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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環境問題趨于惡化,出現了以全球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破壞等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環境問題。因此,全球要面對以工業污染和生態環境破壞為主要特征的第一代環境問題和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第二代環境問題相互交織復雜的局面。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是治理環境問題的有效手段,早已經成為國際共識。不過,如何有效協調各國在全球性環境問題的關系以實現對全球性環境問題的有效控制和治理,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卻成為困擾國際社會的難題和人們關注的焦點。
本文以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環境成本內部化為中心,分析了國際貿易機制對一國環境及全球環境的不同影響,通過對行業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選擇模型分析了全球環境成本內部化存在差異的原因,并對環境成本內部化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以及存在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差異下的國際貿易存在的沖突進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在分析我國環境問題、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現實狀況以及全球環境成本內部化趨勢的基礎上,對于如何調整我國外貿政策以及相關國內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議。
本文得出結論,全球公共產品的性質是全球環境區別于一國環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資機制缺乏是全球性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是各國根據本國國情進行利己選擇的結果,行業差異以及環境外部性存在領域的差異是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水平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國際貿易;環境成本;內部化
序言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在發達國家發生了一系列環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1948年的多諾拉煙霧事件、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俁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經濟發展模式所帶來的惡果,對人類健康甚至生命構成直接威脅,引起社會各界對人與環境關系的反思。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國際社會掀起了一股環保浪潮,環境問題進入國際主流社會的視野。為有效控制、治理和預防環境問題,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采取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措施。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了以全球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破壞等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響的第二代環境問題,兩代環境問題相互交織,增加了環境問題的解決難度。全球環境問題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缺乏,環境壓力大。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長期保持快速增長,粗放式經濟增長造成了對環境的巨大破壞。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以解決環境問題,對于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實現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國之間的相互貿易使環境問題產生了一定差異。各國環境稟賦狀況及環境問題的差異,導致難以在全球范圍內統一推進環境成本內部化,全球范圍內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也不盡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國際貿易下環境成本內部化為中心,進行深入探討。
本文采取理論研究法、比較研究法等多種研究方法,同時,注重一國環境問題與全球環境問題的差異、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差異,注意吸收國際經濟學、新公共金融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
本文分為五個部分: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相關概念界定、國際貿易中的環境問題的演化、全球環境問題的治理和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國際實踐、國際貿易與環境成本內部化國際差異的相互影響、環境成本內部化趨勢下我國外貿及相關政策的調整。
