即將發生危機的預警信號。目前的證據表明,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發展過程中,利差和信用評級等指標的表現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個月期限的離岸證券利差這一指標沒能對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困境發出預警。也就是說,這類指標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對泰國給出了斷斷續續的信號。

在新興經濟體中,預測單個銀行困境和破產也存在一些問題。最近一項研究分析了一些國家的銀行困境,結果表明,傳統的銀行脆弱性指標,如資本資產比率、凈邊際利潤率、營運成本與資產的比率、流動比率等,在找出有問題銀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說,傳統的CAMIL類型的比率——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管理穩健程度、收益、流動性——將不能預測單個銀行是否要陷入困境。總而言之,僅僅集中精力于一個或者兩個“包治百病式”指標的“廉價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個良好的早期預警系統。若投資于一個綜合的早期預警系統,則更可能獲得成功。

(二)早期預警實驗的一般規則。第一,在金融危機起源中尋找系統性模式意味著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機(或者一系列危機),而是要研究一個更大的樣本。否則,在重要因素與不太重要因素之間進行區分就可能會有太多解釋,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結果經不起更多實際經驗的檢驗;第二,要像關注貨幣危機一樣關注銀行危機。關于金融危機先行指標的文獻大都涉及貨幣危機。然而,發展中國家銀行危機的成本比貨幣危機成本更大。銀行危機似乎是引致貨幣危機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第三,盡量使用比較廣泛的早期預警指標集合。因為在新興經濟體中,金融危機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標來反映潛在風險源;第四,采用樣本外檢驗來判斷先行指標的有用性。一個模型的樣本內表現會使人們樂觀地誤以為模型在樣本外也能表現良好。

(三)早期預警實驗中有意義的發現。通過實際數據的運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從早期預警模型中獲得了一些實證結果。下面介紹一些有代表性的發現:(1)新興市場中,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在爆發前都有征兆,有些現象有重復發生的行為特征;(2)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利用月度數據對銀行危機進行準確預測的難度要大于貨幣危機。在樣本內,銀行危機的平均噪音信號比貨幣危機的要高;同樣,在樣本外,該模型對貨幣危機的預測表現也比對銀行危機的預測表現要好很多;(3)對于貨幣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實際匯率(相對于趨勢)的升值,而對于銀行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證券價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與國際儲備比率的偏高以及經濟衰退;(4)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最優先行指標之間既有很多共同之處也存在很大的區別,因此應單獨考慮這兩種危機;(5)在預測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方面,信用評級變化的表現比經濟基本因素中較好的先行指標的表現要差很多;(6)先行指標的樣本外檢驗結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貨幣危機方面是這樣;(7)國家間危機傳染效應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場發生貨幣危機的脆弱性時,要更加關注國家特有的經濟基本因素。

三、總結

國家應該預期到未來的金融危機,并為此做好準備。為了限制金融危機的風險和實際危機的沖擊效應,需要對脆弱性和金融風險進行實時監測。這可以通過運用設計良好的分析和預測框架——早期預警系統經常對金融穩定進行評估來實現。一定的危機應急計劃也很有用,特別是如何應對早期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的計劃。因為最初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經常決定是否會產生更加系統性的銀行危機。然而更重要的是,國家要不斷改進其整體激勵框架,以使私人部門的金融機構及企業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風險。這需要良好的宏觀經濟管理水平,包括適度的匯率管理,并確保實現金融部門和公司部門穩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參考文獻:

