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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范文第1篇

【關鍵詞】語言學習；文化導入；跨文化交際

我國英語教學注重語言知識傳授，強調學生聽、說、讀、寫的基本技能，而對英語國家文化的傳授重視不夠，所以學習者僅憑掌握單詞形態(tài)、語義和句法有時不能完全理解和正確使用英語，即使學習多年，與外國人溝通仍存障礙，語用錯誤不斷，這直接影響了語言學習的效果。教育部2004年1月頒布的《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試行）》，對教學性質和目標提出明確要求：大學英語是以英語語言知識與應用技能、學習策略和跨文化交際為主要內容，課程設置要將綜合英語、語言技能、語言應用、語言文化和專業(yè)英語等有機結合。這表明大學英語課程不僅是一門語言基礎知識課程，也是幫助學生拓寬知識、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質教育課程。因此，設計課程時應充分考慮對學生文化素質培養(yǎng)和相關知識的傳授。

一、語言與文化之間關系

文化性是語言的基本屬性之一。文化是人類從事物質活動的產物，也是人類精神活動的結果，文化從一開始就與語言密不可分。語言是由人創(chuàng)造，使用，發(fā)展和完善，它的產生又使人有了文化、語言的這種功能，確定了其文化屬性。20世紀20年代美國語言學家Sapir指出語言有一個環(huán)境，它不能脫離文化而存在，不能脫離社會繼承下來的傳統(tǒng)和信念。所以研究語言離不開研究社會文化。

語言系統(tǒng)本身體現(xiàn)文化。語言是由語音，詞匯，語法，語義構成的音義結合符號系統(tǒng)。語義是核心，它通過語法和詞匯以語音的形式展現(xiàn)。語言符號本身雖不具意義，但它與意義之間是任意的、約定俗成的關系，這種關系一旦建立，就被使用這一語言的民族接受，用來記錄、傳播該民族的文化。人們可以從英漢語言的大量諺語中發(fā)現(xiàn)民族文化的獨特淵源、文化傳統(tǒng)、價值觀念、風俗習慣、、思維方式等。語言是客觀世界的反映，語言信息的發(fā)送、傳遞、接收都以文化為背景，因此人的溝通是文化的溝通，人們的交際是文化的交際。

文化是人們十分熟悉而內涵又非常豐富的一個科學概念，也是一個爭議頗多的概念。它作為學術用語始見于Tylor1865年所寫的《文明的早期歷史與發(fā)展之研究》，到現(xiàn)在有關文化的定義已達300余種。研究它時有的人側重文化集體性，從共享的一面研究不同文化的構成，而認知心理學側重個人的文化心理研究。Kleinjans將文化概括為三個層面：認知、行為和情感，它是一個群體共享的思想、信仰、情感和行為的方式。總之，文化對語言影響深遠，下面將具體從詞匯、言語、修辭三方面對比中西語言與文化的差異。

二、中西語言與文化差異

（一）詞匯與文化

詞語、詞組、習語、諺語等是每個民族語言、社會、文化發(fā)展的結果，體現(xiàn)了該語言群體的文化環(huán)境、價值觀念和生活習慣。生活在北極地區(qū)的愛斯基摩人整天與雪為伍，在他們的語言中竟有20多個詞語描述不同的“雪”。同樣美語中有大量的詞指代“汽車”，反映了“生活在輪子上的”國家的民族特點。漢語中“梅、松、荷、竹”等詞語除了簡單的字面以外，都含有豐富的文化涵義，沒有相應的漢民族文化知識，很難理解它們的聯(lián)想意義是用于稱頌人高尚的品格。因此在學習詞語時不僅要掌握字面意義，更要了解內涵意義，包括詞義的褒貶。如，asmallman并不等于“小人”，因為前者沒有色彩，只是從形體上說個頭矮，而后者有色彩，它的意義完全不在形體上，而是在品格上，相當于abaseormanperson，在古代還有apersonoflowposition之意。