第一章對環境、環境問題、環境成本等與環境成本內部化有關的重要概念進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節對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環境的經濟價值是環境問題產生的前提,本文從新制度經濟學角度對商品價值和環境價值進行剖析。環境問題的癥結在于環境的外部性,環境公共產品性質導致環境產權難以清晰界定,從而產生環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場機制不能準確反映環境稀缺程度,環境價值長期被嚴重低估而導致環境問題產生。第二節分別分析了國際貿易對一國環境與全球環境的影響,在國際貿易對一國環境總體影響不確定的情況下,國際貿易仍然可能導致全球環境問題趨于惡化。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產品性質是全球性環境問題與一國國內環境問題的根本區別,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資機制缺乏是全球性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產權難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體空位的情況下,各國在國際環境問題上的利己行為以及全球性環境問題歷史責任和現實責任難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環境問題解決的難度。環境成本內部化作為解決環境問題的有效途徑,已經達成共識,環境成本內部化理論總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提出了解決環境問題的三條思路。最后,本章分別對這三種解決思路及其國際實踐進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過一個模型分析了國際貿易下行業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選擇,發現出口行業和進口競爭行業的差異以及環境外部性是發生在生產領域還是消費領域對于一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水平具有重要影響,一國環境成本內部化通過國際貿易機制對他國產生影響。環境成本內部化對各國比較優勢、產業競爭力以及各國商品結構和國際貿易結構產生重要影響。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是各國根據國情進行選擇的結果,全球范圍內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不盡相同,這種差異容易導致各國在貿易領域產生沖突。面對環境成本內部化差異下的國際貿易沖突,對貿易政策和環境政策的關系、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環境問題的責任分配等方面進行有效的國際協調,具有重要意義。
第五章對環境成本內部化趨勢下我國外貿政策及相關國內政策調整問題進行了探討。在分析我國環境問題及環境成本內部化現狀的基礎上,在全球環境成本內部化成為趨勢的背景下,應積極發展以環境標準為支撐的綠色貿易戰略,并對相關國內政策進行調整,以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和諧發展。
“十三五”時期(2016~2020年)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和推進依法治國的關鍵時期,也是建設生態文明、促進環境質量改善的攻堅時期,環境保護國際合作迎來重大機遇。
回望“十二五”’環境保護國際合作取得積極進展,已融人環境保護工作的主戰線,在促進對外關系健康發展,積極應對全球與區域環境挑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資金和管理經驗,務環保中心工作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展望“十三五”,從國內形勢看,我國經濟進人新常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面臨的資源環境矛盾將更加突出,人民對良好生態環境質量的要求更加迫切。
從國際形勢看,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深度調整,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環境事務在全球政治體系中的重要性顯著增加,國際社會大力推動后2015可持續發展進程和目標的實現。中國國際地位大幅提升,在全球事務中擁有了更大的話語權,也將承擔更多責任,在應對氣候變化和全球環境治理中的作用凸顯。因此,面對這些新形勢和新要求,需要我們正確判斷國際環境與發展的形勢,統籌國際和國內,將環境保護的國際合作和國際環境公約履約有機地融人“十三五”環境保護規劃中,使之常態化、主流化、融合化。
1“十三五”環境保護國際合作形勢研判
“十三五”時期國際國內兩個大局都將發生深刻變化。世界經濟下行,我國經濟進人新常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生深刻調整p],我國外交戰略重點轉變為推動建立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都對我國環保工作和國際合作有著深刻的影響,綜合看來,發達國家實施再工業化以及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給我國產業升級、綠色轉型帶來挑戰和壓力;當前世界政治和經濟形勢依然復雜多變,我國周邊地區形勢持續處于快速變化過程中,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顯著突出,環境問題因承載了政治、經濟、外交等諸多因素,成為國際社會持續關注的焦點。2015議程后,全球環境問題依然嚴峻,全球環境治理也呈現出多重復雜的特征,并日益明顯。具體來看,文章對“十三五”期間我國環境保護國P示合作面臨的形勢進行了以下幾方面的研判。
1.1環境治理在全球治理的地位不斷提高
