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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社會學范文第1篇

關鍵詞：迪昂—奎因論題；科學知識社會學；不合理假定；2＋2＝4

Abstract:Duhem-Quine’sargumentexposedthedefectslyinginthetraditionalphilosophyofscience.Thebirthof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SSK)isnecessary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Laudan’stheoryadaptstothedevelopmentoftraditionalphilosophyofscience,buthistheoryisconservative.HetriedtobindSSKbyhisirrationalityassumption,buthewasdefeated.Onthecontrary,SSKshowsagoodfuturelittlebylittle.

KeyWords：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Duhem-Quine’sargument;irrationalityassumption,2+2=4

20世紀科學的迅猛發(fā)展和對社會的巨大影響給社會學家提供了新的任務——研究科學中的社會問題和科學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成就了一個新的學科——科學社會學。20世紀科學的發(fā)展也推動了認識論的發(fā)展，舊的心理發(fā)生學的認識論模式被拋棄，認識論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fā)展階段，并被冠以一個新的稱呼：科學哲學。

科學社會學想要說明的是諸如科學家的行為規(guī)范有哪些？科學的經費投入與成果產出情況等問題。后來科學社會學進了一步，它試圖根據社會（特別是某些特殊的社會結構）原因來說明為什么某一理論被發(fā)現、接收或被拒絕。這樣，它研究的主旨和科學哲學一樣：“說明科學家對于自然界的信念”。[1]而科學社會學的這種認知轉向主要得益于庫恩思想的推動。

1.科學知識社會學產生的哲學背景

庫恩之前的科學哲學家走的均是經驗主義的路線。在他們看來，科學家對自然信念的取舍完全受經驗證據的決定。邏輯經驗主義者認為理論的優(yōu)劣取決于哪一個獲得了更多的經驗證據支持。后來波普指出有限的證據相對于無限的證據總量是零概率，決定理論取舍的是看這個理論是否經受了高證偽度預言的檢驗。兩者雖然意見不一，不過都認為科學家對理論的取舍由經驗來決定。但是后來奎因在《經驗論的兩個教條》一文中指出，理論的評價單元應該是整個科學，科學理論是作為一個整體面對感覺經驗的法庭的；科學家取舍理論時，經驗證據的影響并非決定性的，因為“在任何情況下任何陳述都能夠被決定是真的，如果我們在系統(tǒng)的其他部分作出足夠劇烈的調

整的話。”［2］由于物理學家迪昂早于奎因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因此上述觀點后來被科學哲學界稱為“迪昂—奎因論題”。［3］

既然經驗證據在理論評價中不起決定作用，那么影響科學家取舍自然信念的決定因素是什么呢？科學哲學家?guī)於鲗Υ俗髁碎_拓性的研究。庫恩認為，科學理論的取舍是兩個不可通約的范式的更替，決定于理論更替的因素可能來自科學共同體的信念和價值標準、科學家的個性，還有美學原則（如邏輯簡單性）和實用主義原則等；多元標準并存的局面導致在理論選擇中出現了以下兩種情況：其一是不同標準決定不同的選擇，其二是不同的科學家在使用同一個標準時由于給于不同的權衡從而造成不同的選擇。這樣，我們找不到中立的標準來決定理論的選擇，同樣也找不到評價科學理論進步與否的標準，如果科學在某一個階段有什么進步的話，那也只是勝利者的自我辯護，因此科學進步的解釋“必定是心理學的或社會學的。”[4]庫恩的觀點立即引起了其他科學哲學家的驚呼：科學革命和宗教的皈依有什么區(qū)別？

庫恩的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他把社會學引進到認識論中。但他的理論和社會學家以及其他科學哲學家這樣的共同信念相抵觸：社會，包括其子結構——人類知識，從總體上是進步的、不斷前進的。庫恩理論引起的爭議導致了思想界的如下分歧：是沿著庫恩已開辟的社會學思路，把科學納入到社會、歷史的大背景下來重新審視認識論問題？還是退回去，通過對科學哲學的調整來糾正庫恩的錯誤？

布魯爾（D.Bloor）和巴恩斯（B.Barnes）等人走的是前一條路線，他們因此極大地推動了科學社會學的發(fā)展，使其發(fā)展到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或稱為“科學的認識社會學”［5］的新階段。勞丹則是持后一條思路的代表。

2.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綱領

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另一個淵源是19世紀末出現的知識社會學。這門由哲學及社會學家大師舍勒開創(chuàng)的學科，其宗旨是為人類知識尋找社會學根據。但由于啟蒙運動以來人們普遍認為科學有別于其它知識，知識社會學對科學的研究是慎微的。進入20世紀中葉后，庫恩等人的開拓工作，使人們看到這一觀念只是個神話，知識社會學開始對科學家的信念是如何來的這個認識論問題進行獨到的探索，從而和發(fā)展著的科學社會學匯合在一起。

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要工作是努力去證明，科學知識，甚至是最深奧的數學也可以被理解為社會的建構物。為了全面貫徹這一社會學的綱領，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發(fā)言人布魯爾在其著名的《知識及其社會意象》一書中為科學知識社會學制定了一個“強綱領”（strongprogramme）。它包括四條基本原則，第一條原則為因果性（causality）。它的具體內容是：“關于產生信念和知識壯態(tài)的條件是因果性的，當然，還有非社會類型的原因和社會性的原因共同對信念的產生發(fā)揮作用。”［6］（其他三條原則分別為公正性(impartiality)、對稱性(symmetry)和反身性(reflexivity)）

奎因在《經驗論的兩個教條》一文中揭示出自休謨以來的哲學家對分析命題與綜合命題的區(qū)分是一個形而上學教條，結果導致了這樣的認識，全部句子某種程度上都被看作是綜合的。打著這種標記的“整體論”迫使我們放棄“思辨形而上學”的希望。思辨形而上學是這樣的體系，它是可以獨立證明的，并且可以裁決具體科學的判斷或者更普通的感覺—知覺判斷。這樣，根據奎因的認識，形而上學認識論就是一種來自科學內部的科學研究了，這預示了認識論的新的轉向：自然化（naturalized）。邏輯經驗主義在證據和理論之間尋找一種使理論得到證明的關系的企圖已被證明是失敗的。為什么我們的研究不能從“資料發(fā)展”轉向“信念的形成”呢？我們可以撇開了證明問題，僅僅考慮發(fā)生和因果問題。這樣，我們不再擔心證據和理論的差距，而是研究兩者的因果關系。很顯然，布魯爾等人也是沿著這個思路來確定他們的強綱領的。其實，庫恩已經開始探索這個問題，但由于他使用的“社會心理學”概念的含混性使科學發(fā)生認識論很容易滑向神秘主義的泥潭，或重新走向默頓學派把認識的發(fā)生過程“黑箱化”的舊路。這對認識論無疑是個災難。因為思辨認識論向心靈尋找因果關系的努力遭遇到了休謨的“因果問題”的困擾而被證明是條絕路；邏輯主義依據經驗證據進行邏輯辯護的努力遇到了“迪昂－奎因論題”的挑戰(zhàn)也失敗了，這樣認識論只能“終結”了。布魯爾明確表示要用懷疑的眼光看待“依賴超感覺的知覺形式或直接的理性的無起因的鑒別力”[7]這樣的心理發(fā)生學方法。他提出因果性原則的目的顯然是要向社會而不是向心靈尋求知識和信念發(fā)生的原因。因此其思想是對庫恩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

3.勞丹的不合理假定

在知識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上，早期的堅定的社會知識學家認為，任何思想家群體的每一次信念轉變都可以用社會基礎來說明，如舍勒就曾斷定：“一切知識、一切形式的思想、直覺和認識都毫無疑問地帶有社會性。”[8]勞丹承認,類似“19世紀白人奴隸主支持黑人在種族上低人一等”的信念“純然處于社會的原因”，但像“2＋2=4”或“多數重物一放手會向下掉落”之類的思想“與社會環(huán)境并無直接的關系。”并且，堅定的社會學者還會遇到這樣的邏輯悖論：“既然一切信念均是社會造成的，而不是理性牢固確定起來的，那么認識社會學家本人的信念也就沒有理性可言，因而也就沒有什么特別的理由要求被接收。”[9]如果這一悖論成立，整個知識社會學的合法性會受到挑戰(zhàn)。

對此，舍勒之后的知識社會學家曼海姆也早有同感。他將人的思想分為“內在的”和“非內在的”，內在的思想就是那些能表明與信仰者的其他思想自然而合理地相連的思想。歐幾里得的幾何學定理就是一個例子。另一方面，非內在的思想并不具有理性憑證，人們可以接受它們，但它們與可供選擇的其它思想相比，并不在本質上更合理。曼海姆認為，只有非內在的思想，才是社會學所要說明的合適對象。這條信念幾乎相當于主張，當且僅當信念不能用它們的合理性來說明時，知識社會學才可以插手對信念的說明。勞丹對曼海姆的觀點稱贊有加：“我建議把這種分界標準稱為不合理性假定。”[10]