VOA節(jié)目中有“WordsandTheirStories”，講述了英詞語的由來，如Alexander，取自希臘神話，男子的保護神，Diana月亮與狩獵女神。中國的成語也有源于歷史和傳說中的人或事，如削足適履、鑿壁偷光、黔驢技窮等，這些詞語的背后折射出豐富的文化內涵。此外，外族人理解諺語和俚語時出錯最多，如Don’tbeagoose.不要當一只笨鵝。“鵝”在漢語文化中象征“珍貴、純潔和美麗”，而在西方文化中卻是“蠢、笨”的象征。所以，詞匯的文化含義蘊涵豐富，使用同一語言的人們對詞匯所包含的文化內涵已達成默契，而對外語學習者，詞匯的文化意義是難點，不能孤立地學，而要在文化語境中學。

（二）文化與言語

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對特定人說出特定的話，這就是語用中的“得體”，如何做到得體，是語用學的研究目標。人們在日常交際中，常出現(xiàn)語用語言失誤（pragmaliguisticfailure）和社交語用失誤（sociopragmaticfailure），前者指將本族語對某一詞語或結構的語用意義套用在外語上造成的語用失誤，而后者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造成的語用錯誤，涉及到哪些話該講，哪些不該講。英國人見面打招呼常用“l(fā)ovelyweather,isn’tit?”或“hello/goodmoring”等等，中國人見面寒喧語是“吃飯了嗎？”“你要到哪去？”“最近在忙什么？”等等，問者并非真的要探究這些問題，如果將它們直譯為：Whereareyougoing?Haveyoueatenyourmeal?Whatareyoubusywith?不僅不符合英美人的習慣，反而會傷害對方的感情。

西方文化除了允許人們隨便談天氣，還可以談論工作，業(yè)余愛好，新聞事件等，但有些話題則受限較多，如談論個人年齡、收入、政治態(tài)度、、婚姻等。這方面，不同文化確實存在差異，如英語國家的人較自由、公開地談論女性的身孕，懷孕的女性本人也可以向異性直言，而在中國就不太適合，尤其是向異性談論。我們與英美人交流時，要盡量避免語用的失誤，對于我們在語言、語法上出現(xiàn)的錯誤外國人是寬宏大量的，但由于不同文化中的思維方式和社會心態(tài)的差異，造成忌諱有時難以原諒。所以學習語言時要注重文化知識的積累，進行交際時，要知道什么是符合語言形式規(guī)則的，更要知道什么是符合文化約定的，是文化所認可和接受的。

（三）文化與修辭

修辭是人類長期從事生產生活過程中對語言的提煉，使其表達準確、鮮明而生動有力。中西文化的差異，決定了人思維方式的不同，這也表現(xiàn)在修辭上：英語從構詞、構語、構句到語篇的聯(lián)結側重“形合”；而漢語相反，疏于結構，重在達意，即“意合”。Hinkel將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學生的英語文章與美國學生的的文章進行對比分析，發(fā)現(xiàn)不同文化背景學生文章，在修辭風格上存在很多差異：美國學生講求擺事實，提供數(shù)據(jù)，描述明確，主張正論與反論結合，客觀性強，而亞洲學生憑主觀決定文章的客觀性，不是由讀者判斷，修辭中使用很多典故、諺語和警句增強文章的權威性。Kaplan曾認為英語語篇的組織結構有直線特點，段落通常用主題句直接點明中心，后邊各句將其展開，而包括漢語在內的東方語言的語篇行文往往是螺旋形的，對主題是“拐彎抹角”地從不同方面迂回闡釋。Kaplan認為修辭的邏輯產生于特定的文化思維，隨語言文化以及文化階段性不同而不同，具有語言與文化的特殊性。盡管后人對Kaplan的直線式、螺旋式的論點爭議很大，但還是反映出英漢修辭的差異。不同文化造成的人的思維差異影響到詞語的選擇，句子的結構，謀篇布局，語篇的銜接，修辭風格。