世界經濟論壇的《2015年全球議程展望》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污染”、“極端天氣頻發”、“水資源加速枯竭”w等環境議題已前所未有的成為全球對話的重要領域,環境問題日益嚴峻,成為今后全球、區域環境治理和保護面臨的挑戰。同時,與其他領域的全球治理相比,國際環境談判的廣泛性和參與度變得十分突出,如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京都議定書》、《巴塞爾公約》等14個重要的國際環境條約中,成員國超過10#的有13個,其中5個條約的成員國超過180個,表明參與環境公約及其談判的機構和領域越來越廣泛。同時,國際社會對環境可持續的重要性認知不斷上升。一是當前后2015議程討論中關注的環境議題更為全面,凸顯了環境可持續目標在后2015時代全球發展進程中的支柱性地位。二是后2015議程關注可持續發展各個方面的一體化,強調了環境可持續目標與經濟目標、社會目標的進一步融合。
1.2工業污染類環境問題的全球關注不斷上升
目前已簽署的區域性和全球性多邊環境公約與協定750個,其中涉及污染防治相關的公約大約占四分之一。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有關污染防治(包括生化武器和核武器)相關的多邊環境公約與協定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工業污染防治受到全球的關注度不斷上升。如全球環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GEF)對于工業領域的環境援助份額不斷增加: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控制領域的資金分配額度已從第一次增資期間的2%增長到現在的10%以上;盡管發達國家因經濟不景氣不再主動承擔環境責任,全球共同環境行動難以達成的背景下,2013年國際社會簽署了《關于汞的水俁公約》,更加體現出全球對工業污染防治的關注。
1.3非政府組織對全球環境治理的決策影響日益增強
隨著非組織(Non-Governmental Qiganizadms,NG0)的發展壯大,其間接或直接影響全球環境治理決策的作用逐漸得到增強。NG0不斷通過各類論壇、談判、協商會議等方式參與全球環境治理,通過實施社會監督、開展第三方評估等活動,推動全球治理進程。如參與氣候變化談判締約方大會的非政府組織數量逐年大幅度增加;在《關于持久性有機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審查方面,美國化學理事會、國際溴科學與環境論壇、大自然保護協會等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和評估信息為各類議題談判提供了重要參考等。
1.4公私合作成為未來全球環境治理的重要模式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發展,私營部門對全球環境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大,雖然有著先進的環境友好型技術、巨大的社會資本和高效的行動效率,但趨利性和環保的公益性導致私營部門缺乏自覺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的動力。政府部門在環境治理資金、技術和人才等資源不足日益明顯,需要得到其他主體的彌補。鑒于此,“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PPP)”為政府和私營部門提供了各取所需、實現共贏的重要途徑。雖然目前公私合作伙伴關系模式仍在探索階段,但國際社會對于這種模式的期待和熱情仍然高漲,并努力在合作理念上加強拓展,以消除官方主導、經濟利益吸引力不夠等限制因素。如2013年全球環境基金將“公私合作伙伴關系”作為未來開展全球環境治理融資和具體實施的重要方式,并專門為此開辟新資源以推動相關工作;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財長會議,決定利用“公私合作伙伴關系”的工作模式進行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
1.5資源競爭引發不同環境機制的協同合作
目前全球環境治理領域的眾多機制大多獨立運行,治理資金來源與實際需求差距較大,增加了不同領域環境機制的競爭。這種壓力使得國際社會不斷推動環境公約與協定之間的協同合作,并不斷融人相關文件中。如“里約+20”峰會提出加強環境公約與協定之間的協同合作,努力推動《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控制危險廢料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塞爾公約》、《關于在國際貿易中對某些危險化學品和農藥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約》間的協同機制。
1.6發展中國家對技術援助需求日益強烈,全球環境治理彩響力持續上升
近年來受金融危機和經濟持續低迷的影響,發達國家作為全球環境治理援助基金的主要捐資方,逐年縮減援助支出,但發展中國家對于申請援助參與環境國際合作的需求逐年上漲,在資金申請愈發困難的情況下,技術援助申請成為發達國家援助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的重要方式。環境友好型技術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環境和經濟的雙重效益,一方面避免單純的資金援助對發展中國家環境改善不理想的局面,另一方面也迎合了國際環境合作重點正逐漸向提升環境改善能力的新趨勢。
此外,在目前全球環境治理中,發達國家借助其資金、技術和智力方面的強大優勢,在南北環境關系中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但隨著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及其對環境議題的國際影響日益上升,發展中國家的意見和訴求在國際環境談判中不斷得到重視,全球環境治理中的發言權和影響力也在不斷增強。如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談判,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國統一發聲,x^m判進程起到了重大影響,“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被寫人“里約+20”會議成果文件《我們憧憬的未來》中。