在勞丹看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思想的理性編史學在說明歷史事例方面遠遠勝過歷史社會學（即知識社會學—引者注），”[11]而近期之所以會出現庫恩等人否定理性的思想史的極端看法，是由于長期流行的“經驗主義的合理性模型”[12]崩潰的結果造成的。按照這一模型，一個理論在經驗上的成功，是其被合理接受的唯一決定因素，因此，一旦“迪昂—奎因論題”揭示了經驗在理論評價中的局限性，舊的合理性模式便失去了根基，非理性必然乘虛而入。

勞丹試圖通過對科學哲學的改造來拯救理性主義的科學觀。勞丹認為，一個理論的成功往往表現在兩個方面，除了經驗上的成功外，還有概念上的成功。社會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往往重視經驗方面的成功而忽略了概念方面的成功，并且還把經驗上的成功僅僅理解為反常的解除。勞丹指出，實際上反常在認識論上并不具有多大的意義，除非反常被某個相競爭的理論解決了才對現有的理論構成威脅，否則便只能成為一個待解決的謎。勞丹又進一步指出，科學家所接收的理論總表現出兩種進步，解決了更多的經驗問題，又解決了更多的概念問題；在經驗主義的合理性模型中，作出合理的選擇指的是我們接受了有充足理由為“真”的陳述，“而進步通常被看成是通過逼近或自我修正不斷達到真理”，我們?yōu)楹尾荒軐⑦@種觀點顛倒過來這樣來理解合理性，“作出合理的選擇就是作出進步的選擇（即作出提高我們所接受的理論的解題有效性的選擇）。”[13]這樣在勞丹看來，庫恩放棄“求真”式的合理性模式雖說是一個“明智之舉”，但他同時放棄“合理性”就如同在潑洗澡水的時候把孩子也潑了出去

勞丹在為科學拾回合理性之后，自然就毫不猶豫地把“不合理性假定”橫旦在知識社會學家面前，他尖銳的批評道，“知識社會學家恰恰是在對思想的接收或拒斥的合理分析與實際情況不相符合的地方插足進來。”[14]

4.科學知識社會學家的反駁

針對勞丹的批評，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布魯爾、巴恩斯(BanyBarnes)和亨瑞(JognHeny)在其合著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分析》（ScientificKnowledge:SociologicalAnalysis）一書中，以2＋2=4作為典型案例作出了反駁。首先，在布魯爾等人看來，“2+2=4的意義是可變的并且是由情境決定的。”例如，在一個僅有0、1、2、3、4的有限算術（finitearithmetic）中，會出現3+3=1,3+4=2,2＋2=4，2×2=4，3×3=4的情形。因此2+2=4這條原則，“可以處在依循不同的規(guī)則的各式各樣的符號中”。［15］其次，布魯爾等人對勞丹的這個觀點——2+2=4和社會環(huán)境并沒有直接聯(lián)系——并不持異議，但他們指出，“社會學解釋并不需要某個數學信念（例如畢達哥拉斯定律）和某個社會境況（例如希臘城邦）聯(lián)系在一起。如果我們揭示出一個數學信念和一個在不同的環(huán)境中普遍存在的社會境況之間有關聯(lián)，或者一個原理之所以被接受是因為對不同的環(huán)境里的人來說都有用，這樣的揭示一點都不缺乏社會性。”［16］再次，勞丹從2+2=4產生（generate）和確定（establish）的方式（way）的角度指出，只有極端的無知者才會讓人信奉數學知識是由社會決定和制約的；對此，布魯爾等人也給予了反駁。布魯爾等人譏諷道：“聽一聽批評者自己對2+2=4如何產生和確立的解釋是有益的，不幸的是這樣的觀點并未提供出來。”到底勞丹對信念“產生”作何解釋？顯然，如果“產生”意味著心理或社會的根源以及個人信念的產生過程，“這將涉及到對參與信念形成的所有教育過程的研究。”因為教育過程并不會與社會決定形成尖銳對比，故布魯爾等人推斷說這不是勞丹的本意。看來勞丹使用“產生”一詞時他的意思有比“社會活動”更豐富的內涵，他相伴使用的“確立”一詞給布魯爾等人提供了一個線索。“確立”除了心理和社會的意義外，還意指“證明”：確立2＋2=4意指證明2＋2=4，同樣，2＋2=4的產生也就是指2＋2=4被證明的方式。這樣，對勞丹來說，“由證明產生的理性的信念是2＋2=4的可信性的根源。”但布魯爾等人辯解說：“我們將認為2＋2=4不是在證明的基礎上獲得可信性的”。［17］

接下來的爭論就歸結到2＋2=4的證明上了。布魯爾等人認為，2＋2=4的證明是建立在社會性活動的基礎上的，無論在“低階”（low-status）證明中還是在“高階”（high-status）證明中，都可以發(fā)現社會因素的存在。低階證明是普通人對這個公式的認識過程。這時人們往往借助實物進行證明，如：拿出2對蘋果，“然后把這二對蘋果擺放在顯眼之處，然后他們數到1、2、3、4。”［18］這就是2＋2=4的原因。高階證明則是由職業(yè)邏輯學家完成的。如邏輯學家L•邁克(L.Mackie)1966年對2＋2=4的作了12步的邏輯證明。他證明的第1步實際上是用符號化的語言表達了進行低階證明的計數者（quantifiers）的行為。第2步和第3步是對第1步信息的重復。但消解掉了計數者存在的信息，以后的幾步都是對前面步驟的歸約，到了第11步，出現了一個預設，結果“把一開始消解掉的計數者拾了回來”。第12步宣布了這樣的結論：“（K）（L）（M）［（I）－（11）］－from1-11byC.P.andU.G.”它等于說：“對于K、L和M集合，如果K有2個元素，L有2個元素，并且他們都沒有其他組份，當M把兩個集合攏合到一塊后，那么M是一個四元素的集合。”布魯爾等人發(fā)現：“當我們回顧符號（邁克的）邏輯列式時，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冗長的來自小學生課堂學習加法的方法。”［19］顯然邁克的證明恰恰說明2+2=4奠基于源始的社會性活動中。布魯爾等人對此深刻地指出,“沒有孩童的訓練，我們無法建構證明并從中學到些什么”［20］對于2＋2=4來說，我們接受它，是因為它來自傳統(tǒng)，來自社會性活動，而不是所謂的證明或自明，“數學是人類學現象”，［21］而不是心理學現象。

5.評價

勞丹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發(fā)展持懷疑態(tài)度。事實的情況是，科學知識社會學在隨后的一二十年的發(fā)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一群有獨到見解和反傳統(tǒng)精神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學者深入實驗室高墻之內，采用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法，取得了許多新穎的和富有創(chuàng)見性的結論，一時間科學知識社會學呈現出“活躍”、“激進”和“反傳統(tǒng)”新氣象，顯示出良好的發(fā)展前途。就連傳統(tǒng)的科學社會學的代表人物B.巴伯也稱贊“科學知識社會學把科學哲學、科學史和科學社會學帶進最緊密、最有成效的互動。”[22]

布魯爾等人通過對2+2=4的認識論基礎的闡釋，從一個角度揭示出科學恰恰是建立在日常生活和社會性活動的基礎上的。自然，由于這個基礎是由文化、傳統(tǒng)、集體協(xié)議等建構的，它是不牢固的、可松動的。而與之相對照的是自中世紀以來（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直至20世紀上半葉，人們普遍認為知識和意見有別，知識有一個牢固基礎，知識的確定性即來源于它。在中世紀，上帝是知識的基礎，因為知識的確定性由“上帝”來保證。后來，由于解放的逼促，上帝開始隱退，神學受到質疑，近現代哲學家們開始為新的知識尋求確定性，自我解放中的歐洲人要“自己為自己保證知識的確定性”。［23］