語言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文化存在于語言中。要真正掌握一個民族的語言就必須了解它的文化。在交流時，語言中的文化因素與頭腦中的文化意識都會自然流露，影響交流所使用的語言。語言體現(xiàn)文化，是文化傳播、交流、發(fā)展和延續(xù)的載體。因此學習外語時，要了解文化，這有助于對外語的正確理解和使用，提高跨文化交際的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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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inkel，E.ObjectivityandCredibilityinL1andL2AcademicWriting[M].InE.Hinkel,1999.

語言學范文第2篇

1. 軍事 / 語言學與軍事語言 / 學 “某某語言學”在語言研究中有漸增之勢，“軍事語言學”不知不覺加入了語言學之林，標志著軍事語言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但是，“某某 / 語言學”不等同于“某某語言 / 學”。“軍事語言學”到底是屬于前者還是后者，研究軍事語言的的人似乎都沒有細加區(qū)別。屬于“某某 / 語言學”的固然不少，如“歷時語言學”是以比較的方法研究語言的歷史發(fā)展，應理解為“歷時 / 語言學”；又如“心理語言學”是心理學和語言學的交叉學科，應理解為“心理 / 語言學”（前期也有叫“語言心理學”的）。但是，屬于“某某語言 / 學”的也不乏其例，如“生活語言學”和“漢語語言學”，因為前者是研究“生活語言”，后者是研究“漢語言”。“軍事語言學”既不是以軍事的方法研究軍事語言，也不是軍事學和語言學的交叉學科，而是把“軍事語言”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顯然應理解為“軍事語言 / 學”。有人既認為“軍事語言學是社會語言學與軍事學結合的產物”，又認為軍事語言學“不是從軍事學的角度去研究軍事社群的語言”。我們認為，后一論斷是正確的，前一論斷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把“軍事語言學”理解為“軍事 / 語言學”了。

至于“軍事語言學”中的“學”，那才是“語言學”的意思，也就是說，這里的“學”是“語言學”之略，“軍事語言學”就是“軍事語言語言學”（“生活語言學”、“漢語言學”當然也就是“生活語言語言學”、“漢語言語言學”）。能否把其中的“軍事”理解為“軍事語言”之略呢？不能。因為向心結構在語義上是以核心（“語言”）為體，體若不存，“毛”將焉附？

2. 軍事語言和兩個相關概念 要弄清什麼是“軍事語言”，先得弄清“言語共同體”（speech/ language/ linguistic community）、“語言變體”（language variant/ variety）兩個概念。從語言交際人的角度研究語言，可以發(fā)現(xiàn)交際人的社會特征對選擇語言項目即語項（language item， 大至某個語言，小至某個語言成分）有影響。由居住地這一社會特征劃出的人群通常叫社群，由性別、年齡、職業(yè)、階層等社會特征劃出的人群通常叫類群，這樣，我們就可以具體地說，交際人的社群或類群社會特征對選擇語言項目有影響。反過來說，共同選擇某一套語言項目的人群或形成社群，或形成類群。如果再用一個語言學術語概括語言的社群和類群，那就是“言語共同體”（也有譯為“言語[語言]集團[社團、社群]”的）。英國語言學家R.A.赫德森在《社會語言學》（丁信善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一書里羅列了約翰。萊昂斯，查爾斯。霍基特，倫納德。布龍菲爾德，約翰。岡佩茲，威廉。拉波夫等語言學家對“言語共同體”所下的定義，盡管這些定義在陳述角度上不盡相同，但都是根據(jù)言語劃出的人群，而不是根據(jù)人群劃出的言語。約翰。岡佩茲的下面一段話十分明確得表達了這層意思：“大多數(shù)持久的集團，不論是小到面對面交往的伙伴，還是大到尚可為地區(qū)的現(xiàn)代國家，或是同業(yè)協(xié)會，地段團伙，只要表現(xiàn)出值得研究的語言特色，均可視為言語共同體。”對于什麼是“言語共同體”，有一種解釋是這樣說的：“軍事語言是軍事社群的言語社群”。按“言語共同體”的本來意義來理解這句話，于是就成了“軍事語言是軍事社群的言語社群”。如果不按言語共同體本來意義來理解“言語共同體”，就會造成術語在邏輯上的混亂。從術語內部結構上分析致亂原因，顯然是把術語的偏正結構（言語的共同體）當作了同位結構（言語這個共同體）去理解了。