1.7全球環境治理機制改革迫在眉睫
現有的全球環境治理機制分散、機構重疊,造成環境治理體系碎片化、多中心和效率低下。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報告,截至2012年,在已經確認的32(Kh全球環境治理目標中,有一半目標未獲進展甚至惡化。當前,全球經濟整體低迷,傳統發展模式與有限資源的矛盾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最大瓶頸,綠色可持續發展模式成為堅冰、重振世界經濟的最大動力,這要求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環境治理體制必須進行改革’以承擔更大的責任。在全球環境持續惡化的上行壓力背景下,2012年《我們憧憬的未來》成果文件明確提出“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將在未來全球環境治理中發揮重要的協調作用,提出改革機構的具體建議,從法律地位、能力建設、業務界定等方面對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領導全球環境治理進行鋪墊”。2014年聯合國環境大會首次會議召開,不僅拉開了聯合國全球環境治理改革的大序幕,而且改革的速度和力度不斷加大。
因此,當前國際國內新形勢下,環保國際合作工作面臨著三個戰略性的調整和轉變,一是合作原則,由側重強調“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向重視“共同的責任和義務”的方向轉變;二是合作動力,由過去被動應對環境問題帶來的國際壓力,向積極參與制定國際環境規則和治理體系方向轉變;三是合作方式,由強調爭取環境與發展援助向提倡“相互幫助、協力推進”轉變,同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環保合作開啟“共同出資”新模式,結合南南合作逐步開展對外援助。
2“十三五”環保國際合作主要機遇
2012年“里約+20”峰會后,發展綠色經濟成為開展全球環境治理,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新動力。2014年,聯合國首屆環境大會標志著全球環境治理邁出了改革堅實的步伐;后2015可持續發展將全面得到深化,多邊和雙邊外交活動頻繁涉及2015年底召開的巴黎氣候談判,環境事務在全球政治體系中的重要性顯著增加,全球環境治理面臨重要的機遇和挑戰。
2.1環境保護面臨創新轉型
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人新常態,發展方式面臨根本性轉變的同時,環境保護也將創新轉型并開啟新常態?!笆濉杯h境保護工作以全面改善環境質量為核心的,亟需在解決資源環境約束、謀劃環保思路、拓展工作領域、理順體制機制、加強環境法治、滿足公眾需求等方面學習發達國家的成功制度和管理經驗。
2.2國內開展大規模環境治理行動
國內陸續展開規模空前的大氣、水、土壤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行動,亟需借鑒引進國外先進管理經驗和技術,借鑒有效治理模式,推進大氣、水、土壤、化學品、重金屬等污染治理,實現環境質量全面改善。
2.3“一帶一路”建設全面展開
“一帶一路”建設將開創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新格局,中國將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融入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生態環境保護是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必要支撐和保障。作為戰略規劃中的重點合作領域之一,生態環保國際合作將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譜寫新的篇章。
2.4可雛錄議程與生態環保日M為國際挪聯合國大力推動2015年后國際發展議程,綠色低碳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依然成為世界潮流和B寸代主流,中國在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中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3“十三五”環保國際合作主要挑戰
3.1環境保護國際責任顯著增強
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深度調整,全球環境治理體系發生重大變革,環境事務在國際政治外交中的重要性凸顯;全球環境形勢嚴峻,在資源環境約束的瓶頸作用下,環境問題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顯著提升,在國際事務中擁有了更大的話語權,也將承擔更多責任,在全球環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
3.2周邊環境問題加劇政治風險。
東亞、東南亞等我國周邊地區政治經濟外交博弈日益激烈;周邊地區形勢復雜多變,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突出,生態環境安全局勢亟待穩定;跨國界環境污染、環境糾紛時有發生,跨界生態環保問題成為與周邊國家政治博弈的重要議題。
3.3國內總體環境形勢嚴峻
環境質量成為“十三五”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瓶頸,資源約束趨緊,生態環境惡化趨勢尚未得到根本扭轉,重點地區污染排放已經達到或接近環境承載能力上限,新老環境問題交叉呈現,環境治理和修復難度加大,環境形勢空前嚴峻,環保工作進人攻堅時期。
3.4生態環境風險制約走出去進程
隨著我國產業和投資走出去帶動經濟從輸人型向輸出型轉變,生態環境問題成為主要風險領域之一。境外投資和企業遭遇環境污染問題的事件時有發生,引發國際社會髙度關注;“一帶一路”建設面臨著資源環境約束和生態環境風險;國際核安全體系的變化及核電走出去進程對核安全國際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3.5環保國際合作基礎能力與綜合保障不足