近現代哲學家對知識的確定性的辯護不過是對中世紀的確定性秩序的再重組。那么這一重組是如何進行的？這要從伽利略的工作開始談起。數學化是近現代科學區(qū)別于中世紀自然科學（亞里士多得物理學）的根本所在。伽利略在把科學從亞里士多德的目的論解釋轉向描述性解釋的同時，把科學研究的對象局限在可定量并可實驗控制的第一性的質的范圍內，把不能完全數學化并且難以實驗控制的性質稱為第二性的質放置于科學研究的邊緣，并且認為只有滿足數學必然性的第一性的質才是事物客觀存在的真實性質。伽利略在從數學和實驗的角度考慮世界的時候，“禁止了來自其它范圍的任何規(guī)定”，［24］抽象掉了一切精神中的東西和物所附有的文化特征。這些被抽取掉的東西被同樣崇尚數學和追求確定性的笛卡爾重新組裝到另一個世界——心靈世界——里，“因為通過假設在人的心靈之外不存在不可以還原到數學方程的東西，這樣把自然還原到一個數學方程系統(tǒng)就更容易取得進展。”［25］科學對日常經驗（以直覺、感性、質來審視世界）的不信任導致哲學的認識論（方法論）轉向就立即成為需要，這種認識論的主導思想是要說明理性之“心靈”能夠保證知識的確定性。這個心靈除了作為盒子貯藏“科學切削下來的碎片”［26］外，另一項功能就是作為一面鏡子為科學的“求真”過程給出一個解釋。心靈自此代替上帝成了科學（知識）的基礎。心理主義成了哲學的主導范式。但這項由笛卡爾開創(chuàng)的“外科手術”［27］式的認識論事業(yè)經20世紀眾多哲學家的批判被認為是誤入歧途的。后期維特根斯坦揭示出科學建立在“生活形式”的基礎上；海德格爾也指出，存在者不是通過理性的瞠目凝視和人照面的，科學在對存在者研究之時，“已經活動在某中存在之領會之中”。［28］但是逐漸彌漫在科學周圍的“尊貴”和“創(chuàng)造奇跡”的“神學氣質”使人們普遍認為只有科學里的世界才是世界的本來面目，顯然，一個由數學方法構造的理念世界就不知不覺地遮蓋了“作為唯一實在的、通過知覺實際地被給予的、被經驗的并能被經驗到的世界，即我們的日常世界”。［29］因此對科學的生活基礎和社會基礎的挖掘就成了20世紀后半葉思想家們的緊迫和艱巨的任務。科學知識社會學家也是這一隊伍中的成員。

啟蒙運動推崇理性，在這一運動中，科學獲得了最迅速的發(fā)展和最輝煌的成就，并成為理性的代言者。認識論和方法論反過來又對理性注入了特定的內涵。當理性的內涵凸現出來以后，認識論家又利用理性作標準評價和劃分知識，合理性問題就常見于認識論了。但我們從前面對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簡略分析中應該看出，理性這一概念本身也有局限性，故合理性問題本身也就成為問題。勞丹顯然仍站在啟蒙運動以來思想界所塑造的“理性”立場上來理解科學，并且它的思想中仍由心理主義的殘余，故他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評價自然有失公平。

勞丹試圖用進步觀念來挽救理性觀念在庫恩學說中的窘境的作法，但由于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觀念本身就有勞丹意義上的進步的內涵。勞丹的“進步”說并沒有對理性觀念注入任何新穎的內涵，他的挽救工作的意義也就大大折扣。他對合理性的詮釋必然回到邏輯經驗主義和證偽主義的“算法”的路子上，但庫恩已經指出，“算法”之路是走不通的。當然，思想家對科學本質的探索沒有因為他設置的“不合理”的樊籬而止步。奎因從對分析命題與綜合命題二元劃分的批判著手揭示了數學的經驗蘊含，庫恩對“科學革命”的深入研究揭示了科學特定時期的社會化特征，這一切都為科學知識社會學學者向科學作全面的、全方位的社會學分析奠定了基礎。而這項工作的來臨是必然的。但我們得承認思想家們?yōu)榇俗叩氖且粭l曲折的道路。

當然，科學知識社會學也存在有缺陷，它還沒有徹底擺脫主客二分式的表象主義，同時也還沒能很好解決個體（科學家）與社會、當下（現實）與歷史的關系。對這方面問題的分析，有待另文給出。

參考文獻與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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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社會學范文第2篇

論文關鍵詞：SSK；實驗室研究；社會建構論

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科學知識社會學代替了默頓的科學社會學，并以其激進的社會建構論知識主張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盡管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目標是要揭示科學知識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但研究進路卻是多元的，先后出現了以巴恩斯、布魯爾為代表的愛丁堡學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維斯為代表的巴斯學派的科學爭論研究；以拉都爾、伍爾加、謝廷娜為代表的實驗室研究；以馬爾凱和他的約克小組為代表的文本與話語分析研究。這些都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要研究場點，但實驗室研究在這些研究場點中是較少受到批判的一種，且它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建構論主張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是實現SSK目標的重要途徑。鑒于實驗室研究在科學知識社會學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擬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論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進路進行敘述并作簡要評價。

一、從傳統(tǒng)知識觀到社會建構論

科學知識社會學把實驗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圍并作為重要研究場點是與整個科學知識的認識轉向有關的，它是傳統(tǒng)的知識觀和科學標準受到普遍的懷疑和挑戰(zhàn)的結果。傳統(tǒng)的知識觀認為，知識是對自然界的客觀描述，科學是由自然界決定的，人只是被動地反映自然；科學知識是被證明為真的命題，是客觀的、標準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帶有任何主觀性和直覺的成分，也與社會因素無關。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則一反傳統(tǒng)的把科學知識看作“自然之鏡”的觀點，認為原先被認為是純粹的、客觀合理的科學知識實際上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科學更多的是社會建構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識的產生及確定其真理性的問題上是無發(fā)言權的，正如科林斯所說的：“在科學知識的建構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開拓了對科學的社會學研究的新視野，其知識的社會學轉向的主要含義說明，知識不再是純粹真理的載體，而包含了許多社會的因素，對知識的研究必須置于一個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下。科學知識社會學承襲了庫恩的社會學研究傳統(tǒng)并對其進行激進的解讀，把實驗室研究提高到一個戰(zhàn)略地位，這是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目標綱領分不開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說明科學知識的認識因素與社會因素的結合，說明在科學知識的形成過程中無不包含著社會方面的成分。為了揭示科學知識的社會構成，打開“既成科學”的黑箱，一些人繼承庫恩的相對主義認識論，選擇案例進行爭論研究，認為知識社會學應當公平同等地對待真理與謬誤、理性與非理性、成功與失敗，這些對立的兩方面都應當得到說明，從而認為科學知識是科學共同體談判和妥協(xié)的結果；一些人把文本與話語作為分析單元，更多地采用了符號學、修辭學、解釋學和文學批評的理論和方法；一些人則走進實驗室對科學家的日常生活實踐進行人類學方法研究，通過觀察科學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來揭示知識的制造過程。真正能夠更好地貫徹SSK社會建構論主張的正是后者，因為科學知識社會學“主要研究科學對象如何在實驗室中被生產出來，而不是事實如何被保存于關于自然的科學陳述過程中”。

二、知識的實驗室制造

實驗室研究是人類學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學社會學研究中的創(chuàng)造性運用。它最早起源于人們對化學、高等物理學、生物學、生物化學、神經心理學和野生生態(tài)學的觀察報告，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社會建構論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20世紀80年代初，一度成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建構論的主要研究進路并成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著名亞綱領。

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斯華茨在加州大學實驗室、加拿大人類學家安德森在費米實驗室，最早將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運用于“實驗室研究”，但他們的工作沒有重視實驗室的常規(guī)實踐，沒有對科學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談進行分析。80年代實驗室研究迅猛增長，形成了一個強大的人類學領域。其中，拉都爾和伍爾加、謝廷娜的研究成果最為顯著。他們用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識哲學和知識社會學的問題，把實驗室看作原始部落，對之直接觀察和描述，獲得豐富的資料，包括筆錄、實室論文分析、實驗室成員的手稿、通信、談話、備忘錄和其它由實驗室科學家們提供的資料。

從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爾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薩爾克研究所參與觀察，并根據調查的資料寫成著名的《實驗室生活》。在此書中，他描述了實驗室內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學知識是怎樣在實驗室內被建構出來的，科學家應該怎樣說明這些建構。他把個制造現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學銘”系統(tǒng)。認為“人類活動是一種銘文的活動，

類歷史應當看作是一套碑銘整體”。文學銘寫暗示了科學實踐主要是一種文學的和解釋的勸服活動，科學事實是以書面陳述的形式被建構、傳播和評價的。拉都爾和伍爾加認為科學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實本身，而是由技術人員在實驗中得出的經驗陳述。科學家就是要勸說論文的讀者相信，他的陳述應當被接受為事實。

如何才能使陳述被接受為事實，這就需要進行爭論，其“成功與否要取決于該爭論場中的人數、觀點和立場、作者的個性和他所屬的機構，以及論文本身的風格等”。這就是說，自然事實是科學家根據實驗制造出來的數據進行爭論的結果，實在是爭論解決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實是科學家進行實驗和磋商的結果。