何種言語共同體選擇何種語言項目就呈現(xiàn)出一定的社會分布，言語共同體實質上是由呈現(xiàn)出一定的社會分布的一套語言項目即語言變體來劃分的。赫德森把語言變體定義為“社會分布相似的一套語項”，認為“英語、法語、倫敦英語、足球評論英語、亞馬孫河西北部某大家庭的成員所使用的語言、某人使用的語言”都可以稱為語言變體。這些語言變體的實例大都和交際人的社會特征有關，不是屬于社群變體就是屬于類群變體，只有足球評論英語是和交際人對語言的使用有關，是屬于功能變體。軍人是屬于職業(yè)范疇，職業(yè)是屬于類群范疇，因此，軍事言語共同體主要是根據(jù)類群變體劃分出來的。有人認為軍事言語共同體“是民族共同語的變異”，即社群變體的變體，這意味著軍事言語共同體主要是根據(jù)社群變體劃分出來的。社群變體和類群變體可以相互從屬，由于誰從屬于誰涉及到以誰為主的問題，因此不能任意得把甲從屬于乙說成乙從屬于甲。我國軍事語言的實際情形也表明，是社群變體從屬于類群變體，而不是相反。對于社群變體，我國語言政策是推廣標準變體，但不排斥地域變體和過渡變體。把我國軍事語言說成民族共同語即標準變體的變異，會給人以錯覺，似乎我國軍事言語共同體里只有標準變體，沒有地域變體和過渡變體。

弄清了什麼是“言語共同體”和“語言變體”，我們就可以給“軍事語言”下如下的定義：軍事語言是軍事言語共同體所使用的語言類群變體。

3. 軍事語言變體和語域 軍事語言在使用中可以有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從而形成軍事語言變體。講語言變體不能不講語域，講軍事語言變體當然也要講語域。語域是“根據(jù)不同用途而區(qū)分的變體”，正好與方言相對照，后者是“根據(jù)不同使用者而區(qū)分的變體”。語域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多維性，即具有反映交際行為系統(tǒng)的多維矩陣形式。語言學家們提出了不只一種語域多維模型，被廣泛使用的是英國語言學家M.A.K.韓禮德的三維模型。這個模型由場（交際的目的和話題）、式（交際的手段）、體（交際參與者之間的關系）構成，也就是說，語域這種語言變體可以進行場、式、體三維立體分析。有人把語域看成是“軍事詞語變體的又一個重要的條件或因素”，意思是語域本身不是變體，而是變體的條件或因素，只與詞語有關，和話語無關。這種認識會導致把語域只局限在生活文化背景、交往場合、交際方式幾個方面，從而把交際雙方、上下文等因素從語域中剔除了。這也可以算是一種語域多維模型，雖然話題（屬于場）、角色（屬于體）都被剔除了。分析實例時，根據(jù)需要，可以對語域進行一維平面分析。但是，在理論上如果出現(xiàn)語域只能進行一維平面分析的任何暗示，就會給讀者造成錯覺，似乎語域真的只能進行一維平面分析，其實，所有的語域實例都可以進行多維立體分析。