國際經濟政治格局改變后,我國接受發達國家及國際組織的環保援助資金大幅減少,而在維護區域生態安全、核安全、促進綠色貿易與投資等方面的責任和壓力不斷增大。國際環境公約呈現總體任務繁重、壓力持續增大、公約協同日顯、履約條件多變、資源約束趨緊、目標任務硬化等新特征。環保國際合作總體能力嚴重不足,缺乏必要的人才儲備和資金保障。
4中國加強環境保護國際合作的對策與建議
綜合考慮“十三五”期間我國面臨的國內與國際新形勢,可以看到,“十三五”是我國推動綠色轉型、改善環境質量的“機會之窗”,也是我們全面融人國際環境與發展進程,參與國際環境治理體系構建的機會之窗。X#我們進一步融入國際環境與發展進程,解決好全球、區域環境問題,促進我國國內環境問題的解決,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為適應全球化、國際化的要求,環境保護國際合作事關國家利益、國家形象和國家環境安全,已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必須給予高度重視;已經到了強化頂層設計,強化謀篇布局,主動積極構建合作“大戰略”的時機。文章認為,“十三五”時期我國環境保護工作應重點關注以下4個方面。
4.1圍繞中心,服務大局
立足國家總體安全和發展戰略需要,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以環保為紐帶務實推動與大國、周邊國家及發展中國家合作,維護國家權益,服務國家經濟社會穩定持續發展。
4.2突出重點,強化支撐
服務國內環境質量改善和共建綠色“一帶一路”等重點工作,充分借鑒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和體制機制建設有益經驗支撐國內環境保護。打造“一帶一路”建設服務支撐平臺,加強環保交流合作,保障戰略環境安全。
4.3主動轉型,拓展提升
準確把握“十三五”環境保護的歷史定位,主動適應國際國內形勢深刻變化,配合中國國際角色轉變,推動環保國際合作工作主動轉型,拓展合作領域,提升合作水平,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實施對外環保援助計劃,構建環保國際合作大戰略。
4.2順勢而為,探索創新
主動適應新常態,迎接新挑戰,抓住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環保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和“一帶一路”建設等有利時機,堅持主動作為,探索環保國際合作新模式,開創環保國際合作新局面。
世界環境日時間
世界環境日為每年的6月5日
世界環境日基本介紹
它的確立反映了世界各國人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和態度,表達了人類對美好環境的向往和追求。它是聯合國促進全球環境意識、提高政府對環境問題的注意并采取行動的主要媒介之一。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每年6月5日選擇一個成員國舉行“世界環境日”紀念活動,發表《環境現狀的年度報告書》及表彰“全球500佳”,并根據當年的世界主要環境問題及環境熱點,有針對性地制定“世界環境日”主題。
1972年6月5日聯合國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會議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并提出將每年的6月5日定為“世界環境日”。同年10月,第27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接受了該建議。世界環境日(World Environment Day),是聯合國促進全球環境意識、提高政府對環境問題的注意并采取行動的主要媒介之一。
聯合國系統和各國政府,每年都在6月5日的這一天開展各項活動來宣傳與強調保護和改善人類環境的重要性。
論文摘要:基于全球環境變化與人類健康的相互關系,分析了全球環境變化對人類健康的影響機制,提出全球環境變化下人類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對策。
任何發展都是有一定環境背景和起點的。當今人類的發展是在全球環境變化背景下的可持續發展,極具復雜性和特殊性。由環境變化引發的生態問題、問題、問題、軍事問題以至國家安全問題,正從各個層面沖擊著“人類健康發展”的內涵和外延。在此背景下,如何定義“人類健康可持續發展”,標準是什么,如何實現。對此,本文進行了系統的探討。
1全球環境變化與人類健康
1. 1對全球環境變化的再認識
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樣一種現實:今天的環境問題決不僅僅是一個關系到人類生活環境的優美和健康問題,同時還是一個關系到整個人類的命運、乃至整個地球的命運的問題;不僅是地區性的、局部性的和暫時性的問題,還是整個世界的問題。因為,由全球環境變化帶來的環境、資源、生態方面的負影響除了嚴重影響人類健康外甚至已進一步影響到一個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進步;同時,未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國際行動也勢必將對目前世界政治格局產生影響。然而,目前人們似乎只將注意力集中在氣候變暖和環境污染層面上,僅僅從環境規劃、開發、保護和的角度和從科學技術等硬件方面尋求解決全球環境危機的對策,卻忽視了從人類學研究角度發掘由其帶來的一些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如:各類化學品—特別是難降解的有機污染物的積累和持續影響;氣候易變和變化、常見的公眾健康問題、新的社會問題,如疾病、流行病肆虐、失業、貧困、社會組織接替、崩潰、沖突、異化等;自然資源繼續退化、環境性反映的不足和可再生資源的緊張所導致的糧食不安全和沖突的局勢;全球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的變化和氣候變化、臭氧層耗竭及酸化作用等。這些問題之間的復雜的相互作用為地方、區域和全球社會帶來了更嚴重的發展危機??梢钥闯觯谌颦h境變化背景下,所有區域范圍內環境和政治越來越密不可分,生態、社會和政治安全問題一起交織著提前到來〔‘〕,在不斷加重環境危機破壞的深度和廣度的同時,深刻地影響著世界格局及國際關系變化,并在更深更廣層面上影響著全人類的健康持續發展。