拉都爾和伍爾加非常重視環(huán)境在科學實踐中的重要作用。他們認為，環(huán)境不是像過去被認為的那樣與科學實踐是不相干的，環(huán)境不但影響對科學事實的建構，而且整個科學就是由環(huán)境制作而成的。環(huán)境與科學實踐是不可分的、一體的。環(huán)境決定著科學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為及實驗室的儀器、設備、實驗對象、材料來源，從而決定著所生產出的產品，并且環(huán)境是不確定的，可變的，有很大的權宜性。

對實驗室場點進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謝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對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中心進行了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她通過日常觀察、訪談、收集實驗室備忘錄、論文手稿和相關出版物，積累了豐富的材料。謝廷娜與拉都爾和伍爾加一樣，主張對實驗室知識生產實踐進行研究。在建構主義論題上，她認為，“它把現實的總體看成是裝配而成的，現實的齊一性是異質的，現實的光滑外表包裹著一種內在結構。對建構主義者來說，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飾的事實”。但她更強調科學的復雜性，認為科學是一個復雜的系統(tǒng)，科學家也處于不同的環(huán)境之中，因而實驗室知識的生產也具有不確定性。在《知識的制造》這本書中，謝廷娜表述了她的經驗的建構主義認識論思想。她把實驗室比作是生產知識的工廠，認為知識是在實驗室中人為地生產出來的。實驗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實驗儀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實驗對象也是經過精心挑選或人工培育出來的，因而產品(知識)也就無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來的。她還認為知識的生產過程是決策負荷的，科學實踐中包含著選擇機制。它貫穿于整個知識生產過程和結果之中。

實驗室研究從發(fā)生學視角對科學知識的生產進行分析，著重從內部探討了科學知識形成的實踐過程，實現了科學知識社會學從宏觀到微觀的視角轉換。在這種轉換中，科學家的主體主動性得以突顯，而不是被動地受環(huán)境的約束，直觀地描述客觀外在世界。他們認為實驗室研究場點的開辟為打開科學“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鑰匙。實驗室研究的最顯著的特點是研究者能直接觀察到科學家日常實踐的微觀互動過程，探究科學知識是如何在特定的時間、空間內被具體地生產出來的。從而揭示了科學家的研究活動不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會世界，科學知識本身是一種文化存在而不是被“發(fā)現”的自然給定。

三、評價

科學知識社會學實驗室研究是社會建構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方面，在批判傳統(tǒng)的科學觀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盡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場點中是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與其它研究場點一樣，面臨著自身無法克服的問題和困難。

通過研究，可以發(fā)現其優(yōu)點和不足，以便為我們找到科學的方法論提供新的思維視角。社會學家通過對實驗室的研究發(fā)現科學知識的生產是受到社會各利益團體制約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學基金組織、慈善機構等。這一點，對批判傳統(tǒng)的、與社會因素無關、價值無涉、情感中立的科學觀，打破對科學的盲目崇拜和科學霸權，有著積極的意義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知識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其中必定包含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各種因素。如果知識的研究忽視了這些社會的組成部分，就會導致對虛妄的研究。傳統(tǒng)的知識觀把知識看作是自然的給定，這是一種祛魅的世界觀。它排斥了自由、價值，崇尚物質主義、決定論、還原論及虛無主義。這種知識理性的無限擴張及對科學方法的無限信仰，導致了主體對自身歷史存在的“自我遺忘”。也就是說，它失去了主體的性質。實際上，知識本身就是社會的一個性質。這就是建構論者所主張的，也是其得以迅速發(fā)展的原因。

社會學家通過對實驗室的考查發(fā)現，實驗室“實在”是社會建構的，即實驗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會建構的。這一視角的切人非常新穎，但問題是這種建構的成分有多大，實驗者可以根據需要挑選儀器、對象、原料，這是一個建構過程，但被挑選出來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構的呢?即使所有的“實在”的建構性都比較強，那么，必定無疑，實驗產品——知識，也是建構的，這樣知識的確證無誤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為沒有了客觀性，所有的知識都是社會建構出來的，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評判知識的標準，知識也就不存在了。從另一個方面講，每個實驗室都有自己的建構體制，即使它們所使用的儀器、對象、材料，物理環(huán)境及人力資源都是一樣的，得出的結論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按照庫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約性，所有的知識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知識不就成了誰說了都算、“怎么都行”了嗎?可見建構主義者在這一點上走得太遠了。

知識社會學范文第3篇

[論文關鍵詞]科學知識社會學；科學教育；科學教育觀

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ofScientiifcKnowledge。簡稱SSK)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作為當代社會學的主要思潮，它以其獨特的視角對科學的本質和科學知識的形成機制進行了社會學分析，并以“知識的社會建構”為核心，對傳統(tǒng)科學觀和客觀主義知識觀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zhàn)，深化了人們對科學的本質和科學知識本質的認識。被譽為美國科學教育改革“圣經”的《面向全體美國人的科學》中，關于科學的本質、科學在社會中的運作的觀點，與SSK的觀點是一致的，可見，SSK的觀點正在對科學和科學教育產生重大影響。

一、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產生

SSK的思想產生的淵源主要有：1)19世紀，德國的圖賓根學派有一個“教會編史學”，認為應該把正統(tǒng)的思想與非正統(tǒng)的思想都給予中肯的對待。SSK的倡導者認為這一觀點對他們很有啟發(fā)；2)知識社會學。知識社會學屬于歐洲哲學跟社會學相結合的產物，但它在19世紀二三十年展起來以后就停滯不前了；3)1962年科學哲學家?guī)於?Kuhn)所著的《科學革命的結構>；4)維特根斯：t_fl(Wittgenstein)后期的哲學；5)對傳統(tǒng)科學哲學的反思。傳統(tǒng)的科學哲學主要是邏輯經驗主義和批判理性主義。SSK認為這些正統(tǒng)的科學哲學對科學的描述是過分理想化的。

SSK真正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英國的愛丁堡大學(愛丁堡學派)。其主要成員有巴里·巴恩斯(BarryBarnes)、大衛(wèi)·布魯爾(DavidBloor)和柯林斯(Coollim)，其中巴恩斯和布魯爾屬于創(chuàng)始性人物，柯林斯則是愛丁堡學派的領軍人物。SSK自英國起源以后，馬上影響到法國。20世紀80年代中期，法國的拉圖爾(Latour)受SSK的啟發(fā)，運用人類學方法對科學家的研究工作進行觀察，寫出了《實驗室生活》這部名著，奠定了巴黎學派的基礎。如今，愛丁堡學派的主要成員大都分散在歐美的其他大學，起源于歐洲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已在美國落戶，后者已成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的中心。

按照愛丁堡學派的領軍人物巴里·巴恩斯的觀點，科學知識社會學“作為一種社會學研究，它主要關心的是科學知識的形成和內容，而不是科學知識的組織或分布"。這樣，科學知識社會學與知識社會學、科學社會學就有了明顯的區(qū)別。因為知識社會學不研究自然科學的內容，它關注的最多的是科學的社會建制問題，因此默頓學派成了典型的結構功能研究。而愛丁堡學派則是一種建構論的研究，它們關心的是科學是如何建構的，以及如何可能的問題。

科學知識社會學理論的核心是大衛(wèi)·布魯爾提出的關于科學知識社會學應當遵守的四個信條，即因果性、無偏見性(公正性)、對稱性和反身性，由此界定了人們稱之為科學知識社會學中的“強綱領(strongprogramme)”的東西。正是在這種強綱領的統(tǒng)攝下，其他社會科學家對科學進行了微觀的自然經驗主義的研究，以查明社會因素對于科學知識產生或制造的影響。其中，卡林·諾爾一塞蒂納(1(a曲nKorr-Cetina)、拉圖爾、伍爾格(SteveWoolger)等人深入到實驗室中去了解科學成果是怎樣在實驗室中產生的，柯林斯等人對科學爭論進行考察，以便了解科學共識是怎樣從科學爭論中產生的。

二、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思想脈絡

科學知識社會學對科學知識的本質和產生機制的分析，以“知識的社會建構”為核心，主要有以下三條思想脈絡。

(一)以強綱領摧毀科學知識的客觀性

強綱領是愛丁堡學派的大衛(wèi)·布魯爾于1976年首次提出來的，主要體現在《知識和社會意象》一書中。強綱領的內涵，按照布魯爾的說明，即是科學知識社會學應該遵守的4個信條因果性，能夠導致信念或者知識狀態(tài)的條件應當是因果性的。除了能協(xié)同導致信念的社會原因外自然尚有其他類型的原因；2)無偏見性或公正性(impartiality)，不論真或假、合理性或非理性、成功或失敗，都要無偏見地加以對待；3)對稱性。在解釋的式樣上要求有一種對稱性，比如同樣的原因應當能同時解釋真實的和虛假的信念；4)反身性，原則上它的解釋模式能夠應用于社會學本身。