預警系統論文范文第2篇

（一）中國古代建筑藝術在國產角色扮演游戲中的表現

中國古典建筑文化源遠流長，造型豐富多彩：亭臺樓閣、殿堂榭舫、廊軒廳齋，并且各代建筑均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如秦漢宮殿之古樸威嚴、隋唐宮殿之華麗恢弘、明清宮殿之宏大壯美。在園林建筑之中，亭臺樓榭、山石花木、池沼溪流，皆因地制宜，可謂巧奪天工，渾然天成。其他如寺院的肅穆莊嚴，清遠寧靜，沉定人心；民宅的古樸親切，生活氣息濃厚等。傳統建筑藝術讓游戲設計師有了豐富的信息和資源以在虛擬世界中開荒拓土，搭建一個全新的世界。在多數國產網游中，對游戲建筑的造型設計，都大量借鑒了中國傳統建筑的造型進行創作，即便個別游戲為了游戲風格的統一加以夸張，但其背后的傳統風格依然顯而易見。在國產網游《大話西游》的場景設計中，亭臺樓閣的造型設計保持了中國傳統建筑的風格特點。這種對傳統建筑語言的直接轉化讓游戲場景更給人真實感。它的模型制作精良并結合中國古典元素進行了創新，如亭子橫梁上的太極圖，配合木質對聯的裝飾，整體造型古樸典雅。這種對文化元素的汲取、解構、整合也是很多游戲場景設計的慣用手段，用來增加畫面美感；大殿朱紅色柱子配合鎏金的龍紋裝飾，皇家氣派盡顯無疑。之所以對“門”大加修飾，因為在中華文化數千年演變中，門變得越來越厚重莊嚴,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符號。建筑體現出的威嚴與溫馨、辟邪與祈福、驅惡與迎祥、高尚與正直、血腥與祥瑞，所有這些都是借助“門”這個獨特的載體,糅合、統一、發揚并展示出來的。這種設計不僅保留了傳統建筑文化的基礎元素，維系了游戲基礎世界觀的架構，符合了人們傳統的理念，更符合年輕人的審美需求，達到了商業性、社會性與藝術性和諧共融的效果。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大國，傳統建筑的造型也極具地域特色，這種地域性、民族性也被運用在網游設計中。在網游《夢幻西游》中，Q版的游戲風格難掩徽派建筑的神韻：高墻翹角、黑瓦白墻。在《天下3》中，九黎這一關卡的建筑造型獨具民族特色：前排落地房柱擱置在下層地基上，最外層不落地房柱與上層外伸出地基的樓板持平，形成懸空吊腳，上下地基之間的空間就成為建筑的底層，整體造型依山就勢，鱗次櫛比，層疊而上。這種穿斗式的造型便是設計師借鑒了苗族傳統的吊腳樓造型設計而成的（圖2右）。這種建筑的設計思想，也反映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觀是中國古代建筑中始終遵循的指導思想之一。可以說，無論是傳統徽派建筑還是民族建筑文化，對游戲藝術創作尤其是場景設計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二）歐美傳統建筑的造型特點在角色扮演游戲中的體現

歐美傳統建筑以石材為主，造型帶有明顯的宗教神秘色彩，這源于歐美人對宗教虔誠的信仰。歐美傳統建筑的造型風格多樣：羅馬式、希臘式、拜占庭式、哥特式、巴洛克式等，種種鮮明的造型特點也是游戲師最佳的靈感與取材來源。在游戲設計中市井文化同樣不能忽略。在諸多歐美網游的建筑中，比如小酒館、鐵匠鋪、民房都是根據歐美傳統建筑石木搭砌的特點來設計的。玩家對于游戲世界觀的第一印象，是建立在已有文化基礎上的，這種文化的認同感對任何一款網游都是極為重要的要素。

二、游戲景觀的造型設計與傳統文化

（一）中國傳統宮殿、園林對游戲景觀設計的影響

中國傳統建筑景觀具有明顯的時代性與地域性，北方以恢弘大氣的宮殿群落聞名，南方以山明水秀的江南園林著稱，二者也成為游戲設計師的設計源泉。中國宮殿建筑斗拱碩大，金黃琉璃瓦鋪頂，配有絢麗的彩畫粱柱、雕鏤細膩的天花藻井、漢白玉臺基、欄板，以及周圍的建筑小品。在國產網游中，宮殿造型的場景可以提升游戲自身的文化品位，需要設計師加以藝術化的創新。中國的園林建筑歷史悠久，以山水為主的中國園林風格獨特，其布局靈活多變，將人工美與自然美融為一體，形成巧奪天工的奇異效果。這些園林建筑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隱建筑物于山水之中，將自然美提升到更高的境界。而在角色扮演類的游戲中，這種建筑文化恰恰為游戲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場景。