不同的階段人們對“健康”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以往人們普遍認為“健康”就是沒有疾病,而“疾病”就是生理機能失調川,這只是傳統的最簡單的生物模式。自化和城市化革命以來,人們逐漸意識到社會、與精神因素對健康的影響。20世紀隨著可持續發展觀念的普遍接受和全球性環境問題的日益加劇,這種規律在現代社會中表現得更為典型?!敖】怠敝饾u由簡單的生物模式轉為生物、心理、社會、綜合模式的多維健康觀。在意義上包含了體健、心安和適應社會三個方面}z7。世界衛生組織于1946年將“健康”的定義重新修訂為“不僅是沒有疾病和衰弱狀態,而且是一種在身體上、精神和社會上的完好狀態”。全球環境變化背景下,“人類健康可持續發展”概念應是一種全方位的和多層面的社會狀態,強調的是系統原則和完整人健康觀念,特別是健康的生理、心理和社會起源。這點恰與《布氏報告》中定義的“可持續發展最高宗旨為全人類的健康、持續、全面發展’,[s〕具有高度一致性。這要求對“健康”的理解必須放在一個寬廣的文化背景下考察,既要從動態發展和歷史變遷角度看,更要從宏觀社會結構和制度安排角度思考。簡言之,新的人類健康標準的提出既標志著個人健康議題轉變為社會健康議題的過程,同時也標志著社會健康化時代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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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全球變化與人類健康發展關系框架
雖然全球環境變化對人類自身健康和人類生存發展存在重大影響,但兩者之間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人類系統又是怎樣作用的,目前仍沒有確切的答案。但從大量的事實和研究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種關系:一方面由全球環境變化引起的自然和生活環境變化對人類健康造成的影響;另一方面由環境變化牽動的社會效應引起的各式社會問題對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影響,這兩大方面共同決定著全人類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如圖所示:
2全球環境變化對人類健康發展的影響
如上圖所示,全球環境變化正從個人健康化和社會健康化兩大方面影響著全人類健康可持續發展。
2. 1全球環境變化對個人健康化的影響
全球變暖及其與人類活動相互作用以及對人體健康影響已成為目前國際上研究的一個熱點。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對人體健康的影響??茖W預言,人類體質退化將成為人類健康可持續發展的致命因素。預測世界在未來的100年內氣溫將逐漸升高。長期暴露在高溫,熱浪中的弱勢群體(老人、小孩、窮人)將面臨更高的危險;因CO:增加最終導致的太陽紫外線輻射量的加大,將致使皮膚癌、白內障和免疫系統疾病的發病率急升;各種污染及瘧疾、登革熱、血吸蟲病、鼠疫、霍亂、腦炎等一系列的傳染病提供致病環境同時間接加大了對人體健康的損害。研究發現婦女、兒童和受到現代文明影響的土著人以及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受環境影響最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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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全球變化對健康化的影響
如果說個人健康化是全人類健康持續發展的基礎,那么社會健康化就是保障。健康社會的精髓就是社會的質量。這里提到“社會健康化”概念主要體現在政策反映本身。包括:社會政策與社會福利制度,衛生政策和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歐美的衛生實踐表明,社會化程度越高,服務超越衛生領域向整個社會生活滲透擴張的趨勢就越明顯、強烈困。我國正處于社會的轉型期,健康化的基礎設施建設還處于初級階段,尚不完善。包括宏觀層面上社會生活和制度安排、醫療社會化和的發展、全民保險成為普遍的政策選擇、新型衛生政策框架的形成等。雖然作為影響人類健康的重要因素已被傳統的所認識,但卻沒有將環境考察與社會基礎設施建設和決策很好結合起來。眾多的事實已經證明,如果全球收益不能有效地與環境保護和找會發展方面的相伴隨,國家政府不更加重視個人和全球的健康幸福,那么社會各部分的服務將很難實現更加公平、健康及持續發展。考慮到關于健康決定因素的不同估計,對健康福利環境(包括和水)以及社會服務(包含)的投資就顯得至關重要。
3。全球環境變化下人類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面對全球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人類必須實現多層次的連續性飛躍:個人層面上,由關注個人生活質量的提高轉為更加關注社會環境、社會結構與社會關系質量;社會層面上,由關注經濟發展轉為關注整個社會系統(包括國家、市場、社區、民間社會、家庭生活和個人)的結構質量;國家層面上,由關注主權國家發展質量狀況轉為關注全球性社會的健康發展。只有這三個層面的協調發展才能促進全人類的健康可持續發展。認識只是第一步,決策行動才是關鍵。
3. 1加強全球環境變化研究,為人類健康可持續發展提供決策依據
((GEO— 2000》表明,我們對有關當前環境狀況的信息仍充滿了弱點,還缺乏用以評價一個地區的發展如何影響其他地區以及一個地區的理想和期望是否與全球民眾的可持續發展相符合的有效手段C}7。另一個嚴重疏忽是沒有努力發現新的環境政策和花費是否達到預期效果。這些知識上的缺陷無疑起到一種障礙物的作用,掩蓋了通往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诖宋覀儽仨毻ㄟ^自身的努力和積極的國際合作加強全球環境變化研究,掌握全球環境變化、海平面上升、污染擴散等的規律,及由各因子引發的健康效應,利用現有的觀測網絡和現代科學技術進行長期的定位觀測和研究,逐步建立完整的檢測和預測系統,為人類健康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依據和行為。否則羲們的發展只是“暫時的帶有較大的盲目性和風險性”Ca].