語域和語境是什麼關系，直接影響到對語域的理解。如果語域從屬語境，語域就失去了語言變體的資格，因為語域不是語言變體，只是影響選擇語言變體的條件或因素。如果語域不從屬語境，語域就有資格成為語言變體。語境有廣狹兩義，狹義語境只指上下文（內部語境、小語境），廣義語境還包括說話環(huán)境或背景（外部語境、大語境）。但在社會語言學里，語域和語境有明確分工：語境只指上下文。赫德森把語域視為一種變體，把語境視為對語言變項產生影響的一種因素，在他看來，語域和語境之間并無從屬關系。

語域的一維是交際方式，交際方式主要指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兩大方式，有一種分類法把體態(tài)“語言”也看成是口頭語言、書面語言、體態(tài)語言三級獨立交際方式的一級，其實，體態(tài)“語言”只是和有聲語言并列，是不能和口頭語言、書面語言形成三足鼎立之勢的。研究軍事語言的口頭語和書面語，既可以用傳統(tǒng)語言學的表達理論，也可以用社會語言學的變體理論。用什麼理論去講，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因為這兩種理論都能講出自己的特點，而且不能互相替代。同樣講語言使用，語言表達論是著眼于語言的內部特征，語言變體論是著眼于語言的社會分布，就像同樣是講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著眼于口頭和書面，講的就是交際方式，著眼于語言，講的就是語言變體。

4. 軍事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 陳原教授介紹說，社會語言學不當至今“沒有一致公認的界說”，而且其“研究對象或范圍至今還沒有一個一致公認的界說”，因而社會語言學大有“發(fā)展活動的余地”。用這些話來說明“軍事語言學”的現(xiàn)狀，也恰如其分。有人認為軍事語言學是社會語言學的一個分支，而且嘗試在論著中從基本構架直到基本觀點、基本術語都向社會語言學靠攏。如果有一本論著能首尾一貫地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去研究軍事語言，那不但是對軍事語言研究的一大貢獻，而且也是對社會語言學研究的一大貢獻。可惜目前做不到，因為編著一本純粹從社會語言學角度加以研究的軍事語言學論著似乎條件還不成熟：大量的、活生生的軍事語言現(xiàn)象還沒有用結構描寫的研究方法去整理和分析。如果把結構描寫的研究看成是前期工作，把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看成是后期工作，那么，前期工作沒有做好，后期工作就很難有所作為。當務之急還是做好軍事語言現(xiàn)象的結構描寫，這也就是本書研究工作的定位，雖然本書也不排斥用結構描寫方法以外的方法研究軍事語言現(xiàn)象。

還有一種觀點，就是把軍事語言學看成是一種社會方言，主張用社會方言學的理論去分析它。這樣一來，軍事語言學不是直接和社會語言學掛鉤，而是直接和社會方言學掛鉤。這種從社會語言學——社會方言學——軍事語言學分級模式去看待軍事語言學的觀點似乎更為合理，因為在社會方言學里各種語言研究方法都有大現(xiàn)身手的機會。

語言學范文第3篇

論文摘 要： 《語言學與翻譯語言》一書通過理論的闡述說明，問題的詳盡討論和實際例子的練習很好地解釋了語言學與翻譯的關系，加強了讀者對語言學是如何用來幫助翻譯創(chuàng)作，實現(xiàn)翻譯語言描寫，進行建設性的翻譯批評的理解。總體來說，本書主要有四個特色：①研究角度新穎；②內容全面；③結構合理；④語言簡樸。此書為學生和老師進行更深入的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基礎。

《語言學與翻譯語言》（Linguistics and the Language of Translation）一書是由米德爾塞克斯大學翻譯研究中心的領頭人物克爾斯坦·馬姆克（Kirsten Malmkjar）專門為學習翻譯，語言或語言學的讀者所編寫的著作。該書解釋了語言學與翻譯的關系，加強了讀者對語言學是如何用來幫助翻譯創(chuàng)作，實現(xiàn)翻譯語言描寫，進行建設性的翻譯批評的理解。