（二）中國傳統繪畫藝術對網游自然景觀設計的影響

作為中國傳統繪畫藝術，中國畫在技法上也深深影響了網絡游戲在自然風景上的構圖設計。中國畫講究散點透視，這樣可以讓畫面擁有更加寬闊的視野，構圖靈活自由，畫中的物象可以隨意列位置、沖破了時間與空間的局限，以表現壯美景觀的磅礴氣勢。

三、結語

預警系統論文范文第3篇

(一)規范理論。規范理論由兩種財務模型組成，第一種模型為期權定價模型，第二種模型為賭徒破產模型，其中，賭徒破產模型又按照是否與外部資本市場銜接分為兩種模型，其一是不具備外部資本市場條件的賭徒模型，其二是由前者放松資本市場假設而得到的模型，這也符合了學者研究的一貫方法，循序漸進地放寬限制的條件，從而將模型應用的范圍不斷擴大，以便適應更多的需求。首先，期權定價模型把負債經營公司進行證券化，所有權歸屬于債權人，同時股東將在公司債務價值低于公司總價值時使用看漲期權，所謂的看漲期權實際上是指以證券為標的物的附加值。公司重組或者破產的直接因素是公司價值與公司負債，這兩個因素共同影響公司的期權價值，因而期權定價是尤為關鍵的。其次，假設公司不能夠在證券市場中進行資本籌措，從而使得公司不具備外部資本市場，排除了資本市場因素的干擾，同時在現金流方面，公司正負現金流的概率都是存在的，只是數值不同而已，如果負現金流過多，那么公司的財務狀況不容樂觀，因此，公司凈資產清算價值、現金流兩個因素共同影響公司破產或重組的概率。在前面賭徒模型的基礎上，將外部資本市場的條件進行考慮，同時保持其他的因素假設均相同，那么賭徒破產模型就得以完善，由于外部資本市場的空間較大，信息量較大，因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拓寬模型的適用范圍，為信息使用者提供很大的幫助，在影響因素上與前者略微不同，將公司凈資產清算價值替換為公司價值。規范性理論對于指標的選取具有一定應用價值，同時讓學者有理可循，從而進行實證研究。(二)實證理論。在理論范疇內，實證理論越來越被更多的人認可，由于其數據的及時性、統計工具的科學性、工作的效率性較之規范理論均有明顯的優勢，因此更多的學者在進行相關研究時較多地使用實證理論。在財務預警研究中，數據的主要獲取方式是通過企業的財報，企業根據數據進行分析比對，利用統計工具對數據進行處理，從而方便快捷地得到預測模型，以便信息使用者進行利用。總體來說，財務預警的實證方法有兩種:其一是單定檢驗法，即用一組數據所確定的分割點來檢驗另一組數據所構成的樣本，從而得出模型的正判率或者誤判率;其二是交互檢驗法，這種方法在單定檢驗法的基礎上有所改進，其充分利用了樣本，使得所有樣本都參與其中，都可以進行檢驗，只是這種方法的工作量稍大。以上兩種方法的樣本分配都是隨機的，規避了人為設置因素。兩種方法有許多共性:都是利用檢驗樣本與分割點來進行檢驗，從而測定模型的預測水平;二者均需要進行參數估計，以便得出最優的預警模型。二者的不同點在于樣本分配的比例不同，前者較為均衡，后者則是一對多的比例，在優缺點上各有利弊，前者工作流程較為規范，工作量相對較少，而后者檢驗較為全面，但較為繁瑣。進入21世紀后，經研究發現，在預警模型的構建中，判別分析法在實踐中會產生較大的誤差，進而將神經網絡分析法運用于研究中，將學習樣本定為原始的30個樣本，建模的方法選為神經網絡法，結果顯示樣本的錯判率僅為5%［1］。另一方面考慮了董事會治理因素和股權結構指標，結果證明非財務變量的引入提高了模型的預測正確率［2］。通過研究表明:控股股東性質、股權制衡度、股權集中度、高管薪酬和董事長兼任情況等公司治理結構變量影響顯著［3］。運用Logic回歸法進行實證分析可以得出兩條結論，其一為財務危機發生的概率與董事會規模的大小是正相關關系，其二為董事長與總經理兼任現象越普遍，上市公司越難發生財務危機［4］。