在這里。因果性信條實際上是對研究科學知識成因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說，要想知道知識的社會成因，就必須從因果關系角度出發(fā)，去研究究竟是哪條使人們形成了特定的信念和知識。在此基礎上，無偏見信條要求研究者必須客觀公正地對待真理和謬誤、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敗，決不能因為謬誤、不合理、失敗令人反感或者令人失望，就不去客觀公正地對待它們。對稱性信條則說明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無論就真理和謬誤、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敗而言，還是對于真實的信念和虛假的信念來說，它們的社會成因都是相同的。所以，當人們在研究和說明科學知識的社會成因時，必須運用同一原因類型。最后，反身性信條使研究者所堅持和運用的理論本身，也變成了他自己研究的對象。即，這種研究必須把他們用于說明其他知識和理論的模式，同樣用于對待和研究他自己的理論，從而真正達到對知識的社會成因進行徹底的研究和說明。

在強綱領原則指導下，布魯爾首先從分析經驗主義與知識的關系人手，在科學知識的客觀性上打開了一個缺口。他認為，經驗主義強調知識來源于個人的經驗，但是絕對客觀的個體經驗是不存在的。他寫道：“難道個體經驗實際上不是在由人們共享的各種假定、標準、意圖以及意義構成的框架之中發(fā)生的嗎?社會使個體的心靈具備了這些東西，也向他提出了他可以用來維持和強化這些東西的條件。”換言之，任何個體經驗都不能脫離特定的社會情境。那么，我們所擁有的科學知識是否是各個個體知識的集合呢?顯然不是。布魯爾明確指出：“它是一種由各種跡象和模糊認識編織而成的故事。所以，我們應當把知識與文化等同起來，而不是使之與經驗等同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各種理論和知識，在我們的經驗中都是既定的東西。另外，在經驗形成的過程中，我們還受到各種信念的強烈影響，因為任何人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中去形成經驗的，而這個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以它特定的信念影響著我們對經驗的判斷和取舍。

與經驗主義相對的理性主義認為，知識來源于人類的理性，一切知識均源于理性所顯示的公理。在理性主義看來，知識是外在于主體的客觀存在。布魯爾對這種理性主義知識觀也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對被理性主義公認為最客觀的學科——數學和邏輯學的客觀性進行了解構，以此摒棄知識的客觀性。通過對數學的考察，他認為，數學知識是與社會過程和心理過程密切相關的。人們并不是由他們那些觀念或者概念支配的，即使就數學這種最需要邏輯推理的學科而言，也是人們支配各種觀念，而不是各種觀念支配人。為什么會是這樣呢?答案只有一個：“各種觀念都是由于人們不斷主動地給它們補充某些東西才增長的。人們把它們建構和制造出來，是為了可以對它們進行擴展。這些對于意義和用法的擴展并不是預先存在的。”這樣，布魯爾就把數學的發(fā)展歸因于社會的和心理的因素。

綜上所述，布魯爾的強綱領所主張的是，一切知識都是相對的，由社會建構的，隨著社會情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東西。因此，處于不同社會群體、不同民族之中的人，會基于不同的“社會意象”而形成不同的信念，因而擁有不同的知識。

(二)以信念的研究張揚科學知識產生的社會性

既然科學知識是社會建構的，那么，影響知識建構的社會因素有哪些呢?它們是如何影響知識建構的?科學知識社會學主要借助于對信念的研究來說明這個問題。

何謂信念?巴恩斯認為，在高度分化的社會中，人們往往把信念區(qū)分為兩個領域，“其中的一個關系到對象、事實或具體事件的世界，另一個關系到價值觀、義務、習俗以及制度范疇的體系”。每個人都具有信念，信念有正確的和錯誤的。但不論正確與否都直接影響我們的思維和行動。任何信念都是一定時期內的信念，因而不可避免地帶有特定社會的痕跡。科學家們同樣受這些信念的影響，巴恩斯等人正是從這里切人對科學知識產生的社會性因素的分析。一般認為，科學家是選擇了正確信念的人，因而他們的工作是可信的，也是客觀的。但事實果真如此嗎?巴恩斯指出，歷史上的哲學家和近代的科學哲學家對此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提出了種種方法來保證信念的正確性，可是結果并不令人滿意。眾所周知，經驗主義哲學家認為歸納法是人們獲得信念的有效方法，然而自從休謨以來，人們開始認識到歸納法本身的局限性，對于這個問題許多哲學家都進行了改進。如波普爾(Popper，K．R．)提出了證偽和逼真度的概念來盡量保證結果的真實性，還有些哲學家用高概率來作為信念真實性的標準。但是，這些努力并沒有排除錯誤信念的產生。換言之，歸納法的困境使錯誤信念有了生存的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不可能完全杜絕錯誤信念的存在。正是由于錯誤信念的存在，導致科學家的科學成果或科學知識并不必然為真。正如巴恩斯指出的那樣：“事實上很容易證明，那些構成了我們所接受的大部分知識的信念，是從理論而并非完全是從經驗產物中推導出來的。理論是被置于實在之上而不是從實在中推導出來的。”波普爾提倡理論的證偽，就是看到這種情況的可能性。但是，問題是一旦承認信念不是完全從實在的制約中產生出來的，那么決定科學家們思想的并不是他們的社會承諾，而是他們的社會地位，或者說就是他們所在的社會境況。又如巴恩斯所指出的：“已確立的科學中的活動通常都是受某種關于世界觀的理論的指導的。現在，這個理論可能被看作是關于世界的—個圖景或—種描述；但它并不是從世界中產生的，而是強加給這個世界的。”

由于約定俗成的原因，科學中使用的一些術語的理論的和非經驗的特性，有時會被人們遺忘，因為它們的使用已經變得很自然，而且得到了普遍的認同，人們不再對其進行反思與批判了。換言之，科學家從事科學理論建構是信念在主導他們的分析與思考，而根據這種信念得出的結論。我們能否認它的社會性因素的存在嗎?

用勞丹(LarryLauden)的話說，科學研究中的信念系統(tǒng)就是科學的研究傳統(tǒng)，它是一種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論體系，它規(guī)定了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勞丹認為：“研究傳統(tǒng)的問題定向作用，無論在一個研究傳統(tǒng)內的具體理論形成之前，還是形成之后，研究傳統(tǒng)始終對其構成理論所必須解決的經驗問題的范圍和重要性有著強大的影響。同樣，研究傳統(tǒng)對其構成理論所產生的概念問題也有決定性影響；研究傳統(tǒng)的限制作用；研究傳統(tǒng)的助發(fā)現作用。”由此可見，任何科學理論在產生過程中都不能擺脫由社會文化因素構成的環(huán)境背景的影響，因而科學知識是社會建構的。從事科學活動的主體一科學家更是在一定信念和研究傳統(tǒng)指導下進行科學活動的，科學知識是在一定的社會語境中產生的。正如科學哲學家漢森指出的那樣：觀察滲透理論，即純粹客觀的觀察并不存在。換言之．任何觀察、任何研究活動都要受到行為主體的信念或特定科學共同體內的研究傳統(tǒng)的制約。如果沒有社會因紊的參與，任何觀察和研究活動都是不可能進行的。

(三)以實驗室的研究揭示科學知識產生的境域性

如果說信念和研究傳統(tǒng)只是科學理論產生的宏觀的外部社會環(huán)境因紊的話，那么影響科學知識產生的具體的、微觀的社會環(huán)境就是實驗室。

科學知識社會學對實驗室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這方面的研究的代表人物有拉圖爾、伍爾加和卡林-諾爾一塞蒂納。按照卡林-諾爾一塞蒂納的看法，“對實驗室的研究表明，科學對象不僅技術性地在實驗室中被創(chuàng)造出來，而且符號性、政治性地被建構。這一思想的一個含義是，人們認識到：在達到目標的過程中，研究不僅干預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干預了社會。另一個含義是，科學成果已終于被看作是文化實體而非由科學家發(fā)現的、純粹由自然所賦予人們的東西。”