一、內容簡介

本書首先介紹了西方翻譯研究的發(fā)展史和當代翻譯研究的方法，然后概述了始終貫穿本書的意義理論和語言學應用到翻譯研究中的基本模式，最后詳細具體地從語言學角度解釋了語言中的音、詞、語篇等各個層面對翻譯的影響。由此該書共可分為四部分，即，第一部分，關于翻譯學的一些簡介概述；第二部分，翻譯與語言；第三部分，翻譯中語言的語言學分析；第四部分，總結、參考文獻和索引。

第一部分，翻譯學的簡介，包括第一章“從翻譯著作到翻譯研究”和第二章“翻譯研究的描繪和研究方法”。作者首先在第一章簡要地介紹了翻譯研究在西方發(fā)展的幾個重要步驟：從羅馬人的翻譯到《圣經》的翻譯再到各個派別的重要理論家的翻譯理論最后到二十世紀末理論中的重要的“目標文本轉向”（the target text turn）理論。然后在第二章中，作者先介紹了Holmes對Toury繪制的翻譯學學科圖（map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解釋。他的劃分出來的許多翻譯學門類及其理念是現(xiàn)在翻譯學家們學習研究的基礎。作者接著討論了自二十世紀中葉以來學者們進行翻譯研究的主要四種方法，即，語言的方法、描述的方法、功能的方法和文化的方法。

第二部分即第三章“翻譯與語言”是該書的關鍵部分。在這部分，作者主要關注兩個影響理論家關于翻譯本質的更詳細了解的因素：一個是語言、文化、本體相對論。另一個就是語言學理論與翻譯理論的關系。相對論認為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語言環(huán)境中長大的人多多少少世界觀都會不同。而與之相對應的普遍論則覺得差異總是建議在共性的基礎上的。作者在講述相對論時，把文化相對論、語言相對論、本體相對論分開來，并將它們分別與它們各自的相對應的普遍論結合起來進行對比分析來說明問題。接著作者從韓禮德（Halliday）的語言功能說及語域概念來說明文化普遍論。這樣的安排有助于讀者在學習過程中比較理解。在語言理論與翻譯理論的關系方面，作者先總結了過去大家所公認的兩種關系：1.翻譯研究是語言學的數(shù)據(jù)源；2.語言學是翻譯研究的數(shù)據(jù)源。然后通過語言學分析了翻譯過程中的發(fā)生的對等、錯誤、篡改。最后作者簡要地介紹了如何把語言學作為翻譯研究的一種信息資源。作者認為用語言學理論研究翻譯是完全可能，而把語言學作為分析文本中語言現(xiàn)象類型的信息資源是很有幫助的；在翻譯研究中注重翻譯語言是對翻譯采取審美態(tài)度的一種方法，我們應該采用語言學的見解來分析譯本與源本之間關系的本質。

本書第三部分“翻譯中語言的語言學分析”包括五個相比前面三個章節(jié)更具應用性的五個章節(jié)，即第四章到第八章。第四章“翻譯中的聲音與節(jié)奏”從語音學和音系學的角度來分析聲音模式對翻譯的影響。本章分兩個方面來討論：聲音和節(jié)奏。第五章“翻譯中的詞和意義”中作者解釋了什么是詞，以及在傳統(tǒng)翻譯理論中是如何處理詞的，然后介紹了詞的幾種分類，并通過分析Lewis Carroll的一首詩中不同詞類的特點及它的譯本來說明語言學的詞類的劃分對翻譯的幫助，并結合翻譯介紹了詞的語義方面，包括詞與述詞（predecates）之間的意義關系和詞匯的靈活性。第六章“詞公司”主要向我們介紹了幾種翻譯時需要的詞庫資源，包括字典、語料庫和搭配，通過例證分析了它們的概念及特點。然后作者提出了我們在使用語料庫時要注意的幾點問題。第七章“從詞到語篇”表明要開始從語篇的層面來分析語言和翻譯。在這章中，作者結合結合格萊斯（Grice）提出的“會話合作原則”對文本性（texture）、含義（implicature）、語篇體裁等進行了詳盡的解釋，并結合實例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總的來說，介紹了作為行動的語言概念。第八章“翻譯中關于短句和語篇的觀點和思考”主要是用功能方法來研究短句。韓禮德認為是英語中的短句使得三個語言系統(tǒng)（語氣系統(tǒng)、主位和述位系統(tǒng)、及物性系統(tǒng)）能讓三種功能（交流獲得信息、解構信息、表達）得以在短句水平上都實現(xiàn)。最后，作者簡要地、總結性地介紹了語言、思想與翻譯的關系。語言可以用來幫助達到意識形態(tài)的目的，而由于兩種文化中的“不對稱的權力關系”不同，所以翻譯顯然會產生不同于原文本的意識形態(tài)。意義理論是始終貫穿著這部分的。該部分就是通過從語言學角度分析由小到大的各個語言單位是如何影響語言的意義從而分析它們是如何影響翻譯的。