二、企業財務危機成因

(一)國家宏觀政策影響。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前不久在北京召開，此次會議的一個重要的亮點是強調了市場的主體地位，并進行財稅改革、提高國企紅利上繳比例、推行股票發行注冊制、允許民資辦銀行，這些因素都將給企業帶來巨大的影響，收益與風險是并存的。以允許民資辦銀行為例，普通百姓可能將在今后的生活中看到“娃哈哈銀行”、“肯德基銀行”之類的民資銀行，那么這些銀行在獲得收益的同時也將面臨著較大的風險挑戰，國有四大行的擠壓、以阿里巴巴集團為首的電商的競爭、外資銀行的涌入，這些因素勢必會對民資銀行帶來沖擊。因此，企業的財務狀況更加值得關心，國家宏觀政策對于企業財務危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二)宏觀經濟周期影響。經濟周期一般由復蘇、繁榮、衰退和蕭條四個階段構成。不同國家、時期的經濟周期可能具有各自的不同點。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西方國家經濟周期的特點是產出和價格的同向大幅波動。在70年代初期，西方國家先后進入所謂的“滯脹”時期，經濟大幅度衰退，價格卻仍然猛烈上漲，經濟的停滯與嚴重的通貨膨脹并存。而80－90年代以來的經濟波動幅度大大縮小，并且價格總水平只漲不跌，衰退和蕭條期下降的只是價格上漲速度而非價格的絕對水平。進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如韓國、東南亞國家等，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導致一些商品的國際市場價格大幅下滑。目前的歐債危機、后時代金融危機都讓我們不寒而栗，我們現在所擔心的是中國可能將會出現滯脹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之下，企業的生存是非常艱難的，危機也就同時出現。(三)財務投資決策失誤。一個成功的投資絕非主觀的、盲目的，而應該是經過科學合理的方式進行不斷修正而得出的結論，投資失誤將可能導致企業步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有的企業會計賬目混亂，管理不規范，偷逃稅款，這些都是企業危機的導火索。因此做好財務投資的測算、風險的評估，是決策的基本先行條件，財務危機的預警系統則顯得尤為重要。(四)缺乏預警意識及管理經驗。在企業中，有些財務人員由于學歷不高、專業技能不強、經驗不足等原因而缺乏最基本的預警意識，只是為了完成工作任務而工作，沒有考慮到潛在風險的存在，這可能給企業帶來較大的損失。這種現象和企業的管理者也有一定的關系，有些企業的管理者為了節約成本，沒有對入崗人員進行崗前培訓，在職人員也沒有得到較好的提升機會，沒有進行科學的人員管理，缺乏管理的經驗，導致人員流動過大等現象，這都是不可取的。

三、實證分析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所選用的數據全部來自國泰安經濟金融研究數據庫(CSMAR)，選取了2011年和2012年期間首次被ST處理的公司作為研究對象，使得數據具有及時性，令財務危機預警系統的構建更為貼合實際，同時值得提出的是有很多家上市公司被多次進行ST處理，這種現象極為普遍，而本文只研究首次被特別處理的上市公司，排除了財務舞弊、粉飾報表行為的干擾。為了使樣本的范圍合理，保證數據時間的連續性，選取了被特別處理公司前三年的數據進行研究，而且由于A股、B股和境外上市公司股票之間存在差異，同一家上市公司在A、B兩股之間對外的報表是一致的，因此本文只將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作為建模依據，同時剔除了數據不完備公司，以減少異常樣本對結果的影響。基于上述原則，本文隨機選取了30家ST公司的90個樣本作為實證研究對象，同時又選取了30家非ST公司的90個樣本作為匹配進行研究，總共180個樣本，將公司被ST的年份定義為“T年”，被特別處理前一年為“T－1年”，前兩年為“T－2年”，前三年為“T－3年”。本文從科學性的角度出發，在初期指標變量的選取上，盡可能將范圍擴大，使得更多的指標變量可以進入到研究過程中，同時還需要考慮到指標變量的可操作性，有些指標的收集不完整，則不應予以考慮，國際上的一些有關財務預警系統的研究成果需要同中國的具體情形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在選擇傳統財務變量指標的基礎上，將公司治理方面的因素引入其中，包括未流通股份數比例、獨立董事人數比例、董事、監事及高管前三名薪酬總額比例。其定義式見表1。在財務預警模型系統的構建中，除了上述的公司治理因素變量外，財務變量依舊是主要的組成部分，本文從四個方面劃分財務狀況指標體系。盈利能力指標:凈資產收益率(ROE)、每股收益、投入資本回報率、成本費用利潤率、主營業務利潤率。償債能力指標包括保守速動比率、所有者權益比率、速動比率、流動比率。資產運營能力指標包括股東權益周轉率、營運資金周轉率、應收賬款周轉率、總資產周轉率、存貨周轉率。成長能力指標包括資本保值增值率、資本積累率、稀釋每股收益增長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凈利潤增長率。