按照客觀主義的知識觀，事實是客觀存在的，正是由于事實的客觀存在，人們對事實的認識即科學知識也才具有客觀性。但是，卡林-諾爾一塞蒂納通過實驗室研究卻揭示了相反的觀點，他認為：“事實(6cc)是指把事實揭示為已經被制作出來的東西。”這是對客觀主義事實觀的根本否定。在這個基礎上，事實性問題被重新定位，并被視為一種在實驗室中建構的問題。這么說的道理何在呢?這涉及到科學活動的主體的認知與思考模式，因為事實是由主體來界定的。諾爾解釋到：“實驗室的選擇不是與個體的做決定相關聯(lián)，而是被看著社會互動和商談的結果。”而正是在這種互動和商談中，關于某一事實的看法達成一致，并以此作為基礎建構科學理論。也就是諾爾所認為的，這種商談標志著對科學研究成果的高度選擇性的建構與解構，并且導致了對知識連續(xù)的重新建構。為了更好地說明在這種建構中對事實的選擇問題，諾爾用了一個自然選擇的隱喻。她說：“實驗室的選擇性解釋依具體情境和語境(context)而定。以這種方式，可以把自然選擇的過程重新構想成一種語境的重建過程。”在這種語境的重建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對于事實意義的確定，而這種意義的確定，依賴于科學家之間的商談。換言之，對于科學家來說，事物的原始意義包含在他們的實驗室推理之中，推理活動在科學活動中的廣泛存在，表明他們依賴于信念、研究傳統(tǒng)、共同體內部的范式的硬性約束以及特定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家實際上是一個實踐的推理者。那么，這些推理的內容都包括哪些成分呢?惠特利認為：“這些成分是由研究實踐、方法、解題模型、專業(yè)關心的問題以及構成一個領域的研究活動基礎的形而上學價值或信念所組成。”所有的實驗數據、現象等在這種推理下，都重新變得清晰起來，因而知識得以重新建構。諾爾指出：“它意指了這樣的事實：一種符號可以在不同的語境中具有不同的意義，相同的意義也可以用不同的符號來表達。”這就告訴我們，一切科學研究成果都是由特定的活動者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里構造和商談出來的。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視野中，知識與其他事物一樣是人制造的，而不是我們平常設想的完全與社會無涉的純客觀的東西。

三、科學知識社會學觀照下的科學教育

當前，科學知識社會學所主張的“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的觀點，不僅成為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和受其影響的歷史學家們的共同具有的觀念，而且正在成為科學教育家的共同信念。社會建構“這個術語把注意力引向一種中心的概念，即科學知識是一種人類的創(chuàng)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資源來制造的，而不僅僅是對預先給定的和獨立于人類行動的自然秩序的揭示”。建構論“更像是一種方法論的取向，而不是一組哲學原則，它系統(tǒng)地將注意力指向作為社會行動者的人類在制造(making)科學知識中的作用”。用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觀照科學教育，必然引起人們對科學教育觀的新的思考，從而嘗試重建關于科學教育的知識觀、目的觀、課程觀和教學觀。

(一)摒棄知識的客觀性，弘揚相對的知識觀

科學知識社會學在分析科學知識的本質時，首先對科學知識的客觀性進行了徹底否定，第一次在客觀主義知識觀上打開一個缺口，從而促使人們對科學知識的認識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科學知識社會學認為，知識不是純粹客觀的，可以把科學知識看成由假說和模型所構成的系統(tǒng)，這些假說和模型是描述世界可能是怎樣的，而不是描述世界是怎樣的。這些假說和模型之所以有效并不是因為它們精確地描述了現實世界，而是以這些假說和模型為基礎精確地預言了現實世界“。正如波普爾指出的，由于人們根本就不可能獲得完全證實或證明的知識，所有的知識都是一種“暫時的”理論，都是對現有問題的“猜測性解釋”，都是有待進一步檢驗和反駁的，或者說是向進一步檢驗和反駁開放的。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建立在確定性基礎上的知識進化和積累，有的只是猜想和反駁，其中“混雜著我們的錯誤、我們的偏見、我們的夢想、我們的希望”。總之，知識是相對的，是人們對客觀世界的一種解釋、假說或假設，它不是問題的最終答案，它必將隨著人們認識程度的深化而不斷更新、升華和改造，并隨之出現新的解釋、假設。

科學知識具有相對性、暫時性的原因在于它的產生受到社會文化和個人因素的影響。科學知識的產生，不僅受到信念系統(tǒng)、實驗室情境的制約，而且受到諸如政治的、經濟的、甚至宗教的等各種因素的影響。正如巴伯指出的：“時而是這個，時而是另一個社會因素對科學家有影響，有時是相對有利于科學成長，有時是相對妨礙之，這是不可避免的法則，對于科學來說，沒有什么東西是與社會相脫離的。”

(二)重視全面的科學素養(yǎng)，追求多元的科學教育目的觀

傳統(tǒng)的科學教育在客觀主義知識觀的影響下，把中小學科學教育目標定位于單一的認知領域，把學生看成是知識的“容器”，認為學生掌握的知識越多越好。課程目標設計服務于知識的線性積累。在這種單一的目標制約下，學生生活在書本世界里，把主要精力花費在記憶上，忽視了科學精神、科學方法和科學思維習慣的培養(yǎng)，使得大都缺乏科學素養(yǎng)。

科學知識社會學對科學知識的客觀性的否定啟示我們，科學知識作為一種科學活動的產物是可變的，不能體現科學的真正本質。“科學的本質不在于已經認識的真理而在于探索真理…科學本質不是知識，而是產生知識的社會活動，是一種科學生產。”每一種理論與法則的建立都隱含著科學家們的科學探索精神和科學方法的運用(知識的建構過程)。無論科學知識發(fā)生怎樣的變化，這種精神和科學方法的運用是始終如一的，它們才是科學的本質。這啟示我們科學教學目標不僅應該要求學生掌握科學知識，還要培養(yǎng)學生合理的科學觀念和科學精神，使其了解科學的社會功用及其負面影響、具備對科學技術進行社會決策的責任感和素養(yǎng)等。在國際上，經過半個世紀的發(fā)展，“國際科學教育界普遍認為，在基礎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階段，科學素養(yǎng)教育應是學校理科教育的重要目標”。根據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科學觀，基礎教育階段科學教育的核心目標是培養(yǎng)學生的科學素養(yǎng)，而科學素養(yǎng)至少包括科學知識、科學技能、科學觀念、科學精神和科學審美能力等五個方面。科學觀念、科學精神、科學審美能力是以往我們的理科課程教學所忽視的，實際上，無論作為科技工作者還是合格的公民，這些素養(yǎng)是必不可少的。科學教育培養(yǎng)的更應該是有知識、有思想、有能力、有情感、能創(chuàng)新的合格公民。

(三)貫通科學與社會，倡導綜合的科學課程觀

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基本思想是強調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性，強調科學的成長離不開社會因素的作用。運用這一思想指導科學課程的設計，就要打破傳統(tǒng)的學科中心的課程編制模式，貫通科學技術與社會，設計綜合的科學課程。科學知識社會學對于科學課程設計的影響，已經在當代國際科學教育改革的文獻中得到反映。例如，1989年，在英國教育與科學部和威爾士事務部新公布的國家規(guī)定的中學科學課程設置中，科學史教學有了更進一步的進展。這份法規(guī)性的文件，要求學生和教師了解“科學的本質”。在國家課程設置委員會發(fā)表的相應的指南中，甚至出現了“科學是一種人類的建構”這樣的典型帶有科學知識社會學觀點的提法，這樣，從法律上，便要求“學生應逐漸認識和理解科學思想隨時間的變革，以及這些思想的本質和它們所得到和利用是怎樣受到了社會、道德、精神和文化環(huán)境的影響，而它們是在這樣的與境中發(fā)展起來的；在這樣做時，他們應開始認識到雖然科學是對經驗進行思想的一種重要方式，但卻不是惟一的方式。”小‘科學的本質”就是此課程設置的所要求達到的17個目標中的最后一項。至于像美國的<國家科學教育標準>和(2061計劃>這樣的科學教育改革方案，雖然在敘述上出于某些原因回避了明確地提出“建構”這樣的詞語，但其中“科學的歷史和本質”或“科學的性質”，都是其中重要的內容要求。在其字里行間，也可以看出相近的含義。如在(2061計劃>的科學素養(yǎng)基準要求中，就有像“科學的進步與發(fā)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社會其他部分的狀況”這樣的說法。這種在科學教育中要求學生學習和認識科學的本質的做法，必然要求學生認識科學與社會的關系，以及社會對科學發(fā)展的影響。或者更明確地說，認識社會因素對科學的“建構”作用。柯柏恩(w．W．Cobern)就是要在討論科學與科學教育的社會建構主義觀點時引入社會建構的概念，并論證說：“無論人們對科學知識的性質怎樣評論，對科學的學習必定要被看作是一種社會的建構。因而，任何科學課程設置都帶有一種社會的視角。”