二、簡要評述

本書具有以下鮮明特點：

（一）角度新穎

隨著翻譯學的興起，對翻譯的研究也越來越多。這些研究有從各個角度解釋翻譯、分析翻譯的，其中從語言學角度出發(fā)的則大多都是把某個語言學分支與翻譯結合起來，雖然這些研究成果都給學習翻譯的人提供了理論實踐的指導，但像《語言學與翻譯語言》這樣把翻譯與語言學系統(tǒng)地結合起來，為學習翻譯理論的學生們打開深入研究之門的作品則很少。本書既可看作是從語言學角度研究翻譯的著作，也可看作是從翻譯角度研究語言學的佳品。正如來自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的溫蒂·安德森（Wendy Anderson）教授所言：“這本書很好地論述了兩個學科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 　（二）內容全面

本書的全面系統(tǒng)可以從縱橫兩方面來看。從縱向來看，本書系統(tǒng)全面地從語言學角度詳細對翻譯語言的各個層面進行了分析。比如在該書的四、五、六、七、八章中，作者分別從音、詞、意、語篇、短句的層面對翻譯語言進行了分析，而分析過程中則涉及語言學中的音位學、音系學、詞匯學、語義學，以及各個像格萊斯和韓禮德這樣的語言學家的語言學理論。同時，在翻譯簡介的部分本書也做到了全面。從羅馬人的翻譯到《圣經》的翻譯再到各個派別的重要理論家的翻譯理論最后到二十世紀末理論中的重要的“目標文本轉向”理論，本書都作了簡要的介紹。從橫向方面來看，本書不是只對翻譯學或語言學作了研究，還涉及了很多其他學科。比如在第二、三章對翻譯學研究的介紹中就涉及了文化、哲學、心理學等多個領域。

（三）結構合理

本書作者很好地考慮了讀者，合理地安排了全書的結構。從整體看，作者先用一、二章對翻譯學作了簡要的介紹，在第三章中則開始把翻譯和語言學聯(lián)系起來，接著則開始一步步從語言的各個方面對翻譯語言進行分析。全書章節(jié)環(huán)環(huán)相扣，步步深入，從整體到細節(jié)，從介紹到研究，把讀者慢慢引入翻譯語言的語言學研究中。從部分看，作者不僅在每個章節(jié)的開頭都有簡介，對本章的主要觀點和難點作了簡要說明，使讀者在學習每個章節(jié)前都有一個清晰的框架，而且在每一章節(jié)中都安排了供學生們自己思考提高的質量較高的練習和討論。這種種安排都能引導讀者的學習研究，很好地體現(xiàn)了本書作為教科書的一面。