(二)篩選指標

在眾多的科學指標中，不是所有的指標變量都可以進行使用，因為這些變量可能具有共線性，一旦變量共線，那么最終得出的結論就會存在不科學的因素，誤差較大，甚至出現錯誤，對于信息的接收者，如企業的經營者、投資人、債權人的判斷、分析、預測、決策行為產生誤導，使其受到不必要的損失。在此基礎上，進行單變量T值檢驗法，目的是選擇出適合模型構建的最終變量，減小誤差，使得模型預測結果更加準確，變量的范圍則是上文提到的公司治理變量及財務變量，共22個，所選用的樣本容量為180個。當變量三年中的均值變化較大，差異較大，同時T值的大小處在0．05以下，則基本上可以判定所選的變量較為顯著，可以作為財務預警模型構建的最終變量。根據上述思路分析，分別對19個財務指標和3個公司治理指標進行分析，根據能否有效區分ST公司與非ST公司為原則，最終選取了13個財務與公司治理指標對財務危機Logistic預測模型進行構建。同時利用SPSSStatistics17．0軟件對其進行主成分分析，旨在進行降維處理，得到最具代表性、解釋力的指標，來構建預警模型。同時，數據需要在進行因子分析前檢驗，來判定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是否得當，因此，在本文之中采用了KMO檢驗和巴特利特球度檢驗，KMO檢驗中三年的結果均在0．6和1．0之間，說明變量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適合做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球度檢驗觀測值概率均為0．000，小于0．05，通過顯著性檢驗，此結論與T檢驗相符，綜上所述，可以采用因子分析對指標數據進行處理。變量共同度反映了公因子中包含原始信息的程度，只有資本保值增值率和獨立董事所占比例兩個變量的共同度在50%左右，其他均在60%以上，表明提取的變量對原始信息具有一定解釋力。選取主成分分析法對公因子進行提取，根據特征值大于1的基本原則，主成分由前四個因子組成。原始因子解釋方差的比例為35．423%、18．893%、9．025%、7．563%，旋轉平方和載入后的因子解釋方差的比例為33．202%、18．607%、10．568%、8．527%，這四個因子的累積比例為70．904%，因此可以表明這四個主成分因子涵蓋了原始13個變量的70．904%的信息，可以較好地對原變量進行替代，以構建預警模型。隨后，需要將主成分與各原始變量組成矩陣，使得主成分因子有更好的解釋性，為了讓主成分因子之間關系更加明確，將主成分因子進行Kaiser標準化的正交旋轉，旋轉在5次迭代后收斂。因子1在流動比率、保守速動比率、所有者權益比率三個變量上均具有很高的載荷，這三個變量體現了公司的償債能力，同時投入資本回報率、成本費用利潤率兩個變量的載荷也很高，他們代表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因此因子1體現了公司的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對于因子2而言，存貨周轉率、總資產周轉率以及股東權益周轉率三者的載荷量均在0．800以上，而其他變量的載荷量相差較為明顯，所以因子2代表了公司的資產運營能力。由于載荷量的比較是針對絕對值而言，因此未流通股份所占比例的載荷量雖為負值，但絕對值最大，資本保值增值率的載荷量雖然只有0．619，但仍屬較大值，故因子3體現了成長能力以及公司治理因素。由于董事、監事及高管前三名薪酬總額所占比例變量的載荷量較大，因子4則代表了公司治理因素。