3. 2加強各學科之間的合作,為各項改革提供科學依據
環境變化是一個較多因素相互影響的復雜系統。雖然環境作為影響人類健康的重要因素早已被認識,但缺乏現代科學理論和分析方法的驗證。這就要求我們,首先要改革現有的、僵化的地球科學專業體制,將學科體系從學科中心推向學科邊緣,與現代環境學、社會科學、醫學、科學交叉滲透和有效合作[9];其次,建立專門的環境與健康研究機構和權威性的國家級環境與健康實驗室,組織環境保護學、醫學、化學、生態學和流行病學等多學科聯合、積極公關,發展控制和疾病的公共衛生措施,同時促進醫療、制產業的調整和創新;此外,改變環境的理解方法和管理環境方法,將環境問題納人主流思想,使其與有關農業、貿易、投資、研究開發、基礎設施和的決策更好結合起來。顯然,包含廣泛社會因素的環境政策將會比單純地解決部門問題產生更長久影響。
3. 3提高公共參與的力度,減緩全球變化的進程和強度
全球環境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人地關系長期失調的結果,是人類活動的產物(human一caused)['0]。人是主動者,全球環境變化也必須靠人類自身的努力才能得到解決。這要求我們必須從全球的角度來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從“源”上減緩和降低全球變化的進程和強度,包括所有有關的個人、非政府組織、界、地區和國家政府以及國際組織之間的合作行動。據((GEO— 2000))的政策分析證實,公眾參與是改善環境管理的一個關鍵因素。但這里需要注意兩點的是,一是無論國別、種族,環境關系著所有人的切身利益。二是正確對待公眾參與,各國政府和人民必須明白,公眾參與環保不是施舍而是賦予的權利,我們有義務去回應和保障。沒有利益有關方特別是貧困和喪失社會權利的群體的廣泛參與,所實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持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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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深化人地關系的認識,適應變化,保持健康
全球環境變化對人類健康影響的研究將深化我們對人地關系的認識,促使人們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思考人與自然的互動關系,為可持續發展提供又一個評價體系和行動方案。同時,由于變化引起人們心態的變化,健康心理的促進與維護是必須注重的一個心理內容。心理健康者總是超越個人的自我封閉的怪圈去開發人體中處于休眠狀態的巨大潛能,豐富人類對生命意義的體驗,深化對生存價值的任何取向,并在克服全球性生態危機中形成非凡的智慧和強大的精神支柱及良好的社會心理氛圍,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這點是創建當代人類社會可持續進步的重要精神支柱。也只有這樣才有利于締造全新的人地關系,建立可持續發展的人類文明。
論文關鍵詞:國際合作原則;國際環境合作;途徑;主權
一、國際合作原則的依據及有關規定
國際合作原則的依據是《聯合國》、《人類環境宣言》和《里約宣言》。
《聯合國》的序言宣布各成員國為促成社會進步和改善民生,要“力行寬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第一條死三款規定聯合國的宗旨為“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屬于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
《人類環境宣言》第7條規定:“種類越來越多的環境問題,因為它們在范圍上是地區性或全球性的,或者因為它們影響共同的國際領域,將要求國與國之間廣泛合作和國際組織采取行動以謀求共同的利益?!贝藯l款尤其強調為實現環境目的,需要共同的努力,即“為籌措資金以支援發展中國家完成它們這方面的責任所需要進行的國際合作”。第22、24、25條都有關于這一原則的規定。
《里約宣言》中,有9項原則規定了加強磋商、合作的內容。其中有的是重申《人類環境宣言》的有關內容,是它的具體化。如原則24,關于戰爭破壞問題,規定各國“應遵守國際法關于在武裝沖突期間保護環境的規定,并按必要情況合作”最后一項原則明確規定:“各國和人民應誠意地本著伙伴精神合作”,將這一基本原則概括升華到一個新的水平。
二、國際合作原則的必然性
首先,國際環境問題的特點決定了各國必須合作,國際環境問題的特點包括全方位,全因子,整體問題與局部問題交叉和互相促進,既有當前癥狀又有滯后效應等。環境問題的這些特點決定了它的解決不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所能單獨勝任的。
其次,國際社會由于在政治、經濟、科學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的不同國家所組成這一基本事實決定了各國必須合作。這些差異導致了各國之間存在很多利益沖突,尤其是經濟和正式利益的沖突,這就反感了各國在國際環境保護領域中的協調行動。各國唯有加強國際合作才能克服這些利益上的沖突,共同致力于國際環境的保護。