為了貫通科學與社會，必須重構科學課程的內容體系，采用一種內容更為豐富的“大科學課程”模式。這一模式主要不是將大量的內容或某些學科知識內容的簡單相加，而是從社會、歷史、哲學等角度對自然科學內容進行重新編排。如在這種“大科學課程”模式指導下編排的中學物理課程，應是學生們不僅可以學習到物理學課程中的概念、命題、公式、定理等原來分科物理課程能夠學到的東西，而且可以使他們學到有關科學史、科學社會學、科學哲學等方面的內容，認識到物理學知識的發(fā)展也是受到社會因素和個人因素影響的。同時，這樣的課程內容也可以使學生知道自然科學知識并不僅僅是靠積累得來的，它是自然科學范式不斷漸變和不斷革命的結果；也可以使他們學到曾經和正在接受挑戰(zhàn)的那些概念、命題、公式和定理，學到最新、最系統(tǒng)的自然科學知識，從而使學生建立起“開放的”知識觀和“完整的”自然科學知識體系，形成對科學知識和科學方法的社會建構論的看法。

(四)反對各種形式的灌輸，堅持建構與對話的科學教學過程觀

傳統(tǒng)的科學教育受客觀主義知識觀的影響，把科學教學過程看作是一種將科學知識作為現成結論直接“告訴”給學生的知識傳授一接受過程，學生對科學課程的學習方式是被動接受式學習。與此相反，用科學知識社會學觀點指導科學教學過程，必須反對各種形式的灌輸，大力提倡建構與對話教學。

知識社會學范文第4篇

關鍵詞：知識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相對主義

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簡稱SSK)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以其激進的社會建構論主張迅速產生了國際性影響。屬于SSK流派的有愛丁堡學派、巴斯學派、巴黎學派等。一般來說，愛丁堡學派是SSK流派中發(fā)展最為成熟、最具有代表性的學派。科學知識究竟是由什么決定的?是由自然界決定的，還是由社會決定的?按傳統(tǒng)的看法，自然界對于自然科學知識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中實證主義者認為來自自然界的經驗事實和邏輯規(guī)則決定自然科學知識；反映論者認為自然科學知識是對自然界的反映。而社會建構論者則否定或貶低自然界的作用，夸大社會因素的作用，認為自然科學知識是科學界內外的人們社會交往的產物，科學知識是由人們社會性地構造出來的，在這一構造過程中，自然界并不起什么作用。社會建構主義確實把對知識社會性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本文就科學知識社會學產生的思想淵源、理論來源和社會背景進行探析。

一、SSK產生的思想淵源

知識社會學是隨著社會學的出現而產生的。“知識社會學”這一概念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舍勒首先提出來的，知識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確立于20世紀20年代。知識社會學的先驅是先后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幾位大師，首先應該追溯的是馬：克思。馬克思認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意識的存在方式，以及對意識來說某個東西的存在方式，這就是知識。知識是意識的唯一行動……知識是意識的唯一的、對象性的關系。”顯然，馬克思的這一表述是“知識社會決定論”的由來。著名知識社會學赫克曼對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評價：馬克思為知識社會學給出一條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識都是由社會決定的。著名科學社會學家默頓也給出這樣的評價：是知識社會學的風暴中心。

從19世紀到20世紀60年代，對知識社會學的發(fā)展有重要貢獻的所有人都對把自然科學列入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范圍的可能性持有異義，其中一個突出的表現是知識社會學和科學社會學的長期脫節(jié)。啟蒙運動將人類整個知識體系劃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純粹知識，即科學技術知識(科學知識)，它根本不受社會因素的影響，故具有客觀性和普遍性；另一類是非純粹知識(如宗教、意識形態(tài)等)，它明顯地受社會歷史和環(huán)境因素的影響，具有突出的相對性和局限性。這被稱為“知識二分法”。自近代科學革命以來，科學及科學知識便以其效用性、嚴密性、權威性而在人類社會中占據了越來越突出的、甚至是無與倫比的地位。尤其是在科學主義者看來，科學幾乎是全能的和有益無害的。正是由于這種科學觀，傳統(tǒng)的社會學家也賦予了科學的特殊的地位，傳統(tǒng)知識社會學不去關注對科學知識的研究，僅僅限于非純粹知識的研究，如知識社會學研究早期代表、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他繼承了馬克思的“思想的社會決定”的思想，也從社會角度把思想解釋為一種反映在宗教、合作機構等集體表現之中的集體現象。他認為知識是同社會秩序的需要聯(lián)系在一起的，由于這種需要才從社會聚合的基本原則中產生出構成集體表征結構的精神范疇。但是關于科學知識能否進行社會學研究時，迪爾凱姆認為，有關科學的社會學研究是可能的，但這一研究比對其他的學術活動領域的研究有較為有限的形式。原則上，我們可以說明社會發(fā)展如何帶動了科學的出現，我們可以研究科學共同體是否具有某些與眾不同的特征，能夠使科學方法制度化，而完全排除偏見、成見和學術歪曲；我們也可以分析科學專家的少數派觀點如何被高度分化的社會中的其他方面的人所接受。但是，我們難以對科學知識提供社會學的解釋，因此就其內容而言它是真實科學的，是獨立于社會環(huán)境的。

對知識社會學的形成與發(fā)展作出長期努力的德社會學家馬克斯·舍勒受的影響，超越了實證主義的傳統(tǒng)思維方式，在社會存在與意識的互動關系基礎上，認為科學的世界觀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絕對客體”。舍勒的突出貢獻在于：他對自然科學知識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戰(zhàn)，對兩種文化之間的歧視現象表示出了強烈不滿，這為日后科學知識社會的興起奠定了思想基礎。

知識社會學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對科學知識社會學(SSK)具有重大影響；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一些重要觀點都可以看到曼海姆理論的“影子”。本文目的在于通過述評二者主要理論觀點的相似性，探討從知識社會學到科學知識社會學發(fā)展的某種歷史繼承性。

在某一社會中，當只存在單一的“整體性”的觀念的時候，我們往往會意識不到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思考方法、觀點乃至思想；更為根本的是，我們還意識不到在所有的層次上我們是按照既定的方式進行思考的。“這個世界與人們所相信的東西之間有什么聯(lián)系?婦巴里·巴恩斯在回顧關于知識的社會學研究中以這樣的疑問句式來表達這一視角的重要性，并且指出，“而這個問題，至少從原理上講，是一種較為成熟的關于知識的社會學理論所必須回答的問題。”在這點上，曼海姆與后來的愛丁堡學派的是基本一致的，——知識社會學是“關于人們實際上是如何思考的問題。這些研究的目的不是調查思維過程如何出現在各種教科書之中，而是調查它作為集體行動的一種工具，實際上是如何在公眾生活和政治活動中發(fā)揮作用的。”

對卡爾·曼海姆知識社會學部分理論的解讀

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是對20世紀發(fā)生的人類思想的“困惑”的最直接的回應。“知識社會學的基本研究任務是，確定在思想史上逐漸出現，并且處于不斷變化過程之中的各種各樣的觀點。”這其中包含了兩層涵義：一、思維是集體的思維；二、知識是集體思維的結果。

“從意向角度來說，知識社會學的探討并不是單一個體及其思維過程開始，之后便以直接運用哲學家的方式繼續(xù)研究‘思想本身’所具有的種種抽象高度為目的。[2]此時，曼海姆向我們傳達了這樣的一個信息，人類的思想困惑是由于判定人們原有的、并是從來沒有意識到過的指導思想的各種思維方式相互沖突而暴露在人類的共同視野之下所產生的“恐慌”。我們認為曼海姆的考察是深刻的。聯(lián)系到西方社會的近代史，曼海姆看到了兩種不同的思想方式的“沖突”——“在這里，一方面是作為處于支配地位但已經命中注定要走向衰落的貴族的思維方式而存在的神話；另一方面則是正處于上升過程之中的和地位低下的城市手藝人階層所具有的帶有更多分析色彩的思想習慣。由于這兩種道德決定都至少存在兩種可供利用的標準，而且，由于每一種宇宙事件和社會事件都至少存在兩種說明，所以，他們對人類思想的價值持懷疑觀念就不足為奇了。