(三)回歸分析

本文利用二元Logistic方法進行回歸分析，原始回歸函數為:S=ln(p/1－p)=a+b1x1+．．．+bnxn，定義因變量S=1為上市公司被ST，S=0為未被ST處理，上述函數的p值在0和1之間，代表了事件發生的概率，由于通常臨界值為0．5，a為常量，b1．．．bn代表參數估計值，x1．．．xn為自變量。因此，將主成分因子帶入函數方程，進行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分別得出三年的預警函數方程，進行上市公司財務預警。B表示方程參數估計值，S．E．表示標準差，Wald表示統計量，Sig為顯著性水平;Exp(B)表示B的冪次方。顯著性水平大部分小于0．05，統計量較大，方程的預警效果較好。因此，三年的預警模型如下:ST－1=－1．562–6．103FAC1–2．299FAC2–1．468FAC3–2．035FAC4ST－2=－0．508–3．614FAC1–1．482FAC2–1．078FAC3–1．695FAC4ST－3=－0．602–3．816FAC1–1．827FAC2–1．451FAC3–1．813FAC4在預測效果方面如表2所示，“T－1”年時，S=0的預測正確率高達96．7%，而S=1的預測正確率為93．3%，總計百分比為95．0%，說明模型的預測效果較好。“T－2”年中，對于S=0有90．0%的正確率，而對于S=1有86．7%的正確率，總計百分比為88．3%，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危機前兩年預警模型預測效果較好。“T－3”年時，S=0的預測正確率為83．3%，S=1的預測正確率為76．7%，雖然有所下降，但是總計百分比依然保持在80．0%。綜上所述，財務危機發生前三年模型預測總計正確率均在80%以上，說明模型對上市公司財務危機預警作用較好，并且時間越接近被特別處理，模型預測的正確率越高，同時，同一會計年度中，S=0的預測正確率均高于S=1的預測正確率，也就是說將非ST公司錯判成ST公司的可能性要小一些。

四、主要結論與建議

預警系統論文范文第4篇

1.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眾所周知，企業是市場經濟運行的主體，其價值就在于以企業所掌握的經濟資源去追求利潤最大化。然而，市場也是一把雙刃劍，自加入WTO以來，我國資本市場分階段開放步伐進一步加快，這給上市公司帶來了相比普通企業而言更多的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同時上市公司也不得不面臨一些普通企業還沒有遇到的新的挑戰。對于上市公司而言，如何在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漩渦中，更好地抓住機會、規避風險、提升自身免疫力，將是目前上市公司面臨的切實困難和問題。因此，我們如何通過建立一個科學合理的財務預警系統，對上市公司可能存在的財務危機加以合理預測并予以有效防范，為上市公司的生存發展提供重要的財務信息，進而降低或避免財務危機的出現將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2.上市公司相關利益方自身決策的需要。

上市公司各有關利益方與上市公司之間存在著這樣那樣、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希望通過財務預警系統提供的信息，幫助他們及時了解和掌握上市公司的財務動向，以便適時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判斷或者決策。除了上市公司本身，與上市公司利益攸關的各方，如上市公司投資人、上市公司債權人、上市公司貸款銀行等。就上市公司自身來說，管理層希望借助于財務預警系統，及時掌握公司的財務狀況，對于出現的異常數據及時進行分析，盡早采取應對措施，避免財務危機的發生。對于投資者和債權人而言，他們希望借助于財務預警系統，能及時、準確地為他們最終的決策提供合理的技術支持。當然，對于投資者和債權人來說，他們的關注重點不盡相同。其中，投資者關注的是如何借助財務預警系統幫助他們做出正確的投資選擇。而債權人關注的則是如何借助財務預警系統對公司承擔的償債風險進行合理評估，對公司的財務狀況和償債能力做到心中有數，從而把債權人不被償還的債權風險降至最低。對于銀行而言，他們關注的重點則是，如何通過有效的財務預警，幫助銀行實現隨時監控，并掌握上市公司的信用狀況，對公司貸款或質押貸款風險進行合理的評估和有效的控制，以防止不良壞賬發生，把貸款風險降至合理區間。對于上市公司來說，由于其融資渠道的多樣性，財務報表也必然要更多地接受社會審計。審計人員借助于財務預警系統，幫助其做出被審計單位能否持續經營的判斷，這也將進一步提高審計人員進行風險評估的能力。在此基礎上，能夠幫助審計人員確定合理的審計范圍、制定必要的審計程序、運用適當的審計方法、獲取充分的審計證據，以支持最終的審計報告，從而將審計風險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