最后,國際環境立法和國際環境法的實施要求各國進行合作。國際合作是國際環境立法和國際環境法的實施的必要條件。唯有通過國際合作,各國才能克服利益沖突,制定表現為各國之間的協調意志的國際環境法規則。所有國際環境法律文件的形成過程都是國際合作或經過斗爭達到合作的過程。在合作的前提下,各國才能克服利益沖突和政治、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差異,有效的實施國際環境法。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小。在這一背景下,國際關系呈現兩種趨勢。一方面,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及越來越多的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增強,加之危機意識的增強、安全概念的擴展,使國家間的利益沖突、權利分配問題敏感而又復雜,體現出一種無法形成“合力”的“離心”傾向,各國均有意強化政府職能,捍衛主權獨立;另一方面,全球化導致國家間的聯系日益增多,而由此引發的公共問題——無論是金融危機、跨國犯罪、瘟疫流行、環境問題,都使國界形同虛設。這些問題單憑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的努力是不能解決的,無論他們有多么強的實力。為了生存,國家之間需要聯合起來,共同應對這些問題,他們由此產生一種“合力”。
三、國際合作原則的實施現狀
(一)在環境問題上采取自掃門前雪的態度許多國家和地區不關心其他區域或其他國家的環境整治只關心自己領域范圍內的環境保護。由于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經濟實力較強的國家和地區有可能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環境治理上來,這樣就導致了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環境問題日益緩和的同時,另一些國家和地區環境問題日益尖銳。這樣全球和地區性的環境問題與矛盾也就往往通過發達和不發達區域顯示出來。
(二)南北雙方在承擔環境保護責任方面存在重大分歧發達國家在幾百年的發展中排放了大量污染物,最終釀成了當今世界的重大環境問題,如臭氧層破壞、溫室效應、酸雨等全球環境問題,都是長期積累形成的,發達國家利用地球資源的人均數量高出發展中國家幾十倍。而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的雙重挑戰,發達國家理應為發展中國家解決環境問題提供資金和技術。然而,多數發達國家非但沒有積極履行自己的義務,反而回避和推卸責任,甚至利用環境保護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這就形成了南北之間在環境保護問題上的主要分歧。
(三)南北雙方環境權益的斗爭異常尖銳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一直是控制與被控制、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是一種不公正、不平等和不合理的關系。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在國際生產體系分工、國際金融貿易等方面的斗爭,特別是關于環境權益的斗爭非常激烈。發達國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片面強調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將環境與發展割裂開來;利用環境保護干涉別國內政,要求各自放棄一些主權,尤其是在國家對本國自然資源的主權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在國際環境合作上缺乏誠意。發達國家在上述問題上采取的立場觀點是與發展中國家對立的,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對此,發展中國家從促進發展、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以及有效解決全球環境問題出發,在一系列原則性問題上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立場。
四、推進國際合作原則實施的途徑
(一)推動全球環境法制化環境問題對國際關系和國際安全的影響正在逐步加深,環境問題將會引起越來越多的國際沖突。面對環境安全對國際政治的深刻影響,國際社會已認識到環境問題不能停留在各種論壇上的一般性討論,必須尋求制定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公約,確保各國加強合作,采取切實有效的行動。國際立法是一種強制性手段,無論哪一國家加入國際環境保護公約,他就在法律上承擔了相關的義務與責任;否則,就要在政治上外交上蒙受國際社會的壓力,或在國際貿易上處于不利地位。近年來,新的全球性、區域性和雙邊環境保護條約不斷出臺,領域不斷擴大。國際環境法的迅速發展增強了國際環境保護措施的有效性和強制性,同時也對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產生深刻影響。
(二)開展環境問題上的南北對話和東西協商我們共享同一個地球,任何一個局部地區的環境惡化都會對全球環境產生重大影響。因而,不發達國家在改善環境時遭遇到資金、技術、設備、人才等方面的障礙時,發達國家基于歷史和未來的考慮,應給予大力幫助。比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由于環境治理基點的不同,在發展中國家環境投資的邊際成本明顯高于發達國家??梢?從全球來看,環境保護和投資的重點應放在生態環境脆弱的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應支持發展中國家改善環境的各種努力。盡管在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始終存在爭議,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一環境保護領域特有原則的最終確立,使國際環境合作具有了更加靈活的實現方式。這一原則號召各國積極應對環境危機,克服環境合作中的分歧與困難以達成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