（四）語言簡樸，文體活潑

作為一本全英的外文學習書籍，語言的難易、文體的沉輕對大部分中國的讀者而言是很重要的。而本書不同一般的理論書籍，正如文迪·安德森所言：“它用生動活潑的文體，從一個新穎的角度對語言學和翻譯研究中的關鍵概念和爭論點進行了清晰的討論，并使之與書中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例子和理論及其實際應用的恰到好處的結合一起為本書添色。”本書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輕松活潑的像小說一樣的文體及大量的實例來說明理論問題，所以正像作者自己所說，該書既可以作為研究生的學習教材，又可以作為學習翻譯的本科生的教材。

（五）不足之處

當然，本書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比如：對翻譯學的各個理論雖都作了介紹，但不夠深入詳細。特別是關于后殖民翻譯理論、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生態(tài)翻譯理論等新近翻譯理論涉及得很少。這無疑對翻譯學習讀者來說是一大缺陷。其次，本書中的實例多為西方國家素材，少有中國語言素材，導致中國讀者在理解時稍有生疏感。

三、結語

不管怎樣，從整體看來，無論是從內容還是從它所采用的方法來看，《語言學與翻譯語言》都是一本學習翻譯理論的好教材。該書無疑會傳授給我們專業(yè)的基礎理論知識并給我們有益的啟發(fā)，正如作者在結言里面所說，本書的作用就是“為學生和老師進行更深入的翻譯研究提供一個基礎”。

語言學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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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西東巴教中的二元對立及其對納西族世界觀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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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zhí)法語境下警察與犯罪嫌疑人權勢關系的話語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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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范文第5篇

Step 1創(chuàng)造良好的語言環(huán)境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啟蒙老師，給孩子創(chuàng)造良好的語言環(huán)境是開口說話的基礎。所以，小燁出生后，我盡可能多和她說話，聲音輕柔、語速緩慢、發(fā)音清晰。盡管這時孩子還聽不懂，只是我的自言自語，但這對她已經起到了潛移默化的熏陶作用，也使孩子在愉快的情緒中感受到來自媽媽的聲音和愛。

Step 2提高認知能力

寶寶學習說話的過程，是一個認知的過程，首先是語言與實物對應的認知，同時還是對語言表達方法的認知。從小燁出生后，我?guī)缀踝兂闪艘粋€“不住嘴”的媽媽，不斷地給孩子描述她目之所及的用品。比如，給小燁用奶瓶喝奶時，我會說：“小燁，這是奶瓶。”然后接著念：“小奶瓶，長小嘴，小燁和它嘴對嘴。”這時，小燁就會緊緊地抱著奶瓶喝起來。喝完奶，用小手帕給小燁擦嘴，我又會說：“小燁，這是手帕。”然后接著念：“花手帕，四方方，天天戴在我身上……”在簡單、有趣的兒歌中，慢慢地讓她將語言與事物對號入座。另外，我也會在說話中伴以動作示范，比如：“媽媽在給小燁穿衣服，來，抬起手，穿入袖子里，抬起小屁股，媽媽換尿布了……”慢慢地，小燁就會明白媽媽正在做什么，也會有意識地配合我，將語言和動作緊密的聯(lián)系起來。

Step 3加強引導，讓寶寶早日開口

寶寶第一次開口說話，是從認知到表達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時就要正確地引導她，創(chuàng)造更多的開口的機會，讓她產生說話的欲望和興趣。在教小燁開口說話時，我會用手指著某個她已經認識的物品問：“這是什么？”剛開始她還不會發(fā)音，我便反復示范讀出物品的名稱，讓孩子聽到清晰的發(fā)音，看到正確的口型，然后鼓勵她跟著說出來。有時候，我還會給小燁念一些簡單的兒歌：“小娃娃，甜嘴巴，喊爸爸，喊媽媽，喊得奶奶笑掉牙。”反復給小燁念過多次之后，我就故意地只念前面的字，把最后一個字留下，等著小燁來接。在這樣的語言刺激之下，小燁很快便會背熟兒歌，幫我接上最后一個字，經歷了從認到說的過程。

Step 4多看、多聽、多練，提高語言表達能力