3.強化上市公司財務監管的客觀需要。

證監會作為上市公司的監管部門，如何通過采取有效措施進一步加強對上市公司的財務監管，以適應和滿足市場各方的不同需要，將是擺在證監會面前的一項重要內容。之前證監會對上市公司的財務監管以傳統的財務評價作為主要管理手段。而財務評價則偏重于評價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是對財務報表進行的靜態分析，屬于事后監管。隨著資本市場功能的不斷完善和市場需求的不斷拓展，僅僅通過財務評價系統對經營業績進行評價已遠遠不能滿足市場各方的需要。作為上市公司的監管部門，必須加強對上市公司的全面財務監督管理，把對結果的評價轉變為對過程的監管。充分利用財務預警系統監測上市公司的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增強上市公司管理層的風險意識，以便及時采取有效措施來應對或化解風險，變對結果的被動反映轉變為對過程的主動監管。

4.財務信息披露局限性的迫切要求。

截至目前，我國尚未建立一套完備的財務預警系統，僅僅是在上市公司財務報告中對某些財務信息進行披露，可能無法準確反映公司未來的財務趨勢。事實上，上市公司在披露財務信息時，往往傾向于披露好消息，而隱瞞壞消息，使得財務信息披露“失真”。因此，盡快建立一套切實可行的財務預警系統將有助于彌補財務信息披露方面的缺失，使得財務信息披露手段更加完善，財務信息披露內容更加透明。

二、建立我國上市公司財務預警系統的可行性分析

1.上市公司的財務資料相對規范透明，易于獲取。

財務預警系統以財務報表及其它相關的財務信息與非財務信息為依據。大部分上市公司已經能夠按照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進入市場，具備了相對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同時，上市公司處于公開的市場監管之下，相對于其它非上市公司而言，上市公司的財務信息更加規范、開放和透明。當然，現階段還有一些諸如財務會計信息質量、財務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問題困擾著我們，但隨著各項制度的健全完善和監管力度的不斷加大，將進一步抑制會計造假者的造假動機，不斷提升財務信息質量，從而有助于財務預警系統的順利推進。

2.經營活動可以通過有效的財務預警系統進行預測。

國內、國外大量實例表明，曾經出現財務危機預兆的。企業最終基本上無一例外地陷入經營危機。財務預警是對企業的財務運營狀況進行監控，旨在及早發現財務危機信號，提前預防企業陷入財務危機的可能性。由于財務危機的發生、發展是一個逐步積累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各種危機因素都直接或間接地通過一些敏感性財務指標的不同變化反映出來。這樣，通過觀察財務預警系統中這些敏感性財務指標的變化，便可以對企業的財務危機發揮很好的預警作用。