曼海姆業(yè)已指出應當從社會整體來對知識進行考察——這也是知識社會學到后來的科學知識社會學所共同堅持的。“因此，我們的目標是，首先，在思想領域中極其徹底地提煉和完善對意義的分析，從而能夠以對各種各樣思想風格之特征的越來越詳細的描述，代替那些部分的說來不具有明確特征的術語和概念；其次，極大地完善用于重建社會史的技術，從而使人們能夠——不是把那些分散的孤立事實，而是——把社會結構當作一個整體來覺察，也就是說，把不斷相互作用的社會力量組成的網絡當作一個整體來覺察，而各種各樣的觀察方式和思維方式，就是通過那些現在和在不同的時代呈自身的實在，從這種社會力量的相互作用網絡之中產生出來。”這就是說，既然社會是由各種情境所構成的，我們對各種的情境理解又是基于自身的利益、地位、思維方式等等而作出，我們不能為這許多的不同解讀劃定一個共有的標準，只能用對方的立場來理解對方，簡言之，我們看到的關于社會情境的說法都是相對的。——“另一方面，顯而易見的是，只有當人們把一種人類情境的參與者們所具有的關于這種情境的觀念，把他們如何在這種情境中體驗他們的緊張，以及把他們如何對這些如此設想的緊張作出反應也都考慮在內的時候，這種情境的特征者才是可以描述的。”對于這個問題曼海姆沒有進一步地深入下出；因為在這樣一個問題上我們可以十分“合理地”進一步提出以下問題：理解“人類情境的參與者關于這種情境的觀念”既然是一種有限的“理解”，那么關于科學的觀念的理解也理所當然是一種有限的理解，也就應當置于曼海姆所說的知識社會學的整體考察之下，但是他卻在這里出現了動搖，——曼海姆承認了科學在知識社會學分析中的“特殊地位”。如果說在關于科學在知識社會學中是否具有特殊地位的問題上曼海姆犯了一個令人窒息的自我矛盾的話，那么，將知識社會學的理論主張貫徹到底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們，他們挑戰(zhàn)科學的“神圣權威”的勇氣則是令人敬佩的。

曼海姆指出，意識形態(tài)這個概念在經歷了從原來的僅僅是表達一種觀念的術語轉變?yōu)楝F代意義上的具有“否定意義”的政治詞語之后，與之有關的“什么東西是真的?”的問題就是必須給予理解的。對立的階級在反對他們的對手時，經常指責其思想體系是“虛假的”。曼海姆指出，“如果人們不使一種觀點本身處于必須指責它是意識形態(tài)的挑戰(zhàn)作出回應的地位，這種觀點和解釋就不可能再指責其他所有觀點是意識形態(tài)。”既然所有的觀念就是各個既定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地位的反應，就不能指責其他社會集團對自己利益地位的訴求是“虛假的”，其實這恰恰表明了一種“真實”的東西，是一種用自己的社會集團的思想方式、信念進行的表達，“無論通過憑借某種一般原則而保證某個人擁有思想，還是通過著手把某種有限的觀點(這種觀點通常就是某個人自己的觀點)稱為超黨派的和富有權威性的觀點，都無法使思想具有絕對性。”我們可以在這里感受到曼海姆的分析與大衛(wèi)·布魯爾提出的強綱領中“反身性”原則十分明顯的相似性。

與歷來的飽受批評的科學知識社會學所顯露的相對主義不同，曼海姆主張的是一種與馬克思社會學相似的關系主義。因為他認為只有通過參照那些本身也是從歷史經驗中產生出來的知識“建構”，人們才能夠系統(tǒng)表述歷史上那些可以理解的知識。正如他明白的指出的那樣，“這意味著，人們并不是根據各種見解、陳述以及體系，所具有的表面價值而接受它們，而是根據表達它們的人所具有的生活情境來解釋它們的。所謂的關系主義就是某種特定的情境之中的各種意義成份是一種在既定的思想框架中的互補性的相關，這種意義上的共存關系并不導致相對主義“我們必須徹底認識到構成我們的世界的各種意義，都只不過是一種從歷史角度被決定的、使人得以在其中生存并且持續(xù)不斷地發(fā)展的結構，而決不是某種絕對正確的東西。”

對于任何對社會進行分析的理論來說，無論其原來的出發(fā)點是怎樣的，必然會走向一種價值性的評價。既然已經承認了對社會——歷史問題的理解必須置于總體性的情境之下，我們就必須將某種特定方面與其他方面進行參照；在這種參照過程中，對某些方面進行強調、選擇，才能夠達到對這種特定方面的理解。這樣的一種理解最終會“導致某種評價性程序”——也許是基于同樣的理由，“各種規(guī)范和價值觀念都是從歷史角度和社會角度被決定”。在曼海姆看來，尋求一種“實在”是所有的理論必須的，而他所引入的“意識形態(tài)”與“烏托邦”正是尋找在思想中發(fā)揮作用的那種“實在”的途徑與必須。緊接著，曼海姆就順理成張地在他的知識社會學理論中引入了關于“觀念”的評價標準，于是，在他看來所有在社會中的各個發(fā)生著對立的社會集團都在尋求“自己的實在”，這樣一來，“它(實在)對于其中的每一個群體和階級都呈現出不同的面貌，這是毫不奇怪的”。

對于科學知識，曼海姆并沒否認近代以來被建構起來的關于科學一些“標志”，他沒有對以實證主義為精神的科學進行直接的批評，而是指出“隱藏在實證主義之中”的科學觀念，本身就植根于某種明確的世界觀之中，并且是與一些既定的政治利益集團密切聯(lián)系。

SSK對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的繼承

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理論對后來的知識社會學的發(fā)展具有重大的影響：一，他對于知識社會學的提法類同于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反身性原則”，即在知識的社會學考察中，要以與知識社會學對其研究對象同樣的要求來要求自身；二，他表明了構成知識信念的是社會而非個人，主張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重心應該放在社會環(huán)境中而不是限于個人的思想，“嚴格說來，說個人能夠思考是不正確的”。馬爾凱(M·Mulkey)評價說，曼海姆的相對主義研究綱領接近于科學哲學的后庫恩研究，他能克制自己對自然科學知識普遍一致性的盲從。

科學知識社會學也被稱為建構的知識社會學。建構的知識社會學來源于愛丁堡學派的重要人物巴恩斯的主要理論觀點。巴恩斯則從解釋學維度積極建構其“利益模型”，認為傳統(tǒng)知識社會學將數學及自然科學知識拒之于門外是錯誤的，科學知識也應置于社會學研究之下，服從社會學因果分析，“對于社會學的研究而言，應當把所有制度化的關于自然信念的體系看做是同等。”巴恩斯進一步指出，科學知識的產生過程只能用一種方式來解釋：要么作為默禱的產物，這就是無私利性的個人被動面對實在的產物，如笛卡兒主義者所理解的，科學家頭腦應脫離科學家本人的情感、生活方式、信念之類的主觀因素去觀察世界；要么是在特定環(huán)境中為具有特殊技巧、特定利益的個人或群體所生產。巴恩斯主張后者，他認為科學理論的評價和接受與否也是在科學家個人偏愛及群體利益追求中得以進行的，科學知識本質上是在個人偏愛與群體利益相協(xié)商的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產品，是在特定群體利益，有時是在民族利益驅動下得以建構的社會產品。

在《科學知識與社會學理論》一書中巴恩斯著力說明了其關于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觀點。巴恩斯指出，自然信念具有多樣性，但是人們卻很少對其持有和使用的信念進行反思，或者反思的結果僅僅是這些信念是事物本來面目的再現，行動者將其看成為不需要任何解釋的“常識”，而將與其相異的信念當作是反常的；巴恩斯認為關于科學的信念也存在著這樣的問題，——“已確立的科學中的活動通常都是受某種關于世界的理論指導。現在，這個理論可能被看做是關于世界的一個圖景或一種描述；但它并不是從世界中產生的，而是強加給這個世界的。婦巴恩斯否定了存在關于自然的信念的是合理的或者是真理的可能性，“真實的’像‘好的’一樣是一種制度化的標簽，人們用這類標簽根據社會已確立的標準對信念或者行動進行篩選。”接下來，巴恩斯通過對信念、行動與決定論之間關系的分析展開其要求的對科學的社會學研究——科學變遷的因果解釋。

雖然科學知識社會學被稱為建構的知識社會學，但這并不意味著關于知識的社會建構觀點就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首創(chuàng)。其實，早在曼海姆那里就孕育了關于知識的社會建構觀點的端倪。曼海姆指出，“在這個時代的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方式及其結構之中，存在著某種與這個時代的人們建構真理觀念有關的線索——他們正是從這種與這個時代的人們建構過程出發(fā)，把某種觀念確立為關于一般的真理本性的觀念的。”我們認為，能夠體現知識社會學傳統(tǒng)的并非科學社會學而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不但堅持了知識社會學的基本主張，而且對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擴展到包括科學知識在內的所有知識，另外，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許多原則都直接來源于知識社會學，我們完全可以將其稱為知識社會學發(fā)展的第二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