3.不斷完善的退市機制促使證券市場走向成熟。

一個成熟而完善的證券市場，不僅包括上市公司的上市制度，還應該包括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二者是有效證券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相扶相依，缺一不可。之前我們更多注重和研究的是上市公司的上市制度，而忽略了退市制度的研究。一個完善并且成熟的證券市場，必然有一個遵循市場規律、能使上市公司有進有出、優勝劣汰的市場。這樣才能永保證券市場的生機和活力。歐美國家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幾百年的歷史和經驗表明，退市制度的建立與完善，能有效提高上市公司的經營效率、實現證券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培養理性成熟的投資者、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證監會于2001年2月22日的《虧損上市公司暫停上市和終止上市實施辦法》正式啟動了退市的序幕。我國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正式啟動的標志是2001年4月23日PT水仙宣布退市，自此，關于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問題便成為我國證券市場的焦點之一。但之后近10個月的退市實踐表明，該辦法在實施中還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對扭虧的概念界定不清，大批企業通過利用會計操縱、關聯交易等非盈利手段實現賬面扭虧為盈，屢屢成為被惡意炒作的對象。為此，2001年11月中國證監會又了《虧損上市公司暫停上市和終止上市實施辦法(修訂)》。該規定要求公司暫停上市后，半年度財務報告繼續虧損的，將授權交易所做出終止上市的決定。退市機制的進一步健全和實施，使上市公司有進有退，將經營失敗的上市公司從主板市場上摘牌，積極引導證券市場向良性循環的軌道發展。從證監會的相關資料顯示，自2001年證監會批準首批公司退市至今，包括強制退市和自主退市，滬深交易所累計已有78家上市公司退市。

三、結語

預警系統論文范文第5篇

重視會計學術領軍人的培養有著深遠的意義，這將不僅僅加強我國會計準則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更重要的是能為我國持續培養具有國際水準的會計高級人才，促進我國會計理論和會計教育的持續繁榮發展。《人才發展規劃》的目標是到2015年，培養600名具有國際認可度的中國注冊會計師；到2020年則在2015年的基礎上再新增2，000人，并推薦其中大約50名的高端人才到國際性或區域性會計審計組織去任職或服務。

由于歷史原因以及現有的會計人才教育體系不完善等，我國高層次會計人才的職業能力、知識結構和文化水平以及綜合素質都與以上形勢下對于會計人員的需求有較大的差距，這造成我國高層次會計人才的供給遠遠不能滿足新形勢下的需求。供給與需求的失衡使得我國會計的可持續性發展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完善高層次會計人才的培養體系已經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針對此筆者給出以下建議：

（一）改革高層次會計人才繼續教育體系。鑒于會計職業的重要性以及知識經濟時代對高層次會計人才的新要求，我國應當進一步完善和改革會計繼續教育體系，按照新形勢下對高級會計人才的特殊職業能力要求，來設計和實施專門針對高層次會計人才的繼續教育體系和方法，爭取能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培養更多的高級會計人才，以讓他們更好地發揮在經濟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具體來說，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第一，構建繼續教育框架體系。我國應當結合高層次會計人才的特點來設置相應的課程、更新教學內容、注重教學方法，使他們及時更新自身的知識結構，加強業務素質；第二，因材施教。在教學具體實施的過程中，不能“一刀切”，應當按照每個人的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提高每個人自己的學習和創新能力；第三，財政部和相關監管機構應當監督和跟進繼續教育工作的實施，及時發現并解決其中存在的問題，更好地完善繼續教育體系。

（二）加強高層次會計人才在崗培訓。會計工作本身具有較強的實踐性，需要在掌握理論邏輯的基礎上不斷實踐，才能將會計工作做好。所以，企、事業單位或者政府機構都應當注重對高層次會計人才的在崗培訓，使他們在了解一般企業會計準則的同時，能結合單位自身的盈利模式和會計核算特點更好地處理相關財務會計問題，更好地指導未來的會計工作。第一，需要推行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吸引高素質的會計人才，充分尊重人才，不斷開發人才的潛能，促進人才的全面發展；第二，建立良好的培訓制度，不斷拓展高層次會計人員的知識結構，以適應會計的改革和發展，從多層次和多渠道兩個方面不斷完善培訓制度；第三，改善績效管理，引進競爭機制。一方面改善激勵機制，提高高級會計人才的生活質量，增加他們的福利，讓他們在工作之余無后顧之憂，同時注重精神層面的激勵；另一方面引進競爭機制，有競爭才有活力，加強他們的危機感，才能保證高層次會計的不斷進步；第四，創新招聘和選拔人才機制，本著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看重每個人的業務能力和綜合素質，而不是學歷、經驗等外在要素，創造良好的選人和用人制度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